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姆昌德是印度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現代印度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代表作《戈丹》生動地描繪了印度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現實，集中體現了他的思想。
一、 生平與創作
普列姆昌德（1880—1936）原名滕納伯德·拉耶，出生在印度北方邦貝拿勒斯近郊的拉希姆村。童年時期，普列姆昌德在農村私塾中學習烏爾都語和波斯語。16歲時父親去世，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擔由他承擔，飽嚐了生活之苦。“繼母的態度，過早的結婚，祭師們的祭禮，農民和職員的苦難生活，這一切，年僅16歲的普列姆昌德都見到了。”[1]此後，他一邊當家庭教師、小學教員，一邊刻苦自學。1902年他考入師範學院進修兩年，獲得教師證書。後來還取得了英語、波斯語和曆史學的學位。在師範學院進修期間，普列姆昌德開始創作小說，在教學之餘從事創作。1908年他調任督學，往返農村和城鎮之間，對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人民的痛苦了解更深，眼界更加開闊。他的創作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08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熱愛祖國》，這部集子由5篇小說組成，基本內容是揭露殖民統治的罪惡，號召人民為祖國獨立而奮爭。在《世界的無價之寶》中把為祖國獨立而戰流下的鮮血譽為“世上的無價之寶”。因它“富有感人力量的煽動性言論”被殖民當局查禁，燒毀了尚未賣出的700餘冊小說。當局的壓迫並沒有使他停筆，他換了個筆名，此後一直用“普列姆昌德”的筆名發表作品。創作於這一時期的《沙倫塔夫人》也是反帝反殖、號召獨立的名篇。創作試驗階段表現出來的反封建思想，在這一時期也進一步發展，反映了封建製度、封建勢力、封建禮教給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以沉痛的筆調，對社會予以批判。
1921年聖雄甘地到北方演講，宣傳不合作運動，在20萬人的大會上號召放棄政府公職。普列姆昌德響應號召，毅然辭掉公職，放棄固定收入，專事創作，出版了《仁愛道院》《舞台》《妮摩拉》《貪汙》《聖潔的土地》和《戈丹》等著名長篇和大量短篇小說。
《仁愛道院》（1922）是普列姆昌德第一部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農村佃農的悲慘命運、王公貴族的奢華生活、中小地主的分化瓦解、貪婪自私的社會風氣等都在小說中得到現實的表現。《舞台》（1925）是普列姆昌德最長的一部小說，也是一部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小說形象地概括了20世紀前20餘年印度人民的生活，強烈表明了反帝反封的民主思想，畫麵廣闊，人物眾多，線索紛繁，是普列姆昌德創作中的重要作品。《妮摩拉》（1925—1926）是一部反映婦女命運的中篇小說。《貪汙》（1931）對警察與政府官員沆瀣一氣、營私舞弊、欺壓弱小、草菅人命的行為提出了憤怒的控訴。這裏的“貪汙”不僅僅指主人公羅瑪納特為滿足妻子喜好首飾的嗜好而挪用一筆公款，更大的貪汙犯是當權者，他們利用手中權勢，魚肉人民，中飽私囊。《聖潔的土地》（1932）以1930年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史實為背景，描繪印度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群眾運動。這是作者最鮮明最集中地描寫殖民者罪惡、印度人民的憤懣的長篇小說，在他的創作中占有特殊地位，非常明顯地受到“甘地主義”的影響。
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說從各個角度、側麵反映20世紀前30年印度社會的現實，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有的反映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表達愛國主義思想（如《進軍》《遊行》《牢獄》）；有的揭露封建統治的罪惡，號召人民從沉睡中覺醒（如《一把小麥》《冬夜》《可番布》等）；有的描寫婦女的悲慘命運，控訴封建社會對婦女的虐待（如《驅逐》《有女兒的寡婦》《古蘇姆》等）；有的描述戀愛生活，讚美純潔堅貞的愛情，批判扼殺這種美好感情的醜惡勢力（如《如意樹》《禮教的祭壇》《首陀羅姑娘》等）；有的展現一個兒童世界，刻畫童心的純樸可愛和社**影籠罩下的可悲可憐（如《偷竊》《打嘎兒》《開齋節的會禮地》等）。其作品的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多姿多彩：或者平直敘述人物一生中某幾個關鍵生活片斷；或者精心刻畫瞬間展現的幾個場麵；有時由人物轉述情節；有時通篇對話。小說意趣上也異彩紛呈：或者刻畫一種性格；或者渲染一種氣氛；或者講述有趣的故事；或者抒發強烈的感情；或者寄寓著深刻的哲理，但總的藝術風格是樸素明晰。在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說中，時常出現輕鬆的幽默和委婉的諷刺，這在他的長篇小說中並不多見。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說創作成就突出，他一生創作的20多部短篇小說集，是20世紀前30餘年印度社會的一部形象曆史。普列姆昌德的優秀短篇完全可以和莫泊桑、契訶夫的上乘之作相比。
普列姆昌德輝煌的創作實績和踏實的工作精神，深得印度進步作家的敬佩。1936年4月，印度進步作家協會成立，他被推選為主席。正當他以更大的精力和信心投身印度進步文學的建設和發展的時候，卻因勞累過度感染重病，幾個月後留下一部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聖線》，離開了人世。
普列姆昌德的創作具有鮮明的特點：（1）反映生活的廣闊性。普列姆昌德是位深深紮根於現實生活的作家，他的小說有的表現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與時代思潮和政治運動緊密聯係在一起；有的與小家庭的柴米油鹽相糾結；有人生的大起大落，也有孩子們的小小悲喜劇；長篇小說跨越廣闊的時空背景，眾多的短篇小說則擷取生活中的某一個側麵。普列姆昌德創作題材廣泛、多樣，這與他生活閱曆豐富、注意觀察生活、重視文學素材積累是分不開的。（2）評價生活的傾向性。普列姆昌德不是冷靜地超脫於生活之外，“愛”與“恨”構成他作品的基本旋律。他對印度現實的批評，是基於認同傳統而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他的小說世界是以印度傳統文明為構架，以此營造文化氛圍。《世界上的無價之寶》讚美寡婦自焚殉夫的古老風俗，《五大神》歌頌印度農村中傳統的五人長老會。他的許多作品表現了傳統道德觀念在生活中的調節作用，可見普列姆昌德對傳統文明方式及倫理規範的認同。他的社會政治理想是烏托邦式的宗法製農村村社，《仁愛道院》中普列姆·辛格爾放棄財產，自食其力，真誠熱心地為民服務，以仁愛喚醒麻木的人民。《舞台》頌揚仁愛精神，反對暴力革命，追求純樸恬靜而反對工業發展。（3）表現生活的樸實性。普列姆昌德的小說風格以樸實為基調。他的小說結構並不複雜，很少有多重線索的糾結，故事性強，情節生動，人物對話簡練，以質樸無華的語言展現人情世態和社會風俗，生活氣息濃鬱，將自己的傾向和深情傾注在質樸的描述中。短篇小說《神廟》描寫一個低種姓的女人蘇咯婭為給孩子治病意誌堅定地到神廟拜求，被當作不潔的人遭到驅趕，孩子死了，她也悲慘地死去。小說開篇讚美母愛的永恒，與蘇咯婭死去後的結尾頌揚母愛是真正的信仰和虔誠相呼應，**洋溢，催人淚下。
普列姆昌德是印度文學史上繼泰戈爾之後的偉大作家。他為印度文學開辟了新領域。普列姆昌德創作的簡樸明晰、通俗曉暢的藝術風格，也豐富發展了印度文學。
二、《戈丹》
《戈丹》出版於1936年，是印度現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座豐碑。小說著重刻畫的是農村，以現實主義的筆觸，非常真實地表現了30年代農村的生活麵貌，描繪了一幅幅悲慘的農村生活圖景，分析了農民苦難的社會根源。
小說圍繞何利一家展開情節。何利是一個淳樸厚道的農民，他隻知埋頭幹活，唯一的夢想就是買頭母牛拴在家門口，以圖吉祥如意（印度習俗，母牛是吉祥的象征），也讓孩子能喝上牛奶，強身健體，幹活有力。然而卻是這個起碼的生活要求與現實衝突，引發連串禍事：兒子因戀上寡婦觸犯習俗而出逃在外，失去了耕種的土地，女兒變相賣給一個老頭作填房，何利夫婦的精神被擊垮。他們隻知機械地勞動，在何利心中的唯一念頭就是當年夢想的母牛，為此拚命幹活，白天在野外幹，晚上在燈下搓繩子。何利最終累死在采石場，妻子丹妮婭把僅存的20個安那交給祭司作“戈丹”謝禮，也“昏倒在地”。
小說通過這個典型的印度農家的生活遭遇，具體展示了當時印度的社會現實，揭示了印度農民貧困悲慘的社會根源。小說開始，何利一家雖然日子艱難，但也還全家團圓，何利還有著美好的生活願望和信心。到小說結尾，何利活活累死，妻子丹妮婭的“潑勁”和兒子戈巴爾的“銳氣”都被生活磨掉，女兒盧巴步入火坑。小說以現實主義的筆墨，描繪社會把他們一步一步逼向絕路，推向苦難的深淵。小說具體揭示地主老爺、村中頭人、高利貸者、資本家、警官法院、宗法禮俗、封建宗教的殘酷壓迫剝削、嚴厲束縛，是他們導演了何利一家的悲劇。由於賒來的母牛被毒死和兒子戈巴爾與寡婦的戀情失去了耕牛，糧食罰光了，全靠借債借糧，半饑不飽度日。何利一家還是拚命勞作，種出上好的甘蔗，等待收獲時能翻個身，但高利貸者和收購甘蔗的糖廠老板合計好，把債款按高息全部扣除，辛勞一年僅得25個盧比。錢剛到手，債主又逼上門來，何利把25個盧比默默地塞給他，空手回家。翌年甘蔗長得喜人，何利計劃為大女兒辦嫁妝。但收獲時，法院傳來狀子，控告何利欠債不還，法院將甘蔗拍賣，嫁女兒還得另借200盧比。小說通過人物的口，揭露腐敗的政治和國家機器。民主選舉是玩錢的遊戲，“誰有錢，誰就能當選”，民主僅是用來欺騙百姓，“實際上是那些大商人大地主的王國，如此而已”。法律也是有錢人的法律，一個高利貸者說：“法院是保護有錢人的，我們一點也不用擔心。”警察也隻會與有錢人合夥敲詐窮苦人。報紙輿論宣傳工具，也隻是有錢人手中的玩物。在這樣的社會裏，沒有貧苦人民的好日子過。何利是千千萬萬印度農民的縮影。
普列姆昌德在《戈丹》中，深刻揭示社會問題，把罪惡歸結為社會製度，他認識到要使勞動人民擺脫苦難，不是幾個富人伸出仁慈的手，開設幾個“服務院”、“仁愛道院”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要改變現行製度。但究竟怎樣改變社會製度？《戈丹》中沒有提出明確的方案。戈巴爾從城裏回來，組織村裏人演出鬧劇嘲諷村裏有權勢的人，對方無可奈何。丹妮婭的強硬，也取得幾次小小的勝利，但這些力量非常弱小。從整個作品看，還是仁愛的力量強大，尤其是小說中梅達這個形象的塑造最能說明問題。他堅毅勇敢、頭腦清醒、觀察敏銳，集優秀品德於一身。他通過大量的研究和認真的思索，得出一個結論：“在追逐名利和與世無爭這兩種傾向之間，還有著為他人服務的一種精神，隻有這種精神才能使生命富有意義，才能使生命變得崇高和純潔。”與其說這是梅達的結論，不如說這是普列姆昌德的理解。小說中萊易老爺、康納、唐卡屬於追名逐利一類，像何利隻知埋頭生計、逆來順受，則屬於與世無爭一類。普列姆昌德對前者加以鞭笞，對後者寄予同情，讚美的是梅達——“他唯一的願望是幫助別人”。梅達，盡管他認識到了“要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革”，但他所做的也隻不過是把自己每月1000盧比的收入大部分救濟寡婦和窮苦大學生。小說中描寫了梅達仁愛精神的力量，原來一味尋求享樂的瑪爾蒂在他的感化下，成了一個自我犧牲主義者；他們常到貧困的農村去，給農民送去歡樂，送去幸福，農民也像迎接天神般地歡迎他們。這裏梅達認識上和行動上的矛盾，也就是普列姆昌德思想上的矛盾。他認識到靠幾個人的仁愛不能改變現實，但小說中提出的還是“仁愛”的改良主義方案。由此可以看出甘地主義對普列姆昌德的深刻影響。
《戈丹》的藝術成就突出，具體體現在幾個方麵：
第一，小說縱橫開闔、情景交融，樸實淳厚，生動感人。小說以何利的一生活動為經，以與之相關的其他人物活動為緯，既主線清晰明了，又能廣泛涉筆，容量極大，把農村和城市兩條平行的線索巧妙交織，描繪社會現實的各個方麵。在情節安排上，《戈丹》顯得自然、緊湊。往往在一個新的情節出現之前，早有伏筆、暗示，在展開一個情節的同時，又為另一個情節作鋪墊。這樣環環相扣，發展情節。
第二，鮮明的人物性格刻畫是《戈丹》藝術成就的突出表現。普列姆昌德“對印地語小說的真正貢獻即真實可信的人物性格化”[2]。《戈丹》中的人物，因各自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地位，表現出不同的性格特點。即使是同一類人物，小說中描寫出他們各自不同的個性。何利有何利的淒楚，薄拉有薄拉的不幸，戈巴爾有戈巴爾的痛苦。同是下層婦女，有外表潑辣嚴厲的丹妮婭，有忍受屈從、忠心不貳的西裏雅，有追求幸福、不懼禮俗的裘妮婭，也有為過好日子而不顧廉恥的諾哈利。小說中常常通過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態度，對比刻畫不同人物的性格，使之更加鮮明。何利的逆來順受、膽小卑怯，丹妮婭的不甘壓迫，膽大勇烈，就常常是在同一事情上表現出來的。同時作者也往往在不斷變化中從多方麵描寫人物，使之更加豐滿。人物的性格不是靜止的，而是有所發展；人物性格也不是扁平單一的，而是複雜交錯。好人也有缺點，惡人也有人性活躍的時刻。何利勤勞善良，樸實厚道，但也有時自私、貪財。萊易老爺殘酷凶狠，他有時也為自己的作為感到可恥。
第三，《戈丹》運用了大量富於生活氣息的生動比喻。或者用比喻來剖露人物複雜的、難以言說的內心感受，如何利一家借債度日，辛勞一年，眼看著豐收在望的莊稼：“家裏的生活像一度停下來的車子，現在又往前開了。本來因為受到阻塞而產生漩渦、泡沫、並且喧嚷奔騰的流水，在阻塞的東西清除以後，又發生了柔和、甜蜜的聲音，平靜和悠緩地、像一泓油汁似的流去。”或者用比喻增強作品的形象性，使表現的內容更加鮮明、生動。如“她的每一個毛孔仿佛都在發出甜蜜的歌聲”，這樣以強烈的藝術效果凸顯人物興高采烈的情形。有時通過比喻，把抽象複雜的意義，淺顯有趣地表達出來。如何利想獨吞買竹子的錢，結果上了當，他又不能說出來，小說中比喻：“何利把自己的失敗悶在心裏，仿佛一個人爬上樹去偷芒果，不幸從樹上摔下，連忙爬起來撣撣身上的塵土，免得被人看見。”《戈丹》中的比喻來自實際生活，富於生活情趣，給《戈丹》的藝術表現增色不少。
思考題
1.簡述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說創作的思想內容。
2.為什麽說《戈丹》“是印度現代現實主義文學的一座豐碑”？
[1] ［印度］拉默·維拉斯·謝馬爾：《普列姆昌德的一生》，見劉安武編選：《印度現代文學研究》，214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2] ［印度］薩吉達南德·瓦差衍：《印地語文學》，見《印度現代文學》，黃寶生等譯，94頁，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