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阿倫特看到的是世界的喪失，那麽在《人的條件》中，她則通過批判現代社會，提出世界喪失的更根本的原因所在——世界的異化。阿倫特指出：“現代的特點是世界的異化，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自我的異化。”[42]阿倫特的世界異化的概念顯然是針對馬克思的異化思想提出的。阿倫特對馬克思的批判決不是在意識形態意義上，更不是要從馬克思主義中抽取極權主義的因素，她是在批判整個現代社會和現代性的問題上批判馬克思。以下我們將阿倫特世界異化的思想概括為四個問題：
第一，勞動代替製造。在阿倫特看來，馬克思是勞動本體論的思想家。他繼承了亞當·斯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思想，並將其提高到“勞動創造了人”的高度。現代社會的問題在於勞動代替製造。製造是人按照目的-手段的方式，運用工具造出物品，物品的有用性與持續性體現了物性和世界性的存在。但是勞動體現的是產出性與消費性。馬克思所說的物的生產和人的自身的生產，其共同特點在於生產出人類生存必需的物品，這些生產的物品又很快在市場上被消費，人的活動處在生產-交換-消費的循環中。在阿倫特看來，勞動是處在黑暗中無限的生產和消費的過程，它在古代一直被看作私人領域的活動。人類無法擺脫這種必然性，但在前現代從來沒有思想家去讚美勞動，並把它作為人的本質行動。阿倫特徹底批判現代社會的勞動。物性的喪失就是在勞動中體現的，因為勞動過程的延續靠消費需要來保證，在被消費的產品中看不到物性，它很快被用盡、被廢棄。消費品的短暫性與物性的穩定性相違背。所有事物的價值都是按照是否有用、能否被消費來衡量。但是在消費者社會，所有事物都難以逃脫被消費的命運，並最終像消費物一樣被毀滅。這樣，勞動的消費性使勞動不再是原來製造意義上對物性的貼近，而是使物性喪失，使人與世界越來越疏遠。
第二，製造代替行動。阿倫特看到，勞動和製造在現代社會被賦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意義，由此替代了真正的實踐——行動。製造活動是在過程中體現，有始端和終端，是手段-目的性的活動。現代人把行動放在曆史過程中，用外在於人類世界的“絕對精神”作為支配行動的目的。霍布斯最早說出，近代的政治哲學是用各種手段製造出一個國家，製造出半人半獸的神——利維坦。馬克思把行動理解為對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這種現代觀念對行動的理解，是主體把客體對象化，從而實現主體對個體的支配與統治。由此，近代的政治理論是支配與統治的權力哲學——對物的支配、對人的支配與對世界的支配。
世界的異化，不僅僅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的異化、自我的異化和類的異化，而是行動的異化。當行動被等同於勞動和製造時，實際上是對行動的技術性的理解。行動的喪失，使人與世界的意義麵臨著危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生存性（存活意義上）被當作了最高的善，作為必需物品生產和消費的勞動被置於最高的位置，幸福被理解為生產和消費中的痛苦和快樂，一種隻與自我相關的內心的感覺。人的存在性（體現人的自由）被置於邊緣，行動、思考和判斷，這些體現人的存在性的活動，在現代社會日益衰落。
第三，社會代替政治。在阿倫特看來，由於勞動和製造代替了行動，現代社會成為勞動者社會，這樣以勞動和製造活動為主的社會中無法產生真正的政治。隻有現代社會才會如此讚美勞動，讚美這種在古代被看作痛苦和恥辱的必需性活動。由此，在現代社會中，人既非亞裏士多德意義上的“政治的動物”（zoon politikon），也不是中世紀意義上的“理性的動物”（animal rationale），而是“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43]這樣的社會與古代的政治精神完全相悖，因為其中沒有人之所以被稱之為人的行動。社會完全被私人性所統治，從而吞噬了政治的公共性。
第四，“行動”代替“思考”。這裏的引號強調的是在現代社會，既缺乏真正的行動，也缺乏真正的思考。阿倫特說行動代替思考，指在科學和技術精神影響下的現代人對實用行動的崇拜。即“人對知識的渴求隻有在他相信自己雙手的創造性時才有可能”[44]，在此情況下，所謂理論服從實踐，意味著理論隻有在勞動和製造的活動中才能被檢驗，理論本身的意義**然無存。理論在現代社會始終麵臨成為意識形態的危機。另外，思考自身麵臨危機。在現代自然科學觀察精神的影響下，思考成為可以脫離世界的純粹內省的活動。思考追求的“客觀真理”，成為與人的生活及其意義脫離的抽象思想。阿倫特所要探討的是思考與行動是如何分離、又是如何被異化的。
上述四個問題構成阿倫特對現代性批判的核心。在此基礎上，阿倫特提出：什麽是人的條件。人的條件不是討論人的本質的問題，而是討論人的活動和能力，這些活動和能力需要什麽樣的條件。阿倫特把人的基本活動分成勞動、製造和行動，它們必須在複數性的世界中存在。應對世界異化的危機，意味著重新理解人的基本活動和能力的意義，重新理解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與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即理論與實踐、知與行的關係。
阿倫特對馬克思的批判實質在於主體性的問題。阿倫特說，盡管馬克思有時也意識到世界的異化，但他的主要作品仍然滲透著現代極端的主體主義。[45]任何主體主義必然是建立在主體-客體二分的基礎上，也必然隱含著目的-手段的二分。馬克思所說的實踐，是人對自然和曆史的改造。自然作為對象，為人提供生產資料。曆史是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改造史。人的意義是在認識和改造世界中體現。這種世界是主體實踐的產物，其結果是在對象化的過程中，世界變得越來越陌生。世界的異化，源於人的主體性和主客體的分裂。
主體性在技術時代加劇了世界的異化。阿倫特對現代性的批判提出的根本問題在於，技術時代的政治與倫理如何可能？技術時代是現代人的命運。技術的發展凸顯了馬克思沒有意識到的主體性的災難。一方麵，戰爭在高科技的發展中加劇了對社會的摧毀，核武器更是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技術的異化加劇了資本的異化。技術的發展與整個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的過程融為一體。另一方麵，技術思維滲透到人的生活的每個角落。海德格爾認為，唯物主義的本質隱含在技術的本質中。他批判人們把“思”作技術性的理解。[46]阿倫特看到，技術威脅最大的是人的行動。人們把行動作技術化的理解，用製造、勞動代替了行動。而在政治倫理世界中，人的思考和判斷力也麵臨技術化的危機。
馬克思洞察到的“無家可歸”狀態變成了世界的命運，但這種命運的根子卻和馬克思發現的自我的異化一起，構成我們這個時代人的無家可歸的命運——世界的異化。這樣，阿倫特所理解的世界的異化指向更重要的問題——公共空間的喪失。世界的異化，不僅僅是指現代人破壞了生存環境，喪失了家園，而是指人喪失了行動的空間。因此，阿倫特對現代性的基本判斷——世界的異化，最後集中在核心的問題——公共空間的閉合上。
以上概括性地闡釋了阿倫特一生對現代性危機的批判。這種批判從極權主義開始，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麵。有人以為，阿倫特對現代性的看法過於悲觀，畢竟極權主義隻是某些國家某個時期出現的政治畸變。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理性自覺都構成了不可否認的現代文明。尤其是在當今中國，我們主流的聲音仍然是現代化的聲音，這種聲音認為，盡管自由主義“權利優先於善”的傳統在西方造成了信仰缺失、社會公德淪喪等倫理危機，但中國的現代化不過隻有一百多年的曆史，個體理性和權利意識還不健全，社會正義和公平法製還不完善，現代性的價值在中國仍然有其重要性。
問題在於，阿倫特並非否定整個現代文明和現代性的價值，而是指出其中潛在的危機。關於民族國家的危機，早在近代初期，國人就有清醒的認識，隻是在救亡圖存中被迫接受了向民族國家的轉型。如今當中國正朝世界級大國的民族國家邁進時，所有西方近現代大國崛起所走的路，中國是否還要重走？關於現代社會的危機、計算理性主導下的功利社會、高度權力控製下的強製社會、孤獨個人構成的欲望社會，所有這些在中國帶來的災難已不容忽視。而最最深重的危機是人的危機。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需要對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道路進行重新反思，當然需要重新認識西方的現代性和現代化的道路。重新反思西方現代性，就不能僅僅局限在現代的框架內，這無異於“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實際上，西方的現代文明不過僅僅幾百年的時間，實在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滄海一粟。隻有反觀西方文明的源流，才能找出現代性危機的根源所在。
我們將在以下部分圍繞公共空間展開對行動、思考和判斷力的詳細探討。但在此之前，我們還需要在一個所謂的“方法論”問題上駐足。這就是，阿倫特為什麽要在古典傳統中尋找思想資源？與古典的對話在什麽層麵上與對現代社會問題的思考聯係在一起？古典與現代之間的“界限”如何在阿倫特的視界中融合？對於理解阿倫特所說的“世界”，這一步必不可少。
[1] Hannah Arendt：“Prologue”，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Ed.by 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2003：8.
[2] Hannah Arendt：Was ist Existenz-Philosophie？Frankfurt am Main：Hain，1990：40-41.
[3] 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übingen：Niemeyer，2001：127.
[4] Hannah Arendt：Was ist Existenz-Philosophie？1990：18-27.
[5] Martin Heidegger：“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Wegmarken，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1967：109-145.
[6] 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 ist achtig Jahre alt”，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 Brief 1925-1975，Frankfort am Main，Klostermann，1999：190-192.
[7] 〔德〕克勞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孫周興編，倪梁康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218～219頁。
[8] 〔德〕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王慶節、熊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第153頁。
[9] Jeffey Barbash：“Die Auslegung der“?ffentlichen Welt”als politisches Problem，zu Hannah Arendts Heidegger-Deutung”，Zur philosophischen Akutualitt Heideggers，Band 2，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1990：114-116.
[10] Vgl.Karl Jaspers：Philosophie，zweiter Band，Existenzerhellung，München：Piper，1994：58-60.
[11] Hannah Arendt：Was ist Existenz-Philosophie？1993：40-41.
[12] Hannah Arendt：“Karl Japers：A Laudatio”，Men in dark Tim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8.
[13] Karl Jaspers：Philosophie，zweiter Band，Existenzerhellung，1994：93.
[14] Vgl.Kurt Salamun：Karl Jaspers，Würzburg：K?nigshausen ＆ Neumann，2006：102-107.
[15]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Citizen of the World？”Men in dark Times.
[16]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Brief，1926-1969.Hrsg von Lotte K?hler und Hans Saner，München：Piper，1993：185，其中雅斯貝爾斯問道：“您是否再一次閱讀過韋伯關於理想類型的論述呢？”
[17] Hannah Arendt：Was ist Existenz-Philosophie？1993：46-47.
[18] 〔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203頁.
[19]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阿倫特的政治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第30～31頁。
[20] 〔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389頁。
[21] 〔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352頁。
[22] 同上書，第569頁。
[23] 〔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222頁。
[24] 同上書，第471頁。
[25]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65.
[26] Ibid.，69.
[27] 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2：117；Seyla Benhabib：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Thousand Oaks：Sage，1996：25.
[28]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範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第203頁。
[29]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1958：41.
[30] Ibid.，40.
[31] 參見〔法〕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第248～255、346～354頁。
[32] Hannah Arendt：Rahel Varnhagen：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München：Piper，1987：31.
[33] Jürgen Habermas：Strukuturwandel der ?ffentlichkeit，Neuwied：Luchterhand，1962：69-75.
[34] Seyla Benhabib：The Reluctant Modernism of Hannah Arendt，1996：29.
[35] Hannah Arendt：The Crisis in Culture，in：Between Past and Future，New York：Viking Press，1961：200-201.
[36]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p.284.
[37] Ibid..
[38] Hannah Arendt：The Life of the Mind，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8：88.
[39]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63、95頁。
[40] 〔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第457頁。
[41] Hannah Arendt：“Prologue”，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Ed.by Jerome Kohn，New York：Schocken，2003：3.
[42]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1958：254.英文為World Alienation，德文阿倫特自己譯為Weltentfremdung。Fremd本義指陌生、疏遠，Entfremdung指使陌生、疏遠。中文譯作“異化”，十分貼切。黑格爾和馬克思所用的“異化”正是這個詞。本書將在第三章中詳細比較阿倫特與馬克思的異化思想。
[43] 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Section 45.
[44] Ibid.，290.
[45] Ibid.，254.
[46] Martin Heidegger：“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Wegmarken，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1967：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