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倫特《精神生活》發表之後，政治判斷力成為備受關注的問題。繼阿倫特之後的研究者或多或少受阿倫特的影響，從康德的判斷力理論出發來研究政治判斷力。當然他們並非在阿倫特的立場上探討這個問題。概而言之，他們的理論體現兩種趨勢：一種是判斷力的反思與規範性，其代表者是佛阿特、貝納和本哈比；另一種是判斷力的無規範與解構性，其代表者是利奧塔。

一、反思與規範的政治判斷力

佛阿特是阿倫特的朋友，也是阿倫特最權威的研究者之一。他曾經和阿倫特討論過判斷力的問題。1977年他出版《政治判斷力的重建》一書，在前言中他表明自己受阿倫特的影響很大，但是思路和阿倫特並不一致。佛阿特的核心問題是政治行動與判斷力的關係。在批評政治科學理論的客觀性之後，他認為政治理論應當體現行動的開創性和現象性。政治知識不是客觀理論，而是由政治判斷力帶來的。在他看來，康德的反思性判斷力自身是政治的，它體現共通性、公共性與自由。但是，佛阿特將判斷力與行動都置於形式的目的理性的約束下，這種目的理性不是康德的先驗理性，而是建立共和國的法律。行動必須遵循有助於維護共和國的目的理性。因此，他的政治判斷力理論在現實中關注的是製度性的權力分立和法製國家中行動的規範性。[37]

貝納是阿倫特《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的編者，1983年他出版《政治判斷力》一書。貝納的核心問題是判斷力與現代民主社會中的政治參與。他呼籲公民社會中公民的積極參與。他把政治判斷力看作交往與商談的政治，而不是暴力與統治的政治。貝納認為應該將康德的觀照者的判斷與亞裏士多德的明智者的判斷結合起來，前者體現判斷的空間性，判斷需要相隔一定距離，後者體現判斷的時間性，判斷需要在當下的情境中做出。[38]

本哈比在《漢娜·阿倫特的勉強的現代性》一書中認為，判斷力需要認知的基礎，擴展性想象力應該在理性認知和道德的層麵理解。她批評阿倫特在《人的條件》中運用的哲學人類學的方法缺少規範的基礎。盡管阿倫特的思想中蘊含主體間的交往和複數性的思想，但她的政治概念卻與道德和製度分開。這樣政治就成為抽象的理想。當阿倫特援引康德的反思性判斷力時，她試圖從中引出主體間的交往倫理。本哈比認為，不應該在尼采和後現代思想的意義上，而應該更多在康德的思想中理解阿倫特。換言之，應該為阿倫特的思想奠定規範的基礎。本哈比從阿倫特走到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在民主社會中尋求規範的基礎，諸如社會正義、商談理性、主權與憲政等。[39]

以上三者的共同特點在於，他們都是在康德的規範基礎上闡釋判斷力。這與阿倫特的判斷力思想不同。阿倫特站在反規範的美學立場上，她的判斷力和公共空間帶有強烈的美學色彩。她的理論基礎位於現代規範與製度之外。判斷力需要客觀的倫理基礎，但是這種倫理基礎並不意味著對現代製度的肯定。任何規範的基礎都是普遍主義思考，都意味著用普遍的規範評判所有特殊的事件。問題是在現代社會中沒有這樣的普遍規範。這些政治判斷力理論都對現代製度的框架缺少反思。他們僅僅在形式上表明位於規範下的判斷力如何可能，但卻缺少具體內容，因為他們無法回答這些普遍有效的規範從何而來。他們甚至對現代製度本身缺少批判。佛阿特沒有考察共和國的法律為何能夠成為形式理性。如果不是法律的抽象性使現代政治出現重重危機，個人的判斷力就不會顯得如此重要。貝納將康德的判斷力與亞裏士多德的倫理結合起來，也過於簡單。他沒有解釋二者結合的關節點在何處。當然這是阿倫特判斷力理論發展的重要方向。本哈比將政治判斷力與道德實踐結合起來，但她卻在現代道德中尋找規範的基礎。將判斷力置於普遍的規範下，這本身就違背了判斷力的實質。當代規範的政治判斷力理論把康德的先驗的形式理性直接放到現代社會製度中，這就使得他們的理論既缺少黑格爾與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性，也缺少康德判斷力理論本身的前瞻性。對於阿倫特的判斷力問題，他們並沒有在理論上予以深化。

二、無規範與解構的政治判斷力

與規範的政治判斷力相比，後現代思想則將康德的判斷力思想推向另一個極端。這集中體現在利奧塔的思想中。在《紛爭》一書中，利奧塔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出發，認為在語言係統的中介中不存在普遍的規則。這種特殊性與政治的特殊性一樣。在利奧塔看來，政治並非某種談話方式，而是關於人的不幸的遭遇。當代政治總是要將不同的談話方式聯係起來，但是怎樣實現？利奧塔在康德的判斷力中找到共通感作為“不確定的形式”，個體以此為基礎，而不是以普遍的規則為基礎做出判斷。

利奧塔在康德思想中發現的第二個要點是崇高感。康德認為自然的崇高沒有形式，利奧塔將其與政治革命聯係起來，政治革命是人的曆史自然中無形式的展現。革命不是在倫理的意義上理解，而是打斷人類機械運動的事件。崇高感沒有形式，因此各種政治烏托邦式的途徑都歸於失敗。[40]

但是，利奧塔理解的共通感完全是個體內在的愉悅感，它並非與曆史或社會共同體相關。“聲音”是共通感的重要體現，這就是普遍有效的自然。所謂共通感隻是一種假設，美學意義上的共同體在康德看來是先驗的，它隻是體現一種可能性。這種共通感否定了現實社會中的公共性與共通性，否定了公共領域的可能。共通感否定了社會中的交往，它完全是個體的感覺，是可能的理想。

顯然，利奧塔的政治判斷力思想是在尼采的背景下闡釋康德的判斷力。它否定了現代社會產生倫理的可能性，而是將判斷力訴諸個體的生存美學，美學意義上的生活方式。這種解釋完全是對共通感和交往的解構，政治成為美學意義上的革命。問題是這種個體美學的生活方式如何麵對現代倫理的困境呢？沒有複數性的交往，政治與社會如何得以維持？後現代的美學判斷力使極端的主體思想登峰造極，在其中沒有正義的社會價值，而隻有遊戲性的生存。

阿倫特的判斷力思想與後現代的差別很明顯。盡管她否定了判斷力在普遍規範的條件下運用，但她並沒有否定判斷力在曆史和政治交往中的可能性。相反，她的方向是致力於曆史判斷和政治交往中的判斷。盡管判斷力屬於個體的能力，但離開曆史與政治的存在，判斷力完全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

因此，阿倫特之後的政治判斷力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走向了歧路。或者是對現代製度作為規範本身不加反思，或者是完全肯定現代社會中孤獨的人的生存方式。這實際上也表明以康德的判斷力理論為基礎重建政治判斷力的失敗。以上考察再一次印證了上一節的結論，與教化和研習相關的政治判斷力，不能在現代政治美學中找到思想資源，而必須回到古典政治的修辭政治和政治倫理的傳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