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萬帶走了天真年少的羅伊安,這麽多年過去了,我最恨的人仍然是他。我做夢都想有朝一日將所有的恐怖分子繩之以法,不僅是像巴格達迪這樣的頭目,還有他們所有的那些看守,還有蓄養奴隸的家夥,還有所有開槍打死我的兄長,讓他們葬身坑穀的凶手;洗腦年輕男孩,教唆他們仇恨自己雅茲迪母親的爪牙;還有所有開城迎接恐怖分子,為他們鞍前馬後,希望靠“伊斯蘭國”清洗異教徒的伊拉克人。所有這些人都應該像二戰時期的納粹頭目一樣,在全世界的見證之下被送上審判台,逼迫他們現出自己醜陋的本相。

要是真有這麽一天,我希望頭一個就審判薩爾萬。我會讓被關在那間摩蘇爾綠色房子裏的所有女孩出庭作證。我會指著那家夥控訴:“這就是那個讓我們所有人無比恐懼的高個兒家夥。他曾經抽過我兩個耳光。”若是羅伊安願意,我會讓她站上證人席,向法庭陳述他的種種暴行;若是她害怕,或是不願回首曾經的創傷,那我就代她發言。我會告訴法官:“薩爾萬不僅把她買走,無數次強暴她,還不分日夜地毆打她。就在羅伊安被他買回家的第一天,在她筋疲力盡,根本無暇也無力反抗的時候,薩爾萬卻因為發現她多穿了幾件衣服,就大肆毆打她,將我成功逃離他魔掌的怒火全部發泄在她的身上。”

“羅伊安設法逃跑之後,他竟將她的生母買作奴隸,以圖報複。羅伊安的母親當時還帶著一個隻有16天大的嬰兒,可薩爾萬卻野蠻地將其據為己有,全然不顧‘伊斯蘭國’自己製定的所謂法律裏,就禁止拆散母親和孩子。他甚至告訴羅伊安的母親,她將永遠無法再見到那個嬰兒。”(我後來了解到,“伊斯蘭國”的所謂法律,很多都形同虛設。)我會將薩爾萬對她的暴行一五一十地上告法庭。我還向神明祈禱,希望“伊斯蘭國”崩潰滅亡的那一天,薩爾萬可以被活捉歸案,接受審判。

然而那天晚上,奸邪伏法,正義得彰的場景,對孤立無援的我和羅伊安來說,是再虛無縹緲不過的幻想。我們倆跟著哈吉·薩爾曼離開房子,進了院子裏。我們身後仍然傳來陣陣來自奴隸市場的慘叫聲,甚至整個城市的上空都激**著她們的回音。我開始琢磨起摩蘇爾城裏的千家萬戶:他們正準備吃晚飯嗎?還是正催著自家孩子上床休息?他們絕對不可能聽不見我們的尖叫聲。“伊斯蘭國”是禁止民眾看電視或者聽音樂的,不可能還有什麽別的聲音蓋過我們的慘叫。或許他們樂見我們受苦受難,他們支持“伊斯蘭國”的政權,便是其證據;那麽這些人有沒有想過,若是伊拉克政府軍或者庫爾德武裝發起奪回摩蘇爾的戰鬥,他們又將如何?難道說他們相信到時“伊斯蘭國”會保護他們?想到這裏,我不禁脊背發涼。

我們被送上了一輛汽車。我和羅伊安坐在車後排,男人們則坐在前麵。汽車駛離了身後的那棟房子。哈吉·薩爾曼朝手機話筒裏說道:“我們現在回家。把家裏那八個女孩都趕出去。”

汽車停在了一棟大禮堂門前。那禮堂像是用來舉辦婚禮的那種地方,前麵開著兩扇大門,四周則環繞著許多混凝土柱子,仔細看時,又有幾分像清真寺。禮堂裏麵全是“伊斯蘭國”的武裝分子,人數將近有300人,一個個都在低頭祈禱。我們幾個人走進禮堂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抬眼看過我們。我站在門邊,哈吉·薩爾曼則從一大堆涼鞋之中抽出兩雙,遞給我們。那些都是男人穿的皮質涼鞋,又大又硬,穿著很難走路。可是我們自己的鞋子在被送進奴隸市場之前,就被武裝分子給沒收了,因此直到剛才,我們一路上都赤著腳。我們穿上涼鞋,穿過那片默默祈禱的人群,走出了禮堂。我和羅伊安都小心翼翼,生怕中途摔跤。

禮堂的另一頭,薩爾萬正倚著另一輛車等候我們。很明顯他和哈吉·薩爾曼打算將我和羅伊安分開。我們倆緊緊牽著彼此的手,乞求他們不要拆散我們:“求求你們,不要讓我們孤單一人。”可他們兩個都無動於衷。薩爾萬拉住羅伊安的肩膀,生生將她從我身邊拽走。羅伊安當時年紀還很小,身形也瘦弱得很。我們倆互相喊著彼此的名字,但是這並不能使他們回心轉意。羅伊安的身影和薩爾萬一同消失在一輛汽車裏,留下我和哈吉·薩爾曼兩個人。我悲痛欲絕。

哈吉·薩爾曼和我上了一輛白色的小轎車,車上已有兩人等候,一個是司機,另一個則是一位名叫穆爾塔紮的年輕保鏢。我坐在穆爾塔紮身邊的時候,他一直直勾勾地盯著我。要是哈吉·薩爾曼不在車裏的話,我相信這家夥一定會像奴隸市場的那些男人一樣對我上下其手。我緊貼著車窗,盡可能遠離穆爾塔紮。

當時摩蘇爾狹窄的街道上已經是一片漆黑,幾乎見不到人影,隻有路邊的幾幢房子裏還開著震天響的發電機,散發出一點光亮。車子行駛了約有20分鍾,沒有一個人講話。四周的黑暗深不可測,仿佛我們的車子已經開到了水裏似的。緊接著車子停了下來。哈吉·薩爾曼命令道:“娜迪亞,下車。”他粗暴地拉著我的胳膊穿過一扇花園門。片刻之後,我才明白過來,這裏是我之前到過的第一個“伊斯蘭國”據點,也就是武裝分子們把一部分女孩送出國境的那個地方。我輕聲問他:“你是要把我帶到敘利亞去嗎?”可哈吉·薩爾曼沒有作聲。

我們在花園就能聽見房子裏傳來女孩的尖叫聲。沒過幾分鍾,八個裹著罩袍和麵紗的女孩就被武裝分子連拉帶拖地帶出了前門。她們經過我身邊的時候,紛紛轉過頭來盯著我。也許她們認識我。也許妮斯琳和凱瑟琳就在她們之中,她們隻是太害怕,才什麽話都說不出來。我想我也一樣。無論她們是否認識我,我都無法透過麵紗認出她們來。不過一會,她們就被帶上了一輛麵包車。那輛車很快關上車門,揚長而去。

一個守衛將我帶到一間空房間裏。整個房子裏並沒有其他女孩的蹤影。不過,和其他房子一樣,所有被帶進這裏的雅茲迪姑娘,都被“伊斯蘭國”的人收走了頭巾和衣服,堆在房子裏。除此之外,房子裏還有一小堆燃灰,那原本都是我們的身份證明,也被“伊斯蘭國”分子收了去。那堆燃灰裏,還有一張部分完好的身份證,它原本屬於一個來自科喬的女孩,如今斜插在灰堆裏,仿佛一株不起眼的小草。

“伊斯蘭國”並沒有清理房屋原主人的物品,因此他們往日的生活痕跡在屋子裏仍然俯拾皆是。我想,無論他們現在身在何方,都一定無比想回歸曾經的生活。房裏有一間屋子是用來健身的,牆上掛滿了相框,裏麵全是一位少年的照片,我猜想他是原屋主一家的長子,照片裏的他正舉著大個的啞鈴;另一間屋子則辟出來擺放娛樂設施,裏麵還有一張台球桌;可看著最令人心碎的房間是屋主孩子們的臥室,那裏仍然擺滿了玩具,**鋪著色彩鮮豔的床單,屋裏的一切都恍然如昨,似乎還在等著房間的小主人們回來歇息。

哈吉·薩爾曼出現在我麵前。我問他:“這房子原來是誰的?”

他回答道:“一個什葉派的法官。”

“他們現在怎麽樣了?”我一麵追問,一麵暗暗祈禱他們已經安然無恙地逃到了庫爾德控製區。雖然什葉派阿拉伯人並非我的同族,但是我仍然為他們的遭遇感到傷心。和科喬村的村民一樣,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也沒能逃過“伊斯蘭國”的魔爪。

哈吉·薩爾曼答道:“他們下地獄了。”我不敢再問下去。

哈吉·薩爾曼去洗了個淋浴,當他回到我麵前的時候,我發現他仍然穿著和之前一樣的衣服。我能聞到他衣服上輕微的汗味,還有混著肥皂氣味的古龍水味道。他關上身後的門,在我身邊的床墊上坐下。我很快意識到了什麽,語無倫次地對他說:“我來了月事。”說完我便側過臉去。他並沒有理會我的話。

他湊近我坐下,問道:“你是哪裏人?”

我答:“我是科喬的。”話一出口,我便意識到,自己這幾天以來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下,無時無刻不在擔心下一秒會發生什麽,竟然已經很久沒有想起過家鄉和親人。科喬這個地名喚起了許多家鄉和親友的回憶,而浮現在腦海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我在索拉格的時候,被沒收了頭巾的母親,安靜地枕著我的腿躺在地上的模樣。

哈吉·薩爾曼對我說:“你是知道的,雅茲迪人都是異教徒。”他的聲音很輕,甚至像是在對我耳語,然而他的聲音中聽不出一絲感情。“真主要我們引導你們皈依正信,如果你們不肯,那麽無論我們對你們做什麽,你們都必須完全順從。”

他頓了一頓,接著問我:“你家裏的人呢?”

“他們基本都逃走了,被抓的隻有我們三個。”我撒了個謊。

他斜靠在**,用描述美好回憶的語氣對我講道:“8月3號,我去了辛賈爾。在路上我遇到了三個穿警察製服的雅茲迪人。他們企圖逃跑,但是我追上了他們,把他們全打死了。”

我盯著地板,不敢作聲。

他繼續說道:“我們去辛賈爾,就是打算把那裏的男人都殺光。至於女人和孩子,就全部帶走。不過我們並不走運,有幾個逃到山上去了。”

哈吉·薩爾曼滔滔不絕地說了將近一個小時,我隻能坐在床墊的一角,試圖將他的話隔絕在腦海之外。他不斷出言侮辱我的家鄉親人和信仰。他告訴我,他在摩蘇爾的巴杜什(Badush)監獄(該監獄位於摩蘇爾西北方向。2014年6月10日,“伊斯蘭國”武裝占領了該監獄,在釋放所有遜尼派囚犯之後,對什葉派囚犯進行了屠殺,造成至少670人喪生。——譯者注)坐了七年牢,無比仇恨伊拉克的異教徒。他認為“伊斯蘭國”在辛賈爾所做的一切都是善行義舉,他還說我應該為“伊斯蘭國”清洗雅茲迪信仰感到高興。他試圖勸說我改信伊斯蘭,我不敢直視他的眼睛,但我拒絕了他的要求。對我來說,他的話語毫無意義。他的妻子打來電話的時候,他才不得不中止他那些長篇大論。他接電話的時候管他的妻子叫烏姆·薩拉。

雖然我知道他對我說話隻是為了羞辱我,但我卻希望他一直說下去。我心想,隻要他在說話,就不會碰我的身子。雅茲迪人關於男孩和女孩之間關係的約束,比其他伊拉克人要寬鬆一些。在科喬村的時候,我和男性朋友一起搭過車,還和班上的男同學結伴上過學,並不需要擔心左鄰右舍對我指指點點。那些男孩絕不會非禮或者傷害我,而在哈吉·薩爾曼之前,我從未這樣單獨和男性共處一室。

“你是我的第四個女奴。”他說,“前三個都已經是穆斯林了,是我讓她們改宗的。雅茲迪人都是異教徒,我們這麽做是為了幫助你們。”他說完之後,便命令我脫衣服。

我哭了起來,再次告訴他:“我來月事了。”

“給我看看。”他一邊說著,一邊開始脫我的衣服,“別的女奴也編過這樣的瞎話。”

我脫了衣服。當時我確實正在經期,因此他沒有強暴我。“伊斯蘭國”的宣傳手冊上並沒有規定不能和經期的女奴發生關係,但表示女奴的主人可以在女奴經期結束之後與之**,以確保她沒有懷孕。那天晚上哈吉·薩爾曼沒有對我硬來,也許就是因為“伊斯蘭國”的這個規矩。

然而他也並沒有輕易放過我。我們整夜都赤身**地躺在**,他沒完沒了地揉捏我的身子。之前在大巴車上被阿布·巴塔特強行捏住**的感覺重新泛上心頭——凡是被哈吉·薩爾曼的手指捏過的地方,都止不住地陣陣發疼,乃至陷入麻木。我沒有膽子反抗他,而且即使試圖反抗,恐怕也無濟於事。我身形瘦小,軟弱無力,已經好幾天沒有吃過正經東西了。如果算上之前被困在科喬的那段日子,我斷糧的時間恐怕還要更久。我隻有任他擺布。

* *

第二天早上,我睜開眼,發現哈吉·薩爾曼已經醒了。我想穿上衣服,但他攔住了我。“娜迪亞,去洗個澡。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他對我說。

我洗過澡之後,他遞給我一件黑色的罩袍和一幅黑色的麵紗,要我穿在自己的衣服外麵。我生平第一次穿上這種保守穆斯林女性的衣服,盡管衣服的布料很輕,我穿上之後,卻發覺難以呼吸。我跟著哈吉·薩爾曼來到室外,透過麵紗,我頭一回看見白天的摩蘇爾街景。那個什葉派法官顯然頗為富有,因為我們所在的那棟房子位於摩蘇爾的富人區,路邊處處可見高牆內良園精舍。“伊斯蘭國”的宗教宣傳固然對潛在的聖戰分子擁有很強的號召力,可是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從世界各地而來的武裝分子,他們加入“伊斯蘭國”隻是為了獲取金錢。這些武裝分子來到摩蘇爾後,直奔最高檔的住宅,將房子和裏麵留下的財物全部據為己有。至於沒有離開摩蘇爾的遜尼派民眾,“伊斯蘭國”向他們許諾,會恢複他們2003年政變之前曾擁有的權力和地位——那一年美軍推翻了複興黨政府,將國家權力交給了伊拉克的什葉派信徒。盡管如此,“伊斯蘭國”在摩蘇爾向民眾收起稅來也是毫不手軟。在我看來,他們雖然是恐怖組織,其實不過是一群貪得無厭之徒。

“伊斯蘭國”顯然對占據摩蘇爾城裏的重要建築頗為得意,他們把“伊斯蘭國”的黑旗懸掛在城中各處。摩蘇爾大學曾經是伊拉克最好的大學之一,“伊斯蘭國”卻將它占地頗廣的校園改造成了軍事基地,摩蘇爾當地的機場也同樣未能幸免。武裝分子還衝進了摩蘇爾博物館,那裏曾經是伊拉克第二大的博物館,他們卻將所有他們認為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文物盡數卷走,一部分被毀壞,另一部分則被他們拿到黑市上販賣,以換取維持戰爭的經費。就連尼尼微奧貝羅酒店也被武裝分子侵占。那家酒店建於19世紀80年代薩達姆當政時期,雖然建築造型有些畸斜,卻是一家五星級酒店。“伊斯蘭國”分子們住滿了酒店裏的每一個房間,傳言那家酒店裏最好的房間,是留給擔當人肉炸彈的襲擊者的。

“伊斯蘭國”2014年迫近摩蘇爾的時候,城中數以萬計的居民背井離鄉,在庫區政府設立的檢查站前排成長隊,希望進入庫區避難。薩爾曼和我坐車經過當時的逃亡路時,摩蘇爾人倉皇躲避戰火的痕跡還曆曆在目。路邊有許多已被燒成炭黑骨架的廢棄汽車,**的鋼筋露在半邊被碾為平地的房屋廢墟之中,伊拉克警察製服的碎片散得到處都是——當時跟隨人群逃亡的警察們為了避免引人注目,保全性命,紛紛將製服脫下扯爛。摩蘇爾城裏的領事館、法院、學校、警察局和軍事基地都已經落入“伊斯蘭國”的手中,武裝分子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宣示對這座城市的支配權。他們到處懸掛旗幟,用清真寺的廣播喇叭播放充滿血腥味的演說,甚至將一所小學外牆上的兒童肖像全部塗黑——他們認為這些人像不合教規(haram),充滿罪孽,必須鏟除。

“伊斯蘭國”分子將摩蘇爾城中巴杜什監獄裏的囚犯釋放了出來,作為交換,他們要求那些囚犯效忠於“伊斯蘭國”。那些囚犯加入恐怖組織之後,炸毀了城中許多基督教、蘇菲派和什葉派教堂以及聖所,其中一些地方曆史非常悠久,幾乎和伊拉克的山河一樣古老。不過,摩蘇爾的大清真寺仍然毫發未損地矗立在這座飽經歲月洗禮的城市,隻是在巴格達迪站在講壇上,宣布摩蘇爾成為“伊斯蘭國”的首都的那一刻,這座清真寺的光彩也已消散殆盡。到2017年,這座清真寺也終究和城中大部分建築一樣,化為一片瓦礫。

我們坐的車停在了摩蘇爾法院門前。這是一棟龐大的建築,位於底格裏斯河西岸,擁有沙黃色的外牆和細尖頂,讓我感覺頗有幾分清真寺的味道。“伊斯蘭國”在摩蘇爾建立新秩序的時候,這座建築對他們來說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在“伊斯蘭國”的計劃之中,摩蘇爾應該接受他們的原教旨主義統治,而不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法律管轄。武裝分子們用“伊斯蘭國”頒發的身份證取代了政府身份證,居民的車輛也被要求換上“伊斯蘭國”發布的牌照。在“伊斯蘭國”治下的摩蘇爾,女性若想出門,都必須有男性陪同,而且必須時刻用罩袍和麵紗裹住全身。“伊斯蘭國”禁止民眾收看電視、收聽電台,甚至禁止民眾吸煙。不願加入恐怖組織的普通居民如果想要離開摩蘇爾,必須向“伊斯蘭國”繳納一筆錢才能出城,而且即使出了城,也隻能在城外逗留有限的一段時間。如果有人長時間離城不歸,他們留在城裏的家人可能會被“伊斯蘭國”懲罰,他們的住宅和財產也會根據所謂“背棄哈裏發國”的罪名而被沒收。當時城中的大小審判,有很多都是在這個法院裏進行的。

法院裏有很多等待法官和辦事員傳喚的人。有許多武裝分子在其中一個特定的房間門口排起了長隊,他們身邊都帶著一個渾身裹著罩袍的婦女,我猜測這些女人和我一樣,都是他們的女奴。武裝分子們帶著女奴來這裏,是為了填寫材料,由“伊斯蘭國”當局認證他們對某個雅茲迪女孩的支配權。我們這些女奴會被強製改宗,改宗的過程也會被記錄下來。然後某個法官就會宣布我們正式成為那些買下我們的武裝分子的合法財產。這一切都隻不過是在為他們強**們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而那些武裝分子,包括哈吉·薩爾曼,卻把這稱為“婚姻”。

在法院工作的“伊斯蘭國”成員望見哈吉·薩爾曼之後,便揮手示意他到隊伍前麵去。他們交談的時候,我在一旁偷聽,因此得知了哈吉·薩爾曼在“伊斯蘭國”組織裏的具體職責:他為“伊斯蘭國”充任法官,負責決定是否將裁定有罪的被告人判處死刑。

那個房間裏隻有一個胡子斑白的老年法官。他坐在一張長長的書桌後麵,桌上堆滿了卷宗檔案。在他的身後,一麵巨大的“伊斯蘭國”旗幟正迎著空調的風口飄揚,而他製服的肩口上也鑲著兩麵“伊斯蘭國”旗。我們走進房間的時候,我已知曉接下來將會發生的一切,因此在心裏不斷地祈求神明的寬恕。我不斷地默念:“神啊,我永遠不會背棄你。我永遠都是雅茲迪人。”

那法官名叫哈塞恩,神色嚴厲,辦事頗有效率。他命令我:“把麵紗撩起來。”我照做了,朝他露出了我的臉。他又問我:“你知道清真言(shahada)(伊斯蘭教最常用的經文之一,音譯“薩哈達”,常見版本的全文如下:“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安拉使者。”——譯者注)嗎?”我答:“知道。”這句簡單的伊斯蘭經文稱得上家喻戶曉,一般被穆斯林用來表示自己誠心祈禱,信仰堅定。我念完清真言,哈塞恩法官的臉色便和善許多。他對我說:“你剛才念得非常好。”隨後,他從桌上拿起一台照相機,拍了一張我的麵部照片。

接著他轉向哈吉·薩爾曼,對他說:“她現在是你的女奴了,你可以任意處置。”我們便轉身向法院外走去。

“伊斯蘭國”通過這種“婚姻”製度,對雅茲迪女孩實施了緩慢而持久的折磨。他們先是殺死雅茲迪的男人,將我們綁架,帶離我們的家鄉;隨後又將我們和母親還有姐妹強行拆散。無論我們身在何處,他們都會時刻用各種方法提醒我們,如今的我們除了是他們的財產之外,什麽也不是。我們來到這裏,就是供他們猥褻強暴的——就像阿布·巴塔特在大巴車上使出拆肉碎骨的狠勁抓我的**,或是納法赫拿點著的香煙戳我的身子那樣。這所有對我們的壓迫,目的隻有一個,就是徹底毀滅我們的靈魂。

然而在這一切壓迫之中,強迫我們放棄自己的信仰,無疑是最為殘忍的。離開法院之後,我感到內心墜入虛無。如果我不是雅茲迪人,那我又算是什麽呢?我祈禱神明會原諒我,祈禱他們能知道我念“清真言”並非自願。我甚至想,如果我的靈魂在飽受“伊斯蘭國”摧殘之後,可以在彼岸世界重回神和塔烏西·梅列克的左右,那即使我這副肉體交給了“伊斯蘭國”,也不足惜。

我問哈吉·薩爾曼:“那張照片是為了給我發身份證拍的嗎?”

他答道:“不是。他們拍照片是為了日後掌握你的行蹤,了解你和什麽人在一起。”他一麵說著,一麵用力抓緊我的胳膊:“如果你想逃跑,他們就會把你的照片印上千萬份,並且附上我的名字和手機號,貼在摩蘇爾的每一個檢查站。你是永遠跑不掉的,就算你跑掉,你也一定會被抓起來送還給我的。”

我並不懷疑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