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是伊萬·伊利奇
死亡是托爾斯泰小說的重要主題。史詩般的《戰爭與和平》中，安德烈公爵的死是最為壯美的篇章，如歌如吟；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五部，作家巨細靡遺地描述了列文哥哥緩慢而煎熬的病歿，甚至為這一部分的其中一個章節例外地添加了副標題：《死》。這部占據世界文學巔峰地位的小說連篇累牘地宣述列文對生死意義的詰問，而托爾斯泰伯爵本人，繼一八六八年經曆了所謂“阿爾紮馬斯的恐怖”之後，陷入了持續性的精神危機，文學活動隨之轉向，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文學貢獻便是這部中篇小說《伊萬·伊利奇之死》。
小說寫於一八八五年八月到一八八六年三月間。早在一八八一年夏，托爾斯泰第一次聽說圖拉地區法院的檢察官伊萬·伊利奇·梅奇尼科夫去世的消息，後來，又從死者親屬那裏得知梅奇尼科夫臨終時的想法：“他所過的生活是無用的。”或許是這句遺言，以及作家是年患病和承受喪子之痛促成了小說的創作。
“伊萬·伊利奇一生的過往經曆是最簡單最平常，也是最可怕的。”在主人公傳記的一開始，作家便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一判斷折射出托爾斯泰本人的生活態度。在《懺悔錄》中，他曾描述那一階段所處的困境：“我的生活陷入了停滯。我呼吸、吃飯、睡覺，我不得不做這些事；但是沒有生命，因為沒有我認為可以合理實現的願望。”主人公伊萬·伊利奇的一生順遂得意，法律學校畢業後，職位、婚姻和晉升接踵而至；他不斷謀求上升途徑，當家庭和妻子變得難於應付，他又順滑地將生活重心移到公務中，在牌局獲得享樂。然而，敘述者對伊萬·伊利奇生活的貶抑無處不在——他所過的生活是無用的。實際上，這種官僚人格在作家的人物譜中已有前鑒：《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卡列寧。他“一輩子都在公務領域度過，與生活的映像保有幹係。每一次，當他碰撞到生活本身的時候，他就躲開它。現在他體會到一種感覺，就像一個人安靜地走在鴻溝上的一座橋，突然間看見這座橋已被拆掉，前麵是無底的深淵。這深淵——就是生活本身，橋——就是阿列克謝·阿列克桑德洛維奇過的那種假造的生活。”深淵之下有妻子的背叛帶給卡列寧的痛苦，也有伊萬·伊利奇意識到自己虛幻生命的終結。
敘述結構的哲學性特征賦予小說紛繁複雜的多層維度。“自我”與“他者”的相互審視貫穿始終。作品一開始，伊萬·伊利奇便陳列了自己的死，在生者眼裏徹底完成了異化，所有的人以旁觀者的立場思索觀看死去的、變形的他，人們仿佛不由得內心生出某種憐憫，甚至讚美，彌補這種異化：“就像所有死人那樣，他的臉更加漂亮，主要是——比在活人身上更具深意了。臉上表情的意思是，該做的都已做完，而且也做對了。”然而，自我與他者間的界限是那樣突兀、清晰：人們自然而然地認為，這事隻是發生在伊萬·伊利奇身上，自己身上不應該、也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接著，在以伊萬·伊利奇為中心的敘述中，自我與他者的角色漸漸逆轉，是他，而不是周圍的人，逐漸認識到自己的生活“不對頭”，認識到他人的虛偽和謊言，最終以死亡（或再生：分析家們認為，結尾處伊萬·伊利奇落入的黑袋子是一種絕佳的象征，既可理解為致死的病因——腸子，也可理解為育發生命子宮）逃脫了異化他的世界。
小說結構的獨創性還表現在章節的時空設定上。敘述者仿佛手執一柄神奇的、不斷移近的放大鏡：十二章的長度漸次縮短，時間上從前幾章匆匆帶過的幾十年、幾年，逐漸詳盡到幾個月、幾個星期，直到最後一章的幾天、幾小時；空間上也呈現出放大鏡移近產生的聚焦效應。第二章到第四章，伊萬·伊利奇處於公務旅行的龐大背景上，漸漸地，隨著他的晉升和安居，敘述盤桓於他的時髦公寓和浮華的內飾之間，接著，他的活動範圍進一步受限，直至最後縮窄為書房裏的一張沙發。敘事所挾帶的愈發濃重的死亡陰影，投射在文本結構這座時空交錯的巨塔之上，呈現出獨創性的、震懾人心的形式美；在語言上，托爾斯泰一再搬弄其所擅長的重複技巧，諷刺伊萬·伊利奇的世界沉悶和無趣——他在裝飾新居時：“這正是所有不完全是富人，卻偏要顯得像富人的那些人常有的情況，因此隻能是互相之間都很像”，“一切都是所有特定種類的人會做的，以便顯得像所有特定種類的人。”“當一切還未安排妥當，還需要進行安排。”以及醫生在推斷病情時：“某某及某某表明，在您的體內有某某及某某。但如果按照某某及某某檢查確定下來，那麽您的情況應該推斷為某某及某某。如果推斷為某某，那就……”同時，托爾斯泰也精心擷取生活細節，穿插了諸多諷刺性的場麵，遺孀會客室裏沙發彈簧與披肩花邊的插曲便是一例。
伊利奇並非因自己的過錯而死，他的死正如每個人注定要死。從這個意義上說，伊利奇也是作家本人，是每個讀到他的人，每個活著的、有省思能力的人。小說中的生與死一直呈現對位狀態，有情節，也有人物。前者，是他人的反應對應伊萬·伊利奇的病況，後者，是格拉西姆襯托伊萬·伊利奇，也襯托所有活得“不對頭”的人。格拉西姆健康、清新，一雙大手結實有力，連他腳上的靴子都在向四周散發出好聞氣味和冬日的清爽氣息；服侍主人時，他的所有舉動都完美無缺，時刻表現出充滿動感、讓所有其他人黯然失色的生命活力。（他）“露出鄉下人那潔白齊整的牙齒，就像正忙於緊張工作的仆人那樣，趕快打開門，喚來馬車夫，幫著彼得·伊萬諾維奇坐上車，又跳回門廊，仿佛在想著他還能做些什麽。”伊萬·伊利奇喜歡這個年輕仆人的陪伴，因為格拉西姆不欺騙他，令他倍感安慰，有他在身邊，甚至肉體的痛苦都易於承受了。這個人物也反映了托爾斯泰彼時的精神求索。在他看來，那些目不識丁、沒受過教育的人，對生活的意義卻有明確的概念；俄羅斯農民的信仰賦予了他們生命的意義，使他們免遭他所遭受的絕望。
《伊萬·伊利奇之死》是作家文學生涯後半段的拿手絕活，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傑作，同時也包含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後占據俄羅斯文學主導地位的象征主義藝術的諸多先兆。蘇格拉底說：哲學就是練習死亡。一次次的死亡練習成就了思想家托爾斯泰，也使他成為二十世紀現代文學的先行者——可以說，沒有伊萬·伊利奇，就沒有卡夫卡的薩姆沙，沒有加繆的默爾索。
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死的問題終究是生的問題。在物質欲望與科技霸權雙雙掌控現代人生活的當下，這部曠世名作不啻一副心靈的解毒劑，也令人享受深刻思考帶來的樂趣。
於大衛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