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能夠想到的一個創作小說的條件就是真實。
如果不是沃爾特·貝讚特先生[2]最近出版了十分有趣的小冊子《小說的藝術》,從而讓我為自己的魯莽找到了托詞,我應該也不會給這些評論取一個如此無所不包的名字。我的這些評論必定在任何一方麵都缺乏完整性,但如果對相關主題進行全麵的考量,我們就會被帶得太遠了。貝讚特先生在皇家研究院[3]的演講——它是那本小冊子的雛形——似乎表明許多人都對小說的藝術感興趣,他們對那些進行小說藝術實踐的人可能想在這一領域發表的評論也並非漠不關心。因此,我唯恐錯過與之合夥所帶來的好處,趁貝讚特先生顯然已經引起關注的時候再多言幾句。關於講述故事的奧秘,他已經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本身就有十分鼓舞人心的地方。
這是活力與好奇心的證明——不僅是誌同道合的小說家們的好奇心,也是讀者們的好奇心。就在不久之前,人們或許還認為英國小說不具有法國人稱之為可討論性[4]的那種特征。它缺乏背後擁有一種理論、一種確定的信念、一種自我意識的氣質——這氣質來自它是某一藝術信念的表達,是經由選擇和比較的結果。這並不是要說英國小說因此而更糟,我可沒有膽量暗示小說的形式,如狄更斯[5]和薩克雷[6](以他們兩位為例)所以為的那樣,有任何不完滿的地方。然而它確實是樸素[7]的(如果我還能再借用一個法語詞的話),並且顯而易見的是,如果英國小說注定因為失去這一質樸[8]而遭到某種折損,那麽現在它確信這失去也伴隨著相當的益處。在我之前提到的那個時期裏,有一種易於接受且令人愉悅的想法廣泛流行,即小說就是小說,好比布丁就是布丁,僅此而已。但出於某種原因,最近一兩年內開始有了恢複生氣的跡象——在一定程度上說,一個討論的時代似乎開啟了。藝術依賴討論、實驗、好奇心、意圖的多樣性、觀點的交鋒,以及立場的對比而生存。並且有些人認定,當一個時代裏所有人對藝術都沒有什麽特別的觀點要表達,說不出藝術實踐和偏好的理由,那麽即便它可能是一個天才的時代,也不會是一個發展的時代,甚至可能還會是個有點遲滯的時代。對任何一種藝術的成功應用都是令人愉悅的景象,但理論也同樣是有趣的。雖然有很多理論缺乏藝術應用,但我相信沒有一個名副其實的成功缺乏潛在的信念核心。當討論、建議、表達都能夠坦率且真誠,它們就會是培育藝術作品的土壤。貝讚特先生為此做出了極好的榜樣,他表達了關於小說應該怎麽寫、怎麽發表的看法,因為他在附錄中繼續討論的對“藝術”的觀點也將其包含在內。同領域的其他從業者無疑會參與討論,他們會帶入自己經驗中的領悟,這必然會使我們對小說的興趣比曾經一度麵臨衰落的時期更大——在這種嚴肅、活躍、富有探究性的興趣之下,在充滿信心的時期裏,這項令人愉悅的研究才膽敢多發表一些對其自身的看法。
要想受到公眾的認真對待,自己必須先認真對待自己。那種認為小說“邪惡”的舊思想無疑已經在英國絕跡了。但它的幽靈還在躲躲閃閃地徘徊,瞄向任何一個不肯或多或少承認自己隻是個笑話的故事。即便最滑稽詼諧的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這種被排斥的壓力。而在此之前,直接遭到禁止的是文學中的輕浮。滑稽詼諧並不總能假扮莊嚴。即便人們也許羞於啟齒,但他們仍然要求一部歸根結底隻是“虛構”(不然什麽才算“故事”呢?)的作品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懷有歉意——應該不要以確實地企圖表現生活自居。這當然是任何一個明理且清醒的故事都不會做的,因為它們很快意識到這種條件下的寬容隻是企圖披著慷慨的外衣來遏製它們。相比之下,雖然福音派教會從前對小說的敵意既直截了當又狹隘,雖然他們認為小說和舞台劇一樣,對我們靈魂的永生沒多少益處,但實際上這種看法遠不如那種認為小說應懷有歉意的觀念更具侮辱性。一部小說得以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確實意圖表現生活。一旦它不再像畫家筆下的作品那樣意圖表現生活,它就會落入十分奇怪的境地。而人們並不要求圖畫通過自我貶低來獲得諒解。並且據我之見,繪畫藝術與小說藝術之間的相似性是全麵的。二者的靈感是相同的,創作過程(不算上它們不同的表達手段)是相同的,成功也是相同的。它們可以相互學習,互為解釋和彼此支撐。它們有同樣的事業,共享榮譽。二者各自在風格和表現技巧方麵都具有獨特性,並促進了各自的發展。穆罕默德的信徒們認為圖像是瀆神的,但基督徒們早就不這麽想了。因此,他們至今還對這一圖畫藝術的姐妹疑慮重重(盡管他們可能已經掩飾了這一點)就顯得更為古怪。消除疑慮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強調我剛才提及的那個類比——去堅持一個事實,即正如圖畫就是現實,小說也是曆史。這是我們能夠對小說做的唯一概述(同時也是一個合理的概述)。但如我所言,曆史也是可以表現生活的,它和繪畫一樣不被要求懷有歉意。小說的題材同樣存儲在檔案和記錄中,而且隻要它自己不打算泄露玄機,如人們在加利福尼亞說的那樣,就應該用曆史學家的口吻,胸有成竹地去講述。有些卓有成就的小說家喜歡在敘述中泄露玄機,這一定常常讓認真看待他們小說的讀者們傷心不已。我最近沉迷於閱讀安東尼·特羅洛普[9]的作品,他就在這方麵特別不慎重。在一段題外話、一個插入部分或者一段旁白中,他向讀者坦白他和那個輕信他的朋友隻是“虛構”。他承認自己敘述的事情沒有真的發生,並且他可以讓敘事情節轉到讀者最喜歡的任何方向。坦白地說,這種對小說家這一神聖職業的背叛在我看來是一樁可怕的罪行;這就是我所說的歉意所包含的意思,並且它在特羅洛普身上給我的徹底震撼就仿佛是在吉本[10]與麥考利[11]身上給我的震撼一樣多。這意味著小說家不像曆史學家那樣忙於尋找真實(當然,我指的是他所設想的真實,這是我們必須給予他的前提,無論實際上它們會是什麽),並且因此一下子被剝奪了所有立足之地。去表現和闡釋曆史與人類的行動,是兩類作家共同的任務,而我能看到的唯一區別就是小說家越成功,他的榮耀就在於他越難以收集證據,而這和純粹文學性的工作相距甚遠。在我看來,小說家同時與哲學家和畫家有著如此多的相似之處,這似乎給予了小說家以偉大的品格,這一雙重的相似性是一種偉大的傳承。
這些都清楚地表明,貝讚特先生所堅持的觀點是多麽全麵充分:他指出小說當屬藝術之列這一事實,因此應當輪到小說來獲得所有那些迄今為止一直為成功的音樂、詩歌、繪畫以及建築行業所擁有的榮譽和薪酬。對這麽一個重要事實來說,再怎麽堅決主張也不為過。並且貝讚特對小說作品地位的要求也許可以稍微不那麽抽象化地表述一下,即貝讚特先生不僅要求小說家的作品應該被認為是具有藝術性的,並且還應該被認為確實是非常具有藝術性的。貝讚特先生表達出這個意思來是再好不過的了,因為他所做的表明有這樣的必要,並且他的主張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新奇的。人們看到這一想法就會不敢相信地揉揉自己的眼睛,但貝讚特先生文中其餘的部分確認了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事實上,我感覺還可以進一步地去證實以下說法也不會錯得太遠,即除了從來沒想過小說應該是藝術性的那些人以外,還有相當多的人在聽到有人強調這一觀點時,會在心中充滿懷疑。他們會發現難以解釋自己的那種厭惡感,但這種感覺卻強烈地引發他們的防範之心。在我們新教群體中,有許多事物都怪異地扭曲變形,在一些圈子裏,人們認為“藝術”會對那些認為它十分重要,讓它在權衡之中體現價值的人產生一些不明確的有害影響。這些人認為,藝術以一種神秘的姿態與道德、娛樂和教導對立。當它在畫家的作品中體現出來(雕塑家是另一碼事!),你就知道它是什麽:它就出現在你的麵前,在那片實在的粉色、綠色和一個鍍金的畫框中,你一眼就能認出裏麵最糟糕的東西來,你可以保持警惕。然而,當藝術進入文學之中,它就變得隱蔽起來——於是就有了讓你在察覺之前就受到傷害的危險。文學應該要麽起訓導作用,要麽起娛樂作用。而且許多人認為,這些對藝術性的苦思冥想,對形式的探索,不僅對兩種作用都毫無幫助,實際上還妨礙了兩者。對於教導來說它們太膚淺,對於娛樂來說又太嚴肅。除此之外,它們還刻板教條、自相矛盾且多餘累贅。我想,如果那些走馬觀花一般讀小說的人要把自己暗藏的想法表達清楚的話,就會是這個態度。當然,他們會爭辯說,小說應該是“好”的,不過他們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解釋這個詞,從而使它在不同的評論者那裏產生的意義千差萬別。有人會說“好”意味著塑造有德行有抱負且地位崇高的人物;有人會說“好”取決於一個“圓滿結局”,它是最終的獎品分配,是撫恤金,是丈夫、妻子、嬰兒、百萬財產、附加的條款和令人愉快的談論;還有人會說“好”就是充滿了事件和變動,所以我們都希望能跳到情節後麵,去看看那個神秘的陌生人是誰,那個被偷的東西有沒有找到,並且這種快感不該被令人厭煩的分析或“描述”所擾亂。不過這些人都一致認為有關“藝術性”的觀點會掃了他們的興。有人認為它應該為所有的描述承擔責任,有人則認為它是缺乏同情心的表現。它顯然不利於有一個圓滿的結局,而且在有些情況下甚至會否決了所有的結局。對於許多人來說,小說的“結局”就好像一道上好晚宴中的甜品或冰品,而小說中的藝術家就像那種愛管閑事的醫生,禁止人們享受那宜人的回味。因此,雖然貝讚特先生認為小說是一種出類拔萃的文學形式,但他的觀點不僅遭到消極的忽視,也受到了直接的冷遇。作為一件藝術品,它的本質宗旨是否要像一件機械作品那樣給出圓滿的結局、討人喜愛的人物以及一個客觀的語調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沒有一個雄辯的聲音響起來,讓大家注意到小說和其他藝術形式一樣,是自由且嚴肅的文學分支,那麽這些想法聯在一起,即便內部不相一致,對小說來說也是難以承受的。
當然,在無數對我們這代人的輕信具有吸引力的小說麵前,有時也會產生懷疑,因為似乎沒有偉大品格能從這樣輕易且快速製作出來的商品中產生。必須承認的是,好小說被壞小說害慘了,並且整個小說行業都因為作品過剩而敗壞了名聲。不過,我認為這一損害隻是表麵的,並且書寫小說的過剩並不違背原則本身。小說像其他體裁的文學一樣,像我們今天的所有事物一樣,被庸俗化了,並且事實證明,它比其他體裁的作品更容易被庸俗化。但是,好小說與壞小說之間的差別和從前一樣大。壞小說和胡亂塗抹的畫布、毀壞了的大理石雕像一樣,都被掃進無人問津的遺忘角落,或者世界的後窗下那廣闊無邊的垃圾場,而好小說則光芒四射,激起我們對完美的渴望。盡管我要冒昧地對語調裏充滿了對他的藝術之愛的貝讚特先生提出一點批評,我也應該立刻把它講出來。對我來說,貝讚特先生錯在試圖如此確定地說出好小說應該是什麽樣的。指出這樣的錯誤所導致的危險是這幾頁內容的目的。我想表明,關於這個主題的某些被人先驗地加以運用的傳統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以及,對於一門力圖直接再現生活的藝術來說,要有良好的健康狀態就必須擁有完全的自由。它靠實踐為生,而實踐的意義恰恰是自由。要想不被斥為獨斷專權的話,我們能夠預先為小說規定的職責,就隻有有趣這一條。這個普遍性的職責與小說相伴相依,但這就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職責了。小說能夠自由實現這一效果(引起我們的興趣)的方式多到讓我震驚,而給小說製定規範或限定邊界則隻會使它變糟。小說和人的脾氣性情一樣各有不同,而它們越是能夠表現出一個異於他人、與眾不同的心靈,就越可以取得成功。用最寬泛的定義來說,一部小說就是一種個人化的、對生活的直接印象:那麽首先,這構成了它的價值,這價值的大小取決於印象的深刻程度。然而如果沒有感覺與言說的自由,就不會有任何的深度,因此也不會有價值。去探尋小說應該遵循的路線、使用的語調、填充的形式等做法都限製了自由,並且抑製了我們最感興趣的那一個東西。似乎對我來說,應該在事實之後再來欣賞形式:那時作者已經做出了選擇,他的標準也顯示了出來;那麽我們就可以遵循路線和指示方向,可以比較語調和相似之處。簡而言之,我們可以享受那最為迷人的歡樂之一,可以評估質量,可以對實踐進行檢驗。實踐僅僅屬於作者一人,這是他最為個人化的一點,而我們也通過這一點來衡量他。小說家的優勢、奢侈,以及他的痛苦和職責都在於作為一個實踐者,他意圖要做的事是不受限製的——他可能的實驗、努力、發現、成功都不受限製。尤其是他一步一步地工作,和他那拿著畫筆的兄弟一樣,對那位兄弟,我們總說他用隻有他自己最懂的方式來繪畫。他的方式就是他的奧秘,但卻不一定是為他獨有。如果他願意,也可以把這奧秘當作一般的事物一樣公布於眾。當將其教授給別人時,他也可能倍感困惑。我談到這一點時回顧到了我曾提出的主張,即畫家繪畫與小說家寫作的方法有共同之處。畫家能夠教授他繪畫的基礎內容,並且通過學習好的作品(假定具有天賦的話),也有可能去學習如何繪畫和如何寫作。然而,有一個事實也依然成立,並且也不傷害這兩種藝術之間的緊密聯係[12],即文學家會不得不比其他藝術家更多地對學生說:“啊,那麽,你必須據你所能去做!”這是一個關乎程度大小的問題,一件精妙的事情。如果說存在精確的科學,那麽就存在精確的藝術,而由於繪畫的法則比小說要確切得多,所以它產生了區別。
然而,我必須補充的是,如果說貝讚特先生在文章的開頭指出“小說的法則應該可以被製定和教授,使它像繪畫的協調、透視和比例法則一樣精確嚴謹”,那麽他把他的評述應用到“普遍”法則上,並且用一種令人難以否認的方式來表述大部分的法則,使得這一言論聽起來不那麽過分。他認為,小說家必須從經驗出發來寫作,他的“人物必須真實,就好像在真實的生活中會遇見一樣”;“一個寧靜鄉村長大的年輕女士不應該去描寫駐防部隊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的朋友和他的個人經曆都來自中下層階級,那麽他應該謹慎地避免讓他的人物進入上層社會”;應該在備忘簿裏記筆記;人的形象應該有清晰的輪廓;通過一些描寫說話或儀態的技巧來使人物形象清晰是個糟糕的方法,而通過“詳細地描繪他們”則是更糟的辦法;英國小說應該有一個“自覺的道德目的”;“精細的寫作技巧——亦即風格——的價值怎麽高估都不過分”;“最重要的就是故事”,“故事就是一切”:這些法則中的大部分無疑都讓人難以不讚同。或許那條關於中下層階級作家和他對自己地位認知的評論相當令人寒心,但我認為其餘的那些建議都難以拒絕。與此同時,我也發現除了那條關於在備忘簿裏做筆記的勸導之外,其餘的建議也讓人難以絕對地讚同。對我來說,它們很少有貝讚特先生認為小說家的法則所應該具有的品質——“協調、透視和比例法則”的“精確嚴謹”。它們富有意蘊,甚至還鼓舞人心,但它們卻不精確,盡管它們已經在盡可能的範圍內做到了這一點:這證明了我所主張的表現的自由。這些五花八門的勸導——如此漂亮又如此含糊——的價值就完全在人們對其附加的意義之中。那些讓人覺得真實的人物和環境將會最能感動人,激起人們的興趣,然而真實的尺度是難以確定的。堂吉訶德的真實和米考伯先生[13]的真實有著細微的差別。這真實是如此受到作家那想象力的渲染,以至於它雖然可能是栩栩如生的,但人們也不願把它樹為榜樣:對於學習者來說,可能會讓自己麵臨一些非常令人困窘的問題。不言而喻,如果沒有真實感,就寫不出好小說來,但是建立真實感的方法卻難以獲得。人性廣大無邊,而真實感則有無數種形式。我們最能肯定的是,有些虛構的花朵有著真實的芬芳,而有些則沒有;至於預先告訴你應該怎樣捆紮成一個花束,那就是另一碼事了。認為人必須從經驗出發寫作的觀點既精彩又意義含糊,若是對我們假想中那個立誌寫作的人來說,這則宣言就帶有嘲諷的味道了。它指的是哪一種經驗呢?這經驗從哪兒開始,又在哪兒結束?經驗是無窮的,並且永無止境;它是廣大的情感,是一種由最精細的絲線織成的巨大蛛網,懸掛在意識的洞穴中,捕捉飄浮到網內的空中微粒。這就是頭腦運作的氛圍,而當這頭腦富有想象力的時候——如果是一個有天賦之人的頭腦,這想象力就要豐富得多——它就會給自己帶來生活中最細微的線索,把空氣中每一次震動都變成啟示。對一個住在鄉村的年輕女士宣稱,她隻是一個閨中少女,對什麽事都漠不關心,因此她也應該對部隊一無所知,這在我看來十分有失公正。存在著比這更大的奇跡,借助想象力,她應該能夠說出關於這些先生的真實情況。我記得有位英國小說家,她是位富有才華的女士,她告訴我說,她因為在一篇小說中對法國新教青年的個性與生活方式的看法而大獲好評。人們問她是從哪裏對這一鮮為人知的群體獲得如此多的了解,並祝賀她能有這樣獨特的機會。然而這些機會主要在於她有一次在巴黎上樓梯的時候經過一扇敞開的門,屋內住著牧師之家,幾個年輕的新教徒正圍坐在晚飯後的餐桌旁。這一瞥製造了一個畫麵,它隻持續了一刻,但那一刻卻是經驗。她獲得了直接的個人印象,並且創造出了她的典型。她了解什麽是年輕人,什麽是新教;並且她也有了解法國人是怎麽一回事,於是她把這些想法轉變成了一個具體的形象,從而製造了真實。當然,首要的是,她擁有得到一點啟示就能發揚光大的能力,這對於藝術家來說,比恰巧住在任何居所或地方所得到的力量都要大。能夠從可見事物中揣測不可見的事物、探尋事物隱微的意義、根據模型判斷全局、從總體上對生活的感受如此全麵,以至於幾乎能夠了解生活的各個角落——幾乎可以說,這些天賦都構成了經驗,並且它們發生在鄉村和城市,發生在受教育程度最具差異的階層之中。如果說經驗構成了印象,那麽也可以說印象就是經驗,就好像(難道我們不曾看見過嗎?)它們正是我們呼吸的空氣。因此,如果我一定要對一個新手作家說“從經驗出發寫作,並且隻從經驗出發寫作”,卻沒有立刻小心地加上一句“努力成為那種讓萬事都對你產生影響的人”,我就會覺得這更像是一條愚弄人的忠告。
我絕不是要通過說這些來降低準確的重要性——以及真實的重要性和細節的重要性。人們可以從自己的喜好出發來盡可能地表達意見,因此我鬥膽說明,對我來說,真實的氣氛(細節描述的可靠性)是一部小說至高的品質——小說的其他優良品質(包括貝讚特先生提到的自覺的道德目的)都順服地依賴於這一品質。如果沒有它,其他優點都劃歸為零,而如果有了它,其他優點之所以發揮作用,都要歸功於作者成功地製造了生活的幻象。在我看來,為獲得成功而進行的耕耘,以及對這精細過程的研究,就形成了小說家藝術的開始和終結。它們是小說家的靈感、絕望、獎賞、痛苦和喜悅。正是在這裏,小說家真正地表現了生活;正是在這裏,通過試圖去表現事物那傳達出意義的樣子,去捕捉顏色、凸顯的輪廓、神色、外表和實質,小說家與他的畫家兄弟一爭高下。在這個層麵上,貝讚特先生囑咐寫小說的人做筆記是具有啟發性的。然而他記得再多也不算多,記多少也不能算夠。全部的生活都向他展現出來,而哪怕去“表現”一個最簡單的外貌、去製造一個最短暫的幻象,都是非常複雜的。如果貝讚特先生能告訴他該去做什麽筆記,他的任務就輕鬆一點,規則也會更確切一點。但是,他恐怕無法從任何一本指南中學到這一點,這就是他得畢生致力於此的誌業。為了篩選出一點筆記,他必須寫下很多,並盡可能地將其整理出來,而且,在如何施行準則的問題上,即便那些可能對他最有助益的指導者和哲學家也千萬不可打擾,正如我們讓畫家隻和他的調色盤打交道一樣。那條關於小說人物“必須有清晰輪廓”的建議,正如貝讚特先生指出的那樣——他已經了然於心,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則是他的守護天使和他之間的秘密。如果可以教導他說,大量的“描寫”就能實現這一點,或者與之相反,不進行描寫而去發展對話,或者不寫對話而增加“事件”就會讓困難迎刃而解,那就是簡單到荒唐了。比如說,最有可能的是就他的性情而言,這些描寫與對話之間的、事件與描寫之間的那種古怪而刻板的對立是毫無意義和啟示作用的。人們談起它們時總好像它們之間有著非此即彼的衝突,而不是在每一刻都相互融合,成為在總體表現中緊密聯係的各個部分。我無法想象在一係列的區塊當中,寫作還能存在,也無法設想在任何一部值得討論的小說中有一段描寫不意在敘事,有一段對話不是為了敘述,有任何一種真實性的風範無關乎事件的本性,或者一個事件的趣味性得益於其他任何來源,而不是得益於成功的藝術作品所具有的唯一來源——即在說明事物的層麵上取得了成功。小說是有生命的,像其他有機體一樣,它是一個具有連續性的整體。相應地,我想人們會發現當小說是有生命的時候,它的各個組成部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稱在一部內部結構緊湊的完整作品中探尋各個部分排列情況的批評家,恐怕會人為地製造一些邊界,就像曆史上已經為人所知的那些一樣。現在存在著描寫人物的小說和敘述情節的小說這一過時的劃分,它一定曾經使那位對自己的工作滿懷熱情,立誌成為小說家的人常常苦笑一聲。我覺得這種劃分,和同享盛名的小說與傳奇故事之間的劃分一樣不切重點——也一樣地不符合真實。有好小說也有壞小說,就好像有好的繪畫作品,也有壞的繪畫作品,但這就是我認為唯一有意義的劃分了,並且我無法想象說一部小說是描寫人物的,正如我不能想象說一幅畫是畫人的一樣。談論繪畫的時候,人們會說到人物,談論小說的時候,人們會討論事件,這些術語可以隨意調換。除了決定事件以外,人物是什麽呢?除了表現人物,事件又是什麽呢?無關人物的繪畫或小說又是什麽呢?我們在其中還尋找和發現什麽其他的東西?一個女人手扶桌子站起來,用某種方式看向你,這就是一個事件;或者說如果這不算一個事件,那就難以說清這是什麽。與此同時,它也是對人物性格的表現。如果你說沒看到它(事件中包含有性格——得了吧[14]!),那這就正是自有理由認為他確實看見了的藝術家所要展現給你的東西。當一個年輕人認定他完全不夠有信仰去像原計劃的那樣去教堂任職,那就是一個事件,盡管你或許不會急於翻到章節的最後去看看他有沒有再次改變心意。我不是說這些屬於非同尋常或令人震驚的事件。我也不會自稱去評估它們會有多少趣味,因為這取決於畫家的技巧。關於有些事件本質上就比其他事件重要得多的說法現在聽起來簡直是幼稚了,在坦承我唯一能理解的小說分類是分成有趣的小說和無趣的小說,以此來表達我對那些主要的勸導的同情後,我也無須再為這一條加以防備。
小說與傳奇故事,記事的小說與寫人的小說——依我之見,這些生硬的劃分是批評家和讀者們為了方便自己擺脫偶爾的困窘而製造的,但對寫作者來說,它們既不真實,也無益處,而我們無疑正是試圖從他們的角度來思考小說的藝術。同樣情況發生在貝讚特先生顯然打算設立的另一個模糊類別中——即“現代英國小說”。當然了,唯一不同的是在這件事上他的立場陷入偶然的混亂。我們並不清楚,貝讚特先生是意在讓他提及的這些評論成為教導性的,還是曆史性的。假定某人計劃寫一部現代英國小說和假定他計劃寫一部古代英國小說是一樣難以做到的,這是一個回避問題的標簽。一個人寫一部小說,一個人畫一幅畫,用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處的是他們的時代。可是,唉!把它叫作現代英國並不能使這項艱巨的工作簡單一點兒。很遺憾,人們不會再把作家同行的哪一部作品稱作傳奇——當然,除非在單指作品娛樂性的時候,比如霍桑[15]把他的福穀故事稱為傳奇。法國人使小說理論有了非凡的完備性,但我注意到,他們隻給了小說一個名字,並且沒有試圖在小說內部做進一步細分。我想不到有什麽職責是“傳奇作家”不用和小說家一樣承擔的。對他們來說,實踐的標準一樣高。當然我們在談論的是實踐——小說中唯一可以互相競爭的地方。或許這一點常被忽視,於是便造成了沒完沒了的迷惑和誤解。我們必須允許藝術家有他的主題、思想以及法國人稱之為材料[16]的東西:我們的批評隻適用於他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我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喜歡它,或者認為它很有趣:要是我們不喜歡,那非常簡單——別管它就是了。我們應該會相信,對於某些構思,即便是最誠懇的小說家也可能無計可施,而結果則會證實我們的想法,然而這失敗卻必須是實踐的失敗,這致命的缺陷是在實踐中被記錄下來的。如果我們自稱完全地尊重藝術家,那我們就必須允許他們有選擇的自由,即便在具體情況下,有無數的推斷認為這個選擇不會奏效。從對這些假定的公然挑戰中,藝術得到了相當多的有益訓練,而其中可以做的最有趣的實驗就蘊藏在普通的事物中。古斯塔夫·福樓拜[17]曾經寫過一個女仆鍾愛一隻鸚鵡的故事,這篇小說雖然非常完整,但總體上說不是一個成功的作品。我們完全可以覺得它平淡無奇,但我以為它原本可以十分有趣;並且就我而言,他寫出了這篇小說就十分令人高興:它讓我們學習了什麽可以做成——或者說什麽做不成。伊凡·屠格涅夫[18]曾經寫過一個關於一位聾啞農奴和一條哈巴狗的故事,這個故事感動人心,充滿愛意,是篇小小的傑作。他切中了福樓拜所錯失掉的生活的要害——他與那臆測對抗,並取得了勝利。
當然,什麽也取代不了“喜歡”或“不喜歡”一部藝術作品這個老方法:最進步的批評也不會廢除這一最原始、最終極的檢驗。我提到這一點是為了說明我並沒有暗指一部小說或一幅畫的思想和主題不重要。依我之見,它們是最重要的,而且如果讓我來發出一個祈願的話,那就是藝術家應該隻選擇含義最深厚的主題。正如我已經趕忙承認的那樣,有些主題比其他的更有價值,並且那會是一個井然有序的宜人世界,在其中,那些想處理這些主題的人不會迷茫和犯錯。恐怕,這種幸運的狀況隻有在批評家不再犯錯的時候才會出現。與此同時,我要重申,如果我們不對藝術家們說以下這席話,那我們就沒有公正地評判他們:
噢,我承認你應當有自己的出發點,因為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就好像是在規定你應該做什麽,而我不應該承擔這樣的責任。如果我自稱要告訴你千萬不要做什麽,那麽你就會叫我告訴你必須做什麽。那樣的話我就深深陷進去了。而且,我隻有接受了你的資料,才能開始衡量你。這樣我才有了標準和音調。我沒有權力亂動了你的長笛,再批評你的音樂不好。當然,我可能一點也不在乎你的想法;我可能覺得這想法很愚蠢,或者過時了,或者不純潔,那樣的話我就完全不管你了。我可能會自認為你將來不會引起人們的興趣,不過當然我不會想要表達出這一點來。我們對彼此都漠不關心,我無須提醒你說這世上有各式各樣的喜好:咱們誰對此更了解呢?有些人,因為很好的理由而不喜歡讀關於木匠的內容;而另一些人則因為一些更好的理由不喜歡讀關於妓女的內容。還有許多不喜歡關於美國人的。有的(我想他們當中大部分是編輯和出版商)不會對關於意大利人的內容看上一眼。有的讀者不喜歡安靜的主題,有的讀者不喜歡熱鬧的。有的從徹底的幻想中獲得樂趣,有的則認為這是對意識的巨大折損。他們根據喜好選擇自己的小說,並且如果他們不在乎你的想法的話,那就更不會在乎你怎麽處理它們。
於是很快回到了我之前提到的喜歡的問題上:即便左拉先生——他的表達比他的邏輯更有力量,並且他不認同喜好具有絕對性——認為有些事物是人們應該並且可以使他們去喜歡的,我卻難以想象有什麽東西(至少在小說這個問題上)是人們應該喜歡或不喜歡的。選擇這個過程當然是順乎自然的,因為它背後有著持續的動機。這動機也就是經驗。隻要人們感受生活,那麽就能感受到與生活聯係最緊密的藝術作品。這種關係的緊密性是我們在討論小說的力量時永遠不應該忽略的。許多人在談論小說的時候都把它當作是一種不自然的、人為的形式,一個精心創造出的產物,一項去更改、安排我們周圍事物的工作,從而把這些事物轉化成約定俗成的傳統模式。然而,這種觀念卻把我們帶到了一條小道上,把藝術貶低為對一些陳詞濫調的無限重複,切斷了它的發展,直接把我們引到了死胡同。能夠讓小說立足的不竭之力,在於試圖抓住生活獨特的音調和詭計,以及它那不規則的奇特節奏。相應地,如果我們在小說展開的世界中看到未經改編的生活,就會感到觸及了真實;而如果我們看到生活經過了重新的安排,就會感到是被一種經由更改、符合慣例的生活替代品給搪塞了過去。關於這種對生活的重新安排,我們常能聽到充滿信心的把握,仿佛這就是藝術的最新成就。在我看來,貝讚特先生關於“選擇”所發表的十分輕率的言論就有陷入這種大錯的危險。藝術本質上是一種選擇,但選擇主要是為了變得獨一無二。對於許多人來說,藝術意味著玫瑰色的窗玻璃,而選擇意味著給格倫迪夫人[19]挑一束鮮花。他們會口口聲聲地告訴你藝術與令人討厭的、醜陋的東西無關;他們會飛快地說出一些膚淺的關於藝術範圍和界限的老生常談,直到你對這種無知的範圍和界限回報以驚訝。對我來說,如果一個人沒有意識到他有了大量增多的自由——一個出乎意料的發現——他就不可能進行嚴肅的藝術嚐試。隻有受到了自由的啟示,經由天堂之光的輻照,人才能意識到藝術的範圍就是全部的生活、感受、觀察和想象。正如貝讚特先生不無公正地暗示的那樣,就是全部的經驗。對於那些主張不要去觸碰生活中悲傷之事的人來說,那就是最好的回應。這些人在藝術神聖和無意識的胸膛上刺入那些粘在杆子一端的各種小的禁令,就像我們在公園看到的那樣:“禁止踩踏草坪;禁止觸摸花朵;禁止帶入犬類;禁止在天黑後停留;請保持右行。”如果沒有鑒賞力,那個一直在我們想象中的有抱負的青年寫作者就會在小說中無所作為,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自由對他來說就沒有用處;而他的鑒賞力帶給他的第一個好處就是讓他知道那些小杆子和標簽牌是多麽不合理。我必須要補充的是,如果他有鑒賞力,那麽他必然也會有善於發明創造的能力,而我剛剛提及這種能力時的不尊敬不是要表明它對小說沒有用處。隻是它的作用是次要的,首要的是能夠對直接印象做出反應的能力。
貝讚特先生關於“故事”的問題有一些評論,雖然它們對我來說似乎有種怪異的模糊性,但我將不會對此做出批評,因為我想我沒能理解它們。我不明白為什麽把小說說成是似乎其中一部分屬於故事,而另一部分由於某些難以理解的原因就不屬於故事——除非這種劃分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成立的:即很難設想任何人應該試圖去表達任何東西。“故事”,如果它表達了任何東西,那就是小說的主題、思想,以及素材;並且肯定沒有哪一個“流派”——貝讚特先生談到了流派——極力主張小說應該隻關乎處理手法而沒有主題。小說一定要有一個進行處理的對象,每一個流派都熟知這一點。在這個意義上,故事就是小說的構思和出發點,我認為也隻有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故事和小說的有機整體有所區別;並且作品越是成功的,它的思想就越是散布和貫穿其中,賦予作品生命,於是每一個字詞,每一個標點符號都直接地促進了表達,我們就越感覺不到小說的故事是可以或多或少拔出刀鞘的鋒刃。故事和小說,思想和形式,就好像是一對針線,我從未聽說哪個行會裁縫會建議隻用線不用針,或隻用針不用線。貝讚特先生好像並不是第一位說過生活中有的事情可以構成故事,而有的則不可以的批評家。我在《蓓爾美爾街報》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裏讀到了同樣奇怪的含義,這篇文章恰巧是獻給貝讚特先生演講的。“故事就是關鍵!”那個優雅得體的作者如是說,帶著一種仿佛和另一個什麽觀點相對立的語調。我應該讚同這個觀點,就好像每個藝術家在呈送自己作品的期限將近時,發現自己仍然在追尋一個主題一樣——像每個慢半拍的,還沒有確定自己主題思想的藝術家一樣,會非常讚同這一觀點。有些主題能引起我們的共鳴,有些則不可以,而聰明人會想要製定出規則——一個禁書目錄——通過它,人們就能分辨故事和非故事的差異(至少對我來說)。這樣的規則是不可能不獨斷專行的。《蓓爾美爾街報》的作者把《疤麵瑪歌》這部(在我看來)令人愉快的小說與某些故事對立起來,因為在其中“波士頓少女”“因為心理上的原因拒絕了英國公爵的求婚”。我對剛才提到的傳奇不甚了解,也很埋怨《蓓爾美爾街報》上的批評家沒有提及作者的姓名。不過從題目上看,似乎指的是一位在某次英雄曆險中留下傷疤的女士。我因為不了解這段故事而十分難過,不過,我也非常不理解為什麽這本書算一個故事,而其中拒絕(或接受)公爵卻不是故事,以及為什麽心理上的原因或其他什麽原因不是一個主題,而傷疤卻可以是主題。它們都是豐富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是小說會討論的內容,宣稱要規定小說可以涉及這個主題而不能涉及那個主題的教條,在任何時刻都不會成立。如果小說是真實的,那它就必須認可這一點,反之亦然。
在我看來,貝讚特先生宣稱故事必須包含冒險或奇遇,否則就不算是故事的做法沒有使這個問題變得明了。他提到了一類不能被接受的事物,其中包括了“沒有冒險或奇遇的小說”。為什麽是沒有冒險或奇遇,而不是沒有婚姻、獨身生活、分娩、霍亂、水療法,或者詹森主義呢?在我看來,這似乎是讓小說又變回了那不幸的、人為精巧設計而成的卑小事物——貶低了它原本在與生活寬廣且敏銳的一致性中所體現出的宏大而自由的品質。並且,當提到冒險、奇遇的時候,到底指的是什麽呢?那個言聽計從的寫作新手要憑借什麽標識來確認它呢?對我來說,寫這篇小文章就是一次冒險——一次大冒險;而我想說,對波士頓少女來講,拒絕一個英國公爵的冒險程度僅次於英國公爵被一個波士頓少女拒絕。我看到戲中有戲,以及無數的視角。在我想來,心理動因具有十分迷人的畫麵感;要想用色彩表現這一情形的話——我感覺這想法會激發一個人做出提香式的努力。簡而言之,沒有多少事物比心理動因更能激動人心的了,然而,我要聲辯,小說對我來說是最宏偉的藝術形式。我最近在讀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20]先生那令人愉悅的小說《金銀島》,與此同時也在斷斷續續地讀著愛德蒙·德·龔古爾[21]最後一篇名為《親愛的》的小說。它們中有一部包含了謀殺、懸疑、臭名昭著的島嶼、死裏逃生、奇跡般的巧合,以及埋在地下的達布隆金幣。另一部則是關於一個住在巴黎漂亮房子裏的法國小女孩因為沒人娶她而死於心碎。我說《金銀島》是令人愉悅的,因為對我來說它極為成功地實現了自身的意圖;並且我也要鬥膽地說《親愛的》平淡無奇,我深深感到它非常糟糕地沒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去追尋一個孩子的道德意識的發展。但對我來說,兩者同樣都是小說,同樣都包含有一個“故事”。一個孩子的道德意識和西班牙大陸美洲[22]的島嶼一樣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們中一個的地理環境在我看來和另一個的心理環境有同樣多貝讚特先生說的那種“驚奇”。對我自己來說(因為正如我說,它最後的底線是回到個人喜好的層麵),對孩子經驗的描繪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我可以逐步地(這是一種巨大的享受,接近貝讚特先生的批評家在《蓓爾美爾街報》上所說的“感官享受”)對藝術家的描繪表示讚同或否定。我確實曾經是個孩子,但卻隻能在假想中去追尋一份埋藏著的寶藏,那麽僅僅是出於偶然,我對龔古爾先生的大部分創作都應該否定。而當喬治·艾略特[23]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智慧去描繪那個村莊的時候,我總是讚同。
遺憾的是,貝讚特先生演講中最有趣的是最短小的那一段——他粗略地暗示小說應有“自覺的道德目的”的部分。同樣地,這裏不能確定貝讚特先生是在記錄一個事實,還是在製定一條準則;非常可惜的是,在後麵一種情況裏,他沒有進一步引申自己的觀點。這一問題的分支十分重要,而貝讚特先生的寥寥數語就表明了最充分的思考,讓人無法輕易忽視。他本可以去探討小說的藝術,但他停留在表層,沒有打算對此進行全麵徹底的思考。因此,在做出這些評論的開始,我也謹慎地提醒讀者,我關於如此大的一個主題的思考並非全麵徹底。和貝讚特先生一樣,我也把小說道德的問題留在了最後,而我最終發現篇幅已經用完了。這是一個圍繞著各種困難的問題,我們一開始就碰到的,那個以一個確切問題的形式出現的困難就是對此的證明。在這樣的一場討論中,模糊不清是致命的缺陷,而什麽是你所說的道德和自覺道德目的呢?你能夠在不定義這些術語的情況下解釋一幅畫麵(把小說視為一幅畫麵)怎樣是道德或不道德的嗎?你想要畫一幅道德的畫,或者雕刻一座道德的塑像:你能告訴我們如何著手去做嗎?我們討論的是小說的藝術[24];關於藝術的問題(在最廣泛的意義上說)是關於實踐的問題;道德問題是非常不同的另一碼事,難道你不想讓我們看看你是怎樣發現這兩者可以輕易混在一起的?貝讚特先生十分清楚這些問題,因此他從中推斷出一條他發現在英國小說中所體現出的準則,並且這條準則“是一件極好的事,十分值得慶賀”。如果這麽一個棘手的問題變得和絲綢一樣平順,那這確實是十分值得慶賀的。我要補充的是,就貝讚特先生認為英國小說實際上主要致力於這些微妙的問題上而言,他的發現對於許多人來說是徒勞無益的。與之相反,這些人絕對會深深感到一般英國作家的道德膽怯:他們討厭麵對描繪真實時會遇到的重重困難。因此他們常會十分膽怯(然而貝讚特先生所描繪的景象卻是勇敢無畏的),並且其作品的標誌大體上就是在某些問題上保持謹慎的沉默。在英國小說(當然還有美國小說)中比在其他任何小說中都更加存在著一種傳統的區分,它區別了人們所知道的和他們願意承認自己所知道的、他們所見的和所說的,以及他們感覺到是生活一部分的和他們允許被寫進文學作品的。簡而言之,他們在交談中所說的和在書中所說的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道德能量的核心是去探究全部的領域,而我應該把貝讚特先生的觀點反過來說,不是英國小說有著一個目的,而是它有膽怯之心。我不去探求在何種程度上,一個藝術作品的目的會成為它敗壞的源頭。對我來說最不危險的目的就是創作一個完美的作品。至於我們的小說,我對此最後要說的是,我深深感到我們今天在英國讀到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寫給“年輕人”的,這本身就形成一種論斷,認為英國小說是膽怯的。人們普遍認同,在年輕人麵前,有些事情不要去討論,甚至不要提及。這很好,但是不討論不代表有著道德熱情。因此,英國小說的目的——“一件極好的事,十分值得慶賀”——讓我感到更多是消極的。
道德感有一點和藝術感是非常接近的,那就是鑒於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一個藝術作品最深層的品質總是創作者思想的品質。相應地,如果思想是有智慧的,那麽小說、繪畫、雕塑也會帶有美與真的要義。據我之見,去擁有這樣的品質就是足夠有目的的了。一個淺薄的頭腦無法創作出好的小說,這條公理對我來說就包含了一個小說家所需要的全部道德立場:如果那個有抱負的年輕寫作者把這一點放在心上,他就會明白許多關於“目的”的奧秘。另外還有許多有用的東西可以說給這位年輕寫作者聽,但我的文章已經接近尾聲,所以隻能將其一筆帶過。我之前引用過的《蓓爾美爾街報》批評家在談及小說藝術的時候提醒大家注意歸納總結的危害。我認為,他所想的那種危害毋寧說是列舉演繹的危害,因為除了那些貝讚特先生具有啟發性的演講中所談到的觀點外,還有一些概括性的評論不妨講給那個天真的學生聽,而不要怕會誤導他。我首先要提醒他的是,那展現在他麵前的藝術形式是多麽宏偉廣闊,它不設限製,且包含有無數的機會。相比之下,其他藝術則是有限製和束縛的,它們得以應用的條件十分嚴格和確切。但是,正如之前已經談到的,我唯一能夠想到的一個創作小說的條件就是真實。這自由是一種極大的幸運,而青年小說家要學習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得起這種幸運。我應該對他們說:
盡情去享受它吧!利用它,探索它到極致,宣揚它,以它為榮。全部的生活都屬於你,不要聽那些把你禁閉在生活的角落裏,或者告訴你藝術隻棲居於這裏或那裏的人的話,也不要聽從另一些人,他們告訴你藝術這一神聖的信使完全地在生活以外飛行,她呼吸著至高無上的空氣,把頭從事物的真相那裏轉開。沒有任何一種對生活的看法,也沒有任何一種去觀察生活和感覺生活的方式,是小說家的計劃也不能為其找到一個位置的。你隻需要記得,像大仲馬[25]、簡·奧斯汀[26]、查爾斯·狄更斯和古斯塔夫·福樓拜那樣彼此才華如此不同的作家們,在寫作小說的領域仍然享有同樣的榮譽。不要對樂觀主義還是悲觀主義考慮太多,嚐試並抓住生活本身的色彩。在當今的法國,我們看到了巨大的努力(埃米爾·左拉的努力,他那些紮實、嚴肅的作品使得任何一個探索小說力量的人在提及它們時都不得不帶有敬意),我們看到了非凡的努力,但它們卻因為狹隘的悲觀主義而受到損害。左拉先生是出色的,但一個英國讀者卻覺得他愚昧無知。他有一種在黑暗中寫作的姿態,如果他擁有的光明可以和能量一樣多,那麽他的成就便會是最大的。至於說膚淺的樂觀主義的偏差和越軌,地麵上(尤其是英國小說的)已經撒滿了它們碎玻璃一樣的碎片。如果你一定要沉湎於結論中的話,那就是讓他們去獲取廣博的知識吧。記住,你的首要職責是盡可能地做到全麵——去創作一個盡可能完美的作品。要慷慨,要精細,要追求崇高的目標。
本書所有注釋除專門標示“作者注”和“原注”的,其他均為譯者注。
[1]本文最初於1884年發表在《朗曼雜誌》(Longman's magazine)上,1888年收入評論集《不完整的畫像》(Partial Portraits)。
[2]沃爾特·貝讚特(Walter Besant,1836—1901),英國小說家、曆史學家。
[3]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全稱為大不列顛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1799年建立,是位於英國倫敦的一家致力於科學研究與教育的機構。
[4]原文為法語“discutable”。
[5]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國作家、社會評論家。
[6]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1811—1863),英國作家。
[7]原文為法語“na?f”。
[8]原文為法語“na?veté”。
[9]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國小說家。
[10]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曆史學家、作家和國會議員。
[11]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國曆史學家和輝格黨政治家。
[12]原文為法語“rapprochement”。
[13]米考伯先生:狄更斯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
[14]原文為法語“allons donc”。
[15]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國小說家。
[16]原文為法語“donnée”。
[17]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國小說家。
[18]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ieff,1818—1883),俄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
[19]格倫迪夫人(Mrs. Grundy)是英國劇作家托馬斯·莫頓(T. Morton,1764—1838)的戲劇《犁得快些》(Speed the Plough)中一個並不出場的人物。劇中別的人物每逢遇到什麽令人困惑或者為難的事情,就會彼此議論或者兀自嘀咕:“不知道咱們的格倫迪夫人處在這種境地時,她會怎麽辦?”現在格倫迪夫人在英國人的生活和文學作品中已經成為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代表著英國人心目中的因循守舊、辦事妥帖、合乎禮儀的楷模。
[20]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蘇格蘭小說家、旅行作家。
[21]愛德蒙·德·龔古爾(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法國作家、文學藝術批評家、出版人。
[22]“西班牙大陸美洲”指的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
[23]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英國小說家、詩人。
[24]原文為大寫字母。
[25]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法國作家。
[26]簡·奧斯汀(Jane Austen, 1775—1817),英國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