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加盟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很久之前，裏奇和約翰·戈登——阿爾·戈登的兒子——就是好朋友，他倆甚至共用一個秘書。當西格爾最初打算招聘裏奇時，戈登提醒他不要接受。戈登憎恨西格爾在工作中總是處處優先，他還告訴裏奇，西格爾這個人身上有股“黑暗力量”。西格爾野心勃勃，有時還有點兒粗魯，讓戈登也避而遠之。不過在西格爾同簡結婚之後，戈登就改變了對西格爾的看法。他告訴裏奇，他認為西格爾成熟了，變成了一個正派的人，並且說裏奇現在沒有理由拒絕到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與西格爾共同工作了。
西格爾的大聲喧嚷使裏奇非常難過，他心想戈登對西格爾個性的樂觀評價是否有點兒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爾就出現在了辦公室的門口，看起來有點兒局促不安。他問裏奇：“你還好吧？我很抱歉，我不應該對你大喊大叫。”裏奇聽了心中好受了一些。
但是，裏奇有時確實對西格爾感到擔心。裏奇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離住在拉伊的弗裏曼不遠。裏奇常常和弗裏曼一起乘車進城上班，裏奇很喜歡弗裏曼。一天早上，他們又搭乘同一輛車上班，路上聊起了電影《克萊默夫婦》。裏奇認為弗裏曼似乎對這部電影中提到的離婚和家庭問題非常敏感。裏奇知道弗裏曼是從事套利業務的，但是他似乎和其他的套利人都不同——對大多數套利人，裏奇都很討厭。當弗裏曼即將在水街60號下車時，他悄悄地對裏奇說：“告訴馬蒂·西格爾，不要再與布斯基來往了。”裏奇還沒有來得及問個究竟，弗裏曼就下車了。
裏奇在想弗裏曼究竟是什麽意思，為什麽他不親自告訴西格爾呢？裏奇坐得離弗裏曼很近，他知道弗裏曼每天要給西格爾打兩三次電話。“鮑勃的電話”成了他經常聽到的話，他知道鮑勃就是弗裏曼。而且，不管怎麽說，為什麽一個套利人讓一個人不要同另外一個套利人來往呢？難道套利人之間都是這樣做的嗎？
接著，裏奇就讀到了《財富》雜誌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弗裏曼又告訴他：“馬蒂·西格爾最好小心點兒，這事看起來很糟糕。”裏奇最後向西格爾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不要和布斯基來往了，馬蒂。他是個危險人物啊。”西格爾堅持認為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他對裏奇說，《財富》雜誌的那文章是“胡編亂造”。裏奇相信了他。
小心謹慎的裏奇不相信西格爾會和伊萬·布斯基從事不正當的交易。另外，他還知道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正在從事套利業務。盡管威格頓和泰伯爾的套利業務仍然處在秘密之中，但是一些跡象還是泄露了這個秘密。首先，套利部門賺取了豐厚的利潤，這已經不是秘密了。沒有人相信僅憑威格頓和泰伯爾就能取得這樣巨大的成就。經常接近西格爾使裏奇意識到，至少西格爾也參與了其中，在背後指導他們，也許還根據他在並購部的經驗給他們提供一些“遠見卓識”。
然後，西格爾證實了他所有的猜想，給他簡單看了一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記錄，並誇獎他們幹得很好。交易的規模之大和投入的資金之巨都讓裏奇震驚不已。他說：“不能讓威格頓負責這事，他的能力有限。你們應該聘請一個職業套利人。”他推薦了他在添惠公司認識的一個人。西格爾同這個人談了談，但是他後來告訴裏奇，他不想雇用這個人。西格爾說：“我們不能把威吉甩了，他是團隊的一員。”裏奇不相信西格爾對威格頓這麽看重，不過後來，他逐漸明白：當時西格爾正在套利的興頭上，他不想讓別人插手。
公司的這種做法讓裏奇很擔心。他在添惠公司工作時，添惠創建了套利部門，他也參與了創建工作。套利部門開始進行交易活動之前，添惠公司專門聘請了兩家律師事務所——謝爾曼·思特靈律師事務所（Shearman & Sterling）和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Sullivan & Cromwell）——負責製定套利業務和其他業務進行安全分離的規定。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是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外聘的法律顧問。兩家律師事務所都堅持，要製定最基本的規定，鑄就一座“隔離之牆”，把套利業務同其他業務分離開。而現在，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也在從事套利業務，但是公司甚至連最基本的規定都沒有，根本沒有把套利業務同其他業務分離開來。
裏奇覺得應該向上司反映這個情況。他不能去找西格爾，因為按照公司的組織結構，西格爾不是兼並收購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義上的主管）。於是，裏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們公司開始做套利業務了。”他說，“但公司有件工作沒有做，這是危險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過這方麵的事，我可以幫忙。西格爾是不能卷入這項工作的。我們必須把套利與其他業務分開。”
古德森對此表現出關注，他說：“哈爾，你說得很對，這確實很麻煩。我要就這個問題給拉爾夫（即德農西奧）寫一份備忘錄。”
但是裏奇知道這種安排依然如故，他還常常聽到西格爾在電話裏指示威格頓和泰伯爾進行交易。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抱怨說情況沒有任何改變。
古德森承認他從來沒有給德農西奧寫過備忘錄，也沒有把裏奇的擔憂寫成書麵材料。他說：“不過，我同拉爾夫談過這個問題。”這聽起來好像他和裏奇盡到了職責，不用再多管此事了。古德森繼續說，“你知道，馬蒂有點兒厭倦了，他厭煩了並購工作，讓他做做套利業務也不錯啊。”裏奇感覺他在這個問題上隻能這麽做了。畢竟，古德森是部門的主管，西格爾也是公司的負責人，他們應該知道自己在幹什麽。
在SCA交易期間，裏奇經常加班。西格爾經常想在康涅狄格的家中陪伴自己的妻子，因為他的妻子懷孕了，而且是雙胞胎。西格爾向裏奇和約翰·戈登炫耀說，他的妻子懷的是異卵雙胞胎，需要兩個**，就好像在說他自己的性能力超強一樣。戈登認為西格爾這樣說隻是表明了他在這方麵極其缺乏自信。
因為裏奇和戈登都卷入了這起交易，他們也對SCA股票的交易尤為關注，並且不斷驚歎高盛買入股票的時機。他們從交易記錄上看到高盛在勃朗寧-費裏斯公司突然加入收購大戰之前大舉購買股票，戈登說：“天哪！真邪門，他們怎麽這麽神機妙算呢？”他們也推測過可能是有人泄露內幕消息，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西格爾會與弗裏曼交換情報。即使有人告訴他們，他們也不會相信的。
而且，為西格爾選俱樂部的事也讓戈登很頭疼。基德爾·皮博迪已經決定讓西格爾參加紐約的一家高檔俱樂部，因為他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在那裏，他可以有機會接觸一些其他公司的領導，從而為公司拉攏客戶。西格爾總是說自己很討厭俱樂部，討厭那裏勢利和陳腐的價值觀，但是如果他必須加入一個俱樂部的話，他就會選擇最高檔的。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覬覦俱樂部給予其成員的身份地位。
因此，他讓約翰·戈登代表他到河畔俱樂部（River Club）去交涉。這是一個以WASP為主的餐廳俱樂部，對會員要求極其嚴格，這個俱樂部位於52街東河路附近河畔公寓（River House）的一層。該俱樂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員創辦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些成員就住在河畔公寓內，這裏是紐約東部地區社會和商界名流會聚的地方。很少有猶太人能夠成為該俱樂部的成員，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
約翰·戈登的父親——阿爾也是該俱樂部的重要成員，父子倆開始試探西格爾加入該俱樂部的可能性。結果很不妙，即使他們沒敢提西格爾是猶太人，他獲準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別是他在並購領域的名聲對他很不利。其中一位成員說：“他難道不是那個精明的並購狂嗎？”他的聲音中透出一種蔑視；另一個成員說他認為西格爾是一個“強行推銷的販子”。約翰·戈登沒有爭辯，他擔心在這個時候太熱心地替西格爾堅持的話可能會損害他自己的聲譽。企業狙擊手羅納德·佩雷爾曼曾經托人來俱樂部聯係加入的事宜，一個成員直言不諱地指責說，“甚至不應該提起這個名字”——毫無疑問，那個人也被拒絕了。現在，戈登自己也開始產生其他人那樣的懷疑了。在SCA公司一案之後，他偶爾也跟西格爾說自己正在抓緊替他聯係，但是實際上，他隻是在勉強地應付。
西格爾最後確實加入了另外一家俱樂部——聯盟俱樂部（Union League Club），這家俱樂部位於公園大道，遠遠沒有河畔俱樂部的知名度大。他加入這家俱樂部的時間非常短。他發現這裏非常保守，而且歧視女性。盡管紐約州總檢察長對該俱樂部施加壓力，其成員仍然投票拒絕女性，簡對此非常氣憤。西格爾借機退了出來，以示抗議。德農西奧希望按照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古老傳統塑造西格爾的努力白費了。
1985年3月，西格爾的雙胞胎出生了，是一對龍鳳胎，他也一下子忙了起來。他們在格雷斯廣場的空餘房間也被占用。隨著並購業務以人們難以預料的速度繼續發展，他的業務也開始繁榮起來。他希望威格頓和泰伯爾能夠獨立作業，不用再需要他的大量指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礎上有所建樹，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
公司對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投資額度作了限定，如果是他們自己決定交易，他們自己隻能夠投資100萬美元。如果一項收購交易被公開了，風險降低了（潛在的利潤也降低了），他們可以追加500萬美元。即便如此，他們也在不斷損失，他們不斷對西格爾說，他們必須有一把“撒手鐧”。西格爾明白，他們是希望他把“撒手鐧”傳授給他們。
到了1985年春天，西格爾開始感到形勢危急了。德農西奧正在為改善公司的財務狀況而絞盡腦汁。西格爾感到了一種壓力，要求他再為威格頓和泰伯爾提供消息，但是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乞求弗裏曼給他消息了。
西格爾和弗裏曼仍然幾乎每天都會通電話，交流各種情況，包括布斯基、穆赫倫、桑迪·路易斯（把穆赫倫介紹給布斯基的套利人）以及華爾街其他著名套利人的相關情況。3月底，弗裏曼提到了一個投資公司，名叫科尼斯頓合夥公司（Coniston Partners），是由懷特-威爾德投資銀行（White Weld）的一位前投資銀行家基思·戈勒斯特和另外兩人創辦的。
弗裏曼通過他最好的一個朋友詹姆斯·裏甘結識了戈勒斯特。裏甘有好幾家投資合夥公司，包括位於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Princeton-Newport Partners）。華爾街一直都有許多私人的投資合夥公司，但是很少有像20世紀80年代那樣繁榮的。幾乎任何人都可以開一家這樣的合夥公司，通過富有的投資人（如布斯基等）籌集資金，然後再拿這些資金去投資，並從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費和一定比例的投資收益。
西格爾從來沒有聽說過科尼斯頓公司，該公司是靠投資低價值的封閉式共同基金而起家的。它通過對基金的管理帶來壓力，從而導致更廣泛的和更有利可圖的代理權之戰和收購威脅。在弗裏曼向西格爾提到科尼斯頓公司時，它還沒有什麽知名度，可信度也不是很高，隻是一個想成為企業狙擊手的小公司。然而弗裏曼卻很支持他們，稱他們是一支值得關注的力量。
即使到了現在，弗裏曼還告訴西格爾，科尼斯頓正在大量囤積斯托勒通信公司（Storer Communications）的股票，可能要對它發起收購。這是一家有線電視和廣播公司。弗裏曼也囤積了該公司大量的股票，既有高盛的賬戶，也有他自己的賬戶，總計占到了該公司3%的股份。弗裏曼稱科尼斯頓打算促成一筆大交易，並說：“他們是認真的。”
西格爾認為這是一次典型的談話。他腦子裏想象著一個場景：弗裏曼坐在一條信息流的旁邊，看著信息不斷流過，他想要什麽都可以隨手拾起，就像是一隻黑熊在捕食鮭魚一樣。然而，西格爾也在想：弗裏曼是如何獲悉科尼斯頓打算收購斯托勒的計劃的呢？最後，西格爾向弗裏曼問了這個問題。弗裏曼回答說：“為科尼斯頓購買股票的人和我關係很好。”弗裏曼沒有提到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或者他的朋友詹姆斯·裏甘的名字，詹姆斯·裏甘是他原來在達特茅斯大學的同學，負責為科尼斯頓公司購買股票，而且他也捎帶著為自己的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的賬戶購買。隻要斯托勒公司被賣出去，他們就可以收獲巨額的利潤。
這時，西格爾甚至沒有想到建議威格頓和泰伯爾也買進斯托勒公司的股票，盡管這可能是弗裏曼所希望的。他可能想給斯托勒公司製造一種購買的壓力，迫使它軟化立場，考慮收購的建議。相反，西格爾立即想到，也許這對基德爾·皮博迪公司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借此發揮更大的作用。自從西格爾代表KKR公司成功收購了海灣石油公司之後，他就和該公司的總裁亨利·克拉維斯經常聯係。他知道克拉維斯正在尋找收購目標。西格爾聽到了更多關於斯托勒公司的消息，並又查看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研究結果，他越來越感覺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機會。
因此，西格爾給克拉維斯打了個電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克拉維斯說：“太好了，我們見麵聊聊怎樣？”西格爾立即又給斯托勒公司的投資銀行狄龍·裏德公司打電話，把KKR公司的意向講了講，然後他們又一起開會對同該公司交易的前景進行了初步的商討。當西格爾再給弗裏曼打電話時，他吃驚地發現，弗裏曼似乎對會上的情況已經了如指掌。
4月15日，西格爾給弗裏曼打電話，提到了他認為應該給KKR公司出示一些關於斯托勒公司的資料。他想試探一下，看看弗裏曼會不會反對，但是弗裏曼根本就不在乎。
由於擁有內幕信息，弗裏曼繼續大肆購進斯托勒公司的股票，4月17日，他又為高盛買進了7.4萬多股股票。弗裏曼的助手弗蘭克·布羅森斯也為自己購買了2,000股（投資了大概近75萬美元）。
西格爾告訴弗裏曼他現在正在代表KKR，於是他們商量起了有關的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還沒有發出信號，表示歡迎友好的收購，而KKR也沒有表示要進行惡意收購。西格爾和弗裏曼都希望KKR能發起惡意收購。他們還討論了如何讓惡意收購大戰打響第一槍。他們談論了發送“熊式擁抱”信件的可能性，即讓KKR向斯托勒公司發送一封“胡蘿卜加大棒”的收購書，提出友好收購，表示如果友好收購被拒絕，就將實施惡意收購。投資銀行家和套利人之間經常就是這樣交談的，他們不用泄露任何機密計劃就能明白即將發生什麽的線索。
正如西格爾向弗裏曼所保證的一樣，KKR在4月19日提出了報價。第二天，讓西格爾失望的是，斯托勒公司拒絕了報價，並向股東發了一封信，督促他們拒絕KKR的任何要求。此後不久，弗裏曼就給西格爾打電話，他向西格爾保證說：“別擔心，科尼斯頓公司、戈登·克勞福德和我會向它的董事會施加壓力的。”
（然而，弗裏曼和他的這個聯盟從來沒有向證券交易委員會報告他們是一個整體。）
在接下來的周末，弗裏曼給西格爾打電話。他聽起來似乎有點兒忘乎所以了。他說他無法忍受這種懸念的折磨了，他必須明白：KKR是正打算發送“熊式擁抱”的信件嗎？在前一天，克拉維斯已經同意了西格爾的建議，決定向斯托勒公司發送 “熊式擁抱”的信件，這是措辭比較溫和的“熊式擁抱”，被稱為“玩具熊的撫摸”。西格爾知道，如果他回答了弗裏曼的這個問題，然後弗裏曼根據這個消息進行交易的話，那麽他們就又一次越過了法律的界線，也就違背了他以前的誓言。但是他感覺到，讓弗裏曼知道這個消息也符合他的客戶利益。弗裏曼是斯托勒公司最大的股東，他可以幫助給斯托勒公司施加壓力，從而迫使該公司做出對KKR有利的行動。因此，西格爾回答說：“是的，KKR打算發送這封信。”
隨後西格爾又去找KKR商量，他們又增購了一些認股權證，用來作為推動交易的催化劑。其後，西格爾跟弗裏曼聯係，告訴了他這個消息，弗裏曼有點兒不高興了。他想要一個更高的出價。西格爾說：“這是底線了，我們不能再高了。”
KKR公司在4月22日修改了出價，接著，斯托勒公司威脅說要破壞他們的整個計劃。它再次拒絕了KKR公司的出價，並向股東們提出了一個資本重組的計劃，但這個計劃的價值很難評估。弗裏曼和裏甘繼續購買斯托勒的股票和期權，科尼斯頓公司也宣布將發起一場代理權爭奪，以挫敗斯托勒的資本重組計劃，迫使該公司接受出價更高者的收購。
弗裏曼和西格爾繼續在斯托勒收購案上密切溝通，即使在它陷入了持久的代理權爭奪時也依然如此。接著，在7月4日前後，有傳言稱另外一家公司也打算收購斯托勒公司。弗裏曼提醒西格爾，西格爾立即把這個寶貴的消息透露給了克拉維斯，而克拉維斯當時正在英國的溫布爾登觀看網球公開賽。一個星期後，康卡斯特電信公司（Comcast）發起了對斯托勒的收購。弗裏曼給西格爾打電話，問道：“KKR會與康卡斯特競爭嗎？”西格爾向他保證說會的。他相信克拉維斯不會介意他泄露這個消息的。他給克拉維斯大致說過他和弗裏曼聯係的事，盡管克拉維斯從來沒有讚同過泄露內幕消息的行為，但是他也認為對斯托勒施加壓力對他很有利。弗裏曼現在對KKR的內幕消息了如指掌，就好像是這個公司的一員一樣。
最後，在7月底，正當競價交易達到出人意料的地步時，弗裏曼又給西格爾打電話，說：“我已經用自己的賬戶購買了大量斯托勒的股票。”（其實，西格爾早就知道這個情況了。）接著又問道，“我剛剛把8月的期權以90美元加2美元的價格賣掉了。我做得對嗎？”（出售期權是對最終價格不會超過某個特定水平的判斷，在這一案例中，交易執行價是90美元，期權加價是2美元。）
西格爾知道KKR的最終秘密出價是多少。不管怎麽說，弗裏曼預測的價格很準確——就是92美元。西格爾說：“聽起來不錯啊。”弗裏曼滿意地笑了。西格爾根本不可能知道高盛公司、弗裏曼和他圈子裏的朋友，如裏甘、戈勒斯特和科尼斯頓合夥公司賺到了多少錢，但是他知道，這個利潤非常大，因為他們手中是一筆聯合在一起的資金，匯聚起來會發揮巨大的影響力，甚至連布斯基都無法與之相抗衡。
KKR非常高興西格爾的表現。它以每股92美元的價格買到了斯托勒公司，盡管這個價格不低，但是斯托勒成為KKR最為成功的收購活動之一。
在這次交易之後，西格爾又一次感到弗裏曼欠他一個人情，需要償還。雖然西格爾並沒有做出明確的決定，但是他決心和弗裏曼停止消息交流的誓言已經被忘得無影無蹤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又從中斷的地方接上了。弗裏曼很快就開始慷慨地回報西格爾了。
弗裏曼在高盛獲得了相當不錯的地位，現在可以參與公司為一些重要客戶舉行的高層戰略研討會了，這些客戶就包括聯合石油公司。聯合石油公司最近又成了布恩·皮肯斯的狙擊目標，這起收購很快就變成了一場最激烈、最殘酷的收購戰，高盛負責幫助聯合石油公司組織抵抗。高盛並購部的主管彼得·薩克斯每天都要同弗裏曼協商此事，每次都要協商兩三個小時。因而，弗裏曼能夠針對不同的應對方案提出富有遠見的意見，從而為本部門的套利人員提供便利，這種交流似乎違背了公司的套利業務必須同其他業務相分離的規定，而且高盛根本都沒有想到，弗裏曼可能會向外界透露聯合石油公司的秘密。
就在西格爾第一次向弗裏曼透露了KKR收購斯托勒的詳細計劃之後不久，西格爾就提到他購買了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弗裏曼向他保證說，這裏會有“油水的”——這就意味著股東可以把股票變現，賺取利潤——因此，西格爾讓威格頓和泰伯爾增持該公司的股票。後來，弗裏曼向西格爾透露了聯合石油公司的詳細計劃，該公司打算把一些石油生產部門分離出去，以此為主體成立一個獨立的有限責任合夥公司。西格爾立即督促威格頓和泰伯爾再次增持該公司的股票。
弗裏曼向西格爾透露關於聯合石油公司的許多消息表明，在金融交易中，那些看似非常神秘的詳細信息，對於一些久經沙場的投資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一項應對措施，聯合石油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價格回購本公司50%的股票，沒有被收購的股票將按照市場價格進行交易，這50%不包括皮肯斯手中的股票。這個計劃在華爾街引起了恐慌，因為皮肯斯可能會以此提起訴訟。西格爾當時正在從達拉斯飛往塔爾薩的途中，他一抵達機場就給威格頓和泰伯爾打電話，他們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因為基德爾·皮博迪在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投入了巨額的資金。為了讓電話記錄上不會直接顯示西格爾給弗裏曼打過電話，西格爾打給了他的秘書，然後讓秘書把電話轉到了弗裏曼的辦公室。弗裏曼說：“別擔心，沒關係的。我們（聯合石油公司）無論如何都會以部分要約收購的方式購買股票的。”這就意味著即使法庭判決必須將皮肯斯的股票包括在回購的股票之中，聯合石油公司也會按照原訂計劃行動的（最後果然如此）。
聽到這個消息後，西格爾立即掛斷電話，然後給威格頓和泰伯爾打了過去。他建議立即采取一項策略，出售期權，以鎖定不會被回購的那部分股票的利潤。（威格頓和泰伯爾實際上購買的是股票期權，可以以固定的價格出售該公司的股票，這樣就實施了同樣的策略。）
西格爾放下電話時，感到非常高興，他知道聯合石油公司的戰鬥即將達到**，現在，他已經可以確保利用弗裏曼的消息為基德爾·皮博迪賺到豐厚的利潤。他將挽回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所有損失，並且還能有所贏利。基德爾·皮博迪的套利部門又將迎來一個豐收的年份，可能甚至比前一年的年景還要豐碩。德農西奧對他的壓力也將緩和許多。西格爾感到了一種難以抑製的興奮，這種感覺是他在同布斯基的交易中有時會感覺到的。
西格爾在塔爾薩機場誤了飛機，後來設法搭乘別的航班返回紐約。他突然產生了一種想同人分享這個好消息的衝動，因此，他走進一個電話廳，不假思索就把電話撥到了德農西奧的家中，把一切都告訴了德農西奧，包括他給弗裏曼打電話，以及如何讓威格頓和泰伯爾采取策略鎖定利潤等。德農西奧似乎也很激動。西格爾感到了一種長者的讚揚所帶來的溫暖。
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回購戰略很有成效。在對部分股票進行回購之後，所謂的按比例係數（即按照每個股東實際被回購的股票的比例）必須根據實際提交的股票總數來計算。弗裏曼把這個秘密的比例告訴了西格爾，這樣西格爾就可以精確地計算出基德爾·皮博迪最後的期權交易，這就像在甕中捉鱉一樣，穩賺不賠。弗裏曼對西格爾說：“你們就等著拿錢吧。”他說的確實沒錯。
西格爾和弗裏曼的關係在這一年中繼續持續著，他們不斷通電話，常常是一天兩三次。他們在通話中並不是主要交流內幕消息。他們日益談論一些在其他方麵對雙方都有利的信息，例如如何開發客戶、如何強行促成交易、如何獲得更高的售價從而賺取更多的服務費，以及如何為公司獲得更多的利潤。當然，這些信息對外界也都是秘密的。
內幕消息的交流也一直在持續。盡管界線有時比較模糊，但是當他們越線時，西格爾幾乎總是非常清楚。他總是至少會感到擔憂和愧疚。當國際控製公司（International Controls Corporation）收購基德爾·皮博迪的客戶縱橫國際（Transway International）時，西格爾把國際控製公司的詳細計劃透露給了弗裏曼，弗裏曼根據這個消息用自己子女的賬戶購買了大量的股票。當高盛參與菲利普·莫裏斯公司收購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時，西格爾問弗裏曼：“你認為這隻股票（指通用食品）如何？”弗裏曼回答說：“我看還行。”這就是說西格爾應該買進它，他也確實讓威格頓和泰伯爾購買了。
弗裏曼也把巴克斯特醫療器材公司（Baxter Tavenol Laboratories）收購美國醫療設備供應公司（American Hospital Supply）的計劃透露給了西格爾。1986年，R.H.梅西（R.H.Macy）在高盛的支持下進行杠杆收購期間，弗裏曼告訴西格爾市場對梅西公司打算降低出價的傳言反應過強：梅西公司正在打算降低出價，但是幅度比市場預測的要小。籌資工作是很安全的。
當布斯基給弗裏曼打電話詢問梅西公司的事宜時，弗裏曼也很慷慨，向布斯基保證籌資工作會很安全。不管怎樣，布斯基在高盛還有一個內線，可以了解梅西公司的收購信息，此人在高盛的不動產業務部工作。
這樣的泄密活動太普遍了，使得公平市場的概念成了人們嘲笑的對象。不過，其他人在泄露消息時很少像西格爾和弗裏曼這樣清晰，因為他們知道沒有必要這麽做。並且，他們也不是泄露全部消息。同時，西格爾繼續把給弗裏曼透露消息看作為了客戶利益這個“合理”的目的。
這種情況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交易上表現得十分明了。這是一次杠杆收購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特色的一起交易。它是西格爾同KKR合作的頂峰，也使得該公司功成名就，成為全美首屈一指從事杠杆收購的大腕，令人聞風喪膽。同時，這場交易也是涉及華爾街專業人士大量非法和可疑行為的一次交易。
比阿特麗斯是KKR的第一個“惡意”收購的公司。KKR總是用友好的方式同目標公司的管理層協商進行收購，或者充當白衣騎士參與惡意收購戰。然而，在比阿特麗斯一案中，KKR在西格爾的建議下，同比阿特麗斯的原董事長唐納德·凱利聯手合作，向比阿特麗斯公司施加壓力。如果比阿特麗斯拒絕KKR的收購，KKR就將強行收購，並將其現在的管理層淘汰，然後讓凱利和他的團隊入主該公司。這個計劃導致KKR的資深合夥人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裂，不久之後傑羅姆·科爾伯格退出了這個有他名字的公司（KKR的第一個“K”，即為Kohlberg），他聲稱和其他合夥人（亨利·克拉維斯和喬治·羅伯茨）的“理念不同”。
盡管科爾伯格有不同意見，但是這起交易仍然繼續進行著。弗裏曼很快就為自己、孩子和高盛公司囤積了大量比阿特麗斯的股票。在整個交易過程中，他都像往常一樣和西格爾保持著頻繁的聯係，每天都通話，但是西格爾不願意再透露內幕消息了。有時，弗裏曼似乎不用再從西格爾那裏獲取內幕消息了，他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和克拉維斯本人直接通電話。例如，在萬聖節前，約翰·穆赫倫聽說KKR收購比阿特麗斯的交易遇到問題後，將自己手中的股票拋售了1/4。在此之後，弗裏曼給克拉維斯打電話，問他股價為何下跌。克拉維斯告訴弗裏曼：“一切都很好啊。”然後他又說，“我們不會退出的。”這是一次很有價值的交流。幾分鍾後，弗裏曼又買進了比阿特麗斯的6萬股股票和幾百份看漲期權。
比阿特麗斯的董事會最終接受了KKR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最終報價，每股50美元。此後不久，KKR從幫助自己安排融資工作的投資銀行德崇公司獲悉，他們無法按照50美元的價格進行融資。價格必須降低或者重新調整融資計劃。這個消息對市場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因此這個消息是非常機密的，甚至連西格爾都沒有告訴。紐約的名流人士、套利人理查德·奈也是套利人圈子的核心成員，他顯示了不可思議的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二天就拋售了30萬股比阿特麗斯公司的股票。當天晚些時候，弗裏曼和奈在電話中談及此事，隨後弗裏曼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克拉維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86年1月8日，股市一開盤，弗裏曼就把手中的期權全部拋售出去。不久之後，紐約證券交易所一位知名的人士——也是“俱樂部”的成員——莫裏斯·“巴尼”·拉斯克給弗裏曼打電話說，KKR的收購活動遇到了麻煩。弗裏曼轉而又給西格爾打電話確認這個消息，但是西格爾無法確認，因為他還沒聽說過這個消息，是從弗裏曼這裏第一次知道。
西格爾非常吃驚，這些日子華爾街毫無秘密可言。他是克拉維斯的投資銀行家和顧問，但是甚至連他都不知道融資工作出了問題。這隻是證實了他的一種懷疑，即泄密者並非他一個人，這在華爾街上已經蔓延成災了。西格爾給KKR公司打電話，詳細詢問了情況。
不一會兒，西格爾就給弗裏曼回電話。他說：“你小子的鼻子夠靈的啊。”說著，他也為自己的用詞感到好笑。這些消息正是弗裏曼所需要確認的。當天下午，弗裏曼就拋售了比阿特麗斯公司的10萬股股票和3,000份期權（這表示可以再購買30萬股的權利），獲得了豐厚的利潤。
KKR的收購條款不久就被修改，同西格爾所確認的完全一致。盡管這些條款對股東不是那麽有利，現金部分從43美元降低到了40美元，但是比阿特麗斯公司幾乎毫無選擇，隻能接受。比阿特麗斯的股票也隨之下降。不管怎樣，即使沒有西格爾的幫忙，弗裏曼也能從比阿特麗斯的股票上賺到豐厚的利潤，但是西格爾的確認使他避免了損失，並且讓他的利潤達到了最高。
因為西格爾在比阿特麗斯收購案中的角色，基德爾·皮博迪的套利部門沒有參與這起交易。然而，1985年對威格頓和泰伯爾來說，仍然是一個收益頗豐的年份。該部門的總收益，在扣除了高額的管理費和開支之後，仍然高達700萬美元。由於他們又取得了和第一年同樣的好業績，公司裏對他們的懷疑也無影無蹤了。盡管人們對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技能評價仍然很低，但是這一年的大量交易使得人們感覺，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並購被宣布後投資套利而賺錢。事實上，他們可能真是這樣。
但是，西格爾知道基德爾·皮博迪套利實力的實情。就像吸毒一樣，一次套利的成功總是會激發對下一次套利“行動”的渴望和焦慮，也產生了對內幕消息這一“秘密武器”的需要。對萬無一失的激動正在逐漸消失，甚至在壓力逐漸增加時也是如此。西格爾知道他已經又拯救了公司一年——但是時間已經到了1986年，在新的壓力下，他能夠重新開始嗎？他對未來日益感到恐懼。
1985年年初，西格爾在產房外麵等待著雙胞胎誕生的時候，隨手拿起一份《紐約時報》，看到了一條德崇公司的證券發行公告，當時，該公司剛剛完成濱海公司對美國天然氣資源公司的收購。西格爾心中暗想：“如果他們能夠籌集到這筆資金，就能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現在，他看到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他看到產生這種力量的發動機就在他的麵前，尤其是德崇，它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籌集數十億美元，這種驚人的實力是基德爾·皮博迪永遠也無法相媲美的。毫無疑問，在類似斯托勒公司和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中，德崇公司能夠獲得驚人的利潤。在這些交易中，西格爾作為克拉維斯的顧問出謀劃策、獻計獻策、搜集信息，使得收購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過這隻為他賺到了為數不多的顧問費。例如，在斯托勒一案中，基德爾·皮博迪賺到了700萬美元，而德崇則賺到了5,000萬美元。其他的競爭對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在增強自己的資金基礎和巨大影響力，而基德爾·皮博迪卻仍然在守著無利可圖的經紀業務苦苦掙紮。西格爾感到他好像是一個人在支撐整個公司，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撐多久。
1985年年底，大概在核算獎金的時候，他直接去見德農西奧，不過這次不是討論自己的獎金問題。對於1985年的獎金，德農西奧已經根據西格爾對公司的貢獻計算出來了，包括套利收益，給他的獎金是210萬美元，幾乎是以前的兩倍。然而，西格爾並沒有高興，相反，他卻很絕望。刊登在《機構投資者》上的一篇負麵報道增加了他的擔憂，基德爾·皮博迪作為一個機構，已經瀕臨危機的邊緣。他向德農西奧乞求道：“拉爾夫，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不能一個人支撐整個公司啊。我每天的時間是有限的，我一個人不可能為公司創造所有的利潤和收益。”西格爾告訴德農西奧，他認為基德爾·皮博迪要想生存下去，必須同其他公司合並。德農西奧看起來既震驚又沮喪：同其他公司合並，基德爾·皮博迪就要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並且，他也沒有權力決定公司的命運。西格爾感到非常失望，他沒有能夠使德農西奧麵對現實。
西格爾第一次萌生了一個從來沒有過的想法：離開基德爾·皮博迪，到一個更強大、更健康、更有前途的公司。他必須脫離套利業務，他知道他參與這種業務是錯誤的。但是，他很清楚，隻要威格頓和泰伯爾還在套利部門，他就難以從中解脫出來。
西格爾同意和拉紮德兄弟公司的主管、溫文儒雅的米歇爾·戴維·韋爾見麵，他感覺有點兒鬼鬼祟祟的。他們相約在曼哈頓上東地區的凱雷酒店（Carlyle Hotle）吃早餐。西格爾坐在舒適的椅子上，韋爾滔滔不絕地談起了拉紮德兄弟公司的特色，聲稱這正是西格爾這樣的明星投資銀行家大顯身手的地方，並提到了費利克斯·羅哈廷是如何在這裏飛黃騰達的。
突然，西格爾想起了幾年前的一天，當時他還是一個年輕的投行銀行家，被指派同羅哈廷共同處理一項交易。那一天，他也首次產生了一個想法：他要成為另一個羅哈廷。可是後來，他卻從事了秘密的犯罪活動，背離了自己的夢想。
但是現在，這種想法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要離開基德爾·皮博迪公司，開創一種新生活，一種沒有布斯基、弗裏曼、威格頓或者德農西奧的生活，一種遠離泥潭的生活。依靠他在並購界的聲譽和名望，他可以隨心所欲，無往不勝。當20世紀80年代，當華爾街的曆史正在書寫的時候，西格爾也想成為顯赫一時的風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