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1910）是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傑出代表，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他在俄國文壇活動了近60年，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被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
一、生平與創作
托爾斯泰於1828年9月9日（俄曆8月28日）出生於俄羅斯圖拉省克拉皮文縣雅斯納雅· 波良納的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他2歲喪母，9歲喪父，由姑母撫養長大。1844年他入喀山大學東方語文係學習，次年轉入法律係。大學期間對哲學產生興趣，受盧梭和孟德斯鳩等啟蒙思想家的影響，對農奴製社會和學校教育不滿，於1847年退學回到雅斯納雅· 波良納，經營田莊，搞農事改革。改革失敗後，於1851年隨兄長到高加索服兵役。後來參加了克裏米亞戰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戰役，任炮兵連長。這期間，他一邊參加戰鬥，一邊讀書並開始寫作。
1855年，托爾斯泰到了彼得堡，進入文學界，翌年退役，致力於文學活動。1857年，托爾斯泰出國旅行，訪問了法國、德國、意大利、瑞士諸國。1859年回國後，開始在雅斯納雅·波良納創辦農民子弟學校，把教育視為社會改良的重要途徑。1860年，托爾斯泰再度出國，到德、法、英、意和比利時做教育考察。1861年回國後，為了宣傳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創辦了教育雜誌《雅斯納雅·波良納》。
1861年的農奴製改革給農民帶來的是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雙重壓迫。托爾斯泰認為“農奴製改革法令”是毫無用處的空話。1862年，托爾斯泰與莫斯科著名醫生的女兒索菲婭·安德烈耶夫娜結婚。從1863年起，他停止辦學和發行雜誌，開始埋頭於文學創作。
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土戰爭、連年的大災荒、第二次民主運動高漲的革命形勢，促使托爾斯泰加強了對周圍事物的關注。他訪問教堂、寺院、監獄、法庭，了解大災荒中農民的悲慘生活，並參加了1881年的莫斯科人口調查，在貧民窟目睹了底層人民的痛苦。這一切使他進一步認識到資本主義的罪惡、封建專製製度和官方教會的反動，以及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促使他的世界觀發生激變。列寧指出托爾斯泰這個轉變的特點：“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來說，托爾斯泰屬於俄國上層地主貴族，但是他拋棄了這個階層的一切傳統觀點”，[1]轉到宗法製農民的觀點上來了。
1891年至1892年，俄國發生了大饑荒，托爾斯泰參加了賑濟貧民的工作。1900年托爾斯泰被選為科學院文學部名譽院士。同年寫的《愛國主義與政府》《我們時代的奴役》等文章中，對沙俄反動的政治製度進行了猛烈的抨擊。1901年，宗教院公布了開除托爾斯泰教籍的決議。
托爾斯泰一生的大半時間是在自己的莊園中度過的。他晚年一直致力於“平民化”，從事體力勞動，生活簡樸，並希望放棄私有財產和貴族特權。1910年，托爾斯泰為了擺脫貴族生活而離家出走，途中得病，11月20日（俄曆11月7日）病逝於阿斯塔波沃車站。
托爾斯泰的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創作（19世紀50年代）：19世紀50年代的農奴製危機和社會動**促使托爾斯泰去探索解決貴族與農民矛盾的途徑。他的自傳體小說《童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三部曲，通過尼古林卡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及其種種內心感受，揭露了貴族生活方式對人的惡劣影響，宣揚用道德上的“自我修養”來克服外界影響。三部曲細膩地描寫了人物性格發展的各個階段，表現出作者卓越的心理分析才能。
1854—1855年，托爾斯泰參加了克裏米亞戰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戰役，他根據自己在戰役中的經曆和見聞，寫成了《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小說歌頌了那些為了保衛祖國而英勇戰鬥的士兵和軍官，特別讚美他們的忘我的愛國精神。
1856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首次表現了作者對農民問題的探索。書中寫青年地主聶赫留朵夫同情農民的貧困，在自己領地上進行農事改革，但農民不信任他。小說真實地描寫了農民的貧困和悲慘遭遇，揭示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尖銳對立。
1857年，托爾斯泰根據在瑞士小城琉森的見聞，寫成短篇小說《琉森》，譴責資產階級所標榜的虛偽的“文明”、“自由”、“平等”和金錢至上的原則。
托爾斯泰的早期創作，反映了作者對貴族命運的思考和對解決社會矛盾的探索，他幻想以貴族地主改惡從善解決社會矛盾，並把原始的宗法製道德理想化。在藝術上，他顯示了卓越的心理分析才能。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列·尼·托爾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戰爭小說》中指出，托爾斯泰“最感興趣的，卻是心理過程本身，是這過程的形態和規律，用一個特定的術語來表達，就是心靈的辯證法”。這一特點在他後來的創作中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
中期創作（19世紀60至70年代）：這是托爾斯泰才華得到充分發展、藝術達到爐火純青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發生激烈矛盾，緊張探索、醞釀轉變的時期。
1863年，托爾斯泰連續發表了中篇小說《哥薩克》和《波裏庫士卡》。《哥薩克》寫主人公奧列寧厭倦了貴族生活方式，參加了俄國駐高加索的軍隊。他對哥薩克那種純樸自由的生活表示向往，但利己主義的思想最終使他離開了哥薩克的村莊，又回到了貴族社會。作者把哥薩克人的純樸生活與貴族的享樂生活加以對照，首次提出貴族階級“平民化”的問題。
1861年的農奴製改革後，解決國家和人民的問題成了托爾斯泰創作的主旨，他想通過研究曆史和道德的途徑找出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他潛心研究史料，於1863—1869年寫成長篇曆史小說《戰爭與和平》。作品以1812年俄國的衛國戰爭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曆史事件，包括俄奧聯軍同法國的奧斯特裏齊會戰、法軍入侵俄國、波羅金諾會戰、莫斯科大火、法軍潰退等。小說以包爾康斯基、別竺豪夫、羅斯托夫和庫拉金四家大貴族為主線，在戰爭年代與和平時期的交替描寫中，展現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書中描繪了559個人物，上自皇帝、大臣、將帥、貴族，下至商人、士兵、農民，反映出各階級和各階層的思想情緒，提出了許多社會、哲學和道德問題。
小說肯定了1812年俄國人民反拿破侖入侵戰爭的正義性，讚揚人民的愛國精神和英雄氣概。作者說他是在“努力寫人民的曆史”。他將前線與後方、軍與民的戰鬥行動結合起來，反映了人民戰爭的宏偉規模，體現了反侵略戰爭必勝的規律，從而使小說成為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的史詩。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貴族。貴族被分成宮廷貴族和莊園貴族，以他們對人民的態度如何、同人民是否親近作為準繩而進行褒貶。莊園貴族的代表安德烈·包爾康斯基和彼爾·別竺豪夫是作者歌頌的對象，他們鄙視上層貴族的庸俗，向往理想的有道德的生活，經常思索生活的意義並進行自我分析。他們熱愛祖國，具有為國獻身的犧牲精神。安德烈死前接受了《福音書》的教義。彼爾接受了農民士兵卡拉達耶夫的宿命論思想：順從天命，淨化道德，愛一切人。 娜達莎·羅斯托娃是作者理想的婦女形象，她感情真摯，熱愛生活，接近人民，富有青春活力和民族感情，與宮廷貴族婦女形成鮮明對照。小說結尾，婚後的娜達莎成了作者理想的賢妻良母。
托爾斯泰寫這部小說，目的是要通過曆史來尋求俄國社會的出路和貴族階級的前途，其中也表現了他的思想矛盾。他一方麵肯定了戰爭勝負取決於人民，另一方麵又說人民的行動隻是順從了天意，通過卡拉達耶夫宣揚宿命論思想，把他的“不抗惡”也看作美德。
小說結構宏偉，布局嚴整，廣泛地展示了當時俄國社會的政治生活及人們的道德精神麵貌。在體裁方麵是一種革新，它結合了小說和史詩的特點，是一部具有史詩性質的長篇曆史小說。
19世紀70年代，俄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社會生活發生巨變，這種曆史變動的特點在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中得到了精確而深刻的反映。書中列文所說的那“翻了一個身”的東西，就是農奴製及其相應的整個“舊秩序”，那“剛剛開始安排”的東西，就是資本主義製度。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以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所涉及的問題極廣，不但描寫了婚姻家庭、道德倫理、農業經濟等問題，還探索了社會製度、政治思潮、教育、藝術、宗教及哲學問題，幾乎包羅了所有的重要領域。可以說是一部名副其實的19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小說通過安娜追求愛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會出路兩條平行發展的情節線索，形象地反映了俄國社會政治、經濟、思想觀念的變化，深刻地揭露了上流社會的道德墮落和荒**無恥，表達了作者的社會理想，也暴露了他世界觀的矛盾。
安娜是一個追求個性解放的貴族婦女，一個被虛偽道德所束縛和扼殺的悲劇人物。她美麗動人，真摯誠懇，具有豐富的內心生活和高尚的道德情感。她不滿於封建婚姻，不願意做官僚丈夫卡列寧的裝飾，勇敢地追求真摯自由的愛情。當她不顧丈夫的威脅，公然與青年軍官渥倫斯基結合在一起時，整個上流社會一起對她進行誹謗和侮辱。安娜之所以不能見容於上流社會，不是由於她愛上了丈夫以外的男子，而是由於她竟然敢於公開這種愛情。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上流社會的一種挑戰，上流社會不能容忍安娜公開與丈夫決裂這種不“體麵”的行為，對她進行了嚴厲的懲罰。安娜勇敢地要求感情的權利，要求過有愛情的生活，體現了貴族婦女追求個性解放的要求，她的自殺是對沙皇俄國黑暗的社會製度和上流社會的控訴。托爾斯泰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劇的社會原因，憤怒地譴責了壓抑她、摧殘她並造成她慘死的社會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勢力。他既對安娜的不幸寄予深切同情，又對她所選擇的生活道路有所譴責，表現了他世界觀的尖銳矛盾。
列文是一個精神探索型的人物，是在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時代力圖保持宗法製關係的貴族代表。他憎惡都市生活的浮華、空虛和腐敗，對於農村舊基礎在資本主義勢力侵襲下的崩潰感到極大的恐懼和憂慮。他認識到自己的富足和農民的貧困是不公平的現象，力圖尋求普遍富裕的道路。最後，他從農民弗克尼奇身上領悟到了生活的意義：“為上帝、為靈魂活著”，要“愛人如己”，力求道德自我完善。作為一個“天才的藝術家”，托爾斯泰非常清晰地表現了19世紀後半期的社會變動，但同時也表現了他的“悲觀主義、不抵抗主義和向‘精神’呼籲”。
小說在藝術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小說結構完整統一，拱形銜接天衣無縫，兩條平行的線索互相呼應，具有深刻的內在聯係；人物的心理描寫生動地展現了人物內心世界的豐富性和辯證過程，體現了“心靈的辯證法”的特點；肖像描寫富有獨創性，不僅展示了人物的一般性格特征，而且還展示出人物性格的發展過程。
從托爾斯泰的中期創作來看，作家的思想探索繼續深入，對貴族資產階級的批判逐步加強，藝術上也達到成熟的地步。但他仍然沒有找到社會的出路，而宿命論、不抗惡的基督教“博愛”思想在作品中日益明顯，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也在繼續發展。
後期創作（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初）：托爾斯泰這時期的創作一方麵是揭露當時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另一方麵是宣傳自己的宗教思想。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劇烈的社會變革影響下，托爾斯泰進行著緊張的哲學、宗教、道德和倫理方麵的探索，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托爾斯泰世界觀轉變後，文藝觀也隨之改變。他認為，過去的文藝都是為了滿足有閑階級，而不是為了人民。他開始創作一些戲劇、小說、民間故事、政論文章，宣傳自己的學說。主要有劇本《黑暗的勢力》（1886）、《教育的果實》（1890）、《活屍》（1891），中篇小說《伊凡·伊裏奇之死》（1886）、《克萊采奏鳴曲》（1887—1889）等。這些作品一方麵對社會的種種罪惡進行了尖銳批判，另一方麵表達了作者世界觀轉變後的思想觀點。
1889—1899年，托爾斯泰創作了長篇小說《複活》，對社會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而對“托爾斯泰主義”的宣傳也異常集中，鮮明地反映了他轉變後的宗法製農民觀點本身的矛盾：“托爾斯泰的學說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點，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麵。”[2]
托爾斯泰的思想中充滿著矛盾，除了對現實的無情批判以外，還熱切鼓吹悔罪、拯救靈魂、禁欲主義、“勿以暴力抗惡”、“道德自我完善”等觀點，宣揚一種屬於托爾斯泰自己的宗教“博愛”思想，被稱為“托爾斯泰主義”。
托爾斯泰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創作，登上了當時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高峰。以自己卓越的藝術技巧創作了“世界文學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列寧稱頌為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俄國革命的鏡子”。他被公認是全世界的文學泰鬥。他的思想和藝術是博大精深的。他的文學傳統不僅為蘇俄作家所繼承，而且對世界文學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二、《複活》
《複活》是托爾斯泰的代表作之一，是以一件真人真事為基礎寫成的。托爾斯泰原想寫一部道德心理小說，但在寫作過程中，構思發生很大變化。他參加1891年至1892年的賑災工作後，體會到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尖銳矛盾，農民的貧困是由土地私有製造成的。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對現存製度的揭露上，使它成為一部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的作品。
小說寫貴族聶赫留朵夫出席法庭陪審時，發現被誣告殺人而遭判罪的妓女，正是他8年前誘奸過的農奴少女瑪絲洛娃。瑪絲洛娃曾和他有過純潔的愛情，被他誘奸、拋棄而淪落為妓女，又被誣陷坐牢。麵對她的苦難和被流放的命運，聶赫留朵夫良心覺醒，開始悔罪，提出和她結婚，極力為她上訴申冤。上訴失敗後，他又陪她去西伯利亞，終於感動了她。瑪絲洛娃在政治犯的影響下，走向了新生。聶赫留朵夫逐步背離貴族階級，成為本階級的叛徒，他痛恨社會罪惡，但看不到改造社會的有效辦法，他努力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致力於道德的自我修養，從《福音書》中發現了真理，最後兩人都在精神和道德上得到複活。
小說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撕下了一切假麵具，對地主資產階級社會進行了全麵而無情地批判，對國家、教會、土地私有製、資本主義以及法律、法庭、監獄、官吏和整個國家機器的反人民本質做了廣泛而深刻的揭露。但是，托爾斯泰是用宗法製農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思想充滿了矛盾。小說還宣揚了“勿以暴力抗惡”、“道德自我完善”、“寬恕”和“博愛”等思想。
小說揭露了上級法院和專製機構的腐敗。那些道貌岸然的庭長、法官、副檢察官，個個都昏庸無恥，拿犯人的命運當兒戲。陪審員們把精力集中在各種謠言上，由於這些人的玩忽職守，草菅人命，結果造成了瑪絲洛娃被判處四年苦役的冤案。執法機關從上到下都是昏天黑地，毫無公理和正義，沙皇政府的各級官吏都是與人民為敵的。
小說譴責了沙皇專製製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會的偽善和宗教儀式的欺騙性。教會已經成了官辦的機構，神甫也已是身披袈裟的官吏。無論是在金碧輝煌的教堂裏，還是在暗無天日的監獄中，祈禱儀式都充滿了虛偽。托爾斯泰撕下了神聖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數人發財和愚弄人民的工具。
小說批判了沙皇專製製度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地主土地占有製。作者不僅描寫了農民的貧困，而且指出了土地私有製是造成農民貧困的原因，“人民貧困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人民僅有的能夠用來養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們奪去了。”因而他大聲疾呼，土地不能夠成為私產，土地不能夠作為買賣的對象，正如水、空氣、陽光一樣，應為人人所享用。
小說還暴露了貴族地主階級的腐敗，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揭露和批判。聶赫留朵夫及其親戚等貴族過著浮華奢侈的生活，而農民們則極端貧困，農村是一片淒涼破敗的景象。許多農民靠求乞度日，兒童的腿細得跟毛毛蟲差不多，不能站立，臉上露出病態的、痛苦的“笑容”。隨著農村經濟的破產，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進城當馬車夫、工匠、洗衣女工，照樣受到城市資產者的剝削和壓迫。這是《複活》在思想上極其深刻的一點。
《複活》塑造了聶赫留朵夫和瑪絲洛娃兩個豐滿而又複雜的形象，他們的命運和生活道路是19世紀末俄國社會生活的某些本質方麵的藝術概括。
聶赫留朵夫是一個“懺悔貴族”的典型。作為一個貴族青年，他有才學，有理想，正直善良，追求真摯的愛情。但是貴族家庭養成了他的種種惡習，貴族社會和沙俄軍隊**腐敗的生活風氣使他墮落為自私自利者。他誘奸了瑪絲洛娃，隨後拋棄她。當他在法庭上看到瑪絲洛娃時，意識到自己是造成她墮落和不幸的罪魁禍首。他決心贖罪，決定和她結婚。在為瑪絲洛娃申冤上訴的過程中，他廣泛接觸了社會各階層，進一步認識到了沙皇專製製度的腐敗落後及不合理性。通過訪問貧苦農民，他認識了土地私有製的不合理。在出入法庭和監獄的過程中，他看到人民是無辜的受害者，認識到人民的苦難是地主階級和專製社會造成的。他的思想開始升華，從地主階級立場轉到宗法製農民的立場。他猛烈抨擊本階級和社會罪惡，變成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上訴失敗後，他放棄貴族生活隨瑪絲洛娃去西伯利亞。最後他在《福音書》中找到了靈魂的歸宿和消滅惡勢力的辦法，那就是在上帝麵前永遠承認自己有罪，要寬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誌為人類的幸福而工作。作者認為聶赫留朵夫獲得了精神上的“複活”。
托爾斯泰認為，人身上皆有“精神的人”和“獸性的人”的矛盾，即人性和獸性的對抗。他把聶赫留朵夫“人性”的勝利看作是他向善、懺悔和精神的“複活”，表現了作者思想的局限。
瑪絲洛娃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下層婦女的典型。少女時代，她是個天真、純潔、樂觀的姑娘。但是，嚴酷的現實粉碎了她的美好幻想。聶赫留朵夫對她的玷汙和遺棄是她悲劇命運的開端。在等待聶赫留朵夫的淒風苦雨的黑夜，她意識到自己同他之間隔著一道鴻溝。被地主婆趕出莊園後，她走投無路，墮入青樓，成為社會的犧牲品。她對聶赫留朵夫的怒斥，表達了一個受盡淩辱的婦女對貴族社會的控訴和抗議。聶赫留朵夫的轉變使她重新看到了人身上的善，她逐漸恢複了正常的生活信念。她開始把自身不幸的遭遇和底層勞苦群眾的命運聯結起來，她的愛憎榮辱觀念也變得和被壓迫的底層人民相同。她放棄舊的惡習，內心有了對新生活的熱切渴望。西蒙鬆等革命者為解除人們的苦難而甘願犧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她，促使她迅速向新生的道路上邁進，她的精神最終得到了“複活”。
《複活》在藝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小說采用單一的情節結構。通過聶赫留朵夫為瑪絲洛娃上訴奔走、處理田莊、去西伯利亞，從城市到鄉村，從首都到外省，從政府的衙門到省長的官邸，從貴族的廳堂到農民的茅舍，從劇院的包廂到三等客車的車廂，從警察局到停屍房等，廣泛而深入地描寫了俄國社會、專製製度和習俗風尚，展現了一幅幅生動的社會生活畫麵，可謂一部成功的社會全景小說。該書打破了歐洲傳統小說首尾完整的封閉結構的固定模式，戲劇性的**和結局消失了，作品的內容和男女主人公的命運像生活一樣流動無盡。這種開放型的結構，給20 世紀的小說形式開創了新風。
其次，小說在描繪藝術畫麵和人物形象時，大量使用了對比手法。無論景物對比、人物對比、貧富對比等，都能鮮明地暴露社會的矛盾對立，突出表現人民群眾的苦難，從而加強作品的批判力量。作者把一個被壓迫、被淩辱的下層婦女作為小說的女主人公，而貴族男主人公完全以一個罪人和贖罪者的身份出現。法庭上那些道貌岸然的執法者，實際上是一群冷酷無情、荒**無恥的壞蛋，而受審的瑪絲洛娃和民眾卻是無辜的受害者。
再次，小說對人物的心理刻畫細致入微，用“心靈的辯證法”，深入各種人物的內心，抓住瞬息間的思想感情的變化，表現他們內心思想感情的矛盾和鬥爭，展現其辯證的發展過程。尤其善於寫突然事故引起的決定性轉變，來體現人物內心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如聶赫留朵夫在法庭上巧遇瑪絲洛娃，既怕被認出來當眾出醜，又為自己的罪孽深重而不安。這種情感很難用自私、冷酷和虛偽或者真誠、質樸和善良來概括。這裏有朦朧的懺悔，也有淡淡的思情；有真實的良心自我譴責，又有虛假的道德自我完善。這種性格深層結構中兩極內容的拚搏與爭鬥，使形象充滿藝術張力。瑪絲洛娃在風雨中苦苦等候聶赫留朵夫乘坐的列車時，他卻在明亮的車廂裏談笑風生，早已把她拋在腦後。她深深感到被侮辱和被遺棄的痛苦，開始意識到自己同他之間隔著一道鴻溝，了解到剝削階級自私自利的本質。
最後，《複活》是“一部鐵麵無情的書”，充滿了批判的**。它用鮮明的哲理和道德說教來提出重大的社會問題，表明作者的思想觀點。作者或采用質樸簡練的語言，或采用大聲疾呼、直接訴諸讀者的形式，使作品具有簡潔的宣言式的風格。
思考題
1.分析《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形象及其悲劇成因。
2.《複活》的思想藝術成就。
3.如何看待聶赫留朵夫與瑪絲洛娃的“複活”？
4.如何看待托爾斯泰小說中的“探索主人公”（懺悔主人公）形象。
5.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心理描寫的異同。
[1] 《列寧全集》，第20卷，4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 《列寧論文學與藝術》，22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