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對我來說，是再一次談到啟蒙這個話題。我不想講具體的人物、著作或者問題，而是想一般性地談談如何麵對啟蒙的問題。寫下這個題目的時候，我還是比較猶豫的。因為這容易被劃到反對啟蒙的保守主義或者與此相反的極端主義陣營中去，就像作為學生的哈貝馬斯在解讀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時，也免不了誤解，將它看成悲觀主義的反啟蒙著作一樣。其實，我的立場與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一樣，這個題目是想為一種積極的、正麵的去神秘化的啟蒙概念做好準備，以便我們不至於提到啟蒙就神經質似地敏感，或者沉溺於啟蒙的神話之中不能自拔。不同的是，我不想從啟蒙思想對事實性的崇拜並帶來新的宰製這個角度來講啟蒙的神話，而是從啟蒙本身的敘事方式和關於啟蒙的敘事方式兩個方麵來談論其作為神話。在我看來，對啟蒙的去神秘化，馬克思已經原則性地完成了。因此我們才有理由說，今天仍然忌諱啟蒙或者迷信啟蒙，都還生活在啟蒙的神話之中，本身仍然有待啟蒙。思想在思想中走過的道路，不意味著思想在實踐中就必然地走過了。曆史總落在思想的後麵。這是思想的優勢也是思想的無奈。在馬克思主義誕生170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還要麵對將啟蒙神化的思想局麵，仍然需要重複對啟蒙去神秘化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像福柯說的那樣，啟蒙隻是一種曆史地確立起來的質疑和反思的社會精神氣質，啟蒙意味著一個始終在完成過程中的永遠完成不了的任務。所以，祛除了啟蒙的神話，我們才能真正占有啟蒙的成果，使啟蒙成為社會曆史展開的普遍精神，而不是老在堅持還是反對啟蒙這樣的抽象立場中徘徊打轉。因此，今天我想從三個方麵來談談啟蒙問題。

一、啟蒙何種意義上是神話和被神化了

大體說來，現代是從15世紀的文藝複興發端，通過一係列曆史事件最後在法國大革命中被本質地確立起來的。其中，啟蒙運動，尤其是法國的啟蒙運動可以看成是現代社會在觀念中的自我確證。我把它稱為在觀念中將人做成主體這樣一件事情。現代常常被稱為啟蒙的時代、主體性的時代、理性的時代、自由的時代，等等。啟蒙精神的實質就是以觀念的方式確立現代社會的基本精神原則。啟蒙運動通過反對宗教迷信、專製極權，肯定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這樣一條根本原則。它意味著人不僅被理解為目的，並且被理解為存在的動力。這種人被確立為主體的主體性原則，包含了現代的世俗精神、個體精神、實證精神和實用精神等現代的基本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啟蒙發揮了巨大的解放作用。那麽，這樣一種發揮了巨大解放作用的啟蒙何以說是一個神話呢？是啟蒙運動本身包含著神話還是關於啟蒙的各種話語將啟蒙神化了？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依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思路進行回答。傳統的神話和宗教中已經有了人要成為主體，以擺脫恐懼、支配和統治世界的主體性意識，所以，宗教神話中已經包含了啟蒙，它們不過是作為主體的人異化了的自我形象。同時，由於啟蒙以唯一的事實性和科學性思維把握世界，以便對自然和他者實施統治，為了尋求自由解放的啟蒙本身確立了新的統治和奴役原則，陷入對自身原則的非批判的神秘崇拜。這就是說，啟蒙並不是絕對新的，啟蒙試圖打擊的舊思想中已經包括了啟蒙，而啟蒙自己標榜的新思想中包括了它批判的舊因素。所以說，從啟蒙自身來講，啟蒙就是神話。根本不存在隻有現代才是啟蒙的時代這件事情，同樣，永遠也不可能存在徹底啟蒙了的時代這樣的事情。曆史沒有絕對的斷裂，沒有自己獨立曆史的精神也沒有徹底的斷裂。比如說，在古希臘普羅塔哥拉“人是萬物的尺度”，以及蘇格拉底“做自己的主人”的說法中，已經表達了人類主體性的意識。因此，對曆史過程和曆史觀念的理解本身要貫穿曆史性的意識。啟蒙斷裂論的曆史意識、發展主義的社會觀念以及對於理性本身的非理性崇拜都使自身陷入神話，從而“弄殘了自身”。

曆史上的啟蒙運動曾經發揮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當這一事件被觀念地建構起來的時候，本身卻被神秘化了。這就是我們這裏要談的第二個問題，關於啟蒙的敘事將啟蒙塑造成了神秘的形象。啟蒙本身在思想史的表述中被神聖化了，它成了天然正確或者不能觸碰的東西，也就是說，關於啟蒙的話語敘事將啟蒙神秘化了。這就導致了關於啟蒙的思考本身失去了啟蒙倡導的那種質疑、批判的主體性精神。在如何對待啟蒙問題上，非反思性的迷信和拒斥相互對立，啟蒙好像成了一個神秘的領地。今天，對於中國思想來說，這種對立是隨處可見的。有的人直接或者間接地崇尚啟蒙現代性的立場，並以此批判和解讀現實。相反，另一些人則堅決地批判啟蒙主義，好像啟蒙在今天已經失去了根本的曆史意義不值一提，或者麵對現實害怕提及啟蒙。事實上，辯證地對待啟蒙才是啟蒙本身倡導的啟蒙精神。對待啟蒙的非理性的狀況本身需要啟蒙，需要去神秘化。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將永遠在非此即彼的絕對主義或者不分彼此的蒙昧主義中迷失前進的方向。祛除啟蒙的神話是我們當下迫切需要去做的事情。在這件事情上，我們認為馬克思具有標杆性的意義。

二、馬克思作為擊穿啟蒙神話的旗手

我曾強烈地認同馬克思是啟蒙的兒子這個說法，並且由此還提出過含義大致相同的“馬克思是現代自由的兒子”。這個說法的意思是，馬克思在批判啟蒙的同時繼承了啟蒙的原則和精神，因此他是啟蒙的真正繼承者，啟蒙本質上就是要確立一種“公開地利用自己理性”的辯證批判精神。隻有真正切中啟蒙要害的批判才能真正繼承啟蒙遺產。不能揭示一種思想遺產的限度就把握不住其本質，就可能囫圇吞棗地拿來或者盲目拒斥。馬克思是對啟蒙及其限度具有深刻領會並且在對啟蒙的批判和繼承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理論的思想家。一方麵，他堅持了啟蒙主義的批判精神同時批判了啟蒙精神陷入的觀念論的自我崇拜；另一方麵，他堅持了啟蒙的基本價值原則同時揭示了現代社會製度兌現不了啟蒙的價值訴求。今天，我們不僅需要去繼承馬克思批判啟蒙獲得的思想成果，並且需要繼承馬克思從啟蒙那裏繼承的辯證的理性批判精神。

然而，如今我們恐怕正在遺忘和錯失這一精神。人們常常各取所需，按照主觀的取舍，在相互對立的立場上看待馬克思與啟蒙，而不願意看到馬克思與啟蒙關係的真正實情。有人將馬克思打扮成啟蒙主義者，為自己的自由主義立場辯護，有人將馬克思打扮成反啟蒙主義者，為自己的保守主義和教條主義辯護。馬克思遭遇了他當年麵對的黑格爾哲學解體時的困局。在那裏，每一個人都抓住黑格爾哲學的一個碎片，自以為抓住了他的本質要素，並因此相互論爭和對立。如今，啟蒙主義的馬克思與反啟蒙主義的馬克思的對立，如果是出於無知，還算是純潔，因此可以原諒的話，如果是為了難以告人的秘密刻意地肢解馬克思，那就是不可原諒的了。

揭示馬克思如何辯證地批判了現代啟蒙，本質性地對啟蒙的神話進行了有力打擊，在繼承啟蒙的同時超越了啟蒙，以確立馬克思思想的原則高度，不是這裏的任務。今天我想說的是，關於馬克思批判啟蒙的成果，我們本身也要確立一種辯證的理性立場。馬克思是擊穿啟蒙神話的第一人。這個第一不是時間上的意義，而是思想原則上的。馬克思通過法哲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以遞進加深的方式揭示了啟蒙的抽象人本主義和觀念論立場。馬克思揭示出，以現代資本生產方式為基礎的曆史建製不可能兌現啟蒙的價值承諾，這無疑是對的。但馬克思要去兌現這個神話般的承諾，他造就了普羅米修斯的自我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在洞穿啟蒙神話的同時本身仍然在啟蒙精神和啟蒙價值的指引之中。這意味著，如果我們不能辯證地深入馬克思思想的內部，真誠地麵對馬克思的思想遺產，我們可能會走到馬克思所批判的方向上去，雖然自以為是受到了馬克思的指引。所以，對啟蒙以及對批判啟蒙的馬克思思想本身，今天都需要不斷地“啟蒙”，去揭示其內在的實體性內容和形式性的精神氣質，確立一種辯證的理性態度。

三、我們如何麵對啟蒙

今天真正意義的啟蒙就是再度洞穿啟蒙的神話。對於啟蒙的反思，要像馬克思已經傑出地做到了的那樣，我們首先需要去把握啟蒙的思想前提和社會曆史前提本身，去領會啟蒙的曆史性，進一步揭示啟蒙的曆史限度；其次，我們需要領會曆史存在的真理和話語敘事之間的鴻溝，不能將觀念論的原則直接地等同於客觀的現實，陷入對觀念話語的非反思性崇拜；再次，需要瓦解任何絕對主義的宏大敘事，不管這種敘事是決定論的、進步論的還是目的論的。我們需要從根本的意義上領會曆史本身連續的過程性和開放的可能性，這樣才能從絕對主義的幻想中解放出來；最後，新的啟蒙在根本上堅持主體性的同時，必須意識到人作為存在主體的有限性，因此有一種自我限度的邊界意識，從而不僅在個體而且在人類的意義上活得謙遜。從來沒有救世主，人本身也不是救世主。人隻能認識能被認識到的，隻能抓住能被抓住的。如果隻是從“神本論”倒向“人本論”，那仍然還是一種抽象的形而上學。

在如上多種意義上，所謂洞穿啟蒙的神話就是要放棄高高在上的啟蒙本身。一定程度上，我深信絕對真理死亡了，掌握絕對真理的啟蒙導師也死亡了。思想隻是謙卑地表達我們對存在和如何去存在的生存意見。思想者不再是人類的精神導師，而是聊天的夥伴，或者喃喃自語的夜行人。我們無權再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說話，也不要期待一呼百應那樣的啟蒙盛況。人類精神發展的曆史是艱難的漸進過程，瓦解啟蒙的神話本質上恰好是啟蒙的實現，是積極而客觀地對待啟蒙，並因此是要求在實際生活中體現啟蒙倡導的理性精神。人作為的人的存在就是不斷超越的能在過程，始終走在啟蒙和再啟蒙的道路上。在這個意義上，思想作為解蔽永遠是在啟蒙，啟蒙是思想亙古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