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兩大美學主潮在理論上具有一係列曆史性的對立；它們的形成與發展也都有各自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決不是偶然出現的。
一 兩種傾向：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
20世紀西方美學的兩大主潮——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就其理論傾向而言，大體上表現為非理性主義對理性主義的衝突。
西方傳統哲學中，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並無根本衝突。早在古希臘，人已被看作理性的動物，人對世界的科學認識與主宰世界的理性精神被視為人之為人、人高於動物的本質所在。文藝複興之後，中世紀人對神的依附、盲從與迷信為人對自身理性的肯定所代替。自然科學的一係列新發現，不僅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也無限提高了人對自身理性（主要是科學理性）的信心，用理性原則來建立一個新世界，成為17、18世紀西方先進思想家的共同理想。一切過去的事物都要被拉到“理性法庭”上加以重新審視。那個時代，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是完全一致的，理性原則是人本主義的核心尺度。
但是，19世紀開始，人本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出現了裂痕。在德國古典哲學的高峰——黑格爾的理性主義體係尚占統治地位之際，叔本華的唯意誌論亦已誕生，緊接著是尼采哲學問世。他們兩人的人生態度不同，一持悲觀主義，一持樂觀主義，但高揚生命意誌、貶抑科學理性的傾向則如出一轍。這樣，人本主義內部就出現了分歧：人的本質究竟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現代人本主義就從此轉向了非理性主義。而堅持科學理性主義的實證主義思潮等則逐漸脫離人本主義而走向科學主義。
這兩種傾向的對立體現在許多方麵：
第一，對“科學”的理解。
在近代西方理性主義鼎盛的17、18世紀，從笛卡兒到康德，都把科學局限於自然科學的範圍之內。康德在對“純粹理性”作“批判”性考察時認為，隻有自然科學與數學才算得上“科學”，隻有與自然科學相對應的人類的科學理性才是真正的理性。這樣，就在實際上把人文科學完全排除在“科學”範圍之外。這種傳統“科學”觀首先遭到叔本華與尼采的攻擊，但他們對科學的範圍並無不同看法，隻是對自然科學及與其相關的科學理性進行抨擊，認為理性壓抑了人類的生命意誌。現代生命哲學的創立者、“解釋學”之父狄爾泰則把人文科學也納入真正科學的範圍之中。他認為，整個世界是由自然世界與人文—曆史世界兩大部分組成的。自然世界是機械的，人文世界則充滿著生命的躍動、心靈的自由和精神的創造。與此相對應，人類知識也包括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兩部分。由於人文世界極其廣泛，包括人的一切行為、活動及其各種物質和精神產品，人的生命和經驗及其各種表達形式，因此，若用純機械的、因果論的自然科學方法是無法把握的。有生命的精神世界的活動隻能用精神科學的方法即解釋學方法才能理解和說明。這樣，狄爾泰就為人文科學（精神科學）奪得了一席“科學”的地盤，以與自然科學分庭抗禮。與此相關，他看到了自然科學理性的局限，即不能把握人的精神世界。
20世紀以來，狄爾泰這種新的科學觀得到了許多現代人本主義哲學、美學家的響應。例如符號論美學的奠基者卡西爾曾一針見血地批評理性主義的科學觀，指出：“在近代的開端，知識的理想隻是數學與數理自然科學，除了幾何學、數學分析、力學以外，幾乎就沒有什麽能稱得上‘嚴格的科學’。因此，對哲學來說，文化世界如果是可理解的、有自明性的話，似乎就必須以清晰的數學公式來表達。”[1]卡西爾這種不滿，反映了現代人本主義急於為人類心靈中非（自然）科學或邏輯性的方麵尋找獨立的人文科學根據的強烈願望。
第二，對“認識論”的理解。
與對“科學”的不同理解密切相關，現代西方哲學、美學界對“認識論”的範圍也產生了不同看法。科學主義繼承了傳統認識論的觀點，把人類的理性與知識主要看成是純數理等自然科學知識，從而把認識論嚴格限定在數理邏輯與科學理性的範圍內。例如新康德主義者柯亨致力於研究“純粹認識的邏輯”，那托普主張認識論應奠定“精密科學的邏輯基礎”。他們有時也打出“文化哲學”的旗號，但實際上仍然把一切精神文化現象的認識論基礎歸結為數理科學。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人文科學獨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
人本主義則要打破自然科學認識論的一統天下。卡西爾對自己用數學、科學思維方式研究人類精神文化現象時遇到的挫折與教訓進行反思，深刻地認識到，數理知識及“一般認識論，以其傳統的形式和局限並沒有為這種文化科學提供一個充分的方法論基礎”，因此提出“認識論的全部計劃就必須擴大”的主張[2]，即擴大到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等人類全部精神文化領域中去，除了純粹的數理認識功能外，“我們還必須努力去理解語言思維的功能、神話思維和宗教思維的功能以及藝術直觀的功能”。[3]這樣，卡西爾就完成了把康德的純粹“理性的批判變成文化的批判”的任務，擴大了哲學認識論的領域，使人類精神文化現象的研究從此有了不同於自然科學的、獨立的認識論基地。20世紀以來，人們對神話、語言、宗教、藝術等非自然科學認識和思維方式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是人本主義的巨大貢獻。
第三，對“理性”與“非理性”地位的理解。
現代科學主義基於對“科學”和“認識論”的傳統理解，仍然堅持科學理性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它看來，隻有肯定並堅信科學理性，世界在人們麵前才成為一幅清晰可靠、可以理解的圖景。與傳統理性派不同的是，現代科學主義對“理性”的崇奉，不再源於對人類天賦的超理智的盲目信仰，而是基於對現實經驗可靠性的自覺信賴。所以，現代科學主義在認識論上主要奉行實證主義、經驗主義，認為科學的邏輯的理性之所以至高無上，在於能被經驗不斷證實。但是，同傳統理性主義相似的是，現代科學主義仍然堅持認為，經過經驗檢驗為有效的科學理性或邏輯理性，完全能夠說明包括精神文化現象在內的整個世界。
現代人本主義則認為，傳統的科學理性遠遠不足以認識整個世界，尤其對人類精神文化世界的認識無能為力，因此，科學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該終結了。在人類精神活動中，還存在著一個非科學、非邏輯、非理性的心靈活動領域，這就是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等精神文化領域。這是人類生存與發展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麵。它既無須經驗的檢驗，無所謂真與偽，也不可能加以證實或證偽。在這些領域中，人類心靈活動常常並不訴諸科學、邏輯的理性，相反，倒是要排拒、避開科學、邏輯理性的直接幹預。從心理學角度講，這類精神活動更多地源於非科學或前科學、非邏輯或前邏輯——非理性或前理性的活動，即處於自覺意識閾限以下種種心理活動，如情感、直覺、潛意識、無意識等。現代人本主義正是把目光從傳統的理性方麵轉向這些長期被忽視或遺忘的非理性方麵，企圖突破傳統理性的狹窄、僵硬的思維模式，把人類精神活動的非理性方麵拯救出來。克羅齊、柏格森對直覺的推崇；弗洛伊德、榮格對無意識領域的開拓：卡西爾對“隱喻思維”的重視；蘇珊·朗格對作為“前邏輯”方式情感和生命形式的注意；胡塞爾對邏輯理性的“懸置”；海德格爾對“前結構”的強調和要用“思”與“詩”把語言從“邏輯”與“語法”中拯救出來的努力；伽達默爾“合法的偏見”（先入之見）的提出；堯斯對“審美期待視界”的解釋；德裏達要“塗去”概念的邏輯表達方式，等等，都是從不同角度對傳統科學、邏輯理性的進攻與突破，都是對人的本質力量中非科學、邏輯理性方麵的發現與張揚。
二 兩極分化：技術文明與精神危機
20世紀西方美學之所以會形成上述兩大主潮、兩種傾向，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和文化的背景。
20世紀以來，一方麵自然科學和技術文明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提出，量子力學的誕生，電子計算機的發明與應用，DNA生命密碼的破譯，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的創立，宇宙科學的突破，航天工業的發展……使人類麵前的世界圖景變得同經典科學所描述的圖景大不一樣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科學技術正在創造出遠遠超出過去幾十個世紀總和的巨大生產力，從而把人類對自然界的開發與改造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已達到高度的工業技術文明，而且已進入“後工業社會”。這一現實極大地提高了人類對自身認識、征服世界的理性能力的信心。這正是科學主義、技術主義和實證主義思潮得以存在與發展的客觀依據。科學主義的美學，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在承認科學、邏輯的理性的至上地位的前提下，嚐試對人的藝術和審美等精神現象作出近似於自然科學的精確分析和說明。應當承認，這種嚐試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另一方麵，由於資本主義製度內在矛盾的積累和激化，20世紀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在戰爭中，現代科學技術的一些先進成果被用來充當殺人武器，這不僅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而且在世界各國人民的心靈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傷。另外，人類在快速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在用先進科技征服、改造自然的同時，也在許多場合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環境汙染、氣候改變、職業病的增多……使人類麵臨著新的生存困境與危機。以上兩種情況，一是社會性的，一是自然性的，但其共同之處在於：人憑借自身的理性能力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物質、技術文明，但這種文明卻反過來成為壓迫人、毀滅人的強大異己力量。尤為突出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高度發展的物質技術文明嚴重地壓抑、窒息、吞噬著人們的心靈，使人的心靈異化了。高度的技術文明與深刻的精神危機和空虛形成巨大的反差。這正是對理性持懷疑、批判立場的現代人本主義得以頑強地生長和發展的曆史、文化背景。
現代人本主義認為，人與自然應是和諧統一的有機關係，自然既是人的生活源泉，也是人的想象和美的觀念。但工業技術的高度發展卻切斷了人與自然聯係的紐帶，使人變成無根基的存在，以對人自身的侵犯和精神褫奪為代價來征服自然，獲取物質成果。人類社會不是服從於科學法則的原子堆集，人類的精神自由是科學理性的狹隘視界無法容納的。法蘭克福學派在這方麵作了深刻的研討。阿多諾認為，科技進步帶來的人與自然界的日益分離和對自然界的支配，並不能推動人類的解放，因為這種進步是以勞動分工的發展及由此引起的對人類自身日益增長的社會和心靈壓迫為代價的。同時，這也造成人從自然的異化，世界被歸結為它純粹的量的方麵，人變成抽象的物，簡單地服從既定的社會秩序，而科技發展隻是完成這種專製統治的工具，所以，“恐怖是和文明分不開的”。[4]他由此認為，作為啟蒙精神核心的科學理性在現代技術文明條件下走向了反麵。為了真正解放人類，就要恢複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就要擺脫邏輯與數學即科學理性的專製主義統治。[5]馬爾庫塞進一步抨擊邏輯理性和科學，認為理性用形式邏輯和數學結構對豐富的現實進行抽象歸類或等同，造成對現實的歪曲；科學隻關心事物的量及技術的應用，而不問其質及應用的目的，“把真同善、科學與倫理分割開來了”，剝奪了善、美、正義的普遍有效性，從而蛻化成變了形的、奴役人的科學。他質問道：“科學和工藝合理性和操縱被焊接到社會控製的新形式中。人們能安心滿足於認為這種不科學的結果是對科學的特殊的社會應用的假定嗎？”[6]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典型地代表了現代人本主義對科學理性的絕望和幻滅。他們希望在人的非理性方麵尋找人類解放的途徑。重建藝術和審美之維就是他們實現烏托邦理想的一個藥方。現代人本主義美學在“反理性”的旗號下同樣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在某種意義上其成就超過了科學主義一脈，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
由此可見，20世紀西方美學中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對立與衝突，乃是資本主義世界高度物質技術文明與極度精神文化危機這樣一種兩極分化的社會狀況在哲學、美學理論上的折射。顯而易見，兩種傾向都有合理方麵，也都有片麵性。理性主義鑒於現代科學技術達到的高度成就及其在實踐中創造的巨大物質生產力，而堅信科學理性的無限潛能，堅信人對自然的永恒主宰，這當然是持之有據的。科學理性是人超越動物界而成為人的重要本質方麵，這是無法否認的。然而，把世界理性化，把人類社會生活，特別是極其豐富複雜的精神文化生活數理化、邏輯化，必然導致簡單化的後果：要麽對精神文化現象作出單純自然科學的解釋，這種解釋雖然清晰卻是歪曲的、片麵的，即人本主義所指責的“技術主義”的：要麽幹脆把人類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的精神文化活動排除在研究的視線之外，這當然也是片麵的。非理性主義則相反，它重視人類精神生活中非科學理性支配的那些方麵，如藝術與審美等，認為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精神文明的演進中，這些非理性因素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們雖然不同於科學理性，但遠遠高於動物性，同樣是人之為人的重要本質方麵。在這一派看來，人的非邏輯、非科學理性方麵，或曰“前邏輯”、“前科學”方麵，乃是人類進化之“根”。然而，在現代技術文明的片麵發展中，人的這一根本方麵被遮蔽了，壓抑了，扭曲了，異化了。應當承認，它對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壓抑人性的異化現象的批判是廣泛而深刻的。然而，它的最大失誤在於把資本主義製度對科學技術的某些破壞性應用（如戰爭、恐怖、汙染等）同科學技術本身的力量混為一談了，並由此而導致對人類自身科學理性的失望、幻滅乃至憎恨、仇視，甚至提出反曆史主義的烏托邦主張。這樣就走到了它們初衷的反麵。非理性主義的這種片麵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1] 卡西爾：《人文科學的邏輯》，4頁，耶魯大學，1961。
[2] 卡西爾：《符號形式的哲學》，第1卷，69頁，耶魯大學，1953。
[3] 同上書，第1卷，79～80頁。
[4] 阿多諾：《啟蒙的辯證法》，14頁，倫敦，1973。
[5] 同上書，41頁。
[6]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146～147頁，倫敦，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