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學校裏聽見了男人們被處決的槍聲。槍聲震天動地,持續了足足一個小時。窗邊張望的幾個女人說,她們甚至能看見學校後麵激起陣陣塵埃。槍聲平息之後,武裝分子便準備對付我們。科喬村已經隻剩下女人和孩子了。每個人都驚慌無助,但大家都竭力保持安靜,避免激怒眼前的武裝分子。母親坐在原地,朝我低語道:“咱家的祖屋沒了。”這是個雅茲迪人的俗語,用來描述喪失一切的絕望處境。母親的語氣裏已經聽不到哪怕一點點希望。我猜想,埃利亞斯和馬蘇德被押上卡車的時候,她應該還是親眼看見了吧。

一名武裝分子命令我們下樓,我們跟著他到了學校的一樓,那裏已經隻有“伊斯蘭國”的人了。被押去處決的人群裏,有一個名叫努裏的12歲男孩,長得比同齡的孩子稍高些,因此和其餘的男子一起被槍殺了。努裏的哥哥叫阿明,本來也要被處決,可武裝分子命令他舉起雙手時,發現他尚未長出腋毛。武裝分子的首領便說:“那還是個孩子。把他帶回去。”阿明回到學校之後,立刻被家裏心焦如焚的嬸嬸阿姨們迎了過去。

我看見凱瑟琳在樓梯上彎下腰去,撿起了厚厚的一卷美元紙鈔。那錢應該是從誰家的行李裏掉出來的,看著足有幾百塊錢。凱瑟琳癡癡地盯著手裏的錢,我告訴她:“這錢你留著,藏在身上。咱家別的家當都已經交出去了。”

可是凱瑟琳卻沒有膽子把錢藏在身上。她以為如果我們對武裝分子們表現出順從,他們就會對她和她一家額外開恩。她對我說:“說不定如果我把錢交給他們,他們就不會害我們了。”隨後她就把那卷錢交給了正巧路過的一個武裝分子,那人伸手把錢取走,什麽話也沒有說。

卡車回到學校門前時,大家都已無暇再為自家喪生的男人哭泣,而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驚慌尖叫。武裝分子們推搡人群,試圖將我們排成隊列,但是眼前的場麵早已亂作一團。每個人都不願意離開自己的母親或者姐妹。我們不停地質問他們:“你們把我們村的男人怎麽樣了?你們要把我們帶到哪裏去?”武裝分子絲毫沒有理會我們,隻顧著拽著我們的手,將我們拉上卡車的貨廂。

我拚命想拉緊凱瑟琳的手,但是武裝分子強行將我們倆扯開。我和迪瑪爾,還有其他十六七個女孩子,被帶上了第一輛車。那是一輛紅色的皮卡,而且和我以前喜歡坐的皮卡車一樣,車後的貨廂是露天的。同車的姑娘們無意間將我和迪瑪爾擠開,她被推到了車前麵的一個角落,在一群姑娘和婦女中間找了個地方坐下,盯著車廂的地板出神。我留在車廂後麵,還來不及看一眼其他人的狀況,車子就起動了。

卡車高速駛離科喬村,將狹窄而粗糙的村間小路拋在身後。開車的司機似乎憋著一肚子火,一心隻想快點趕路,因此不斷地在路上左衝右撞,車廂裏的我們也少不了一次次來回劇烈翻騰,撞在同伴和車裏的金屬杠上。我感覺自己的背部已經撞傷了。30分鍾之後,車子開始放慢速度開進了辛賈爾城近郊,全車的人這時都已經疼得叫苦連天。

辛賈爾城裏如今隻有遜尼派穆斯林居住,然而城裏的光景一如往常,令我頗感驚訝。主婦們仍然忙著在集市上買菜,她們的丈夫則在飲茶店裏抽著煙。出租車司機們沿街搜索乘客,農民們則往牧場的方向驅趕著羊群。我們的身前和身後不斷來往著此地平民的車子,那些司機在經過這輛載滿婦女和姑娘的卡車時,幾乎都不曾投來過一瞥。我們擠在卡車貨廂上,緊緊地摟著彼此哭成一團,樣子在這街上無論如何都不算尋常。為什麽沒人幫我們呢?

我仍努力試圖保持一點希望。這城裏的景象一如既往地熟悉,令我稍稍安心。我認出城裏的幾條街道,那裏開滿了雜貨店和正賣著香噴噴三明治的飯館;那些修車店門前的車道也和以前一樣,總是灑滿了機油;堆滿五彩斑斕蔬果的菜攤,也照舊開著。說不定我們確實正是在去聖山的路上。說不定武裝分子並沒有向我們撒謊,他們沒準隻是想把我們趕得遠遠的,趕到辛賈爾山腳下,在那裏網開一麵,讓我們自己爬上條件艱苦的山頂避難。他們可能認為我們在山頂上難以久存,無論事實如何,至少我希望他們真是這樣想的。我們的村莊已被占領,村裏的男人已被屠戮殆盡,可起碼在辛賈爾山頂上還有我們的雅茲迪同胞。若是能到山上去,我們就能找到赫茲尼,就可以有時間哀悼我們死難的親人。也許假以些許時日,劫後餘生的族人們還能在山上再組成一個聚落來。

聖山平頂而高聳的輪廓逐漸出現在地平線上,我滿心祈禱卡車司機會一路向聖山方向而去。然而卡車卻轉了個彎,改向東麵行駛,離聖山越來越遠。迎麵刮向卡車的風聲十分淒厲,我想即使我放聲尖叫,恐怕也不會有人聽見。盡管如此,我並沒有出聲。

事實已經很清楚了,我們並不是去聖山。我伸手在包裏摸索那塊從家裏帶出來的麵包,心裏悲憤不已。為什麽沒有人對我們施以援手?我的兄長們現在如何?那塊麵包眼下已經變質發硬,上麵灑滿了灰塵和棉屑。那麵包本是用來保佑我們一家人平安無事的,如今卻一點也不靈。卡車已將辛賈爾城遠遠拋在身後,而我也從書包裏掏出了那塊麵包,往卡車側麵扔了出去,望著它落進路邊的一片垃圾堆裏。

* *

太陽即將下山的時候,我們到了索拉格(Solagh)鎮,武裝分子們把車停在了那座鎮子外不遠的索拉格學校門前。學校的大樓附近影影綽綽,鴉雀無聲。我和迪瑪爾是最先被押下車的人之一,筋疲力盡的我倆下了車,便一屁股坐在學校的院子裏,望著餘下的眾人在別的卡車停穩之後跌跌撞撞地走出貨廂。我家的女孩們被押下車之後,雙眼無神,直直地往校門處的我們倆走來。妮斯琳不住地流眼淚。我對她說:“我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事呢,再等等看吧。”

科喬村的人都知道,索拉格的手編掃帚出了名的好。以前,母親或者別的家人每年都會去一次索拉格買一把新掃帚。“伊斯蘭國”進村之前不久,我就來過這裏一回,那會兒這鎮子裏綠意盎然,一派美景,我還覺得能和家裏人一起來這裏是件難得的樂事。如今的索拉格在我眼裏,卻陌生得不能再陌生。

母親是從最後幾輛卡車上走下來的。我永遠忘不了她當時的模樣。她的白色頭巾在腦後迎風飄**,而她原本梳理整齊的中分發型,已是一團亂麻;她的圍巾僅僅能蓋住鼻子和嘴,白色的衣裙上落滿了塵灰,被武裝分子押下車的時候,她幾乎連站都站不穩。一名武裝分子朝她吼道:“快走。”說完他便一邊將母親推進院子裏,一邊還嘲諷著別的老太太們走不動道。母親神誌恍惚地穿過校門向我們走來,她一句話都沒說,徑自坐了下來,將頭枕在我的腿上。母親從未當著別的男人的麵躺下來過。

一名武裝分子猛砸學校緊鎖的大門,大門被砸開之後,那人便命令我們進去,還說:“進去之前給我把頭巾摘了,都放在門邊。”

我們都照做了。人人都不得不把頭發披在肩上,那些武裝分子們因此更仔細地端詳了我們一陣,然後把我們押進了學校大樓裏。整整好幾輛卡車的婦女和姑娘們一個個走進那扇大門,她們有的是懷抱孩子的母親,有的是因為丈夫被殺哭得兩眼通紅的年輕妻子。門邊的那堆頭巾裏,有的是傳統的白色頭巾,有的是年輕的雅茲迪姑娘喜歡的彩色頭巾,都雜放在一處,越堆越高。太陽就要沒過地平線的時候,所有的卡車都已開到學校門口。一名留著長發,用白色頭巾蒙著半邊腦袋的“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把他的槍管頂在那堆頭巾上,朝我們大笑道:“你們誰有250迪納爾,就可以把這玩意兒從我這裏買回去。”他知道,250迪納爾的價錢已經是低得不能再低,然而他也知道,即使是250迪納爾這樣的價錢,身無分文的我們也絕不可能出得起。

我們所有人被押到了一個房間,裏麵酷熱無比,難以忍受,我甚至以為自己發起了燒。孕婦們熱得叫苦不迭,忙尋個靠牆的地方坐下,將兩腿伸在身前,閉上雙眼,仿佛在拚命忘記自己身處此地。除此之外,屋裏就隻有衣裙擺動的聲音,還有捂著嘴偷偷啜泣的聲音。突然,一位比母親稍年輕一些的婦女哈拉用盡全身的力氣大喊道:“你們殺了我們村的男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喊著這句話,屋裏的人群也漸漸被她的憤怒所感染,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哭泣或呐喊,有的是在向武裝分子討要說法,有的則隻是跟著哈拉拚命地尖叫著,仿佛這樣就能發泄自己的心中的痛苦。

武裝分子們被人群的哭叫激怒,其中一人用槍指著哈拉,並且往她的額頭上扇了一巴掌,嘴裏說道:“不許哭,否則我當場殺了你。”哈拉整個人卻像發了瘋一般,根本止不住。有幾個女人不顧那武裝分子的槍口,走上前去安慰她,其中一個女人對她說:“別去想男人的遭遇了。現在我們得自己努力活下來。”

武裝分子給我們發了口糧,有薯片和大米,還有瓶裝水。盡管屋裏的人們早晨離家的時候幾乎都不曾吃過什麽東西,可此時沒有一個人吃得下東西。況且,我們也沒膽子吃他們發的食物。他們見我們無動於衷,似乎有些惱怒,便將食物硬塞到我們的手裏,命令道:“吃!”隨後他們又把幾個塑料袋遞給年紀稍大些的男孩子,要他們負責在屋裏清理垃圾。

天色已經很晚了,我們個個都疲憊不已。母親仍然枕著我的腿躺在地上。她來到索拉格之後就沒有說過一個字,卻睜著雙眼,毫無睡意。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武裝分子會不會允許我們睡覺,即使可以,恐怕我們也隻能在這個學校樓裏擠地鋪勉強過夜。我想和我母親說說話,問問她怎麽想,但看著她的樣子,我實在無從開口。我真希望當時我給母親留下些什麽話。屋子裏的人吃過東西之後,武裝分子們便開始把我們分成一個個小組,然後他們下令要大部分的人離開房間,分成兩組,站在學校院子的兩側。他們指著房間裏的一麵牆朝我們呼喝著:“結過婚的女人,帶你們的孩子到這裏來,但隻許帶小孩子。年紀大的和沒有結過婚的,到外麵去。”

我們不知道他們打算幹什麽,因此不免慌成一團。做母親的緊緊拉著自己年紀稍大些的孩子不肯鬆手。武裝分子們則忙著在屋裏粗暴地拆散一對對親人,把年輕未婚的姑娘從人群裏挑出來,趕到門外去。我和凱瑟琳在屋外的花園裏,緊緊牽著母親的手,而母親則照舊坐在地上。凱瑟琳比我還害怕離開母親,她一頭紮在母親的懷裏。一名武裝分子走向我們,向母親指了指花園的南牆,嚷道:“你!到那邊去。”

我搖了搖頭,俯下身摟緊母親。武裝分子蹲下來扯我的毛衣,嚷著:“別找事兒。”可我並沒有理他。那人扯得越來越用力,我一不留神,他便用手拎住我的胳肢窩,把我拖開,將母親硬生生地帶走了。我拚命嘶喊,他卻徑直把我推到院牆邊。凱瑟琳也和我一樣,原本緊緊拉著母親的手,仿佛兩隻手長在了一起似的。她哀求那些人不要帶走母親:“讓我和她待在一起吧!她身體不好。”武裝分子並沒理會她的哭告,也把她生生從母親身邊拽開。我倆隻有哭天搶地。

我聽見母親對武裝分子說:“我動不了了。我覺得我快死了。”

那人則不耐煩地催著母親:“快點走。我們會把你們帶到有空調的地方。”母親顫顫巍巍地站起身來,一步一停地跟著他們走,離我們遠去了。

有些上了年紀卻從未婚嫁的女人為了活命,開始向武裝分子們撒謊,說自己結過婚,還牽過熟識的小孩子來,冒稱是自家的孩子。我們對武裝分子的企圖雖然毫無頭緒,但他們看上去對已婚有孩子的女人們並不十分在意。迪瑪爾和艾德琪從身邊拉來我家的兩個外侄,告訴武裝分子說:“這倆是我們的兒子。”武裝分子瞧了他們一眼便走開了。迪瑪爾離婚之後從來沒有見過她的孩子,可是她的相貌舉止,確實一看就是已為人母的樣子。艾德琪從來沒結過婚,看著也不像是當媽的歲數,卻也裝得非常逼真。隻有人的生存本能才能激發出那種瞬間到位的演技。我還來不及向她們姐妹倆告別,她們就牽著那兩個小男孩被帶上了樓。

一個小時之後,所有的女人都被分入各自的組裏。我和凱瑟琳、羅伊安和妮斯琳一塊坐在屋外,緊緊地握著彼此的手。武裝分子此時又來向我們分發薯片和水,雖然我們仍然害怕他們在食物裏做什麽手腳,我還是喝了兩口水。在此之前,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早已口幹舌燥。我擔心著樓上的母親和姐妹們,不知道“伊斯蘭國”是否會對她們網開一麵,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會如何對待她們。圍在我四周的女孩子們個個都哭得臉色通紅,她們都散披著頭發,緊緊地握著最近之人的手。我的精力已經消耗殆盡,甚至恍惚感覺自己的腦袋要落進腔子裏,不知道什麽時候就會昏過去,可即便如此,我仍然保持著最後一點希望。然而,等到學校門前突然停下三輛大巴車的時候,我知道連這最後一點希望也已經不存在了。那幾輛大巴車個頭大得出奇,像是旅遊觀光車,或者以前那些用來載伊拉克朝聖者去麥加的車子。我們都清楚,這些車就是來載我們走的。

凱瑟琳帶著哭腔問道:“他們要帶我們去哪裏?”雖然凱瑟琳沒有說出口,但人人心裏都在害怕同一件事——“伊斯蘭國”要把我們帶到敘利亞去。我們心知“伊斯蘭國”的人什麽都做得出來,我一度以為,我們所有人都要死在敘利亞。

我用力地抱緊自己的包。麵包被我扔掉之後,那隻包稍許輕了一些。我開始後悔自己扔掉那塊麵包。浪費麵包可是一樁不小的罪過。雅茲迪人相信,神明並不會要求我們必須勤於朝聖或禱告。我們雅茲迪人不必建造富麗堂皇的大教堂,也不必在宗教學校上好幾年學才能做個虔誠正直的信徒。隻有家裏不缺錢,還有足夠閑工夫的雅茲迪人才會組織洗禮一類的宗教儀式。

我們雅茲迪人都是用身體力行的方式遵循著自己的信仰。我們打開家門收容外鄉人,用錢和糧食接濟窮人,親人下葬之前,我們也會和他們的遺體坐在一起,以示哀思。我們相信,隻要是好好過日子,哪怕隻是在學校裏好好念書,或者在家裏和配偶相敬如賓,都和念經祈禱一樣有功德。凡是能讓我們這些窮人繁衍生息,互相扶持的東西,對我們而言都無比神聖,即使是一塊麵包,也不例外。

然而是個人都會有犯錯的時候。因此,每個雅茲迪人都會與族內的一名教長結成教親,由他們來教授我們有關信仰的知識,並且在來世指引我們。我的教姊是一個比我年紀稍長些的姑娘,她精通雅茲迪信仰的各種掌故,相貌也生得落落大方。她曾經結過一次婚,後來離異,回到娘家之後,開始潛心事神,研究雅茲迪人的宗教。“伊斯蘭國”迫近時,她設法從自己家逃了出去,如今平安地居住在德國。教親們最重要的使命,是在族人死亡之後,在神和塔烏西·梅列克的麵前為你一生的事跡作證明。他們會對神明說:“這人生前與我熟識。她是個好人,她的靈魂應當回歸大地。”

我知道,等到我百年之後,我的教姊將要在神明的麵前為我活著的時候犯下的錯誤作辯護——比如說,我在科喬村的雜貨店裏偷過糖果,有時我還犯過懶,不願意和哥哥姐姐們一塊去地裏幹活;而眼下,我那教姊需要為我辯護的罪責又多了一大樁——我沒有聽母親的話,擅自留下了那些新娘的照片;我在路上喪失了希望,扔掉了那塊麵包;如今我還默默登上了大巴車,任憑自己的命運受人擺布。我由衷地希望我的教姊能夠原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