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27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在新疆阿克蘇、庫爾勒等地實行軍事戒嚴,製止在新疆的大批上海支邊知青返滬。戒嚴令發布後,多數知青經勸阻返回塔裏木墾區,但被半途攔回的上千名知青卻抱死不肯返回。他們要向政府討說法,為什麽遷往上海的戶口已經開出來了,又要在半路上把他們強行擋住?

對知青們提出的問題,戒嚴指揮部既回避不了,又回答不了。因為找不到政策依據,我們的答複支支吾吾,難圓其說,每次去勸解都被知青駁得狼狽而歸。正當兩難之際,李宣化將軍到阿克蘇來了。我作為戒嚴指揮部政工組組長,大喜過望,相信剛從北京調來的李主任能指導我們化解困境。

上海支邊知青要求返滬,是在當時特定的曆史條件下出現的。1980年前後,新疆局部地區潛藏的不穩定因素日漸露頭,給剛剛沐浴改革開放春光的天山南北投下一縷陰影。被“**”折騰怕了的各族群眾憂心忡忡,期盼跨過年檻,消弭隱患,在多事之秋的新疆出現安定團結的局麵。

正當此時,在正軍職崗位上工作了12年的李宣化將軍,受命飛往新疆,就任烏魯木齊軍區政治部主任。

李宣化到任前幾個月,地處天山南麓的阿克蘇、庫爾勒等地區農墾團場的上海知青,連續數次到烏魯木齊和北京上訪,要求返滬安置,有的甚至威脅領導機關,“為了回上海,不怕掉腦袋。”少數不法分子趁機挑動知青罷工絕食,阻塞交通,衝擊政府,打砸搶燒,形勢咄咄逼人。

戒嚴令發布後,事態表麵雖有緩解,但風波的深層動因並未消除。幾萬名知青如同一座假寐的火山,上麵看不見火苗,地下的熔岩卻還在湧動,大規模的返滬風波隨時都有再次發作的可能。

剛剛到軍區報到的李宣化,行李還沒打開,便主動請纓到阿克蘇戒嚴指揮部,會同先期到達的軍區李平湘副參謀長指揮部隊,耐心勸解滯留阿克蘇、庫爾勒等地的知青返回單位。

從烏魯木齊出發前,李宣化了解到,我負責戒嚴指揮部的政治工作,又在阿克蘇駐軍當過幹部,希望一到駐地先聽聽我的匯報,從一線指揮部得到最切實際的情況。初來乍到的李主任哪裏知道,我雖然主張打擊不法分子,但對上海知青的返滬要求還是同情的。因為我在塔裏木支過農,我了解他們前些年繁重的勞動負荷和艱難的生存狀態。

晚飯後,經請示首長同意,我約駐軍幾位調查知青返滬情況的幹部,一同向李宣化主任匯報。

地處塔裏木盆地的農墾第一師,前身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過南泥灣大生產的三五九旅,進軍新疆時的二軍五師。塔裏木河流域,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主要墾區,是國家糧棉生產的重要基地。從1962年冬至1965年底,有4萬餘名上海知青被安置在塔河兩岸的農墾團場,從事繁重的墾荒生產任務。這些15到20歲左右的熱血青年,摘下上海人的光環,脫胎換骨,革心洗麵,同飽經滄桑的老軍墾戰士一起,用理想和智慧在廣袤無垠的沙漠上繪製藍圖,用青春和汗水在亙古無人的荒灘中開墾良田,把茫茫瀚海中沉睡的處女地,變成一望無際的沙漠綠洲。

艱苦奮鬥創造的豐碩成果,給廣大知青帶來不絕於耳的讚揚,但卻沒有改變他們的精神荒漠和物質匱乏。絕大部分知青住在幹打壘的土坯房、地窩子裏。結婚後的知青,有的還得住集體宿舍的大通鋪,實在憋不住時夫妻要跑到野外去親熱。因為領不上結婚證,有的知青在麥草堆裏生下孩子不敢往回抱。因為湊不夠路費,有的知青進疆後沒有回過上海,做夢都想孫女的奶奶臨死前眼睛都哭瞎了。還有個知青父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得悉噩耗當夜抱著父母遺像在大漠深處走失。生產建設兵團和農墾師1975年3月25日撤銷後,大部分單位生產經營狀況下滑,許多團場連年虧損,有些單位連最低工資也發不了。“四人幫”垮台後雖然政治環境寬鬆了,但知青們仍然在物質短缺的困苦生活環境中掙紮。

匯報是在嚴肅的氣氛中進行的。夜寒雲黑,冷風從窗縫鑽進來,屋子裏的暖意漸漸消失。李主任裹上大衣,緊鎖雙眉,一聲不響地聽大家講著,臉上的笑意早已消失,眼神中透出的冷峻,讓我感受到他心中的憤懣。

“前些年那樣艱苦都挺過來了,怎麽現在條件改善了倒鬧著要回上海?”李主任打斷大家的匯報追問。

我看了李主任片刻,吞吞吐吐地說:“亂象在下麵,原因在上麵。”

“上麵!哪個上麵?”李主任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著我。

我從提包中抽出兩份文件,一份是1980年3月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紀要,紀要以中發(80)31號文件下達。紀要明確“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把絕大多數漢族幹部、漢族技術人員與職工撤回內地。另一份是新疆主要領導人傳達西藏工作會議精神的講話,講話提出“新疆也應按這個精神辦,絕大多數漢族幹部、職工要退回內地。”……

我告訴李主任,上麵這些精神一捅下來,天山南北謠言四起,各族群眾人心惶惶,民族分裂主義分子趁機滋事,上海支邊青年鬧著回城,轉業軍人要求返鄉……聽到這裏,李主任把手裏的文件朝桌子上一推說:"自亂陣腳!”

見李主任毫無倦意,參加匯報的幾位同誌接著說,下半年以來新疆、上海多次發出通告,要求知青返回原單位,不聽勸阻的要依法處理,不少知青已經打消了返滬的念頭,擔心回上海沒戶口,沒工作,沒住房。可11月下旬幾千名知青在阿克蘇絕食後,政府又放開口子讓走人,返滬風波再次出現高峰。

政府放行如同提闡放水,一部分原本不打算走的知青也下了返滬的決心,一時間亂象紛起,許多人變賣家具,籌措路費,盤算著以後的日子怎麽過。男男女女們在似癲似狂的吆喝聲中,用大碗盛著農場自釀的燒酒,和著淚水告別親友,告別他們用人生最美年華開墾的農田,在半醉半醒中踏上了返回上海的漫漫長路。

同當地人或外地人結婚的知青,陷入走留不定的兩難之中。一些家庭甚至在生離死別的掙紮中解體。有的夫妻反目成仇,家裏差點鬧出人命。有的夫妻割愛離婚,拋兒棄女,在柔腸寸斷的哭聲中不忍回頭。有的夫妻山盟海誓,表示隻要一在上海落腳,就返回塔裏木把妻子或丈夫接走。

讓知青們深感失望、不滿的是,正當他們在饑寒顛簸中看到黃浦江上的曙光時,卻被沿途戒嚴部隊勸阻返回。最後返回的好幾百大人小孩,還在農墾局招待所苦熬,讓他們再返回農場,住無房,睡無床,吃無糧,連生活下去都很艱難。部隊的同誌怎麽做工作,他們也聽不進去,非要等上麵來人解決問題。

匯報在晚上9點之前結束。李宣化主任和李平湘副參謀長讓我們換上便裝,一同去看看知青們的食宿情況。

夜幕下的阿克蘇,哨兵還在巡邏。劫後的路燈像懸在水泥杆上的小電筒,昏黃暗淡,星星點點。我們絆絆磕磕地摸著黑路,朝地區農墾局招待所的院子走去,滯留在阿克蘇的知青大部分都窩在那裏。

踏進招待所院子,一股刺鼻的汙穢氣味令人喘不過氣。看到我們一行進來,瞬間從樓內湧出一大堆人來,裏三層外三層地把我們圍在中間。最裏一圈是女知青,蓬頭垢麵,衣衫不整。靠後麵是男知青,怒目而視,氣勢洶洶。擠在樓門口的一大堆孩子,神情驚慌,不知所措。

看到知青情緒異常,我剛想出麵說明來由,站在前排的幾個女知青呼啦—下敞開上衣,**胸膛,哭著大喊:“來,你們開槍吧,反正我們也活不下去了!”正在我驚愕之際,隻聽有人在身後喝道:“你們不要胡鬧,軍區工作組是來幫助你們解決問題的!”說話間,幾個持槍戰士在一名幹部帶領下擠進人群,原來他們是尾隨我們而來的警衛人員。

知青們誤會了。我趕忙讓敞胸的女知青係上衣扣,耐心地請他們有話進屋說。後麵的男青年卻喊道:“軍隊能解決什麽問題?新疆為什麽不來人?北京為什麽不來人?”有幾個小夥子還指著我們同來的兩個幹部說:“我們的問題他們都清楚,沒有什麽好談的!”知青們的情緒一時難以平靜,我們隻好勸慰幾句,返回部隊。

淩晨4點,李主任打電話要我去他房間。我叩門進屋,他指著桌子上的一大摞情況反映問我:"這裏麵的主要情況都向軍區報了嗎?”

“報了。但引發這場風波的主要原因沒有說透。”我如實回答。

“為什麽不往透裏說?”

“說透了等於把責任往上麵推呀!”

"這怎麽能叫往上推呢!我們的報告不是講誰的責任,如果說講責任,‘**’把國家搞亂了,毛主席還承擔責任呢!你現在就起草電報,要據實反映政策導向失誤、領導罔顧實情、知青身陷困境,是誘發這次返城大風波的主要原因,也是少數不法分子得以興風作浪的主要借口。”

看到我的態度猶豫,李主任又進一步說:一定要據實報告北京,這個電報明天不僅要發軍區、總部、軍委,總部還會抄報黨中央、國務院。要讓北京了解這裏的真實情況,采取切實措施,先解決實際困難,讓他們有家可歸,再進行說服教育,防止出現大的反複!”

第二天一早,我把電報稿遞到李主任手裏,同時又不無擔心地說:“原因出在上麵,這樣報上去行不行啊?”

李主任仔細看完電報說:“中央要求弄清問題,抓緊解決,防止出現大的反複。不向上麵講真話,不為下麵辦實事,那我們來這裏幹什麽?先把電報發出去,這麽大的事情,中央肯定會重視的事後我才知道,李宣化主任已經在淩晨5點鍾把詳細情況向軍區肖全夫司令員和譚友林政委在電話中報告過了。

我一時弄不清楚上麵對這個“據實報告北京”的電報是什麽態度,提心吊膽了好一陣子。但讓我們欣慰的是,知青的實際困難逐步得到解決。1056名滯留沿途的知青終於返回墾區,社會形勢日趨穩定。

從1981年3月開始,在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指導下,新疆與上海陸續出台了若幹舉措,進一步穩住了上海知青的情緒,鬧事地區的生產秩序也逐漸恢複正常。

李宣化成為上海知青心中“敢向北京講真話的將軍”。

在這之後,1981年12月3日,中央批準恢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農墾師的建製,但誘發那場風波留下的隱患至今還在作祟。

30多年過去了。化解上海知青返滬風波的許多細節依稀難憶,但“據實報告北京”六個字卻深深地烙在我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