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紀俄羅斯傑出的小說家，他既對現實做精細描繪，又深入人的深層意識，創立了後來被評論界稱作“複調結構”的小說樣式，對20世紀西方文學產生很大影響。
一、生平與創作
早期生活和創作（1821—1849）：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親是瑪利亞濟貧醫院的一個普通醫官，後來取得了貴族身份，並且購置了兩塊不大的田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童年就在濟貧醫院的宿舍裏度過，醫院的生活留給他的最深的印象是疾病和貧窮。田莊的生活使他得以對俄國的農民有所了解，而家庭所處的市民環境又使他真正接觸了19世紀俄國的平民生活。
1838—184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讀於彼得堡軍事工程學院，1843年畢業後進了工程局繪圖處，但僅工作了一年他就決定退伍專事文學創作。彼得堡的生活，使他了解了俄國社會的許多方麵。這一時期他閱讀了大量本國的和外國的文學作品，他徜徉於同代人普希金、果戈理、萊蒙托夫以及別林斯基的作品之中，同時涉獵從莎士比亞到西歐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經典作家的作品，經過從本國到西歐、從古代到近代、從浪漫主義到現實主義的文學探索曆程，他決心要研究“人和生活”——這個需要用“一輩子”去解開的“謎”。
1844年他翻譯的巴爾紮克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出版。這是陀氏最初的文學嚐試。
1845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窮人》。小說以書信體形式表現了小公務員傑符什金悲慘的命運和人格意識，受到左翼批評界的讚揚，成為“自然派”的中堅力量。深受鼓舞的作家很快又寫出了《二重人格》。這兩部小說均於1846年發表。這兩部作品開啟了陀氏創作的基本方向：《窮人》開啟了作家關注“小人物”特別是“小人物”心理尊嚴的主題；《二重人格》則在繼續“小人物”主題的同時開啟了對變態人格的探討——對陀氏而言更重要的主題。這一方麵說明作者認識到“小人物”的內心世界並不都是明朗可愛的世界，另一方麵也說明作者在形式上日漸遠離“自然派”的創作規範，正在開辟一塊獨特的沃土。隨後，作家相繼創作了《女房東》《白夜》《涅朵奇卡·涅茲瓦諾娃》等富有幻想色調的作品。當時的讀者和批評界大多理解並讚賞《窮人》的傾向，而對變態人格和幻想色調進入文學卻多少有些不理解。
中期生活和創作（1849—1863）：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的活動被捕，被判到西伯利亞服苦役4年，苦役後流放遠邊充軍。作家的創作被迫中止了。10年之間，外部自由的剝奪並未導致思想的停滯，相反，作家獲得了直接介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加深了對俄羅斯社會的了解。於是，他重新思考俄羅斯的前途和知識分子的使命，逐漸背棄了早年信奉的空想社會主義。後世的革命者往往據此對他大張撻伐，似乎這樣就成了革命的叛徒。但陀氏早年所信奉的“社會主義”既然是“空想”的，就注定不能完成解放俄羅斯的曆史使命，任何一個深入到生活中、真正理解社會現實的革命者和思想者，都必然要背棄它，另外尋求改造社會現實的“有效”途徑。他在流放期間開始創作的《死屋手記》，不僅記錄了他在苦役營裏的生活，而且記錄了他對俄羅斯的前途和命運的思考，特別是對人性的深入思考。從此之後，陀氏創作登上了新的台階，開始深入研究社會犯罪問題。殺人、搶劫、賣**和自殺等，與知識分子的理性犯罪糾纏在一起，充斥了陀氏的小說世界。
在流放後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恢複了貴族身份和寫作的權利。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獲準重新開始創作，相繼發表中篇小說《舅舅的夢》《斯捷潘契科沃莊園及其居民》，並返回俄羅斯內地。這兩部中篇小說是陀氏創作中最輕鬆的作品。
19世紀60年代初，陀氏創作並發表了《死屋手記》和《被欺淩與被侮辱的人們》兩部長篇小說。這些作品的發表，恢複了陀氏作家聲譽，而以作家本人在苦役期間的經曆為基礎的《死屋手記》，由於揭開了長期掩藏的“死屋”麵紗更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陀氏人道主義思想的集中體現。這期間陀氏先後主編《時報》《時代》雜誌，發表了大量的政論作品，提出了“根基主義”（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或譯“土壤主義”）的政治文化主張。“根基主義”是對早年思想的一次清理或清算。而長篇隨筆《冬天記的夏天印象》（1863），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現實特別是道德墮落予以激烈的批判。
後期生活和創作（1864—1881）：陀思妥耶夫斯基並不像“自然派”作家那樣僅僅以批判社會現實為己任，而是試圖深入批判人性本身的“惡”，探討克服“惡”的途徑。在作家看來，普遍存在的犯罪和黑暗現象，並不僅僅是社會製度造成的惡果，還存在著更深刻的根源。186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地下室手記》是其創作社會哲理小說的初步嚐試，也是陀氏背叛空想社會主義和理性主義，走向非理性主義的重要果實，是作家由社會批判轉向“人的批判”的轉折點，同時也是由描寫“性格”的形象到描寫“思想”的形象的轉折點。在這部中篇小說中，陀氏嘲笑了浪漫主義的風花雪月，批判了一切“美好而崇高的東西”。這部小說顯示了作家對人性、理性的深入思考，對利己主義、理性主義以及由此發展而成的“合理的利己主義”的猛烈批判。從此開始，大量的道德說教和有關宗教哲學的長篇大論的探討，日益成為陀氏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長篇小說《罪與罰》（1866）繼續了《地下室手記》開始的探索，對社會的批判更加深入，給作家帶來了世界聲譽，是他的代表作。
1867年春至1871年秋，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客居歐洲4年多。他在國外完成的長篇小說《白癡》（1868—1869）在揭示金錢勢力的滲透導致的道德感情的淪喪、家庭紐帶的斷裂、健全個性的退化、美被褻瀆和毀滅等諸多方麵，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7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的長篇小說《群魔》（1872）繼續加強對虛無主義的批判。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矛盾，但也表現出他對人類精神悲劇的深沉憂思：錯誤的理論一旦掌握了人，就能把人變成魔鬼。小說涉及的恐怖話題可以說是對20世紀暴力革命和法西斯主義的準確預言。長篇小說《少年》（1875）深刻觸及了“偶合家庭”的主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一部長篇巨著是《卡拉馬佐夫兄弟》（1880），這是他一生藝術創作的總結，也是陀氏一生思想探索的總結。《卡拉馬佐夫兄弟》通過老卡拉馬佐夫腐朽荒謬的一生以及三個兒子截然不同的性格和追求，深入探討了人間罪惡、和諧世界、宗教信仰等方麵的問題，揭露了那種企圖把人民大眾變成“不知罪惡為何物”的畜生的傲慢理論。小說主人公伊凡·卡拉馬佐夫不信上帝，主張人可以為所欲為，以至於明知兄長德米特裏有可能弑父而不加阻止。伊凡的理論被老卡拉馬佐夫的私生子斯蔑爾加科夫接受，並且轉化為實際行動，殺死了父親，搶了錢，並嫁禍於德米特裏。伊凡得知真相後，心靈受到極大震動而精神失常。伊凡講述的關於“宗教大法官”的傳奇，以及孩子的眼淚與天國和諧的言論，表明伊凡有一副悲天憫人的情懷，他之主張“為所欲為”，是由於對社會現實和人性本質極端絕望而發出的憤世嫉俗之言。《卡拉馬佐夫兄弟》對後世宗教哲學有極其強烈的影響。
在1873年，1876—1877年，1880年和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還以《作家日記》的形式發表了大量的隨筆和政論，闡述自己對文學、哲學和社會問題的意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是俄國心理現實主義小說的高峰，他在對現實做精細描繪的同時，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人的主觀感覺上，不僅深入人的內心深處，甚至進入了深層意識的層次，而後來被評論界稱作為“複調結構”的小說樣式，更使敘事藝術的探索達到了一個新境界。不僅如此，他的“邏輯的自殺”已經演變為“西緒福斯神話”，驗證著存在的荒謬和人世的隔絕；[1]他本人成為長篇小說的主角；[2]他所創造的“死屋”“地下室”等概念，已經廣為流傳，為後世作家所繼承[3]。至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上帝的思考，則成為神學家和哲學家們必須認真回答的問題。其創作的主要特征體現在：
第一，繼承“自然派”的優良傳統，深入描寫和反映現實，尤其善於描繪“小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僅僅從人道主義的立場同情“小人物”，而且善於揭示“小人物”的內心世界和“小人物”的人格尊嚴，以及“小人物”人格的複雜性。
第二，運用內心獨白、自由聯想、夢幻，甚至某些隱微的潛意識等方式刻畫人物的變態心理，並擅長運用“複調”小說的形式，通過多聲部的對話、辯論、抗衡，展示人物複雜幽秘的內心世界，對後世文學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
第三，以非理性主義哲學為基礎攻擊各種“虛無主義”（理性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將暴力革命與刑事犯罪都看作 虛無主義的表現形式。
第四，在文學作品中深入探討宗教哲學問題，特別是天國的和諧與人間的罪惡問題，既抨擊人間的罪惡，譴責“超人”學說，也對宗教的價值和意義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疑慮。
二、《罪與罰》
《罪與罰》的情節是圍繞著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哲學”開展的。它有兩條線索：馬爾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慘遭遇和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凶殺案件。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彼得堡的大學生，因為貧窮輟學多時，一次偶然的機會聽到兩個年輕人關於殺死高利貸者搶劫其錢財用來行善的“戲言”，正與自己的理論契合，深受啟發。退職的小公務員馬爾美拉多夫一家的悲慘命運讓他更加體會世界的弱肉強食。這時他收到母親來信，得知妹妹杜尼亞遭受地主斯維德裏加伊洛夫的侮辱、後又被迫答應嫁給自己不喜歡的人——律師盧仁。憤怒之餘，拉斯柯爾尼科夫決心立即實施自己的計劃：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搶劫其錢財自救，同時驗證一下自己究竟是那種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的不平凡的超人還是任人淩辱的虱子。拉斯柯爾尼科夫在一個黃昏時分殺死了高利貸者阿廖娜·伊凡諾夫娜和她的妹妹，順利地逃脫了別人的眼睛，逃脫了法律的製裁，但卻沒法逃脫心靈的懲罰。他再也沒法取得心理的安寧，再也無法跟朋友乃至親人自由交往，精神極度痛苦。最後，他在苦難的化身——妓女索尼婭的勸告和督促下，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但即使這樣，他也不承認自己有罪，隻承認自己並非“不平凡的人”。
作品首先真實地展示了19世紀中葉彼得堡城市貧民的悲慘境遇和俄國尖銳的社會矛盾：草市場上的妓女、投河自盡的女工、窮困潦倒的小公務員、帶著孩子沿街乞討的瘋女人……與此對應的是，高利貸老太婆試圖榨幹窮人的最後一滴血汗，滿身銅臭的市儈不惜用誘騙誣陷的手段殘害小人物，荒**無恥的貴族地主不斷幹出令人發指的勾當……
但是，小說通過主人公拉斯柯爾尼科夫觸及了更深層次的主題。在作者筆下，拉斯柯爾尼科夫具有雙重人格：他既是一個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窮大學生，一個有天賦的、有正義感的青年；同時他又有病態的孤僻，“有時甚至冷漠無情、麻木不仁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在他身上似乎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變化。”拉斯柯爾尼科夫根據自己對現實的觀察和思考，創造了這樣一種“理論”：人可以分為兩類，即“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前者能“推動這個世界”，這種人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為所欲為，甚至殺人犯罪；後者是平庸的芸芸眾生，不過是“繁殖同類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拉斯柯爾尼科夫決定通過犯罪來測試一下，自己是否屬於“不平凡的人”之列。
小說真實地揭示了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理論”的內核，這種理論盡管也是對社會不公的一種抗議，但卻是無政府主義的抗議。它不僅不能使主人公獲得夢寐以求的窮人的生存權，反而肯定了少數人奴役和掠奪他人的權利。小說深刻地寫出了這種“理論”的必然破產，指出了它的極端個人主義的實質。作者試圖通過主人公的悲劇強調：一個人如果無視傳統和社會準則，那麽就會導致道德的墮落和精神的崩潰。最高的審判不是法庭的審判，而是道德的審判；最嚴厲的懲罰不是苦役的懲罰，而是良心的懲罰。
不過，作者對這一“理論”的批判始終停留在倫理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基點上，並把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犯罪行為歸結為主人公拋棄了對上帝的信仰。作者為他安排的一條“新生”之路，實際上就是與黑暗現實妥協的道路，也就是“索尼婭的道路”。作者把索尼婭看作人類苦難的象征，並在她身上體現了虔信上帝、承受不幸、通過苦難淨化靈魂的思想。作為一個黑暗社會的犧牲品，索尼婭的形象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但是作為一個理想人物，她卻顯得蒼白。顯然，“用宗教複活人”的思想與整部作品所顯示的強大的批判力量是不相協調的。
《罪與罰》標誌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風格的成熟。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充分顯示了他的“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奧秘”的巨大才華。占據畫麵中心的是主人公雙重人格圍繞著實踐他的“理論”而展開的尖銳衝突，而這種衝突對總體布局起了重要的製約作用。整部小說的各個藝術要素融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主人公的內心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展現在讀者麵前。作品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大大加強，這就使在一般小說中由作者敘述的客觀現象更多地轉入了主人公的視野，使通常的作者敘述成為了主人公的敘述和對話的內容。由此，作為創作主體的作者意識相對地變成了客體，而以往的客體則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有獨立意識的主體。
《罪與罰》具有突出的藝術特征：
首先是人物心理的刻畫。作品裏有許多章節都有關於心理、意識，甚至是“潛意識”的描繪。不僅如此，作家還設計了不少夢境和幻覺的場麵來襯托潛在意識的過程。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前做的那個噩夢就是一個例子。他夢見了他的童年，和父親一起看一群醉漢活活將一匹老馬打死。這個夢預示著種種後來要發生的災難或罪行，他不僅預感到即將發生的一個血淋淋的事實，還感到了心頭的重壓。醒來後卻又正好在街上遇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阿廖娜的異母妹妹麗紮韋塔，知道她次日晚七點不會在家，於是決定行動。殺人之後，他還做了一個奇特的夢，夢見自己又走到了作案現場。他拿出斧頭猛擊老太婆的天靈蓋，老太婆卻坐著發笑。他越是用足力氣砍，老太婆笑得越厲害。他狂奔逃命，發現四周都是交頭接耳望著他的人，他的心揪緊了，兩腳挪不動了，覺得無路可逃。這一夢境描寫重現了主人公殺人犯罪時的心理體驗，也充分反映出罪犯的恐懼心理和精神失常。書末寫斯維德裏加依洛夫自殺之前的夢境和幻覺，把這個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的內心寫得出神入化，也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斯維德裏加伊洛夫先是聽見“發大水了”，接著夢見一口棺材，棺材中躺著一個投水自殺身亡的幼女。然後他感覺老鼠在他身上爬來爬去，他“醒來”了，點著蠟燭抓老鼠，老鼠沒抓到，卻在走廊發現一個瑟瑟發抖的女孩，斯維德裏加伊洛夫將她抱到被窩裏取暖，卻發現這個年僅五歲的女孩用****的目光看著他。他揮拳要打女孩，然後才真的醒了。這段描寫充分展現了斯維德裏加伊洛夫潛意識深處隱藏的秘密：他曾經強暴一個幼女致使其自殺，所以他害怕談到水，一聽到“發水”的話，壓抑多年的潛意識就像老鼠一樣在他身上爬來爬去。於是他在潛意識中虛構了女孩“****”的景象，以便為自己的可怕罪行辯護。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破壞人對愛的美好希望是最大的罪行，所以以此來懲罰斯維德裏加伊洛夫。
其次是幾條線索同時發展，互相交織在一起，形成對照。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心靈受罰、投案自首是主線，馬爾美拉多夫一家備受淩辱特別是索尼婭的命運，構成第二條線索。馬爾美拉多夫的遭遇證明拉斯柯爾尼科夫暴力殺人的社會必然性，索尼婭的逆來順受及其心中的上帝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理論形成對照，驗證著拉斯柯爾尼科夫行為的犯罪性。斯維德裏加伊洛夫和盧仁的所作所為令人厭惡，從另一方麵證明，如果徹底按照拉斯柯爾尼科夫理論行事，不但成不了拿破侖，隻能成為盧仁式的無恥之徒。盧仁極端自私，乘人之危向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妹妹杜尼亞求婚，卻不想有任何付出，在遭到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嘲弄後，竟然威脅未婚妻“退出”，在未婚妻下逐客令之後，竟又喪心病狂地誣陷索尼婭偷盜，以此達到證明其“不規矩”的目的。斯維德裏加伊洛夫是個外省地主，早年因欠債被迫給那個比自己大好多歲的女人瑪爾法當丈夫，整日想著拈花惹草，還曾經強奸幼女致使她自殺，後來又引誘杜尼亞，導致杜尼亞被瑪爾法趕走，“名譽敗壞”。在此之後，他竟毒死妻子，繼續追逐杜尼亞到彼得堡，甚至偷聽拉斯柯爾尼科夫與索尼婭的談話，以告密要挾杜尼亞服從自己。隻是由於杜尼亞的堅決拒絕，斯維德裏加伊洛夫才絕望了，最後自殺身死。盧仁和斯維德裏加伊洛夫都是無視道德和法律的“不平凡的人”，所以斯維德裏加伊洛夫說拉斯柯爾尼科夫很像自己。小說還敘述了拉祖米興的艱苦奮鬥、充滿樂觀主義的人生，與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荒謬邏輯形成對照，並通過列別佳特尼科夫對索尼婭的同情和對盧仁的揭露，對空想社會主義給予善意的嘲諷。
第三，時間高度濃縮，空間極度開放，具有強烈的戲劇性。《罪與罰》人物眾多，各種事件層出不窮，但所有這一切都濃縮在短短12天的時間裏，令人目不暇給。如果扣除拉斯柯爾尼科夫殺人後昏睡的3天，所有清醒的活動不足10天。與此相應，小說中各行各業的人物活動的空間又是高度開放的，甚至有些故事就在街頭廣場展開。人們隨意進進出出的小酒館，拉斯柯爾尼科夫在這裏認識了馬爾美拉多夫，以此將兩條主線聯係在一起。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房間是沒有門鎖、常年敞開的房間，才使他因心靈劇烈刺激而病倒之後，各類不速之客紛至遝來，拉祖米興、盧仁、杜尼亞、索尼婭等突然現身他的房間。索尼婭家的葬後宴，人人均可參加，為盧仁的拙劣表演提供了舞台。拉斯柯爾尼科夫關著門向索尼婭坦白之時，也隔牆有耳，被斯維德裏加伊洛夫聽了個不亦樂乎。馬爾美拉多夫死後，其妻卡捷琳娜·伊凡諾夫娜帶著孩子們去尋找正義，強迫孩子們在街頭表演高貴的舞蹈。所有這些極度開放的空間，導致各種事件的發生具有不可預見性。時間的壓縮和空間的延展，共同形成了強烈的戲劇效果。
這部小說給作家帶來了極大的聲譽，盡管他後來的幾部小說也許在有些方麵更為深入，但無疑《罪與罰》是最能代表作家思想特點和藝術風格的一部傑作。
思考題
1.以拉斯柯爾尼科夫為例，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描寫的特色和成就。
2.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的“複調結構”。
3.《罪與罰》的藝術特色。
[1] ［法］加繆：《西緒福斯神話》，郭宏安譯，見《文藝理論譯叢》（3），392~399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2] 參見［南非］J.M.庫切：《彼得堡的大師》，王永年、匡詠梅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
[3] ［俄羅斯］馬卡寧：《地下人或當代英雄》，載《旗》，199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