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回答“我是不是勇敢的？”問題時，美國心理學家克雷恩等人（Klein et al.，2001）假設會有兩種應對辦法：一種辦法是在語義記憶中尋找關於自己的概要信息，即一般說來我是勇敢的，我是守時間的，我不勤快等；另一種辦法是在情景記憶中尋找一個例子來說明，我是不是勇敢的。例如，有一次我看見幾個小流氓欺負一個女孩，我勇敢地保護小女孩。構築語義記憶的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隻有在情景記憶中的具體行為例子足夠多時才會產生。例如，我有2-3次勇敢的行為之後，我才能認為，一般來說我是勇敢的。還有，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的建立並不消除情景記憶中證明我勇敢的例子，勇敢的概要（抽象）信息與勇敢的例子可以並存。一個人有越多的關於某個人的行為知識，則越有可能形成某人的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從而更少地依賴具體事例回答問題。
一般來說，當回答“我是不是勇敢的？”問題時，人們先從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尋找，因為這可以快速地獲得相關信息。如果我的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中有“勇敢的”，我很快就回答了問題；如果概要信息庫中沒有“勇敢的”，我就要從情景記憶中尋找我不勇敢的例子，然後回答：我不勇敢。簡言之，特質概要的存在有助於提高判斷的速度，而情景記憶的例子有助於提高判斷的準確性，因為特質概要隻提供了平均的情況，它沒有告訴我們在什麽情況下偏離平均。克雷恩等人（Klein et al.，2001）的實驗結果表明：①西方人對自我的人格特質形成了概要信息庫，而且，這種概要信息庫包括高頻率、中頻率與低頻率使用的人格形容詞。這表明，西方人對自我是非常熟悉的。②西方人也形成了母親的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但這個信息庫隻包括高頻率使用的人格形容詞。換句話說，西方人隻對經常觀察到的母親的行為形成了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要求西方人對母親不常見的人格特質作判斷時，他們隻能從關於母親的情景記憶中搜索具體的行為例子來回答。
張力等人（2005）使用中國人作被試重複克雷恩等人（Klein et al.，2001）的實驗，目的是驗證如下構想：如果中國人的自我概念包含母親，那麽，中國人針對母親的高、中、低頻的特質概要信息庫都可以形成，而不是像美國人那樣隻在高頻情況下才形成。實驗結果表明，中國人對自我和母親人格特質的加工過程具有一致性，自我和母親在語義記憶中的特質概要信息庫在高、中、低頻率上都可以形成。因此，中國人針對母親的人格特質判斷可以直接由語義記憶獲得。而克雷恩等人證明，西方人關於母親隻形成了高描述程度（經常使用的）的人格特質概要信息庫。因此，如果要求西方人進行針對母親的中等或低等描述程度人格特質作判斷時，他/她必須從情景記憶中去尋找具體事例。這就是中國人關於母親的聯想不同於美國人的地方。換句話說，中國人對母親的熟悉程度遠高於美國人對母親的熟悉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