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我,印度所有的大城市裏我最喜歡哪一個,我很難回答。孟買和加爾各答這兩座城市讓我難以取舍,雖然這兩座城市並不在傳統的印度熱門旅行目的地列表上,但它們的魅力和豐富性在我看來遠在那些知名的旅遊城市之上。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加爾各答都曾經是我的最愛。加爾各答曾經是東印度公司的總部,印度獨立之後,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大量的殖民地時期的建築和生活方式被保留下來,像一個會呼吸的標本。加爾各答有些地方看起來就像香港的市井,有些地方又像老上海的租界,叮叮當當的有軌電車、人力拉的黃包車、英式風格的黃色老爺計程車都在街上跑著。另外,加爾各答原屬於孟加拉省,在文化上與典型北印度也有所不同,老百姓相對更為善良友好。

然而隨著對孟買的深入了解,我意識到孟買才是印度乃至這個世界上最魔幻、最有意思的地方。我對孟買的感情很複雜,這個城市既不宜居,也沒有印度其他地方那樣深厚的曆史底蘊,絕大多數正常的遊客都不太容易喜歡上這個地方,甚至可能會討厭它,然而隨著對它的了解越多,就會越來越被其文化的多樣性所折服。世界上沒有哪座城市是與孟買相似的,它不同於上海、紐約的海納百川,也不同於伊斯坦布爾千百年曆史的沉澱,甚至完全不同於同屬英國殖民時期的重鎮加爾各答。孟買那種獨特的多樣性在於現代與傳統、富有與貧窮、進步與落後、現實與夢想的對立統一,印度最有錢的人和最底層的人都生活在這裏,印度最好的和最糟的一麵也都能在這裏找到。

如果用一個比喻來形容,這座城市就像一台蒸汽時代遺留至今的無比龐大而又老舊的機器,在努力地排除故障以保持運作。你可以看到當年建造這台機器時的精巧設計,透著一股蒸汽朋克的氣息,也可以看到曆經歲月的千瘡百孔,看起來破得隨時要散架,卻又處處煥發著自我修複的生機。

魔幻現實主義:孟買

在2014年第一次踏足孟買之前,我對這座城市的了解僅限於貧民窟。由於《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這部電影,孟買的貧民窟可謂“享譽全球”,即便是許多從沒到過印度的人,想必也聽說過“達拉維”(Dharavi)這個名字。這座亞洲最大的貧民窟不僅是《貧民窟的百萬富翁》的取景地,關於它的許多傳聞也讓人十分好奇——諸如全亞洲最大的貧民窟,人口密度高到爆炸,1440人共用一個廁所,房屋的月租金隻要6美金,等等。

因此探訪貧民窟在當時幾乎是我去孟買最主要的目的,我在抵達孟買之前,就提前在衛星地圖上看哪裏有高密度的貧民窟,在達拉維附近的西昂(Sion)找一個酒店住了三晚,天天清晨和傍晚鑽進貧民窟裏拍照。在那之前,我從來沒去過類似的地方,對貧民窟充滿好奇心;而那幾天的探索過程,顛覆了我之前對孟買貧民窟的全部想象。

然而我所見到的達拉維,除了某些公共地帶垃圾較多之外,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的棚戶區並沒有太大區別。

2014年在孟買Sion貧民窟拍的。如果一個孟買人跟你說他們家門口有條小河,你千萬別太當真

2020年去孟買達拉維貧民窟,河道治理比過去有所改善

作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達拉維最大的特點就是擁擠。通道如同迷宮般蜿蜒曲折,線纜像藤蔓般伸展,貓狗雞羊等動物和諧相處,忙碌穿梭的身影無所不在。在這異常逼仄狹小的空間中,人們井然有序地生活著。

貧民窟裏麵的許多居民也並非是我們概念中的“貧民”,早上從這些地方走出來的不少年輕人一個個都衣冠楚楚,穿襯衫係領帶,看起來就是普通的學生和公司白領,就外觀上來看,跟“貧民”似乎搭不上關係。這是因為大城市有著更多的資源和工作機會,使得大量務工人員湧入德裏、孟買這樣的大城市,令貧民窟發展壯大。這種高度擁擠的棚戶區乃是大城市的特色,我居住的哥印拜陀這種二三線城市,雖有貧民,但數量不足以聚眾成“窟”。因此孟買貧民窟頗有些從前香港九龍城寨的神韻,層層疊疊通風極差,私拉的電線密如蛛網,但自來水管很少,大部分當地居民需要自己去供水點取水。雖然沒有高層建築,但由於私搭亂建向上發展,許多角落依然是終年不見天日,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屋子可能要住一家七八口人,全無隱私和私人空間可言。

神奇的是,即便是如此擁擠的生活環境,貧民窟內部卻並不髒。那些小小的房間都收拾得纖塵不染,人們會盡自己所能布置自己的房屋,使其變得更加溫馨舒適。當然,居住空間之外的公共衛生就一言難盡了,尤其是那些小河流,汙染極為嚴重,生活廢水和垃圾都直接排放其中。

我在貧民窟裏逛了兩天,終於還是受不了那裏而倉皇而逃。但你們一定想不到我受不了的是什麽——被大量圍觀。

這個貧民窟的結構,其實有點像養雞場,一個個小房間就像雞籠子。我這種外人一跑進去,裏麵立馬就會沸騰,消息在這個沒有隱私的地方迅速傳播,所有人都立刻知道有外人來了,一個個把腦袋從“雞籠子”裏伸出來張望。大人們還比較節製和矜持,可小孩子就不一樣了,在他們看來我哪兒是外國人啊,簡直就是外星人!一見我進了他們的巷子,立馬興奮地呼朋引伴,成群結隊追在後麵,搞得我好像長了根尾巴似的。這些小孩既不要錢也不要糖,就要我給他們拍照。最誇張的是,為了強奪鏡頭前的核心位置,他們互相之間甚至還會大打出手……起初我倒還喜聞樂見,到後來實在應付不過來,不得不落荒而逃。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2014年印度智能手機尚未普及,拍照片在當時是個稀罕事,印度人本身就熱衷於被拍,小孩子自然是加倍狂熱。我太太說她小時候看到外國遊客也是搶著要他們給自己拍照。隨著智能手機的日益普及,印度人的“被拍欲”通過自拍得到了充分滿足,這兩年再去貧民窟就沒有碰到過這種事。

雖然熱情得有些過度,但不管怎麽說,我頭一回接觸到的這些孟買人充分展現了他們對外國人的友好,這令我對孟買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後來我又去了很多次孟買,也去鑽過其他一些貧民窟。孟買的貧民窟遠遠不隻是達拉維,但達拉維無疑是其中曆史最悠久並且最具特色的,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我覺得將之稱為“達拉維貧民產業園區”更確切。

在前海洋文明時代,孟買跟紐約、上海一樣,早年都是近海的灘塗、沼澤。孟買原先是七座小島,達拉維過去則是個紅樹林漁村和大片沼澤地,英殖民地時期填海造陸,才把孟買建成了一個半島深水港。在英國人的規劃中,孟買半島南區是作為城市來規劃的,最南端則屬於城市行政金融中心,都是些“高大上”的地方,相當於上海的外灘。於是在1884年,殖民政府把南區的一些工廠和窮人搬遷到達拉維這個“荒郊野外”的地方,當然這個“荒郊野外”是19世紀末的情況,對比上海的話,達拉維的地段大致相當於徐家匯田林新村那一帶,擱改革開放前,田林在上海人眼裏也是鄉下農村。

當時搬遷到達拉維的主要是古吉拉特邦來的陶工,殖民政府為他們提供了為期99年的土地租賃權,而在此之前,達拉維已經有一些皮革製造業入駐,河對岸就是個屠宰場,於是在達拉維形成一個產業中心,各種各樣的工匠都湧入達拉維,僅僅2.1平方公裏的土地上,生活了100萬人(1)。雖然達拉維的人口數量越來越多,政府卻一直沒有為這個地方提供基礎設施建設,沒有衛生係統、下水道、自來水、道路,居民區和小作坊在這裏野蠻生長。由於公共衛生情況惡劣,1896年,孟買爆發霍亂,造成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亡。

印度獨立之後,隨著孟買的發展,達拉維成了印度最大的貧民窟。與此同時,城市向北擴張將這個貧民窟包圍起來,所以確切來講,達拉維應該算是非常典型的“城中村”。這裏本來就有兩條城鐵線路,分別經過達拉維的東西兩端,按照城市大規劃來看,這裏絕對是個黃金地段。印度政府當然也知道這塊地的價值,搞過好幾個重建計劃,但改建達拉維是一項不亞於建設三峽大壩的工程,以印度政府的動員能力,隻能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些年,達拉維其實一直都在發展和變化,比方說,最早的時候,這裏連路網都沒有,這裏的道路係統是政府進行郊區開發的時候修建的。國內媒體寫達拉維貧民窟的時候,采用的數據都極其落後,很大程度上是以訛傳訛:首先,達拉維早就不是印度最大的貧民窟了,早在2011年,在孟買就已經有另外四個貧民窟的規模都超過了達拉維,但達拉維依然是名聲最大的一個;第二,網傳達拉維1440個人才有一個公共廁所,這是2006年的數據,當然最新的數據也好不到哪裏去——約500個人共用一個公共廁所;第三,6美金一個月的房租,也早已是年深日久的老皇曆,如今達拉維一個比較典型的棚戶區小房間,月租金價格在300多元到700多元人民幣不等(3500~8000盧比),售價從30萬元到150元萬人民幣都有;第四,達拉維的識字率高達69%(2011年數據),位居全印度貧民窟識字率之首,這地方並非很多人想的那麽不堪,而是一個成熟完整的產業社區,成百上千不見天日的小作坊每年的產值高達幾十億美元。

達拉維都生產些什麽東西呢?除了傳統的皮革、陶器、服裝紡織品、黃銅、食品、珠寶之外,目前最主要的產業之一是廢品回收。

廢品回收是達拉維的一大支柱產業,因為這顯然是成本、門檻都最低的行業,甚至幾乎沒有年齡的限製。我第一次走進達拉維廢品回收片區的時候被深深震撼了,這片迷宮一樣的工坊區被無數廢棄物填滿,其中尤以電子廢棄物居多。這些廢棄物被分門別類地存放,堆積如山的紙箱,一袋袋的電腦鍵盤、電話機,一桶桶的彩色電線……那些工人或將成堆的電線剝開取銅,或將塑料切碎按照顏色分類。工人通過原始的“泡水法”來分離金屬和塑料——塑料會漂浮,這種方法就跟從前的人淘金似的。地上的積水都是五顏六色的,而許多工人就在毫無防護的作業條件下進行拆解、分類、粉碎等工作,環境之惡劣令人咋舌。在這邊回收區有一個特別不和諧的存在——麵包房,除了正常的烘焙之外,過期麵包會被收集到這裏回爐,做成幹脆的烤麵包片,打那兒之後,我就不太敢吃印度的脆麵包片了。

在家裏的時候,我經常驚歎於自己製造垃圾的速度——為什麽垃圾桶總是這麽快就滿了?這些垃圾最終會去哪裏呢?尤其是那些精密複雜的電子廢棄物,使用各種材料製作的電路板怎麽處理呢?

孟買達拉維貧民窟裏的居民,隻能定時定點排隊打水

跑到達拉維的回收工坊,我才發現——原來垃圾最終的歸宿是這樣的。

在空間如此狹小的環境裏,集中了數量如此龐大的電子廢棄物,使得我不得不重新審視電子消費品對環境的影響。我們購買的每件電子產品,當初都如此光鮮亮麗,令人愛不釋手,然而它們的生命周期很少有能超過五年的,最終都免不了淪為一堆難以拆解回收且很容易對環境造成汙染的電路板、電池、液晶屏。

生平第一次,我對消費電子產品產生一種罪惡感。

達拉維廢品回收區中的空氣彌漫著廢棄物和金屬塵埃的味道,這樣一個地方,空氣乃至水土的汙染程度可想而知。有一次同去的朋友很感慨地說:“這樣的生活環境,人不會長壽吧?”我苦笑道:“他們的目標應該隻是活下去。”

貧民窟裏雖然有一部分是在寫字樓裏工作的白領階層,但更多的還是那些生活在孟買這座繁華大都市最底層的人,他們幹著一些最髒最累的活,通過掙取微薄的薪金來養家糊口。由於空氣汙染,肺癌、肺結核、哮喘等疾病在達拉維居民中很常見。

在工作之餘,他們的生活就跟我們一樣,歡聲笑語、無拘無束,當我把鏡頭對準他們的時候,也不會有尷尬、難堪和羞怯——這絕非苦中作樂,印度人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作為貧民窟裏的居民,這正是他們最自然不過的生活,千百年來祖祖輩輩都是這樣生活的。我相信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也都有自己的夢想,這些夢想不管是卑微還是宏大,終歸還是有的。

達拉維內部的人口並非我們所想象的那樣世世代代紮根在這兒,而是有階層流動性的。這裏變得越來越像中國的城中村——許多住在這裏的人都隻是租戶,而非業主。不少早期的業主早已經通過資本積累或政府組織的搬遷改造離開了這裏,他們把自己原來住的“老破小”租給那些到孟買“掘金”的後來者。

雖然政府的大規模改建規劃一直都阻力重重,但地產資本的運作始終都在進行。開發商在局部區域進行拆遷,建起了高層公寓樓,一些居民的生活條件得以改善,同時多餘的公寓住房也吸引新的居民在這裏置業。更聰明一些的當地人,聯合自己的社區,找開發商給他們改建成高層公寓樓,一轉身就成了包租公和包租婆。當然,由於產權關係的錯綜複雜,這種聯合並不容易達成,所以達拉維內部的高層公寓總是東一幢西一幢,缺乏大環境的整體規劃。

總之,在《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這部電影的強力加持下,達拉維如今成了孟買的一個知名景點,當地有專門的達拉維觀光項目,會有導遊帶著那些遊客參觀這裏的產業區和居民區,介紹達拉維現今麵臨的問題和挑戰。

能夠與達拉維平分秋色的另一個貧民窟景點當然是千人洗衣場——“Dhobi Ghat”。

我在前麵講種姓製度的章節裏提過,印度的種姓跟職業有關,“Dhobi”種姓是洗衣服的,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洗衣工,源自印地語洗滌(Dhona)一詞。在種姓分類裏麵,洗衣服、熨衣服等職業在過去都屬於賤民種姓,如今叫作“表列種姓”(Scheduled Castes)。總之,就是一種法律上受保護,但在社會上受歧視的種姓族群。

“Dhobi”在印度是一個非常大的種姓群體,比方說,在比哈爾邦,有18%的人口都是“Dhobi”種姓,也就是說,這些人的祖上都是以洗衣為生的。但最有名的“Dhobi”種姓社區莫過於孟買的“Dhobi Ghat”,“Ghat”是一個在印度次大陸被廣泛使用的地名後綴,有河壇、台階的意思,具體詞義取決於上下文,這裏的“Dhobi Ghat”就是洗衣場的意思。考慮到孟買是一個移民城市,也不排除這些“Dhobi”種姓群體是從比哈爾邦來的。

那麽這個洗衣場有什麽特別的呢?

與其說這是一個洗衣場,倒不如說是一個賤民社區。在印度教的傳統中,種姓和職業相互綁定,如今雖然已經鬆綁,但巨大的傳統慣性依然存在,在社區中有很多人仍舊從事著祖傳的洗衣職業。這裏是工作場所,同時也是他們的家,居住著來自200多個家庭的5000多名“Dhobi”種姓洗衣工,對他們來說,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十分模糊——洗衣場就是家,家就是洗衣場。出生在這裏的“Dhobi”,從小就耳濡目染了關於洗衣的一切知識,個個都是洗衣專家。其實洗衣服本來就是一門學問,所以才需要專門的幹洗店,別人洗不幹淨的衣服他們能洗幹淨,對於不同衣料的分揀、洗滌、熨燙、上漿、染色,他們也都頗有心得。

想要進千人洗衣場,要先給看門大哥交“保護費”。按照2020年最新的行情,每個人頭至少得500盧比,這個價錢趕上印度那些世界文化遺產景點的門票錢了。人數少的話可能更貴,人多可以跟他砍價,但由於其壟斷的性質,砍也砍不了多少,反正你愛看不看,咱們收費的規矩不能亂。而且洗衣場隻有一個門,不太可能逃票。其實從“Mahalaxmi”城鐵站出來的天橋上,就能看到整個洗衣場的全景,有不少遊客嫌“保護費”收得太多,於是就在路邊看一下,拍個照片,好歹也算是來這裏打過卡了。最近一次去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路邊那個最佳“觀景點”,居然修起一個正兒八經的觀景台,且完全免費。

交了“保護費”之後,看門大哥會指派一個向導給你,帶著你參觀不同的區域。當你走進這個地方,就會覺得收這個保護費還是挺有必要的,因為這裏本身是一個類似於工場的經營場所,你要是自說自話在裏麵到處亂逛,會影響人家工作,萬一丟了什麽東西也說不清楚。一兩個人亂逛或許影響不大,但大家要知道中國那些成群結隊的“老法師”的戰鬥力有多強,把相機湊臉上拍,叫人家還怎麽幹活?因此收點保護費,一來能設置門檻,二來也能讓參觀拍攝更為有序,三來按照看門大哥的說法,收這個錢,他們是用來進行社區建設的,也算是“扶貧幫困”吧。

千人洗衣場始建於1890年,妥妥的百年老字號。洗衣場開建的時候,孟買還遠沒有如今的規模,所處地段相當於上海的靜安寺。這裏晾曬衣服的場麵確實頗為壯觀,你會懷疑是不是整個孟買的衣服都拿到這裏洗了。他們晾衣服的方式倒是值得推廣一下,不需要夾子,拿兩根粗麻繩絞緊繃直,晾衣服的時候找兩個衣角往麻繩之間一夾,收的時候一扯,對衣物的形狀完全沒有限製,小到襪子大到床單都能這麽晾。

千人洗衣場一共有731個混凝土洗衣池,每天要洗超過10萬件的各種衣物,這些衣物、織物主要來自酒店、醫院、社區洗衣店、餐飲服務商、服裝經銷商以及婚慶公司,他們的業務不光是清洗,還包括染色、漂白、熨燙等,最多的時候,據說有7000多名洗衣工,許多人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

2011年的時候,千人洗衣場獲得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認證——最多人同時手洗衣服的地方。

印度人手洗衣服跟咱們的洗法不一樣,他們把衣物甩起來然後砸在石板上,觀賞性比較強。咱們是“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這裏是“孟買洗衣場,千人甩衣聲”。不過如今的傳統手洗已經變得越來越少,有些洗衣工掙了錢之後,買了大型洗衣機和烘幹機進行產業升級,如今洗衣場內的傳統手洗已變得越來越少,高效率機洗的普及也會加快淘汰的速度,估計再過幾年就看不到手洗了。

據估計,千人洗衣場每年的營業額高達10億盧比(2017年數據),按現在的匯率就是1367萬美元,按照7000名洗衣工的話,每人創造了近2000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等於印度目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一點都沒給國家經濟拖後腿。

我們平時總說印度人“開掛”(2),除了他們善於突破人類忍耐力極限之外,其他方麵也不含糊。你們看連個洗衣場都能搞成世界紀錄,然而千人洗衣場絕非孟買唯一由勞動人民創造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據我所知還有一項世界紀錄,是一個叫“Prakash Baly Bachche”的“達巴瓦拉”(3)(Dabbawala)創造的,他一次性將三個飯盒板條箱頂在頭上。這個飯盒板條箱可不一樣,每個能裝45個飯盒,裝滿飯盒的板條箱我估計絕不少於50公斤,那玩意想要靠自己一個人舉起來都難。把三個這樣的大家夥頂在頭上,而且還得保持平衡,這可不是“開掛”嘛!

說起“達巴瓦拉”,可算是孟買的一張名片,“Dabba”是波斯語中的一種盒子,通常用來裝飯;“-wala”這個後綴代表執行者,“達巴瓦拉”的意思就是送飯盒的人。

這些“達巴瓦拉”大多數都是文盲,不依靠任何現代化技術,卻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每800萬個飯盒隻會送錯一例,創造了吉尼斯世界紀錄,達到了通用電氣的“六西格瑪”(Six-Sigma)(4)管理水平,震驚了哈佛商學院……

這些大同小異的故事被傳播的背後,其實是一連串的以訛傳訛。

孟買的“達巴瓦拉”

1998年,當時《福布斯》雜誌有個叫蘇布拉塔·查克瓦提(Subrata Chakravarty)的記者采訪了孟買“達巴瓦拉”協會(Mumbai Tiffinmen's Association)的主席拉古納斯·麥吉(Ragunath Medge),問及送飯盒的出錯率,主席隨口就說:“幾乎從來沒有,或許兩個月有一次。如果我們一個月送錯10次,那沒有人會用我們的服務。”(5)記者按照這個回答,推算出每800萬次或1600萬次(算上飯盒回收)才會出錯一次的結論,然後把這個推算寫在了一篇名為《快餐》(Fast Food)的稿件中,這可能是關於送飯盒小哥最早的一篇媒體文章。

2002年的時候,有另外一個記者問到主席拉古納斯·麥吉,你們這個協會算不算是一個“六西格瑪”組織,主席說他根本不知道“六西格瑪”是什麽,記者告訴他這代表每10億次隻會發生1.9次錯誤,那個主席當時是這樣回答的:“那我們就是,問福布斯去。”(6)於是這個記者在寫稿件的時候就寫了——“《福布斯》已將孟買飯盒小哥協會認證為六西格瑪組織。”

結果“六西格瑪”說法就被傳開了,如今“達巴瓦拉”自己的官方網站上,也宣稱已經得到“六西格瑪”認證。最初的那個《福布斯》記者蘇布拉塔·查克瓦提後來其實發表過文章辟謠澄清,他說《福布斯》從未認證過這個所謂的“六西格瑪”組織,他也從未使用過這個術語——“六西格瑪”其實是最早摩托羅拉創立又被通用電氣推廣的一套商業管理工具和流程,而非統計數據。

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這個道理放諸四海而皆準。大家看明白了吧?一千六百萬分之一、八百萬分之一的出錯率,其實是“達巴瓦拉”協會負責人自己隨口說的,關於飯盒配送的準確率其實從未有過正式的統計。哈佛商學院確實將“達巴瓦拉”作為案例研究,但他們研究的是如何以低成本、簡單的操作來提供高水平服務;而所謂的創造吉尼斯世界紀錄指的是某個小哥——一次頭頂三個飯盒板條箱,並不是指這一服務的水準和效率。

我覺得關於送飯盒這件事,從印度文化的角度來解讀會更有意思——為什麽這樣一個行業會出現在孟買而不是別的地方?

孟買跟上海、香港、深圳一樣,早年都是漁村,隨著城市的興建和發展,湧入了大量外來人口。但印度有個不可思議之處,就是各種忌口多得離譜。這個在之前的章節裏寫過,南亞地區由於天熱,食物容易變質腐敗,從而導致食物中毒,因此發展出各種飲食禁忌。有些禁忌和宗教相結合之後變得教條化、極端化,並且這種“食品衛生”的強迫症不是靠分餐製就能解決的,連對廚房的“潔淨度”都有要求,有些人的強迫症甚至嚴重到隻吃自己家裏做的東西。大食堂、大鍋飯這種形式在印度根本就沒有市場,即便在今時今日,還有很多印度人不太情願吃外麵的食物。

這種飲食禁忌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前現代社會問題不大,因為過去人們的活動半徑小,一般跑不出一嗓子能吼到的距離,能夠保證頓頓都吃上媽媽的味道;然而在不同族群分工合作的現代社會,人們來到城市工作,這些禁忌顯然跟新時代不相適應。

城市化沒能幫助印度人擺脫傳統飲食禁忌,反而催生出送飯盒這個職業。

送飯盒的始作俑者是19世紀晚期的一位帕西族(Parsi)銀行家,他想在辦公室裏吃自己家裏做的飯菜,於是專門雇了一個人每天給他送飯,這種“有錢任性”的做法引得他人紛紛效仿。這裏我得說明一下,在印度社會,分工之細是獨一無二的,比方說有錢人家請傭人,買菜、做飯、打掃都得是不同的人,因為不同工作的“潔淨度”不一樣,他們在情感上顯然接受不了同一個用人既打掃廁所又給他們做飯。送飯這種活兒肯定要專門找一個幹幹淨淨的人,不然這飯菜就被“汙染”了。帕西族信的是拜火教,雖然不同於印度教,但畢竟融入印度社會將近一千年,受到很大影響,也跟印度教一樣有著“潔淨”和“汙染”的概念。

這種市場需求出現之後,1890年的時候,有個叫馬哈迪偶·哈瓦吉·巴切(Mahadeo Havaji Bachche)的人組織起了一百多個人的送飯盒團隊,一直成功運營到現在。

在不少文章中,把這種送飯盒的需求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孟買上下班高峰時段城鐵擁擠,不方便帶飯盒;二是孟買天氣炎熱,早上帶過去到中午就壞了。我覺得這兩點都不是根本原因,一百年前的銀行家哪來的擠地鐵問題?就算孟買天氣再熱,早上到中午這段時間也不足以讓食物變質吧?而且如今的大公司配個冰箱和微波爐也不是很難吧?

我認為真正的原因在於印度男人覺得自己帶飯是一件有失體麵的事情。

印度人有一種我們無法理解的觀念,他們會覺得做自己職責範圍之外的事情是很不體麵的。我在印度見過不少男人都是家裏油瓶倒了也不會去扶一下的那種,他們覺得這是女人的職責範圍,自己一旦做過一次,就會壞了規矩,是堅決不能做的。像我這種“買汰燒”(7)什麽家務都幹的男人,在印度引起過無數次吃瓜群眾的圍觀,我的印度鐵哥們兒家的鍾點工、鄰居乃至我的丈母娘,看到我忙個不停地做家務,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基於這種社會文化,在印度一些觀念傳統的地方,一個男人如果拎著飯盒上下班,會是一個很奇怪的場景,就好像他越俎代庖做了自己不該做的事,左鄰右裏會覺得這戶人家的妻子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連丈夫的飯菜都沒有安排好。

另外還有兩點也很關鍵,一是在許多印度人的習慣裏,是不吃隔夜飯菜的,他們每頓都要吃新鮮現做的。我們如果帶飯上班上學的話,大多數帶的都是前一晚的剩飯剩菜,但印度人沒有這種習慣。二是因為傳統印度家庭中,妻子都是全職家庭主婦,不然怎麽可能專門在家做飯?據我所知,在印度北部一些地方,丈夫要是讓妻子出門工作,是一件“丟人”的事情。

我記得我小時候聽到“特快專遞”這個詞,覺得非常上檔次,隻有很有錢的人、很重要的東西才會使用“特快專遞”,根本想不到有一天快遞會變得如此平常。送飯盒服務也是差不多的情況,是一種被平民化的特殊服務,這種原本是富人專屬的服務,被發展成規模化產業之後成本大幅下降,使得平民也有能力負擔,成了一種麵子的象征——身為堂堂公司白領,人家都有專人送飯,你還得自己帶飯盒上下班,豈不是很丟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