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漢慶40歲,1964年9月28日生人。他說:“我聽父母講,我生下來幾個月就送到農村了。我從小是外婆帶大的。那時家裏還有個哥哥,父母雙職工,父親在外地,母親也工作,帶不過來。我在農村長大。”

這對馬漢慶,並沒有什麽不良影響。

馬漢慶的祖籍在河南淅川。因淅川建造水庫,他的家鄉在庫區,作為移民他的一家搬遷到湖北省鍾祥市。鍾祥市在沙市的北麵,也是個有山有水的地方。當時馬漢慶的父親母親都在武漢市工作,所謂把他送到農村,就是送到鍾祥。他在那裏度過了幼年,童年。馬漢慶說:“農村的自然條件很差,家裏也比較窮。我們是河南移民區,大家講河南話,我小時候就是河南口音,這讓人瞧不起。”

8歲的時候,馬漢慶被父母接回武漢,在父親所在的省六建子弟小學上學。剛回來時,他不喊爸爸、媽媽,隻想外婆,想舅舅。對武漢的家,他感到陌生。

上小學時,因小馬漢慶一口河南話,常被同學們笑話,說他是鄉下人,這對他幼小的心靈是有影響的。同學笑他,他就不說話了,這造就了他的內向性格。馬漢慶並非不聰明,可當時他無心上學,學習成績一般,喜歡打架。他說,愛打架的主要原因是心裏不平衡。他說自己,上小學的時候,是很調皮的。

讀到初中,有一個姓萬的女老師對他很好。馬漢慶說,中學的所有老師我都沒什麽印象了,就記得這個萬老師。馬漢慶調皮出洋相,她能理解,不歧視他。那時的馬漢慶不僅打同學,還打老師。有一次,因為什麽事他記不清了,一個男老師上課時用教鞭打了他,他就和這個老師對打起來,結果把老師打傷。萬老師來到馬漢慶家家訪,還買了東西,要馬漢慶向這位老師道歉。要是別人勸他,他是不聽的,但萬老師來了,馬漢慶耍不起脾氣。他答應了萬老師。馬漢慶回憶說,萬老師是他從小學到初中唯一一個對他好的老師,是最好的老師。其他老師,都把他當成一個壞孩子。

省六建公司子弟學校是小學、初中一貫製的民辦學校,離他家住的地方很近。初中畢業,他沒繼續上學,開始在家待業。那期間他當過臨時工,到建築工地上,給人家搬磚,刷油漆。還在武漢市的黃鶴樓風景區幫人家拖地,擦窗子,做衛生。在那裏還當過小值勤,幫著監督遊人不準抽煙,違者罰款。

不久,湖北省建委在漢陽朱如鎮辦了個農場,他們這些父輩是建築係統職工的待業子女統統被安排到農場。去了一大批人,有40多個,有男有女。馬漢慶在農場幹了一年活,種玉米,種油菜。他說,那時的生活渾渾噩噩,但很自由。一年後,大家又集體返回了武漢,分配了工作。

馬漢慶被分到父親所在單位做臨時工,直到父親退休,他正式頂替了父親。馬漢慶說,那是全國最後一批頂職,他接了父親的班,進了省建委六公司。

上班後他當過架子工,開過攪拌機,還做過一段鐵匠。

馬漢慶對工作不感興趣。從他上班那天起,直到他被捕一直都這樣。但他對賭錢感興趣,他認為他天生就是個賭徒。

小時候,還在上中學,他就開始賭博。同學們都是建築工人的子弟,在學校裏聚在一起,有機會一起打牌賭小錢。他說,他那時候就玩得很好。後來去了農場,在農場和子弟們賭,和農場職工賭。返城在六公司上班,又和上班七八年十幾年的工人賭。他是小毛頭,建築工人什麽沒見識過,可在賭錢上,他們就是玩不過小小年紀的馬漢慶。

馬漢慶盼望發工資的日子,那簡直就是他的節日。

建築公司發了薪,工人手裏有了錢,總要聚在一起玩幾把牌。馬漢慶就專門在這個時候贏他們的錢。那時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七八十元,馬漢慶玩牌一贏就能贏到一千多元。開始,一些工人不服氣,可隻要和馬漢慶賭牌,你總是輸多贏少,而且輸了再輸,輸了再輸,翻不過本來。時間久了,那些工人不跟他玩了,見他來了大家躲著,等他走了再繼續打牌。

馬漢慶玩牌有花招,那些工人也知道這小子會“耍老千”,可他們抓不到他的漏子。

賭,使馬漢慶從小養成了愛花錢的習慣,衣服買名牌,吃飯下館子,喜歡奢侈的享受生活。習慣的慣性對人的影響是巨大的,特別是青少年的時代,他已然成為一個好逸惡勞的人。

馬漢慶自然覺得做事賺錢不如賭博來得快。工資是有數的錢,根本不夠他花消,工作對他也就沒什麽吸引力了。馬漢慶不好好上班,不時地請假、礦工。家裏也漸漸知道他愛賭,父親嚴厲地管過他,但已經管不動了。

馬漢慶開始泡病號,到醫院弄了一個有肝病的假證明,請了長假,到社會上找人打牌。

很快,馬漢慶在他居住的那片小社會裏玩出了名氣。打五張派司,玩九點,他上手就贏,最後還是贏。那時候馬漢慶牛氣得很。

賭錢就有輸有贏,技術相當的人,輸贏的概率是均等的,一個人總贏不輸或少輸錢,這裏麵必定有鬼。

馬漢慶就是這樣。他贏錢,一是贏在心態上。他這樣描述自己:別人在賭場上,贏了錢想保住,輸了錢想撈回,越贏膽越小,越輸膽越大。我恰好相反,越贏我越敢加大碼子,那是我手氣順的時候,我要趁勢贏更多的錢;輸了,是我手氣背的時候,越輸我越少押,再輸我幹脆收手,背運時我不跟自己賭氣。

他給我的感覺,在賭場上的自控能力強。他是個冷靜的賭徒,不為輸贏影響情緒,他有反向思維的能力——這在賭徒中是不多見的。

再,就是玩老千,作假。

馬漢慶告訴我,慣賭沒有不玩老千的。馬漢慶知道很多玩老千的辦法,從設局、打對手到玩技巧,哪個方麵都能作弊。他把玩老千看作他的本領,說,最主要的是手快眼快,做了記號,讓別人發現不了,而自己必須記得牢。在紙牌或麻將牌上做記號,在賭具上做假,在色子裏加鐵芯,桌麵下邊放磁鐵——花招多了。

舉兩個極端的例子:馬漢慶早期賭博時,在外邊租了一處房子。他先把住所前的小鋪裏的撲克牌買過來,巧妙地做好記號後又換回去。你來他家打牌,不用舊牌,你可以到外邊去買。你買來的也是他做好記號的牌,用這樣的牌賭博,你必輸無疑。

還有一次,那應該是馬漢慶賭博生涯的發展期,還不能算鼎盛期。他去一個賭場聚賭,擲色子,比點,押大押小。馬漢慶連連失誤。玩的人很多,大家都在押點兒,出手都很大。馬漢慶很快就輸進去七千多元。這時候他看出了門道,設賭局的人就是個“老千”,篩子有假,場子裏至少有七八個人是他的賭托。

馬漢慶察言觀色,看清了那些人的關係。他不動聲色地對一個管事的說,錢輸光了沒說的,有一件事請他幫幫忙,這場局玩下來,那個色子他買了,留個紀念。管事的立刻明白,他要鬧事兒。他悄悄把馬漢慶拉到外邊,問他輸了多少?馬漢慶說,七千。那人要他別聲張,也不要再進場子,等這場局下來,他把這筆錢還給馬漢慶。

結果,散局後那人歸還了他的7千賭資,還給他加了1千元的分紅錢。

這是不是馬漢慶在吹牛?我問他,你真的買了那個色子,你怎麽辦?

馬漢慶說,買過來,當眾砸開。

砸開又怎麽樣?

馬漢慶說,那就亂了,要出人命的。

這就是賭博。他說,那個耍老千的人懂規矩,照規矩辦事,大家都平安。

馬漢慶從小賭到中賭,從中賭到大賭,一路賭到了1995年。這中間他沒找工作,沒有職業,純粹是個以賭為生的人,是個賭混混,也是個耍錢高手。

他在賭博中察言觀色,常與其他賭徒持相反的想法。他不坐莊,不貪婪,順應時運,也就是順應感覺,賭風機動靈活。加上他的玩老千,玩技巧,其實就是玩人。這混合在一起,組成了馬漢慶。

細想起來,馬漢慶是由賭徒走到犯罪的。他在犯罪過程中,賭博心理,對他有很大的影響。他在實施犯罪中的一些做法:他的謹慎,他謀劃的周密,他做事前的猶豫,下手時的“幹淨”,他逃跑時的“快捷”,他遇事的自我控製能力,他的反向思維能力,應變能力——這一切都與他賭博生涯所形成的特定的思維模式不無聯係。

再說買槍。

買槍是馬漢慶由賭博轉向搶劫犯罪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乃至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馬漢慶不隻一次說,他買槍的目的是為了倒賣,這話言不由衷。他買槍之前,認識了一個“大男孩”鄒勇,那正是他頻頻出沒賭場的時候。買槍有沒有鄒勇的影響說不清楚,但兩次買槍都是他們兩人一起去的。馬漢慶的性格中天生就有孤僻的一麵,做賭徒也是個孤獨的賭徒。不自信,不善交際、不交朋友都說明著這一點。槍能支撐起他孤僻的靈魂,也符合他形隻影單地獨自出沒賭場的需求。

賭場如戰場,一團和氣中掩飾著血腥。馬漢慶玩老千,別人也在玩老千。玩老千是有風險的,他自己就說過,漏了底會出人命。在那個圈子裏混,有家夥就很重要了。哪怕單純為了保護自己,那也很重要。憑馬漢慶的腦袋瓜,這層意識他不會沒有的,他下那麽大本錢,不惜成本地兩次買槍,是為倒賣這說不過去。

賭場風雲變換,賺的是最不穩定的錢,很難說那個時候他沒想到過搶。隻不過那時的這個意識還不夠明確,還沒有目標,還不能確定怎麽去幹罷了。

再來看看鄒勇。

我們手裏有關鄒勇的材料並不很多,隻知道他人生經曆並不複雜,他給工商部門做過協勤,在社會上朋友很多,也好賭,後來在一家有規模的歌廳裏當管小姐的“爹的”。此人處世板眼,講哥們義氣。大個子,一表人才。有較為豐厚的穩定的收入。按說他身上的犯罪因素應該更少一些。從他與張軍和馬漢慶的交往上看,他是個牽線人物。

推想馬漢慶早萌生了搶劫的想法,結實三毛應該有他的目的性。不然三毛隻是他一般的賭友。三毛的血性和義氣正是他所需要的。與三毛結盟後,他們一起去買的槍。這樣認為比較合理。此後,二人應該有多次謀劃,但仍感到勢單力薄。特別是,他們意識到做大案要交通工具,需要一個專門的開車技術好的接應。這樣,三毛物色了張軍。

馬漢慶說,他其實是武漢搶劫銀行案的主謀。他沒有展開說他做主謀的詳細經過,但他的說法和我們的推想是一致的。

兩人第一次去海南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買槍。經費和買槍的資金是馬漢慶賭博贏來的錢。這次失敗了。馬漢慶有了錢又第二次去雲南。

買到槍和子彈之後兩人很興奮,試槍居然成了他們的一大樂趣。

當時鄒勇在某住宅區七樓有一套房子,他們把七樓的房間當成了射擊場。就在室內,他們把剁肉的圓木墩子當作槍靶擺在一角,接連打了五六槍。槍聲震耳欲聾,房間裏充滿了火藥味,牆上也打出了洞——子彈把木墩子射穿,又鑽進牆體裏。後來他們把木墩子與牆體離開些距離,子彈把木墩子打到牆上,子彈本身卻留在了木墩子裏。鄰居是很反感的,不知道那一家在幹什麽,但並沒有人過來詢問。

有一段,馬漢慶把槍放在鄒勇家。鄒勇犯槍癮的時候,自己打過幾槍,結果把子彈射到電視機裏。

馬漢慶把槍收走了,鄒勇亂打槍應該是一個原因。

馬漢慶多次說,在1990年買槍之後的幾年裏,他並沒想去犯罪。他那時在賭場上比較得意。他那時有著另外的一些想法,想結婚,想找個女人成家過日子。那期間他也處了一個女友,是在發廊認識的。那兩條槍一直放在他手裏,五個年頭裏一次也沒使用過。

這話都可信,想成家過日子的想法可能是真的。但他蓄謀搶劫的想法始終沒有放棄過。我們隻能把這看做一個漫長的過程。白寶山就是一個做事三思而後行的人,馬漢慶比白寶山還要慢得多。

馬漢慶和鄒勇的相識,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件大事。

他們是在賭場上認識的,第一次見麵就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他們談得來。馬漢慶平時不愛講話,不交朋友,把自己包裹得嚴密,隻有與三毛是個特例,他說,三毛是他交往的唯一一個能做殺頭案子的朋友。

兩人在錢的方麵從不計較。

三毛的父母死得早,他有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後來搬遷換房,賺了六萬元。當時馬漢慶手頭拮據,他一次就給了馬漢慶七八千元。

馬漢慶在做事上,內心有冰冷的一麵。我至今相信他在需要殺人的時候,會毫不由於地殺人,與他人不同他不會**殺人,而是經過冷靜的思考。在他與三毛走近,結為生死朋友的時候,他應該已經想到,要做大事了。

他跟我說起三毛依然帶著感情,我想這不是假話,但隻是他們關係的一個方麵。另一麵,是他需要三毛。三毛在某種意義上和他購買的槍支一樣,是他的作案工具。三毛死了,他會佩服三毛為了不被警察逮捕而開槍自盡。三毛不願被抓,三毛這樣也保護了朋友,這個朋友當然是馬漢慶。

但馬漢慶對三毛並不是這樣想的。

從邏輯上看,馬漢慶有機會帶三毛一起逃跑,但他沒有這樣做。

馬漢慶在燒車不成的情況下,已經意識到他們會暴露。而當天,他和三毛見了麵,兩人俵分了贓款。他估計車上留有指紋,他也估計到當時警方人工查對指紋需要三至四天時間,他完全可以規勸三毛和他一起逃跑。事實上他沒有這樣做,他並沒有對三毛講清這一點,這表現了他的冷酷和自私。他說,作案後三人各自逃命。其實三毛和張軍都沒有逃,隻他自己逃了出來。

三毛就這樣把自己斷送了。

張軍顯然是在馬漢慶已有作案的想法,與三毛多次商量後,由三毛尋找的另一個合作者。三毛與張軍有交情。張軍駕駛技術好,有作案的願望。在張軍對三毛說,他看到一個皮貨商滿箱子錢,真想搶了他時。三毛和他一拍即合。

三毛幾次試探他,並和他一起去古田銀行看提款車,似乎是他們兩人想幹事而苦於沒有幫手,這樣,三毛才介紹他認識了馬漢慶。給張軍的印象,他和三毛是幹大事的主角,馬漢慶隻是一個幫手。其實他們的關係恰恰相反。張軍有虛榮心,馬漢慶利用的正是這一點。

馬漢慶對張軍是很不屑的,如果說還能給馬漢慶留有印象,他僅僅對張軍被舅舅送進監獄之事有些許的同情。他認為一個人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親人的背叛。

張軍得意洋洋地進了這個團夥,他年紀最大,似乎是個首領。

馬漢慶悄悄對他考察了一年,才讓三毛向他透露他們有槍。以後張軍在團夥中的地位便在不知不覺中降了下來。以至於後來因他擔心搶劫後被馬漢慶滅口而一拖再拖,那時的張軍已經把腸子都悔青了。

作案後,馬漢慶不會再理會張軍。如果張軍礙他的事,滅口並非不可能。搶劫前三人已做了作案後分手,互不聯係的約定。因車沒燒成,馬漢慶已經明白他們不可能在武漢潛伏,必須逃命。此時他根本就沒想到過張軍,甚至沒有顧及三毛。他的全部心思,隻在於他怎麽逃命。那兩個人,恐怕在他逃亡的路上已經想到,他們是必死無疑的,但他顧不得了。

說到在武漢搶劫的起因,馬漢慶歸於他家裏事情多,他弟弟把別人打傷,定為重傷害,他需要錢來疏通關係。

這個事情是有的,馬漢慶等人在武漢搶劫的前一天,他還為他弟弟官司的事,和法院接觸過。這事對他有刺激,充其量促使他不再向後拖延,其實,兩這個作用可能都沒有,至多是影響了他的情緒。他在複雜的情況下決定,在1月10那天動手。

沿著這個思路推斷馬漢慶,張軍口供的可信性就再次表露出來。從張軍交代裏,從武漢警察在偵察贓款去向所做的細致工作中,都沒反映出張軍分到那筆錢。那筆錢不翼而飛了。

我是在很恰當的情況下問的馬漢慶,我問,你們作案那天晚上,分錢沒有?

馬漢慶說:分了。我們在三毛家分的。

我問:怎麽分的。

他說:一個人兩摞,每摞10萬。

我沒再說話。因我知道,他們搶的那些錢的麵值,一共隻有5摞百元票子,而不是6摞。他們一人分兩摞是不可能的。

我這樣問,設了圈套,我已經證實了什麽,我沒必要再點破這一層。

我愈發相信,張軍作案後就被甩掉了,他分到錢。他的那份錢被馬漢慶和三毛瓜分了,或許,這筆錢被馬漢慶私吞了。因武漢警方最終繳獲的是25萬,其中至少有20萬是對不上茬口的,

馬漢慶說到他逃跑時的心情,他跑出來的時候,心情很不好,充滿了失落感。一想到他再也不能回武漢這個家,再也見不到父母、兄弟,父母年紀大了,而他要一輩子過逃亡生活,心裏很酸楚,他特別思念他的父親、母親。

我相信這些情感的真實性,但同時他也意識到,他的同夥們已然都不存在了。

馬漢慶和女人打交道比較少,這並不是說他不喜愛女人。

最早接觸女性是在他下農場的時候,他才十七歲。他說,那時的感覺太朦朧了,就像是瞎鬧。談了兩年,那個女孩比他的年齡大,兩人在一起,隻是覺得好玩,是寂寞的枯燥的農場生活的一個調節劑。那個女孩對馬漢慶好感,當時還用糧票,發糧票男人45斤,女的27斤,那個女孩總把她富裕的糧票送給馬漢慶。兩人慢慢就好起來了。伊甸園的事也做過,偷偷的,把同室的人趕到別處,互相提供機會。那時他們好像都互不相擾。回到武漢後兩人慢慢的就不再來往了。那個女孩是漢口人,老家湖南。馬漢慶很長時間裏覺得湖南的女孩比別的地方的女孩漂亮,可能是他的初戀情結在起作用。

後來他請了長假,走入了社會,成了“職業賭徒”,這期間他認識了麻城的侗侗——馬漢慶從不講他認識的女孩的壞話,他心裏沒有輕視女人那種意識,把對自己好的女孩看得神聖,懷有感情。而且,馬漢慶在一定時期內對女人是比較專一的,他後來和穆子頤的關係也說明了這一點。

1996年1月10號,馬漢慶做完案子,第二天就帶著侗侗來到麻城她姐姐家,在那裏住了一晚。侗侗並不知道他出了事情。那時候馬漢慶準備朝南走——這與武漢警方的分析是一樣的,但從麻城向南,必須經過武漢。這樣馬漢慶第二天又返回來,住到一個朋友家。

13日,馬漢慶早上起來,來到漢口,在漢鎮街小商品批發市場坐車到漢陽。路上遇到過一些警察,人不多,查的也不是很嚴。

14日,早上10點多鍾,馬漢慶坐長途車離開武漢,路上的情形就不一樣了。他遇到了武裝警察設的路卡。很森嚴。警察把馬漢慶乘坐的長途車攔阻下來。馬漢慶當時很緊張。他悄悄把手槍的保險打開,做了拚死一搏的準備。這時他還存有僥幸心理,拿定主意,能混就混,混不過去就開槍。車上上來兩名武警,帶著槍,檢查乘客的身份證。馬漢慶有一張廣東的假身份證,武裝警察檢查到他,他故意拉著廣東腔說話,問外邊出了什麽事。結果蒙混了過去。汽車再開動的說話,他的兩隻手上都上汗水。

馬漢慶說,那是最危險的遭遇之一。

此後,馬漢慶中途在一個縣城下車,換另一輛車來到荊洲(沙市),從荊州上船,逆長江而上到達重慶。搶劫的錢,除了回家時藏在樓板下二萬元,其餘的全都帶在了身上。

到重慶後他的心裏壓力並沒減輕,又過了一周,才平靜了些。他從重慶坐長途汽車到成都,在那裏住了一個月,度過了春節。他當時的想法就是往大都市跑。大城市人口多,便於隱藏。他看過許多關於案件的報道,他已想到會有他的通緝令,會有他的照片。他作的案子肯定會全國通緝。因此,他不去公共場合,不去歌舞廳,最多是在晚上,到街麵上去走走。

二月份他又坐車回武漢,來到麻城。

在此期間他沒和任何人聯係過,他到麻城的目的是想見見女友,通過女友探聽一下武漢的情況。

他用假身份證住進一家旅店,晚上坐車到五區,也就是侗侗的姐姐家所在的地方。他寫了信,寫好聯絡辦法。一直等到半夜一點多,把這封信塞到侗侗姐姐家的門縫裏。然後他在野外等到天亮,返回麻城城裏。

他原計劃在麻城給侗侗打電話——但他忽然意識到危險。他想到麻城太小了,他打電話被發現他插翅難飛。他立刻坐車——其實是很隨便地上了一輛車,來到200公裏外的黃崗市。下午才把電話打給公用電話的老板,老板再轉給侗侗。打電話時馬漢慶非常緊張,他的每一根毫毛都繃緊了。他問:“你還好嗎?”侗侗沒說話,哭了。馬漢慶立刻感覺到警察就在旁邊,他馬上就把話筒掛掉了。刻不容緩,馬漢慶攔了輛長途車,立刻離開黃崗市。

馬漢慶說,他沒有想到,警察的動作比他還要快。他跑到那麽遠的地方打電話,放下電話就走人,黃崗又是湖北省和九江市交界的地方,他坐的長途車還是被警察攔截下來。

馬漢慶清楚地記得,當時公路上的武裝警察有十幾個人,手槍、衝鋒槍都拿在手上。

馬漢慶這次運氣不錯——他乘坐的這輛車上特別擁擠,馬漢慶坐在售票員的座位上。外邊警察敲窗子,他把玻璃搖下來,問,怎麽回事?外邊的警察說,武漢出了大案子。

後來警察上車,因車上太擠,他隻簡單地查了查,就放行了。

長途汽車剛剛開出不到兩百米,前麵兩個交警再次把車攔下。因為汽車嚴重超員,交警不客氣地把所有沒有座位的乘客全趕了下去。馬漢慶再次冒汗了,如果這兩撥警察檢查的順序倒過來,交警在先,武裝警察在後——馬漢慶肯定凶多吉少,運氣之神再次光顧了他。

馬漢慶坐渡輪過長江,來到九江市,住了一個晚上。

他想到九江離廬山近,第二天上了廬山。那個季節廬山上很清淨,馬漢慶在上邊住了三天,像個遊客。下山買船票,經重慶又回到成都。這時候他才覺得,相對地說他安全了。

大約到了五月,他離開成都前往廣州。一是看看廣州那邊的生存環境,二是順便再做一個假身份證。他手裏的假身份證漏洞很多,年齡偏小,照片也不像他,如果警察仔細核對,會發現他的馬腳。他必須做到萬無一失。

來到廣州,馬漢慶住進通化大酒店,在那裏住了三天。馬漢慶在逛白馬批發市場時,不幸遇到了他認識的一個武漢人。不是很熟,但這個人絕對認出了他。兩人是迎麵走來的,想躲避都躲避不了。那人當時就嚇了一跳,馬漢慶也嚇一跳。馬漢慶從他的神態上已然估計到,那邊肯定通報了,也懸賞了。他對我說,我們兩個遭遇,雙方都怕,我怕他檢舉我,他怕我滅口。他當時就去摸槍,他的槍始終在身上別著,嘴上卻說:“是你呀,你吃飯沒有。”

那人支吾一下說:“還沒有。”

馬漢慶說:“我知道一個地方,我們吃個飯,坐一坐?”

對方不敢不從。

吃飯的時候,馬漢慶向他了解武漢的情況,他家裏的情況。這人告訴他,他的弟弟在家,沒判刑。馬漢慶知道弟弟是重傷害,要坐牢的。他在家肯定有原因。警察知道他和弟弟關係好,放出他弟弟肯定想通過他來釣馬漢慶。馬漢慶問到武漢案件的連案人,這個人告訴他,一個姓張的從北京抓回來了,還有一個叫三毛的拒捕自殺了。

這時候馬漢慶已經放棄了想殺他滅口的想法,和這人分手時還送給他幾百元錢,然後,他果斷離開了廣州。

這的確是個偶然因素,如果馬漢慶沒在白馬小商品批發市場遇到這位熟人,他是打算在廣州住下去的。正是這件事提醒了馬漢慶。他以前到過廣州,也請廣州的朋友到武漢玩過。一旦武漢警察了解到這個情況,會加大對廣州的關注力度。即使這位熟人回到武漢不出賣他,他在廣州住下去對他也是不利的。

同樣的理由,他也不能去湛江,因為湛江這個地方,他和張軍、鄒勇一起去玩過。

廣而推之,廣東境內是不好呆了。他應該尋找一個更陌生的地方。

馬漢慶的思維裏有一個別人不大具備的模式,這就是他的周密性。他做事極為精細,他自小受過打牌把局記憶數字的鍛煉,也算是爐火純青了。這種思維樣式有兩個特點,一是宏觀把控上比較全麵,二是細節上不易出現漏洞。這被他運用到作案上,就表現得預謀時間漫長,實施過程短促。而運用在逃跑藏匿上,他會選擇他人認為最不可能的地方,且一有風吹草動,立刻變換方式變換地點。

影響他選擇的還一個因素,就是馬漢慶所說的怕冷。他從小就有這毛病,一到冬天就忍受不了天寒的刺激,鬧的情緒不好,精神委靡。

種種原因吧,他把他的棲息地選在氣候宜人的海南省。

先住在海口市,他在藍寶路租了一間房子,住了兩個月。這期間他受到警方查驗暫住證的困擾。這使他對海口倒了胃口,於是想到三亞。最初也是抱著看一看的想法,想到三亞這座旅遊城市玩一玩,再看看天涯海角。結果,他一玩就玩了八年,並在三亞娶妻生女,成為了三亞市的正式居民——當然,他使用的是吳厚宜的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