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子已破，群鳥競飛。“換腦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人們解放思想的著眼點。
“東西南北中，大家往前衝”，都怕擠不上新一趟快班車再被拉下。
擺脫經濟周期性**的關鍵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此基礎上，確立與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製，已是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及重大命題。
群鳥競飛
“空中巴士”龐大的機體終於穩穩地停靠在首都機場。拖著疲乏的身體，我們回到了北京。
從6月初出發，到8月中旬返京，長達兩月半的時間裏，冒著炎炎夏日，我們以沿海、沿江、沿邊為線，對我國經濟的諸多熱點問題進行了大跨度的調查采訪。沿途所見讓我們深深感到，以小平同誌南方講話為契機，我國終於迎來了深化改革、全方位開放、經濟爭上台階的新一輪發展良機。同時，亦感到在迅速升騰的經濟熱中，夾雜著那似曾相識的各種新矛盾。
實施改革開放十三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已出現過三輪周期性調整。其間，經濟雖有熱有冷，有放有收，但不論是矛盾的產生還是解決矛盾的方法，無一不是集中體現在“籠子”的鬆和緊上。進入新的發展時期，伴隨主觀客觀條件的深刻變化，“籠子”已經不能約束日益健壯的“大馬”。對今天的宏觀經濟格局和發展態勢，許多學者、專家及省市領導人多傾向於這樣的概括：籠子已破，群鳥競飛。
“闖”和“放”
記者在沿海、沿江和沿邊的一些省市采訪時，強烈地感受到，通過學習、貫徹小平南方講話精神，“換腦子，找位置，探路子”成了各地解放思想的著眼點。以開放促改革，以放開促發展，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成了人們的共識。
在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深有感觸地對記者說：學習小平同誌的南方講話，結合我國、我省實際，我們算是開竅了，這就是一切為了國家富強，一切為了人民富裕，一切圍繞搞富。對一切同搞富相抵觸、一切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矛盾的地方都要衝破。著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根本尺度和標準，隻要依照這個標準，我們就什麽事都敢幹！
在東北，遼寧省委書記全樹仁告訴記者：這些年困擾遼寧的所謂“東北現象”，說透了就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搞不活。以往思想不解放時，明明國外有不少成功的東西有助於我們搞活大中型企業，可一個姓“社”還是姓“資”的帽子就捆住了人。小平同誌幫助我們衝破了禁區，現在我可以說，借用資本主義成功的東西，“東北現象”可以改變，而且已在改變。
思想解放帶來了一係列實踐成果，具體反映在勇於破“籠子”上。不少省市對如何突破“籠子”束縛，敢“闖”、敢“創”問題都有了紅頭文件。山東省一位負責同誌說：過去我們是沒有紅頭文件不敢幹，別人沒有幹過的不敢幹；通過解放思想，我們決定今後各級政府，隻要是看準了的，就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闖”什麽？廣東省提出了隻要“不走錯路、裝錯包、上錯床”，都可以幹。
為使各級政府有“創”和“闖”的政策保證，今年以來，許多省市采取了放權措施。對屬於省裏的權力，山東省原則上權放一格或委托下一級承辦。江蘇則將省一級的不少權限一直下放到鄉一級。其中，尤以將3 000萬美元以下的項目審批權下放到鄉政府的舉措對鄰近省市的震動最大。對照江蘇，大家都在反省自己。
由於大膽地闖、大膽地幹，各地改革開放的力度明顯加大。特別是沿海地區熱點變熱土，出現了“外商投資熱”、“房地產開發熱”、“土地成片出讓熱”、“第三產業熱”、“股份製和開發區熱”。尤其是同前些年視闖“紅燈”、破“籠子”為越軌的觀念相反，闖“紅燈”如今成了不少地方樂於嚐試的實踐。
隨著各地“闖”和“放”的實踐越來越多，條條和塊塊的矛盾也尖銳起來了，許多地區和單位要求經貿、海關等條條部門給權、發證和放行，不同意就采取變通的做法。
“廣東示範”的震**
各地敢“闖”敢“放”，與“廣東示範”的影響有關。在小平同誌南方講話後，“廣東示範”無一例外地成了各地學習研究的重要內容，一批批外省市的領導人紛紛去廣東取經、考察。
“對於廣東，我們上海人的認識經曆了一個‘不行——不過——不錯’的‘三不’階段。”在上海采訪時，一些領導幹部向記者談了他們的“廣東觀”：開放之初，從傳統角度看廣東，我們上海人的評價是“不行”，看不上眼，認為像他們那樣的經濟發展，無非是鑽了國家政策的空子，是歪門邪道；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眼見廣東經濟呼啦啦上去了，在不得不承認廣東真是上得快、搞得活的同時，加了一個“不過”，對他們變通中央約束之策持保留態度；而今，算真正服氣了，不僅在經濟成就上服氣，而且深感廣東闖出了一條陽關大道，一條“放得開，搞得活，上得快”、自己解放自己的成功之道。
上海市長黃菊告訴記者：改革是一個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中國地方這麽大，情況千差萬別，實踐證明，先放後導、邊放邊立，應為明智之舉；隻有放手讓各地試一試，才可能找出切合各地實際的發展路子來。
“廣東示範”對各省市造成的震撼是深刻和廣泛的。一些內地省市的幹部說，經過三年治理整頓，再下廣東學習，回頭對比自己，頓時陷入一個兩難之境。廣東經濟大發展，說穿了，就是從本地實際和利益出發，對中央的要求適合自己的就聽，不適合自己的就變通。例如資金，國家搞籠子控製，它就找別的渠道；中央讓經濟降溫，它自營照搞。回過頭來看，實踐是檢查真理的唯一標準，廣東的經濟發展了，是硬道理，而我們聽話的卻落後了，裏外不是人，群眾有怨氣，上麵不滿意。結論是：再也不能唯上而要唯實了。
山東省結合學習廣東經驗，在解放思想的同時，由紀檢、監察、法製部門牽頭，組織有關部門參加，對全省現行政策法規的執行情況進行了一次徹底檢查。除了查那些不適應新形勢、需要修訂的政策外，還要查外省市已經實行並取得成效的“變通”政策是否已被采用。
與此同時，廣東理論界一些人士提出了“改革要向產品經濟體製的最後堡壘——籠子經濟——突破”的意見。上海理論界出現了先放後導、通過徹底實施市場取向的變革，來最終解除高度集中的舊體製的武裝的觀點。
各地經濟發展均駛上快車道
思想大解放的直接結果是改革開放，在經濟發展上邁開了大步子。各省市領導部門根據變化了的新形勢均相應地調整了自己的發展戰略，提出了高速發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標。
在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沿海地區，廣東製定了“跳躍”式發展、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的目標；福建提出了“南北拓展，中部開花，連片開發，山海協作，共同發展”的戰略，計劃用8年時間趕上廣東；上海則以浦東開發為契機，決心發揮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作用，擬以10%的發展速度，用20年時間趕上新加坡。
在各項主要經濟發展指標均名列全國前茅的山東，上半年工業增長208%。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李春亭對記者說，山東具備了起飛的條件，國民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效益提高速度應高於全國。省裏製定了“全麵開放、重點突破、梯次推進、東西結合、加快發展”的戰略，並確定了分三步走的目標：第一步，保持國民生產總值10％～12%的發展速度，力爭提前到1994年實現翻兩番；第二步，到本世紀末翻三番；第三步，到2010年，全省經濟總量趕上韓國。
沿海大跨步之時，已經滯後的內陸和沿邊省市也不甘示弱，各自依據自身條件製定了發展戰略。有效利用本地資源、強化縣級經濟實力的鄉鎮企業發展戰略被各省區廣泛采用。雲南省提出了10年內鄉鎮企業每年按30%的速度發展的計劃，北方有的省甚至提出鄉鎮企業幾年內要翻番，要求各級政府層層落實。
各地爭相加速發展的實踐反映在宏觀經濟運行指標上是“五快”、“二緊”。“五快”是：（1）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快，原定1992年的增長速度為6%，而上半年國民生產總值比去年同期增長12%；（2）工業發展速度更快，上半年為19%，其中6月份超過20%；（3）信貸規模增長快，1~5月貸款額為860億元，超過原定620億元的指標，預計全年會突破4 000億元的信貸規模；（4）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明顯加快，上半年增長324%；（5）進出口增長快，1~7月份全國出口增長192%，進口增長33，8%。“二緊”是：交通運輸緊張，能源、原材料資源緊張。1992年上半年能源、原材料大幅度漲價；交通運輸成了國民經濟的“瓶頸”，不少地區以運定產，一些有識之士認為，采取得力措施加快發展這些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已成為支撐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的一個關鍵。
對當前經濟形勢的議論和評估
怎樣看待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給我國帶來的新經濟形勢？記者在采訪中就這一問題請教了不少專家、學者和有關省市領導人，他們有的喜，有的憂。
一喜衝破了“左”的思想束縛，人們思想大解放，改革開放出現了空前的好形勢。不少幹部群眾告訴記者：前些時候“反和平演變”，不少地方“真抓實幹”，不用說改革開放沒法搞了，連經濟都發展不了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貫徹遇到困難，因為有利於經濟的姓“資”，而姓“社”的又搞不活經濟，政治衝擊經濟，到處人心惶惶，直到小平同誌發表了講話，形勢才算轉了過來。
二喜持續滑坡的經濟終於出現了好轉，各地有了改革開放的主動權。上海市長黃菊告訴記者：持續了若幹年滑坡的上海經濟，1992年終於出現了根本性轉機。一是經濟發展由低速到高速，上了一個台階。1～5月，國民生產總值增長139%，這樣高的速度是二十多年來所沒有的。二是金融市場活躍，資金由緊缺到寬餘，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循環。過去，經濟一加速，資金就緊缺；今年這麽高的速度，資金仍相對寬餘，顯示了金融改革的活力。
憂的是多年來一直困擾我們宏觀經濟良性循環的深層次矛盾，諸如產業結構比例失調問題，“瓶頸”問題再度突出——能源、原材料、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滯後，加工工業增長大大快於基礎工業增長。一些省市領導形容今天的形勢是：“東西南北中，大家往前衝”，都怕擠不上新一趟快班車再被拉下。
走了一路，除了經濟爭搶頭班車，力求發展上新台階是各省區共有的原始衝動外，宏觀經濟是否會出現問題也是人們議論較多的一個話題。綜合專家學者的分析，可分為“樂觀派”和“憂慮派”。憂慮派有如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協調均衡論。經濟學家、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李家鎬明確表示：高速度上台階，再整治，再上台階的做法是種浪費；局部得到，全國浪費，和當年的“大躍進”沒什麽區別。他認為，正確的選擇應該是創造各種條件，使經濟在協調發展中獲得最高、最滿意的速度，即創造有條件的、有後勁的速度。他告訴記者，現在這種搞法，誰動手早誰得利，慢了吃虧，所以大家拚命往前躥，經濟必然過熱出問題。
第二種，體製弊端論。原廣東省體改委主任、經濟學家王琢從體製上論述了經濟失控的必然性。他說，原來政府部門的職能是適應產品經濟縱向運行的產物，現在，它同商品經濟橫向運行相矛盾；原來的政府宏觀調節，即以條條管理為標誌的死籠子，是適應產品經濟縱向運行的產物，現在，死籠子同活鳥的矛盾日益突出起來，這個活鳥就是商品經濟大鵬鳥。這個矛盾不解決，不是大鵬鳥撞破籠子，就是籠子把大鵬鳥困住。他明確地告訴記者，三年治理整頓是用死籠子把鳥困得半死不活，現在的形勢，可能是活鳥要把死籠子衝破，導致通貨膨脹。他認為，體製不轉換，不論哪一種情況，都會破壞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都會造成巨大的社會浪費。而這種體製轉換絕不是像有的學者所鼓吹的“市場經濟萬能論”，“無為而治萬歲論”。依據廣東13年實踐的利弊得失，他認為：新機製應該是兩隻手，一隻看不見的手是市場，還有一隻看得見的手是政府。隻有兩隻手有效配合，才是最佳選擇。
第三種，結構失調論。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冒天啟認為，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加快，中國已進入高速發展新階段。但是鑒於傳統的體製結構、經濟結構沒有根本性改變，高速度必然伴隨通貨膨脹的反彈。論據有二：一是中國經濟高速度增長曆來由投資帶來，這次也不例外；二是高速度靠的是信貸膨脹支撐，信貸膨脹助長通貨膨脹。
也有一些人士不認為目前經濟已經過熱，而認為高速度是一個新的經濟啟動點。
經濟學家、上海市計委副主任蔡來興認為，1992年內宏觀經濟運行不會有大問題。經濟增長速度全國原定為6%，估計會到10%，物價指數上升幅度上半年為55%，全年可能為6%～7%。信貸規模雖然擴大了，貨幣發行量也增加了，但問題不大。從較長期展望，核心問題是經濟能否正常循環。
中國有沒有實現高速發展的有可能呢？蔡來興認為完全有可能，關鍵看環境、條件是否具備。他說，從我國南方這些年的實踐看，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看，實現起飛總要保持10～20年的發展、20%的出口增長率和10%左右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廣東13年來，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36%，全世界第一，出口增長率20%以上，屬起飛之列。其間雖有波動，但未大起大落。原因何在？在於它擁有了一個強大的出口市場，而且國內市場所占份額越來越大，本質上是市場經濟。事實上，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也是靠市場啟動的。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是保證經濟起飛的條件。
蔡來興認為，分析經濟形勢，不能不重視如下社會新因素：一是伴隨從沿海開放到“全方位”開放的實現，外資正加速湧入。周期性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資金支持不了，而現在，外資的大量湧入加強了資金的支撐力。二是治理整頓結束後，市場調節和各項改革的力度大大加強，微觀層次上市場調節已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三是資金投入結構發生了變化。以往我國的國民經濟高速度增長主要靠固定資產投資，大量投入資金重複建設，資金循環易出問題。而現在，市場調節力強，加工業本身強大，利益機製對盲目投資已發揮製約作用。另外，政府導向也在發揮作用四是產業結構變化。長期以來，我國的重工業比重過重，輕紡加工業相當薄弱，重工業一加速，受能源交通製約，最終推動原材料和消費品價格上漲。現在，加工工業比重工業強大得多，生產能力過剩。從上半年看，重工業增長雖高於輕工業，但它受“瓶頸”製約，不會導致輕工業下落。我們麵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大量外匯還可用於進口原材料。另外，消費品充裕，價格又已放開，在供大於求的情況下，輕工企業要把原材料漲價轉嫁到消費品上，東西就更賣不掉，所以不會轉移到老百姓身上。
基於上述分析，蔡來興認為：所謂經濟過熱、原材料漲價——牽動消費品漲價——轉嫁老百姓這個鏈條，如今已不直接。我國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生長期，發展是健康的，沒有出現過熱，更不會出現1988年那樣的搶購風。
把握大勢
我國怎樣才能保持一個好的發展速度？怎樣才能實現國民經濟協調、穩定、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作為宏觀經濟中的一個老話題，伴隨經濟的升溫，今天又突出地擺在社會麵前。總結經驗教訓，麵對已發生了深刻變化的主客觀條件，國際國內環境，許多經濟學家和實際工作者認為，擺脫經濟周期性**的關鍵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在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確立與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機製，已是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大趨勢及重大命題。
對市場經濟的再認識
一些政府部門的領導幹部對記者說，小平同誌關於“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的論述，衝破了教條主義的舊觀念，解決了市場經濟的姓“社”姓“資”問題，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經濟體製改革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實現新舊體製的轉換，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轉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有的同誌說，以往一談到市場經濟，馬上想到一個“公式”：資本主義=無計劃性=生產無政府主義=經濟危機。其實，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仍然是最好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本質特征。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實踐表明，市場經濟不一定排斥計劃。西方國家政府是以宏觀政策去體現宏觀計劃的，企業則按照訂單合同去組織生產，這也體現出了一種計劃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的計劃是滲透到市場中去的，更符合市場的需要，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
經濟專家們普遍認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在所有製和分配形式上仍以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體，這是與西方市場經濟的區別所在。但無論是哪種市場經濟，其最基本的特性就是經濟的運行是以市場為基礎的，市場是配置資源的基本形式。這也就要求我們必須把整個經濟的運行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而不是其他。
廣東省體改委主任易振球聯係廣東改革開放的實踐，提出了“市場第一、計劃第二”的觀點。他說，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國家主要是靠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我們不要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要徹底否定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觀點；經典著作關於國家統一組織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一些前提條件至今不具備；由於現在客觀上還存在著不同的所有製，相當程度上還擺脫不了個體勞動，國家與地方之間、不同地區、不同部門和不同階層之間存在著利益差別，國家計劃就不可能做到各環節平衡；加之現在是由上而下地計劃，由下而上地反饋情況，而統計手段又落後，信息不完全，在這種信息殘缺不全的基礎上製訂的計劃是建立在沙灘上的，隻有把整個經濟建立在市場上，經濟才能正常運轉。
改革開放13年來，廣東經濟以平均每年136%的速度迅猛發展，經濟效益顯著，即使在全國實行緊縮方針的治理整頓期間，也未出現大的波動，其原因何在？易振球說，這主要是得益於市場取向的改革。廣東先從農業生產、流通領域入手，逐步在整個經濟工作中改革國家集中計劃過多、管理太死的舊體製，縮小國家指令性計劃，擴大市場調節的範圍。經過13年改革，廣東經濟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農業生產指令性計劃品種已由過去的118種減少到3種，工業方麵90%以上的日用品生產由企業根據市場需要自主安排，國家指令性計劃產品的總產值現在隻占工業總產值的7%。絕大部分生產資料已實行市場調節，全省計劃統配物資品種已減至原來的1/10。投資也主要是通過市場組織，1990年國家計劃投資占全省建設投資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40%多下降到441%，95%靠利用外資、企業自我積累和銀行貸款。這些數字說明，在廣東，市場調節已占主導地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發展市場經濟，是廣東高速度高效益發展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我國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顯赫成就也得益於市場取向的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吳敬鏈認為：“市場取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走向複興的必由之路。沒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就不會有我們黨和國家的今天。”
但是，從全國範圍看，市場還沒有發育成熟，市場機製還未在全社會範圍內成為資源的基礎配置者，新舊體製轉換中的矛盾和條塊分割、傳統計劃經濟帶來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尖銳，這些構成了國民經濟難以全麵騰飛的主要障礙和公共部門（包括國家預算和多數國有企業）陷於重重困難的基本原因。可以說，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如不進行徹底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克服這些障礙和困難，從而不可能有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美好的明天。因此，人們普遍同意這樣的觀點：“對市場經濟進行再認識並納入我們黨的綱領，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用市場手段解決經濟矛盾
有的學者認為，搞市場經濟，就是要走放開的路，不要走搞死的路。那種“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經濟惡性循環，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的產物。而如果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放開的結果會是另一種樣子。
改革開放前，廣東的農副產品供求矛盾突出，自1979年起在全國首先逐步實行產品價格和經營渠道“雙放開”後，農、牧、漁業全麵發展，農副產品多起來了。
輕工業的發展也是一個明證。過去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輕、重工業比例失調，導致日用消費品嚴重短缺，許多商品都要憑票證購買。輕工部長曾憲林說，輕工產品有幾萬種，各廠家的情況和消費者的需求都不一樣，許多情況不是我這個輕工部長和計劃部門所能掌握得了的；因此，在全國提建設“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時，我們提出了“消費品工業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改革思路；現在除鹽、紙等三五個國家指令性計劃品種外，其他輕工消費品的價格和生產經營基本上放開了，有力地促進了輕工業的發展；如今工業消費品的供應早已全部取消了票證，並出現了買方市場；沒有市場取向的改革，就沒有輕工業的今天。
分析當前的經濟形勢，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不少同誌認為，我國經濟雖然存在結構性矛盾，存在一些不穩定因素，但是解決矛盾的手段也同時存在，這就是“市場”，就是“放開”。要通過“放開”促進市場取向的改革，發展市場經濟——隻有“放得開”，才能“搞得活、上得快”。
當前，首先是要培育和放開各種生產要素市場。沒有一個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的市場體係、通過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就無法建立起市場經濟。
其次，要進一步放開價格，尤其是能源、原材料等生產資料價格。價格是市場變動的信號，不放開價格，就無法形成一個市場配置資源所必需的能夠反映資源豐缺程度的價格體係。
經濟學家、上海市計委副主任蔡來興說，由於經濟加速發展，許多生產資料成了短線，價格上漲，但越是在這種情況下越要放開價格，過去那種價高壓住的辦法隻會壓死，使短線更短、長線更長；而放開生產資料價格，既能促進生產資料生產的發展，又能促使那些承受不了生產資料漲價因素的加工工業企業轉產和通過內部挖潛提高質量，這對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有利；從這點看，價格不僅能夠調節供求關係，還能調節經濟總量。
第三，放開企業，使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在這方麵問題最大的是國有企業。同那些靠市場調節的“老鄉”（鄉鎮企業）、“老外”（三資企業）相比，“老大哥”（國有企業）大多笨拙遲緩，虧損麵大。我國能否建成市場經濟體係，國有企業的機製轉換、轉軌變型是個關鍵。
遼寧省委書記全樹仁告訴記者，由於曆史的原因，遼寧75%的工業是重工業，80%是國營大中型企業，這樣的企業有幾萬個，它們的產值、稅收都占全省的80%左右，沒有它們就談不上遼寧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遼寧的改革開放一定要以搞活大中型企業為中心，不僅要把它們推向國內市場，還要推向國際市場。
他認為，當前亟須狠抓《全民所有製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的落實，在企業改革上動真格的。一要政企分開，認真落實企業自主權。二要最大限度地縮小指令性計劃，讓企業直接麵向國內外兩個市場，在市場競爭中鍛煉成長。全樹仁說，大連造船廠曆來是按照國家計劃造軍艦，可到1985年，沒有那麽多的艦船可造了，於是這個船廠在遼寧和船舶工業中最早取消了國家計劃，從那時起就被逼進了國際市場置之死地而後生。經過數年脫胎換骨的改革，在遼寧的大企業中，現在它最活，船越造越大，造船水平越來越高，經濟效益越來越好，還打入了造船工業王國丹麥的市場。如果沒有市場機製的作用，大連造船廠就不可能出現這種深刻的變化。三要以開放促改革、改造，大膽利用外資“嫁接”改造老企業，積極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發展外向型經濟。四要放水養魚，增強企業轉向市場經濟的實力。據介紹，遼寧對許多企業已采取了投入產出承包，即首鋼的辦法，對有的大中型企業，還要給予特區的某些優惠政策。
建立同市場經濟相吻合的宏觀調控機製
我們在全國著名的商品糧基地即湖北省采訪時，一些幹部反映，湖北被糧食這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二百二十多億斤糧食謀劃壓在省內，由此背上了三十多億元的財政包袱。他們說，這怪我們“太聽話”了，中央說全國無糧不穩，要湖北發揮糧倉作用，我們就作為政治任務來抓，叫產就產，明知是包袱也要產。
在山東，省顧委主任、原山東省委書記梁步庭也給我們講了一件有關糧食的事。他說：“多年的經驗證明，誰當商品糧基地誰吃虧。山東煙台原先每年西調糧食11億斤，我當省委書記時幫他們免掉了，我認為農業始終是個基礎，但農業內部結構應當調整。應讓農民放開走，什麽效益好就種什麽，不能捆在糧食上。煙台解下糧食這個包袱後，結果水果等農副產品發展起來了。”
記者在一些省市還聽到這樣一種議論：廣東和福建同屬改革開放先行省，但廣東“沒聽中央的話”，會“變通”，因而發展得最快；山東原來和河北、河南的經濟實力不相上下，但山東“隻半聽了中央”的話，所以把河北、河南甩在後麵了；而像河北、河南、湖北這些“全聽中央”的省份，現在相對落後了。顯然此話失之偏激，但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國家宏觀管理存在著與經濟發展嚴重不相適應的問題。
我們的“條條”確實存在這方麵的問題。煙台市政府副秘書長孫致遠說：“我們不理解的是，為什麽向外出口的大門沒有全開。煙台有12個外貿公司，卻隻有6個享有自主出口成交的權力。作為沿海開放城市，大中型企業應有進出口權，而我們最近為二十多個大中型企業申報進出口權，卻隻批了5個。外貿管理跟不上形勢。”
我們的“塊塊”也存在這方麵的問題。一些地方政府不顧客觀實際，給基層單位定高指標，派重任務，規定他們增長速度要達到多少多少、引進外資項目要多少多少等，這顯然是瞎指揮，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作風拖拉、推諉扯皮、辦事效率低，更是政府部門的一大頑症。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舉了一個典型例子：一個美國商人來昆明辦一家“牛肉麵大王”快餐館，就這樣一個30萬元人民幣投資額、100平方米場地的館子，要經省裏七大機關審批，並且辦了一年手續還沒有辦完。普朝柱十分感慨地說，政府部門的職能不轉變，我們的經濟就隻會搞死而不能弄活。
加快改革宏觀管理體製，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機製，如今已成了各地的共同要求。
發展市場經濟，不是不要宏觀調控，不是要排斥計劃的作用，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隻是出現在資本主義的初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和地區普遍利用宏觀政策和經濟、法律、行政手段幹預經濟，取得了成效。特別是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德國和實際上是搞政府指導下的市場經濟的日本、亞洲“四小龍”等，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更證明了這一點。我們是在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機製的作用更不能忽視。不過，經濟專家們普遍認為，新的宏觀調控與舊的宏觀管理截然不同。政府今後要製訂經濟發展戰略、產業政策，控製總量平衡；主要是運用經濟杠杆、法律手段調控經濟；改革稅收、財政等經濟製度；並抓緊培育和完善市場體係，為企業進入市場、公平競爭創造條件。
首先，改“審批製”為“指導製”。
廣東省體改委主任易振球對宏觀機製的改革提出了把“審批製”轉變為“指導製”的意見，其著重點在於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他說，怎樣對市場運行進行規範，怎樣搞好科學的宏觀調控，對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改變老的思路。過去90%以上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是由國家的集中計劃來控製，實際上是一種“分配製”。通過改革開放，這種格局基本上被打破了，已進入到一個“審批製”階段，包括審批貸款、項目等。但是，這種審批帶有很明顯的傳統計劃經濟的痕跡，往往具有主觀隨意性和行政命令性。20世紀90年代應從改革產權機製入手，使行政管理與資產管理相分離，資產所有權與生產經營權相分離，政府向企業提供指導意見和服務，同企業之間主要存在稅收關係和合同關係。這樣企業就真正成為生產要素市場，不靠政府分配、審批的獨立生產經營者，宏觀管理也由“審批製”發展為“指導製”。
其次，把“籠子經濟”轉變為“製衡經濟”。
著名經濟學家王琢提出的“推行宏觀體製改革，轉換宏觀調節機製”，將適應產品經濟運行的“籠子經濟”轉變為適應商品經濟運行的“製衡經濟”的思路，則偏重於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經濟關係方麵。他將“製衡經濟”表述為：實行中央統一領導下的地方分權，推行分層次的宏觀調節體係；把宏觀調節總量的“死籠子”改為活籠子，實行分層次的浮動平衡和自我平衡的宏觀體製，主要形式是實行分級負責的宏觀承包製。
他認為，“製衡經濟”比“籠子經濟”更能解放生產力，更能調節總量平衡，而且能夠做到控而不死，活而不亂；而“籠子經濟”不是卡得過死，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就是籠子被撞破，導致總量失衡，通貨膨脹。
王琢結合廣東改革開放13年中央給予廣東財政、信貸、外貿三塊包幹後的運行實踐，闡述了實施“製衡經濟”體製的積極性。
關於信貸包幹，王琢介紹說：從1981年起，人民銀行總行對廣東信貸資金實行差額包幹的製衡經濟宏觀體製。具體辦法是實行“存貸掛鉤，多存多貸，差額包幹，一定三年”，即以1980年廣東信貸收支差額（當時為貸差）為基數，在三年內每年由人民銀行總行調給廣東4億元，三年合計12億元。實行的結果是，廣東實際隻使用了7億元，為中央節約了信貸資金5億元。他認為，這是“製衡經濟”比“籠子經濟”更具有製衡力量的有力例證。
作為一個相反的例證，王琢介紹說：1984年，人行總行對廣東停止實行差額包幹辦法，把製衡經濟的製衡機製退為“籠子經濟”的製衡機製。就在這一年，廣東貸差一下從一年25億元增加到當年61億元，國家在廣東發貨幣達30億元之多。王琢說，政策上的這一轉變，地方自我製衡機製馬上演變成伸手向中央爭指標的膨脹機製。兩相比較，“籠子經濟”缺乏自我製衡力量；而製衡經濟則有自我製衡力量，可以做到有活力而不失衡。他認為，在目前條件下，如果多數省市實行這種“既有自由、又有製衡”的自我製衡機製，就不會反複出現需求過度膨脹或過度緊縮的現象，能確保全國經濟協調、穩定、持續地發展。
簡政放權，轉變職能
建立與市場經濟相吻合的宏觀調控機製，矛盾的主要方麵在哪裏？突破口在哪裏？輕工部長曾憲林和著名企業家、武漢長江動力集團公司總經理於誌安等同誌認為，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機製，當前最迫切的是政府領導部門要切實簡政放權、轉變職能。
於誌安說，在宏觀與微觀的關係上，宏觀是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麵。1987年，我們“長動”兼並了政金不分、虧損嚴重的武漢市建材工業局（包括所屬企業共兩萬餘人），可是它的條條主管部門不僅不支持這種改革，反而耿耿於懷，以自己的權力製造難題，說我們搞糟了。這說明改革不涉及宏觀、不搞政治體製改革不行。現在上麵一些領導部門的“改革”不是講發展，不是真正搞簡政放權，而是看本部門的勢力範圍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因此妨礙了企業改革。他還說，在產業方麵，美國沒有工業部，日本隻有個通產省，而我國這麽多部、局，簡政放權怎麽搞，應當好好研究。他讚成在政府機構改革上來一個“先撤香火後拆廟”，並認為香港政府那種“你辦企業我支持，你賺錢我收稅，你犯法我抓人”的做法，對我們處理宏觀與微觀的關係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曾憲林同誌認為，“小機關，大服務”，是政府主管部門建立新的宏觀機製的總目標。當前亟須實行“領導轉變觀念、幹部轉變作風、機關轉變職能”的改革宏觀管理，以適應和服務於企業機製的轉變。他告訴記者，1988年輕工部機構改革，撤消了大部分專業司局，隻保留了食品司、造紙司兩個專業司。最近部黨組又決定首先從計劃司、生產司和信息統計司開始，轉變職能，真正做好“規劃、協調、監督、服務”工作。例如計劃司，今後的主要職能不應再是分錢、分指標、審批項目，而是通過編製《輕工行業改組改造發展指南》，提供行業發展的重要信息、技術路線、指導思想、國外發展趨勢等，引導行業的發展。生產司也不再是分物、分指標，而是與信息統計司、輕工報社一起，共同抓好信息服務，搞好輕工業生產的“天氣預報”（《輕工行業生產預報》），對輕工產品哪些暢銷、哪些滯銷、哪些短缺等信息，每季度發布一次，讓企業隨時掌握市場行情，及時調整生產。
回首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從不承認商品經濟到承認商品經濟，從承認商品經濟到確認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確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依據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論規律，中國的改革經曆了一次又一次艱難的突破。實踐表明，伴隨每一輪理論上的新突破，實踐上都有一大收獲。今天，當改革的鋒芒已直指傳統體製的最後堡壘、市場取向的改革已形成社會共識的時候，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製的確立，我們將迎來一個經濟高速協調發展、社會繁榮昌盛的新時代！
（本文為公開發表稿，是在內參調查基礎上改寫而成的，
刊於《瞭望》一九九二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