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導讀
五四時期，國學曾經被“打倒”過。其主要“罪名”就是因循守舊、不思進取，與當時迫切需要變革、需要維新、需要向西方學習的社會時代局勢不相合契。然而，近百年的風雨過去，當我們重新回過頭來審視我們祖先的文化遺產，我們發現——盡管在漫長封建時代沉澱起來的厚重國學固然有它保守的一麵，但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在曆史甬道中蜿蜒跋涉數千年，曆經無數分分合合，依然屹立於世界潮流之巔，跟我們國故傳統當中本就有之的發展創新思想不無關係。《周易·雜卦》雲：“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這個成語既是對我國曆史發展道路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我們國學體係中發展創新思想的集中凝練。
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中國文化傳統的革故鼎新思想與西方社會極端崇尚個性自由的創新精神是有本質區別的，我們推崇的是以“和實生物”（《國語·鄭語》）、“和而不同”（《論語·子路》）為基礎的綜合性的、非線性的和諧創新思想。在此基礎之上，我們鼓勵百家爭鳴，因著對“殊途同歸”（《周易·係辭下》）的信念，我們追求“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荀子·解蔽》），因為我們的先秦諸子都深知一葉障目的危險；我們重視“童子功”的修煉累積，因為隻有“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老子》），才可能達成“生生日新”的欣榮格局；眾聲喧嘩之際，我們會堅守自己的主觀判斷，因為我們都知道“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國語·周語下》），正確的道路，往往並不好走。雖然我們也在孜孜以求地探索、建立著規律、規則，但我們確實缺乏契約精神，不甘於被陳規陋習束縛了手腳，“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係辭下》）每每成為重大變革推行者的強心針，“兵無常勢”“因敵製勝”（《孫子兵法·虛實篇》）也是戰爭指揮家的定心丸。中國人是謙虛的，一時的發展並不容易讓我們得意忘形，我們關心的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對此，“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成而弗居”（《老子》）的道家智慧也許值得當今全社會全人類借鑒反思。
在這種具有東方特色的革故鼎新思想的引領下，我們曆史上並不缺乏偉大的政治革新人物，如商鞅、範仲淹、王安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張居正、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在曆史長河裏熠熠生輝。我們從中精選了最具代表性的兩位——商鞅和王安石，通過他們的正史傳記，希圖借一斑以窺全豹，瞻仰一下這些改革家以信立法的鐵腕手段，以及“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力排眾議、堅定執著的改革勇氣與信念，相信對於我們今天繼續解放思想、全麵推進改革開放、走出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革新道路，不無裨益。
科技創新方麵，我們的“四大發明”、《齊民要術》《本草綱目》等，都對世界文明作出過巨大貢獻。誠如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在20世紀50年代曾指出的：“中國思想，其對歐洲貢獻之大，實遠逾吾人所知。在通盤檢討之後，恐怕歐洲從中國得到的助益，可以與西方人士傳入中國的17、18世紀歐洲科技相媲美。”亦如諾貝爾獎獲得者普利高津所言：“中國文明對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有著深刻的理解……中國的思想對那些想擴大西方科學範圍和意義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來說，始終是個啟迪的源泉。”在此，我們僅以被譽為“中國科技史上的坐標”的《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的正史傳，和由作者宋應星親自撰寫的《天工開物·序》為藍本，來探討古代中國科學家身上普遍存在的博學廣識、求真務實的優秀品質，和中國科技哲學中尤其強調自然與人協同作用的優秀傳統，相信對於當前科技創新中的一係列痼疾頑症，都有很好的啟示作用。
革故鼎新思想也被很多文學家吸納到了自己的作品當中。李斯《諫逐客書》反對驅逐客卿，主張任人唯賢，恰是“和實生物”思想的傑出運用。蘇軾《留侯論》在今天看來是一篇很出格的考場作文，因為他公然質疑前代學術權威，勇氣可嘉的同時，平素深厚的學養也是成功的奠基石。無獨有偶，與蘇軾同時代、他的政治對手王安石也在《明妃曲》中公然為眾矢之的的宮廷畫師毛延壽平反；麵對司馬光針對新法的種種非議，進行了有條不紊、有理有節的一一駁斥（《答司馬諫議書》）。這種敢於突破成見的思想鋒芒，直麵反對意見的勇氣和技巧，正是他“不畏浮雲遮望眼”（《登飛來峰》）大刀闊斧力推新政的基礎。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傑出的個人創造力背後，有宋一代整個時代風氣為文人學士提供的相對寬鬆、自由、自信的客觀環境，對於整體文化創新繁榮也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同理，文化的整體繁榮，即使是在綺靡之末的晚唐，也能催生出像《貧女》一樣構思奇巧、寄意深遠的作品來。
最後，希望這一專題的內容，對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創新之路，都能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