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紀初，人類的社會實踐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知識和技術的緊密結合使文化逐漸超越了智慧、德性等狹隘範圍，開始通過理性設計、技術方案以及價值創意等各種中介因素直接地滲透到個體的生存和社會各領域的運行機製中，並逐漸形成了一種總體化的趨勢。這種趨勢從根本上改變了知識的社會曆史方位，文化日益成為社會運行的內在機製。社會實踐的文化內涵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

20世紀後半葉，人類的文化狀況則展現出更為複雜的內涵：一方麵，以現代性問題為核心的理性文化的兩重性和“二律背反”依然存在，並成為各類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的聚焦點。另一方麵，信息化時代的來臨使得文化問題更加凸顯和複雜，不僅體現為精神層麵的張力和衝突，而且涉及人類生存方式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文化再也不是與政治經濟分離的、被決定的精神文化了，而是真正成了人類生存的自覺方式，以及社會各領域的內在機製。社會實踐蘊含的文化內涵清晰地展現了出來。

英國新馬克思主義在借鑒歐陸馬克思主義的諸多理論資源的前提下，自覺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致力於研究和探討英國走向社會主義實踐的具體路徑。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實現了對西方歐陸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路徑的揚棄，建構了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批判思想。這一思想基於時代發展的需要，堅持並拓展了馬克思的“精神生產”理論，豐富和深化了唯物史觀關於社會生產或社會實踐的基本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