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國關係依然在競爭與合作的框架下運行，但一些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博弈趨於激烈，一係列新的因素的出現，致使大國關係的走向與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

就大國合作的一麵看，2016年中美兩國元首3次會晤，繼續保持了高層對話與磋商的勢頭，特別是在G20杭州峰會期間，中美兩國達成35項合作成果，中美在氣候變化、國際反恐、抗擊威脅人類的傳染疾病等問題上的合作也得到進一步加強。中日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2015年以來緩和的勢頭，2016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G20峰會閉幕後舉行了雙邊會晤，這是近一年半以來的第一次。11月，在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24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應日方請求，習近平主席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作了簡短交談。因烏克蘭問題和敘利亞問題而處於尖銳對抗狀態的美俄關係仍處可控範圍。在烏克蘭問題上，俄羅斯實現了從烏克蘭問題參與者到烏克蘭內戰調停者的重新定位；在敘利亞問題上，美俄也曾一度達成停火協議；美俄之間的高層磋商依然得以維係，在G20杭州峰會期間，普京與奧巴馬圍繞敘利亞和烏克蘭局勢問題，舉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會談。

在主要大國依然能夠保持高層交流與不同程度合作的同時，大國競爭的一麵在2016年顯著上升，其突出特征就是這種競爭越來越表現為軍事領域的對抗與較量。

從美國方麵看，2016年圍繞由菲律賓前政府挑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以及中國在擁有領土主權的島礁上進行建設工程，美國以所謂“航行自由”為借口，頻頻派出包括作戰飛機、宙斯盾驅逐艦、斯坦尼斯克號航母戰鬥群等進入我國南海新擴建島礁相鄰海域進行所謂“巡航”，在推動南海問題多邊化、國際化的同時，進一步推動南海問題軍事化，以此向中國施壓。2016年7月，在美國的積極推動下，美韓宣布將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係統。由於該係統的X波段雷達能將中國華北和華東地區乃至渤海、黃海和東海的彈道導彈發射都置於監視之下，因此，該係統一旦建成，將嚴重破壞中美之間的戰略平衡，威脅中國的安全，並在根本上危及中美兩國的戰略穩定性。另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動向是，美國試圖在軍事上打台灣牌。2016年年底，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美國國會通過的《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明確要求開展美台高級軍事交流，且這種交流每年至少應進行一次，並應在美國和台灣兩地進行，交流層級應包括部隊中現役軍官及助理國防部長或以上級別的文職官員。這是美國首次將對台軍事交流寫入法案，雖然該法案不具法律約束力，但一旦實施，將突破目前美國現役軍官與助理國防部長不得訪台的限製，嚴重動搖中美兩國的政治基礎。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中國堅決反對美台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係，反對美國對台軍售，這一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針對俄羅斯，美國也進一步強化軍事部署，除了頻頻舉行軍事演習外，美國增加了駐東歐的作戰部隊，計劃在2017年把用於歐洲的防衛開支翻兩番。美國主導下的北約正式啟動波蘭境內的美製導彈防禦係統，並首次在波羅的海三國和波蘭東部部署軍隊，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北約最大的一次兵員調動。

日本的軍事動向同樣引人注目。繼2015年日美簽署新安保法案，突破其長期奉行的“專守防衛”政策後，2016年，日本陸上自衛隊基於相關法案正式啟動所謂“馳援護衛”訓練。在美韓達成部署“薩德”反導係統之後，日本防衛省也加快了引進美製“薩德”反導係統的步伐，美日韓三國反導聯盟日益成形。2016年年底，日本內閣會議通過2017年度財政預算，其中國防預算比2015年增加710億日元，達到創紀錄的5.13萬億日元，自2012年安倍晉三再次出任首相以來，這已是日本防衛預算的五連漲。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安倍政權在擴軍道路上的暴走完全是針對中國。

從2016年世界政治的走向及大國關係的特點看，未來一個時期大國關係的不確定性將明顯上升。其原因首先是國際權力結構繼續發生深刻變化。在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逐漸縮小與美國差距的情況下，以維護世界霸權為首要目標的美國，必然會有針對性地調整戰略，加大遏製中國的力度，甚至不惜為此踩踏維係中美關係的底線，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2017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所釋放出的正是這樣一個危險信號。而另一個東亞大國日本，拒不反思其侵略曆史，妄圖破壞“和平憲法”，成為美國遏製中國的馬前卒，預示著未來中日關係的走向不會一帆風順。其次，國家決策者的因素也不容忽視。這其中，毫無從政經曆、在特質與理念上與傳統美國總統迥異的特朗普當選，無疑是影響大國關係走向的最大變量。從其在競選期間頻頻向普京示好、公然打破美國外交禁忌與蔡英文通電話、任命對華強硬派擔任內閣關鍵職位、在分擔防務費用問題上頻頻向美國盟國施壓等一係列政策宣示看，未來中美關係、美俄關係，以及美歐、美日同盟關係將發生何種變化，令人難以預料。從日本看，在2016年7月日本參議院大選中，自民黨實現單獨控製過半數議席，主張“修憲”的勢力也獲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席，特別是自民黨修改黨章將總裁任期最長由“兩屆6年”改為“三屆9年”基本已成定局，為安倍連任三屆黨總裁開了綠燈，安倍有望在2018年大選中再次當選首相直到2021年，這將進一步鞏固安倍的政權基礎，為其推行包括“修憲”在內的右傾化政策提供有利的條件與充足的時間。此外，2017年，歐盟內的主要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均進入大選年，這些國家的民粹主義右翼政黨正摩拳擦掌試圖乘勢上台。盡管一般認為這些國家的主流政黨勢力較強，民粹主義政黨難以成功，但在2016年一連串原本不被看好的小概率事件意外成真的大氣候下，這些民粹主義政黨上台的可能性也絕非是零概率。無疑，上述這些因素都將為未來一個時期的大國戰略走向與大國關係演變帶來不確定性，進而對國際關係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