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總是希望能在作品之外更加了解那些吸引我們的作家,而許多美國讀者很可能對屠格涅夫先生私下的個性抱有善意的好奇心。然而,我們卻陷入了對此知之甚少的遺憾之中。通過從作品中收集到的信息來看,我們的作者是個十足的世界公民,他在許多城市居住過,也頻繁出入各種上流社會圈子,由此,我們就模模糊糊地有了一種感覺,認為他具有所謂的“貴族”氣質;因此,如果說一個人的才華可以從眼睛裏看出,仿佛那眼睛就是才華在身體上的呈現,那麽屠格涅夫就應該有,比如說,非常勻稱優美的雙手和雙腳,以及一個表現著貴族風度的鼻子。我們有一個朋友就真的抱著沒有根據的幻想,向我們言之鑿鑿地說,《煙》(他認為那是屠格涅夫先生的傑作)的作者本人就是他筆下的巴維爾·基爾沙諾夫。這位朋友十有八九錯得離譜,不過我們可以對那些喜歡屠格涅夫先生,從而進行大膽猜測的讀者說,屠格涅夫先生的魅力有很大一部分在於其貴族氣質與民主才智的完美融合。從他小說作品的多樣、豐富且極具人情味的內容可以看出那愛好對事物一探究竟的才智,而他那精細講究的性情則體現在小說精致的形式上。但是當事情所呈現出的結果是如此意蘊豐富時,我們切不可太過隨意地探究它的成因。關於一位詩人或小說家的重要問題是他對生活有何感想?歸根結底,他的人生哲學是什麽?當精力充沛的作家達到了創作的成熟期,我們就能在其作品中自由地尋找一些他們對於總體世界觀的表達,這是他們一直以來通過如此積極地觀察世界而得出的。這是作家在作品中呈現給我們的最有趣的東西,而細節的有趣程度則在於它們能把這些觀念突顯得多麽清晰。
屠格涅夫先生的讀者有個最大的感受,那就是他有一種憂鬱的嚴肅性,因此把生活看得無比沉重。我們陷入一種無以消解的悲傷氛圍中。我們讀了一部又一部,期待著能找到一些歡樂的東西,然而卻不過是漫步到了新的一片愁雲慘霧中去了。我們試著去讀那些中短篇小說,希望能遇到什麽依照傳統被稱作是“消遣閱讀”的東西,但那些作品同樣讓我們感到許許多多精致小巧、經由濃縮後的憂鬱。《草原上的李爾王》比《僻靜的角落》更甚;《被遺棄的人》很難說比《往來書信》好到哪裏去;《多餘人日記》並沒有擺脫《三幅畫像》幽靈一般的影響。作者還寫過幾部短劇。我們帶著昏沉之氣,期望它們能帶來些歡樂,結果發現的卻是《食客》中強烈的悲劇性,以及《繩在細處斷》以短笑劇的形式所表現出的帶淚的幽默。開頭是悲傷,結尾比悲傷更甚,好人遭受不可言喻的痛苦,快樂的人十分荒唐可笑;失望、絕望、瘋狂、自殺、退卻的**,以及破滅的希望——乍一看,這些就是屠格涅夫先生筆下人間戲劇的主要構成;而使我們更能體會到這苦澀之味的,是我們發現作品背後的作者用一聲輕笑來結束他呈現出的悲涼景象。於是我們立刻認定他是一個冷血的悲觀主義者,除了生活中的痛苦外,對其他的東西毫不關心,而對於痛苦,他也隻在乎那形象化的效果——也就是能提供一些憤世嫉俗的警句罷了。我們問道,剛才提及的那些短篇故事難道不就是用戲劇化的形式寫出的,關於人生幸福的殘酷警句嗎?在《草原上的李爾王》中,艾弗蘭皮婭·哈爾洛夫用自己的冷酷和墮落把父親逼瘋、逼死,然後加入了一個宗教狂熱分子的團體,在裏麵扮演著像“聖母”一般的重要角色。在《食客》中,年輕的女繼承人把她新婚的丈夫帶回自己的莊園,並把他介紹給鄰居們。他們和他一起用餐,其中一位好管閑事又自命不凡的蠢貨想出一個取悅新婚丈夫的妙招,他叫來一位經常在附近閑逛的窮苦老紳士,他一直從女繼承人已故的父母那裏領取撫恤金,並且非常忠心地默默守護著女繼承人。那個無情的客人不停地給這位謙遜的老人灌酒,並且戲弄他,讓他裝瘋賣傻。但是忽然之間,這位庫索夫金從酒氣中清醒,意識到自己正在被人取笑,於是突然情緒爆發,激動地說即便他現在被人欺辱,但他可是跟這座房子的女主人的父親不相上下。她恰好聽到了他的喊聲,並且雖然他被自己的莽撞言行嚇壞了,試圖把它收回,但她還是從他嘴裏套出了實情,原來他曾是她母親的情人。然而,她的丈夫卻命他收回這些話,並當眾懺悔。接著他給了他一點錢,將其攆出了莊園。小說以那個多事的鄰居恭維這位好小夥為人慷慨為結尾:“你是個真正的俄國紳士!”而我們的作者所寫的一個最具警句風格的故事也許是那篇短小優美的悲傷之作——《往來書信》。一個懶散的青年男子,對現狀不滿足,渴望著擁有更好的東西。他為了消磨時光,給一位他從前略知一二且極為尊敬的年輕女子寫信,那女子對他則明確地懷著單相思,她住在偏遠的鄉村,周圍都是些平庸之輩。他們之間的鴻雁往來就這樣開始了,他們通過書信增強彼此的信心,卸下心靈的負擔。那個姑娘憂鬱惆悵,她最惹人憐憫,又最溫柔可親,這使她的朋友開始相信,也許她最終會讓他迷茫的生活獲得意義。而在另一邊,她興味盎然,我們可以看到在她自我約束而成的苦行僧般的順從謙卑之下,羞怯地悸動著好奇與希望。如果將這一點與我們感受到的個性之美結合在一起,就使瑪麗雅·亞曆山大羅芙娜可能成為我們作者筆下最高貴迷人的女主人公了。阿曆克塞·彼德洛維奇最後寫道,他必須見到她,他會過去找她,她要在某一日等著他到來。於是我們滿懷溫情地想象著,她的期待在她那平淡的生活中激起了小小的漣漪。過了一段時間,她的下一封信表達了對他爽約的驚訝之情;過了幾個月後的再下一封信中,她最後一次試圖打聽他的消息。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以他最後的懺悔告終,他於臨終前在德累斯頓寫信給她。原來當時他正要動身前去見她,卻邂逅了另一個女人,一位歌劇院的舞女,他瘋狂地愛上了她。這位舞女粗俗、愚蠢、無情;她一無是處,卻滿足了他的感官享樂。這是可恥的,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他的**帶領他過著一種放縱的生活,從而奪去了他的健康。由於在冬夜裏站在劇院門口等待舞女,他染上了肺病。現在他的生命進入了倒計時,而這就是一切的結局了!在這封悲傷之書的結尾,小說也走向了結局。由於小說精湛的敘事藝術,我們帶著熱切的好奇心一路讀下去,然而我們也懷著一絲煩惱自忖,這究竟有什麽意義呢?這是一篇為了諷刺而諷刺的作品,還是公正客觀地描畫了本能情感與精神情感之間的鬥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為什麽似乎在作者看來,本能情感的勝利是理所當然的?為什麽可憐的阿曆克塞·彼德洛維奇和羅亭、薩寧、《煙》中那個被引誘的主人公一樣,所遭遇的狀況——如習語所言——多得應付不過來?如果我們仔細探究,以期在這亂如麻的痛苦遭遇中總結出什麽規律的話,就會發現事例似乎總是比道理多。作者一直在到處暗示我們,人性中有著本質上非常荒謬的東西,人力也必然有徒勞的地方。隨著閱讀的進展,我們會驚訝於作者塑造了如此多鮮明的傻瓜形象,沒有任何一位小說家寫過它的十分之一多。他筆下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我們會嘲笑的那類人,而其餘人中的一大部分又都是我們會既嫌惡又同情的人。因此,能讓我們尊敬的人就沒幾個了,不過考慮到我們的仁慈也都帶著些懷疑,那麽寥寥數人也許就足夠了。無論是為非作歹的傻瓜還是善良的傻瓜,成功的騙子還是荒唐的庸人,死去的失敗者還是那更為可悲的,還在悔恨、抗爭、反叛的失敗者,無論是道德墮落的情人還是被拋棄的姑娘,總而言之,所有眾生都被灰暗的宿命籠罩著。可以想見,作者並非要向我們展示令人愉快的景象。在《父與子》中,沒有一個人物不在某種程度上暗含著一些諷刺的意味。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戲仿著自己應有的樣子,或者是徒勞地為自己本可以成為的樣子懊悔不已。唯一一個獲得了一份應有的幸福的人是阿爾卡迪,而即便是他的幸福在那些努力上進的人看來也是值得嘲笑一番的——那是建立在蔬菜牛肉湯[16]之上的幸福,是兒孫繞膝而犧牲了“眼界”的幸福。阿爾卡迪的父親是個庸俗的失敗者;巴維爾·彼得羅維奇則是一個富有詩意的失敗者;巴紮羅夫是個悲劇性的失敗者;安娜·謝爾蓋耶夫娜唯恐犧牲掉自己奢侈的寧靜生活,於是和幸福擦肩而過。老巴紮羅夫和他老婆則像是一對設計精巧、樣子古怪的小木偶,由一個憂鬱的木偶戲表演者牽著線,用來表明父母的希望是多麽的徒勞可笑。我們放下書本,再次重複那個觀點:即便屠格涅夫先生心懷天下所有的慈悲,他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
這個判斷是準確的,但它也需要一些限定條件,如果更全麵地去看待作者所在的處境,就能夠發現這些條件。正如我們之前所說,屠格涅夫先生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也許是出於充分的原因,也許理由不足,他都在自己所熱愛的那片國土上感到失望。那些嚴苛的批評家考慮到這種不滿情緒與他那百般挑剔的想象不無關係,便會認為他沒有充分的理由。他的想象緊緊地附著在俄羅斯的傳統美德,特別是傳統俄國人的純樸性格之上,但是他發現這些品質日益消融在漸行漸遠的傳統之中,尤其是當他的祖國向外部世界開放的時候。俄國人是聰明的,而聰明人往往野心勃勃。屠格涅夫先生發現他身邊的那些人滿腦子都在期望能夠假扮成有智識的世界公民,去了解,或者假裝去了解世界上一切可知的東西,表現出令人吃驚的現代、先進和歐洲化的樣子。庫克辛娜夫人,《父與子》中那位長著紅鼻子,帶著書卷氣的可憐女士,因為想從中了解胚胎學的知識而不得,就把喬治·桑的作品說成是“一無是處”,而當問起她為什麽計劃搬去海德堡時,她回答說:“你要知道本生[17]就住在那兒。”社會變革的發酵作用使得俄國浮現出大量虛妄的自負和惡劣的傲慢風氣,在這種氛圍中,無論是熱愛傳統美德還是現代成就都難以獲得滿足。這一情形仿佛是人們跳進沒過胸部的深水裏那可笑的掙紮,除此之外,在這不成熟的野心所造成的**中,品格的完整性也受到了折損,男男女女的德行都醜陋不堪起來。《煙》中所描繪的那些住在巴登-巴登的俄國移民就是這麽一群不同程度的狂妄無恥之徒。《貴族之家》中的潘辛是另一個例子;《父與子》中的西特尼科夫是個更為可恥的角色。由於領悟到眼前的社會景象拒絕將自己接納其中,我們的社會觀察家憂鬱而苦惱地退回到了想象的世界,於是自然而然地把生活看得十分沉重,在它的陰暗處徘徊,從而帶著一種反動且不負責任的熱情,對事物進行陰暗的描繪。對陰暗主題的創作偏好是藝術家秉性中十分合理的成分,我們自己國家的霍桑是一個顯著的例證,表明藝術家可以全然無害地去偏愛創作陰暗主題的作品。說它全然無害,是因為有著這樣令人愉悅的、無意識的才華,作品始終是充滿想象力、生動性和開放性的。然而,當外部環境來印證陰暗的想象,當現實把大量充滿歎息聲的悲苦帶給想象,要想避免受到作品過於病態的指責,就需要作家具有那種極為靈活的才能。對於我們來說,屠格涅夫先生的悲觀主義似乎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自發性的憂鬱,一種是有意為之的憂鬱。在一個悲傷的故事中,有時候是那個麻煩、問題或者觀念觸動了他;有時候則僅僅是畫麵觸動了他。在前一種情況的影響下,他創作出了傑出的作品,我們承認這些作品都極度哀傷,但我們心甘情願地為之感動,就好像我們心甘情願地在一間行刑室裏無聲地坐著一樣。在另一種情況下,他創作出了稍遜一籌的作品,我們也情願為之流淚,但同時堅信如果隻是為了消遣,求愛和婚禮的情節好過死亡與葬禮。《僻靜的角落》《被遺棄的人》《多餘人日記》《草原上的李爾王》《篤……篤……篤》,所有這些作品對我們來說似乎都不必寫得那麽陰暗,因為我們懷有那古老而美好的信念,認為在生活中,人們的設想總是傾向於更光明的一麵,並且我們相信,在藝術中,讓我們對一個消沉的觀察家保持興趣的必要條件就是他至少應該盡量地振奮精神。按照我們的理解,真實為了詩歌和傳奇中可悲的東西而製造假象的情況就如同它為“不道德”的東西製造假象。病態的悲哀是自然反應出的悲哀;經由精巧設計的悲哀是並非當場觸發而生的悲哀;腐朽墮落的不道德是膚淺的不道德,是其主體中缺乏自然根基的不道德。我們最推崇的是懷有巧工理想的“現實主義者”和懷有歡樂理想的唱挽歌的人。
“畫一般的陰鬱,或許如此,”屠格涅夫先生的忠實仰慕者可能會這樣對我們說,“至少你會承認這陰鬱是有畫麵感的。”這一點我們確實是認同的,並且,由於回想起我們的作者具有卓越的多樣性和精湛的寫作技巧,我們對此就毫無保留了。對於他那博大的想象力,或者單單隻是對那想象力的深刻與豐富程度,我們如何表示敬意也不會過分。從來沒有哪位小說家能像他一樣創造出那麽多栩栩如生的小說人物,他們按照各自的習性呼吸、走動、說話,仿佛他們真的存在過一樣;對我們而言,從來沒有人在描繪人物方麵能如此嫻熟,沒有人能將如此多的嚴酷現實與如此多的理想之美混合在一起。他的悲傷裏有謬誤的成分,但其中更多的還是智慧。生活,事實上就是一場戰鬥。樂觀主義者與悲觀主義者都讚同這一點。邪惡是粗野而強大的;美麗是迷人而稀少的;善良往往虛弱;愚笨總是傲慢;卑劣者取得勝利;低能者身居高位,有智識的人則卑微渺小,而人類總體上是不幸的。但是,這個世界就目前而言既不是幻象,也不是空想,抑或夜晚的一場噩夢,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醒來麵對這個世界,我們既不能忘記它,也不能否認它,或者棄絕它。我們可以接納那到來的現實,順應它的要求,從而去換取一些能夠增大我們意識容量的東西,如果我們停下來去追求它們,則會得不到一星半點。在此過程中,痛苦和喜悅交織在一起,但是在這奇妙的混合之上,盤旋著一條明確的準則,它讓我們學會發揮意誌作用和尋求理解。像這樣的許多東西我們似乎都可以從屠格涅夫先生詳細的筆記中找到。他本人就像他同時代最傑出的作家那樣熱情地試圖理解萬事萬物。至少,他記錄下了豐富的生活,並且對生活那無限的多樣性做出了好惡偏見的評判。這是他的一個顯著的優點;粗略地說,他的嚴重不足在於濫用諷刺的傾向。但即便如此,他對我們來說仍然是世界與我們的好奇心之間那個非常受歡迎的調停人。如果篇幅允許,我們還想再提出一點,那就是他絕不是我們理想中的故事講述者——本質上說,這位可敬的天才擁有一項技能,它比從現實中編織出一個俗套故事所要求的精細技能還要罕有。然而即便是為了擁有更好的小說家,我們也需要先期待一個更好的世界。至於當世界處在一個更完美的境界時,它還會不會偶爾出現一些醜聞,我們還不能確定。但我們總是認為,最好的小說家是徹底摒棄諷刺的。他會用那些現在致力於嘲諷的想象力去描繪金碧輝煌的城市和蔚藍色的天空。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們心懷感激地認可屠格涅夫先生,並且認為他的風格契合大多數讀者的常見心態。如果他是個自以為是的樂觀主義者,就目前的情況而論,恐怕我們早就不會在藏書室裏懷念他了。對於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沒有小說家能鞏固或消除我們自身的樂觀心態,總體而言,我們自己遇到的麻煩也使得我們對小說有著一種不甚恰當的認識。就我們的日常心態而言,世界仿佛就像是屠格涅夫先生筆下那個艱難的世界一樣,當緊張和憂慮的情緒時常加深,而那些短視的朋友卻還在低聲說著世界多麽輕鬆和安逸時,我們就總會對他們流露出嘲諷之意來。
[1]原題為《伊凡·屠格涅夫》,最初於1874年發表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後收入評論集《法國詩人與小說家》(French Poets and Novelists)。
[2]喬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法國小說家和傳記作家。
[3]即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前夜》。該書的第一個法譯本出版於1863年,名為《葉連娜》(éléna);第一個英譯本名為《前夜》(On the Eve),出版於1895年,晚於這篇文章的寫作時間,由此推斷此處亨利·詹姆斯采用了《前夜》的法譯本書名。
[4]奧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1821—1890),法國小說家和劇作家。
[5]古斯塔夫·德羅茲(Antoine Gustave Droz,1832—1895),法國作家。
[6]原文為法語“pièce de circonstance”。
[7]梅鬆尼爾(Juste-Aurèle Meissonnier,1695—1750),法國金匠、雕塑家、家具設計師。
[8]原文為法語“chatteries”。
[9]原文為法語“dame de compagnie”。
[10]原文為法語“ingénue”。
[11]古希臘戲劇的合唱隊有針對劇情發表議論的作用,這裏指的是小說家不對小說情節發表觀點。
[12]原文為拉丁語“victa causa”。
[13]斯多葛主義是源自古希臘的思想流派,主張依照自然而生活,不欲求歡樂,亦不懼痛苦。
[14]畢希納(Ludwig Büchner,1824—1899),德國哲學家、生理學家和醫學家,著有《力與物質》(Kraft und Stoff: Empirisch-naturphilosophische Studien)。在原文中,亨利·詹姆斯將書名誤寫為《物質與力》。
[15]俄羅斯東正教信仰中的人物,通常是半瘋癲的遊民傳教士或苦行僧。俄羅斯最著名的聖愚是聖瓦西裏。
[16]原文為法語“pot-au-feu”。
[17]本生(Robert Bunsen,1811—1899),德國化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