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在你先後拍了五部電視片，在電視界正處於巔峰之時，為何以《南方的河》停止了拍片生涯，而同時又以一篇對話體長文——《最後的江流》作為結束，有什麽原因？
王：1994年廣州市領導找我拍廣州的題材，一見麵一拍即合。第一，我這一階段正在搞電視；第二，我正好想借機會對廣州亦即是嶺南文化有個說法。因為憑著我的直覺感到，廣東在改革開放中的超常角色已經結束,由我來做一個總結，畫一個句號，非常具有挑戰性，也是命運的一種安排和垂青。
廣東從近代史上看，一直扮演著梅花的角色、報春花的角色，是新觀念、新思潮的發源地。一花引來萬花開時，它就“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曆史上康、梁變法以及孫中山北伐都是如此。拍《南方的河》這部片子，使我們有充分的機會來梳理、來求索、來論證、來破解這個曆史過程。
當時，我帶著劇組大河上下、長城內外到處跑，終於找到了答案，也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與此同時，我心裏產生出一種悲哀：當我每次想超越自己時，都無異於“自掘墳墓”，要埋葬我的昨天。片子拍完後，那篇對話——《最後的江流》，反映了我這種心態。珠江經過廣東、經過沸騰的珠江三角洲，一旦流入南海，它就融合在海洋中了。廣東一旦像雄雞報曉、報春花盛開，它的曆史使命也就結束了，廣東曾是全中國的超級亮點，現在聚光燈已轉向別處，那麽，立足廣東寫中國的契機和支點不存在了，我作為一名記者的使命也就結束了，因為我不想當區域性的記者。我之所以把廣東作為我的一個碼頭、一個驛站而不是家園，是因為我可以站在這裏寫中國，圓我的宏觀夢。當這個支點不存在時，我隻有兩種選擇，要麽北上，去尋找新的宏觀點，要麽自我放逐。北上是行不通的，中國的新聞在20世紀不可能有大的作為，新聞上風雲際會的盛況暫時是看不到的。基於這一分析，最後我選擇了一條走出體製外、自我放逐之路。新聞既然不需要“中國走勢”了，也就不需要王誌綱了，所以我畫上了一個句號——“最後的江流”。原版作者後記行成於思王誌綱中國走勢思考錄原版作者後記
自打離開新聞隊伍，可以說是告別了筆墨生涯。偶爾寫寫字，也隻是為助手改改報告，在經濟合同上簽簽名而已，純粹點綴，不算作文。
不再舞文弄墨，自我解嘲為：提筆隻能指揮一支筆，不提筆是為了指揮更多的筆。事實雖然是這樣，但這一解釋確實有強詞奪理、為偷懶找借口的痕跡。
《行成於思》即將付梓發行，作為自己的心血結晶，作為自己青春年華的凝聚和悲喜血汗的沉澱，盡管她有千般缺點，盡管她有萬種不足，但畢竟是自己的親兒子。常言道“兒不嫌母醜”，今天我則要說“母不嫌兒稚”，這個稚，是幼稚，是嫩稚。她不成熟、她莽撞、她甚至淺薄；但她天真、她單純、她真誠、她不趨炎附勢、她沒有老於世故者的圓通與城府。正因如此，我偏愛她、我看重她，我願意將其毫不掩飾、原汁原味地展現給大家。古人雲“文以載道”，今人言“文若其人”。誠哉此言！拂去曆史的風塵，剔掉職業的局限，透過這些文字，我希望，關心中國的人，能從一個獨特的視野看到一個關鍵時期的中國；我還希望，透過各個篇章和字裏行間，關心我的人，能了解並把握住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和思想孕育史。
“行成於思毀於隨。”本書收集的文字，從1986年始至1994年止，跨度8個年頭，這正是古老中國風雲激**、處於“千年來一回”劇變轉折的關鍵時期，亦是我從青年步入壯年、思想真正形成的特殊歲月。
譚啟泰先生撰述的《謀事在人》一書熱銷後，我收到讀者雪片般的來信，人們對我從記者到策劃家的成功轉換甚感興趣之餘，更對我思想的形成，即我賴以從事策劃的看家本領——閱曆、知識以及思維方式的累積，表現了更為濃厚的興趣。
本書出版，我想能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了卻這些熱心讀者的此份夙願。
重讀這份書稿，曆史煙雲曆曆在目，風雨雷電中，昔日櫛風沐雨、並肩求索的戰友的身影亦一一浮現眼前。他們是：謝金虎（合作采寫《廣州人經受三次衝擊波》，現為新華社上海浦東支社社長），江佐中（合作采寫《百萬移民下珠江》，現為廣東省政府政策研究中心處長），林丹（合作采寫《跨世紀的衝刺》，現為《羊城晚報》珠海記者站站長），夏陽（合作采寫《中國走勢采訪錄》，現已調離新華社，去向不詳），李曉崗（合作采寫《中國走勢再訪錄》，現為新華社內參部資深記者）以及那些曾同我或唇槍舌箭、或如切如磋過的記者們。借此書出版之機，向他們表示感謝並道聲珍重！
往事如煙，人生難測。但我深信，隻要我們常葆童心，以真誠之心對真誠之事，不論職業轉換多巨，風雲變幻多大，我們都能走得穩、走得遠。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行穩且遠，應該是精神遠足者，知識分子的最大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