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難得亦難識，這是古往今來人們經過千辛萬苦積累而成的共同財富。凡識人有所思，識人有所為的有識之士，總是獨具慧眼地悟出人才之所以難識：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識人，自古為難；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有天下者，以知人為最困難；知人之道，聖賢所難；受知固不易，知士誠尤難。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真偽；知人之難，良莠難分；知人之難，賢佞難辨；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能非難，知能為難；論資級難於知人，為今識人仍有難；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經師易得，一將難求。雖然知人要未易，誰可例輕天下士?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
1事之至難，莫如知人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這是宋朝詩人陸九淵的一句名言，他揭示了識人的基本情況。說明了世上千難萬難的事情，再沒有比了解識別人更難的事情了。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原因之一在於“凡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這就是說，識人這樣的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於它隱藏跡象，把私心掩蓋起來而顯出為公的樣子，把邪惡裝飾成正直的樣子，而且以必然的勝利去迷惑人的頭腦。說明人的奸惡之所以難以辨識，是由於有正直、忠誠、善良的外表作掩護。
事之至難，莫如知人。原因之二在於“人心難測”。
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這就是說人的內心比險峻的高山和深邃的江河還危險，比天還難以捉摸。
事之至難，莫如識人。原因之三在於“人之難知，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識別人的難處，不在於識別賢和不肖，而在識別虛偽和誠實。人有壞人與好人之分，英雄有真英雄與假英雄及奸雄之分，君子有真君子與偽君子之分。人還可以分為虛偽與誠實。有表麵誠實而心藏殺機，有“大智若愚”表麵看上去是愚笨的樣子，而內在裏卻是聰明之人；有“自作聰明”而實際是愚人。有當麵是人，背後是鬼的兩麵派。
事之至難，莫如識人。原因之四在於“材與不材之間，似是而非也”。即指賢才與非賢才之間，似是而非，難以分解。可以說，任賢非難，知賢為難；使能非難，知能為難。正因為任用賢德的人並不太難，識別有賢德的人才真正困難；使用有才能的人並不難，發現有才能的人才真正困難。所以，正因為上述種種原因，難怪人們常說，天下者，知人為難。
2事之至大，莫如知人
世界上什麽事情是最大的事情?有人說，集體的事是大事；有的說國家的事是大事；有人說，結婚是人的終身大事；有人說，解決人的吃飯問題是大事。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但從更為根本的，識別人之後，“事之至大，莫如知人”。也就是說，相對從不同角度來說的大事和小事來講，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事情，再也沒有比識人用人更大的事情了。
從帝王來說，“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即帝王的作用，沒有比識別人才更重要的了。從聰明的人來說，“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即對於聰明人來說，沒有比發現和了解賢者更重要的了；對於主持政務的人來說，沒有比任用賢者更重要的了。古人雲：“尚賢者，政之本也”。也就是說，尊重賢士是治政的根本。“求治之道，首於用賢”。治理國家的方法，首先在於使用賢人。“安危之本在於任人”，即國家安危的根本在於任人。“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這就告訴人們：對於治理國家的人來說，任命有才能的人為官，按照禮製確立政策法規，以仁愛之心安撫百姓，憑借信義結交鄰邦。如此，官員由有才幹的人擔任，政事得到禮教的節製，百姓人心歸附隻因為他的德行，四鄰親近友善隻因為他的恪守信義。這樣，國家則會安如磐石，熾如火焰，觸犯它的一定被撞得粉碎，侵擾它的一定被燒得焦頭爛額。如此，即便是有強悍的敵國存在，又有什麽值得畏懼呢!但要做到這一點，隻有知人才能善任，正是在知人善任這一意義上，我們說，事之至大，莫如知人。
3用人之事，自古為難
知人難，推舉賢才也難。因為有賢才的人，在他未成才時，不為人所知，或知之的少，知者如無名無權也推薦不了。如果已鋒芒畢露，才華超人，會被嫉賢妒才者所忌，不僅不肯推薦，甚至加以誹謗，誠恐其超過自己，或代己之位，對彼尊貴，自己則卑賤。而有的雖知賢也不願推薦，這種人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推薦的人如出事累及自己。故世上雖有奇才，願推薦的少。
因此，薦賢者不僅要有知人之明，還要有薦賢之量，不嫉賢妒才，有為國家薦賢的至公之心，所以說，能薦賢才的人其本人就是賢才。曆史事實說明：正因有推薦賢才的賢才，才能出現不少聞名於世的大才，這些大才也與推薦他們的賢才的大名共同垂譽於史冊。
《宋史·程元鳳傳》記載：宋度宗時，程元鳳任少保、觀文殿大學士，他薦舉人才，不徇私情。有世交之子來求升官，元鳳謝絕，其人累次來請求，言及先世之情，元鳳說：“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可是，有人嚐被元鳳彈劾，後見他改過，而其才可用，便推薦之，元鳳說：“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盡其力也。”
元鳳選拔人才是堅持原則的，不應提升的，即使是有恩於己的人的兒子，也不提升，正如他所說不能“以國家官爵報私恩”。而對曾被他彈劾的人，因其改過而才可用，就推薦提升，正如他所說：“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盡其力也。”細味元鳳言行，值得借鑒的有三：一、推薦和使用官吏，元鳳都是出於為國的公心，不存在任何私人的成見。二、彈劾人是為保護人才，是不使其人走上邪道，使其回到正路，促其成才。三、辯證地看人。對官吏有錯誤則彈劾，不使其有害於國家；改正了錯誤，其才可用，則擢升，使為國盡其才能。元鳳如此為國保護推薦人才，隻有大公無私的人才能做到。
能否辨偽，與能否知人用人大有關係，崔群向唐憲宗提出要辨偽必須“糾之以法”，這是很有見地的主張。事見《舊唐書·憲宗本紀》：
唐憲宗對宰臣說：“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所謂委寄，必合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無偏黨，朕臨禦已來，歲月斯久，雖不明不敏，然漸見物情，每於行為，務欲評審，比令學士，集前代昧政之事，為《辨謗略》，每欲披閱，以為鑒誡耳。”崔群說：“無情曲直，辨之至易；稍有欺詐，審之實難。故孔子有眾好眾惡之論，浸潤膚受之說，蓋以曖昧難辨故也。若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偽?陛下詳觀載籍，以廣聰明，實天下幸甚!”
唐憲宗對下屬進言，認真評審其是非，但有時要辨別進言者說的善惡真偽，感到是大難事。因此，他令學士總結前代關於這方麵的經驗教訓，寫成《辨謗略》，作為鑒誡。崔群說唐憲宗以史為鑒，是可增廣聰明的，但事屬曖昧，一時是難於辨別的，故孔子有眾好眾惡以分善惡之論。而崔群提出的意見，比之孔子所說更能解決問題，即“擇賢而任之，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公，孰敢行偽”。這就是以誠待賢，如果行偽作惡，則以法處理，這樣做，官必奉公守法，不敢作偽為非了。
崔群在憲宗時，官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預朝政。穆宗繼位，因他擁護穆宗儲位，故甚得信任，任檢校左仆射兼吏部尚書。他為人清正，時稱賢相。
左仆射王起頻主持貢舉工作，每次貢院考試完畢，都將錄取的名單呈給宰相最後定奪。由於錄取的人不多，宰相廷英說：“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艱難，放人絕少，恐非弘訪之道。”唐武宗說：“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子弟，即太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
由於職權和取才原則沒有明確規定，所以主持取才工作的王起頻心中無數，恐取士有失，故呈宰相最後決定。對此，宰相廷英提出兩點意見：一是錄取的士人不必呈給宰相決定，二是錄取的人太少了，不利於廣招人才。對此，唐武宗確定了取士的原則：取士要取有“實藝”的，即有真才實學的人，不論他是貴族子弟或出身於寒門。
唐武宗確定取才的原則，負責取才者就可有所遵循。但有了原則還不能保證所取的是有“實藝”的，還要有具體的辦法，不然，原則是難於貫徹執行的，有可能落於空談。
4人心難測
俗語說：“人心難測。”人心何以難測?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它隱藏在人的腦海裏；且思想又非固定的，是隨著客觀世界的變化而變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說人心是難測的。
照理說，思想指導人們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應該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現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與其言行一致的，這種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與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說的是一套，他要做的又另是一套，這種人就難知。
由於人心難測，人所想與其言行又有不一致的，其表現往往是表裏不一，互相矛盾，因此，古往今來，都有知人難之歎。
人們常說，“知人知麵不知心”，這恐怕也道出了“人心難測”的道理。有人說不要輕易相信他人的知心話，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有的人特別是在情濃之際和話說投機的時候，總是輕信他人的知心話。對方向我吐露了真言，我又為何向人家講假話。所以把心裏的話全掏出了講給人家聽。然而，你可知道，他“真誠”地在你麵前說別人的壞話，他在別人麵前又會“真誠”的說你的壞話。因為人都有討好他人的心理。而且，人總是在變化的。今天你是他的朋友，明天你可能又成了他的對手。是對手，他就可能利用你那些知心話，特別是隱秘的話來攻擊你。
所以，心裏話往往是不可靠的。對此，最好不要輕易相信它。如果失去了這方麵的警惕性，已經輕信了別人的知心話，則容易上當受騙。
人們常說，知人難，知人心者更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有的人說的和心裏想的不一樣。嘴裏說的不是心裏想的；心裏想的又不是嘴裏所說的。曆史上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漢光武帝劉秀知錯龐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龐萌在劉秀麵前，表現得很恭敬、謹慎、謙虛、順從，劉秀便認為龐萌是對己忠心耿耿的人，公開對人讚譽龐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裏之命者”。其實，龐萌是個很有野心的人，他明向劉秀表忠，暗裏伺機而動，當軍權一到手，便勾結敵人，將跟他一起奉命攻擊敵軍的蓋延兵團消滅了。最賞識的人叛變了自己，這對於劉秀是當頭一棒，使他氣得發瘋，後來他雖將龐萌消滅了，但他由於知錯人而遭到的巨大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劉秀之失，失在靜中看人，他被龐萌的假表忠所迷惑了，竟認為他是“忠貞死節”的“社稷之臣”。而來自敵營的龐萌歸附劉秀不久，尚未有何貢獻足以證明他的忠心，劉秀竟對他如此信任，是毫無根據的。
劉秀是個深謀遠慮的人，他推誠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賞識而成為東漢一代英才。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當他被表麵現象所迷惑時，也就必然犯了以靜止看人的錯誤。
5良莠難分
古人雲，事之至難，莫如知人。辨人材最為難，蓋事有似是而非者：剛直開朗似刻薄，柔媚罷軟似忠厚，廉介有宋似偏隘，言納識明似無能，辨博無實者似有材，遲鈍無學者似淵深，攻忤謗訕者似端直，掩惡揚善者似阿比；一一較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人材優劣真偽，每混淆莫之能辨也。這就是說，世上最難的事沒有比識人更難了。辨別人材為什麽是最為困難的事情呢?這是因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剛直開朗貌似刻薄；柔媚罷軟貌似忠厚；表麵看上去十分廉潔而實際並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識明，而實際上卻是無能之輩；海闊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麵看來似博學而實際上是空話連篇無真材實學。反映遲鈍沒有實際學問卻似知識淵博；攻擊誹謗別人的人卻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飾其惡的一麵而將善的一麵大肆宣揚者看上去好似剛正不阿的人；將這些一個一個地加以對照比較，就不難發現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現象，人材的優秀良才與劣等的人材，真材實學的人才與濫竽充數的冒牌貨，這每一個方麵，每一個環節都混在一起實在難以真正地區分、識別得一清二楚。說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是是的，人材的優秀與低下，真與假，混淆在一起時，真是難以辨別了。
尤其是在無名的人中發現賢才，在拉車的騾馬中間相出駿馬；在深淵裏撿出含珠大蚌，在石頭堆裏找出藏光的珍寶，這是何等地不易啊!這就進一步說明了識良莠之難了。
6賢佞難辨
在識人的發展史上，常常能聽到許許多多的人經常講這麽一句共同的話，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識別，原因是多方麵的，但主要是下列原因。
其一，“凡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正，而以勝惑人之心也。”這就是說，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於它隱藏跡象，把私心掩蓋起來而顯出為公的樣子，把邪惡裝飾成正直的樣子，而且以必然的勝利去迷惑人的頭腦。說明人的奸惡之所以難以辨識，是由於有正直、忠誠、善良的外表作掩護。
其二，“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始乎屏棄，卒不得用”。也就是說，凡是有才能的賢人，必然要遭到陰險淺薄之類人的惡意中傷。起初被迷惑而遭冷落，而最終得不到使用。說明因奸佞之人的無事生非造謠中傷，使得賢才難以被識別而加以使用。
其三，“潛伏著的感情和隱藏著奸詐，是很難從一個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所以古人說“伏情隱作，難以貌求”。同時也說明了“人之深者有二種。一曰深沉。如納言自守，容人忍事，內外分明，外邊渾厚，不露圭角，不呈才華。此德之上者。一曰奸深。如閉口存心機，深挾詐，形跡詭秘，兩目斜抹，片語斜鋒。此惡之尤者，切不可以深沉君子，與奸深並觀也。”這就是說，人的所謂“深”，有兩種情況。一是深沉。其表現為少言語而守本份，能容人忍事，內外分明，待人處事渾厚而不逞強，不炫耀才華。二是奸深。其表現為緘口不言而心藏殺機，陰詐深藏，行為詭秘，雙目斜抹，說話陰陽怪氣。前者是最有道德的賢才，後者是極為險惡的奸人，所以切切不可將二者混淆，等同齊觀。可是，在人際交往中，二者則經常混淆，造成賢佞難辨。
其四，“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己私，故喻巧而援多。”這就說明了這樣一個基本的問題，即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一心為國，品質惡劣的人專為自己盤算。一心為國的人必定是從最大的公心出發，所以說話直來直去，支持他的人就少；為自己盤算的人必定從私利出發，所以說話曲折巧妙，支持他的人就多。這進一步說明，奸與賢的界限雖是清楚的，然而，要識別也不是一件易事。
對於佞奸者來說，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象，以外表又掩其內心的奸詐，且其謀深術巧，使人迷惑而難辨識。
《呂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說：“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幹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這是說，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難以辨其真偽；劍似吳幹寶劍，鑄劍師也難識其優劣；博聞善辨的人似通而實不通，足以惑人而誤事，這是賢明君主所慮的。曆史上不少亡國之君自恃見識超人而獨斷獨行，其左右也順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視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實不智，其臣似忠而實佞奸，致亡國亡身。最典型例子，就是明崇禎皇帝及圍繞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崇禎認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無人超過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與他相左的視為庸才，或逆臣，一直至死都認為明亡咎不在己，而是在於群臣無能。他相信的都是對他聽話、奉承的宦官和佞臣。正是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斷送了明王朝。但這位似智的崇禎皇帝，他跟其前幾代的隻想享樂連朝也不上的皇帝確有點不同，他日夜操勞，好像有作為的賢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為之惋惜，認為他非亡國之君，而處於亡國之時。
奸佞之人能使人不知其奸詐，是因其用心險而術巧，對此，《元史·列傳四十五》有精辟的論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立己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明嚴嵩就是這樣用心險而用術巧的奸佞人物。嚴嵩其人無才略，他最大的本事是巧於婿上，竊謀權利。世宗即以信道求仙著名的那位嘉靖帝，他雖昏庸，卻自以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即殺戮，對嚴嵩則另眼相看，因嚴嵩善寫“青詞”，並作文為嘉靖歌功頌德。嚴嵩百事順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入閣參與政事。嚴嵩雖年過六十，精神煥發，勤於政事，日夜在內閣值班，連家也不回。嘉靖大為讚賞，賜其銀記，文曰：“忠勤敏達。”嚴嵩害人不露痕跡，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誰所害。凡比己位高的，嚴嵩表麵對他很恭敬，實伺其過害之，取其位而代之。崇禎居深宮，大臣難得謁見，隻有嚴嵩得親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權傾天下，結黨營私，大受賄賂，是當時最大貪官。嘉靖對他長期信任而不疑。嚴嵩之能遂其奸，采取的手法都一樣，即前所說“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愛隆於上”，“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佞奸難辨是因其心險而術巧，而賢者難識是因其忠而直，故不為庸主暴君所喜歡。《元史·列傳四十五》談及知賢之難，是由於有下列幾種情況：一、賢者不遇時，或無人推薦，因而隱居不出，必然不為世人所知。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卻不重視，待之如奴仆；或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參與。因此，難以發揮賢者的作用，也就不為其君所賞識。三、賢者不為所知，也是因為：人君居於高位，喜聽別人的過錯，而不喜人說自己的過錯，所行是務快己心，而不是務快民心，賢者為公為民必然進諫以糾正其錯誤，這就使其君很不高興，不會得到賞識而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難於相處。而拒諫喜諛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們最忌賢者，必然大肆詆毀、多方陷害，正直的賢者不獲罪殺頭已算萬幸，又何能發揮其才能為國為民做好事呢?正是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故賢人難知難任。
7用人不論資級
古人雲：“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材。”即主張使用人應該不局限於資格、官階級別，隻要是有才能的人就選擇。資曆、級別、門第，都不過是表麵的印記，不能說資曆深、官階大、門第高，其人必有才能。資曆深淺，雖對衡量其人所從事的工作熟悉與否可供參考，但不能說工作久了其才必高。官階高的原因頗多，有的是靠自己才能上升，而有的則因朝裏有人，或善於獻媚得寵而爬上高位。不能說出於名門必有才，所謂“虎父無犬子”隻是自誇。在古代，顯貴之家稱“高門”，卑庶之家稱“寒門”，這不過是有勢者自高其家門以壓人，它與人的才能高低毫無關係。因此，以資曆、級別、門第論人，則難於知人，如此用人，必然多用庸才，將會失去人才。
西漢時期，很有才華的賈誼，就是因為資曆淺而被當時的漢代老臣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加以排擠。
賈誼，西漢雒陽(今河南洛陽東)人，時稱賈生。十八歲時，便以善寫文章知名於郡中。因他才華、識見超人，為漢文帝所重用，後竟被漢老臣讒陷排擠，事見《史記·賈生列傳》：
賈誼文才為河南太守吳公所賞識。“常召置門下，甚幸愛”。漢文帝即位，因吳公治績為天下第一，征為廷尉。吳公向文帝推薦賈誼，說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是時賈生才二十餘歲，是博士中最年青的。每次有詔令議事，年老的博士都不能對，隻有賈生能答，大家都自認不如。因此，文帝甚為讚賞賈生，給予超級提升，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
賈生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都提出有見識的建議，並抨擊當時的弊政。他極力主張改革政製，以加強中央集權。當時許多律令的重新製定，促使列侯返回封地，都是賈生發難創議的。於是，漢文帝擬任賈生為公卿，與大臣商議，遭到老臣周勃、灌嬰等的極力反對，他們讒毀賈生說：“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因此，文帝疏遠他，不用其議，貶賈生到長沙，任長沙王太傅，賈生鬱鬱不得誌。繼為梁懷王太傅。
賈生以年少而受到文帝賞識，一年之中升到太中大夫以至要任他為公卿，這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側目而視，而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也是不足為奇的。問題的嚴重在於周勃等老臣的讒毀，實是一種嫉賢妒才的惡劣行為，它使一代英才還未發揮他的作用，便過早地夭折了。說周勃等老臣所說的是誣蔑，是因它是毫無理由和沒有根據的，說他“年少初學”，意是說他年少資曆淺，所學不多，不懂什麽。從賈生策對超過諸老博士，以及他獻策和改革主張看，他所見超出當時漢朝諸臣之上。個人學識的深淺，不在他年少年老，主要看他見識高低，顯然，周勃等老臣以“年少”而否定賈生是錯誤的。周勃等老臣斥責賈生“專欲擅權，紛亂諸事”，這就觸及彼此矛盾的焦點，它反映了權利的爭奪和新舊兩種思想的鬥爭。周勃等老臣是主張照舊章辦事，賈生是主張實行改革，他的政改意見反映在所上的《治安策》上，這就必然觸動既得利益者，周勃等老臣就是其代表。賈生的《治安策》，其目的在於加強中央集權。因西漢建立後兼用分封製，使諸侯王勢力日益膨脹，已形成尾大不掉的政治形勢。要改變這種狀況，賈生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這就是將諸侯國分封為若幹小國，以削弱其力量，這樣就可加強中央集權。這對於劉家中央政權及其諸侯王都是有益的。如果及早實行這辦法，在景帝時就不會出現“七王之亂”。文章雖重視賈生的建議，卻猶豫不決，因在周勃等老臣的壓力下，不用其策，並將之下貶，致憂傷而死，時年才三十三歲。
自古以來，賢才多遭忌，非賈生獨然。賈生被貶長沙，及渡湘水，作賦吊屈原，既是吊屈原，也是自吊。自屈原至賈生，正足以說明：嫉賢妒才者不僅阻塞賢路，且是賢才的斷送者。
8如今識人仍有難
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古往今來這一直是人們的共識。當然，在不同的曆史條件下，識人的難與易又是極不相同的。就社會發展到今天來說，我們有很多識人的有利條件是前人識人時所沒有的。不過，在現在的條件下，識人還仍然存在一定的難度。人之難，不在於賢不肖，而在於枉直。即識別人的難處，不在於識別賢和不肖，而在於識別虛偽和誠實。凡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識人不易的原因，是由於它隱藏跡象，把私心掩蓋起來而顯出公的樣子，把邪惡裝飾成正直的樣子，而且以必然的勝利去迷惑人的頭腦。說明人的奸惡之所以難以辨識，是由於有正直、忠誠、善良的外表作掩護。
目前，在識別和選拔人才問題上，由於舊思想舊觀念的束縛，使識人產生了一定的困難。如受論資排輩的思想影響。當選拔年輕的同誌時，就會有人提出問題：“年輕的提起來，老的怎麽辦?”最後隻能靠“多年媳婦熬成婆”，按照年資一茬一茬往下排。應當說這種論資排輩的舊觀念，是識別和選拔人才中的一種最普遍、最頑固的習慣勢力。不排除論資排輩的陳舊觀念的羈絆，新一代人才就不可能出現。
以個人的好惡看人。在識人和選拔幹部中，有的人對工作有獨到見解，敢說敢做，有改革創新精神，卻被說成“驕傲自大”，“翹尾巴”；有的人主持公道，堅持原則，不依領導“臉色”行事，敢於抵製不正之風，卻被看作“組織觀念差”。相反，對於一些唯唯諾諾，老於世故、善拉關係的人，卻被認為是“會辦事”、“有能力”的好幹部。這樣，使某些德才平庸、甚至個別有嚴重問題的人得以受重用和提拔。相反，一些德才兼備的優秀的人才卻長期被冷落埋沒，不能適時地選拔到急需他們發揮才幹的崗位上來。存在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就是有些領導和業務部門的同誌在看人用人上摻雜了個人恩怨得失的成份，以己所好為優，以己所惡為劣。
9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這是中國的一個識人的古語，它說明在人才不易識的情況下，相對一般人才而言，千軍易得，一將就更難求了。在作為社會生活一個特殊組成部分的軍事領域裏，統帥的決心具有重大作用。軍事領導人才是統禦部隊的人才。作為一支部隊，一個組織，沒有領導人才的控製、駕馭之意，必然是一盤散沙，缺乏戰鬥力，遇有困難和敵情，定將一觸即潰。俗話說，蛇無頭不行，講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識人過程中，我們不僅要識別平時能練兵，戰時能打仗的一般軍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識別平時能治軍，戰時能指揮打戰的各類指揮人才。注意識別、發現和培養、選拔一批能擔負起跨世紀重任的軍事高級指揮人才。
在我國曆史上，曆代思想家、政治家都認識到“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發出了“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感歎。深切地感到軍事人才在決定戰爭勝敗、國家興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我國最早的傑出軍事家和思想家呂尚在《六韜·龍韜》篇中說“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意思是說，兩軍交戰，必有一勝一敗，其中不是亡國，就是覆軍殺將。他還強調：“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這些都說明軍事領導人才是關係到整個軍隊命運的。因此，選將是十分重要的。孫武在其《孫子·謀攻》篇中說道：“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又說：“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吳起在《吳子·圖國第一》中認為，關鍵的將領對於作戰的勝敗是至為重要的，他說：“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鬥心，隨之死矣。”意思是，沒有合格的軍事人才去打仗，隻能是自取滅亡。因此他說：“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就是說，對待對方的將領，也要看其才幹而定出對付的方法。在怎樣對待軍事人才地位的問題上，吳起主張要“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實行優厚待遇。他說：“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誌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對“能者”實行“愛而貴之”的政策。孫武、吳起作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自身就是傑出的軍事人才，他們的軍事人才思想反映了他們本人的切身體驗，因而是十分可貴的。
在封建社會裏，曹操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又堪稱三國時代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在實踐中廣招賢才，形成謀士如雲、戰將如林的鼎盛局麵，而且他對人才問題進行了較係統的研究和總結，對我國古代的人才思想有所建樹。曹操崇尚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起以待中述誌”；“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佳賓，鼓瑟吹笙”。並說“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示對賢才的愛慕與思念之情，也體現了當時封建社會明君賢臣對人才地位的重視程度。
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四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終把人才問題視為關係社會興衰與事業成敗的重要問題。他在1894年致李鴻章書中提出：“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
縱觀中國曆史，大凡社會動亂、戰火四起、軍事鬥爭集中而又突出的時候，軍事人才就特別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重視。在中國曆史上流傳的“黃金台”、“招賢榜”、“求賢令”、“三顧茅廬”等人才佳話，都是這一思想的生動體現。
古人雲：“若非先主垂三顧，誰識茅廬一臥龍”。這就是說，若不是先主劉備三顧茅廬，誰能認識隱居茅廬的“臥龍”諸葛亮。正因為劉備慧眼識賢才，曾三次到諸葛亮隱居處請他出山輔佐自己打天下，諸葛亮出山輔佐劉備打天下中更顯出英雄的本色。
劉備“三顧茅廬”，力請諸葛亮的故事人人皆知。台灣企業家王永慶效先人之行，五訪“茅廬”，方請得當今台塑集團的首席顧問丁瑞鐵先生。丁瑞鐵在台灣金融界頗有地位。1964年，台化公司成立前夕，資金短缺，經企業家陳逢源介紹，王永慶認識了丁瑞鐵。當時丁瑞鐵任大同公司協理，因而婉言謝絕了王永慶邀他到台塑的誠意。但是王永慶沒有放棄，他深深知道人才難得，於是效劉備之法，先後五次盛情邀請丁瑞鐵。在真誠的感動下，丁瑞鐵終於答應了王永慶，決定赴台塑效力。丁赴任後，就創下了民營企業直接向國外取得長期低息貸款的先例，台塑所需要的資金就此解決。目前，在丁瑞鐵的鼎力相助下，台塑創下了台灣化纖紡織第一位、民營製造業第三位的成績。
求才貴心誠意摯。王永慶的成功莫不歸因於他求賢若渴的執著，這也反映了一個明星企業家應有的風采。
俗話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中，我們不僅需要成千上萬的各類優秀人才，而且更需要一批能治黨治國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領導人才。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農村中，還總是“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幹部”。所以各級領導幹部作為老百姓的“父母官”，肩負著曆史的重任。我們在識別人才時，更要注意發現、選拔和培養、使用具有領導素質和才能的人才。同樣，同農村一樣，三百六十行，應當行行出狀元。尤其是要識別和選拔好各級各類的領導人才。特別是高中級領導幹部。他們是國家的決策者、組織者、指揮者、管理者。他們的素質高低，對國家的興衰和強弱，關係極大。對這類人才的要求要比一般人才的要求高得多，識別和選拔這樣的人才難度也相當大，所以，人們為此常說：“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即便是這樣難，也要注意百裏挑一，千裏挑一，萬裏挑一，始終不斷地挑下去，挑準挑好以適應社會的需要。
10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古語說：“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爭做“人師”，隻有博采百家之長，才能“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得心應手地導出一幕幕生動的人間喜劇，真正堪稱“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列寧曾說過，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門科學，一種藝術。思想政治工作的對象是稱為“萬物之靈”的人，它的任務是開拓人的內在潛力，調動人的積極因素。在我們黨領導的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思想政治工作曾以它那特有的感召力，為喚起民眾，戰勝敵人，改造社會，振興祖國，發揮了巨大作用。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獲得了人們美好的讚譽。
——“滋潤心田的春雨”、“驚醒冥頑的響箭”、“催人奮發的號角”、“鍛造一代新人的利器”——不凡的評價，說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神奇而又偉大。
——“心靈的大夫”、“思想的摯友”、“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美好的讚語，顯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使命神聖而又光榮。
被人們譽為“靈魂工程師”的李燕傑，就曾遇到一位尋求“尊重”二字的失足姑娘。一天，李燕傑聽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打開門看，嚇了一跳：站在麵前的是一位時髦女郎。她披散著曲卷的頭發，穿著超短裙，腳上還踩著一雙鮮紅的高跟鞋。姑娘一進門，頭一句話就說：“李老師，我不是好人”。說完，便伏在桌上嗚嗚地哭起來，哭得那麽傷心。原來，姑娘十六歲時，就被一幫壞人糟踏了，後來逼得走投無路，漸漸墮落了。她不願再墮落下去，她能頂住同夥的威脅與**，可是，人們鄙夷的眼光，無端的貶辱，“一日行竊，終生是賊”的議論，卻使她失去重新做人的勇氣和信心。“李老師，您相信我這樣的人還能變好?”姑娘充滿淚水的眼睛，急切地等待著回答：“相信!你今天來找我，不就是想進步嗎?你有著沒有泯滅的自尊心，我相信你!”姑娘騰地站起來，淚濕的雙眼忽地被**燃燒得晶亮，她緊緊握著李老師的手，接著轉身就走了。這位時髦女郎來找李老師幹什麽?她什麽也沒要，似乎僅僅就是滿足自尊之心。自尊心比百萬金幣還珍貴啊!點燃自尊火花，竟有如此奇功神效!
白居易說：“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劉勰在《文心雕龍》裏說：“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繁采寡情，味之必厭”。文藝不寫“情”，就不成其為文藝。同理可說，思想教育不動“情”，也不成其為教育。可惜，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動之以情”被扣上了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帽子，正常的人情溫暖被淹沒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冰水之中，思想政治工作幾乎成為“整人、訓人、鬥人”的同義語。今天，在飽嚐了人情“異化”的酸辣苦鹹滋味之後，人們會進一步懂得人情的價值的可貴。
動之以情，情從何來呢?首先是來自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忠誠，對人民群眾的尊重、愛護和關心。“我是教育者，為了教育她，就要真誠地愛護她。”這是一位教師在挽救失足青年時說的話。“隻要能用我的赤誠之心去化開青年心中的冰塊，把風波平息下來，縱有天大的風險我能承擔，縱有千辛萬苦我能經受。”這是一位基層幹部在教育青年時說的話。“愛青年，就是愛四化大業，愛祖國未來。青年是我心上人，他們進步，我欣慰；他們退步，我憂慮，他們犯錯誤失足，我痛心和內疚。”這是一位優秀團幹部說的話。三位教育者不同的言語道出了相同的心聲：要情真意切，自己首先就應有一顆赤子心。有了赤子之心，對青年就會愛得深，愛得真，真情實感就會像清澈的泉水自然流露出來。不因為青年有缺點過失，就把他們看“扁”看“死”，而是時刻想到自己肩負的重任，盡全力發掘他們身上的“能源”，調動他們內在的積極因素，為引導他們進步廢寢忘食，為教育他們成長嘔心瀝血。這顆赤子之心，就是思想教育者永流不斷的“情源”。
要點燃別人，自己就應是一團火；要以情感人，自己先要捧出一顆溫暖的心。和睦的相處，溫暖的友愛，親切的笑容，這是人們為之共所向往的。而對於那些失足的人們，尤其應該如此。心靈的創傷隻能用心靈的溫暖來醫治，精神的汙染隻能用精神的甘露來洗滌。枯幹的禾苗需要雨水，但急風暴雨會把它摧毀；嬌嫩的幼芽需要陽光，但一陣暴曬又可能使它枯焦。一般說來，因過錯失足而後進的人，思想感情上與領導、同誌之間存在一種“隔膜”和“距離”。此刻，他們特別需要溫暖，因為他們經常受到周圍人的冷眼相待；他們特別需要甘露，因為他們那顆心，已經久旱枯萎了。對他們真誠相待，用關心去換取信任，用溫暖去啟發覺悟，就能促使感情上的溝通，使他主動敞開心靈的大門，任你用精神的雨露去洗滌和澆灌。話劇《救救她》中的李曉霞失足被拘留教養期滿後，當母親怕她回來氣壞了正患高血壓的父親而不敢接她時，她處於絕望之中。她恨自己的過去，愁自己的前途，望天長歎：“人到了這個地步，這一輩子就算完了，連自己的父母都不願多看一眼，有誰還信得過呢?”於是產生了自殺的念頭。此時，是方緩老師把李曉霞接到自己家裏，用慈母般的溫暖體貼，去融化她心靈中凍結的冰層，在她荒漠般的心靈的土地上，撒下遠大理想和高尚情操的種子。愛的力量，終於使李曉霞告別昨天，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風帆。
“教”，有“言教”與“身教”之分，即“誨之以理”與“導人以行”。而“誨人”之“理”，又有“大道理”與“小道理”之分。“大道理”者，理之總管也，講清它，就能使理提綱挈領，叫人觸類旁通。世界上，各階級都看到了“大道理”的重要，都極力宣揚本階級的“大道理”，以規範人們的行動，維護本階級的利益。我國古代就把“凡人之患”，歸於因廢“言教”而“門音於大理”，故提出“遇物”必以“誨諭”。傳說唐太宗李世民立晉王治為太子以後，就常“誨諭”於他：吃飯時，給他講“稼穡艱難”；騎馬時，給他講愛惜物力；乘船時，給他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樹下休息時，給他講“曲木從繩則正，人君受諫則聖”。這位封建帝王如此煞費苦心教誨太子，目的是維護其世襲統治。這與我們說的大道理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他不舍“精神哺育”、“以理教化”的做法卻是很值得借鑒的。
思想政治工作怎麽樣“疏導”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裏不妨借助“治水”略談幾點。
分而導之。治水泄洪，多在主河道兩側，采取各種分洪措施，將洪水分散成小股下泄，這就是“專則急，分則緩”的道理。凡是看過四川都江堰的人，都會為我國勞動人民的這一著名水利工程而驚歎。看那洶湧奔騰的岷江之水，瀉到灌縣城西北的玉壘山前便一分為二：一路傾入外江，一路注入寶瓶口。由於水分兩路，引入千百條灌溉泄洪渠道，不僅使洶湧的泯江井然有序，水患消除，而且使得川西平原沃野千裏，豐衣足食，人壽年富，號稱“天府”。人的思想問題的形成，往往是各種矛盾的結合體，輕重緩急熔一爐，主觀客觀匯一體。有的青年長期精神不振，情緒低沉，究其原因，可能既有不求進取的思想因素，又有個性孤僻的心理成份，也可能還包含與同誌關係緊張、身處逆境等客觀原因。在錯綜複雜、縱橫交織的各種矛盾麵前，不能茫然無緒，眉毛胡子一把抓，青菜蘿卜一鍋煮。而要善於抓住矛盾的“整條鏈子”，化急為緩，變重為輕，既牽“牛鼻子”，又會“彈鋼琴”，紅花綠葉緊相扶，內因外因分而治，最終求得分而導之的目的。
浚而導之。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年久淤積，釀成水患。疏浚挖掘，清理河道，以致水下泄暢通，謂之“浚而導之”。做人的思想工作，也是一種“清淤”工作。清淤之日，便是疏通之時。思想上的“淤積”，有來自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滲入和侵襲，也有千百年來各種舊風俗、舊習慣的影響和阻力。長期以來，我們卓有成效地消除舊時留下的愚昧和落後的“淤積”，但這不意味著愚昧和落後的“孢子”不複存在，它們像放射性塵埃一樣，飄浮在空間，汙染著環境，毒害著人們，終於在“放火燒荒”的十年動亂中找到繁衍溫床，“潘多拉的盒子”轉瞬間又被魔鬼打開，人們清除“淤積”，收拾災難，更需要長久的工夫。因此，無論是做後進的思想工作，還是清理“環境汙染”，都要明了淤積的程度和性質，學會浚而導之，堅持清淤不止。我們常說一個人思想後進，大抵都是長期積累的“慢性病”。“抗菌”和“耐藥”性頗強，常常久治不愈、久感不化，這就更需清其淤積，治其根本，才能使思想渠水暢通，源頭清澈如許，贏得“金石”為開，浪子回頭。
11遠近高低人不同
英國丘爾契曾說過：“世界上沒有再比交友不慎為害更深的東西了，因為它種下的是瘋狂，收獲的是死亡。”
在交際中，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必須善於認識人、辨別人。
認識人、辨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從上往下看，會把人看矮了；
從下往上看，會把人看高了；
從近往遠看，會把人看小了；
從門往外看，會把人看扁了。
因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出現“偏視”在所難免。
問題不在於一時的偏，就怕方位的不全。我們隻有從“遠近高低各不同”的不同處認識人，爾後綜合求出“平均值”，才能把人看準、看透。
古今中外識人的曆史表明，看人遠近高低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孔子對人的看法，由於站在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個人的看法就不一樣。據韓非子在《顯學》中記載，有一個姓澹台叫子羽的人，長著一副君子的容貌，孔子認為他是個人才；還有一個叫做宰予的人，能說會道，孔子也曾認為他是個人才。後來與他們相處的時間久了，才發現子羽的行為與其外表很不相稱，宰予的智力遠不及他的口才。所以孔子感歎道：以貌取人，在子羽身上造成失誤，以言取人，在宰予身上造成失誤。
達爾文在劍橋神學院讀書時，神學成績不佳。很多人認為達爾文隻知道飛雞鬥狗，智力遠在普通人以下，是個平庸者，但是植物學教授漢羅斯卻看出達爾文有著特殊的才能。是他特別器重達爾文的觀察力和喜歡獨立思考的治學品質，並力保他隨貝格爾艦進行環球科學考察，從而使一個“平庸”者，成為舉世矚目的科學家。黑格爾在讀書時，也被人視為“平庸少年”，有人畫漫畫奚落他，把他畫成拄著兩個拐棍的小老頭兒，認為他是沒有什麽出息的。但是，有人卻很賞識他，他的老師曾在他的畢業證書上寫道“健康狀況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辭令，沉默寡言，天賦高，判斷力健全，記憶力強，文字通順，作風正派，有時不太用功，神學有成績，雖然嚐試講道不無熱情，但看來不是一名優秀的傳教士，語言知識豐富，哲學上十分努力。”應該說，黑格爾的這位老師是善於識才的。可見，同是一個黑格爾，在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看就大不一樣。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有的領導同誌，使用和識別人才常常以他們對自己的態度劃線。對自己奉迎者，無才也是有才；對自己不奉迎者，有才也是無才。所以群眾中對此現象概括為，“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們認為，這樣識人是反映不了真實情況的。隻有站在高、低、上、下、左、右等不同的角度來識人，然後進行綜合分析，既看到其長處，又看到其短處；既看到長中之短，又看到短中之長，才能客觀、全麵、準確地識別人和使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