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誌綱談《南方的河》攝製前後
編者：伴隨著8集電視專題片《南方的河》的問世，人們又一次在一個文化工程背後發現了一個並不陌生的名字：王誌綱。作為前新華社著名記者，王誌綱到廣東已經8個年頭。這8年來，在許多重要而微妙的曆史關頭，尤其是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他都以手中這支筆，對重大的曆史事件和現象率先進行了獨到的揭示和總結，在引起社會強烈震動的同時，發揮了不可多得的輿論作用。比如，1986年關於“廣州人經曆三次衝擊波”的問題，1988年關於“百萬移民下珠江”的問題，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一係列關於珠江三角洲發展的問題。從1991年開始，王誌綱又開始了從文字媒介進入電視媒介的嚐試。他先後策劃、主持了幾部大的電視專題片的創作和攝製，同樣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在《南方的河》即將播映前夕，他接受了記者的專訪，無拘無束地進行了一次長談。
給廣州一個說法，還中國一個奇跡
江行（以下簡稱江）：王誌綱先生，這次聽說你是在非常繁忙、年度工作計劃已經排滿的情況下，接受了廣州市委、宣傳部關於拍攝“廣州改革開放十五年”的重托的。那麽，你究竟是出於什麽考慮來接手這樣一個一般人看來並不容易拍好的片子的？
王誌綱（以下簡稱王）：我是一個比較講情義的人，通俗點說，就是講義氣。你說這是個毛病也罷，是個優點也罷，就是“士為知己者死”、“士為知己者用”。這個性格特征是很鮮明的。所以，當廣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朱小丹和主管文藝工作的副部長楊苗青在東方賓館設宴邀請我，特別是他們提到找了我半年、對我寄予很大希望時，我馬上就“屈服”了。這是兩種心態決定的，一種是推不掉了，人家這麽看得起你，推掉太不仗義了；再一種心態就是應對挑戰的欲望被調動起來了。
我向來認為，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很多事情，當人們找到你，向你提出這樣一種要求時，它就有了一種合理性了，已經有了一種必然的力量在裏麵。而這個題材適不適合你，能不能搞成功，那就取決於你個人的本事了。人們找到你，善待你，厚待你，這麽不容易，就說明這個題材非常難做。這是對你的看重，也是對你的挑戰。而我是一個渴望挑戰的人。
這裏我想插一些話。去年我到山東去，花了三四個月時間拍《北方的躁動——膠東紀事》，情況與這次也是非常相似。1992年鄧公南方講話之後、“十四大”召開之前，新華社抽調我對國內形勢進行調查，為了把握社會這一重大轉型期，我到了山東。在那裏，熱情的山東人非常希望我能專門來山東待一段時間，用自己的眼光和語言、用我的表現手法，對中國北方這塊新崛起的經濟高地進行一番開掘。這也是他們十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山東人是非常熱情和執著的，為了把我從新華社“借”出來，前前後後足足花了一年的時間，動用了許許多多的關係，誠心感人。最後我已經覺得沒希望了，但他們不斷地打來電話，要我不要動搖，我完全被他們的誠心所打動，我也積極配合，這樣終於成行了。當然，為此我付出了相當的代價。不過，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這也是值得的。1993年，王誌綱在山東煙台主持拍攝8集電視專題片《北方的躁動——膠東紀實》。這些年來，我在全中國跑，對很多地方的模式都進行過總結。在前人總結的基礎上加以提煉，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獲得社會的認可。比如對珠江三角洲“四小虎”的總結，再比如對“溫州模式”的總結。我到山東去，他們開三級會議時，還引用我對溫州的那幾句總結：“貓有貓道，蛇有蛇道，不是無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場經濟規律也。”
這次我一頭紮進了膠東，膠東三個月，同煙台電視台的同誌們通力合作，拍出了《北方的躁動》。後來中央電視台審片小組的評價是：“十多年來不可多得的關於農村題材的好片子，發人深思，令人振奮。”中央電視台兩次播出，《人民日報》也不惜版麵對解說詞加以刊登，這裏麵的很多總結和觀點，都獲得了大家的認同。比如“神奇的兩隻手”的問題，就是說，不僅要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還要政府看得見的手；比如“孔老二現象”——孔孟文化能不能與市場經濟對接，銜接後會出現什麽狀態；又比如“第二條富路”——農村除了“以工補農”外，能不能靠農業本身致富，如果不行，8億農民擺脫貧窮就是一句空話。農業能致富，但必須是市場農業、高效農業、規模農業，而市場經濟為此提供了可能性。這樣就把一個膠東模式呈現了出來。
拍完了山東的片子，回到廣東，應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的邀請，我又趕到珠海，拍攝了《跨世紀的衝刺》。工作雖然艱苦，但梁廣大對片子的評價使我獲得了極大滿足。他說，珠海這十幾年的探索和過程，王誌綱同誌基本上把它說清楚了，總算總結出來了。
我曾經說過，《膠東紀事》是嚐試用電視攝像機搞社會調查報告；同廣東台合作的《大潮湧珠江》是用電視手段原汁原味地展示珠江三角洲的生活畫麵，使仍然處在“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爭論中的人們不再“盲人摸象”，而能對廣東有一個真實的了解。看來這些定位都成功了。同廣東台合作的《大潮湧珠江》還被美國的電視台買了去。
現在回到廣州這個話題上來。我為什麽願意接下來？除了市委的厚望，就是這個題材的分量，我相信隻要“馬韁歸主”，是能搞好的。這好像是一個機緣，就像彗星撞擊木星，可能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億分之一的機緣，但卻撞上了。它為什麽撞這個不撞那個？他為什麽找你？這裏麵已經有一種必然性在裏頭了。所以，我感到沉重而又振奮。在他們看來，這個時候寫廣州拍廣州時機已經到了，用他們的話來說是“三星連環”——也就是建國45周年、改革開放15周年、廣州被列為“改革開放綜合實驗區”10周年，三個節日連在一起。所以我提出，“給廣州一個說法，還中國一個奇跡”，這個時候也到了。接下來就是如何把握廣州的問題，這涉及三個話題。
第一點，我認為，廣州、廣東這15年，作為中國社會、中華民族曆史轉型期的前沿地帶，留下了許多時代之謎，留下了許多有待理論家、曆史學家和我們去發掘、把握、提煉、張揚的東西。廣東這個話題，提前兩三年去搞，很可能使人陷入浮躁。如果當時廣州被貶，我們要為她辯白；如果廣東被褒，我們也可能帶上一種“雞毛上天”的心態，樂觀得一塌糊塗。在這兩種心態下，我們難以理智和冷峻，跳不出傳統宣傳的窠臼。滯後兩三年去搞，可能時代的焦點、聚光燈已經轉移分散，廣州的話題恐怕再難有全國性的關注效果。塵埃落定，這個時候剖析廣東，我認為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第二點，關於珠江這條“最後的江流”的問題。中國有三條大河：黃河、長江、珠江。前邊兩條江河人們已經寫得很多了，但珠江還沒有被寫過。當我們講到黃河時，會想到中華民族的悠久博大，還有數千年的苦難。當我們講到長江時，“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是一個我們生活環境、生長環境的話題，《話說長江》、《大三峽》都是這樣。但是當我們談到珠江時，都會想到它是一種很特別，甚至帶點陌生的文化存在，一種生活價值的濃縮，一個社會重大曆史轉型期處於承上啟下的一個特殊板塊。為什麽它能“四兩撥千斤”？為什麽珠江的短笛在19世紀後半葉和改革開放這些年一次又一次掀起洶湧澎湃的黃河大合唱？這些問題很少被正麵係統地觸及。既然我們有這個機會，為什麽不來過把癮呢？
第三點，就是廣州的話題，廣州依托的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是珠江文化、珠江文明的集中體現，把這個話題搞清楚，對整個中國的市場經濟探索都是有意義的。
把這些定位之後，就涉及到團隊結構的問題。電視是一門綜合藝術，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隻有人選好了，發揮“雜交優勢”，才能“優勢互補”。其實講到“優勢互補”，有些是主觀上有意識的尋找，有些卻是無意之中甚至在碰撞、衝突中獲得的。如果一切都可以事先計劃好，那是不現實的。
當時我們決定采取的是一種“三合一”的人員結構。第一個，是攝像、執行導演，我找了山東人李全新。我曾經說過，我到膠東拍片子一個最大的收獲，就是發現了一個人才，是像唐僧取經發現了孫悟空一樣發現了李全新。由於地方台的束縛，他未能引人注目，但他的才華和創造欲望，放在中國電視界這個台麵上都是不遜色的。他需要一個很高的頂托點，附麗其上，他的電視才華才能充分發揮出來。他一聽說這個消息，就激動起來了，想來過把癮。當時他剛遇上車禍，腿上縫了三十多針，頂著全家人的反對和炎炎夏日，抱著一條腿就跑過來了。頭兩個月，他的腿不斷化膿，醫生都罵他“腿都要剪掉了”，但他全然不顧，就是要過把癮。第二個，就是在廣東找了秦朔、羅宏這樣的“新客家”，原來是北方人，在廣東五六年了，對廣東已經有了一定的了解，沒有強烈的反彈了，但仍然有北方人的眼光和背景，而且非常有責任心和才華。發現羅宏非常富有戲劇性，早期搭班子時不知道他，我是在組織廣東專家、學者們開座談會時發現他的。作為主要撰稿者，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個，就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他們沒有出過五嶺，但對廣州的生活非常熟悉。這三股力量合而為一，派生出一種新的“生產力”。
“兩棲動物”與“正規兵團”
江：剛才提到這些年來你四處奔波，對很多地方進行過歸納總結，特別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王記者”已經成了不少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但似乎對廣州，你卻沒有專門跑過。接手這樣一個重頭片子，甚至你有的朋友當初都曾有過一些擔心，為你這個“局外人”捏了一把汗。那麽，你當時有沒有感到過風險？有沒有把握？
王：說到風險，說到把握，當初，朱小丹等同誌找到我的時候，我曾經說過一句大言不慚的話：你們找我算是找對了。因為你們找純粹的廣州人，他很難走出五嶺見到中國，找出廣州、廣東與中國之間的對接關係；如果找純粹的北方人，他對廣州不了解，吃不透。而我是“兩棲動物”——第一，我從北方來到廣州已經8年了，8年來著力於研究廣東的發展和過程；第二，我是立足廣東麵向全國，有著比較特殊的經曆，多年來都參加新華社“小分隊”進行深度調研，全國都跑遍了。因此我能夠感受把握廣東在中國的發展流變，廣東對於中國的輻射影響以及五湖四海各地人們對廣東方方麵麵的看法和疑問。
挨另一個層次說，我這幾年也玩了幾次電視，在電視專題片方麵有諸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的遺憾。而正好這次給我提供了一次機會，可望去彌補那些遺憾。
第三呢，我素來是一個“結構主義者”，也是一個“方法論者”。我相信這些年來，通過對許多重大題材的把握、對許多電視專題片的把握、對人的長短組合的把握，我有了不少必要的經驗。再加上有這麽多的有利條件——如果說過去是“小米加步槍”，或者是由於資金，或者是由於設備，使我不能盡善盡美、充分實現自己想法的話，那麽這一次，我們能夠擺開正規兵團，好好地打一仗，“打”出一部好的作品來。
再一個呢，我當時還說，這個片子沒有成功或失敗的問題。肯定成功。不是及格不及格的問題，隻是分數高低的問題，或者是95分，或者是80分。這一自信涉及我在新華社長期積累下來的一個經驗問題。最早我在新華社時，大家都覺得出書很難。記者當到老的時候，能量大的、運氣好的，靠拉一些讚助，出版社開點恩，能夠把散見於報端的“昨天的新聞”作為“今天的曆史”印出來。90%的人連這點運氣都沒有。可是我當時就不信這個邪，我說記者的東西為什麽出不了書，成不了暢銷書?當時就開始寫書。我這個人有一個什麽樣的毛病和弱點呢，就是把明天肯定要發生的事超前作為宣言發表出來，因此贏得了很多人的“注目”和“攻擊”，說我狂妄自大，但是事後證明的確成功了，當然攻擊依然存在。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先把“牛皮”吹出來，找不到退路了，逼得你隻能自我超越。於是寫了一本兩本，都是暢銷書。一發而不可收，一下子寫了五本。五本書除了給我換得了“一個說法”，還給我贏得了脫貧致富的第一筆資本。現在我又開始玩電視，也是這個心態。所以你剛才說到擔心失敗，我認為如果沒有重大的意外因素，是不可能失敗的。
電視“三段論”、“三性”與“三新”
江：傳統的從業觀念講究各守本位，“從一而終”。但你卻是由一般報道到深度報道至大調研，由采訪到對話，由文字媒介到電視媒介，擁有多種輕重武器。特別是作為一個從來沒有接觸過電視的人，竟能在短短兩三年時間裏，折騰出《大潮湧珠江》、《北方的躁動》、《跨世紀的衝刺》和《南方的河》，這種由文字到電視的超越與成功，令不少人不可思議。那麽，這幾部片子下來，你對於中國電視專題片究竟有一個什麽樣的認識和把握？這種認識和把握又是怎樣貫徹在《南方的河》的策劃構思中的？
王：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無論幹什麽事，你都要在方法上、潮流上、趨勢上、手段上，對它有一個宏觀的把握，隻有這樣，獲勝的可能性才比較大。我們經常講“匠氣之作”，什麽叫“匠氣之作”呢？比如我們講到古代工筆畫或者陝西的戶縣農民畫，它的每一個人物、每一個眼睛、每一根眉毛都畫得栩栩如生，但它不可能成為大作品。因為雖然它在技巧上已臻於化境，但在氣度上卻不夠，於是仍然隻能落入“匠氣之作”的窠臼。
不久前我遇到一個中央電視台的大腕，我就講我是一個門外漢，為什麽能玩電視呢？他說似懂非懂的人反而能玩好電視，太懂了，就被那些陳規陋習所束縛了；不懂的話，也無所謂玩電視了。他這話我覺得說對了一半，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要玩電視就要對中國電視專題片的趨勢有一個把握。
拍《大潮湧珠江》的時候，我曾經對電視行家們說，中國的電視專題片經曆了這麽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新聞剪報式”的階段，像我們的新聞電影製片廠的某些片子，沒有靈魂，沒有生命，相當於宣傳櫥窗一樣，隻不過它會動；解說詞寫好之後，可以導演，甚至擺拍，把一種立體的東西變成了平麵的東西。多少年來，我們就是在這種宣傳狀態下進行的。後來呢，出現了以《河殤》為代表的思辨型電視片，由於產生了巨大轟動，由此出現了一種時髦，無論江湖的野路子，還是電視行家，一提到大片子就得是政論片，言必稱政論片，好像不政論就上不了層次似的，發展到極至，以至於就連以批判《河殤》為己任的一些大片子也逃不掉《河殤》的窠臼，還是一派坐而論道、大氣磅礴、慷慨激昂、主題先行的方式。這個情況持續了三五年。所以，1991年我接手《大潮湧珠江》的時候提出，老百姓已經膩了這一套，我們要結束這個情況，帶個頭。當時我給劇組定了八個字，叫做“原汁原味，返璞歸真”。我說這可能是電視專題片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開始，就是還電視紀錄片以本來麵目。雖然從技術上它是“小米加步槍”，但由於“原汁原味”，老百姓接受了它，社會也廣泛地認同了它。
當時，也許是有意無意之間，啟動也罷，融入也罷，我們進入了中國電視片的一次新潮流，當時很多片子像《望長城》、《廣東行》，包括此後的《東方時空》、《焦點訪談》，都是以純紀實風格來表現自己的，無獨有偶。所以，我說任何東西不是你一個人先知先覺，當你意識到一個問題的時候，在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也同樣意識到這個問題。最後勁往一處使，就會形成一股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的東西。
但是潮流到了現在，紀實片已經很多了——當然，作為紀實片風格是必須保留的。但是如果僅僅滿足於甚至淪入這種自然主義的紀實的話，又是不夠了，甚至叫走偏了。在拍《大潮湧珠江》的時候，我是為“矯枉過正”而過多地使用了自然主義的紀實方法，那現在，我覺得應該在這個基礎上再上一個檔次了。
因此，當《南方的河》定位以後，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句話，也就是這個片子是“紀實性、思辨性、藝術性三性相結合”。唯有紀實，才有真實動人；僅有紀實，就上不了檔次，激揚不了文字，深化不了主題，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思辨；僅有紀實和思辨，可視性、影響力、魅力這方麵就受到減弱，因此我把它揉進藝術性。這個藝術性不是虛構的創造，而是“三性”的結合。同時，我還提出了“三新”，就是素材（視點）新、見解新、手法新。也就是我們給廣東的這個“說法”不是“拾人牙慧”，用現成的理念來解釋現實，而是用自己的觀念、自己的鏡頭、自己的語言、自己的體係來給廣東一個說法。所以我說這個片子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文化片”，是選擇了以廣州為切入點的嶺南，把嶺南寄寓在南方的河的背景下來展現她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曆史轉型期的一個微妙關鍵的“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我相信這個話題國人是會產生強烈共鳴的。
走出廣東看廣東
江：你提出了“三性”、“三新”。也曾經有人把“實踐理性”作為你報道的一個主要特色，即把“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實踐”和“高屋建瓴的理性把握”融為一體。具體到《南方的河》來說，你們不是先寫好既定的本子再去拍攝，也不是先拍畫麵再貼本子，那麽，它的具體創作模式究竟是什麽樣的呢？
王：這涉及到一個哲學的把握問題。我經常告訴劇組的同誌們，我們是站在高山之巔看東西南北的江流縱橫，站在曆史的高度看問題。這不是狂妄，而是唯有如此才能拍出大片子。
再一個，我們的第一個戰役是“走出廣東看廣東”，到北方去，到五湖四海去拍廣東。當時有很多主創人員心裏是打鼓的，擔心會不會“下筆千言，離題萬裏”，廣州的話題為什麽非跑到全國去？收得攏收不攏？很多素材是不是真的有用？現在他們發現，“撿到籃裏都是菜”，出去走了一段後什麽都是有用的。他們才發現哲學觀的作用之大。
我相信有了哲學和宏觀的把握之後，其他很多東西都是戰術性的問題，是可以調整的問題。我一開始就告訴秦朔、羅宏，這個本子可能要滾個七八遍。到片子開剪的時候，這個本子可能隻有70%左右。邊剪邊創作，到最後可能才是確定的本子。如果一開始就有個既定的本子，那是作繭自縛，是極不科學也極不真實的。我們是先到北方跑了一個月，再回到廣州采訪了一個多月，才有了一個本子的雛形。
語不驚人死不休。
江：聽說《南方的河》幾易其名。一個反映廣州的題材，最後為什麽叫《南方的河》，這個命名有些什麽深層的含義呢？
王：寫文章、拍電視，一個好題目是非常重要的——提綱挈領，醒目抓人。選名字有兩種選法，一種是由現象而歸納出一個好名字來，用好名字來貫徹你的整個創作過程，比如像我寫的《百萬移民下珠江》，“百萬移民”本身給人強烈的衝擊和撼動。但是我這種情況不多，我大多數作品名字的分娩和產生都是在創作過程中甚至最後才豁然開朗的。
比如我在山東拍《北方的躁動》的時候，當時有很多名字可選，但都不合適，是在最後才想出這個來的。當時有人擔心會不會有政治上的歧義，我說如果中央電視台能想出比它更好的名字，那就用中央台的。最後大家全部接受，因為相對於廣東的市場經濟的掀天巨浪，它的確處於一種躁動的過程中。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句俗話了。還有《大潮湧珠江》也是這樣，包括我許多比較有影響的新聞作品都是這樣。所以最近我跟人開玩笑說，如果搞商業策劃的話，我會是一個優秀的策劃大師；如果搞廣告，我會是一個優秀的廣告人。為什麽呢，因為這麽多年，每天每夜，寫一篇通訊，從題目到導語，都是“語不驚人死不休”，這些東西都是最好的廣告詞。當然這涉及一個“軍轉民”的問題，其實，暗地裏我已做了若幹“軍轉民”的事。當前廣東商戰中不少成功的案例背後都有我的頭腦在起作用，隻不過不好公開而已。
《南方的河》最初叫《廣州15年》。一看這個題目，顯然受很大的約束。我們在廣州開了五個座談會，到北京去之前，題目基本定了。給片子一個文化的底蘊，比較空靈的色調，這樣比較符合我們片子所要表達的跳出時間和空間、上下五千年、縱橫數萬裏，把廣州放在整個大千世界來展現的氣度。這個片名想好後，得到了大家的認可。當時曾擔心廣州市領導怎麽看，會不會以一種功利的眼光提出疑問。但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朱小丹同誌讚成，高祖仁書記認為是一個好題目，就這麽定下來了。
吾將上下而求索
江：你剛才提到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追求，那麽你感到同是為了這個目的，在內地做記者和在廣州做記者，從把握社會和現實上有什麽不同？把握廣州是不是更艱難一些？
王：前些年，人們經常講這樣一句話，就是廣東是塊新聞資源的富礦區，為什麽一直出不了大製作？名記者和優秀的作品不多？原來我也不太理解，後來我在這裏轉了很久之後才發現了“奧妙”所在。我說在北方當記者，特別是在北京、上海、遼寧等地方當記者是比較容易的，因為那裏給你提供的東西基本上都成形了，人家不僅提供素材，還提供觀點。但要出大記者就不容易，因為太容易了反而不容易了，雖然見報率很高，如果我們把見報率高也當成名記者的衡量標準的話，那也算是一種“名記者”罷。但是，我說的名記者是能在曆史發展的重大時期，他能用自己獨到的眼光、獨到的見解、獨到的語言，把曆史現象概括和披露出來，最後被社會廣為傳頌，被學者專家引以為據,這才是真正的名記者、大作品。
我在一所大學講課的時候曾講到這個問題：在廣東和在北方當記者的比較。我說，我在內蒙古曾經當過記者，隻要你能深入沙漠戈壁，能把裏麵的故事寫出來，鮮為人知，那麽你就是好記者。內蒙古相當於一個神秘的穆斯林女郎，披著一層神秘的麵紗；而廣東卻像一個**女郎。這話怎麽說呢？你把這個穆斯林女郎神秘的麵紗撩開，哦，她長著彎彎的眉毛，像兩灣水潭一樣明亮的眼睛，還有高高的鼻梁，那你就是好記者了。在那些地方，隻要肯進取，就像美國西部牛仔那樣，有勇氣、敢冒險就可以了。廣東可不是這樣。說到廣東，好像誰都懂得，我們這次在陝北采訪老農民，他們也都能講出個一二三。但也正是因為人人都知道，難度也在這裏，你蒙不了別人。因此需要你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才能夠給個說法，為社會接受。所以廣東出名記者非常難，需要“吾將上下而求索”，需要多年的積累和錘煉。能夠披露事情不算好記者，廣東每天都發生事情，而且“廣東無轟動”，你能披露的人們已經見慣不驚了，因此要提煉、概括，要用自己的語言和獨特的眼光。
追尋鹹腥味
江：在《南方的河》中，有許多集都有著雅俗共賞、清新可人、新鮮生動的題目，像《鹹淡水》、《海鮮生猛》、《南風窗人》、《揾工跳槽》等，給人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那麽你能否介紹一下這8集的大概思路以及它們的命名呢？ 1994年8月拍攝《南方的河》王：總的題目定下來後，就涉及到對每一集的把握。當時我們把片子定為8集，為什麽是8集呢？是考慮到電視這種傳播手段的特殊要求。像廣東這個話題，你就是寫一部三四十萬字的東西也不算多。但電視語言是一種非常精煉的語言，不可能讓你20集、30集去洋洋灑灑地表達，因此我們要考慮這種語言的規範和規定性，於是定為8集，每集20分鍾。
題目怎麽定？我當時跟大家商量，既然這個片子叫《南方的河》，既然它要“給廣東一個說法，還中國一個奇跡”，既然我們要確定一種自己的理論架構、邏輯程序和文化工程，我們就必須通過起承轉合，給廣東一個完整的體現。因此從結構看，第一集是序片，是懸念，是天問，是人人都感興趣但人人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引人入勝，請君入甕，使人產生強烈而濃厚的興趣。此後的七集，從第二集到第八集，是廣州之謎，也就是市場經濟的時代之謎。層層解剖，層層探幽，破解謎底。“鳳頭豹尾草包肚”，最後一集還有兜底的作用，把懸念和過程“合龍”。
從每一集的題目來說，藝術上有句話“隻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廣東特別是南方的河，正是它極大的世俗色彩和特異性，才給了中國強大的衝擊力，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或加以非議，正是如此，我們要強調它的鹹腥味，嶺南特有的鹹腥味。為了使我們的藝術性能更好地展現，在文化層麵上更好地“賦比興”，使人們過目成誦，忍俊不禁，產生聯想，因此出現了《海鮮生猛》、《揾工跳槽》、《鹹淡水》、《南風窗》這些題目。我們在北方采訪的時候，一提到這些題目，沒有哪一個不開懷大笑的。這叫做“大俗才可能產生大雅，由此才可能雅俗共賞”，就是賦予大俗的東西一種新的生命力，使它能產生一種大雅的效果。
實踐出真知
江：今年是很多節日交匯之年，可以說，各地區都在緊鑼密鼓、馬不停蹄地反映“15年”，廣東省內就有好幾台晚會和不止一部電視片，當許多新聞媒介趕都趕不及的時候，你卻帶著一行人馬，走天山，下黃河，訪陝北，登泰山，進京華，看上海，縱橫數萬裏。拍廣州卻要跑到北方，這究竟是為什麽？這樣跑下來，你們有什麽樣的收獲和體會？
王：這首先要感謝市委領導、宣傳部長朱小丹。心有靈犀一點通，如果他不是目光長遠，胸襟開闊，而是急功近利，沒有大氣魄、大視野，理解不了我們的追求的話，我們根本不可能有充足的時間從事這一文化工程的構造。如果他要求兩個月成片，趕著國慶播出，那個片子就沒戲了。正是他的開明，才使我們能充分地構建一個文化工程，也就是“走出五嶺山脈”，走出廣東看廣東。
為什麽走出去呢？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跳出廣州，我們才能看到以廣州為中心的嶺南對整個中國的輻射。到底它的影響何在？它的影響是在增長還是在減弱？第二是通過此行，我們才能找到選題的興奮點。這個片子既然是準備放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間去播的，那麽國人目前對廣東究竟感興趣在哪一方麵？定位要定準。第三，隻有跳出來在全中國采風，廣東才是一個時代的話題，才能賦予這個話題以堅實的物質內容。最後的結果，我們感到非常興奮，這三個目的全都達到了。不僅達到了，而且在哲學把握上，我們的思路有了更好的調整，實踐出真知嘛！我們剛出去的時候，以為廣貨北伐，粵文化北伐，整個中國都是其天下，嶺南的太陽正照耀著神州。後來發現已經不是這麽回事了，關於廣東的浮躁期、興奮期已經過去了，現在人們對於廣東的話題已經表現得很平和了。我們曾不無失落，但萬裏采風歸來，回頭望去，我們認為這是一件大好事，廣東的消失正好印證了小平同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帶動全中國富裕的論斷，人們對廣東從陌生、抵觸、反彈到默認和趨同，說明了廣東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文化存在，一種對市場經濟的探索，已經為中國人所認同。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這對於整個中華民族12億人口向新世紀轉換，其意義之深、力量之大，是不可小看的。通過此行，我們對“廣東在中國”、“中國看廣東”的變化過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把握了。
“三明治”的風味
江：從幾集《南方的河》的樣片看，從攝像、音樂、色彩、節律來看，它體現出了一種相對平和、寧靜的特色；而從信息量和思想深刻性、含金量來看，又給人一種強烈的衝擊力和震撼感。這一張一馳，一舒一緊，你們是怎樣認識和把握的？
王：我經常喜歡運用一句馬克思的名言：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最後這種風格的確定，並不就是一開始主觀規劃好的。那時隻是一種朦朧的感覺。最後是經過八千裏路雲和月，上下求索，多方碰撞，才積澱和濃縮出來的。這是實踐的結果，也是大家集思廣益取得共識的結果。
這裏我想引用我們的撰稿人之一羅宏在總結我的想法時用的一個比喻。他說我們搞的片子其實像一塊“三明治”，我們從民俗、凡人小事、生活場景、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西切入，就是第一層；中間夾的一塊是什麽呢？就是市場經濟。廣東說到底，十多年來走過的就是市場化的過程；背底下墊的是什麽東西呢？是嶺南文化。一口咬上去，三塊都咬到了，就是一種特殊的風味。這才是一種全新的東西，就是這個思路，切入點是民風民俗、日常生活。縱坐標貫徹始終，是市場經濟，摸著石頭過河怎麽過法；廣東之謎、時代之謎，是怎麽個過程。墊的東西是嶺南文化，作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具有獨特風格的亞文化體係，通過這個片子，希望它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說法，這就是我們賦予了電視片一種比較完整的說法，能不能為國人所接受，就看實踐效果了。這也許是因為我們這一夥人本身文化色彩比較濃，除了具有記者的素質還有學者的追求的緣故吧！
追求“自我實現”
江：在廣州這樣一個非常活躍、躁動不安的商品社會，沉心靜氣將近半年，完成一項文化工程是很不容易的。聽說在這一點上，《南方的河》攝製組有不少感人的故事，你能否介紹一下？從你的體會看，做文化的事情需要一種怎樣的心態和精神，才能不辜負時代所提供給我們的豐富營養？
王：這樣的故事很多了。我可以說幾個簡單的。比如山東好漢李全新，前期抱著一條殘腿，成了東奔西走的“鐵拐李”；後期在機房經常兩三天不睡覺，眼底出血，差點暈倒，就是為了過癮。還有羅宏，名為撰稿，工作內容和作用遠遠超過了撰稿的範圍，從早期采風到中期寫稿直到後期製作，從頭跟到底，全身心投入。為了保證工作，放棄了去香港旅遊的機會。學校開學了，他請示學校的領導，得到全力支持，同事也幫忙代課，使他在後期剪輯上能夠共同參與。還有秦朔，撰稿、聯絡，“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既要完成所在雜誌社的工作，又要積極參與這邊的事情。製片黃濤，從頭到尾，跑前跑後，非常辛苦，後期還擔當了找資料這樣繁重的工作。這樣的事情大把大把，不想多說了。但它涉及一個什麽問題呢？就是我一開始說的，一個成功的作品、高質量的東西，它需要一群有獻身精神的人投入。這就涉及人的本能追求問題。我覺得人與動物有一個最大的差別是：動物性追求的是“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它是為生存而生存，為金錢而金錢。而人呢？馬斯洛有一個“需要層次理論”，人需求的最高層次是“自我實現”，是成就感。我覺得我們選擇這些人沒有選錯，他們都是有高品位、高追求的人。你說他們掙不掙錢？也掙。像李全新，當他顯示出比較卓越的鏡頭感和才華後，廣東很多公司和有商業頭腦的電視人，就爭相策反他：“憑你這個才華，到廣東隨便幫人家打個工，每個月輕輕鬆鬆就是一兩萬元，給人家攝攝像、剪剪片子。”說他是傻瓜，跟著老王待遇低微。很多機會來**他，但他根本不為所動，有人說他是榆木腦袋。像羅宏這樣的人，搞策劃，出創意，在廣東的商海中掙錢也應是一把好手。你說他是傻瓜？絕對不是。他權衡兩者，掙錢是什麽時候都可以掙的，但這個機會千載難得，他要實現一下自我。人的最高境界的這種對自我實現的追求，就是有別於一般的動物、商品人、市場人的東西。
我認為，有才能、有卓越才華的人，在廣東是應該能夠處理好金錢與事業的關係的。要不要掙錢？我覺得該掙。不掙錢怎麽行？比如像我們這些人，智商也罷，對社會貢獻也罷，比一般的人要大，但卻生活得比他們還差，那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我們也要掙錢，體現自己的勞動和價值。但是我覺得兩者必須分開，不能用掙錢的態度去對待事業和文化。所以我很欣賞一些大導演在市場經濟衝擊下的那種方式：就是先拍一個掙錢的片子，掙了錢再圓自己藝術追求之夢。我當時講，我們既然搞這個片子，就不要帶來一些市場的做法，必須要拋棄鼠目寸光、錙銖必較的商業習氣。
勤於思而敏於行
江：6月初，市委把重托交給你，辛辛苦苦幾個月，問卷即將交出。從目前的反映看，這個片子是有相當的文化品位的一部好作品。那麽，拍完廣州，你還想再對廣州說些什麽呢？
王：廣州這個城市最優秀的東西，和嶺南文化一樣，就是她的兼容性、開放性、務實性。濃縮下來，就像我們有一集所講的，是“百川納海”。廣州提供了一個舞台，這個舞台是不設防的，她讓四海精英、八方誌士共同在這塊土地上、這個舞台上創造她的繁榮，創造燦爛的明天，共同把蛋糕做大。最後是大河有水小河滿，人人均沾。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你是廣州人或者不是廣州人的問題。這一點在整個中國來說都是十分優秀的——大江不拒細流。但說到底，與其說這是嶺南文化的曆史遺傳，不如說是市場經濟的必然力量強化了嶺南文化優秀的一麵，摒棄了嶺南文化消極的一麵，使嶺南文化在市場經濟的全新基礎和機製上，得到了某種升華。看清楚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規律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任何人在它麵前都是“順者則昌，逆者則亡”。這也就是廣東能繼續充滿活力、走向未來的希望之所在，正是有千百萬新客家不斷擁入這塊陽光地帶，與本地民眾共同創造，才有了生機，有了萬千活力。
在我們深入的采訪、攝製的過程中，我們感到廣州的官員是非常務實的，但過分強化這一點，卻可能會淪入“短平快”的急功近利以及事務主義之中，缺乏戰略性的宏觀構思。就像多年前一家報紙請我寫一篇新年致辭，我寫道，廣東是“敏於行而拙於思”。麵對新世紀的挑戰，廣州人、廣東人很有必要強化和提升“思”的一麵，“勤於思而敏於行”。從這一點上來說，廣州市委的主要領導人和宣傳方麵的領導同誌，不惜工本，進行這一大文化工程，可以說是立意深遠、難能可貴的。但願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但願這個片子播出後，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從而能確立某種規範，在保持嶺南文化開放性、兼容性和務實性的同時，更能升華為一種博大、廣闊、超前、超越的內涵。這樣的話，廣東將有可能在中國今後的曆史進程中續領**。 1994年拍攝《南方的河》時采訪原廣東省委書記林若“就看老天爺的旨意了”
江：《南方的河》提供了社會力量辦文化、用新的方法出精品的一個成功樣式，大概也是你個人文化生命中的一個新的裏程碑。展望未來，你能否談談自己今後的文化抱負和具體想法呢？
王：《南方的河》究竟能否取得成功，現在說還為時過早，還要檢驗，因為成功有票房價值的成功和文化效應的成功，是個很難說的問題。但我可以代表主創人員說，我們盡了自己的努力，我們的追求、汗水、才華都凝聚在這部片子裏了，最後能不能被社會接受，是一個客觀問題了。我們可以無愧地說完成了某種曆史使命。
作為我個人來說，在搞《南方的河》的同時，我的內心深處經常交織著一種既樂觀又悲哀、既複雜又荒涼的情愫。因為我在每一次超越自我的同時，也在為自己“自掘墳墓”——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掘墳墓”。作為一名記者，必須頻繁地平行移動，但我總想往上上一個台階。整個新華社，大玩電視的隻有我一個人，我已經“玩”出了體製之外。現在好像還有一根線在牽著我，但是這根線已經很微弱了。這個片子搞完以後，我估計就會“玩”出新華社這個圈子。我如果繼續留在新華社，與這個體製相磨合，我痛苦，他們也為難。
作為個人，我最大的抱負是“自我實現”，當一個好的文化人。一個好的文化人必須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我理解的“達”不是出將入仕，而是為社會留下一些精神產品，留下一些真誠的、滲透著自己獨立見解的東西。
文化追求涉及到一個“調整產業結構”問題。當一個體製對不斷超越的文化追求已有了一個最後容忍度的時候，最後的選擇就隻能是換體製了。《南方的河》結束之時，也許就是我向新華社告別的時刻。這個片子也許就是我的“墓誌銘”，也是我的“臨界點”。
那麽離開新華社以後到哪裏去呢？目前我還找不到，現成的結構中我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我已經構想好了我未來生存的理論模式，這就是“建立在獨立人格基礎上的獨立撰稿人、獨立製片人和獨立策劃人”。哪裏能提供這樣的寬鬆條件和充分的自由，我就會歸屬於哪裏。我不會給它添麻煩，隻是想在一個廣闊的世界裏施展自己。
我認為知識不是私有的，當知識通過個人奉獻給社會後它是共有的。我不想被一種本位格局所約束，我想把自己獨特的觀察繼續以文字形式在報刊上發表。中國的電視空間很大，還有許多未竟的事業等著我們去做，有許多富有挑戰性的題材等著我去做。為什麽還要當獨立策劃人呢？因為以後我還需要生存，我可以把自己的智謀通過“軍轉民”，用以幫助商戰中的智者贏得成功。但我絕對不會把它當成唯一的樂趣。這大概也叫做“以商養文”吧。通過這種形式，實現自我，又掙點錢，倒過來，在比較安靜的心態中搞文化建設，再上一個台階。能不能做到，“就看老天爺的旨意了”。
難就難在甘於寂寞
江：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正像你的作品多是與重大曆史關頭、社會轉型時期聯係在一起，你個人的文化生命也充滿了多重的壓力和焦慮。這一兩年，不少人說起你，儼然是你發了大財的口氣，那麽，到底是怎麽樣的呢？
王：我到山東拍《北方的躁動》，有人說我掙了幾百萬。後來，山東方麵給我和我所在單位寄了一封感謝信，我沒有讓別人看到，扔到抽屜裏就完了。如果別人看了，大概會不可思議——天下哪有這種傻蛋，不撈大錢在那兒待幾個月幹啥？殊不知金錢以外還有更吸引人的東西，我在山東幾乎沒有掙過什麽錢，完全是靠一種追求。我拍《珠海——跨世紀的衝刺》，錢是掙給單位的，為了“贖身”。拍《南方的河》直到現在沒有談錢的問題。最後的酬勞，那是市委的問題。
我不是不能掙錢。正因為我不屑於錢，反過來決定我能掙錢。如果我整天鑽在錢眼裏，我不可能拍這幾部片子出來的。如果是為了錢，如果你的思維坐標轉到了錢上，那你整天考慮的就是克扣“軍糧”、開源節流，片子就不可能做好。就像《南方的河》，如果你忙著到企業和廣告公司拉讚助，那麽就要為其服務。這片子怎麽拍？如果談錢，我們剪片子時晝夜不眠，該給幾倍的錢呢？三倍？四倍？但是你能用錢買回他的創造欲望和獻身精神嗎？這些東西真是金錢買不到的。你看到他辛苦，花一兩百塊錢買一些營養品給他，他是看重這個錢嗎？不是的，他隻是感受到一種同誌間的關懷。搞文化工程需要獻身精神，隻能潔身自愛。
但是話說回來，我今天掙到掙不到錢？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間。伴隨你高文化品位、高智商的縝密策劃成功出台，市場上自然會有你的價位。皇天不負有心人。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對這個集體是感到高興和自豪的。我隻能告訴他們一句話，軍功章上每個人都有一半，片子出來是集體的財富、共同的財富。如果片子能打響，我會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為大家請功的，我相信廣州市委、市政府也會通情達理地理解這一點的。如果連這麽一些富有獻身精神、搞好東西的人都得不到應有的回報，那麽也太不公平了，以後誰來幹這種事情？
我這個人有一個特點，自尊心是非常強的。我同老板打交道，是靠自己的才能與之對接，我不想用身外之物與他交換，比如什麽版麵。包括在新華社這麽多年，我都在有意識地淡化這種角色。當我發現別人更看重這個牌子而不是我個人時，會有意識地回避的。因此，當我準備離開這條船時，我的損失是最小的，因為我不靠救生圈，不靠舢板，我相信自己會遊得很好的。
當我要投身於一個長期性的文化工程時，一個最顯著的直接反饋就是電話少了。如果我搞短期行為，那麽每天家裏的電話是10個、20個、30個，找我的人絡繹不絕。當然有不少是良性的社會溝通，但也有功利性的，就是請我出山，吹捧我是大腕一類。我將近四五個月泡在這一文化工程後，功利的簇擁沒有了，門前冷落鞍馬稀了，你看今天一個晚上都沒有一個電話來。人要能耐得寂寞，寧靜才能致遠。但難也就難在甘於寂寞，尤其是在廣東。在陝西我與作家陳忠實對話時，談到陝西可以十年磨一劍，而廣東你一月磨一劍都磨不起。在這一點上，我深為攝製組而自豪。
(原載於《粵港信息日報》一九九四年十月采訪/整理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