顧氏炎武據李雯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官鹽矣。謂其說鑿鑿可行，又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鹽，為掩耳盜鍾之政。其意蓋欲撤一切疆界，以實其不問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窮源之論。餘少時讀而善之，洎後修《鹽法誌》於揚州，又躬履鹽場，始知李說書生之見也。
淮南鹽價每斤約銀五六厘，課約銀一分；淮北官定鹽價每斤銀一厘五毫，課約銀六厘。是所謂一稅，直俄頃而舉鹽價一倍之、五倍之也，誰則願經此一稅者？利之所在，人人趨之，灶戶、商戶、船戶、兵役、百執事等，無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況官亦庸足恃乎？濱海數百裏，港汊百出，白蘆黃葦一望無際，村落場灶零星散布於其間。不漏於近署，漏於遠地矣；不漏於晴霽，漏於陰雨矣；不漏於白晝，漏於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時可禁？當下一轉語曰：天下皆官鹽，天下皆私鹽矣！國初雖無帑利，而課額已不少，其時百物皆賤，鹽價必有賤無貴，情事宜相等。李氏乃為此說，毋乃傎乎？
票鹽之始，《明史?食貨誌》載：嘉靖中，山東、兩浙令山商每百斤納稅八分，給之票，每年收銀二千餘兩。浙江《鹽法誌》則稱：嘉靖中兩浙巡鹽禦史李遂，行票引於黃岩等場，每張照鹽三百斤，置票九萬張。又稱厥後漸廣，是又不止九萬張之數。計九萬張已得銀二三萬兩，所謂廣者、山東猶不與。《明史》所載殊未盡，魏氏源《票鹽記》僅引《明史》，則考之不審也。此近於就場定稅，特不能不問所之，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陸公建瀛於淮南踵行之，亦兩綱全課悉舉，為數年所未有，而訾毀蜂起，則綱領是而條目非也。
今議鹽法舍是更無良策，亦於票鹽中求其盡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藪也。票法已從簡易，然尚有可議者，減引而轉帶乙也，挽上六閘也，儀征改捆也，桐城等江運入岸仍歸專商也，宜一切鏟除之，於三江營一帶相地立局，為交稅及場船交鹽、江船受鹽之所。每綱仍用舊額一百三十九萬餘引，加入岸七萬餘引，並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兩包，就場定捆，以後經卡掣驗，永不改捆。酌定正雜課經費，一律定額，其湖運淮北天長一岸，亦宜歸並淮南，照高寶食鹽辦理。運商凡招三種，一自場運江，一自江運岸，一自岸運各州縣。無諭官紳軍民皆準承運，凡舊商舊引概不轇轕。
一、平減賦則也。票法宗旨，在於輕本敵私，能敵私則前綱早竣，後綱繼之，鹽出於海而無窮，與稍多何害？利歸於官而不絕，取稍少何害？不能敵私，則私鹽占之，利不歸官，鹽溢於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冊課目，斤稅幾及一分，實已過重。［辛亥改章亦以其過重，每引加帶一二百斤，然票鹽仍不獲利］為今之計，莫如奏芟帑利、參價二款。帑本早沒於舊商，帑利轉責之新販，舊商稅整，可以分參若幹兩，新商稅零，不能折參若幹分，徒使價出商資，參歸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順，而帑利百餘萬，厥數更巨，實滯銷之原，必應刪薙，以輕成本。
一、製造洋船也。擬造容五六百墩［可容鹽二千餘引］輪船十，安慶、九江、漢口三處牽算，月得往來，三歲得往來三十六，凡運鹽七八十萬引。更用舟尾係舟之法，即全綱可舉。又回舟可帶米二三百萬石，統計往來舟值。視江船常價有減無增。而運行之速則十倍，且輪船質堅力猛。所遇輒糜碎。海口捕盜。往往見盜船即前觸之，並可兼巡私之用。計無便於此者。
一、廣建鹽倉也。向來運鹽，舟笨而遲，到岸已須累月，守賣動輒經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費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輪散輪還相為弊。且今議洋船運鹽，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勢。一入於倉，則防範易於舟，僦直少於舟。且可時其貴賤，酌其緩亟，而多寡其運數，令各場各地，永無多鹽、缺鹽之患。凡鹽一年之後，質堅不複淋鹵。向時鹽船守候本須逾年，是即久儲倉中，虧折僅等。三江營、安慶、九江、漢口四處皆濱江，於建倉甚便，乃從來不聞議及，何耶？
或又曰：鹽課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則鹽課之數原準丁數。今以各省地丁三千萬，鹽課六百萬計之，鹽課當地丁十之二，徑於地丁中加十之二為鹽課，亦簡易之法。不知賦稅之事，減順而加逆，非萬全之道。且果行之，異日度支稍乏，必議重征鹽稅，是適為秕政之地，未敢輕於立論也。至兩淮引地課額居天下大半，兩淮舉而餘可勿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