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在“伊斯蘭國”占領科喬村一年零三個月之後,我離開德國前往瑞士,出席一個由聯合國組織的論壇,就少數民族問題發言。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述我的故事。前一個晚上,我和那個安排我發言的人權活動家妮斯琳徹夜討論發言的內容。我很想把一切都告訴全世界——那些因為脫水而死在逃亡路上的孩子,那些被困在聖山頂上的家庭,那成千上萬被“伊斯蘭國”囚禁關押的婦女和孩子,還有我哥哥們經曆的那場屠殺。數十萬的雅茲迪人在“伊斯蘭國”的動亂中受害,而我隻是其中之一。我們的整個社會都被瓦解,無數同胞隻能以難民的身份在伊拉克國內外避難,而科喬村如今仍然被“伊斯蘭國”控製。全世界都需要傾聽發生在雅茲迪人身上的悲慘遭遇。

我們前往瑞士的第一段路是坐火車旅行的,鐵軌旁的樹木模糊成一片,從我的窗前向後閃過。我從小在辛賈爾的山穀和田地中長大,有些害怕陌生的森林,因此很慶幸自己坐在火車上,而不是徒步穿行。不過,這片森林的景色確實很漂亮,而我也漸漸喜歡上了我的第二故鄉。德國人民對我們的到來非常歡迎,我聽說有普通市民專程前往火車站和飛機場,迎接到來的敘利亞和伊拉克難民。我們這些來到德國的難民能夠有機會融入德國社會,而不是遊離在主流之外。其他國家的雅茲迪難民運氣就要稍差一些,有些難民曆盡千辛萬苦逃出“伊斯蘭國”的血腥迫害,卻發現到達的國家並不歡迎他們。此外還有很多雅茲迪人仍然被困在伊拉克,十分焦急地等待著出國避難的機會。等待對於他們來說,又是一種煎熬。有一些國家完全不接收任何難民,這讓我感到義憤填膺。將一個前來尋找安全的地方生活的無辜之人拒之門外,這種行為的惡劣用任何借口都無法搪塞掩蓋。我已經決定在聯合國的講台上向全世界講述這所有的一切。

我想告訴全世界,對雅茲迪人來說,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幫助。我們需要在伊拉克為持少數信仰的民眾建立一個安全區域;我們需要為種族屠殺行為和反人類罪行懲處與“伊斯蘭國”有關的每一個人,無論是他們的領導人,還是無聲支持他們暴行的普通民眾;我們還需要解放辛賈爾全境。我們要幫助逃脫“伊斯蘭國”掌控的女性重返社會,並且成為重建社會的力量,同時要將她們遭遇的虐待加入“伊斯蘭國”的罪狀之中;我們需要在伊拉克和美國的學校教授有關雅茲迪信仰的知識,藉此讓世人了解,無論規模大小,保存古代宗教信仰及其信徒都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們要讓世人知道,和其他少數民族和持少數信仰的民眾一樣,雅茲迪人曾經為建設偉大的伊拉克付出過很多。

然而我隻有三分鍾的時間發言。那個活動家妮斯琳要求我盡量說得簡潔一些。她在我的公寓裏一邊嘬著茶,一邊對我說:“你就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就好。”這個主意卻攪亂了我的內心。我知道,如果我的故事能夠給人留下印象的話,我就得一五一十地將全部真相講出來。我得當著大庭廣眾講述哈吉·薩爾曼對我的強暴,講述我們那天晚上如何驚心動魄地通過摩蘇爾的檢查站,講述我曾經目睹過的種種慘劇。然而,我最終下定決心,將我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講述出來。這個決定來之不易,而且回頭來看,也是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決定。

我發言的時候,身體仍然控製不住地微微顫抖。我盡全力保持冷靜的語調,講述了科喬村被“伊斯蘭國”占領的始末,以及和我一樣的女孩是如何被“伊斯蘭國”抓走,充作女奴。我講述了我被反複強暴和毆打的經曆,也描述了我逃跑的經過。我向當時在場的聽眾描述了我的兄長如何被處決。全場的聽眾都默默地聽著我的發言,我下場之後,一個土耳其婦女流著眼淚向我走來,她告訴我:“我的哥哥阿裏也被殺了。我們全家至今都沒有走出他被害的陰影,可我真的不知道你失去了六個哥哥,是怎麽挺過來的。”

“很不容易。”我回答道,“但有些家庭失去的親人比我們還要多。”

當我回到德國的時候,我告訴妮斯琳,隻要他們有需要,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盡我所能地提供協助。我當時還不知道,那是我一段全新人生的起點。我意識到,早在我出生的時候,“伊斯蘭國”的種子就已經在我身邊悄然播下。

* *

來到德國之後,起初我和迪瑪爾都覺得,和仍然困在伊拉克飽受水深火熱的人民來說,我們在德國的新生活顯得如此的微不足道。我們倆還有兩個表親搬進了一個有兩間臥室的公寓,搬進來之後,我們在牆上貼滿了親人的照片,他們有些已經遇難,有些還留在伊拉克。每天晚上,我都在母親和凱瑟琳的兩張大幅彩照下麵入睡。我們仍然很難接受她們已經不在人世。我和迪瑪爾都有很多帶著字母吊墜的項鏈,每一條上都拚出一位遇難親人的名字。我們常常戴著這些項鏈向塔烏西·梅列克哭著祈禱,希望那些下落不明的親人能夠平安無事地回來。每天晚上我都能夢見科喬村,早上醒來卻想起,我們曾經熟悉的那個科喬村如今早已不複存在。對我來說,這是一種永遠無法習慣的空洞感。一個人若是長久地渴望回到一個業已不複存在的地方,自身的感覺也會變得越來越薄弱。我從事人權活動工作以來,去過很多美麗的國家,但是我唯一真正渴望生活的地方,仍然是伊拉克。

我們每天都會去上德語課,並且去醫院檢查身體,確認我們的健康狀況。有幾個人嚐試過德國人提供的心理治療,但是那種治療漫長得讓人難以忍受。我們在公寓裏和以前一樣,自己做飯,自己打理家務,自己清掃房間,自己烤麵包。不過如今,我們烤麵包用的是迪瑪爾在客廳裏裝的一台小小的便攜式金屬烤箱。然而,流亡在外的我們並沒有什麽像擠牛奶或者種地那樣真正消耗時間的活計,也不再擁有以前村子裏那些關係緊密,觸手可及的鄉親可以說話,因此我們每天都會有很長的空閑時間。我當初剛來德國的時候,一直求赫茲尼讓我回去,但是赫茲尼總是讓我再在德國待一段時間看看。他告訴我,我如今的工作很重要,雅茲迪同胞也都需要我。盡管我們仍然無比懷念著已經不在的親人,可是我們終於感覺到,自己的新生活有了新的意義。

我被“伊斯蘭國”關押的時候,感覺自己在他們麵前毫無反抗的力量。如果當時母親被“伊斯蘭國”帶走的時候,我身體裏還有哪怕一絲力氣,都會竭力試圖保護她的;如果當時我能阻止恐怖分子買賣我,強暴我的話,我也一定會奮起抗爭。回想起當時我踏上逃亡路的每一個瞬間——那個沒有鎖的門、那個安靜的院子、在“伊斯蘭國”支持者遍地都是的貧民區裏住著的納塞爾一家——我都不禁感到後怕。如果我當時踏錯一步,等待我的就會是無盡深淵。我想,也許神明之所以保佑我逃出生天,是因為我還肩負著他給予我的使命,因此我下定決心,不會白白浪費得來不易的生命。那些恐怖分子應該沒有想到,我們這些手無寸鐵,軟弱無力的雅茲迪女孩,竟然能從他們手中逃脫,甚至能有朝一日向全世界指控他們的罪行。我們將他們的所作所為公之於眾,借此反抗他們。我每次向別人講述自己的故事,就能感覺到恐怖分子的力量又減弱了一分。

自從那次我前往日內瓦發言之後,我將自己的故事講述給了成千上萬的人——他們之中有政治家,有外交官,有電影製作人,有記者,也有無數在“伊斯蘭國”發動侵略之後,對伊拉克感興趣的普通民眾。我懇求遜尼派領導人更嚴厲地對“伊斯蘭國”進行公開譴責,他們擁有足夠大的力量,能夠製止“伊斯蘭國”的暴行。很多雅茲迪人和我一樣,肩負起了共同的使命,努力平複同胞內心的創傷,讓劫後餘生的雅茲迪民族能夠保存生機。我們的故事盡管無比悲慘,但在近幾年的努力之下,我們的敘述漸漸開始發揮作用。加拿大已經決定收容更多的雅茲迪難民;聯合國也已正式認定“伊斯蘭國”對於雅茲迪人的種族屠殺事實成立;各國政府也開始討論在伊拉克建立一個收容持少數信仰民眾的安全區;最重要的是,很多人權律師願意向我們提供幫助。雅茲迪人唯一的訴求就是伸張正義,每一個雅茲迪人都為這個訴求而努力著。

留在伊拉克的艾德琪、赫茲尼、薩烏德和賽義德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努力著。他們留在難民營裏——艾德琪拒絕和其他姑娘一起移民德國。我每次和他們通電話的時候,思念之情總會讓我沉浸在哀傷之中。他們在伊拉克舉行了反抗“伊斯蘭國”的示威,並且聯名向庫區政府和巴格達政府請願,希望他們能夠加大支援雅茲迪難民的力度。每次難民營裏收到某地發現亂葬崗,或者某個女孩在逃跑時不幸遇難的消息,難民們總是無比沉痛地為死者組織葬禮。每個住在集裝箱屋子裏的難民,都每日每夜地祈禱自己的親人能夠平安回到自己的身邊。

每一名雅茲迪難民都試著平複自己身體上和心靈上的創傷,為保存雅茲迪社會火種而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幾年以前,這些原本都還是學生、農民、商人或者家庭主婦的雅茲迪人,紛紛自發學習起了雅茲迪信仰的知識,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傳播雅茲迪信仰。懂得宗教知識的人在難民營裏當老師,在用小型集裝箱改建的教室裏傳授這些學問;當然,還有我這樣的人權活動人士,在海外為雅茲迪人不斷奔走。我們希望的隻是保存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並且讓“伊斯蘭國”為迫害我們的暴行接受正義的審判。每一個雅茲迪人都在為共同的事業而努力著,這讓我非常驕傲。我一直為我的民族感到自豪。

雖然我身處德國,生活安全,但我仍然非常羨慕那些留在伊拉克的雅茲迪人。我的兄弟姐妹們都還在自己的祖國,他們還能吃上我日夜魂牽夢縈的伊拉克食物,並且和鄉親同胞為鄰,而不是像我們這樣,隻能住在一個陌生的世界。未來庫爾德民兵如果允許我們進入索拉格,他們還能去祭奠離世的母親,而若是科喬村有朝一日得到解放,他們也能夠結伴還鄉。赫茲尼常對我說起他營救被困女孩的經曆,而艾德琪則會告訴我難民營裏的情況。難民營裏大多數的新聞都是令人難受的壞消息,可是也發生過一些逸聞樂事,我那活潑的姐姐講給我聽的時候,我樂得直從沙發上滾下來。我無比想念伊拉克。

後來,2017年6月的時候,我從難民營收到消息,科喬村已經解放。賽義德作為伊拉克武裝民兵組織“人民動員部隊(Hashd al-Shaabi)”雅茲迪戰鬥小組的一名戰士,參與了解放科喬村的戰鬥。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成為一名真正的戰士,我為他感到高興。科喬村雖然已經宣告解放,但還不太平,“伊斯蘭國”的武裝分子仍然殘存在附近負隅頑抗,而那些撤出的武裝分子則在村裏到處裝上了土製炸彈。然而我決意回科喬村看看。赫茲尼同意我回國,我搭上從德國飛往埃爾比勒的飛機,奔赴難民營。

我並不知道自己重返故鄉的時候,會帶著什麽樣的心情。那裏是兄長們遇難的地方,我們全家也是從那裏開始彼此失散。科喬村的形勢穩定下來之後,我們一行人踏上了回鄉的旅途。我們繞了一個遠道,避免穿過戰區。科喬村裏已經空無一人。村學校的窗戶被打得粉碎,我們在裏麵發現了一具殘存的屍骸。我們家被“伊斯蘭國”洗劫一空,甚至連房頂上的木頭都被掀走。“伊斯蘭國”將所有帶不走的東西全都付之一炬。我用來收藏那些新娘照片的相簿已經是一堆殘灰。我們在村子裏抱頭痛哭,哭得幾乎站不起來。不過,雖然村子被毀得很厲害,但是我在村子裏還是一眼就認出了我家的前門。有那麽一會兒工夫,我感覺自己回到了當年“伊斯蘭國”尚未進村前的時光。把守村子的戰士提醒我們離開的時候,我懇求他們讓我再多留一個小時。雅茲迪人會在12月齋戒,紀念賜予我們生命的塔烏西·梅列克降生。我暗暗發誓,等到12月的時候,我一定會再回科喬。

在我去日內瓦發表演講將近一年之後,我去了紐約。聯合國任命我為關注人口販賣幸存者尊嚴的親善大使。我在那裏又一次受到邀請,向廣大聽眾介紹我的親身經曆。對我來說,無論講述過多少遍曾經的不幸遭遇,都無法擺脫它帶給我的沉重記憶。每一次敘述都是當時記憶的重演。我向別人說起自己如何在檢查站被人強暴,如何被哈吉·薩爾曼的鞭子透過毯子抽得滿身瘡痍,如何在摩蘇爾的夜空下近乎絕望地尋求援手時,那些恐怖的記憶都會重新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

然而,我已經漸漸習慣了發表演講,也不會在眾多的聽眾麵前怯場。我的親身經曆就是我對抗恐怖主義最強大的武器,我會誠實地將它講述給每一個人,也期待那些恐怖分子接受審判的時候,能夠為他們的暴行作證。不過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還有許多許多事情需要完成。全世界的領導人,尤其是穆斯林的宗教領袖,需要團結起來,保護被“伊斯蘭國”迫害的人民。

演講那天,簡單的開場白之後,我向聽眾講述了我的故事,隨後又多說了幾句話。我告訴他們,我原本應該擁有自己的生活,站到這個講台上乃是命運的安排;我告訴他們,每個雅茲迪人都希望“伊斯蘭國”種族屠殺的罪行得到嚴懲,每一個人都能夠為保護全世界受到迫害的民族出一份力;我告訴他們,我想有朝一日直視著曾經強暴過我的那些男人的眼睛,看著他們接受正義的製裁;我還告訴他們,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經曆那些痛苦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