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給全國督撫級別的封疆大吏們發了一道上諭，談論他本人對於用人選官的理念。

在上諭中，雍正點名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官與壞官的典型。其中，田文鏡、楊文乾、李衛和諾敏四人，被雍正樹立為模範督撫，說他們“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滿眾人之意”。意思是，這幾個督撫能幹事，肯幹事，敢於動真碰硬，幹得罪人的活兒，所以盡管口碑不好，卻是朕心目中的模範督撫。而楊名時、查弼納、張楷、魏廷珍等五個督撫則被點名批評，雍正指責他們“操守雖清而皆顧惜情麵，將就求容悅於人，故內外之人皆稱譽者甚多”。這幾個人，被雍正定性為“潔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鄉願”，表麵上有口皆碑，實際上對社會、對官場風氣的影響很壞。

皇帝通報批評了，不管對錯總該忍著。這是為官者的基本常識。但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楊名時忍不了，他一直以聖人君子要求自己，無法違心地承認自己是聖人君子深惡痛絕的“鄉願”。他給雍正寫了個折子，申訴這個問題。結果，事情越發往嚴重的方向發展，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

在康熙晚年皇子間的權力鬥爭中涉險上位的雍正，為人深沉，為政苛猛。跟康熙一樣，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術和用人之法。他多次在上諭中表述他的根本觀念：“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既然用人是一等一的大事，雍正更會在其中融入他的權鬥手段。

有一句俗話，叫“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這句話肯定把問題絕對化了，但至少反映了兩代帝王在引導官場風氣時所表現出來的迥異態度。

中國的曆史傳統，皇帝用人是有層級的。按照北宋名臣司馬光的經典分類法，人可以被分為四類：“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於才謂之“君子”，才勝於德謂之“小人”。如果同時有這四種人應聘，那麽皇帝的錄用順序應該是：聖人、君子、愚人，最後才是小人。也就是說，寧要無才無德的愚人，不要才勝於德的小人。因為小人會挾才作惡，危害最大。

司馬光提出的這套用人標準，基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欽定標準，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比如雍正。雍正在政治實踐中倡行了一條“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誤事的清官”的重才輕德的用人路線，與傳統用人的法則大異其趣。在他看來，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實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則操守平常之輩；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潔己邀譽的清官巧宦。

雍正對清官的鄙薄，一向如此。隻要組織部門或地方督撫舉薦一個人，但凡提到此人“為官清廉”之類的話，雍正都會先戴著有色眼鏡質問一番：那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呀？

曾任廣東學政的惠士奇，在官場上口碑很好，但雍正對他並不認可。雍正在一個官員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說：“向聞惠士奇聲名著實好，今見其人甚平常，想必隨波逐浪，到處奉迎，邀譽竊名之所致。此等欺世奸詐之行，不可法也。虛名雖盜，實禍隨之，何益之有？”

後來，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場果然很不好。隻因為應召入對的時候，雍正心存不滿，就被罰去負責修築鎮江城，後又被削籍歸裏。

雍正到底是怎樣鑒別、區分一個人是能吏還是清官呢？他有自己的獨門秘訣。我歸結為四個字——反聽輿論。就是說，跟輿論對著幹！口碑好的官員，能力估計不怎麽樣；口碑不好的官員，能力應該差不了。用雍正自己的話解釋是：“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者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而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參革，地方之強紳劣衿生事，則寬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靜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歎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此則平日模棱悅眾、違道幹譽之所致也。”

在雍正看來，那些實心任事、整飭地方的能吏，往往觸犯各階層的利益，反而矛盾叢集，“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結果卻為輿論所不容。

這種內心成見進一步發展，就會把用人標準簡單化，將清官等同於鄉願，把酷吏當成能幹事。

皇帝的喜好，很容易影響並塑造當時的官場風氣。如此下去，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於世而能吏大行其道。

2

楊名時等人被雍正點名通報的時候，雍正其實並未發現他們存在什麽具體問題，隻是本著他“反聽輿論”的思維做出的判斷：大家都說你官做得好，那肯定是你沽名釣譽得來的。其實，雍正點楊名時的名真的很突兀。他此時可能並無其他深意，隻是覺得楊名時名氣大，就隨手拿他舉個例子。

因為這位康熙朝老臣，正是雍正一手捧上仕途巔峰的。

楊名時生於1661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進士，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擢升雲南巡撫，已經60歲。宦海浮沉30年，終於當上邊省大吏。不過，這也極可能是他的官涯終點，畢竟年紀擺在那裏了。

沒想到，雍正繼位後，對楊名時頗為青睞，說他“向來居官任聲名甚好”，還勉勵他莫移初誌，不忘初心。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楊名時居然晉升兵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同年十月，升任雲貴總督，照舊兼任雲南巡撫。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也就是雍正點名通報楊名時等人的同一個月，楊名時剛剛迎來一生仕途的巔峰。他被任命為吏部尚書、雲貴總督，兼雲南巡撫。楊名時老來官場順遂，可見雍正待他不薄。

楊名時是康熙朝名臣李光地的學生，一輩子以道學自勵，此時已為士人領袖。康熙曾評價說：“楊名時實好官，不徒清官也。”或許是這個原因，雍正繼位之初，需要借重一些有影響的人物來幫助自己穩定政局。名氣很大的楊名時，被揀選中了，所以連連升官。

在雍正點名通報楊名時之前兩年，兩人其實發生過一次齟齬。楊名時題奏時無意泄漏了密折密批，雍正對他的處罰是，停止了楊名時密折奏事的權利。

楊名時沒有立馬認錯求情，而是等到好幾個月後，才請時任雲貴總督高其倬代呈了一個請安折。雍正對他不認錯的態度很不爽，但最終沒拿他怎樣，反而自己很憋屈地示意高其倬從中轉圜，密諭高其倬說：“楊名時是一好巡撫。但前者不許奏折，求也不求，未免自恃沽名，朕所以著他為難，亦自取之也。朕無怪他意。”

然後，還賜給了楊名時“端陽藥錠一匣”。經過高其倬的點撥，楊名時這才公開承認泄漏密折的錯誤，懇求恢複奏折權。

雍正這次欣然接受，給楊名時回複的朱批裏還透露了一個好消息：“朕安。你好麽。朕要用你總督，勉為之。”沒錯，雍正不僅未再怪罪楊名時，還給他升了官。楊名時看到朱批，百感交集。此時的雍正，表現出了難得的肚量。

按照兩人關係的發展，後來即便雍正點了楊名時的名，楊名時像其他人一樣默不作聲的話，或許就不會發生這麽多事了。

3

被雍正點名“清官巧宦”“流俗鄉願”，平生最恨鄉願、以道學相砥礪的楊名時，偏偏咽不下這口氣。兩個月後，楊名時決定給皇帝寫一個折子，作為自己的申辯。

雍正看到折子後，相當生氣。

楊名時的折子盡說些聖賢最惡鄉願、我要立誌改正不負皇上訓斥之類的話，但雍正一眼就洞穿了他的滿腹牢騷和抵觸心理。而且，雍正還看出楊名時節外生枝，竟然借聖賢之口，旁敲側擊雍正剛剛樹立的督撫榜樣。

這大大坐實了雍正此前對清官的看法：所謂清官，不過是一幫沽名釣譽之徒。你什麽都可以拿走他們的，但一拿走他們的名聲，就跟要了他們的老命一樣。

雍正對楊名時的厭惡之情由此而生。他訓斥楊名時說，朕說你兩句，你聽著就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在此舞唇舌、弄譏諷，徒自取輕於朕耳”！

雍正有他的英明之處，也有一切帝王的缺點。最突出的一個，就是臣下必須時刻服輸，真心懺悔，不得在皇帝麵前耍機鋒、抖聰明。任何時候，都要給予皇帝最高的權威，不管是政治的，還是學術的。哪怕你是“有名人物，漢人領袖”（指楊名時），也不能例外。

也是活該楊名時要出事。就在抗辯“鄉願”一事不久後，楊名時又犯了一次泄露密折的錯誤。因為是第二次犯錯，雍正斷定楊名時是故意的。

雍正朝正式立下的密折密諭製度，是雍正用人的一個特殊手段。封疆大吏不時地將地方各級官吏統治的得失，秘密上奏給皇帝，雍正把呈上的奏折批答後下達給奏事者本人。這樣，皇帝及時了解了地方軍、政、財等事務，特別在選用、提拔和調轉官員以及對他們的獎懲方麵都溝通了情況，最後親自酌情裁決。

督撫大員凡有要事，經過密折取得皇帝的大概意見後，再公開提出來，就能順從聖意，獲得通過的概率會大得多。而皇帝則通過密折製度，在全國各地安插了無數雙“眼睛”，借此牢牢地控製了地方的統治機構。

這個製度一個顯著特點是“密”，隻有奏事者和皇帝兩人知道。雍正經常在朱批最後加上“密之”兩字，更體現了它的機密性。由此，也造成了官員間互相打小報告，雍正更好地揪住官員們的把柄。

楊名時無視保密製度，一再泄露密折。這一次，雍正可不會對他大度客氣了。

雍正指出了楊名時泄密的兩大居心：一是讓大家知道密折推薦官吏，把別人升官的功勞攬到自己頭上；二是故意泄露皇帝旨意，給六部施壓，這樣他奏請的事就能輕易通過。

雍正接著把楊名時罵得狗血淋頭，說他“怙惡不悛，大奸大詐，全無人臣之體，甚屬可惡”。

楊名時的厄運，隨之驟降。

4

走上仕途巔峰僅僅三個月後，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被雍正視為“天下第一良臣”的鄂爾泰取代楊名時為雲貴總督。

翌年二月，湖南布政使朱綱升任雲南巡撫的任命發布。十月，新任雲南巡撫朱綱和欽差刑部侍郎黃炳開始在雲南昆明會審。

會審對象，正是剛剛落職的楊名時。

一個多月後，朱綱好不容易終於審出了“重大進展”：楊名時曾收受犯了貪汙、虧空罪的原順寧知府範溥的禮物——四批緞子，以及一對重十兩的金杯。根據這一條，就可以將楊名時問成死罪——判處絞刑。

然而，雍正對此並不十分滿意。他後來跟心腹大臣鄂爾泰交底時說：“若不先治其假譽，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此輩假道學，實係真光棍，誠為名教罪人，國家蠱毒，若不殲其渠魁，惡習萬不能革。但此種類，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反遂伊之願也。”

意思很明顯，針對楊名時這樣的人，不批倒搞臭他，隻從肉體上消滅他，是意義不大的，反而會助長他的名氣。

雍正始終認為，搞倒楊名時並不真的是要弄死他，而是要撕破這樣一個士人領袖的“假道學”偽裝，給全國科甲出身的士人一個深刻的打擊和教訓。

必須承認，雍正的政治手腕很毒辣，也很高明。他繼位後，政權不穩是事實，所以逐步推進打擊異己。到雍正四年以後，與他爭權的其他康熙皇子，助他奪權的年羹堯、隆科多，這些最危險的政敵都被他解決掉了。他才開始將政治注意力轉向科甲朋黨對皇權的威脅。

雍正對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向來難言好感。他認為，依托科舉而生的同年、門生故舊之間相互袒護容隱的科甲陋習，是朋黨習氣的一種形式，是需要大力整飭的前朝積弊。在他眼裏，這些人“徇私結黨，互相排陷，必至撓亂國政”，威脅皇權穩固。

因此，雍正朝得到重用的大臣，絕少科舉出身。他最器重的田文鏡、鄂爾泰、李衛，都不是科舉出身。

楊名時“中招”，或許是他在不恰當的時候撞到了“槍口”，剛好可以被拎出來作為反麵典型。而此前優待楊名時，給他不斷晉升，或許隻是雍正的一種緩兵之計。

但楊名時的節氣砥礪不是吹的。什麽罪責他都可以攬下來，就是涉及他道德品質的罪名，他一概不認，死都不認。

雍正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讓楊名時先拿出三千兩銀子清結案件，再作處置。他知道楊名時是清官，一時拿不出這麽多錢。

果然，楊名時湊啊湊，隻湊出了兩百兩。

於是，終雍正一朝，楊名時一直“待罪”雲南，未被降旨處死，因為他還在湊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