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社會曆史發展狀況，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中西歐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推動了盧卡奇和葛蘭西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新探討。他們克服了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機械決定論的錯誤，強調了總體性原則的重要性，進而把對馬克思主義的討論轉移到了文化領域。他們首先關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喪失與恢複問題。
(一)革命意識問題的凸顯
盧卡奇基於對第二國際所倡導的“經濟決定論”和資本主義的物化現實所做的批判，揭示了社會現實和社會曆史進程的總體性。盧卡奇的總體性首先是人的存在的總體性，而人的存在的總體性是通過主客體統一的辯證法體現出來的。盧卡奇把辯證法限定在社會曆史領域的做法，凸顯了他對人的主體性，特別是無產階級主體性的極大關注。他認為，無產階級主體能否實現其能動性和創造性，關鍵在於其革命意識的恢複或重新生成，而後者有賴於無產階級的“內在轉變”和“自我教育”,具體講就是要無產階級突破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控製，擺脫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以及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當然，這並非易事，盧卡奇指出：“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是一個長期的和困難的過程，隻有經過這個過程，無產階級才能成為成熟的革命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受著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影響，所以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以及資產階級的文化越是高度發展，那麽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過程就越是一個艱巨的過程。”①
葛蘭西基於列寧的思想也探討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問題。他指出，列寧是否認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的自發性的。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及其思想的束縛，根本不可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的革命信仰，並在此基礎上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鬥爭，最多隻能從改善自身的局部利益的目的出發進行一些罷工運動，但從性質上看，這種鬥爭根本算不得是社會主義的鬥爭。因此，列寧強調，必須借助職業革命家的努力，將社會主義的思想和信仰從外部灌輸到革命群眾的鬥爭中去。
葛蘭西繼承並改造了列寧的這一思想。一方麵，他也讚同列寧所說的工人階級的革命意識要依賴傑出精英從外部進行灌輸，而不能依賴其完全自發地從工人階級的生產環境和階級鬥爭中產生，正如他所說：“自發性的要素對革命鬥爭是不夠的，它永遠不能導致工人階級超越現有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需要的是‘自覺’要素，‘意識形態’的要素。”①另一方麵，與列寧不同，葛蘭西並不完全否認自發性。他指出，革命意識一方麵是從外部灌輸給工人階級的，另一方麵也是工人階級的經驗所固有的，而且大部分是從群眾自身的自發衝動、見識和能力中提煉加工而成的。雖然葛蘭西也注意到，群眾本身擁有的眾多意識許多時候表征為一種“常識”。這種“常識”表現為他們對社會日常生活未加批判的世界觀。但葛蘭西辯稱說，決不能因為這種“常識”是未加批判的和不係統的，就簡單地將其視為一種完全被資產階級思想同化了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事實上，它是一種蘊含部分真理成分的從屬階級的世界觀。在葛蘭西看來，這些“常識”作為曆史的產物和曆史過程的組成部分，當然還有賴於有機知識分子通過與群眾的接觸，用一種以融貫的、係統的、批判的方式對其進行改造。由此可見，葛蘭西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常識”的合理性，但也堅持要對其加以批判和引導。
(二)西方社會革命的實質在於贏得領導權
葛蘭西最有影響的理論就是他的以市民社會和文化領導權兩個核心範疇為基本內涵的西方革命理論。這一理論是以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總結為依據提出的具有很強現實性和實踐性的革命戰略。
葛蘭西在對東西方國家社會結構的分析和比較中，洞察到西方國家中的市民社會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性。他看到，由於市民社會的發達，在西方社會中，傳統國家的政治強製性逐漸弱化，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導權開始突出，日益展現為一種二重本質，即強力十同意(領導權)。盡管國家的暴力和強製職能依舊存在，但更多的是通過文化上的“領導權”來實現控製的。由於資產階級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和領導權的確立，以暴力為特征的傳統無產階級革命模式在西方社會已經不適用了，必須采取新的革命戰略。在葛蘭西看來，西方社會革命的核心和實質就是爭奪文化領導權。
第一，無產階級應該首先取得市民社會的文化領導權。葛蘭西指出，一個社會集團的領導權地位體現在“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兩個方麵。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便牢牢掌握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①。所謂“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就是指文化領導權。它的具體內涵是指統治集團除了依靠武力強製和暴力之外，還必須不斷取得被統治者的認同或共識，才能更好地維持自身的統治。所以，無產階級在市民社會的領域中獲得領導權，是其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必要前提。
第二，奪取文化領導權應該采取陣地戰的方式。葛蘭西提出“陣地戰”是為了強調價值衝突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陣地戰是指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控製的市民社會內部，基於無產階級政黨及其知識分子的努力，用無產階級道德這種新世界觀逐步克服無產階級從屬於資產階級信仰的狀態，建立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進而取得市民社會的領導權。為此，葛蘭西親自研究了意大利的曆史發展與各種文化流派，剖析了意大利社會中的各種社會力量及其階級實質。值得注意的是，葛蘭西在強調陣地戰的同時，並沒有否認在無產階級革命中運用其他戰略的可能性。在他看來，具體戰略的選擇應該取決於市民社會中各種力量對比的實際發展狀況。葛蘭西指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這些陣地失掉了它們的價值，決定性的陣地反而處在危機中，那就得轉向包圍戰。”①
第三，獲得文化領導權的過程是一個漫長的理性化進程。其中，構造以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為主的新的市民社會階層的核心要素，是有機知識分子的生成。但除此之外，還要依靠並加強政黨的培養和組織功能，以及通過文化啟蒙意義上的教育促進平民大眾的知識分子化，最終實現建立“新的知識界階層”的目標。總體來講，贏得文化領導權，就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首先反對深層扼製人們心靈的無形壓迫的鬥爭，即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重建一種無產階級的新的“整體文化”。
麵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複雜性，葛蘭西力圖揭示現代社會複雜的內在關係，尤其是權力關係。客觀來講，在意識革命，或者說文化革命的途徑和方式問題上，與盧卡奇提出的恢複無產階級關於自身的主客體統一的認識這種抽象的方式相比，葛蘭西的思想顯然更具現實性。在葛蘭西看來，“曆史集團”是由階級以及許多從階級中分化出來的各種形式的亞集團組成的，因此，它是一種比階級，甚至階級聯合更為複雜和“異質性”的結構。作為一個空間概念，集團注重的是尋求多種立場、多種決定因素以及多種聯盟，而並不強調單一的統一原則或本質，這是“曆史集團”概念與正統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階級”概念的重要區別。“曆史集團”概念的提出，一方麵是迫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嚴峻形勢，即資產階級力量仍然非常強大，隻有爭取各種多元的力量，才有可能獲得領導權；另一方麵這一概念也體現了對傳統政黨政治在葛蘭西理論中的淡化。在他心目中，革命最終要實現的是新文化的啟蒙和新文明的創造，而並非一個階級取代另一個階級的所謂“新”政權的建立。
葛蘭西指出，“曆史集團”的形成在領導權的爭奪過程中非常關鍵。領導權是多種社會力量曆經不斷談判和鬥爭逐漸形成的一種綜合力量。質言之，領導權的獲得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不斷結合——解結合——再結合的過程。葛蘭西對這些階段的關係進行了細致的描述。他指出，在真實的曆史中，橫向的社會經濟活動與縱向的國家、政治相互交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合或分離，每一次結合都可以由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組織體現出來，當然也要考慮國際關係與這些國家內部關係的相互交織、進而創造出具有獨特曆史意義的一種新結合①。異質性作為曆史集團的一個根本特征，並非單純的相互排斥，而是共同致力於爭取領導權的目標。雷德克裏斯南清楚地闡釋了曆史集團的矛盾性。他指出：“一方麵，它宣布了‘同一性’這一經典概念的消亡；另一方麵，它又共同塑造了一個戰略同一性效果。”①可見，異質性取消同一性的同時，又在爭奪領導權的意義上造就了一種戰略的同一性。簡言之，“曆史集團”是“同一性中的差異性”與“差異性中的同一性”這一矛盾的結合。
“曆史集團”在葛蘭西的語境中還凸顯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統一。這點與我們前麵所說的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聯合共同構成了曆史集團的水平和垂直兩個基本方麵。水平方麵指的是橫向的不同社會力量的接合，“一旦這些水平方麵聯合成功，這種曆史集團就可在垂直維度上被理解為一種結構與上層建築、經濟生活與它的政治、文化意識之間、社會的存在與其意識之間的相對的穩定的關係”。②葛蘭西在垂直維度上強調曆史集團，體現了結構與上層建築的統一，意在限定曆史集團的發展與走向，使其符合社會生產發展的要求，以保障其真正獲得領導權。不難看出，文化領導權秉承了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是社會曆史發展最終決定因素的思想，它將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和思想文化鬥爭納入廣義的文化領導權概念中，保證了這些鬥爭的內在的有機統一。葛蘭西強調文化上的領導權，是基於對經濟鬥爭在一定曆史條件下具有相對局限性和意識形態有時是具有物質和政治力量的清醒認識和判斷的。
領導權理論實際上是盧卡奇的階級意識問題在邏輯上的必然延續。因為如果說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起來革命的關鍵是無產階級意識的覺醒，即無產階級在自我意識中重新成為自為的成熟思想主體的話，那麽革命的中心任務就要從原來那種更多關注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轉向更加重視人的主體結構乃至整個社會文化心理係統的根本變革上。這樣，葛蘭西與盧卡奇從不同角度出發，卻得出了共同的認識，即都基於對意識形態和文化層麵的強調，突出了文化革命的首要地位。事實上，這種文化革命觀的實質，就是強調了主體在曆史演進中的作用，強調了人的主體性的生成對社會革命的重要意義。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邏輯中，20世紀30年代崛起的法蘭克福學派就從文化領導權角度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全麵控製，後又沿著這種批評路線發展出了包括心理結構、本能結構和日常生活變革在內的文化革命理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眼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效控製就在於物化意識和壓抑性文化成功地阻礙了無產階級的自我意識，它得益於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借助於文化、教育和大眾傳媒等工具向人的個性結構的滲透。所以，隻有徹底打碎這些真正禁錮人們心靈的心理、本能和意識結構，動搖資本主義現存秩序背後的文化框架，瓦解資本主義壓抑和欺騙人的意識形態係統，才能最終推翻資本主義製度。
(三)激發主體超越意識的審美救贖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對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判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有學者甚至認為，正是基於他的貢獻，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大眾文化意識形態維度的理解才逐漸引發關注並廣泛傳播開來。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就深刻揭示了大眾文化在意識形態層麵上的這種整合作用。
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看來，隨著文化工業的發展，大眾文化的商品化和齊一化特征消解了藝術的創造性和個性。同時，它不遺餘力地為機械勞動中的人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娛樂消遣。人們對現實的不滿和內在的超越維度在這種娛樂中被消解了。這表明了在發達工業條件下人的異化的嚴重性，連原本最具創造性的文化領域也異化了。文化不再是人的創造性本質和個性的確證，而成了統治和操控人的力量。我們知道，文化是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或生存樣法，文化的異化無疑體現了人的深層次的異化。因此，它造成了一個人們麵對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卻反抗無效的局麵。麵對這一現實，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都寄希望於人類實踐的超越本性和批判精神，以與自身的文化困境相抗爭。
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看來，要改變人的異化狀況，必須從揚棄大眾文化的異化這一根源入手，恢複藝術和審美的個性和創造本質。他們指出，從生存的基本意義出發來理解，藝術也是人們理解和認知世界的一種基本方式，內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隻是隨著曆史進程的發展，它才開始逐漸脫離人的社會日常生活，進而體現為人的一種獨立的生存方式，並成了人最神聖、最崇高的存在領域。在很長的曆史時期內，因其超越了為生存壓力所困擾的程式化和常規化的社會生活，文化一度是最具創造性的領域，這種創造性集中體現在自由和超越性這兩個方麵。
霍克海默對藝術的自由本質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他指出：“個性——藝術創作和判斷中的真正要素……人類，就其沒有屈從於普遍的標準而言，他們可以自由地在藝術作品中實現自己。”①當然，藝術的這種自由本質是內在的，審美活動也更多地體現為獨立個體的自由體驗或創造。但在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看來，這點並不影響藝術和審美活動的現實性。在他們的理解中，藝術中展開的自由創造和自由體驗會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創造出一種張力，基於這種張力，藝術就會成為否定和超越異化世界的革命力量。所以，真正的藝術在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那裏既是一種自由的創造，也是一種變革現存的力量。正如霍克海默的斷言：“反抗的要素內在地存在於最超然的藝術中。”②
概言之，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認為，作為最精致的文化創造，真正的藝術一方麵是人的自由自覺的本質最深刻的體現，另一方麵也是驅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他們還通過對藝術自律性、形式獨立性、審美主體性的闡發，集中論述了藝術的政治潛能。阿多諾係統論述了藝術的批判功能。在他看來，藝術不是針對現實做照相式的複寫，而是現實的“本質”和“形象”,它在現實內部活動，揭示現實的矛盾。阿多諾認為，藝術就是對真實世界的否定性認識。而且，藝術本身的這種自律性就顯示了它對資本主義社會一體化統治的不調和姿態，具有鮮明的政治意涵。馬爾庫塞對藝術政治潛能的表達最為清晰，他指出，不是藝術必須負載某種政治內容，而是藝術本身就蘊含了政治潛能，這種潛能是藝術形式的開放性、藝術感受的創造性所決定的。在馬爾庫塞看來，藝術不僅能為人們帶來新的感受力，而且更能以此為基礎，創造一個新世界。
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甚至還探討了如何利用藝術的政治潛能，開展藝術革命，並使其成為人類總體革命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路徑和方法。阿多諾認為藝術革命的根本道路是摹仿。馬爾庫塞則認為藝術革命的要旨是維護和堅持藝術的美學形式，培養新的感受力。總體上看，他們提出的通過藝術革命來實現社會變革的思想屬於一種帶有濃厚烏托邦色彩和韻味的審美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