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孔子不恥下問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的魯國人。他一生從事教育事業，創立了影響中國文明幾千年儒家學派，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奠基人，被後人尊為“萬世師表”。
傳說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周靈王二十一年)夏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的父母同去尼山祈禱後下山時，在山下東側的一個山洞裏將孔子生下。後人為了紀念孔，稱此洞為“坤靈洞”，又稱為“夫子洞”。
孔子出生後，其父母給他取名叫“丘”，這是因為孔子剛生下來時，頭的形狀有點像圩頂，所謂圩頂，通常是人們形容山的周圍高而中間平的形狀，這種頭形很像這種山，因此取名為“丘”。又別名“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因為孔子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名叫孟皮。
盡管孔子降生於尼山的故事充滿神話色彩，然而幼年的孔子是十分不幸的。孔子三歲時，他的父親叔梁紇含著眼淚、滿懷對三歲的兒子的一片愛心與期望，離開了人世。母子倆孤苦伶仃相依為命。由於叔梁紇去世後，家中妻、妾、子、女關係複雜，矛盾甚多，孔母覺得對兒子的成長與教育不利，於是決定離開夫家，遷往魯都的娘家。當時的魯都曲阜是魯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典籍豐富，名師眾多，孔母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在這種良好的文化環境中完成學業。因此，孔子自幼就生活在曲阜的傳統文化氣氛中，接觸到保存得比較完整的周王朝的典章文獻、禮儀製度。孔母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將來能夠光宗耀祖，繼承先聖商湯的偉績，長大後成為有出息的人，教他學習通曉周王朝的《詩》、《書》、《禮》、《樂》。因此，他在父亡母寡、家道中落的情況下，仍然發憤學習周禮。《孔子世家》上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嚐陳俎豆，設禮容”，意思是說連小的時候做遊戲，也常擺設各種祭器，學著大人祭祀時的禮儀動作。
在孔母的嚴格教育下，盡管生活清貧，但仍以一個貴族子弟的身份認真學習貴族的禮儀，《論語》上記載孔子的自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這是說孔子在十五歲時，就立誌求學，又兩次記孔子“入太廟，每事問”。
古魯國是個規模方正的古城，魯宮位於城的中心，魯君一家便居住在這些宮殿中，魯國的太廟即在這些宮殿中。孔子少年時代曾有機會進入太廟，他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在太廟裏問這問那，事後有人譏笑他說：“誰說鄹人之子(孔子)知禮?入了太廟，事事都要問!”孔子聽到這種批評後，反而靜心地說：“正因為我不停地問禮，才說明我知禮啊!”
孔子十七歲那年母親去世，這對孔子又是一次沉痛的打擊。孔子的父親叔梁紇雖是鄹邑地方的一個小小的武官，且在孔子三歲時就去世，但孔子對其父是十分尊崇的，母死後，孔子非要按貴族的規矩將雙親合葬不可，盡管當時孔子不知其父葬地。根據《史記》和《禮記》一致的記載，孔子直到母親去世那年仍然不知道父親墓地所在。孔母生前為何不將叔梁紇的墓地告訴孔子，這是一個謎。但這中間多少透露出這一家族內部的矛盾，說明孔母在叔梁紇在世時受到男方親族的排斥。看來，這與叔梁紇的武士(相當於大夫職位)地位的世襲有關，孔子的異母兄長孟皮在當時有可能繼承其父叔梁紇的官職與采邑。但現在為了合葬母親，非要查清父親的墓地不可。出殯時，孔子沒有將母親的靈柩送往墓地，而是停放在熱鬧人多的五父之衢，一時人山人海，圍觀的人們議論著，消息傳遍曲阜城內城外。過了幾天，果然有位陬村的老婦，帶著自己的兒子來找孔子。這位老婦將她兒子當年運叔梁紇靈柩上防山的路線告訴了孔子。孔子這才將父母合葬於防山這個地方。
魯國東南方有一個魯國的附庸小國郯國，郯國的國君郯子來魯國朝見魯昭公，郯子自稱是少昊氏子孫，在魯昭公舉行的宴會上，魯國的大夫叔孫昭子向郯子問起昊氏“以鳥名官”的情況，郯子滔滔不絕地講述了古代官名的由來。孔子聽到郯子來到魯國，便抓緊時機拜見郯子，向他仔細打聽少昊氏時代的職官製度的曆史情況，郯子向孔子介紹了古代東海岸有關鳥圖騰的傳說。孔子終於弄明白殷商文化與東海岸的神話傳說的關係。郯子的講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向郯子求教後感歎地說：“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在“官失其守”，文獻典籍四散，西周王室的巫、史、祝、宗和禮兵之士流散民間的時代裏，孔子不得不以其強烈的求知欲，四處求學。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孔子向郯子學習的故事。
點評：
由於孔子的父親在他幼年時就去世了，使他很早就嚐到了人世間的辛酸，因此，在他後來被人尊為師表，譽為聖人時，他仍然待人和藹，平易近人，一旦在學問上遇有疑問，仍是很誠懇地去請教別人，從不因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驕傲自大。
2.董仲舒閉門學“公羊”
董仲舒是西漢廣州人。人稱“漢代孔子”的經學大師。他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時期。鑒於秦王朝滅亡的曆史教訓，西漢統治者不再采取秦王朝那樣的文化專製政策，而推行相對寬鬆的文化政策。在這樣的環境中，先秦以來幾大學派的思想又相繼在民間活躍起來。儒家作為先秦最大的學派自然不甘沉寂，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儒家經典的影響逐漸擴大。
《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是儒家最早的六部重要經典之一，相傳由孔子所作。但是，《春秋》記載史事，文字簡約，含義深奧，一般人不易讀懂。因此，解釋《春秋》之作，便應運而生。據傳孔子死後，魯國史官左丘明作《春秋左氏傳》，以解釋《春秋》。此外，還有《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這兩部著作起初隻是口頭傳授，到西漢時才寫成文字。其中，《春秋公羊傳》後來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稱為“公羊學”。董仲舒從小便對“公羊學”產生了深厚的興趣。因此，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專攻《春秋公羊傳》。
為了專心學習，他謝絕一切賓客往來，用帷幕將自己的書房圍起來，獨處其中，終日不知疲倦的誦讀、研習《公羊傳》，偶有所得便奮筆疾書。日久天長，他竟做成了厚厚的一大摞讀書筆記。
董家有一個十分別致的花園。春去秋來，花開花落，董仲舒把自己關在書房裏，竟三年沒有跨進花園一步。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鑽研《公羊傳》上，周圍的一切對他來說似乎都不存在了。往日的親朋好友興致勃勃地來探望他，也被他拒之於門外。起初，人們對他這種“無禮”行為表示氣憤與不解，後來也就見怪不怪了。經過多年的閉門勤學苦思，董仲舒的學問大有長進。他不僅對《春秋公羊傳》有了精辟的理解，而且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論風格，成了遠近聞名的“公羊學”專家。他不僅得到了學者的敬重，而且也得到了統治者的賞識。
漢文帝時，董仲舒被朝廷選為博士。博士是我國古代一種學官的名稱，其職責是傳授經典。漢文帝是開始設立經學博士，召集一批精通儒家經典的學者，專門負責傳授儒家的某一部經典。董仲舒專門負責傳授《春秋公羊傳》。董仲舒在致力於研究儒家經典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對陰陽學說和神仙方術的研究。
漢武帝時，西漢王朝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已基本治愈了戰爭的創傷。於是，這位年輕的皇帝準備大刀闊斧地幹一番事業。他下令廣召天下賢良之士，討論治國方略。董仲舒對此早已成竹在胸，他揮筆寫下了一篇奏章，獻給漢武帝。在這篇奏章裏，董仲舒主張統治者應實行“德治”，以“禮樂”教育感化百姓。他用陰陽五行思想解釋“德治”的合理性。指出，“德治”乃是上天的意誌，皇帝身為上天的兒子，是上天在人間的唯一代表，因此，就應該尊從上天的意誌，實行“德治”，以德撫民。他又以周秦以來的政治得失為例，尤其以秦王朝迅速滅亡的教訓為例，論證實行“德治”是治國之本。
漢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奏章，連聲稱好。經過認真地遴選、評比，董仲舒的奏章被選為天下第一。盡管統治者選拔賢良之士有自己的標準，然而，“天下第一”畢竟是對董仲舒淵博學識的認定。
漢武帝非常賞識董仲舒的才學，於是便召他進殿，親自向他提了兩個關於如何治國安邦的問題。董仲舒恭恭敬敬地上了兩道奏章，陳述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嚴刑峻法是促使秦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在奏章中抨擊了法家學派的主張，而力倡儒家以德治為主、以刑罰為輔的政治思想。同時董仲舒發揮其學問專長，從公羊學家的立場出發，指出孔子作《春秋》的本義即在於主張“大一統”。漢代繼秦而後，雖然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局麵，但鼓勵各家學說競相傳播的文化政策卻並不利於漢王朝的長治久安。因此，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凡不屬於《禮》、《樂》、《詩》、《書》、《易》、《春秋》（即儒家六經）的科目，不同於孔子、儒家學說的理論和主張，都要加以禁止。即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認為，隻有思想統一了，漢王朝的政權才能得以鞏固和發展。漢武學采納了他的建議。董仲舒應詔陳言，一舉奪魁，所靠的既不是弄虛作假，也不是阿諛奉承，而是真才實學，是他多年專心致誌、勤奮鑽研的結果。
董仲舒再次把自己關進書房，過起了隱居生活。他終日埋頭讀書，家裏有大小事務，一概不予過問。朝廷中有什麽大事需要向他請教，他也不再前往，而是由皇帝派人親自到他家裏來討論。
董仲舒把自己再次封閉在書房裏，集中精力著述立說，長達17年之久，直到離開人世。他自幼專注於《春秋公羊傳》的研究，積60年的深厚功力，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後人將其整理、輯錄成《春秋繁露》一書。《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一生勤奮治學的思想結晶，它雖為後人輯錄而成，但展現給世人的卻是一個完整而嚴密的思想體係。董仲舒一生對原始儒家的學說進行了多方麵的改造與發展。《春秋繁露》發揮《春秋》微言大義，係統闡發了以“大一統”為核心，以儒家仁義德治為主的政治思想，認為“大一統”是古今通行的大道，因此是天經地義，不可更改的。同時，五道、三綱五常等儒家的倫理道德也是天經地義不可更改的。董仲舒用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天副人數等神學思想論證儒家仁義道德、綱常名教的合理性，為儒家的政治理想提供了一個係統的神學理論基礎。董仲舒的神學理論體係不僅為漢初統治者提供了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基礎，而且被曆代統治所推崇，成為其後整個封建社會實行統治的理論基礎，其影響是重要而深遠的。
點評：
董仲舒這位研究“公羊學”的專家，專注學問、百折不悔的精神，為後代學子留下了學習的榜樣。
3.司馬遷忍辱著書
漢景帝中元五年，司馬遷出生於地處黃河岸邊的陝西韓城。大約在4歲左右，司馬遷即隨父在村上的“司馬書院”開始識字讀書。他天資穎悟，加上肯下功夫，進步很快。相傳有一年他隨外祖父楊鼎出席一次鄉間文人學士們的聚會。在場的一位名叫杜明的儒生，早就聽說司馬遷年紀雖小，肚子裏墨水卻不少，耳聽為虛，眼見是實，就有心想當場考考他。杜明說：“小兄弟，聽你外祖父介紹，你能將《國風》145首都背誦出來，是不是給大家表演一下。”司馬遷聽後語出驚人，他反問：“是順背?還是要倒背?”在場的眾人聽後無不為之驚愕。隻見司馬遷不慌不忙地站在太師椅上，滾瓜爛熟地倒背起來，其聲調抑揚頓挫，剛柔婉轉。大家無不為之驚歎、折服，都說他長大了一定大有出息。
在其父司馬談的嚴格督促和精心培育下，司馬遷10歲時已經能熟練地誦讀《左傳》、《國語》等書。他所掌握的曆史知識，已不是一般同齡人所能比的。司馬談出任太史令後，司馬遷便跟隨父親一起離開家鄉，來到京師長安。長安是當時的都城，也是西漢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人才薈萃。司馬遷如魚得水，盡情地徜徉在知識的海洋之中。他拜當時的古文大家老儒孔安國為師，學習《古文尚書》，又從當時的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春秋》。董仲舒曾為中大夫，在職期間常給王公貴族們講授《公羊春秋》，司馬遷能得到他的指點，一定很有收獲。他學習甚解，有一次研究一個曆史問題，發現有幾本書上的記載都和《尚書》不同，便搜集了許多材料，仔細地加以比較研究，最後終於找到了正確的結論。經過這一番刻苦的學習，加上父親與家庭的熏陶，20歲以前的司馬遷已經打下了厚實的知識基礎，成為一個博學多才的青年。
然而，司馬遷卻不以書本知識為滿足，更不想永遠沉湎於“經史子集”之中。大約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也許是他胸中潛藏著的人生目標在劇烈湧動，或許是受到父親的指點和鼓勵，20歲的司馬遷，決定暫時走出書齋，開始了他那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的壯舉，到祖國各地去遊曆，實地考察名山大川，查考古代流傳下來的遺聞軼事，了解和搜集各種史料。
經過多年的苦心準備，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決心將他們父子幾代人的理想變為現實。他提起如椽大筆，開始了他那鴻篇巨製《史記》的寫作。
然而，天漢二年(前99年)秋天，孜孜不倦地著述《史記》已進入第六個年頭的司馬遷，卻因直言敢諫而大禍臨頭，蒙受了一場極大的不幸。《史記》“草創未就”，他卻下獄受了腐刑。
這場災難的導火線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將李廣的孫子，精於騎射，有祖父李廣遺風，謙虛下士，為人守信，不貪財，有口皆碑。
天漢二年，漢武帝詔令李陵領兵從居延出發，北擊匈奴。最初，李陵所部**，深入敵境未遇抵抗，進展相當順利，便派部將回報。漢武帝接報後十分高興，朝中諸大臣無不舉杯祝賀。豈料，就在這時，內部出了叛徒，有個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將李陵沒有援軍，射矢將盡的機密告訴了單於。單於得到這一情報後親自率領重兵，將李陵軍逼入狹穀團團包圍。匈奴騎兵從三萬增加到八萬，數十倍於漢軍，大有一舉殲滅漢軍的氣勢。陷入敵軍重圍中的李陵軍英勇奮戰，且戰且退，經過十幾天的浴血激戰，殲敵一萬多人。但終因寡不敵眾，在離邊塞僅有一百多裏的地方，矢盡糧絕，五千壯士死傷殆盡，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戰俘並最後投降了匈奴。
漢軍連遭敗績的消息傳來，整個朝廷都為之震動。漢武帝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漢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敗路絕之時，能戰死全節，給漢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點麵子。後來卻聽說李陵做了俘虜且投降了匈奴，大為氣惱。於是便召集朝臣商議處置的方案。大臣們火上加油地說李陵辜負天恩，剛愎自用，喪師辱國，罪在不赦，其家屬也應連坐等，極力慫恿漢武帝重重治罪。
在場的司馬遷卻越聽越不是滋味，心想，幾天前還在盛讚李陵功勞的這些人，今天卻又痛罵李陵想置他於死地。相反，對敗將李廣利卻不敢責備，胸中很覺不平。因此，當漢武帝召問他對李陵事件的看法時，司馬遷以自己對漢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眾議，大膽地為李陵辯護。
司馬遷說：“我和李陵都在宮中任職，沒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飲過酒，說不上有什麽特別的情誼。但我了解他平時的為人，是個能自守節操的出眾人才。他侍奉雙親很孝敬，待人接物講信用，平時廉潔奉公，不貪圖和索取分外的財物；能分別尊卑長幼而禮貌待人，謙恭自約，禮賢下士，常常想著奮不顧身地為國家的急難而獻身；他平素所含蘊的品德，我以為具有國家傑出人才的風範。作為一名臣子，出於寧肯萬死不求一生的考慮，奔赴國家的危難，這已經是難能可貴了。如今他一有過失，那些平時貪生怕死，隻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卻任意誇大、製造嚇人的罪名強加於他，對此我實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然而，司馬遷的這番言論，卻引出了曆史性悲劇後果。在漢武帝看來，司馬遷為李陵開脫，無非是要達到貶損貳師將軍李廣利，有意給他難堪。盛怒之下，全不顧及司馬遷多年侍從盡忠職守，將他打入監獄。在獄中，審訊司馬遷的就是後來被他稱作“酷吏”的那些人。這班人殘忍狠毒，司馬遷在他們手中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但一時沒有定罪。第二年(天漢三年)，漢武帝誤聽傳言，說李陵很受匈奴器重，單於已將女兒嫁給他做妻子，他正在為匈奴練兵。遂下令把李陵的全家抄斬了，連他無辜的老母也上了法場。司馬遷因此受到株連，被扣上誣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
按照漢代的法律，凡被判處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兩條途徑可走。一是用錢贖罪，大約需交50萬錢，當時通行的是五銖錢，50萬個五銖錢，約合黃金五斤。另一條是甘受宮刑。所謂宮刑，也稱腐刑，是閹割**的殘酷肉刑，是對人格最野蠻的侮辱。司馬遷俸祿並不豐厚，家境也很平常，父親一生做了幾十年的太史令，沒有給他留下多少家產，根本沒有能力償付這巨額的贖罪金。自從他因李陵案蒙受不白之冤以來，昔日的親朋好友們生怕引火燒身，沒有一人敢站出來為他說句公道話，而是遠遠地離他而去。世態炎涼，司馬遷得不到親友的支持，隻能忍辱負重甘受宮刑。
作為士大夫的司馬遷，理所當然地非常重視作人的尊嚴，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節。於是他想到自殺，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這個世界上隻有一件事使他欲罷不能，這就是正在寫作中的《史記》，這是他們父子幾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勞動，怎能忍心讓它半途而廢呢!
在麵臨著生與死的抉擇關頭，司馬遷不禁徹夜難眠，思緒萬千。他想，自己的先人並沒有立過赫赫的功勳，自己也不過是一個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決不能和曆史上那些“死節”的人相比的，那不過“若九牛亡一毛，與蟻螻何異”。對於那些想將自己置於死地的人來說是無所痛惜的；對不明真相的人來說，也許還會產生誤會，以為是“智窮罪極，不能自免”才自尋短見的。人雖不免一死，但“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的代價有大有小，如果這樣平白無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天漢三年(前98年)，48歲的司馬遷，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選擇，他擯棄自殺和赴死的念頭，決計忍辱含垢，接受那最為慘無人道的“腐刑”。他“就極刑而無慍色”。腐刑不僅摧殘了司馬遷的健康，也給他的精神帶來了為常人難以忍受的痛苦。然而，這都沒有能夠摧毀司馬遷的意誌，正是這出人生的悲劇，使他對曆史，對人生，對漢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對封建專製有了新的認識。他很快從極度的悲憤中解脫出來，將個人的生死、榮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將自己全部的心血，傾注到正在撰寫的《史記》之中。
受刑後的司馬遷仍然被關押在獄中。在這種非人境況中，他沒有一天停止過思考，幾乎天天與《史記》結伴，或在腦中醞釀，或不停地記下一些考慮成熟的片斷。大約在太始元年(前96年)，他才獲釋出獄。
司馬遷出獄後，也許是漢武帝的良心有所發現，覺得對他的處罰確實過重，或是出於其他方麵的考慮，他很快被任命為中書令。中書令是貼近皇帝身邊的重要官員，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表麵上看，其地位要高於太史令。他的經常性工作是將皇帝的命令下達到尚書，並將尚書的奏事轉呈給皇帝，地位頗為顯要。他以帶罪之身，得以充任這樣的職務，因而被一些人視為“尊寵任職”。
其實司馬遷自己最明白，中書令一職能出入皇上身邊，權勢確實非同一般，然而此職一般都是讓有文化的宦官擔任。他因蒙冤受了腐刑後才被委任此職，這正是對他人格的再一次侮辱，他時時感到悲怨與憤恨。自然對朝廷內外的一切事務，毫無興味。難能可貴的是，司馬遷再次以堅強的意誌，充分利用在皇帝身邊工作的種種便利，全身心地繼續投入到《史記》的寫作之中。
經過司馬遷前後14年的努力，約在征和二年(前91年)，一部構思嚴謹、體大思精的空前曆史巨著——《史記》，終於完成。這是一部融入了司馬遷全部心血和畢生精力的不朽著作。被後人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司馬遷作為一代史聖，他的名字將和他的不朽著作一起光耀千秋。
點評：
司馬遷以自己傑出的才智，廣闊的視野，淵博的知識，寫出了一部規模空前的史學巨著，在我國史學史上豎起了一座巍峨的豐碑。然而他身上那種頑強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卻是值得我永遠學習和敬仰的。
4.王充廢寢忘食，站著讀書
王充(27一約97)，字仲任，東漢會稽郡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他用自己畢生的精力與心血，寫出了一部閃耀著智慧光芒的哲學巨著《論衡》，王充一生屢遭坎坷與不幸，他從不怨天尤人，毅然舉直反對虛妄的大旗，對以神學目的論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思想體係，以及以神鬼，因果極應為代表的一係列世俗迷信，進行了無情的批判，這種批判精神貫穿《論衡》全書，直到今天還放射著戰鬥的光芒。它不僅是《論衡》的靈魂，也是王充的治學宗旨，更是王充獨有的人格。王充的家庭是由官宦而降為平民的。他的先祖曾因軍功受封於會稽陽亭，僅一年便被削去官爵，後來便以農桑為業。至祖父王泛時，因勇武任俠，為仇家所迫，不得不舍棄家園，舉家搬遷到會稽錢唐縣(今浙江杭州市)，以商販為業。王充的父親王誦，又因常常打抱不平，與當地豪門結下怨恨，全家又被迫遷居上虞。王充雖出身寒門，內無祖上之業可以繼承和炫耀，外無權勢之親可以高攀和依傍，並且此時常遭人冷眼和譏笑，但他的父親卻非常器重他。父親一心指望王充能學有所成，以振興家業，光宗耀祖。
王充從小就表現出了與眾不同的性格。其他同齡的孩子都喜歡在一起玩捕蟬、爬樹等遊戲，而王充卻喜歡一個人獨處。他時常久久凝視天空，沉思不語。又時常拿一根小木棒在地上寫寫畫畫。父親常為自己的兒子與眾不同感到驚奇與欣慰。於是，在王充6歲時，便下決心教他讀書。年幼的王充似乎從父親熱切期待的目光中弄懂了父親的心意與渴望，他讀起書來十分嚴肅認真，從不浪費時光，年幼的他不僅認真讀書、識字，而且努力學習書中所講的做人的道理。8歲那年，王充正式進入書館求學。館中百餘個學生，或因過失受到責罰，或因字寫得不好而遭鞭笞，唯獨王充的書法工整雋秀，日有所進，而且品行端正，因而從未受過責打，甚得老師喜歡。當王充學成書法後，便跟老師學習《論語》、《尚書》等儒家典籍。他讀書從不需父母和老師敦促，老師要求背誦的經書，他定能按時背過。每天放學回家背經書給父母聽時，看著父母滿意的笑容，王充感到特別高興。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光陰荏苒，王充所掌握的典籍亦與日俱增。學館的老師認為王充已經學透了《論語》等經書，繼續留在書館已沒有必要了，便勸他另求高師，以求學有專長。王充依依不舍地辭別老師，告別書館，回到家中，繼續深入鑽研經書。他終日埋頭於書堆之中，讀的書越多，心中積累的疑難問題也就越多，他多麽渴望能有深造的機會啊!
王充15歲那年，機會終於來了。由於他自幼聰明好學，品行又好，因此被保舉進東京太學求學。消息傳來，王充激動得夜不能寐。他的心早已飛往千裏之外的京師，飛往太學那個令無數年輕學子一心向神往的地方!王充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跋涉千裏，風塵仆仆地來到京師洛陽，從此開始了他獨立的遊學生涯。
洛陽是東漢王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裏有東漢的最高學府——太學，許多著名學者都在此開業講學。王充有幸進入這座知識的殿堂，並有幸從師於東漢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班彪，他怎能不高興呢?班彪是當時全國著名的學者，是人們公認的“行不逾方，言不失正”的儒學大師。王充從6歲接受啟蒙教育時起，學的就是儒家經典，如今又能得到班彪的麵教，真可謂如魚得水。在班彪的悉心指教下，王充的學問大有長進。他如饑似渴地博覽古代典籍、文獻，這使他的知識麵越來越廣，知識結構日臻完善，學識日趨精深。
王充雖然從小就熟讀儒家經典，但他並無意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忠實的儒家信徒。勇敢的批判精神和追求真知的堅強決心使他經常對當時官方化的儒學提出質疑。東漢以來，儒學逐漸演變成經學，並且與讖緯迷信思潮相結合，變成一種宣傳災異迷信、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王充對此深惡痛絕。他廣泛閱覽先秦以來的各種思想典籍及自然科學書籍，以期找到批判這種神學目的論的銳利武器。獨立不羈的批判精神把王充引向了一個十分廣闊的知識天地。因此，自入太學求學以來，他已不滿足於隻精修儒家經典，而是把求知的觸角伸向了先秦以來各家各派的學說，從中尋求著真理性的思想和學說。他不僅精心鑽研儒、道、法、陰陽等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張，而且對天文、地理，乃至醫學、算學都有著十分濃厚的興趣。
博覽百家群書的濃厚興趣和熱望，使王充不僅閱覽太學藏書，而且時常光顧洛陽大街小巷的書鋪、書攤。由於家境貧寒，他無錢購買自己想要的書籍，便每天到書鋪站著看書。他經常一站就是一天，忘記了饑渴，忘記了周圍的一切。由於王充記憶力驚人，能過目成誦，再加上他那驚人的毅力與才智，使他在書鋪這座開放的“圖書館”裏，得以博通眾流百家之說。王棄在洛陽遊學長達十六、七年這久，在這漫長的歲月中，他雖然在經濟方麵很拮據，時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他學到的淵博的知識，思想也進一步成熟起來，這為他以後寫作《論衡》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點評：
王充一生坎坷貧困，屢遭不幸，他為了學習，將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他留給後人的不隻是幾部閃耀著光輝思想的巨著，他書鋪站讀、刻苦求學、為追求真理而不畏艱難的精神永遠都是後人學習的榜樣。
5.博覽經史的朱熹
朱熹字元晦，祖籍徽州(今安徽歙縣)。宋朝大學者。他對儒學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清代著名經學家、史學家全祖望曾這樣讚譽朱熹的理學體係：“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
朱熹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之中。他的父親朱鬆早年曾受業於理學大師程顥、程頤的再傳弟子。父親除了精心鑽研儒家經典之外，一有閑暇便親自教朱熹讀書，朱熹從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4歲那年，有一天，父親指著天空對朱熹說：“這是天。”他便問道：“天的上麵是什麽東西呢?”令父親大為驚異。朱熹從小就顯露出好問、好思考的性格。自5、6歲時起，就一直思考“天是什麽”、“天的上麵是什麽東西”之類的問題。8歲時，父親教他讀《孝經》，朱熹在書上題道：“不這樣去做，就不能算是人。”
在父親的教誨與啟發下，朱熹自幼便培養起了對儒家聖賢之學的強烈興趣。十幾歲開始讀《孟子》，當他讀到“聖人與我同類者”一句時，心裏十分激動，覺得做聖人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心中便暗暗立下誌向，將來一定要學成聖人!
朱熹的父親雖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興趣廣泛，對於當時社會上廣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學的思想並不一概排斥。這種包容、平和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少年朱熹。在父親的影響下，朱熹的興趣也十分廣泛，他除了熟讀儒家經典之外，也廣泛閱讀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朱熹自幼悟性極高，加之在父親的指導下讀了那麽多典籍，學問進步很快。可是，當他14歲時，父親突然去世，他不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兒，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師，朱熹心中悲痛萬分。
父親死後，朱熹雖曾按照父親的遺願師事胡憲、劉勉之及劉之翠三人，但大部分時間還是在自學中度過的，朱熹讀書十分刻苦用心，他總是力圖用心去體會聖人所講的道理。其他同齡的孩子能讀書、識字、背誦就已十分滿足了，而朱熹則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領會書中的道理。他時常為一句話所困擾，食不甘味、夜不安寢。而每當他領會了書中的道理，便高興得手舞足蹈。他自己回憶幼時讀《中庸》的情景：當他讀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時，覺得呂與叔解釋此段的含義十分精彩，高興得幾乎跳起來，並工工整整地將其抄錄下來作為警勵自己奮發的座右銘。
由於朱熹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所以他讀書比常人更加辛苦。他曾經回憶說：“我小的時候讀‘四書’十分辛苦。早年讀《大學》、《中庸》時，每天早晨起床後，必先誦讀十遍，在此基礎上，再逐字逐句研究書中的意思，讀《孟子》亦如此，開始時逐字逐句地讀，後來便前後連接，首尾貫通。”
朱熹讀書不僅肯下功夫，而且還善於總結學習方法。他好博覽但從不貪多、貪快。他認為，不明白道理，書讀的再多也沒有用處。他說：早年他讀《周禮》時，早就聽人說，《周禮》的每一句話都好象是從聖人心中自然流出。但經過多年的研讀、揣摩，他才最終明白了這個道理。他說，這就好比前日隻聽人說鹽是鹹的，糖是甜的，今日親自嚐到了，才知鹽是真的鹹，糖是真的甜。朱熹還形象地把讀書比作射箭，初次練習時，隻要射到靶子上就可以了，但反複練習，最終就要射中靶心，否則就不算學會了射箭。讀書的最終目的就在於弄懂書中的義理，並且照著這些義理去做人、為人。他說：“我十七八歲時讀《孟子》，至20歲，隻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20歲以後，才知道不能這樣讀書。書中的許多長段都是首尾相接、脈絡相通的，若隻逐句理會，便不能前後貫通。隻有將大段的文字綜合起來理解，才能讀到書的真諦。”又說：“我從20歲日時起，看書便看那裏麵的道理。我曾經讀《論語》，起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為的是尋找書中的精義。”
朱熹讀書十分講究次第方法，他自己回憶說：“我舊日讀書，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讀《論語》的‘學而’第一時，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至此方覺心安。”由此足以看出，朱熹不僅喜歡讀書，而且會讀書。朱熹早年廣泛閱覽群書。為日後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博學”的時期，或許他日後的“專思”就不會結出那樣豐碩的成果。
朱熹一生著作極多，在他的著作中，每一段文學，每一句注解都是朱熹多年獨立思考的結果，是他的心血的結晶。他用自己畢業的精力為儒家的四部經典作了精辟的注解。
點評：
朱熹創立的理學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後來他的學說被傳播到海外，對世界文化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那生命不息，為學不止的治學精神給後人留下了光輝的楷模。
6.王安石改詩稿
王安石是北宋時期的傑出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也是曆史上最出名的宰相之一。他在宋神宗手下兩度為相，發動和領導了著名的變法運動，推行青苗、均輸、市易、免役、農田水利等新法，抑製了大官僚和豪強地主的特權，減輕了普通百姓的負擔，緩和了當時的階級矛盾，對促進北宋時期政治、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變法後來因頑固勢力的極力反對而半途而廢，但王安石仍不失為我國中古時期最了不起的一位改革家。
王安石性格倔強、固執，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被時人稱為“拗相公”。與當時大多數官僚和文人貪圖享樂、追求口腹和聲色之樂的風氣相反，王安石生活儉樸、不事修飾，因而與當時的很多人都格格不入。
王安石自幼酷愛讀書，宋仁宗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22歲的王安石考中了進士，被派到揚州做簽書判官。這時他雖已功成名就，但仍像過去一樣好學不倦，每天除了處理公務，就是埋頭看書，常常一讀便是大半夜，直到天快亮的時候才伏案睡上一會。等到一覺醒來，天已大亮，便又匆匆趕到官府辦公，因為時間匆忙，他常常連臉都來不及洗。因此，人們見到的王安石通常都是一副蓬頭垢麵、無精打采的樣子。當時的揚州知府是韓琦，他見王安石行跡可疑，懷疑他夜間酗酒縱欲，不幹好事。韓琦是個很愛惜人才的人，平時十分看重王安石的文才，有一天便把王安石召到自己身邊，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正當英年，應該多把時間花在讀書上，千萬不要自暴自棄，把大好時光浪費在聲色犬馬中啊!”一席話，把王安石說得莫名其妙，但他畢竟是個聰明人，稍一轉念便明白了知府的意思，於是他連連點頭，感謝知府的教誨。過了一段時間，韓琦知道了王安石深夜苦讀的真相，深為自己主觀武斷、錯怪了王安石而慚愧，因此而更加看重王安石，他想把王安石收為自己的門生，卻遭到了這位“拗相公”的婉言謝絕。
王安石讀書非常認真，對每一個字眼都不放過。這樣長年累月下來，他的學問與日俱進，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學識非同一般。有一次，韓琦接到一封信，信中用了不少冷僻的古字，韓琦似懂非懂，讀得十分吃力。這時王安石因任期已滿已經離開了揚州，韓琦便不無遺憾地對手下人說：“可惜王安石不在這裏了，他倒是識得不少難字的。”堂堂知府自認識字不及王安石多，這對王安石來說應該是很大的讚譽，但是這話後來傳到王安石耳中後，王安石卻並不高興。原來，王安石在政治上很有抱負，一直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可是，他在揚州任職期間，韓琦卻隻是重視他的文才，並不在具體的政務上委他以重任，王安石一直有懷才不遇之感，韓琦上麵的一番話，更進一步說明王安石在知府大人眼裏隻是一個識得難字的書呆子。自視極高的王安石自然不但不會感謝韓琦，反而要生這位知府大人的氣了。
王安石有一首膾炙人口的七言絕句《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隻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這首詩是王安石乘船停泊鎮江對岸的瓜洲時所作，寫好後很快就流傳開來，不少人為這首短小精悍、生動形象的詩擊節賞歎。尤其是第三句中的“綠”字，將形容詞用作動詞，把春天來到時江南的一派勃勃生機極其巧妙而逼真地勾畫出來，使抽象的文字成了一幅極其傳神、富有動感的圖畫，把人們帶進了美妙的藝術境界。後來，有人發現了這首詩的草稿，發現總共隻有二十八字的《泊船瓜洲》，竟有很多處進行過修改，其中那個最為人稱道的“綠”字，竟然前後修改了五次，先是“到”字，後來在一旁寫了“不好”兩字，又改“到”為“過”，大概是覺得“過”仍嫌死板，複又改為“入”字，但“入”字顯然也不稱心，又再次被改為“滿”字，“滿”字當然沒有“綠”字好，最後還是被改掉了。可以想見，在這張塗得亂七八糟的詩稿上，王安石不知耗費了多少心血。
點評：
王安石性格倔強、固執，不過目的決不罷休，在對待學問上，他依然很固執，但這種固執其實是他精益求精，治學嚴謹的一種表現。
7.曹雪芹著書黃葉村
曹雪芹是清朝偉大的文學家，他出生於康熙五十四年，他的家庭“江寧織造”曹府是當時金陵的豪門貴族，曹雪芹是在飫甘饜肥，鮮衣美食中長大的。
在曹雪芹十三歲那年，曹表出了大事，被抄了家，曹家一敗塗地，盛極而衰，曹雪芹從此結束了富貴公子的生活。
乾隆十四年，曹雪芹在宗學裏謀了一個差使，宗學是朝廷為皇族子弟設的官學。官學的管理是十分正統、刻板的，而曹雪芹生性傲岸放浪，離經叛道，很快就為宗學管理者所不容，他們處處刁難他。
幾年後，曹雪芹憤然離開了宗學，經過一番流**遷徙——“無衣食，寄食親友家”和為閥閱富室作幕作館的生活——最終按照旗人的規矩，拔旗歸營，回到北京西山一帶的正白旗祖居。雪芹的祖居在西山一帶一個幽僻而荒涼的所在。其小小村屋背依荒山、門臨野水、徑滿蓬蒿。他的朋友敦民敦敏和張宜泉的詩作清楚地描寫出這些景況：“於今環堵蓬蒿屯”、“碧水青同曲徑斜，薜蘿門巷足煙霞”、“廬結西效別樣幽”、“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其村居的地點大約在地藏溝左邊靠河的地方。隨他一起來的，還有他的原配夫人和唯一的愛子。按照當時旗人的待遇，拔旗歸營薪俸很少：每季一擔米，每月四兩銀子。雪芹靠這點兒錢糧，一家人常常隻能喝稀飯度日。敦誠說他窮，餓得“日望西山餐暮霞”。可謂家徒四壁，一貧如洗。可是越窮，他還越離不開酒：“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常常是“賣畫錢來付酒家”。他的一些朋友也常給他一點接濟。一向傲骨狂形的曹雪芹對達官顯貴們常示以“白眼”，而對於經曆相類、性格相投的才士則結為摯交好友。曹雪芹早在乾隆八、九年也就是他二十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小說的創作了。最開始時叫《風月寶鑒》，是一部勸世戒**的書，所包含的情節內容、思想意義都比較單一。《紅樓夢》裏描寫秦可卿、賈瑞、秦鍾等人的短命夭亡就存有《風月寶鑒》的痕跡。然而隨著曹雪芹的經曆遭際的播遷和他對人生、對社會、對文學藝術認識的不斷深化，他的創作動機、作品構思、創作方法也在不斷變化和升華。在《風月寶鑒》的基礎上，他重加爐冶、再出視杼、不斷修改，正如《紅樓夢》第一回所說“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篡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又名《石頭記》。
《紅樓夢》前八十回初稿的撰寫速度很快。這位文壇巨匠一般先寫出故事情節的發展，爾後補就難寫的詩詞曲賦。曹雪芹到西山之後，除反複修改前八十回外，也在著手撰寫八十回以後的部分。曹子堪稱一位創作狂，北京西山一帶的民間，傳說曹雪芹寫《紅樓夢》跟著了魔一樣，他隨身攜帶紙筆包袱，無論是家居閑談還是出門訪友，一旦聽得合適的傳聞、趣事、言語或看到美妙的景物，便隨時拿出紙筆記下來，有時對一些一時難以寫下的好景，他幹脆畫下來回家琢磨。到西山後，不管走到什麽地方，想寫就寫，即隻要一有靈感產生，就什麽也不顧地寫起來，時常拿石頭當書桌，甚至和石頭說起話來，整個身心都進入他作品的情節中，與人物一起喜笑哀樂。有一次，他正在茶館裏與人聊天，說著說著，忽然拔腿就往家裏跑。好奇的人跟著去看，隻見他已趴在炕上埋頭寫他的書了。有些不了解他的人都稱他是“瘋子”。
實際上，寫作《紅樓夢》這部“怨世罵時之書”，曹雪芹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壓力和物質壓力，是今人難以想象的。在精神方麵，首先，當時人們看重的是科舉功名、八股時文，流連詩酒則會被視為不學無術，而他卻把畢生精力放在撰寫被人嗤之以鼻的“稗史”、“詡書”上，故更受到極端的蔑視和詆毀。僅這些，他還不在乎，令他頭痛的是，作品的流布有可能引起種種迫害乃至殺身之禍而使創作夭折。由於小說在當時常被看成是對某人某事的影射，因此以《石頭記》題名的前八十回初稿寫出後，他便受到族人和類似家族的猜疑和惱怒，以為故意作踐他們，同時更可能受到朝廷的注意和“文網”打擊。所以曹雪芹的創作是在冒著巨大危險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也迫使他在作品開頭就預為掩飾，極力放煙幕，做解釋，正文中對一些敏感的問題也不得不閃爍其辭。
在物質方麵，貧困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甚至連紙都買不起，隻好用舊日曆的背麵來寫。潘德輿《金壺墨浪》曾記載：“或曰傳聞作是書《紅樓夢》者少習華朊(hū，音呼)，老而落魄，無衣食，寄食親友家，每晚挑燈作此書，苦無紙，以日曆紙背寫書……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鬱者了。”奉寬《蘭墅文存與石頭記》注[十一]也說：“故老相傳，撰《紅樓夢》人為旗籍世家子，書中一切排場，非身曆其境，不能道隻字。作書時，家徒四壁，一幾一杌一禿筆外無他物。”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他所受到的這些精神與物質上的重壓：因生計所迫和為了給書稿謀求一位樂於出資刊布的東道主，乾隆二十四年秋，他曾應聘到南京兩江總督尹繼善處作幕。其間畫家陸厚信曾為他寫照並題記：“雪芹先生洪才河瀉，逸藻雲翔。尹公望山時督兩江，以通家之誼，羅致幕府，案牘之暇，詩酒賡和，鏗鏘雋永。餘私忱欽慕，愛作小照，繪其風流儒雅之致，以誌雪鴻之跡雲爾。”雪芹此番南行的目的本可達到，誰知命運乖舛，乾隆皇帝在皇八子永璿處竟發現了手抄本《石頭記》，於是龍顏震怒，一心要查清這部“邪書”的來龍去脈，幸永璿設法搪塞，才未釀成大案。而尹繼善得知消息後則極為害怕，遂悄悄讓雪芹托故離職。雪芹兩手空空，隻好又回到離別一年的西山村居。這次南行，既未得到小說的付梓之資，又耽誤了小說的進度，而唯一的收獲是加深了他對這個社會的本質的認識，使他又可在新的境界和高度上修改《石頭記》。
曹雪芹在這樣的重壓下寫書，其艱難困苦和頑強意誌可以想見。然而，他也有兩位親密忠誠的支持者和合作者。這兩人就是脂硯齋和畸笏叟。在《紅樓夢》的創作過程中，他們，尤其是脂硯齋，不厭其煩地幫助謄抄、整理、加工、校正、補缺、批注。作品從一開始傳抄流布起，就題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其批語，對曹雪芹的創作心理、作品構思、藝術技巧等都有涉及。同時，他們還用自己的切身經曆，為曹雪芹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創作素材。例如賈寶玉這一藝術典型，就凝結著作者與脂硯齋兩人的生活經曆。而且精誠的合作，使他們間原先的親密關係更為深化。他們在精神上和撰寫上鼓勵、支持了曹雪芹的創作，同樣功不可沒。
曹雪芹在西山住了幾年，原配妻子就在貧病之中死了，他隻得續了一位妻子。前妻所遺之子，是他唯一的骨血，也是唯一的希望。在困頓窮愁之中，他看到愛子繞膝，一天天長大，心中充滿了快慰、樂趣，真是舐犢情深。然而，他的一生和他那個大家族一樣不斷“走背字兒”，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了。乾隆二十八年，京城痘災流行，這場瘟疫於秋天竟無情地奪去了曹雪芹視為自己生命的愛子!兒子的夭折，對他是個致命的打擊，他悲痛萬分。傳說他天天到地藏溝兒子的小墳上去徘徊，痛哭，好不慘睹；這時酒也喝得更厲害了。不久便感傷成疾，一病不起。當然他也仍然念念不忘他的《石頭記》。他係念著這一未了的夙願，未竟的事業。他又時時想到失去的愛子，想到自己幼年喪父、中年喪妻、晚年喪子的厄運，心中充滿悲傷，每天淚眼不幹。乾隆二十八年除夕，這一天，外麵一片香煙爆竹，風雪交加，一代文星曹雪芹懷著悲傷、怨恨、缺憾擱筆長逝了——“書未成，芹為泔盡而逝。”隻留下琴劍在壁、筆硯零落和未竟的書稿。幾個朋友賻贈相資，幫助他的後妻料理喪事。薄薄的棺木，草草地下葬，寒煙蓑草伴著那一角荒墳，給世人留下了無盡的歎息。
點評：
一代文豪曹雪芹用他那如椽巨筆描繪出了一幅氣象萬千、色彩斑瀾的巨幅畫卷——《紅樓樓》。兩百多年來，《紅樓夢》以其高度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譽為封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可是他的作者曹雪芹由於生活貧困，最後竟在風雪中凍餓而死。在寫作過程中，曹雪芹從來沒有放棄過《紅樓夢》的寫作，他的人品將和他的偉大作品一樣光耀千古。
8.賈島著魔推敲
賈島，唐朝著名詩人，範陽（今北京一帶）人。由於家庭貧困，賈島小時候讀書就十分刻苦，尤其喜愛吟詩。
長大以後，賈島去了長安，希望求職功名，但不幸的是，他在科場中屢遭失敗，作為對得不到的東西的補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詩歌創作中去，不僅從中得到了樂趣，並且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
賈島之所以選擇詩歌創作並把它作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這同韓愈等人的鼓勵有著很大關係。韓愈對賈島詩歌的評價很高，他曾寫詩稱讚說：“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這種熱情而積極的評價，對於信心不足的賈島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鼓舞。賈島自元和初年與韓愈相識以來，關係是十分融洽的。他們長期保持著書信往來，直到韓愈逝世的當年，兩人還一起在南溪泛舟遊玩。可見他們的友誼是自始至終的。這不光因為韓愈是文壇名流，是賈島所要攀附的對象，更重要的是，韓愈對賈島來說，自有一番知遇之恩。賈島初到長安時，投謁過許多名流。但真正受到賞識結為朋友的，隻有韓愈、孟郊、張籍三人。其中的孟郊，長賈島三十餘年，可說是忘年之交了。這說明，賈島與所謂韓孟詩派在藝術趣味上是頗為接近的，因此在感情上也就比較容易融洽。
賈島愛詩簡直到了著魔的程度。他在《戲贈友人》詩中稱：“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為轆轤，吟詠作縻綆。”在他萬念俱灰的時候，作詩更成了他的一切。我們不難想見，賈島吟詩時那種神經質的衝動。姚合曾經形象地描繪過這種衝動，說他“狂發吟如哭”。對於一個愁腸百結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種極好的解脫。
另外，賈島還常常喜歡在詩中描寫自己作詩時的苦狀窘態。一再聲稱自己是個苦吟詩人。這固然是與時代風尚有關，但賈島之善寫苦吟，恐怕還是另有原因的。從主觀上講，這無異是在向人們宣布，我的這些詩歌絕不是粗製濫造的劣作，而是嘔心瀝血的精品。這就很自然地抬高了作品的身價。同時，這也是賈島愛詩甚於愛己的結果。從客觀上講，強調苦吟對於糾正元白詩尚輕淺的流弊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它教育人們作詩是一種十分艱辛的勞動，絕不是可以憑借小聰明粗製濫造的。
閑居少鄰並，草逕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他這首《題李凝幽居》其中“僧敲月下門”一句所引出的“推敲”故事，卻是那樣的膾炙人口。
說的是有一天，賈島騎在毛驢上吟詩，至“僧敲”一句，在“敲”還是“推”字上猶豫不定，於是用手作推、敲之狀，一時神飛物外，坐騎失控，衝入京光長官韓愈的儀仗隊中。韓愈得知原委後，沉思良久，提議說：“敲字為佳。”於是二人並肩而行，成了好朋友。
點評：
賈島常常喜歡在詩中描寫自己作詩時的苦狀窘態。一再聲稱自己是個苦吟詩人。這固然是與時代風尚有關，卻也說明了這些詩歌絕不是粗製濫造的劣作，而是嘔心瀝血的精品。它教育人們作詩是一種十分艱辛的勞動，絕不是可以憑借小聰明就可以一揮而就的。
9.李公麟畫貓嚇鼠
李公麟，字伯時，宋仁宗皇枯初年(1049年)，出生於安徽舒城一個書香門第。他的叔父不僅學識淵博，而且還是一位十分富有的書畫收藏家。這使李公麟從小就沐浴著藝術的陽光，接受美的哺育。他像一棵吸收了豐富養料的幼苗，生機勃勃，茁壯成長。叔父十分鍾愛聰慧的侄兒，為他創造了良好的學習環境，指望他將來在仕途上一舉成名，出人頭地，少年時，他就對學習有廣泛的興趣，不僅涉獵諸子百家，而且精通詩文，尤其對書法表現出極高的悟性。
他臨摹古人書法，不從形似入手，而是悉心揣摩其筆意，早在揮筆之前，已將行筆走勢悟得透徹，下筆如蛟龍入水，來去自如。他十分喜愛晉人的書法，尤其欣賞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作品。因此，他寫出的真書或行書，無不飄逸出二王的神韻。他最先以書法博得了人們的讚歎。
有一次，他在一本書上看到一則有趣的故事。說的是南北朝時代的大畫家張僧繇，在金陵(今南京市)安樂寺畫了四條活靈活現的小白龍，它們搖頭擺尾，上下翻騰，噴雲吐霧，氣勢壯觀，唯一遺憾的是畫家沒有給龍點上眼睛。據說，這些小龍一旦有了眼睛，就立刻會騰空飛去、遨遊太空。有人不信，請求畫家給龍點上眼睛，張僧繇無奈，隻好給其中的兩條點上了眼睛，霎時間，雷聲巨響，那兩條被點上眼睛的小白龍飛騰而上，一會兒便消逝得無影無綜。另在蘇州華嚴寺牆壁上也有一條張僧繇畫的龍，每逢風雨交加的日子，那龍就張牙舞爪，搖撼牆壁，意欲騰空。寺裏的和尚隻好加鎖將龍釘住，方得太平。
李公麟讀罷，感到十分驚奇，但又不敢相信真有其事。便帶著迷惑不解的神情來到鄰裏一位好弄丹青的秀才家裏，向他尋問。秀才見他很可愛，便領他來到一座寺廟的大殿裏。他指著殿內高大的牆壁對李公麟說：“孩子，你看那牆上畫的是什麽?”李公麟抬頭觀望，猛見牆上一隻銳目利嘴，虎視眈眈的巨鷹正逼視自己，嚇得他差點後退幾步。窗頂上透過一片陽光，正好直射在畫麵上，那凶神惡煞、咄咄逼人的氣勢，更顯得逼真、可怕。“那不是一隻巨鷹嗎?為何要畫在這裏?”李公麟驚異地說。秀才哈哈一笑，說：“嚇著了吧?那的確是一隻巨鷹，你知道是誰畫的嗎?相傳這就是大畫家張僧繇所繪。那時，殿內野鳥很多，這些飛禽到處亂飛，在菩薩或佛像身上撒鳥糞，搞得神聖的寺廟烏煙瘴氣，有損佛祖的尊嚴。和尚們驅趕不得，一時大傷腦筋。於是，他們集思廣益，想出了一個絕妙的辦法，就請來畫家張僧繇畫了這隻巨鷹。畫好後，鳥雀見了以為是一隻真的猛禽，嚇得紛紛逃避，再也不敢飛進來肆意妄為了。”秀才敘述的這一生動而有趣的傳說，在他腦海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從此，他對繪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有一次，李家老宅鬧鼠災，每逢夜晚來臨時，窮凶極惡的老鼠，成群結隊，四處活動。它們咬箱啃櫃，撕食字畫，肆意橫行，搞得人不得安寧。要尋覓一隻逮鼠的好貓又十分難得。李公麟想，張僧繇畫鷹嚇鳥，如此奏效，我何不也來個畫貓嚇鼠呢?於是，他找來一塊木板，在上麵畫了一隻大貓，它張著血盆大口，兩眼射出凶光，一副猙獰恐怖的樣子。
畫好之後，他將畫置於老鼠經常出沒的地方，並在旁邊點燃一隻油燈，燈光正好直射畫上。當夜晚到來時，這裏仿佛籠罩著一股殺氣。說也奇怪，自從擺上這幅凶惡的貓圖之後，老鼠頓時收斂了許多，沒多久，便舉窩遷徙，不敢在此為非作歹了。鄉鄰們視此事為奇跡，而愈加看重李公麟。這一次小小的成功，給了李公麟很大的鼓舞，他覺得畫畫比幹其他事業或許更適合自己。
以後，盡管他一生多有坎坷，但丹青之誌始終未泯。他學畫並不靠名師指點。他叔父珍藏的許多字畫，成了他朝夕觀賞的最好老師。他在瀏覽古人的作品中，吸取了許多作畫經驗與技巧。不久，他開始著手用一種絹素紙臨摹。他臨摹的目的，首先是為了學畫，其次也是為了收藏。因此，他每臨一幅畫都十分細致認真，一絲不苟，直到認為與原作一模一樣，達到亂真的地步方止。時間不長，他已將叔父的所有藏畫臨摹了數遍。不僅如此，他隻要發現別人藏有名畫，必欲設法借來觀賞琢磨，畫下副本方為滿足。這種嗜畫如命的習慣，一直伴隨他終身。臨摹名畫，對無師自通的李公麟來說，是唯一重要的自學方法。他在深入研究前人的優秀作品中，逐漸掌握了中國傳統繪畫中的線描手法，經過刻苦磨煉，他的線條表現技巧日臻成熟，最後自出機杼，達到了藝術表現的最高境界。
點評：
在北宋人物畫壇上，李公麟是位崛起的畫家。他筆下的畫，無需色彩暈染或水墨滋潤，隻用單線勾勒，就能惟妙惟肖地再現一個個生動的藝術形象。他在中國畫傳統的線描畫法基礎上，獨創白描手法，使之成為一個新的畫種。他極善於感受與把握線條的美，並賦予它藝術的表現力，從而使北宋畫壇為之一振，其影響之深遠，實不愧為承前啟後的一代藝壇宗師。
10.李密牛角掛書
李密生於隋代，他少年時候，被派在隋煬帝的宮廷裏當侍衛。他生性靈活，在值班的時候，左顧右盼，被隋煬帝發現了，認為這孩子不大老實，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並不懊喪，回家以後，發憤讀書，決定做個有學問的人。
有一回，李密騎了一條牛，出門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漢書》掛在牛角上，抓緊時間讀書。正好宰相楊素坐著馬車在後麵趕上來，看到前麵有個少年在牛背上讀書，暗暗奇怪。
楊素在車上招呼說：“哪個書生，這麽用功啊？”
李密回過頭來一看，認得是宰相，慌忙跳下牛背，向楊素作了一個揖，報了自己的名字。
楊素問他說：“你在看什麽？”
李密回答說：“我在讀項羽的傳記。”
楊素跟李密親切地談了一陣，覺得這個少年人很有抱負。回家以後，楊素跟他兒子楊玄感說：“我看李密這孩子的學識、才能，比你們幾個兄弟強得多。將來你們有什麽緊要的事，可以找他商量。”打那以後，楊玄感就跟李密交上了朋友。
後來楊玄感要找謀士，想起他父親的叮囑，就派人到長安，把李密接到黎陽來。李密到了黎陽，楊玄感向他請教：要推翻隋煬帝，這個仗該怎麽打法。
李密說：“要打敗官軍，有三種辦法。第一，皇上現在在遼東，我們帶兵北上，截斷昏君退路。他前有高麗，後無退路，不出十天，軍糧接濟不上，我們不用打也能取勝，這是上策。第二是向西奪取長安，抄他們的老巢。官軍如果想退軍，我們就拿關中地區做根據地，憑險堅守，這是中策。第三是就近攻東都洛陽。不過這可是一條下策。因為朝廷在東都還留著一部分守兵，不一定能很快攻得下來。”
楊玄感急於求成，聽完這三條計策，覺得前兩條都太費時間，說：“我看你說的下策，倒是個好計策。現在朝廷官員家屬，都在東都。我們攻下東都，把家屬都俘虜起來，官軍軍心動搖，保管能取勝。”
楊玄感立刻從黎陽出兵攻打東都，一路上，有許多農民踴躍參加起義軍，隊伍擴大到十萬人，接連打了幾個勝仗。隋煬帝正在帶領大軍猛攻遼陽，得到告急文書，連夜退兵，派大將宇文述等帶領大軍分路攻楊玄感。楊玄感抵擋不住，想往西退到長安去。宇文述帶兵跟蹤追擊，最後，把楊玄感的人馬圍住，楊玄感沒路可走，終於被殺。
李密從混亂中逃了出來，想偷偷地逃回長安。但是隋軍搜捕得很緊，李密還是被抓住了。
隋將派兵把李密押送到隋煬帝的行營去。半路上，李密跟十幾個犯人一商量，把他們隨身帶的錢財都送給押送的隋兵，供他們吃喝。隋兵受了他們的賄賂，喝酒作樂，防備鬆懈下來。李密他們就趁隋兵酒醉糊塗的時候，瞅個機會跳牆逃跑了。
李密脫離危險以後，想另找機會，反抗隋朝。他想找個起義軍的首領作靠山，但是有的起義軍首領看他是個文弱書生，不大重視他。李密沒辦法，隻好改姓換名，東躲西藏，幾次險點兒被官府抓去。最後，他聽說東郡（今河南滑縣東）瓦崗寨有一支起義軍，兵力很強。
帶頭的叫做翟（音ｚｈáｉ）讓，為人厚道，又喜歡結交英雄，就決定上東郡去投奔瓦崗軍。到了瓦崗軍之後，李密對翟讓說：“現在東都空虛，士兵平時又不操練，越王楊侗年幼，留守的各官員政令不一致，士人百姓離心。段遠、元文都兩人愚蠢沒有謀略，按我的料想，他們不是將軍的對手，將軍如果能用我的計策，隻要揮一揮軍旗，天下就可以平定”。翟讓聽從了李密的建議，果然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瓦崗軍威名大震，前來歸降他們的人絡繹不絕，他們的部眾達到幾十萬人。
點評：
李密少年時即知勤奮讀書，出門看朋友，還不忘在騎的牛角上掛上一本書，以便隨時翻閱，這種刻苦用功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11. 歐陽修畫地學字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身於清貧的書香世家，他的家族原本是“廬陵大族”，然而傳至歐陽修的祖父歐陽偃時，家道開始中落。歐陽偃盡管才高德望，但未能考中進士。其父歐陽觀官運亦不亨通，雖然其為人敦厚，居職清廉，平生不治產業，一生也隻不過做過兩任推官和判官。
歐陽修四歲時，父親歐陽觀病逝。母親鄭氏那年僅二十九歲。她本是江南大族之女，知書達理。孤兒寡母，無以為生，隻好投靠歐陽修在隨州(今湖北隨州)任推官的親戚歐陽曄。歐陽修自幼聰穎過人，求知似渴，但因家貧，不能入學受教。歐陽修的母親便用河邊的獲草為筆，以沙灘為紙，教歐陽修練字。因他博聞強記，讀書則過目成誦，很快就名播鄉裏。當時隨州城內有李氏大族，藏書甚豐。歐陽修經常去李家借書抄讀。有一次，他在李家的舊書中偶然發現了《韓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當時盡管歐陽修還不能盡解文中要義，但閱後頗覺韓文氣勢雄偉，立意深遠。歐陽修對此書愛不釋手，逢人便稱讚“學者當至此而止耳”。
宋仁宗天聖八年，二十四歲的歐陽修進士及第，被授予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和西京留守推官。第二年三月，歐陽修到洛陽上任。他以文會友，鬥酒成詩，悠遊於騷人墨客之列，結識了尹洙、梅堯臣等。他和尹洙一起寫作古文，議論當時朝政，互相都把對方看成是自己的老師和朋友；又同梅堯臣相互作詩唱和。就這樣，歐陽修憑著他的文章譽滿天下。
景元年(公元1034年)，歐陽修任職期滿，被召入京，充任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但生活的不幸也接踵而來，他的結發之妻胥氏，續弦夫人楊氏及妹夫張龜政相繼病逝。但歐陽修並沒有因為家庭不幸而沉淪，而是以更大的熱情投身於當時的新政中。
當時，北宋朝廷積貧積弱，對外戰爭軟弱無力，國內財政匱乏。範仲淹被調到京師主持政務，便力圖革新朝政。他上書仁宗，指陳時弊，得罪了一批守舊官僚，而被謫貶知饒州(今江西鄱陽)。尹洙、餘靖等人上書救範仲淹而被逐出館閣。諫官高若訥仰承宰相呂夷簡的鼻息，非但不主持正義替範仲淹論辯，反而竭力讒詆範仲淹。歐陽修不顧個人安危，連夜寫信給高若訥，譏諷他“身惜高官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忤宰相以近刑禍”，痛斥他“不複知人間有羞恥事爾”。高若訥看後氣急敗壞，把歐陽修的這封信送呈仁宗，歐陽修因此被貶夷陵(今湖北宜昌)。
歐陽修攜老母寡妹，乘船沿汴入淮，再涉大江，曆時五月至夷陵。在夷陵，歐陽修沒有什麽可以自我排遣，就取出積年的陳舊案牘反複翻閱，看到其中冤屈謬誤的地方不可勝數，於是仰天長歎道：“一個荒遠的山城尚且如此，天下冤屈謬誤事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歐陽修於是乃一一糾枉反直，懲奸創惡。爾後，歐陽修又移任武成(今河南滑縣)節度判官。
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歐陽修受命修《新唐書》。當時，宋祁已先修成《新唐書》的部分文稿，但都屬列傳。宋仁宗恐《新唐書》體例不一，因歐陽修的文章名揚天下，乃令歐陽修詮定其體例。歐陽修認為宋祁是自己的前輩，且各人意見不同，怎麽可以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別人之上呢?於是對宋祁所修部分一字不改。書修成後，按舊製，《新唐書》立撰著者，唯列官位最高者一人，非歐陽修莫屬。但歐陽修認為宋祁的撰述，功深日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於是《新唐書》紀、誌、表三者書歐陽修名，而列傳書宋祁名。當時宰相宋庠聽說此事後，感慨萬分，讚不絕口地說：“自古文人，好相淩相掩，像歐陽修這樣胸懷坦**，有謙虛的美德，前古未有。”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歐陽修升任樞密院副使。他和曾公亮一道，考核全國的軍隊數和三路駐守兵員的人數，詳細準確地測定駐軍的遠近，重新編製了地圖和簿籍，凡是邊防長久以來沒有派兵駐守的，調派軍隊前往駐守。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歐陽修調任參知政事，他和韓琦同心輔助仁宗。凡是兵民、官吏、財利等中書省應當知道的重要大事，編集成一個總目，碰到事情就不必臨時匆忙地向有關部門了解。當時東宮太子的人選還沒有決定，歐陽修就和韓琦等人對這件大事協商出一個意見。歐陽修還成功地解決了英宗母子間的矛盾。宋英宗因為得了病，無法親自處理朝政，皇太後垂簾聽政，左右的人互相猜忌，製造矛盾，皇帝和皇太後幾乎因此成為怨仇。一日，韓琦奏事時，太後哭著向韓琦說了英宗和自己的種種矛盾。韓琦用英宗有病來進行勸解，太後聽了不高興。歐陽修就進一步勸說道：“太後侍奉仁宗已經幾十年了，您的仁德昭示天下。以前皇上專寵，太後您處置得從容自如；現在母子之間，反而不能寬容嗎?”太後的情緒稍稍和緩了一些。歐陽修又勸說道：“仁宗皇帝在位的時間很久，他的德政深深地留在人們心中，所以一旦駕崩，天下奉戴天子，沒有一個人敢不讚成的。現在太後您隻是一個婦人，而我們也隻是五六個書生罷了，如果不是仁宗皇帝的遺意，天下誰人肯聽從呢?”太後不作聲。此後過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母子之間的矛盾才逐漸平息。
英宗曾詔歐陽修薦舉可為相者三人。於是歐陽修立即薦舉呂公著、司馬光、王安石三人。可以說，這三人與歐陽修都有嫌隙。早在慶曆新政時，呂公著之父呂夷簡打擊排斥歐陽修。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堅決反對歐陽修稱皇考之說，而極力主張稱皇伯。王安石在對經義的詮釋方麵，亦不苟同於歐陽修而堅持已見。但歐陽修不計呂公著的前嫌後隙，對司馬光盡忘其政見不同，對王安石則允許學術觀點歧異。歐陽修以才德知人，不念私仇己怨，為後人所稱頌。
歐陽修執法嚴明，大義滅親。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其妻薛氏之弟薛宗孺因罪被劾，企圖通過姻親，以歐陽修的地位而得到赦免。但歐陽修不但不為其開脫罪責，而嚴加治罪。薛宗孺終被免官。因此薛宗孺懷恨在心，伺機對歐陽修加以陷害。不久，薛宗孺誣陷歐陽修與長媳吳女有不正常的關係。那些對歐陽修有所怨恨的小人群起而動，傳播謠言，擴大事態。雖此事純屬子虛烏有，後來真相大白於天下。但歐陽修決心離開這塊是非之地，出任亳州(今安徽亳縣)知州。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歐陽修奉詔改知青州(今山東益都)，第二年又遷蔡州(今河南汝南)。這些在歐陽修的心目中已不重要。他魂牽夢繞的還是那想象中歸退後的穎州。熙寧二年，新任參知政事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開始推行著名的變法。由於歐陽修遠離朝廷，又整日為剪不斷的歸穎之思所苦惱，他根本沒有在意這場急驟的變革。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他曾連續獻上《言青苗錢第一劄子》和《第二劄予》，就自己在青州所見推行青苗法中的一些問題，提出意見，請求處理。這反映’了他對新法持比較懷疑的態度。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六十五歲的歐陽修到穎州安度晚年。他繼續詩文創作和考辨古史，還悉心整理和修訂自己的文集。
他的一生，創作了一批“超然獨驁，眾莫能及”的散文作品。各種形式的短章大論，是他抒發感慨、寄托性情、表述理想的重要工具，是他革除時弊、發表政見、改變文風的得力武器。散文創作的成績，是他文學成就的最主要的標誌。
點評：
歐陽修少年貧寒，無錢讀書，便以蘆荻為筆，畫地學字，這種艱苦學習的經曆對他一生都有很大影響，以致於他後來做官之後依然手不釋卷，刻苦攻讀，終成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