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戰士(2)
這些遊戲規則，是誰在什麽時候製定的？不清楚。它們都得到了嚴格執行嗎？也未必。但可以肯定，這些規則在戰國時期便被破壞得一幹二淨。因為在戰國時期，戰爭的目的是兼並他國，當然要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大規模不眨眼地殺人，打殲滅戰。春秋則相反，戰爭的目的說得好聽，是維持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說得難聽點，也不過爭當江湖老大。老大可是要以德服人、以身作則的，事情就不能做得太過分。這樣的戰爭，自然列陣如球賽，宣戰如請客，交手如吃飯，格鬥如競技，溫文爾雅，費厄潑賴，最多溫良恭儉而不讓。
好男才當兵
春秋和戰國，戰士也不一樣。
怎麽不一樣？
春秋的是君子，戰國的是小人。
這裏說的君子和小人，是階級意義上的。換句話說，君子即士人，是貴族；小人即庶人，即平民。如果參加戰爭，則貴族叫“士”，平民叫“卒”。士，既參戰也作戰，所以叫“戰士”。卒，參戰不作戰，隻是跟著跑，所以叫“走卒”。走，在古漢語中，就是“跑”的意思。戰士和走卒，是兩碼事。
其實士與卒，地位從來就有高低。有文字學家認為，士，跟王、皇一樣，都是一個人端坐的樣子，隻不過王和皇頭上特別大。13這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士就是“無冕之王”。他們作為貴族，跟天子、諸侯、大夫一樣，成年時都要加冠。孔子的學生子路寧願死，也不肯免冠，就是不能丟了士的身份。隻不過，士隻加冠，天子、諸侯和大夫則不但加冠，還要加冕，這才成了王或皇。
卒就不一樣了。文字學家一致認為，卒就是穿某種衣服的人。這衣服上會做記號，甚至寫個“卒”字，表示是當差的、跑腿的、服勞役的，是小人。
所以，士，是高貴的，比如紳士、爵士、武士道。卒，則是卑賤的，比如隸卒、獄卒、馬前卒。馬前卒這三個字最能說明問題：戰場上，士披甲胄，叫“甲士”，乘車作戰。
卒無甲可披，隻能穿件布衣，鞍前馬後跟著跑。故，車兵曰乘，步兵曰卒。中國象棋之將、仕、相、馬、車、炮、卒，就是這種軍事製度的體現：卒是最低級的，仕則僅次於將。
將就是大夫，仕則是士。乘車的士比步行的卒高貴，因此可以“丟卒保車”。
總之，在春秋時期，士參戰也作戰，卒參戰不作戰。戰士是高貴的、體麵的、有尊嚴的，也是驕傲、自豪和快樂的。而且無論國君、大夫，還是一般的士人，隻要上陣，就是戰士。因此，一個貴族男子如果不能從軍，就是奇恥大辱。相反，平民成為戰士，則是極大的榮耀。當然，他們必須表現優異，而且僅限於在農民中選拔。工匠和商販，是沒有資格的。14
好男才當兵。戰爭，是貴族的遊戲。
這就是春秋的觀念。
是貴族，就要有貴族精神和君子風度。這種精神和風度，上級和敵人也都要尊重和敬重。前麵說過，楚王和至在晉楚鄢陵之戰中，是相互致敬的。同樣在這場戰爭中，晉國的一位君子，也向一位楚軍將領表示了敬意。晉國的君子叫欒鍼（讀如真），是中軍統帥欒書之子，當時擔任晉國國君的車右，也就是持矛站在國君的右邊，相當於侍衛長。15
楚國這位將領則叫子重，多次率軍征戰，是楚國的名將。鄢陵之戰，他當然也在場。他的旗幟，在戰場上高高飄揚。
欒鍼看見子重的戰旗，肅然起敬。他對國君說：當年下臣出使楚國，子重曾問臣晉國之勇，臣答整整齊齊、井然有序。他又問還有什麽，臣答心平氣和、從容不迫。現在兩國交兵，如果不去致敬，就不算井然有序；如果言而無信，就不算從容不迫。請君上批準下臣派人去送酒。
晉君批準了欒鍼的請求，欒鍼的使者也到了子重的麾下。使者說：敝國人才匱乏，寡君隻好讓鍼勉強湊合著做他的車右。鍼公務在身，不能親自來犒勞大帥的部下，隻好派某代為敬酒，還望大帥見諒！
子重躬身答禮：欒鍼大人真是好記性，還記得我們當年的談話。於是接過酒具一飲而盡，然後拿起鼓槌繼續擊鼓。
順便說一句，子重從清晨一直戰鬥到了黃昏。
什麽叫君子？這就是。
環球同此高貴
的確，所謂君子，雖然原本是一種階級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變成了一種人格精神，包括剛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俠仗義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就是高貴。這種精神在古代戰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且還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臘。
在波斯人眼裏，希臘人是固執、愚蠢和荒唐的。他們總是要選擇最平坦最開闊的地方，雙方擺好陣勢，派出傳令官相互宣戰，然後才開打。這跟我們春秋的“不以阻隘”，簡直如出一轍。由於雙方都沒有可以隱藏和躲避之處，結果自然是兩敗俱傷，就算一方勝出也得不償失。對此，一位波斯將領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們言語相通，又有傳令官宣戰，為什麽不能談判呢？如果隻能訴諸戰爭，又為什麽不能給自己找個有利地形呢？16
其實，嘲笑希臘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八月，波斯和希臘的軍隊在普拉提亞平原會戰。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擺開陣勢。由三十多個城邦組成的希臘聯軍，則拖拖拉拉半天都湊不齊，開戰前還有人源源不斷趕來。然而就在希臘人慢慢集結，甚至隻有少數散兵遊勇時，兵強馬壯的波斯軍隊卻按兵不動。直到希臘人有了十一萬之眾，波斯統帥才下令進攻。這跟我們春秋時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麽兩樣？
結果，普拉提亞會戰以波斯人的慘敗告終。
這讓我們想起了泓之戰。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亞會戰的一百五十多年前，楚國與宋國戰於泓水。當時宋軍先到，也擺好了陣勢。然而無論在楚軍過河前，還是過河後，宋襄公都不肯發起進攻。他硬是要等到楚軍完全站穩腳跟陣勢擺好，才敲響戰鼓。結果，宋軍大敗，襄公負傷，並於第二年去世。
戰敗後，宋國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卻不後悔。他說，不重傷，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遊戲規則。
不遵守這些規則，就不是君子。寡人雖然是早已亡國之殷商的殘渣餘孽，也不能做偷雞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並非隻有宋襄公。
比如亞曆山大。
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來的勝利不光彩。
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戰的前夜，他拒絕了偷襲波斯大營的建議。是啊，有著貴族精神和君子風度的古代軍人認為，戰爭是一種高尚而榮耀的事情，必須堂堂正正地進行。乘人之危是不義的。這樣做，不但違反規則，而且勝之不武。
亞曆山大善有善報。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戰五年後，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魯斯。當時亞曆山大率領的是騎兵，且遠道而來，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魯斯布下的卻是象陣，還從容不迫，以逸待勞。勝負，幾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魯斯卻像當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統帥一樣，坐失良機。他耐心地等待馬其頓軍隊渡河、集結、調整、休息、布陣，一直等到對方一切就緒，這才與之交鋒。結果，印軍大敗，波魯斯也做了俘虜。
傻得可愛的波魯斯，可謂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過這位“印度宋襄公”同樣善有善報。亞曆山大待他以國王之禮，還讓他繼續統治自己的王國。這不僅因為波魯斯有著魁偉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為他有著武士的英勇和高貴。正是這種精神，讓亞曆山大由衷地表現出欣賞和崇敬。
這是一種王者風範。
的確，在印度的種姓製度中，國王和武士屬於第二等級，叫“刹帝利”。作為高貴的等級，刹帝利也必須有高貴的表現。婆羅門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確規定，戰爭中不能使用“奸詐的兵器”。而且，跟中國春秋的“不重傷”和“不擒二毛”一樣，他們也不能攻擊處於弱勢的人。這些人包括婦女、兒童、老人、殘疾人、傷病員，也包括俘虜、逃兵、膽小鬼、旁觀者，甚至包括沒穿甲胄、解除武裝和睡眠中的人。違反規定者，將受到鄙視和詛咒，並不得進入天國。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是貴族，就得有貴族精神。盡管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無幾，但畢竟曾經存在。是的，曾經存在，在希臘，在波斯，在印度，在馬其頓，在中國。
宋襄公，你不孤立！
難言宋襄公
不過，溫文爾雅紳士風度慈悲為懷的宋襄公，又似乎不是什麽善類。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第二章曾經提到，殷商用活人做犧牲品的製度，雖然被周人廢除，後來卻仍有一位子爵因此被殺。此事在當時，恐怕是遭了惡評的。《左傳》的態度，便明顯地不以為然。17
這起血案的主謀，就是宋襄公。
從這個角度講，宋襄公也不是什麽“人道主義者”，更非君子。
沒錯，宋襄公是所謂“亡國之餘”，難免念念不忘殷商的傳統。但宋國大夫子魚同樣是殷商的“殘渣餘孽”，卻完全不讚同襄公的做法。這位老兄在襄公執政的十四年間，幾乎一直充當“反對黨”。曹之盟，宋襄公要殺國國君祭祀社神，他反對；泓之戰，宋襄公堅持所謂“不鼓不成列”，他反對；魯僖公十九年的圍曹，二十二年的伐鄭，他當然也都反對。
因為襄公的所作所為，其實都隻有一個動機，那就是稱霸中原。這在子魚看來，無異於癡心妄想。他曾經無奈地說：國君的野心也太大了，小小宋國怎麽承受得了啊！18
事實證明，子魚是對的。
泓之戰的前一年，即公元前639年春，宋襄公大會諸侯，希望那些依附楚國的國家改換門庭，奉自己為盟主。楚人雖然肚子裏冷笑，卻也裝模作樣地表示同意。於是到了秋天，襄公便再次大會諸侯，準備紮紮實實過一把老大的癮。
對於這件事，子魚當然也是反對的。反對無效，便建議襄公帶著部隊去。誰知宋襄公的書呆子氣又發作了，或者認為江湖老大更應該像個君子。他說，我們講好了誰都不帶兵的。我提出的規矩，我怎麽能破壞？
結果，宋襄公被楚人俘虜。19
這時的襄公，倒是頭腦清醒了。他很清楚，能救宋國的隻有子魚。實際上子魚原本也是可以做宋國國君的。他是襄公同父異母的哥哥，因為庶出而不能立為太子。宋桓公病重時，當時還是太子的襄公曾經建議父親傳位於子魚，因為子魚既年長，又仁義。桓公表示認同。子魚聽說，立即飛快地跑開。他說：弟弟能把君位都讓出來，還有比這更仁義的嗎？
襄公這才成為國君。20
此刻，做了俘虜的宋襄公便托國於子魚。襄公說：哥呀，快回去鎮守國家吧！這個國家，就是哥哥你的。寡人是因為不聽忠言，才落得這個下場啊！
子魚則說：君上就是不講，國家也是臣的。於是立即回國加強戰備。宋國國人也同心同德，準備迎接楚人的進攻。
楚人傳話給宋人：不妥協，就殺了你們的國君。宋人則說：
抱歉！承蒙列祖列宗保佑，我們有國君了。楚人要挾不成，隻好放了襄公。襄公自由後，就跑到衛國，準備在那裏度過餘生。子魚說，這個國家，臣是為君上鎮守的，君上為什麽不回來呢？便把襄公接回國來。
這個感人的故事，記載在《公羊傳》，司馬遷的《史記》
沒有采信，因此是否可靠不得而知。而且回國以後的宋襄公，也並沒有接受教訓，第二年又自不量力地去討伐楚的同盟鄭國，並與楚軍戰於泓水，受傷而死。
《公羊傳》的故事如果可靠，那麽襄公和子魚，就堪稱當時最好的君臣和兄弟。至少，是之一。
這很重要。因為在周代，甚至在整個中國古代，君臣都是最重要的關係，君臣之義也是最大的義。在春秋時期，它甚至是不分國別的。因此即便在戰爭中，外邦的臣子見了敵方的君主，也得恪守臣禮，讓他三分。比如在鄢陵之戰中，晉國的下軍統帥韓厥和新軍副帥至，都有機會俘虜楚的同盟國國君鄭成公，但他們都放棄了，因為不能讓一國之君受辱。鄭成公的侍衛長則讓武藝更高強的駕駛員留在車上護駕，自己衝進敵陣，掩護國君撤退，終於戰鬥而死。21
這才是周的戰士。對於他們來說，做一個好臣子，是比做一個好戰士更重要的事情。或者說，一個好的戰士，首先得是好的人臣。當然，一個好的統帥，也首先得是好的人君。不了解這一點，就看不懂周人的風采和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