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雲：為治以知人為先。即是指治理國家以了解、識別人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說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訴世人，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沒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為沒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於識人。隻有知人才能善任，因為對一個人了解越深刻，使用起來就越得當。曆來人們都認為，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也就是說，帝王的作用，沒有比識別人才更重要的了。如果一個國君，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這是一個國家三種不祥之兆的表現。所以，作為一個明君，最大的隱患就在於不能知道和識別人才。若不能識人，勢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識別到了人才，如果不及時推薦和提拔使用，則為失才的表現；同樣，一旦了解和識別的人既缺德又缺才，如果不及時從其現任的位置上撤職和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進行罷免，仍將其使用，這必然是國家之禍，使人民受害，後患將是無窮的。正因為古今中外的有識之士對識人之重要看得非常之清楚，所以都產生了共識：要想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如芝麻開花節節高，可以不識字，但不能不識人。總之，國之興亡，務在得人。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何世無才，患在不識。不能識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這是識人學的第一要義。
1知人而善用
知人善任，說的是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不知人，就不能用人。善任又是知人的目的和深化。識人、知人完全是為了使人才能善任，在使用過程中又進一步更深刻地識人、知人。
人才的識別，是對人才在政治覺悟、思想品質、知識、工作能力、性格、精力和體力狀況等方麵，進行全麵的曆史的考察與評價。“知人”既是人才管理的重要內容，又是對人才合理使用和科學管理的前提條件。可以說，知人是堅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賢的基本保證。沒有識人的“慧眼”，“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就不能堅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賢的原則。知人是對人才實施科學管理的重要環節，知人是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環節，同時也是激勵人才奮發進取的有效措施。
《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陳平，陽武(今河南省陽武縣)人。家境清貧，好讀書，初事魏咎，繼事項羽，後歸漢。他通過魏無知推薦得見劉邦。劉邦跟他談話，見他有才智很高興，問：“子之居楚何官?”陳平答：“為都尉。”當天，劉邦就任陳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知道了都為之嘩然，說：“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劉邦聽了，更加厚待陳平。
過了一段時間，周勃、灌嬰等大將也對陳平有意見，認為劉邦如此信任陳平不當，都讒毀陳平說：“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劉邦聽了也起疑，便叫魏無知來，責備他為何推薦陳平這樣的人，無知說：“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處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劉邦也叫陳平責備他說：“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固多心乎?”平答道：“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畫有可中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劉邦見他說得有道理，便向他道歉，厚加賞賜，擢升為護軍中尉，監察全體官兵。從此，諸將不敢再讒毀陳平。
劉邦這人的長處是善於知人用人，大膽於基層中提拔人。陳平歸漢之初，與之談話知道他有才智，便賞識其人，任為都尉，兼參乘，典護軍，這雖非大官，但卻是重要的官職，參軍是親信侍衛，與劉邦同車出入，非心腹之人是不能任此職的；典護軍是軍法監察，是參加管理人事工作的，陳平新來而監察原有的將兵，可見對他的信任。盡管眾將認為劉邦如此信任一個從楚來的逃犯而大嘩，並不能動搖劉邦對陳平的信任，反而更厚待陳平。
劉邦如此重用陳平，足見他確是善於知人和用人。而陳平也確是個奇才，後來劉邦能戰勝項羽，處於危急而能轉安，以及劉氏政權不被呂氏所奪，陳平出奇計起了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長，不知人長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長，則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長，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也。惟盡知己之所短而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長而後能收人之長。”
在這裏，魏源辯證地論述了用人的長短關係，把能否知人之長短作為能否用人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他強調：“惟不恃己之所長而後能收人之長”，是很有見地的，他揭示了能否知人用人的關鍵原因。
在楚漢相爭中，劉邦為何能用人之長，而項羽則不能?這是因為劉邦沒有滿足於自己的長處，也不認為自己的計謀超過人，更不以為自己有軍事天才，正因他有自知之明，故能虛心聽取張良、陳平等的奇謀深策，放手讓韓信、英布、彭越等猛將去獨當一麵各自作戰，也就是說他能用謀臣武將之所長，為他打天下；項羽則自恃深懂兵法，又有力可拔山舉鼎之勇力，認為比謀臣武將都高一等，也就不能用他們的長處，既不聽謀主範增的計謀，對於韓信、陳平的獻策也不屑一顧；有猛將也視而不見，有也不信任。致使範增氣得辭職，韓信、陳平等天下奇才和猛將英布離楚歸漢。結果是：劉邦能用眾人之長成己之長，項羽不能用人之長而致成己之短，誰勝誰敗，大局則定。
唐太宗能用別人之長，隋煬帝則不能，其原因也如此。唐太宗是個有文武全才的英明之主，但他不滿足於己之所長，不認為自己無所不知，故能虛心聽諫納諫，用人之所長以補己之不足。故其身邊，有所長的人材濟濟，能成就大業。而隋煬帝自恃其才高過人，他說的話都是對的，不容許別人反駁；他做的事都是對的，不允許別人違背。而順之者則可升，違之者則殺頭，故不能用人之所長，隻能用人之短，即不能用有才能的忠直之臣，隻能用一些阿諛奉承的佞臣，結果，眾叛親離，最後被他認為身邊的“心腹”之臣所縊死。
新中國在用人問題上，繼承了中華民族知人善任的優良傳統。
1977年12月，葉劍英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選配領導班子時，“要做到‘知人善任’，所謂‘知人’就是考察、選準幹部。所謂‘善任’，就是正確地使用幹部。隻有‘知人’，才能‘善任’。”葉劍英同誌所講的“知人”與“善任”的辯證關係，雖然是針對選配領導班子而言的，但實際上也適用於一般軍事人才。“知人”既是軍事人才管理的重要內容，又是對軍事人才合理使用和科學管理的前提條件。因此，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人才實施科學管理，就是要用科學的理論、途徑和方法，使其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充分調動每個人才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人才的最佳效益。關鍵在於知人，也就是對管理對象的考察了解。著名無產階級軍事家劉伯承對軍事人才管理之道可謂深知諳熟，在他戎馬疆場幾十年的實踐中，對手下每一個指揮員的長處短處、脾氣秉性都了如指掌，所以他用人得心應手，恰到好處。抗戰時期，劉伯承在一次閑聊中得知，一位學經濟的大學畢業生，在抗大畢業後，被分配到魯西北當副排長去了，劉伯承馬上詳細詢問此人的情況，並派人追了幾百裏，硬是把他追了回來，分配到師供給部工作，發揮了他的專長。這一生動的事例說明，要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首先必須了解和掌握軍事人才的實際情況。
知人善任，在國外也受到普遍的重視。與人打交道的能力比什麽都重要，這是美國汽車大王艾柯卡領導企業的切身體驗。他曾說：“我見過許多比我精明的人和許多對汽車行業懂得比我更多的人。然而，我已超過他們。為什麽?因為我厲害嗎?不。待人粗暴而輕率的人成功的日子是不長的。”
在講話時，艾柯卡特別注重針對聽眾的心理。他說：“使用聽眾自己的語言同他們講話是重要的，這件事如果做得好，他們會說‘上帝，他說的就是我想的’，他們一旦開始尊重你，就會跟你到底。他們跟隨你的原因不是因為你有什麽神秘的方法，而是因為你在跟隨他們的想法。”
他盡力鼓勵別人提出哪怕是超出他們實際能力的想法與建議。在別人拿出具體辦法前，他盡量做到不去幹預和影響他們的設想。他還習慣在與下屬交談後，讓對方將所談的意見或建議寫成書麵文字，使這些想法具體化，以彌補口頭交談之缺陷，防止自己被僅僅是娓娓動聽的言辭打動而采納了不成熟或不切實際的意見。
艾柯卡在工作中，十分注重保護下屬的積極性，例如當某位下屬的意見未被采納時，他總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建議是有效的，隻是由於條件限製不能即時實現，以鼓勵下屬今後提出新的建議。當需要對下屬進行表揚或批評時，他奉行這樣一條原則：“假如你要表揚一個人，用書麵；假如你要使他難堪時，用電話。”書麵表揚能體現鄭重和對成績的充分肯定。當下屬工作中出現失誤時，過份的難堪則會大大挫傷乃至毀滅他們的積極性。
艾柯卡在任福特汽車公司總裁時，他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優秀的管理人才。而當他離開福特公司到克萊斯勒公司任董事長時，這批人紛紛擁向克萊斯勒，他們放棄了福特的優厚待遇，謝絕了福特的一再挽留，而甘願和艾柯卡一起冒風險，嚐艱辛。由此可見，艾柯卡的知人善任和人際交往的特殊魅力。艾柯卡說：“我設法尋找那些有勁頭的人，那樣的人不需要多，有25個我就足以管好美國政府。在克萊斯勒，我大約有12個這種人。使這些管理人員具有的力量就是他們懂得如何用人和發動人。”
這是他成功的關鍵，從而創造出令人驚歎的奇跡。他的領導才能甚至超出了一個最卓越的企業領導者的範圍，以致人們認為他是一個理想的美國總統競選人。
2得賢必須識賢
治國之道，務在舉賢。但是舉賢並非易事，並非人人都能識賢的，尤其是當賢者還不出名之時，或大智若愚之時，更不易識其賢與不賢。這就要薦賢的人要高人一籌，無論在識人的素質方麵，還是識人之技巧方麵，都有自己的“絕活兒”。所以，曆代有識之士都認為，薦賢於賢，自身賢能的是賢人，能推薦賢才的，也是賢人。“責所舉之賢，不若責舉者之賢。舉者賢，則所舉賢。”就是說，要求所推薦的人是賢人，不如要推薦者首先是賢能之人。薦賢者，那麽被推薦者必然賢。如果薦舉的人是優秀人物，那麽任何政務都可以得到料理；薦舉的人如果不賢，那麽弊端就會從此而生。當然，薦才應出於公心。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舉天下之賢；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自己門下。能出以公心，就能做到即使是自己的仇人，隻要他有才能，也同樣舉薦。選取賢才的途徑，當然不止一條。但是最周密慎重的辦法是在實際中試用，並進行考驗和審察。
明主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也就是說，聖明的君主獲得賢才，主要是獲得他們的耿耿忠心，不是僅僅得到他們的身體。如果僅僅得到他們的身體，而不論他們的思想如何，那就與將鳥關在籠子，將獸關在檻欄中一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然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為了識別、選拔出更多更好的賢才，識人者首先要努力使自己成為賢者。隻有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素質，提高識人的水平，才能在更大的範圍中實現得賢必須識賢。
3若不能識人，勢必不能用人
要想天下治，隻在用人。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事實也已證明，親近賢臣，疏遠小人，這是前漢興隆的原因啊；親近小人，疏遠賢臣，就是後漢衰敗的緣故即可!
古人說得好，“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謂之知。”這就是說，不了解人，不識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沒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沒有了解人，識別人。若不能識人，勢必不能用人，進一步證明知人才能善任。所謂“知人”，就是考察、選準人才；所謂“善任”，就是正確地使用人。“知人”與“善任”之間是辯證的關係，“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礎，“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苟能識之，何患無人”?這就說明了如果能識別人才，哪兒用得著擔心沒有人才呢?
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才。歲不寒，無以知鬆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確定、識別一個人是否是人才主要決定於其誌向和行為，評價一個人的好壞一定要參考其行動的效果和反響。識別一個人，要看其麵對金錢如何處置，麵對困難怎樣處理，要看其在沒人注意時如何行動，要看其酒醉之後的舉止，即從行動上進行識別。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為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識人有不同的方法。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探勇士之心，必以義，勿以懼；探智義之心，必以忠，勿以欺。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
4知能不舉，則為失才
古人雲，“知能不舉，則為失才。”這是高明之見。因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圖治以人才為本，人臣以薦賢為要。謀求天下大治必須把人才作為根本；作為臣子，要把薦賢作為最重要的事情，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知道人才而不推薦提拔，朝廷裏麵就會出現私刻的玉璽；如果知道有賢才而不肯推薦，聽到壞事而不報告，為了保住自己而隱瞞真情，像寒蟬那樣默不作聲，這就是罪人。說得嚴重些，如果知道賢才而不推舉，這比盜賊更厲害。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進賢興功，以作邦國。隻有推薦德才兼備的人出來建功立業，才能使得國家興旺發達。所以，全國上上下下，應該盡各自的責任，知賢必舉。“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逾於曠職”。就是說，使皇上感到安心的事情莫過於推薦賢才，危害自身的事情莫過於不負責任擅離職守。同時，“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在高位的人應以訪求賢才為最要緊的事務，接受任命的人應以推薦人為最急迫的事情。朋友，你知道報效國家是什麽為大呢?是推薦賢才為大。身為賢者自身賢能的肯定是賢人，可是能推薦賢才的，也是賢人。可以說，報答國家的忠誠，沒有超過薦舉賢才的；辜負國家的罪惡，沒有超過隱蔽賢才的。尤其是“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也就是說，有賢才而不報告薦舉，叫做掩蓋賢才，罪在五刑。早在古代人那裏，就有不少人認為，“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曆史與現實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醒世警言：人臣報國，薦賢為重，知能不舉，則為失才。
5知惡不黜，則為禍始
古人說得好，“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賢，賞功罰罪矣。”這就是說，國家的大事，沒有比任用賢能，黜退不肖之徒，獎賞有功者，懲罰犯罪者更大的事情了。因為，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不隱，亂臣貴。這就告訴人們，君子受用，小人被黜，這是國家興旺的吉兆；賢人隱退，亂臣得道，這是國家滅亡的征候。再說，使用賢人，國家就得到治理；任用不肖，天下就要大亂。為什麽呢?因為任用賢人，那麽社會上做好事的就會多起來；任用不賢者，那麽社會上的怨苦之聲就會大作。當好人受氣，壞人吃香的局麵出現，國家不亂才是怪事。所以，前人從切身的經曆中得出血的教訓：知惡不黜，則為禍始。
古人曆來認為，如果任職之臣多不得當，賢者退黜而不肖者升進，忠直者疏遠而讒佞者親近，天下就十分危險。任用人才必須得當，否則會危及天下。
我國曆代軍事家還比較重視對軍事人才的考核。在曆史上有“考績”、“考察”、“考課”、“考成”等記載。戰國時期的軍事家吳起就強調要通過考核來“罷無能”，“廢無用”，即罷免無能和不稱職的官吏；“捐不急之官”即除掉那些無關緊要的官。管仲更明確地提出：“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意思是說，即使有才幹的人，不經過考核和試用，也不能輕率地錄用。我國三國時期比較明確地提出了把考核作為軍事人才官職的升降、賞罰的根據。如曹操說的：“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同時他還強調要做到公平合理地進行賞罰，就得進行有效地考核，沒有正確地考核，就談不上正確的賞罰，因而就不利於人們改錯立功。這種考核觀念發展到魏明帝的時候，逐漸形成了“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製度。
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後百度修，庶績凝，方夏安，奸宄消伏，戎狄不敢輕侮中國，百王由之，若出一軌。
賢者任之，奸邪者不任之，則任賢之道盡矣。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有功者進，有過者黜，無功無過者職其舊——如是可以勸而懲過。
秦始皇出遊到沙丘病死，其幼子胡亥在趙高策謀、李斯支持下，矯詔立胡亥為二世皇帝，殺秦始皇遺詔要立的長子扶蘇。胡亥登上皇位後，想的不是如何治國安民，而是如何才能享盡人間的富貴。他和趙高的一段對話，顯示了這位“二世祖”的本色。
胡亥對趙高說：“夫人生居世間也，壁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誌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可乎?”意是說，人生苦短，既為皇帝，如何才能享盡人間富貴。趙高大為讚揚說：“此賢主之所能行也。”
趙高是個很陰險而有心計的宦官，他深知胡亥這個“花花公子”，所想的是如何能安坐帝位以盡情快活，便一切順著他，使他沉迷於享樂，以達到孤立而控製之的目的。
趙高先是向胡亥提出“高枕肆意寵樂”的辦法是：“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殊，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危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奸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陛下則高枕肆誌寵樂矣。計莫出於此。”胡亥果聽趙高之謀，盡除其先帝舊臣，殺其兄弟十二人姊妹十人。
在達到孤立胡亥的目的後，便陰謀將胡亥控製在手裏，他對胡亥說：“先帝臨朝製天下久，朝群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下稱朕，固不聞聲。”這是說，胡亥年輕，缺乏理政經驗，上朝與君臣一起決事，錯了會被群臣輕視。胡亥隻想享樂，要他不上朝，當然樂得聽從，於是處理朝政，隻在禁宮中獨與趙高商議決定。而胡亥這個“花花公子”沒有理政才能，實際上朝政大權都操縱在趙高手裏。趙高利用手中權力誣以謀反罪殺李斯後，被任為丞相。
趙高陰謀為亂，取而代之，恐群臣不聽，便先試之：他獻鹿給胡亥，說：“馬也”。胡亥笑說：“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大都默然，有的說是馬以順趙高，有的直說是鹿，趙高則以他事將說鹿者殺了。從此群臣都害怕趙高，而趙高敢於指鹿為馬，而群臣大都不敢吭聲，說明他的權力已超過了胡亥。
胡亥窮奢極侈，盡情享樂。為滿足其私欲聽趙高用嚴刑峻法，橫征暴斂，致激起人民造反，天下大亂。趙高卻對胡亥說：“關東盜毋能為也。”及秦軍主力於巨鹿被項羽軍消滅，胡亥知情責備趙高，趙高怕被殺，便先動手殺胡亥。趙高恐被群臣反對，不敢自立，便立子嬰為秦王。旋為子嬰所殺。不久，劉邦攻入關，子嬰投降，秦亡。
6明君之治，患用而不知
明君之治，患不知人。這已被曆史事實所證明。例如，唐太宗使用房玄齡、杜如晦這樣的賢相，所以形成了一鬥米隻值三錢，夜不閉戶的清平盛世；唐玄宗用楊國忠、李林甫這樣的奸臣，所以造成了安史之亂，蒙受了塵土飛揚中倉皇遷移出逃的禍害。又如，唐玄宗當政之初任用姚崇、宋王景，國家得了治理，後來任用不當而形成了混亂。以一個人的任用不同，而有如此大的利害懸殊。這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明君之治，患不知人。作為一國之君，要想使國家得到治理，就必須識人。做到“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換句話說，就是有才能的人不可以埋沒，敗壞事情的人不可以粉飾，被吹捧的人不能提拔，遭誹謗的人不要排斥，那麽，在君臣之間，賢遇功罪，分別辨明，治功自成。所以，君主要做到知人善任，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即君主所要審察的問題有三個：一是大臣的品德與地位不相稱，二是大臣的功勞與俸祿不相稱，三是大臣的能力與官職不相稱。對於明君來說，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換句話說，作為君主應知人者智，自知者才是明君，而知者莫大於知賢，就是指沒有比發現和了解賢者更重要了，對於主持政務的人來說，沒有比任用賢者更重要了。這說明明君知賢、任賢極為重要。可以這樣說，明君之治，患不知人，明君之德，莫大於知人。
秦穆公能起用百裏奚以稱霸，並非穆公直接賞識他，而是由公孫枝的推薦。如果沒有公孫枝的推薦，百裏奚這個大才將會埋沒，將在楚國當奴隸了其一生，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公孫枝讓位推薦百裏奚的故事見《呂氏春秋·慎人》。
百裏奚曾過著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晉打敗虞國，他這個虞國大夫當了俘虜，後又被晉國將他當陪嫁臣送到秦國，在秦國喂牛；他逃亡被楚人抓住，被人用五張羊皮買了當奴隸。秦國大臣公孫枝聽到了這個消息，他知道百裏奚是個大才，建議秦穆公以五張羊皮將他贖回，讓他擔任自己的大臣職位。穆公說：“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為天下笑乎?”公孫枝答道：“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穆公聽之，便派人將百裏奚贖回。
可見，秦穆公開始是反對起用百裏奚，因為百裏奚是楚人的奴隸，用奴隸為大臣，將會鬧笑話。可是，公孫枝情願讓自己的大臣職位給百裏奚，這非忠於國家的人是做不到的。在公孫枝的力薦下，秦穆公終於同意用百裏奚。當然，秦穆公能同意用奴隸百裏奚為大臣，也是明主才能做的事。正如公孫枝所說，信任賢臣，哪會鬧笑話。後來的事實，確是如此!
每個時代都有百裏奚這樣的賢臣，問題是否有公孫枝這樣忠於國家的人肯讓位推薦，和秦穆公這樣的明於用人的人用之罷了。
《元史·不忽木傳》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不忽木被召入中書省任職。當時，依附奸臣桑哥的榷茶轉運使盧世榮向元世祖說，如能任用他，則國賦可增加十倍。世祖征求不忽木意見，不忽木說：“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惡稔顯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世祖不聽，任世榮為右丞相。不忽木憤而辭去參議中書省的職務。世榮隻任一年，便因罪被殺，世祖對不忽木說：“朕殊愧卿。”升不忽木任吏部尚書。
元世祖忽必烈是元朝的建立者，他為加強中央集權，重視財經改革，以增加收入，但被一些聚斂之臣的花言巧語所惑，提拔重用他們，盧世榮就是其中一人。不忽木因盧世榮依附奸臣桑哥，其人可知，而他所說如用他可增加國賦十倍，而國賦從何增加，無非重斂於民；又鑒於曆史上一些聚斂之臣往往操利術以惑君而被重用，結果使國與民俱困的教訓，不忽木一眼就看穿盧世榮的本質，故堅決反對任用盧世榮。元世祖被其利術所迷竟升其任右丞相，不忽木憤而辭職以示抗議，確是大義凜然。盧世榮僅任職一年便暴露其真麵目：他主持財政，為增加國賦，重斂於民被其他大臣彈劾其言行不符，苛刻誅求，使民間凋耗、天下空虛。元世祖雖被惑於一時，及發覺其罪行，將之殺了，並向不忽木承認自己的錯誤，因認為不忽木知人，將其升任為吏部尚書，掌管全國人事工作。元世祖知錯認錯，因服不忽木有知人之明，而賦予人事大權，不愧是一有為之主。
7帝王之善，莫大於知人
百裏奚是個奴隸，因被秦穆公賞識而重用之，後與蹇叔等輔佐秦穆公建立霸業。
《史記·秦本紀》記載：晉獻公消滅虞、虢兩國，俘虜虞君及其大夫百裏奚。晉與秦聯婚，以百裏奚作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送入秦國。之後，百裏奚逃到楚國宛縣，被楚國人抓住做奴隸，穆公知百裏奚是個賢人，想用重金去贖，又怕楚國知其身價不給，便降低其身價按照奴隸價格去贖，派人到楚國說：“吾媵臣(陪嫁臣)百裏奚在焉，請以五羚羊(公羊)皮贖之。”楚人便將他囚而送回。這時，百裏奚已經是七十歲的老人。穆公使人打開枷鎖，歡迎他來，並向他請教。二人談了三天，穆公很高興，敬佩其才，任之國政，號稱“五羚大夫”。百裏奚謙讓說：“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不知。臣賞遊困於齊而乞食钅至人，蹇叔收臣。臣困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秀貴好牛，臣以養牛幹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以知其賢。”於是，穆公派使以重金聘請蹇叔，任為上大夫。
秦穆公能用奴隸百裏奚，並得百裏奚推薦而用蹇叔，說明了兩點：一是知人始能用人。百裏奚是虞國大夫，而虞君用而不聽他言，致虞國滅亡，這是因虞君不知百裏奚，故不相信他，不用其策。晉國俘虜百裏奚，卻用他為陪嫁臣，說明也不知百裏奚。而楚人用百裏奚為奴隸，是把百裏奚視為最賤之人了。隻有秦穆公慧眼識人，能知百裏奚，一到則委之國政。二是賢人才知賢，才能推薦賢人。百裏奚窮到無飯食而乞食於齊地時，是蹇叔收留了他。世人不知蹇叔賢，百裏奚在他與蹇叔對他多次規勸中知蹇叔的才能勝過自己。百裏奚因窮困先後想事齊君無知、周王子秀貴，因蹇叔認為非所事之人力加製止，百裏奚聽他的話才得免於難。事虞君也被蹇叔勸止，百裏奚因窮貪其祿爵而留任，但虞君不聽其謀，及虞滅及己被俘，才知蹇叔見識高明。而百裏奚雖知蹇叔才能超己，不妒忌而力薦，足見百裏奚是賢者。任用一賢者，必將有更多的賢者來，這就是“物以類聚”。
事實說明：秦穆公並沒有知錯人，用錯人，百裏奚、蹇叔為穆公竭智盡力，對秦國政治、軍事、外交工作起了巨大的作用，促使穆公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史記·酈食其傳》記載：酈食其，陳留高陽(今河南省杞縣南)人。他好讀書，家庭貧窮，無以為活，隻好在裏中當看門人。因其人性情與一般人有異，人們都稱他“狂生”。
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天下響應，各國將領為略地經過高陽的有數十人之多，酈生與之接觸，覺得他們眼光短小，隻顧眼前利益而沒有遠誌；講究繁瑣禮節，自以為高人一等，跟他們談深謀奇策也聽不入耳。因此，酈生深自藏匿。他聽人說沛公劉邦，平易近人，能采納計謀。他認為劉邦正是他願意追隨的人，恨無人代他介紹。沛公劉邦略地到陳留，其麾下有與酈生同鄉的一個騎士歸來，酈生便拜托他轉告沛公：“臣裏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說：“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拉尿)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這位騎士歸去，把酈生托他說的話轉告給劉邦。
劉邦到高陽驛站寓所，派人召酈生，酈生入見，這時，劉邦正坐在**讓兩個美女代他洗腳，酈生僅作揖，而不跪拜，立說：“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劉邦發火罵道：“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說：“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再見長者。”劉邦立即停止洗腳，起來穿戴好衣帽，請酈生上座並向他道歉。酈生就跟劉邦講六國合縱抗秦的故事，劉邦聽了很高興，問：“計將安出?”酈生說：“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劉邦采納其計，立即派他去說陳留縣令，率兵隨其後，陳留縣令果聽酈生而歸附劉邦。劉邦封酈生為“廣野君”。
酈生是個很有才智的儒士。在逐鹿中原的亂世，不隻主擇臣，臣也擇主，酈生觀察起義眾將，察其言行，都不能成氣候，沒有一個值得為之效力，於是深自藏匿。他後來主動要求人傳話使能投在劉邦的麾下，主要是因劉邦平易近人，能采納計謀。因平易近人，則能團結人，可以與之相處；能采納計謀，自己的才智才能發揮，輔佐他以成大事。酈生並沒有知錯人，擇錯主，盡管一見麵，劉邦傲態畢露，又破口罵他是賤儒，可是當他批評其錯誤後，劉邦能知錯改錯，並向他道歉，以禮相待，虛心請教。酈生一獻取陳留之計，劉邦立即采納執行。後來劉邦能圖天下，也正因他有這兩個超人的優點，即能團結和用五湖四海的各種各樣的人，尤其是有眾才智之士為之出謀獻策，而他能采納；能“解衣衣人”，慷慨分土封官使眾多的猛將為之奮戰沙場，終於打敗項羽而創建西漢王朝。
酈生在劉邦初起時便賞識其人，不計較他傲慢罵人，能從大處看人，可說善於知主。
8有賢不知，國不祥
“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無論哪個時代都是英雄輩出，就怕沒有識才的眼光。俗眼不識神仙，隻有伯樂最了解什麽樣的馬是駿馬，隻有道德高尚的人才知道什麽樣的人是君子。人生相遇貴相知，孰謂世間無伯樂。也就是說，人生相遇貴在彼此能夠了解，誰說世間就沒有識別千裏馬的伯樂呢?如果相馬的人忽視了瘦馬，便會把千裏馬遺漏了。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觀察評定一匹好馬，往往因為它表麵上瘦弱而錯認為是一匹劣馬；評價一位有真才實學的人，往往因為貧窮和沒有地位而錯誤地認為不可取。如果用求全責備的眼光來看待人，則無人才可言；如用科學的、辯證的眼光，用發展的觀點來看人才，人才到處都存在，無才也會成為有才。
“得賢則昌，失賢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這就是說，得到賢人，國家就會昌盛；失掉賢人，國家就會衰亡，從古到今，沒有不是這樣的。這種見識得到眾多人的讚同而產生了共鳴。如古代著名思想家範仲淹在《選任賢能論》中也指出：“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這意思是說，得到賢明和傑出的人才，國家就安定而有秩序；拋棄了賢明和傑出的人才，國家就混亂。所以，世人常說：“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國之需賢，譬車之恃輪，猶舟之倚楫也”。“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這裏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治理天下，端正社會風氣。應以得到賢才為根本。國家需要賢良之才，就如同車依靠輪子，船離不開船槳那樣。治政以得到賢才為根本，治理社會以除去壞人為首要事務。
鑒古察今，賢才對於國家來說，就像利器對於高明的工匠、繩墨對於靈巧的木匠一樣必不可少。如果缺乏賢才，就不能使國家得到治理。國家缺乏賢能之才，如同鳳凰缺少翅膀，而想直上雲霄、背負青天一樣，終究是不可能辦得到的；國家如果沒有賢才，就像天鵝沒有翅膀一樣，雖然有飛至千裏的願望，還是不能到達自己心中想要到的地方。如果國家有眾多賢才，就如同乘上造父駕馭的馬車，搭坐越人製作的舟船，自己不費力就可以到達千裏之外，腳不行走而能到達蓬萊島。如果“治世不得真賢，譬如治疾不得真藥也”。所以，人們總結了古今中外的治國之道，得出了治理國家的方法中有三個要點，一是樹立雄心大誌；二是督促所任用的人積極工作；三是訪求賢才。
那麽，什麽是賢才呢?古代思想家莊子在區分什麽是聖人與賢人時說過：“以德分人謂之聖，以才分人謂之賢。”
9知賢不用，國不祥
自古以來，人們都知道，知賢不易。然而知賢卻又不用賢，這實在是人才的一大浪費，是國家的一種不祥之兆。
古人說，“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也就是說，國家大政，沒有賢才就得不到治理；天下大事，沒有賢才就不能成功。說明治理國家要任用賢才。我們講識賢也正是為了舉賢。常言道：“為國入寶，不如能獻賢。”這就是說，給國家送寶物，不如去推薦賢才。其實，賢才，就是國之寶也。換言之，“國之寶器，其在得賢。”我們“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即說明人才是國家的珍寶，其價值遠遠高於珍珠玉器。正因為如此，古人和今人善觀於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是觀其用人之賢否。
賢能才能昌盛發達，人民必須依靠賢能才能得到治理，事物必須依靠賢能才能順利發展。但曆史上也常常出現這種情況，凡是賢能之才，沒有不想得到使用而為國效力的，但沒有識賢的人推薦，所以被當時埋沒遺棄。
劉向《說苑·君道》記載了薑太公(即輔佐周武王滅紂的呂尚)和武王關於得賢失賢的兩則談話。一則是談得賢而國家危亡的原因：
武王問太公：“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答：“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問：“其失安在?”太公答：“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問：“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答：“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善為善，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奸，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說：“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在這則談話裏，薑太公指出君主舉賢而國危亡的原因是“用小善”，即“君好譽而不惡讒也”，這是說君王喜歡聽阿諛奉承的話，卻不厭惡小人的進讒言，於是賢佞易位，是非顛倒：以佞為賢，以惡為善，以奸為忠，以偽為信。因而賞罰不明：有功不賞，有罪不罰，使小人結黨營私，排擠賢臣。結果是忠臣無罪而死於誹謗，小人無功因互相吹捧而得到獎賞。曆代危亡之國，莫不由此。
另一則談的是為何得賢敬賢而國不治：
武王問太公：“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答：“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問：“何為‘以人言斷’?”太公答：“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說：“善!其為國何如?”太公答：“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說：“善!”
在這則談話裏，薑太公指出君主得賢敬士而國不治的原因是：君王不能獨斷，而一切事都靠別人所說的決定。這樣就賢佞不分，既不能知賢者而用之，也不知佞者而退之。而君王厭惡聽到說自己的錯誤，而喜聽說別人的錯誤，這就必然喜歡人阿諛奉承，和聽取對別人的讒毀，這就必然疏遠賢人，受小人所操縱，國家哪能治理得好。
以上薑太公的兩則談話，辯證地說明：不知賢則不能用賢，不能用賢也就不能知賢，其結果是賢人遭殃，小人得誌，這便是國不治以至危亡的原因。
船夫諷喻晉平公好養士而不知賢
春秋時晉國國君平公乘船遊於黃河西部，船到中流，他感歎說：“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船夫固桑答道：“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說：“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答道：“鴻鵠(天鵝)高飛衝天，然其所恃者翮(天鵝的羽莖)。夫腹下之毳(細毛)，背上之毛，增去(減)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是翮耶?將腹背之毳也?”晉平公默然，無話可說。(《新序·雜語》)
這位船夫固桑對晉平公所說的話，妙在諷喻：劍、珠、玉都是遠地的寶物，因平公愛好，三寶沒有腳也來了，而平公好士的話，賢士有腳自然是會來的。平公認為他養士達三千之多，哪能說他不好士。船夫提出質疑：這三千食客究竟是天鵝的羽莖，還是它腹背的細毛，是羽莖，增減對天鵝的飛高低才有影響，如是腹背的細毛，增減一把都是不足輕重的。意是說，是羽莖才是賢才，如是腹背的細毛，雖多也是無用的。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晉平公養士三千，其中定有真賢，為什麽平公卻感歎沒有賢才輔佐、與之共樂呢?這是因平公養士是為博得好士的聲譽，而沒有去考察和發現其中的賢士，予以提拔和重用，因而食客三千，沒有一人脫穎而出，都是混飯食過日子。這說明晉平公既不知賢，也不會用賢，也就沒有賢士輔佐。如此養士，徒有養士的虛名而已，養士雖多，何益於晉國。而平公以人民的賦稅，供這三千人白吃，於民是有害的。
晉平公的先祖晉文公是春秋有名的霸主之一，傳位到平公父親悼公以後國勢日衰，而晉平公隻知養士而不知賢用賢以輔己，致使晉國政權落入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三家之手，終導致三家分晉，晉亡。
燕昭王知賢用賢而興
《韓詩外傳》卷七論及知賢用賢而興和得賢失賢而亡的史事：
“紂殺王子比幹，箕子被發佯狂。陳靈公殺泄治，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以後，殷並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幹、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
“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從齊魏至，於是興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眾；不與齊均也。故無長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等人而興，很能說明知賢用賢的重要作用。燕國是戰國時的小國，土地狹窄，人口稀少，因國內亂，齊國趁機入侵，殺死燕王噲，占領了薊地八座城池。燕國岌岌可危。燕昭王即位後，為了招人才，強齊國以報齊仇，求計於謀士郭隗，郭隗說：“請先自隗始”。昭王便為郭隗築黃金台，拜之為師。鄒衍、樂毅等名士見昭王如此敬重賢臣，便分別從齊國、魏國來投燕國，在他們的輔佐下，燕國富強。昭王派樂毅率軍破齊，連下七十餘城，齊閔王兵敗逃到莒(今山東省莒縣)，後被殺。齊國是大國，在人力物力上，燕國是無法與之比擬的。因昭王能知賢用賢，使國富兵強，終於打敗齊國。
而曆史上的亡國，都是因得賢不用之故。紂王是商朝最後一個君主，他沉湎酒色，奢侈荒**，殘虐人民。箕子、比幹都是賢臣，是紂王的叔父，箕子早料紂王將腐化，屢次進諫，不聽，便佯狂出走；比幹為挽救國家，多次犯顏冒死諍諫，紂王不聽，反認為比幹是聖人，其心與人不同，便剖開其心來看。紂王如此殘暴，盡失人心，武王趁機起兵滅紂。陳靈公是春秋末年的陳國君，其人荒**，大夫泄治極諫不聽，反將之殺死。大夫鄧元便率族人離開陳國。陳靈公勢孤，被人殺死，陳亡，並入楚國。
這確是：“無長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項羽為何有奇士不能用
項羽是秦末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他懂得兵法，力能舉鼎，勇冠三軍。他“破釜沉舟”，於巨鹿與秦主力決戰，九戰九勝，大破秦軍，諸侯震栗；楚漢相爭，他屢戰屢勝。他總結其一生戰績時說：“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嚐敗北，遂霸有天下。”(《史記·項羽本記》)可是，這位蓋世英雄卻在垓下一戰即潰，最後自刎於烏江，其故安在?
說到底還是知人用人問題，正如陳平所說：“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才不能用。”奇士是誰，即韓信、陳平，他倆原事項羽，因不被信任先後歸漢。韓信在楚是衛士，歸漢升為大將，他“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橫掃楚國勢力，從後方嚴重威脅項羽。陳平是恐被項羽所殺才投漢，劉邦對他充分信任，言聽計從，給他四萬斤金用以離間楚君臣，使之上下離心，互不信任，最後，連謀主範增也被迫出走了。
而項羽所親信的人又怎樣?諸項及妻之昆弟未見有什麽能耐的人物，倒是有一個“食內幫外”人物，這人就是項羽的叔父項伯。項羽入函穀關後，決定明早攻擊劉邦軍，彼此力量懸殊，劉邦軍是不堪一擊的。項伯因與張良相好，夜往見之，叫他速離開，以免與之俱死，張良邀項伯往見劉邦，劉邦與之結為兒女親家，求他回去與項羽說情。項伯回去對項羽說：“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擊之不祥。”項羽聽項伯的話，果不攻擊。在鴻門宴上，範增使項莊舞劍殺劉邦，項伯也拔劍起舞以身護劉邦，項莊不得擊。劉邦被封為漢王，都巴蜀，項伯得劉邦金百鎰、珠二鬥，便代請給漢中地。劉邦不被項羽所殺，並增加封地得以積蓄力量與項羽爭天下，項伯是有大功的。
奇才在身邊不知而不用，所信任的親人又幫倒忙，這便是項羽用人唯親的結果。最後項羽成為孤家寡人，在垓下大敗而自刎，這是勢所必然的事了。
10可以不識字，不可不識人
“得人者興，失人者亡”，自古以來是人們共識的一條真理。從識字與識人的重要性相比較而言，我們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可以不識字，但不能不識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普天下所需要的是人才，而人才確實太難了解、識別了。可以說，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但我們不能因為識人難，就不識天下之才了。世上豈無千裏馬，人間難得幾方皋。如果我們對社會存在的賢者不識，那就是國不祥之兆了。因為治國需要賢才。而平凡的人，難以發現傑出的人才。“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凡人邪?正因為隻有賢德的人才能了解賢德的人，聖明的人才能了解聖明的人，平庸之賢怎麽能夠了解傑出的人物呢?所以，對於識人者來說，要識賢，隻有不斷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提高自己的綜合分析能力，才能為國家需要提供所需要的賢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