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世稱遺山先生。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於元憲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卒於獲鹿（在今河北省）寓舍，歸葬故鄉係舟山下山村（今忻縣韓岩村）。元好問墓位於忻州市城南五公裏韓岩村西北，1962年被評為第一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區。
興定進士，曆任內鄉令、南陽令、尚書省掾、左司都事、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工詩文，在金元之際頗負重望。其詩奇崛而絕雕琢，巧縟而不綺麗，形成河汾詩派。晚年致力收集金君臣遺言往事，多為後人纂修金史所本。著有《杜詩學》、《東坡詩雅》、《錦畿》、《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遺山先生文集》四十卷、《續夷堅誌》四卷、《遺山先生新樂府》五卷等，傳世有《遺山先生文集》，編有《中州集》，現有清光緒讀書山房重刊本《元遺山先生全集》。
他是我國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曆史學家，文壇盟主，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際在文學上承前啟後的橋梁，被尊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詩、文、詞、曲，各體皆工。詩作成就最高，“喪亂詩”尤為有名；其詞為金代一朝之冠，可與兩宋名家媲美；其散曲雖傳世不多，但當時影響很大，有倡導之功。
著有《元遺山先生全集》，詞集為《遺山樂府》。輯有《中州集》，保存了大量金代文學作品。著有其詩剛健、其文弘肆、其詞清雋，缺點是“往往自蹈窠臼”。今存詩1361首，內容豐富。一些詩篇生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動亂和百姓苦難，如《岐陽》、《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詩，沉鬱悲涼，追蹤老杜，堪稱一代「詩史」。其寫景詩，表現山川之美，意境清新，膾炙人口。詩體裁多樣，七言是其所長。
元好問之文繼承唐宋大家傳統，清新雄健，長短隨意，眾體悉備，為金代文學批評之巨子，仿杜甫《戲為六絕句》體例所寫《論詩絕句三十首》，在文學批評史上影響頗大。
今存詞377首，藝術上以蘇、辛為典範，兼有豪放、婉約諸種風格，當為金代詞壇第一人。今存散曲僅9首，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具有開創性。《續夷堅誌》為其筆記小說集，為金代現存的優秀短篇小說。
人物生平
元好問出身於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為北魏皇室鮮卑族拓跋氏。相傳，他的祖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兒子（一說為秦王拓跋翰，另一說為南安王拓跋餘）。後來，後來的祖先又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遷洛陽，並在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分裂之後，戶籍落至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五代時期以後，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他的高祖元誼，在北來晚期徽宗宣和年間（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軍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縣）團練使，又從平定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平時詩酒自娛，著有《東岩集》。
元好問出生後七個月，即過繼給他的任縣令的二叔父元格（後元好問稱他為隴城府君）。
元好問生活的時代，正是金元興替之際，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滅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屬，崛起後征伐四方而滅掉金國。在這樣的大戰亂大動**的社會環境裏，元好問也經曆著國破家亡，流離逃難的痛苦煎熬。
大致來說，他的一生可以分成這樣幾個大的階段：
21歲前，他過的是學生和公子哥兒的優裕生活。這20來年，隨著他的過繼父元格，轉徙於山東、河北、山西、甘肅的縣令任上，一方麵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顯露出文學才華，8歲即因作詩而獲得“神童”的美譽。雖然初次參加科舉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學問大為長進，打下了做詩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湯臣）、翰林學土路鐸（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晉卿）等都對元好問有過指教師授的功勞。另一方麵，豐厚的物質生活和科場失意的打擊，使元好問養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
22歲至35歲，是元好問科場多次挫折和遭受戰禍、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時期。其間，他備嚐了人生的痛苦艱辛。不過，通過應試汴梁，他得以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不僅在學問上受到高明的指點，詩文大為進步，而且為以後的仕途進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礎。
自35歲中博學宏詞科入選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顏守緒天興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虜，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終結束時期。這一時期，他因不滿史館的冷官生活，很快辭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閑居。後被薦舉出任鎮平、內鄉、南陽縣令，再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經曆蒙古圍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饑餓憂愁、流血流淚、生離死別等惡夢般的生活。
自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虜，押赴聊城羈管軟禁，到元太宗窩闊台十年（1238年）八月49歲結束羈係生活，他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於山東聊城、冠氏之間，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和自由。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奸賊的誤國，並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從窩闊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歲時返回故鄉忻州，到元憲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歲時在獲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遺民不仕和為金史編纂四處奔忙搜求有關資料時期。這期間，他的交遊範圍更廣、作詩為文更多，對蒙古國的態度也逐漸轉變。
才子元好問
元好問是一位才華橫溢、多才多藝的文學家。他對當時所有的文學形式除金院本之類的戲曲作品未見流傳至今的實證或記載傳說之外，其他的幾乎都有，如：詩、詞、歌、曲、賦、小說，傳統的論、記、表、疏、碑、銘、讚、誌、碣、序、引、頌、書、說、跋、狀、青詞，以及官府公文詔、製、誥、露布等，均掌握熟練、運用自如。
元好問的作品，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內容實在，感情真摯，語言優美而不尚浮華。他的同時代人和後世都對他的詩文有極高的評價。他的朋友徐世隆說他：“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新頓挫，閑宛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譽其為“二李（李白、李邕）後身”。《四庫全書總目·遺山集》評元好問稱；“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宋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為具有法度。”
元好問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三十首》、《與張仲傑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後記》等等，都很精辟地評論了古代詩人詩派的得失。他也主張作詩為文要“誠”、要寫“情性”，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著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詩歌理論主張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主要理論觀點在於提倡“自然”，主張情性之“真”；倡導雄勁豪放的詩風提倡性靈、神韻、格調的兼容；主張李、杜並列；提倡多元繼承的詩風；開郝經詩歌理論之先端。元好問的詩歌理論觀點影響也有元一代的詩歌理論。
元好問的主要文學成就
元好問詩歌的主要成就在於喪亂詩的思想價值和山水詩的審美價值。
元好問的喪亂詩兩個最主要的特點，一是真實地反映了金朝被滅亡，人民遭塗炭的社會現實，他的著名的《岐陽三首》為其中代表作品。真實是元好問喪亂詩最主要的特點。二是曆史的反思。元好問的喪亂詩，包融了他對喪亂事實的曆史審視，作出了曆史的評價，從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元好問是金朝最傑出的詞人，存詞三百餘首，無論詞之數量質量，都為金詞之冠；元好問的散文雄深簡樸，獨具一格，元好問有筆記作品《續夷堅誌》，為金代筆記上乘之作。
元好問目睹親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滅金的全過程，又從政多年，強烈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時刻關注著金國的命運和金國史跡的保存。當金如敗亡前夕，他就向當政者建議用女真文小字寫一部金史，但未能如願，他就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金滅亡後，他抱著“國亡史興，己所當任”的愛國信念，決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並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價。他拒不應聘作蒙古國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遺民身份和對故國的忠忱。但為了寫金史，又不得不與出仕蒙古國的中上層官員相周旋，以便取得他們的協助和必要的資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許多人對他的不諒解，“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彌，下辱子孫”。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願，元好問忍辱負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並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裏建了一座“野史亭”，作為存放有關資料和編輯寫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積累了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又抱著“以詩存史”的目的，編輯成了《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裏麵不僅收錄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為每位作者共250餘人寫了小傳，給中國文學史填補了空白。《金史·藝文傳》就是以它為藍本寫成的，後來的《全金詩》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同時，《中州集》也為金代曆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可惜，正當他滿懷信心地說隻需破費三數月功夫，查閱抄錄了《金實錄》上的有關內容，即可著手《金史》的著述時，他的一個朋友卻從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萬戶、漢軍首領張柔處見到金實錄，以致功虧一簣，使他抱恨以歿。元好問生前雖然未能實現自己修成金史的願望，但他所收集的這些資料，卻為元代修宋、遼、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為修金史奠定了基礎。元好問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所以後代學者一致認為，《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元好問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為後人所仿效。如明朝遺老萬斯同拒絕應清政府的博學宏詞科的征召，也堅決不要清朝給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銜，卻以“布衣”參與修《明史》。民國三年（1914年）創清史館，也有不少清朝遺老為報故主來參與《清史稿》的編撰。
元好問多才多藝，除了長於詩文、從政之外，還深於曆算、醫藥、書畫鑒賞、書法、佛道哲理等學問，他的朋友遍及當時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權臣，也有一般的畫師、隱士、醫師、僧道、士人、農民等，據有人考證，其有文字可據者達500餘人，例如李杲（東垣）、張從正（子和），被尊為金元四大醫學家中的兩位（另兩人為金代劉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會活動家。
元好問學問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後進，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壇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與他伯仲者也難得一二，被他的學生、師友及後人尊稱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傳下來的據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詩1380餘首，詞380餘首，散曲6首，散文250餘篇，小說《續夷堅誌》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詩鼓吹》10卷。另有已經散佚的著作多種：《錦機》、《東坡詩雅》、《杜詩學》、《詩文自警》、《壬辰雜編》、《金朝君臣言行錄》、《南冠錄》、《集驗方》、《故物譜》等。
元好問政績
元好問當過中央和地方官，都盡心竭誠，兢兢業業，關心國家興亡，關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聲譽非常高。當他罷職鎮平縣令，時元宵佳節，百姓老老少少對他戀戀不會，敬酒惜別。在內鄉縣令任上時，他“勞撫流亡，邊境寧謐”，所以當他因母親去世，按照傳統禮製為其母親罷官守孝3年“丁內艱”時，“吏民懷之”讚許他：“元好問勞撫流亡，循史也，不當徒以詩人自之”。他任南陽縣令時，為當地人民爭得減3年賦稅，發展生產，使人民有休養複蘇之望。所以河南誌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南陽縣誌》記載：“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元好問）帥府令鎮撫，甚存威惠”。
元好問十分重視和努力保護人才，喜歡獎掖後進。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54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王鶚、楊奐、張德輝、高鳴、李治、劉祁、杜仁傑、張仲經、商挺等，請來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而經他教育或指授出來的文壇名手如郝經、王惲、許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繼先、閻複等多人。尤其是他保護和教育白樸的故事一直傳為文壇佳話。白樸之所以後來能成為元曲四大家之一，為白樸的《天籟集》作序的王博文認為，這與元好問的教導分不開：“遺山之後，樂府名家者何人？殘膏剩馥，化為神奇，亦於太素（白樸字）集中見之矣。然則繼遺山者，不屬太素而奚屬哉！”
元好問對蒙古國的態度有一個矛盾變化的過程。他痛心於金國被蒙古滅亡，對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麵元帥崔立投降蒙古和出賣金朝後妃大臣極為痛恨，但對崔立開門投降，客觀上使汴京百萬生靈免遭一朝全部塗炭死亡之禍又並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脅迫參與了為崔立撰寫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這也是他後來一直耿耿於心、別人對他指摘嘲諷的重要口實。在金元交替之際，元好問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麵痛心金朝的腐敗和混亂，希望有一個除舊布新局麵的出現，當他看到金朝被蒙古滅亡已成定局後，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薦給蒙古國這個“維新之朝”。對於那些歸降蒙古國的金朝舊臣如耶律楚材、張桑、嚴實、趙天錫等，隻要他們曾為減輕金國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過一些好事，他都能夠予以諒解。他在蒙古國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過這麽多年的觀察，他對蒙古國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他對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國的漢族世侯如上述張柔、嚴實等能夠興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讚賞。尤其對蒙古賢王忽必烈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對忽必烈擊滅雲南地方勢力，取消它的半獨立狀態、恢複漢唐舊疆的赫赫功業特別欽佩，為其歌功頌德。從而他逐漸把蒙古國政府看作像漢唐那樣值得自己驕傲的合法正統的政府，在他的《劉時舉節製雲南》七律詩中，他直接稱蒙古國為“漢家”：“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極”。漸漸地，元好問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國的一個臣民，對立的情緒逐漸消失。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元憲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間，元好問雖已63歲高齡，卻還是與他的好友張德輝一起北去覲見忽必烈，請求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非常高興地接受了。他倆又提出蠲免儒戶的兵賦，忽必烈也答應了。
元好問尋訪
你聽過雁丘的故事嗎？ 1205年，金國一位16歲的少年赴並州趕考，途中碰到一個捕雁的人說，他今天捕殺了一隻雁，另一隻逃脫的雁悲鳴不止，然後投地而死。少年聽後非常感動，從獵人手裏買回了那隻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邊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並即興感懷寫出一首傳世之作《摸魚兒》：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別離苦，是中更有癡兒女。君應有語。渺萬裏層雲，千山暮雪，隻影為誰去……
這少年名叫元好問，鮮卑拓跋氏後人，1190年生於山西秀容(今忻州市)韓岩村一個世代書香之家，別號遺山，是名冠金元兩代的詩壇巨擘。他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其間江山易主，風雲動**，遺山憤世吟詩、為官恤民、為士請願、奔走存史，最終於1257年客死他鄉。
詩詞大家，遺珠累累；千秋功過，任人評說。
2006年8月末的一天，細雨初停，陽光白花花地灑在油綠油綠的玉米葉上，我和忻州當地的兩位朋友已經在一處緊鎖的鐵門外徘徊了半個小時。
難道這就是我們要尋訪的元好問墓？那位生前為金元文化領軍人物、身後引來曆代名流大儒憑吊的元遺山之墓？
去年我曾尋訪過毗鄰的木芝村，傳說中貂蟬的故裏，陵園荒草蕪雜，一片衰色。當時就想，紅顏香塚怎可與那氣勢豪邁的詩人史家之墓相比。不承想，這秀容之地在一個大家凋謝八百年之後竟也生出一樣的怠慢。美人何其嬌豔，巨匠何其風流，而如今都一樣被遺忘在曆史的塵煙中，何其悲涼。
鐵門開來，裏麵的破敗比外麵的寂寞更甚，荒草沒膝，斷垣殘碑，鬆榆蔽日。
這處陵園一為元墓，二為野史亭。元墓為元氏祖墳，墳內葬有元好問及其曾祖、祖父、生父、養父、長子、長孫。野史亭為元好問51歲時為修金史而建，“朱門萬戶淒涼盡，惟有元家野史亭”。此兩處遺址曆經數次修繕，內有金、元、明、清以來大量的名家詩文石刻，古跡斑駁，難以考究。好在記者在隨後的尋訪中找到了忻州市文管所孫轉賢先生，關於這些碑刻，他曾做過詳盡的搜集和注釋。
曆史總是讓人惦記，八百年前的元遺山到底在曆史上書寫了怎樣的傳奇和惆悵？
元好問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隻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元好問曾在金朝出仕為官十餘年，而在金亡後的20餘年，元好問又像一個矢誌不渝的文化活動家、教育家、史學家，他長年奔波於晉冀魯豫一帶，宣揚儒學，搜集編撰金史。可是，他最想告訴後人的卻是他對詩詞的喜愛，他最為得意的大概也是他在詩詞上的造詣，最沉重的是他以宣揚儒家文化、挽救天下斯文為己任。雖然他5次赴汴京應試，33歲才走入仕途，但“元才子”之名依舊譽滿北國，“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他對自己的詩才也是極為自信。
元好問家學淵源，先祖元結為唐代著名詩人，父親元德明詩才過人，不事雕飾。他被過繼給叔父元格，元格對元好問的教育極為重視。元好問4歲讀書，8歲學習作詩，後拜陵川名儒郝天挺為師潛心學習6年。元好問認為“士之有所立，必藉國家教養、父兄淵源、師友講習。”而他的詩詞修養也正是得益於此。元好問一生寫了5000多首詩，今存1388首，詞今存384首，尤其是金亡前後的“喪亂詩”成為繼杜甫之後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峰。“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雁到秋來卻南去，南人北渡幾時回？”正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造就了這些經典的曠世詩作。
元好問不僅詩詞功底深厚，而且自稱“詩中疏鑿手”，他在兵荒馬亂之世，寫就了一部不朽的詩評《論詩三十首》，“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他提倡詩文剛健，反對纖弱，提倡天然，反對做作，提倡精練，反對繁冗。那年他才28歲。
然而，無論是元好問的詩詞還是他的詩論，除了專攻學者，大眾知之少矣。在大多數人心裏，一代文壇領袖，就像他所處的那段亂世一樣，隻是一個模糊的曆史影像。
野史亭上一布衣
1239年，舊朝已亡換了新庭，在山東聊城被羈押6年的元好問重獲自由，返回忻州。這時的元好問已是天命之年，他飽學詩書，不甘心從此放浪山水，他精於史學，曾任史官，久懷修史之願。蒙古大軍圍困汴京之時，他曾請求攜帶國史出走，未被準許。此時，他再次萌生了編撰金史的念頭，希望以自己“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的餘力，做到國亡史存。為此，他在自己的院子裏修建了一座野史亭。
然而，元好問的修史誌向並未得到新朝的支持，此後近二十年，元好問以一介布衣之身，每年都要為搜集史料長途跋涉，終於完成了一部上百萬字的史稿《壬辰雜編》，並匯編了北方兩百多首詩作《中州集》。《中州集》以詩存史，不僅收詩作，而且帶有人物評傳。時隔六百年後，清代名臣五台徐繼在拜謁野史亭時寫下如下感慨：“中都已棄汴京焚，累朝無複存文獻。遺山乃構野史亭，河朔篇章搜羅遍。中州一集存巨編，微寓褒譏留小傳。頓使金源生顏色，不與夏遼同鄙賤……”
夏、遼、金史料中，惟獨金史較為完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史的許多內容來源於元好問的《壬辰雜編》。
野史亭盛名可謂久矣，八百年間，屢有大雅宏達之人或憑吊或修繕，留下詩文碑記眾多，然，早在民國初年，山西教育會長梁善濟就發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實不相符”的歎息。如今又將百年，更顯頹敗了。
1233年，對於兩個王朝來說，是一個此亡彼立的新舊拐點，對於詩人元好問來說，同樣是一個命運的轉折，而對於後世史學家來說，這裏又隱藏著一段事關元好問名節的重大公案。
1232年，蒙古大軍包圍汴京，金哀宗自縊殉國。1233年正月，金將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並自封鄭王。崔立認為他的行為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當時的翰林學士王若虛執筆，為他立“功德碑”。王若虛、元好問自認關乎名節，推給了太學生劉祁，劉祁寫好後交王、元二人推敲，“直敘其事，敷衍成文”。這就曆史上的“崔立碑事”。
元好問到底有沒有參與崔立碑事件？假使參與了，是不是有損其名節？後世誹議不斷。省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元好問學會副會長降大任先生看來，元好問是被迫撰碑，尚構不成氣節問題，關鍵是碑文是否為崔立頌功，而史料考證表明，元好問雖然參與了此事，但恥於頌功的立場，說明元好問在這件事上沒有屈節問題。元好問的學生郝經(郝天挺的孫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詩，其中一句“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曆代學者認為這句話是郝經在為老師辯解，意思是不能獨獨怪罪元遺山。忻州市文聯的李千和則認為，元好問根本就沒有參與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趨炎重利的劉祁所誹謗。一個“獨”字在這裏是語氣助詞，不是單獨的意思，郝經是在向世人疾呼，元遺山是清白無辜的。
關於元好問氣節問題的爭議，崔立碑事隻是其中之一，還有另外兩個焦點：一個是1233年汴京城破後，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他保護資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並未給元好問回信，但元好問舉薦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這一驚世駭俗之舉，是有關他一生名節的重大公案，而實際上卻是他高瞻遠矚，見識卓越的鐵證，是他維護中原文化的一大貢獻”，山西大學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編的《元好問集》中如此評價這一曆史事件。後事也證明，那54名知識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記錄，他們對保存中原文化方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個焦點就是1252年，晚年的元好問覲見忽必烈，請他任儒教大宗師。尊一個不通儒學的蒙古統治者為儒教大宗師，這似乎趨勢逢迎。然自金滅亡後，元好問並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職，一介布衣又何需趨炎附勢！這在敬仰他的後人眼裏似乎更像是某種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賤的政治地位，引導遊牧民族的統帥能“以儒治國”，“以漢法治漢地”。
然而一名舊臣，沒有隨主殉國，沒有戰死疆場，沒有樹起反元複金的旗幟，也沒有歸於山林，反而與新朝“眉來眼去”，這樣的行為終是引來了種種流言蜚語。元好問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在蒙古大軍圍城時，元好問曾竭力謀求救國救民之策，“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見……以先進文化的傳承、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為重，將封建的個人名節置於次要地位，終於做出了不朽的曆史性貢獻。”李正民先生對元好問晚年的文化活動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奈何，舊朝老臣，以一己之力為著自己的理想奔走，為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苦苦擔當，全然不顧世俗的道德評判，其內心的焦慮，外在的困頓可想而知，“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世上有幾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曆史的塵煙又在他身後築起高高的塊壘，這高高的塊壘上刻著兩個字———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