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印度的很多問題,我是在2020年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才看清楚的,這也讓我放棄了過去對印度的許多幻想。我想起以前玩戶外時的一條金科玉律:“長虐線”(1)是人品的試金石。想要知道一個人究竟是不是靠譜,就跟他一起走一次“長虐線”,因為在條件最艱苦的情況下,人會把自己最醜陋的一麵暴露出來。平日裏順風順水,很多矛盾可能像雷一樣埋在那兒,碰到逆境才會炸。
患難見真情,患難也能見真麵目。
在危機中化險為夷
2020年,無疑是整個世界曆史的一個轉折點,也是很多人一生的轉折點,對另一些不幸的人來說,則是終點。
我想經曆了這一年的大概會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得以將自己的生活繼續維係在原有的軌道上,但降低了各種期望;第二種人原有的生活脫了軌,不得不麵對各種各樣焦頭爛額的破事,不得不暫時停止了前行;還有一種人在這場危機中機緣巧合地化險為夷,意外地跨越到另一條生活軌道上。
幸運的是,我是第三種人。
2019年的12月31日,由於原來的簽證每次隻能待不超過90天,而申請的新簽證還沒有下來,於是我在元旦期間飛回上海一趟。從哥印拜陀回上海的聯程航班需要在斯裏蘭卡科倫坡轉機,跨年的那晚我獨自一人在科倫坡機場附近的轉機酒店裏迎來了2020年。
我在上海可支配的短短五天裏,忙著跟各路朋友碰頭,沒有一天是閑著的。1月7日晚上,我拖著40公斤行李又從上海飛回印度,完全沒想到在印度一待就是一年,是我有生以來出境時間最長的一次。我回印度的時候一切還風平浪靜,尚未聽到任何關於疫情的消息,這種平靜在兩周後的農曆新年前夕被徹底打破。
疫情剛剛傳出的那段時間,最為人心惶惶,很多人都以為這是當年致死率極高的“非典”卷土重來。我在過年時早就安排好了要接待一撥來印度的朋友,這些朋友大致有兩種看法,有的人覺得這時候剛好來印度避風頭,有的人則擔心坐飛機有暴露的風險……但最後所有人還是都按計劃過來了,並且剛好趕在印度海關禁止中國人入境前(2020年2月2日起,中國護照上原有的印度簽證被作廢,一旦離境就無法再使用)。
整個二月份,印度都沒有新增病例,印度那時候防得很嚴,取消了大量的中國直航航班。幾個朋友索性延長了行程,把印度當作“避難所”。但到了二月底、三月初,大家都覺得這樣“避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陸陸續續回了國,他們算是趕上了回國的末班車。那時候回國還算容易,隻需要在家隔離14天。
三月份開始,全球形勢急轉直下。起初許多人都以為這場疫情隻是局部的、暫時的,會像“非典”一樣在夏天來臨之際結束。即便全球疫情爆發之後,包括我在內的不少人也都依然樂觀地以為應該不會持續太久——畢竟幾乎沒有人親身經曆過這種蔓延全球的疫病大流行。我朋友還在跟我計劃著九月的旅行,我說,誰知道九月能不能好?他說,九月肯定好了,要到九月再不好那還了得!這世界都要完結了……
如今看來,這個精密運作的世界實在要比我們想象的更脆弱。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交流前所未有的密切,也為病毒傳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無人能夠置身事外。
與此同時,我正在等印度移民局給我新簽證,因為我的簽證到2020年3月30日就會過期,移民局承諾三月底前會把新簽證發給我,然而我沒等來簽證,卻等來了封城。
封城之後,我最大的壓力來自於經濟。
四月份的時候,我太太懷孕了。這個倒是在計劃中的,我們從2019年年底就開始計劃了。
而那個時候我銀行卡上的餘額是181元人民幣,支付寶裏還有500多元人民幣,手上的印度盧比現金也不多。
自從大家都用手機拍照之後,我就很少再教攝影和後期課程了,隻帶過幾次一對一的街拍課。我的收入來源基本上是建立在環球旅行暢通這一基礎上的,環球旅行戛然而止,也就等於斷了我的生計。當時我想到的出路是變賣資產,包括實物資產和照片。
然而我盤點了一下能賣的實物資產,可能隻有三件:第一件是我帶到印度的大疆無人機,反正在不能旅行的情況下我完全用不上;而且印度這邊無人機有價無市、奇貴無比,掛到印度二手網上之後,來詢問的人趨之若鶩,最後這台飛了兩百多次的二手無人機,賣出了比國內全新品還要高的價格;第二件是我存放在國內的繪圖顯示器,一萬多塊錢買的,看看二手價才三千多塊錢,想想就算了;第三件是我這些年收藏的數百本攝影畫冊,我離開上海時存放在學生的別墅裏,我當時想,要是日子過不下去了,那也隻能忍痛割愛。
關於賣照片,一般的朋友可能不大了解,主要是賣給圖庫網站。我有個朋友在圖庫公司工作,很久之前她就一直攛掇我賣照片。然而我從來不是一個商業攝影師,盡管照片拍了很多,具有圖庫商業價值的卻很少。而且我並不急於展示自己的照片,我覺得拍照片這件事,更像是一門長線投資,照片會隨著時間而增值。很多照片我並不是為現在而拍的,而是為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後拍的,現在拍了隻是當作資料存在那裏,因此對賣照片這件事情我始終提不起勁來。碰上這種情形,頗有種逼上梁山的感覺。
想不到的是,還沒等我開始賣照片,我在微信公眾號寫的日記倒是先火了。
從15歲到30歲之間,我曾是一個文字表達欲望特別旺盛的人,寫了幾百萬字亂七八糟的東西。從2011年開始,突然覺得寫文章這件事未免有些張揚外露、言多必失,便不再多寫了。2006年到2018年期間,我極為專注於攝影,嚐試用攝影語言表達。直到後來出現了革命性的雙攝手機,全民“攝影大師”的時代開啟,讓我深感攝影這件事變得越來越庸俗化,因此對攝影的熱情消卻。當我與我太太結婚後,回首這些年的漂泊跌宕,寫作欲望重新燃起,於是在2019年年初,我又開始寫作。
人總得通過某種方式來自我表達和宣泄,我在生活中不怎麽喜歡說話,所以要麽用文字,要麽用照片代替言語表達。
我之所以會寫印度,第一個原因是如今坐困愁城比較有時間,按照我原本的生活狀態,連坐定下來的時間都很少。哪天全球旅行全麵恢複的話,我的微信公眾號估計又會變回佛係更新的死樣子。第二個原因是我發現很多自媒體在寫印度的時候,都是出於想象。
鑒於關於印度的文章胡編亂造的實在太多,我想那索性我自己來寫吧。我那時候完全沒想要蹭熱點。
在印度疫情嚴重的時候,許多國內的朋友都勸我回國避一避。那段時間一方麵回不來,因為從三月份開始,中國海關禁止外國人入境,我不可能把我太太一個人丟在南印度,並且當時除了政府包機也沒有別的航班;二來我自己也不想回來,說白了還是經濟原因,如果回到上海要繼續保持我在印度這樣的生活條件,得花三四倍的錢。
我也是花了不少時間才接受我太太將要在印度生孩子這一現實的。按照我原來的計劃,等她懷孕五六個月的時候帶她回國,在上海我爸媽家旁邊租個房子,把孩子生在中國,如果我需要出差的話,我媽可以幫著照顧一下。然而隨著疫情的形勢越來越嚴峻,我太太的肚子越來越大,這個計劃變得越來越不現實……關鍵是這個計劃需要資金做後盾,在我完全斷了收入的情況下,就算能回國也沒錢回印度,光是回國的機票錢就夠我們在這裏生活一年的。因為天價機票等經濟因素被困在國外的中國人,據我所知還不少呢。
在很多中國人眼裏,印度的疫情非常嚴重,印度的實際情況跟大家想象的並不一樣。會不會得病,得了病會不會死,在印度這種氣候炎熱的地方,對於占人口大多數的青壯年來講,得病的概率要比老年人小一些;但是失業、經濟收入中斷則是極為現實的問題,這些帶給人的壓力要遠遠大於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歸根結底,所有的應對策略都是風險和收益之間的平衡,隻有衣食無著的人,才願意鋌而走險;把自己的命看得特別重的人,哪個不是溫飽無虞的?從理性角度來講,我之所以願意在印度承擔暴露在疫情下的風險,是因為就我的個人體質而言,這樣做屬於低風險、高收益,我算了一下,可以省下十幾萬元的開銷。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生命是無價的,你不能為了省錢,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啊!”我覺得吧,這是“何不食肉糜”,君不見為了幾百塊錢就難得團團轉的人,沒有到過這種窘迫的地步,你怎麽可能理解他們?其實我們每天出門上班不也得冒著路上遇到車禍的危險嗎?人在經濟壓力之下,不得不做出權衡與妥協。
……
最難熬的是四月、五月和六月。
哥印拜陀算是印度最舒適的城市之一,大多數季節都很宜居,不像印度其他地方那麽炎熱。從三月中開始,38℃,甚至超過40℃的天氣就成了常態,一直要等到雨季開始才會緩解。
那段時間正好印度封城,我們住的地方沒有裝空調,一來沒錢裝空調,二來也沒地方買空調,隻能以血肉之軀硬扛高溫。以前在國內,房間溫度到了29℃就覺得一定要開空調了;而在四月和五月的印度,房間溫度要是能降到29℃,我就覺得通體清涼。清晨的溫度偶爾能低至28℃,那簡直能讓人的幸福感“爆棚”。然而從9點開始,溫度計上的數字就會一路狂飆,又得開始戰高溫。我每天要洗三四次澡,晚上睡覺的時候,房間的地板、牆壁都是熱的,隻能用冰箱製冰塊來降溫;好多次想要睡到屋頂上去,又怕被蚊子咬死……而且印度還沒有涼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熬過來的,反正就這樣過來了。經曆了這兩個月之後,我十分感歎人體的強大適應力:我們隻是被現代科技寵壞了。
後來我太太一直說我是幸運兒,2020這一年待在印度簡直是中了大獎(Jackpot)。
三月底開始封城之後,我在家閑著沒什麽事,每天整理照片、玩玩電腦遊戲、看看美劇電影,以及繼續我的寫作,整個四月我寫了兩篇文章,一篇8000多字,一篇17000多字。四月底,《定居印度是一種什麽樣的體驗》一文發在微信公眾號上之後,得到的反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是我微信公眾號目前為止唯一一篇10萬多閱讀量的文章。我原本以為這麽長的文章根本沒幾個人會認真讀完,沒想到因為這一篇文章漲了好幾千粉絲。
這種反響還是令我挺受鼓舞的,關鍵是它讓我意識到,在這個快餐化閱讀的時代,還是有人看長文的。在獲取信息方麵我是個比較傳統的人,不看短視頻也不聽音頻,始終覺得閱讀才是獲取資訊最為係統、高效的方式。我很高興在這個浮躁的時代,依然有人能夠靜下心讀我寫的長文。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把寫作長文作為自己的一個特色保留了下來。
得到關注後,一直有人教我各種各樣的營銷之道,如何吸引更多的讀者。我知道他們也是一番好心,希望有更多人看到我寫的東西,然而我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個人一次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專注於營銷勢必會讓我無法專注於寫作本身,所以我還是專注於我擅長的事情好了。對我來說,哪些人在讀我寫的東西,比有多少人讀我寫的東西更重要。我通過微信公眾號這個平台,認識了許多真正的大咖,許多大學裏的老師、學者都主動聯係了我,甚至有一些我仰慕已久的知名人士也聯係了我,令我頗有些受寵若驚。
在這種受到認可的鼓勵下,五月份我基本上進入了“全職”寫作狀態,一個月發了六篇。那時候我有四五千訂閱讀者,一篇能有十個左右的人讚賞。我並沒有覺得我能靠寫文章掙錢,主要還是為了把我所知道的真實的、第一手的關於印度的信息分享出來,反正疫情期間閑著也是閑著,寫東西總比玩遊戲強,有錢沒錢都不耽誤。
四五月份,由於封城,我們的日常花費都被壓縮到最低限度。那段時間最大的心理壓力在於不知道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不知道什麽時候才是個頭。
我太太很喜歡吃羊肉,但在這邊,羊肉明顯比別的肉貴得多,要30多塊錢一斤。由於從小生活在物質匱乏的地方,我太太是很節約的那種人,嘴饞但又舍不得買。雖然我也覺得貴,我還是會跑去買半斤到一斤的羊肉,讓她一個人吃,過個羊肉癮。可我太太就算吃上了羊肉,也是吃得很糾結,好幾次她跟我說:“我覺得我一個月隻要吃一次羊肉就可以了。”我聽了隻能默默心酸。
生活固然窘迫,但我從未放棄過樂觀的態度。我一直都跟我太太講:“我們真的很幸運,疫情爆發的時候身在印度,每個月隻需要很少的錢就能生活。你想想假如沒有搬來印度的話,我沒有了收入來源,連上海的房租都付不出怎麽辦?我們在印度這邊的項目,地是自己的,沒有租金和人工壓力,就算暫停一兩年也不會賠錢進去。你想想那些印度的農民工,沒了工作和收入隻能走路回家,我們至少在這邊還有吃有喝、有地方住……”
是的,我們的處境完全可能更糟。
我們的公寓底樓有一個鄰居,原本是做婚禮攝影師的,疫情之下,完全斷了生計。他前些天去銀行貸款,由於之前還有30萬盧比(約26500元人民幣)的貸款沒還,貸不出錢,隻好把這裏租的房子退掉。他們的那個房子跟我的這個房子是完全一樣的麵積,卻一共住了7個人——一對老夫妻、一對中年夫妻、一個未出嫁的小姨子、兩個小孩子。家裏也沒什麽家具,那麽多人就睡在地上。搬走之後也不知道他們會到什麽地方去擠一擠。
我的另一個鄰居,薪水被降到了原來的40%,並且公司已經發通知說,到2021年年底前都別指望能恢複到原來的水平,一副你愛幹不幹的樣子。但在這樣的形勢下,誰敢任性辭職呢?隻有我隔壁在銀行工作的夫妻沒受影響。
給我們樓裏做清潔的阿姨先後來向我們借過兩次錢,第一次2500盧比,還了之後第二次又借了3000盧比。雖然我們手頭也不寬裕,但我還是很爽快就借給她了。我太太總是擔心她不還錢,我說借錢出去的時候,就做好了人家不還錢的心理準備,要不然就不會借。人家得多困難才會開口來跟我們借錢,而且就算她不還,也不過是兩三百元人民幣的事情,就當幫人家渡過難關好了。
見過身邊太多的窘迫,讓我深深地明白,受這次疫情影響的人何止億萬,在這億萬人當中,我算是非常幸運的一個。身邊都是遠比我更為不幸的人,我哪有資格抱怨,滿心隻是感恩。就拿我的印度鐵哥們兒來說,他們一家也被困在這裏,他沒法回中國上課,就沒有收入。除了一家三口的開銷,他每個月還有房貸和車貸要還,由於他的銀行賬戶屬於海外印度公民賬戶,享受不了印度封城期間免還貸款的政策……有一陣子他寢食難安,連兒子下個學期的學費都拿不出來,考慮讓兒子退學去免費的公立學校上課。他當時做的最壞打算是如果還不上貸款,房子被銀行收走,妻離子散,他就去我們工地上的棚屋住。後來他總算想辦法把新貸款辦了出來,這才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變賣資產之外,我當時做的最壞打算就是想辦法再借3萬塊錢,省吃儉用的話能夠活一年,一年後怎麽辦,我就不知道了。
有一件事我必須要提,在我最窘迫的時候,有一位來自廣西的讀者大哥給了我莫大的精神支持。五月份我微信公眾號的閱讀量還隻有幾百,這位素昧平生的大哥非常神秘,既不留言,也不追更,感覺他在慢條斯理地讀我的舊文,然而讀完後每篇文章都會讚賞20元錢,就好像做了“已讀”標記一樣。他有一個舉動讓我格外感動,當時我有一篇文章寫的都是曆史,不太吸引人,發了之後一個讚賞的人都沒有,他讀完之後,作為第一個讚賞人,特地給了50元錢。這種來自陌生人的雪中送炭式的體貼,讓我真心覺得無以為報,這無關錢多錢少,而是在傳達一個信息——請繼續寫下去。
到了五月底,我們封城前所餘的印度盧比現金快花完了,三個多月花了7000多元錢,其中3000元錢是房租,其他除了飯錢,就是我太太的產檢。我從支付寶借唄裏麵借了9000多元錢出來,換了10萬盧比,寅吃卯糧,實屬無可奈何。六月份我一共寫了六篇文章,三個月前後總共寫了14篇文章,一共入賬3000元左右的讚賞,訂閱人數增加了很多。
雖然仍舊入不敷出,但前景至少比一開始要光明得多,讓我覺得似乎有希望通過寫文章把生活費掙出來。為了提高碼字效率,我花了一筆“巨款”——3500元——買了一台外接顯示器,這是我2020年買過的最貴的東西——讓我終於不用每天縮在筆記本的小屏幕上工作了,對我的視力和效率都是極大的解放。
真正的轉折點是在七月初,我寫了那篇27000多字的《印度要想趕上中國,究竟差了什麽?》,受到廣泛關注,之前《定居印度是一種什麽樣的體驗》也再次被大量轉發,讀者也增加了很多。這些讀者的質量都很高,經常會在評論裏和我進行良性互動,我也從他們那裏學到許多東西。
於是這更加堅定了我保持自己寫作長文的決心,如今想來,倒有一種“士為知己者寫”的情懷因素在裏麵。
你要說我寫文章完全沒有功利心,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眼下畢竟要吃飯。我在印度每個月的生活費不超過3000元人民幣,所以當我發現有希望靠寫作把生活費掙出來時,給自己定的目標就是3000元,隻要達到這個目標,起碼溫飽問題能解決。對我來講,微信公眾號依然是我自言自語的一個地方,現在隻是碰巧有人喜歡看我的自言自語,碰巧這種自言自語可以變現,碰巧我這陣子剛好有時間自言自語,那就多寫一些自言自語好了。我常常想,這種流量變現的模式也就是這幾年才有的,假如早幾年沒有這些平台的話,處於如今這種情況下的我又該何去何從呢?所以在我看來,通過微信公眾號寫文章的收入更像是一筆意外之財。
有幾位讀者讚賞起來非常大方,累計讚賞數百甚至上千元,對此我心裏非常過意不去。我的文章就算寫得再好,也不值這麽多的錢,買一本幾十萬字的書,不過幾十塊錢,敢問我何德何能?
我太太是個財迷,她最關心有多少讚賞,總是跑來問:“賺多少錢了?”多的時候她覺得不可思議,少的時候又要問我為什麽這麽少。有時候我跟她說,這篇文章我在發之前就知道不會有很多錢。她問,那你為什麽還要寫?我告訴她,假如我寫蹭熱點的文章,就會有很多錢,而我寫文化類的文章,看的人就少,但這是我自己想寫的東西,跟錢沒關係。
為什麽我不愛蹭熱點?因為我希望自己寫的東西是具有生命力的,就算過十年再讀,依然能夠曆久彌新。文字難道本來不就該是這樣的嗎?
比起強迫自己做不喜歡的事,更糟糕的是強迫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我一直都把愛好跟謀生分得很開,攝影是我的愛好,所以我以前的謀生手段是教攝影;寫作是我自15歲起的一個愛好,假如變成了謀生手段,我怕自己會失去這個愛好,而這個損失是金錢收益所無法彌補的。能夠通過自己的愛好謀生是很多人的夢想,可如何才能確保生計不會毀掉這個愛好呢?這中間的平衡,歸根結底是功利心的平衡。
我不得不承認,我內心深處有一種“臭知識分子”的清高,會讓我在潛意識裏把創作和經濟劃清界限,不想讓人覺得自己汲汲於功名;可換個角度來考慮,這種清高難道不是因為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嗎?功利心未必一定是鑽錢眼裏,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也是一種功利心。所以一個人隻要活著,如果想完完全全做到沒有“功利心”,近乎於佛法中的“去我執”,需要非常長的時間來修行,要分別達到“從心所欲”和“無欲則剛”的境界。
所以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等這場大混亂結束之後,我一定不會把寫作作為我的謀生方式,因為這從來不是我的初心。
在有限的功利心的驅動下,我每天努力碼字,從七月份開始,終於在日常開銷方麵暫時走出了經濟困境。作為印度疫情封城期間娶了拉達克太太並生活在印度的中國人,我本人也受到了一定的關注,做了專訪,上了電視,甚至有兩位圖書編輯來找我出書……這一切都是我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我一直都感慨自己的運氣,假如上述任何一個條件沒有具足的話,我多半依舊坐困愁城。就這樣,我在這場危機中時來運轉地駛上另一條軌道,如果沒有這些機緣巧合,大家應該就讀不到現在的這本書了。
此後的生活就輕鬆多了。手頭寬裕一些之後,我每個星期都給我太太買一次羊肉。另外又花了一筆“巨款”,買了2020年消費的第二貴的東西——床。之前我們都是睡在地上的床墊上,但我太太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需要一張床讓她方便一些。
留在印度這邊的中國人,總的來說不多。印度封城的時候,使領館的相關數據是3100人,先後撤了幾批,零零散散轉機走了一些,後來富士康回來了一批,到了2020年底,還有一兩千人。
薛定諤的印度
我和我太太是2019年年初在上海注冊登記結婚的,之前申請簽證的時候還不夠資格拿印度的OCI。OCI的全稱是“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即海外印度公民。由於印度憲法禁止雙重國籍,然而印度又有非常多的人移民海外,因此在2005年搞出了這個不倫不類的OCI——名義上是“海外公民”身份,事實上更像是一個永居卡,類似於綠卡的性質。這裏再說一遍,綠卡跟入籍是兩碼事,綠卡就是一個長期簽證。
印度OCI的權利是可以不用簽證往返印度,不用進行外國人登記,可以開銀行賬戶,可以跟印度人一樣上學、工作等;但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也不能購買田地,需要許可證才能去那些限製外國人前往的區域。所以它跟國籍差很遠,主要是為了照顧那些已經移民歐美的印度人。
由是之故,我每次到印度還得申請簽證。理論上講,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已經有資格拿OCI,但最終印度政府會不會簽發還是個未知數。
印度這個國家有些奇怪,沒有家屬簽證,像我這種情況適用的簽證叫作“Entry VISA”。然而南亞其他國家的難民,適用的也是這個“Entry VISA”。總之,隻要你能夠主張足夠的居留在印度的理由,你就可以申請“Enrty VISA”,這就導致這個簽證的審查非常嚴格。
2019年10月我來印度之前,去上海印度領事館問了一下,工作人員說這個簽證需要等兩個月。但我當時的時間不夠,趕著回印度,於是繼續使用原來的一年多次旅遊簽證,一到印度馬上就去申請簽證轉換。
由於印度移民局的辦事效率極低,過了半年都沒弄好。2020年2月底,我去金奈移民局進行“麵試”,3月的時候,移民局說保證會給我新簽證,緊接著印度爆發疫情封了國,整個印度停擺,簽證被擱置。我當時就預計到,簽證的事可能要懸。果然到了7月的時候,移民局毫無預兆地在他們的申請網站後台把我原來簽證轉換的申請刪除了(也沒說拒簽),直接給了一份“Exit Permit”(離境許可),要求我在國際航班開通後的一個月內離境(雖然2020年年內都不一定會開通)。
等了十個月,突然來了這麽一個操作,可謂始料不及。我太太立馬打電話給移民局,質問他們為什麽這樣做。
在我們家裏,我是一個特別佛係的人,而我太太則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平時一直都是我唱紅臉、她唱黑臉這樣搭檔。凡是需要跟人爭吵辯論、討價還價的事情,她都會主動請纓,而且她一直認為自己比我更懂得如何跟印度人打交道。
經過我太太電話和郵件的狂轟濫炸,移民局說是因為材料裏的某件公證書少了領事認證。
關於認證公證這檔子事,大多數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容易接觸到,我先解釋一下。在咱們國內,有時候需要證明某個文件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首先得去做“公證”。公證之後,這個文件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如果這個文件要在國外用的話,怎麽辦呢?那就得先翻譯成使用國認可的語言,然後做公證。
可外國人怎麽知道這個公證書是不是真的呢?這個文件要在使用國生效,就得先拿到該國使領館做的“領事認證”。
可領事怎麽知道這個公證書是不是真的呢?在領事認證之前,要先把公證書讓外交部做一下涉外認證,然後各國領事才會幫你認證這份文件,使其具有在該國使用的效力。
所以一份中國的文件或證書要在國外使用,必須遵循以下步驟:
1. 在文件簽發地的公證處進行涉外翻譯公證,要跟他們說明這是涉外文件,這樣就會給你一份用於涉外認證的密封副本;
2. 公證完成之後將密封副本送去做涉外認證,在上海是送到出入境管理局辦理;
3. 拿回貼有外交部貼紙認證完畢的文件,最後送使領館做領事認證。
這個“公證+雙認證”的流程,在世界各國都差不多,雖然繁瑣但還算是比較合理的。我那時候在上海把前兩步做完了,拿著外交部認證過的文件去問印度領事館,領事館的人說“這樣就可以用了”——然而正是這句話讓我產生了誤解,領事館人員的意思是“這樣就可以在上海的印度領事館用了”,但並不是說“這樣就可以在印度用了”。我理解成後一個意思,所以當時就沒有做領事認證。
在印度,領事認證有時候需要,有時候又不需要。我一開始交材料的時候其實審核已經通過了,還信誓旦旦地保證會給我簽證。過了十個月才突然跟我說材料有問題。
於是在7月的時候我又趕緊把公證書快遞回上海做領事認證。因為當時大多數快遞都停擺了,於是我用DHL把文件寄了回去,花了兩百多元人民幣。平時用DHL寄包裹也隻要兩百多元人民幣,而文件通常都是包裹的半價(2)。
快遞的時效性很好,中間在曼穀中轉了一下,隻用了四天就到了上海。領事認證也很順利,送進領館當天就認證好了。我心想,反正都要從上海再把文件寄回來,一樣是寄,不如幾樣東西一起寄。後來證明這種想法純屬“想當然”。
我在這邊確實有些需要的東西:第一是一副眼鏡,原來那副眼鏡在二月份下海遊泳的時候被海浪卷走了,後來一直戴的是備用眼鏡。為什麽眼鏡都要從中國買呢?因為我家這邊配不到變色的近視鏡片,而印度的太陽又有點大。在市中心的商店或許能找到,估計價格是國內的三四倍,而且還得花時間。第二是我四月份的時候把原來的手機屏幕摔碎了,後來一直用備用手機。在印度顯然很難找到華為的屏幕配件,必須從中國買。
這兩個都是易碎品,我讓我媽找點衣服包一下做緩衝,因此包裹裏麵隻有四樣東西:一份文件、一副近視眼鏡、一塊手機屏幕及一些衣服,總重0.47公斤,還不到500克,正好是承運的起步價。
鑒於在非常時期,我最早先嚐試走中國郵政渠道,郵政倒是收下了,普通快遞的郵費是163元。結果在海關安檢的環節被退了回來,說是包裹有磁性。然而一共就這麽幾件東西,可以確定不含磁鐵,除非金屬都算有磁性,說不定人家就是不想承運。那好吧,大不了聯係其他快遞,既然DHL能夠寄過來,那總能寄回去吧?
然而情況並沒有這麽簡單,國內DHL說隻接受印度注冊客戶的預約包裹,我們在DHL上注冊並填好信息之後,最後卻下不了單,大意就是無法承運從中國寄到印度的包裹;接著我找了FedEx和UPS,直接就說由於種種原因寄不了;最後找了順豐國際,填好信息之後下單時卻說“交通管製”寄不了。
就在我打算放棄的時候,突然靈機一動:沒辦法直接從中國寄到印度,那我從第三國中轉一下不就行了?
盤算了一下,剛好有朋友在曼穀,從那邊中轉的話,從路徑上來看顯然是最合理的。跟朋友都說好之後,安排了順豐國際取件,從上海到曼穀預估費用93元,實收217元,看來非常時期國際快遞價格都翻了倍。不過順豐國際時效性不錯,三天就到了。
倒是從曼穀寄出來費了一番周折,找了當地的DHL,沒想到DHL對於內容物有著近乎偏執的分類填寫要求,光是眼鏡下麵就有十幾種分類。當然也少不了要聲明價值,我朋友聲明的總價值為900銖,合197元人民幣。但讓我沒想到的是,從曼穀寄到哥印拜陀,快遞費居然要3168銖,合694元人民幣,是上海寄到曼穀的費用的3倍還多。
兩段的快遞費加在一起九百多元錢,即便是如今這樣的非常時期也令我大跌眼鏡。但這還沒完呢,快遞到印度以後,印度海關打電話給我太太(收件人寫的是她),問這裏麵究竟是什麽東西。由於DHL的包裹內容分類裏麵並沒有文件、證書一類(理論上文件都是單獨寄的),當時就填寫了一個類似於“紙製品”的分類,印度海關對此非常困惑。裏麵的每一樣東西,海關都詢問再三,並且還要詳細寫下來用郵件發給他們。
最後印度海關還是開出了2919盧比的稅單,合人民幣272元,是聲明價值的150%。我的這些東西,從淘寶上買也就六百多元,就算印度海關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它也至少征了50%的稅,也不知道按的是什麽標準。
所以這個包裹從上海到南印度總共支出了1183元,趕上機票打折的時候,都夠單程飛一趟了。在我經濟拮據的七月份,這筆錢出得還是非常心疼的。
不管怎麽樣,現在我的申請文件已經無可挑剔,於是繼續向移民局申訴。金奈移民局倒也確實在做事,收到我的申訴之後,派人上門來調查了三四次,了解了我的實際情況。按照他們的說法,之所以不發簽證,完全是因為當下的疫情。可他們又反複調查我生活在這邊的錢是從哪兒來的,我說我寫微信公眾號掙生活費,於是他們要了我的微信公眾號文章鏈接。我說我跟這邊的中國家庭換錢,於是又要了我所有的換匯記錄,大概是想通過我挖出地下錢莊洗錢的線索。
這些事情著實有些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拿不到簽證,我隻能希望真的是因為疫情。
講這個關於簽證和快遞的故事,隻是想從側麵給大家看看,在疫情等大背景下,“逆全球化”的操作會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有不少跨國通婚的夫妻,或者在跨國公司工作的職員,目前都麵臨分居、失業等狀況。有些中印家庭的夫妻一年沒見,或者孩子生下來一直都沒見過爸爸……什麽事都有。相比之下,我已經足夠幸運,至少衣食無憂、夫妻團聚。
從沒想到會把孩子生在印度
這一年的生活起伏的運程,正與我太太的孕程暗合。最為艱難的四五月,印度本身在嚴密封城,現金日益捉襟見肘,對未來一籌莫展,每天還要硬扛近40℃的高溫,彼時我太太也正被早孕反應折磨得瘦了好幾公斤。隨著她的早孕反應漸消、狀態漸好、肚子漸大,氣候也變得舒適宜人,我們的生活也隨之漸漸有了轉機。或許這個生逢2020年的小生命代表著某種預兆……
在更早的過去,我甚至沒想過會有自己的孩子。
我早年對結婚生子十分恐懼,害怕自己的一生被“套牢”。尤其是生兒育女,這意味著你和世界上的另一個人產生了一種無法撤消、無法割斷的聯結。“不可逆”是這一關係中最令我不安的——就算與那個人分開,兩個人的結合依然會以孩子這種形式存在於這個世界上,你將永遠都不能完整地屬於你自己。因此,兩個人交往是一回事,共同創造一個新生命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項“工程”中所存在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極其巨大的成本令我感到無比畏懼。
然而,人到了某個年齡段之後,大概自然而然就會改變許多想法,與各種各樣的人與事達成和解。作為我,先是與父母和解——30歲之前的我無比叛逆,總恨不得自己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最好沒爹沒媽、了無牽掛,等到後來想要對父母好一點了,卻發現他們不知何時竟已老了;隨後與我未來的孩子和解——我已經準備好接受你的到來,把下半生大把的時間和金錢交給你,養你伴你,跟你鬥智鬥勇。
我畢竟年長我太太八歲,在與她共結連理之時,便已經做好了生娃的準備;倒是我太太,花了頗長一段時間才接受了自己的新身份、新角色。當然我也不想結婚後馬上就生娃,一來要享受一下二人世界,二來跨文化婚姻有許多需要克服的障礙、需要培養的默契,得要一起旅行生活一段時間來彼此磨合。直到我們在南印度安頓下來,生娃的事才被排上日程表。最著急的其實是我們兩邊的父母,我太太那個地方的人由於沒有婚前性經驗,缺乏安全意識,大多數在結婚後馬上就會懷孕。她的幾個表親都是如此,她家人難免會想她沒懷孕是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麽問題。
正式開始嚐試造人之後,卻由於我接二連三的旅行錯過良機。二月底、三月初的時候,喜馬拉雅文化專欄作者林泉和她的先生羅布來到南印度,住在我家裏。林泉告訴我,2019年,她在北京的一個朋友那裏住了一段時間,她走後,朋友的太太就懷孕了,於是羅布就說,會不會他們走後,我太太就懷孕了。
當然這隻是巧合,他們畢竟沒有那麽神,否則豈不是可以懸壺濟世、專治不孕不育,想生娃的家庭就請他們去住兩天……我那時候才從北印度帶隊回家,當月並沒有懷上,驗出懷孕是4月7日那天,正是印度封城最嚴格的時期。
印度封城期間造人成功,令我們喜憂參半。
喜的部分就不必說了,憂的部分主要是三點:一、聽說許多人在疫情封城期間造人,豈不是正好趕上了疫情的嬰兒潮,到時候會不會生孩子的人太多?二、疫情期間大家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醫院,可懷孕之後少不了跟醫院打交道,平添風險;三、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回國。
那個時候,我的思維定式依然是打算回到國內生,於是讓我父親在上海打聽,像我太太這樣的產婦哪些醫院能夠接收,需要多少錢,最晚可以什麽時候過去建檔……了解下來得知,確實隻有個別醫院有接收像我太太這樣產婦的資質,普通分娩的費用在兩萬元人民幣左右。我當時覺得,還有四五個月的時間可以觀望,如果九月之前疫情能夠結束,依然有希望回國生;九月之後,我太太進入孕晚期,就不太適合長途飛行了。
不管在哪兒生,產檢總要先做起來。我們第一次去產檢是2020年4月29日,去了醫院才知道查得晚了,按道理一得知懷孕馬上就應該去醫院檢查,以避免宮外孕等情況。但那段時間正是印度疫情最為風聲鶴唳的階段,我們不太敢出門,我每個星期隻出去買一次菜,而我太太已經有一個半月沒出過門了。
然而,當我們硬著頭皮出門,走上社區主街道的時候,才發現外頭閑逛的人遠比我預計的要多,明明店鋪都沒開,也不知道他們逛什麽。我估計這些人可能是在家憋壞了,要出來透口氣,因為不少印度家庭的居家環境非常局促,許多口人擠在一個小房子裏,讓他們居家隔離本身就是強人所難。那時候社區的主出入口已經被封死了,車輛進不來,但人可以從邊上的小路走。
我們去的是我們鎮上最好的一家私立醫院。那段時間我們雖然沒有收入,但我覺得懷孕生孩子是人命關天的事,這個錢絕對不能省,哪怕砸鍋賣鐵也要給我太太提供這裏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條件。以我太太摳門的性格,她自然是有些糾結的,她總琢磨著去附近另一家便宜的醫院,但被我一票否決。
我太太在鎮上最好的私立醫院待產
就我自己在印度的就醫體驗而言,印度的私立醫院和私人診所並不貴。某些印度博主說印度窮人去免費的公立醫院等死,而私立醫院隻有土豪才看得起病,這是以訛傳訛。在印度,免費的公立醫院屬於最低醫療保障,因為印度沒有公共醫保,公立醫院解決了“有”的問題,但保證不了“好”,普通小病看個門診還是很實惠的;而私立醫院也分三六九等,大多數私立醫院是麵向普通老百姓的。印度雖然貧富差距大,但也不是遍地土豪,專做土豪生意的醫院應該有,但絕對是極少數。
以我太太這次在我們住的這個鎮上最好的私立醫院生產為例,從第一次產檢到生完孩子出院,總共花費了大約一萬元人民幣。其中3000元左右花在大大小小的產檢和孕期服用的藥物;住院生產的全部費用是82211盧比,按當時的匯率合人民幣7284元,包括順產轉剖腹產、在醫院最好的套房病房住了6天、新生兒黃疸治療,以及第一針疫苗、各種藥物、新冠病毒檢測、醫生的新冠病毒防護服等費用。
我們這個花費在印度並不具有典型性,屬於相當高的標準,基本上用的一切都是在當地能夠找到的最好的。這家醫院的接生套餐價格有四個等級,單純接生套餐是普通病房15000盧比,多人間22500盧比(我也不知道普通病房與多人間的區別),單人間35000盧比,套間45000盧比,剖腹產在這個基礎上另加10000盧比。我們因為先經曆了順產生不下來,轉為剖腹產,所以又多加了10000盧比,整個套餐是65000盧比。如今非常時期強製要求做新冠病毒檢測(4000盧比),並且要求支付醫生的防護服費用(2500盧比),我覺得這純屬醫院賺錢的名目,從頭到尾壓根就沒見醫生穿過防護服,在紗麗外麵套個袍子就來接生了。至於疫情防控,更是連樣子都不裝了,之前幾個月去產檢的時候,還在座椅上貼膠帶讓大家分開坐,門口也有人測體溫;而我們12月份去生孩子的時候,這些措施全都解除了。
我沒有在國內陪伴生產的經驗,很難結合硬件、服務跟國內醫院進行具體比較。硬件設施不如國內是肯定的,但總體而言,個人覺得也算物有所值。疫情之下,我肯定不能讓我太太住多人病房,單間是最低標準。可我看了一下單人間的病房隻有十幾平方米,於是果斷提前預訂了套房,就連我那麽摳門的太太後來都覺得這10000盧比的差價很值。套餐默認是3天就出院,這個40平方米左右的套房,含護理費隻要3000盧比一天(264元人民幣左右),比住酒店還便宜,於是我果斷讓我太太住了6天才出院。我之前也有過一次在印度住院的經曆,私立醫院的單人病房隻要70元人民幣一天。說句玩笑話,以後在印度沒錢住酒店的話,可以考慮去住院。
回過頭來繼續說產檢的事,頭兩次去產檢,醫院管得很嚴,家屬不得入內。那段時間氣溫都在37℃~38℃,我隻能躲在牆根底下的陰影裏,到正午的時候連陰影都找不到,一度讓我對去醫院產檢產生心理陰影。等到允許家屬入內的時候,天氣也已經不那麽熱了。
我們第一次產檢的時候,胎兒已經10周了,印度的產檢跟國內差不多,B超看看胎兒發育情況,了解下孕婦的狀態如何,然後給你開點營養劑。
在印度,由於宗教關係,各種禁忌特別多,很多人不吃這個不吃那個。有相當一部分人吃素食,每天就吃些米飯、豆子和蔬菜糊糊;就算吃肉的人,大部分一周也隻吃一次肉,所以這邊的胎兒普遍偏小偏瘦,大部分生下來的時候都不超過5斤。我一看醫生給我太太開的營養劑——葉酸、鐵、鋅、鈣、B族維生素、DHA(3),全都是針對飲食中缺少綠葉蔬菜和魚類肉類進行的補充。我太太在營養均衡方麵應該沒什麽問題,吃些營養劑提高保險係數那就吃唄。我太太的早孕反應很嚴重,每次吃了補鐵的藥丸都會吐,後來我也嚐了一下,果然有種泛惡心的感覺。前三個月她瘦了好幾公斤,幸好第12周之後,早孕反應就消失了。
我們的產檢就是每個月讓醫生看一下再開點營養劑,通常花費都在一兩百元人民幣,最多的一次有一個檢查要六百多元人民幣,到最後一個月則是每周產檢一次,所以產檢的花費總共在3000元人民幣左右。除了37周左右羊水偏少之外,每次的檢查結果都很好。
在當地居委會(Panchayat)登記了懷孕之後,居委會派人送來4公斤“蛋白粉”,並且每個月月初會再給3公斤,我覺得可能印度的孕婦營養不良的情況非常普遍。為了防止你變賣或者給別人,包裝袋他們還得回收。我太太嚐了之後說這不就是糌粑嘛!我研究了一下這個所謂的“蛋白粉”,果然是雜糧炒麥粉,隻需衝泡便可即食,蛋白質含量為11%,跟一般的麵粉相當,隻不過它裏麵混了各種豆子、雜糧以均衡營養。我太太不愛吃糊狀的東西,後來都是我每天當早飯吃。
在我的精心照料下,我太太可能是整個社區裏麵膳食營養最好的孕婦,她的增重曲線完美符合醫生的要求,懷孕前是52公斤,生產前是62公斤,生完一周就回到了54公斤。
經過了兩次產檢,我意識到印度生娃要比國內便宜太多,聽說上海的醫院全自費產檢一次就要花一千元左右,於是動搖了回國生娃的念頭,覺得回不去也挺好的,能省好多錢。因而漸漸接受了把娃生在印度的現實,甚至心底盼著最好回不去。在這種失業情勢下回國,恐怕隻能舉債生娃,而把他生下來還隻是養育“吞金獸”(4)的萬裏長征的第一步。
印度這邊如果在公立醫院生娃,政府會倒貼錢給你,不僅所有產檢、接生免費,所有的營養劑也都免費,所以印度人口那麽多是有原因的。
針對性別歧視的問題,印度有一個《孕前和產前診斷技術(禁止性別選擇)法案》,醫院裏把這貼在牆上。孕婦家屬要是敢問醫生胎兒性別,可能會被送進監獄。
與我太太關係最好的閨蜜是2019年懷孕的,2019年夏天我見到她的時候,肚子已微微隆起。她2020年1月的時候在公立醫院分娩,由於生產困難,又找不到醫生,孩子最後胎死腹中,她因此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我們知道這件事的時候非常震驚,但也可以想象,她在的地方隻有一家公立醫院,到了冬天,有時候連個值班醫生都找不到,她這樣的情況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是最後一個,同樣的慘劇後來又發生在她的另一個朋友身上。而就在前些天,在我太太的村裏麵,一位產婦雖然把孩子活著生了下來,自己卻死於生產後的大出血——原因也是找不到醫生。
我太太待產的私立醫院
這種事情在印度恐怕時時刻刻都在發生,我們的娃生下來之後,辦理出生證需要填一個表格,上麵有一欄填的是:這是第幾個活下來的寶寶——簡簡單單幾個字,看得我觸目驚心。印度的免費醫療聽起來很美好,除了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之外,背後還有醫生責任心的缺失,對醫療事故的扯皮,發生這種慘事之後,你甚至都不知道去哪兒申訴、找誰問責。所以印度的公立醫院,看看門診是挺好的。
我太太懷孕之後,有朋友來關心地詢問:“男孩女孩知道了嗎,外國人應該能告訴吧?”
醫院B超房門口貼著一張大大的告示把我給嚇到了:性別選擇是犯罪!醫生如果私下進行性別鑒定,最高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罰款10000盧比;要求做性別鑒定的家庭成員最高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罰款50000盧比;孕婦本人不予起訴——還沒等你開口問,就先把你的嘴堵上了。
印度總體來說依然是一個農業社會,傳統觀念上極度重男輕女,再加上嫁女兒有嫁妝負擔,由於性別選擇導致的男女比例失衡長期以來都是印度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聽我的鄰居說,如果你們生的是一個男孩,整個社區都會很高興並祝福你,母憑子貴——這簡直是在用社會輿論來影響老百姓對嬰兒性別的偏好,尤其是在一些落後地區,生女兒會被看作一種詛咒。
而我、我父母和我太太,之前都希望能生個女兒。直到他被抱出產房前的最後一刻,我都希望是個女孩。我總說:“兒子有什麽好的!看我就知道了。”我要是生個兒子的話,多半跟我一個德行,整天野在外麵,有兒子就跟沒兒子一樣;而我父母也受夠了我,不想再來一個跟我一樣的兒子;我太太之所以想要女兒,是因為我們將來打算生二胎,覺得第一胎生女兒會比較好。她這種想法源於農業社會的家庭會把家中長女當免費童工使喚,她自己小時候就是這種免費童工,從很小開始就幫家裏幹一些簡單的家務活。
希望歸希望,但我一早的預感就是生兒子。
我的預感有兩方麵原因,一是因為有一次去產檢,醫生提到這個寶寶的時候,用了“he”來指代,很可能是醫生說漏嘴;二是因為我們家族或許有某種無法解釋的“高概率生男基因”(我知道這種說法不科學),據我所知,我們家族四世12口人就出了我姑姑一個女孩。
在距離預產期10天的時候,醫生根據B超情況,將預產期往後調整了,讓我太太15號傍晚帶著東西住進醫院。結果等到15號一直都沒動靜,我們拎著大包小包去了醫院。
我太太直到生產前都還挺靈活的,連醫院都是自己走著去的,步行十分鍾路程,後來證明醫院離家近非常重要,她吃不慣南印度的食物,住院期間的三餐都是我在家做好給送過去的。她在整個懷孕期間也沒有買過任何孕婦服裝,印度的衣服本身就寬寬大大,孕婦直接穿出門毫無違和感。
決定在印度生產之後,自然還要考慮如何坐月子和帶娃。在印度請阿姨也不是不可以(月嫂這種職業在印度是不存在的),但最大的問題是語言不通。我一開始打算讓我媽過來幫忙,當時沒想到國際航班會停那麽久。後來眼瞅著我媽過來的希望破滅,那就讓丈母娘過來吧。我的丈母娘尚未退休,但她那種上班本身也挺隨意,輕輕鬆鬆請了一個月假,而且可以延期。
我原本還頗自負地認為,就算沒人幫忙,我們自己也帶得了孩子。一來我不用上班,可以做全職奶爸;二來所有的帶娃知識都能在網上找到,有不懂的東西看視頻學就行了。現在想起來,多虧丈母娘來了,要是沒有丈母娘幫忙的話,趕上我太太剖腹產這種意外狀況,我同時得照顧一大一小,肯定會把我搞得焦頭爛額。而丈母娘是一手帶大三個娃的老手,有她在,我就輕鬆得多。我這人一貫認為“術業有專攻”,信任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對帶娃的問題也不存在“一定要怎麽樣或一定不能怎麽樣”的執念,所以帶娃這件事情,我基本上不插手摻和,一早就做好了分工——丈母娘和我太太負責照顧娃,我負責做飯、購物等後勤保障。這樣我晚上就不用起夜了,有足夠的精力為她們準備一日三餐,還能繼續寫文章。
所以15號住進醫院的是我太太和丈母娘兩個人,而我對印度不靠譜的“吐槽”(5)從這裏終於要正式開始了。
首先要“吐槽”的就是這家醫院的病房裏,除了床單枕頭以外,什麽都沒有。我太太一開始要帶毯子、衣服過去,還被我嘲笑,我說既然住院,這些東西肯定用醫院裏的啊,不然弄髒了,我們豈不是還得自己換洗?我太太說你不了解印度……事實證明我真的還不夠了解印度,除了沒毯子之外,病號服、熱水之類的也一概沒有,我太太得穿自己的衣服、蓋自己的毯子,得自己想辦法燒熱水。這大概就是印度的病房比賓館還便宜的原因。
醫院之所以沒有這些東西,可能就跟印度租房不帶家具是一樣的道理——由於印度教的潔淨觀,印度人會覺得別人用過的東西髒。住賓館你不可能隨身帶寢具,但去醫院是可以的。
入住當晚,我太太打了催產針,隨後開始宮縮、陣痛。我16號早上去送早飯的時候,宮口剛開一指,吃過流質早飯後,10點左右,我太太就進了產房,那時候護士允許我跟進去看了一下,按照說好的,等開到兩指,就可以實施無痛分娩。
這個“無痛分娩”,我們徹底讓醫院給坑了。
由於我太太是疼痛敏感型體質,我很早就跟她講以後生娃,我們選無痛分娩,之所以心心念念要在上海生,也是因為上海的很多醫院都有無痛分娩。在早期產檢的時候,我們問醫生這裏有沒有“無痛分娩”,醫生說有。事實證明有些印度人忽悠起人來是不分性別、年齡、學曆、職位的,你無論問他們什麽事,都是沒有一定說有,不懂一定說懂,不會也一定說會。很多印度人什麽都肯答應你,等要他兌現的時候,就會搬出一堆借口。
我們當然也知道很多印度人不靠譜,反反複複確認了幾次,問得越多,越覺得這裏的醫生可能從來沒有做過無痛分娩,畢竟印度這些小地方的產婦可能根本都不知道“無痛分娩”這回事。尤其是在谘詢處登記的時候,有一個工作人員居然以為無痛分娩就是剖腹產,把我嚇了一跳。再去跟醫生確認,醫生依然言之鑿鑿說他們會無痛分娩。
為了這個“無痛分娩”,醫院還多收了我一萬盧比,然而當我在產房裏看到他們準備“無痛分娩”時,我就知道情況不妙。
無痛分娩確切地說叫作分娩鎮痛,通過脊椎導管持續給藥,從而減輕分娩的痛苦,產婦可以自己操作一個鎮痛泵。但印度這個醫院的所謂“無痛分娩”,就是給你注射一次性的常規麻藥,我太太說隻管用了一個小時,然而從宮口開兩指到全開之間有四五個小時,藥勁過之後就跟正常分娩一樣,疼到懷疑人生。
印度的醫院,生產過程中家人不允許進產房,我們隻能在外麵焦急地等待。下午快到2點的時候,一個護士出來告訴我說,宮頸已全開,應該還有半個小時就能生。我聽到後鬆了口氣,趕緊把好消息告訴了丈母娘;丈母娘也鬆了口氣,說她早上5點就開始念經念到現在。
左等右等,等到3點,突然有個護士來叫我,看她的表情嚴肅凝重,我心知不妙。護士把我帶進產房,醫生跟我說,由於你太太沒有辦法配合我們用力,一個多小時前宮頸就全開了,但還沒有生出來(羊水已經破了),胎兒快要不行了,要立刻轉剖腹產。她指著胎兒心電圖說:“你看,現在胎兒心跳已經低於安全值(綠色區域),所以很危險。”我當時有點愣住了,對此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醫生繼續說:“你可以自己去看,連頭都已經可以看到了……”我這時候才注意到我太太弓成一個大蝦似的,在產**低聲哀號,那個場景讓我聯想到了一些恐怖電影裏被惡鬼附身的受害者,無法控製自己的身體和意誌,旁邊的醫生和護士則好像手足無措的驅魔師。
我努力冷靜了一下,跟醫生說,如果隻能剖腹產那就剖吧,不然胎兒要窒息的。
離開產房前,我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我太太扭曲的身體,情緒崩潰地哭了出來……
在懷孕期間,我太太每次一想到要把這個寶寶生下來,她就會說:“哎呀,我怕死了!你不怕嗎?”我說這有什麽好怕的,每個人都是這樣生下來的,每個媽媽都會經曆,又不是隻有你一個。她又問我:“如果讓你進產房陪產,你敢進來嗎?”我說這有什麽不敢的,電影和電視裏很多丈夫都陪產的。
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確實每個人都是這樣生下來的,隻是那些沒及時生下來的都死了;也確實每個媽媽都會經曆分娩,隻是那些沒挺過去的都死了……她們根本沒有機會告訴別人她們的故事。
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過去以為自己可以無所畏懼地待在產房裏,事實上我待不了,因為我完全無法忍受自己看見我太太受折磨的樣子。我會哭出來並不是因為害怕會發生什麽不好的事,我非常信任現代醫學能夠處理這樣的狀況,然而我太太的每一次呻吟和抽搐,都會像一把鈍刀一樣割在我的心頭。
我完全記不得上一次哭是什麽時候的事了。我太太說她從來沒看見我哭過,但那天我哭了三次,這隻是第一次。
深呼吸穩定住自己後,我去護士台簽了手術同意書。護士跟我說:“轉去剖腹產那就很快了,15分鍾後,你就能見到孩子了。”
事實證明,印度就算是醫生和護士這樣的人,也毫無時間概念,他們說的“15分鍾”,必須根據“印度時間”進行轉換,至少是30分鍾到60分鍾。
下午4點整,一個護士抱著一個新生兒出來了。她恭喜我生了個男孩,這臭小子看起來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長著一頭濃密的頭發,眼睛也已微微睜開,並不像別的新生兒那麽皺巴巴,難怪會生不下來,後來稱重是7斤2兩,跟我出生時一樣重。護士把臭小子交到我手上讓我抱了一下,見到他的那一瞬間,我感覺到自己有一部分永遠地改變了。
但老實說,我當時並沒有特別開心,也不怎麽關心生的是男是女,因為我還在擔心我太太的狀態如何。護士隻是簡單地告訴我她現在很穩定,然後把我兒子抱了回去。當門關上之後,我在醫院的回廊裏又如釋重負地哭了一場。
事後我回想,假如我們是在上海接受了真正的無痛分娩,我太太或許就不會痛到身體失控而無法配合醫生,或許便能夠正常分娩,不必受這次開膛破肚的無妄之災;然而假如我們在我太太家那樣的地方,碰到這樣的情況,很可能就會像我太太的閨蜜一樣,由於找不到醫生(尤其她生孩子的那天是當地的新年初二),沒有辦法及時轉去剖腹產,導致孩子窒息而死。
幸運與不幸,都是相對的。這就是我們的世界,同一件事對生在不同地方的人來說,可能更簡單,也可能更困難。有些人所困擾和煩惱的,是究竟該讓孩子去上哪個早教班;而有些人用盡全力,也沒能讓自己的孩子與這個世界見上一麵。
當我太太被推回病房的時候,已經是晚上7點。我實在無法想象她這一天是怎麽熬過來的,一想到她所經曆的這一切,心頭就會猛然一緊,於是當我看到她的時候,又第三次情緒失控,大哭了起來。
跟我太太結婚兩年多,跟她分開的時間隻有40天,其他日子裏每天都朝夕相處,搬來南印度之後,她甚至都從來沒單獨出門過。照理說,這種相處的密度很容易相看兩相厭,我確實有時候會嫌她煩人,然而2020年12月16日這天讓我意識到,我已愛她如至親。
女人的每一次分娩,都是到鬼門關去走一遭,這一點從古至今都沒有變過。我隻恨自己不能替我太太生,我的耐痛能力比她要強得多。
然而,這裏的幾乎所有人都隻關心孩子怎麽樣,很少有人想到問一聲媽媽怎麽樣,這讓我很生氣。奈何印度的社會文化本身就缺乏對女性最基本的尊重。
印度也有“月子”,叫“Jaappa”,但印度月子跟中國月子的性質完全不同,他們認為剛生完孩子的產婦是在“不潔期”(Asaucham),因此產婦和嬰兒有10~40天的隔離期(Purudu),禁止丈夫與其同房,同時會吃一些特殊的膳食,以增加母乳,但並沒有更多的養生防護。我太太生完才三天,醫生居然就叫她洗澡,我覺得這可能是因為南印度屬於熱帶,在他們的觀念裏,不存在“寒氣”之類的東西。
南印度地區會給新生兒臉上畫醜妝
南印度這邊有頗多關於新生兒的迷信,比如新生兒出生前不能準備任何東西,那時候我朋友讓我提前準備好待產包,結果印度當地人對我們說,他們覺得準備任何東西都是不吉利的,等小孩兒出生後直接在醫院買就行了。又如不傳播新生兒照片,要給新生兒臉上畫醜妝,等等,據說是因為不想讓人議論新生兒的長相,免得引起一些“邪靈”對新生兒的注意。我覺得這與過去醫療水平低下、孕婦營養不良以及新生兒早夭率較高有關,因此人們發明出各種迷信方法來“提高新生兒存活率”。可他們對待新生兒的動作又很粗暴,護士有時候拎起娃來就像拎小貓小狗似的,看得我著實有些後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