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13日，是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年度聚會的日子，許多助理檢察官和紐約南區的校友紛紛來到公園大道兵工廠大廈參加當年的年會。他們全都穿著深色套裝和正式禮服，看上去有點兒呆板。這種年度聚會是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長期以來的一個傳統，目的是把在那裏工作和曾經工作過的律師們召集在一起，以維持一種非正式的校友關係網絡。今年的主辦人是保羅·柯倫。
這一天正好是政府要求撤銷對弗裏曼等人訴訟的那天，而弗裏曼是柯倫的客戶。在聚會的大餐廳裏，大家都在議論著這件事，幾乎一致地批評該辦公室的這種行動。有些人甚至責備高盛公司，說如果被告不是這樣有錢有勢的話，就不會引發這樣的喧囂，當然也不會引起媒體的關注。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顯然寥寥無幾。撤訴至少讓檢察官們非常尷尬，更為糟糕的是，它也反映了該辦公室的無能，損害了其聲譽。
在當晚的聚會上，傑德·拉科夫來到霍華德·威爾遜的身旁，半開玩笑地對他說：“這是一起前所未聞的大案啊，可是你們卻搞砸了。”
威爾遜立即替朱利安尼辯護，他說：“你在說什麽呢？是你們那家夥的錯，導致我們必須進行大量的確證工作。”他說的那家夥是指西格爾。
拉科夫本來希望友好地討論，但是現在，威爾遜的話激怒了他。他反駁道：“那不公平，我總是說，他能提供的就這麽多了。他完全坦白了，撤訴是你先提出來的。”
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受到打擊最大的似乎是卡伯裏。他像往常一樣神秘莫測，但是似乎缺少了熱情。負麵報道是令人痛苦的。卡伯裏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害羞的人，甚至正麵的宣傳也會讓他坐臥不安。
在柯倫的聚會之後不久，卡圖希羅和麥坎尼在低潮中掙紮著重聚動力和士氣，而卡伯裏則突然宣布辭職，讓同事們大吃一驚。他公開地說，辭職隻是因為德崇公司和弗裏曼這兩起重要的調查可能要耗費好幾年的工夫。此外，弗裏曼的案子對他來說似乎沒有太大的挑戰，和米爾肯的案子不同，沒有那麽複雜，隻涉及相對簡單的內幕消息交換，隻需要做慣常的確證工作就行。不過，他辭職還有其他的原因。卡伯裏感到，當1986年他被任命為反欺詐處的負責人時，他在紐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工作的時間太長了，已經超過了通常3~4年的任期。他在這裏已經工作了8年，他的親密朋友已經離開了，現在他也該“活動”一下了。
這些理由都是真實的，但是，卡伯裏的許多同事並不認為這就是充分的解釋。對他們來說，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朱利安尼已經對卡伯裏失去了信任，盡管朱利安尼並不承認。沒有了信任會讓任何具有卡伯裏那樣自信和專業知識的人對工作失去熱情，無法繼續工作下去。
卡伯裏還沒有找到新的工作，他很害怕到陌生人麵前推銷自己。然而，最為重要的是，他的朋友們很難相信卡伯裏會放棄對米爾肯的調查。他正置身於一場執法行動，而這場行動可能會重塑華爾街的基本態度，整頓全美國的金融市場。米爾肯是這次調查活動的中心，當卡伯裏最初取得萊文合作的時候，他就下定決心要將米爾肯這樣的頂級人物拿下。現在，他怎麽能夠中途退出撒手不管呢？
做出這個決定之後，卡伯裏立即開始找工作。8月，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Jones, Day, Reavis & Pogue）和卡伯裏聯係，邀請他到該律師事務所紐約辦事處負責白領辯護業務。這是一家大型的全國性律師事務所，總部位於克利夫蘭。卡伯裏甚至不知道該律師事務所在紐約還有辦事處，他立即飛到了克利夫蘭，同未來的合夥人見麵。他渴望趕緊結束找工作的奔波，沒有考慮其他機會就立即接受了他們的邀請。10月，他離開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原本這應該是一個功成身退，現在看來卻似乎更像退卻。
朱利安尼立即行動，任命布魯斯·貝爾德為反欺詐處的負責人，希望借此得到支撐，重獲主動。布魯斯·貝爾德是朱利安尼的高級助理之一，多年前和朱利安尼在司法部是同事，後來在1980年加入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已經成功地處理過一些有組織的犯罪案件。他先是任緝毒處的負責人，後來又成為刑事處的負責人。他曾經在達維律師事務所（Davis Polk & Wardwell）做過合夥人，對證券法有所了解。達維是一家聲望很高的律師事務所，現在同凱壽（Kaye, Scholer）律師事務所一起擔任弗裏曼的代理。
卡伯裏身材肥胖，詼諧幽默，而貝爾德則完全相反，身材高挑、消瘦，嚴肅認真，說話輕聲細語。貝爾德生長在美國的中西部，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他的風格比卡伯裏甚至還要強硬。由於他曾經在最為艱難的執法領域工作過，因此，他對弗裏曼、威格頓和泰伯爾被捕並當眾被銬上手銬並沒有感到煩惱。他的是非觀念極為鮮明，這一點和朱利安尼很相似。
貝爾德毫不猶豫就接受了朱利安尼讓他擔任證券反欺詐處負責人的要求。他知道，他要在公眾的關注之下負責本辦公室兩起最為重要的案子，也就是弗裏曼和米爾肯的案子。他明白，朱利安尼的政治前途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信譽都將取決於這兩起案子的結果。他必須獲勝。
然而，當他著手工作時，他才發現勝利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由卡羅爾和法德拉負責的對德崇公司的調查工作似乎停滯不前，對弗裏曼的調查也毫無進展。華爾街是團結起來和政府對抗。
貝爾德立即發現內幕交易案的調查同他處理過的黑手黨案件之間具有相似性。和有組織犯罪分子一樣，華爾街上的嫌疑人也珍視沉默和忠誠，完全拋棄了講述真相和根除腐敗的職責。例如，如果高盛公司的一名合夥人犯了罪，他寧願自己去坐牢也不願把公司的其他合夥人牽涉進來。此外，在有組織犯罪活動的調查中，有許多相互關聯的案子，但是因為缺乏足夠的人手，無法追蹤所有的線索。貝爾德畫了一個圖表，把嫌疑人的名字寫下來，並用方框圈了起來。接著，他根據關聯性把這些方框連在一起。當他完成時，已經畫了將近20個方框，大概形成了一個圓。不是所有的線索都能查到什麽。米爾肯位於最上方，德崇公司位於靠近中心的地方。
12月，貝爾德和他的同事們偶然發現了一些可以指控米爾肯的重要證據。在辛辛苦苦審查關於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時，調查人員從布斯基的一份個人文件中發現了一個文件夾，上麵標記為“DBL計劃”。這個文件夾顯然是由布斯基的秘書保管的，看起來很像穆拉迪恩製作後又遵照布斯基的命令銷毀的對賬表。卡羅爾立即把穆拉迪恩叫來辨認。
穆拉迪恩一看到這些資料，就大喊道：“就是它，這就是我在佛羅裏達州做的東西。”很顯然布斯基早就忘了，他在把原始文件還給穆拉迪恩之前，命令秘書複印了一份德崇公司的持股記錄。
現在，穆拉迪恩就不用再重新補做這份文件了。政府不僅僅有了原始文件的副本——這份證據更有價值——而且裏麵的數字也確證了穆拉迪恩根據記憶講述的證詞。
在穆拉迪恩的文件被找到之後不久，米爾肯和弗裏曼的案子又出現了一個重大突破。在貝爾德任職之後，他就同卡圖希羅和麥坎尼坐下來討論弗裏曼的案子。考慮到該案引發了糟糕的負麵報道，朱利安尼明確表示此案要優先處理。他們麵臨著巨大的壓力，因為在撤銷起訴時，他們說這隻是冰山的一角，並發誓要找到更多的證據來確證。但是，到哪裏找額外的證據來確證呢？
卡圖希羅想起來，西格爾在供述中說，他記得在斯托勒公司一案中曾經和弗裏曼談過話。弗裏曼向西格爾保證說他知道科尼斯頓合夥公司正在囤積股票，並且準備“認真地”推動一起重大交易。西格爾問弗裏曼是怎麽知道的，弗裏曼回答說：“我同給科尼斯頓公司買股票的人關係很密切。”
卡圖希羅認為西格爾想到的這個情況很有價值，因為它顯示弗裏曼除了西格爾以外，還有內幕消息源。但是西格爾想不起來那個人的名字了，因此他懷疑弗裏曼是否向他講過這個人的名字。然而，卡圖希羅通過調查，迅速解開了這個謎團。科尼斯頓公司通過一個名叫奧克利·薩頓（Oakley-Sutton）的公司囤積斯托勒公司的股票，而這家公司的人員和經營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是同一群人。該公司的負責人詹姆斯·裏甘和弗裏曼在達特茅斯學院上學期間是室友。當然，這就是那個透露消息的人。在弗裏曼被捕和西格爾認罪之後大概兩個星期，裏甘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受到了傳訊。交易記錄顯示了斯托勒公司股票的預期交易情況，而且電話記錄也顯示，在交易期間，裏甘和弗裏曼經常通電話。
貝爾德認為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可能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可以進一步調查的目標。也許，該公司的負責人是弗裏曼的同謀，他們本身就可以被提起訴訟，或者他們可以與政府達成認罪協議，也可以通過提供弗裏曼有罪的證據和證詞而祈求豁免。然而，貝爾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打草驚蛇，讓該公司意識到已經成為政府的調查目標，因此貝爾德采用了傳統的調查方法：尋找一名對公司不滿的雇員，一般很可能是前雇員。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個這樣的人。
在弗裏曼一案調查工作的壓力下，卡圖希羅將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員工的交易記錄收集起來，然後花費大量時間仔細審查。這項工作雖然單調乏味，但是卻有所回報。他發現一個名叫威廉·黑爾的員工的交易記錄有些可疑，涉嫌內幕交易。當檢察官們尋找黑爾時，他們得知他已經不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工作了，他被解雇了。黑爾也是達特茅斯學院的畢業生。
檢察官向黑爾發了傳票，但是，這種方法卻失敗了。黑爾說他不會自願和政府合作的。他還聘請了一位律師。檢察官希望和他的律師達成某種協議，並且暗示他們想得到一份價值估計，尤其是如果黑爾能夠揭發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有違法行為的員工。很快檢察官收到了回話，黑爾的律師說，黑爾拒絕提供價值估計。檢察官們隻好采用最後的辦法——讓黑爾在大陪審團麵前接受訊問，迫使他在取得豁免的前提下作證。這是有風險的，但是，他們知道可能之後黑爾會麵臨起訴，但是他們感到別無選擇。
1987年11月，黑爾前來作證。他是一個身材高挑的年輕人，棱角分明，深金色頭發，似乎沒有感到緊張。貝爾德親自訊問，正如他所預料的，黑爾含糊其詞，不願回答，訊問似乎毫無結果。接著，貝爾德轉到了一個似乎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問黑爾為什麽離開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黑爾隻是稍微猶豫了一下，然後就坦白地回答說：“不是我要離開的，我是被解雇的。”
貝爾德問道：“為什麽？”他本能地抓住機會利用黑爾突然出現的坦誠。但是，緊接著的回答讓他震驚不已，在他作為檢察官的職業生涯中，他還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
黑爾回答說：“我不能容忍他們正在做的各種違法行為。”
當黑爾突然開始談起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各種違法活動時，貝爾德幾乎無法壓製心中越來越強烈的興奮。這種事情遠遠超出了檢察官們的想象，他們全都喜不自禁。似乎政府現在不僅可以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及其高管立案調查，並且，根據黑爾所講，該公司的主要同謀不是別人，正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突然之間，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活動看起來像是連接反欺詐處兩起最大案件之間的關鍵一環。
根據黑爾的講述，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經常在德崇公司和美林公司“寄存”股票，製造虛假的損失，從而欺騙國內稅務局。在德崇公司的聯係人是布魯斯·紐伯格，他是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員，就是有一次把電話線咬斷的那個人。為了製造損失，達到避稅的目的，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常常以虧本價將證券“賣給”德崇公司的高收益證券部，不久之後再以同樣或者稍高的價格“買”回來。黑爾說，這種交易確實是虛假的，因為德崇公司不承擔所有權的任何風險。德崇公司這樣做，隻是幫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忙，目的是讓該公司成為受它控製的客戶，當德崇公司的銷售人員推銷垃圾債券時，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就會樂意，甚至迫切渴望購買。
黑爾解釋說，當他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時，他的上司保羅·伯克曼就指派他負責處理所謂的“避稅寄存”交易，這使他非常擔憂，因為這中間存在著明顯的潛在的法律問題。但是伯克曼對他的擔心滿不在乎。在一次由公司其他人員參與的會議上，伯克曼毫無顧慮地說：“國內稅務局根本沒有人力來分辨這些交易，也沒有能力將它們弄清楚。”伯克曼指示黑爾先將一些證券賣出去，然後再以稍微不同的價格買回來，以此達到“掩蓋”這種計劃的目的。他還告訴黑爾把數量和價格記錄下來，做成他所謂的“寄存清單”。
黑爾告訴貝爾德，當他不願意執行這種計劃時，他就被解雇了。
雖然黑爾並沒有向檢察官們提供關於裏甘和弗裏曼之間關係的情況，但是，他突然之間成為調查活動中最為意外的證人，給檢察官們提供了更多可供追查的線索。他說，在德崇公司，紐伯格毫無疑問是一個獲悉內情的參與者。並且，紐伯格還有一個助手，叫莉薩·安·瓊斯，她可能會確證黑爾所講述的大部分情況，因為她常常幫紐伯格處理交易。此外，黑爾還披露了一個情況，關於寄存交易計劃的談話很有可能被無意之中錄了音。黑爾解釋說，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保持著一種錄音製度的習慣，常常將公司交易員的談話錄製下來，盡管他們不是公司的高管。這樣的製度在許多公司都很常見，常常是為了解決和客戶之間關於命令和執行情況的糾紛。
貝爾德和卡圖希羅決定，要在黑爾被豁免並作證的消息傳出去之前，對他提供的信息迅速展開調查。幸運的是，他已經被解雇了，這就讓他和以前的同事們疏遠了很多，因此，他自己向別人透露他和政府合作的風險幾乎沒有了。然而，信息在辯護人律師之間的傳播將會很快。檢察官們尤其擔心那些磁帶。黑爾說，按照慣例他們一般在6個月之後銷毀磁帶，如果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知道黑爾泄露情況的話，可能會提前銷毀磁帶。
盡管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在逮捕弗裏曼、威格頓和泰伯爾一事上招致了負麵報道，但是檢察官們並沒有對再次實行強硬打擊而有所畏懼。根據黑爾披露的情況，他們迅速獲得了搜查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辦公室的搜查證，理由是涉嫌偷稅漏稅，但是沒有提到德崇公司或者弗裏曼。貝爾德的執法手段更加強硬，這可以從檢察官們的行動中得到印證。從他們現在的行動中似乎可以看出，以前抓捕弗裏曼等套利人的問題並不在於檢察官辦公室過於嚴厲，相反，問題是他們還不夠強硬，沒有對嫌疑人產生震懾，迫使他們認罪和合作。作為曾經辦理過黑手黨和毒品案的檢察官，貝爾德明白，他的嫌疑目標明白什麽是強力。在朱利安尼的批準下，貝爾德計劃實施一次大搜查，同這次行動相比，逮捕弗裏曼、威格頓和泰伯爾的行動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黑爾在大陪審團麵前接受訊問之後幾個星期，也就是12月中旬的一天，幾輛警車停在了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市中心一座很不顯眼的辦公樓前，這座樓依稀看來像是殖民地時代的風格，這就是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辦公樓。聖誕節即將來臨，樓前街道兩邊的商店櫥窗裝飾一新，不遠處就是普利斯頓大學的大門口，裏麵是寧靜的校園。警車停穩後，50名聯邦執法官從車上跳了下來，他們全副武裝，身穿防彈背心。
這些執法人員蜂擁進入電梯，然後從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玻璃門衝進辦公室。在出示了搜查證之後，他們紛紛進入各個辦公室，而員工們全都驚呆了，恐慌地坐在辦公桌前。在執法人員搜查完畢之前，任何人不準離開辦公室。執法人員打開文件櫃和辦公桌抽屜，把裏麵的東西全都裝進紙箱子裏。到下午結束搜查時，他們運走了300多箱文件和記錄，其中就包含最為重要的東西——他們所能找到的所有錄音帶。
貝爾德和卡圖希羅還邀請他們的高級調查員托馬斯·杜南參與此案。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被搜查的當天，杜南飛到了加利福尼亞州，然後驅車來到莉薩·瓊斯的家。她住在洛杉磯北部一座現代風格的公寓樓裏，當杜南到她家門口時，已經接近晚上10點了。
瓊斯從14歲就離開了新澤西的家，來到加利福尼亞州，通過虛報年齡在一家銀行找到了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工作。她參加進修課程獲得了高中文憑。現在，她隻有25歲，年薪就已經達到了11.7萬美元，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助理。瓊斯在布魯斯·紐伯格手下工作，而且她的辦公地點距米爾肯隻有一步之遙。瓊斯每天早上5點半就來到辦公室，整天的工作就是為紐伯格寫指令，並發給不同的交易所。有時，她要同時接聽3個電話。她工作非常努力，已經過上了一種舒適和安全的生活，這是她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她屬於那種米爾肯喜歡雇用和提拔的人。
杜南按響了瓊斯家的門鈴，瓊斯打開門。她身材矮小，深褐色卷發。杜南禮貌地問道：“我可以和你談談嗎·”然後，他介紹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並且說帶給了她一份聯邦傳票。瓊斯請杜南進屋，杜南迅速簡要講述了德崇公司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之間的交易，並且表示他已經對相關的情況有所了解。一開始，兩人的談話還很順利，瓊斯坦白地確認了她與紐伯格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的各種細節。接著，杜南談到了問題的關鍵所在。
“你們在為他們做寄存交易嗎？”杜南問道。
“是的。”瓊斯猶猶豫豫地回答說。
“是為了避稅嗎？”杜南繼續問道。瓊斯突然之間好像有點兒惴惴不安。
“不，不是。”她開始說，但是，接著她的聲音幾乎小得聽不見了。接著她說：“我要和律師談話。”杜南歎了一口氣，但是他沒有逼迫她說。
“我們一直都希望你會願意在這次調查中同我們合作。”杜南遺憾地說。他把大陪審團的傳票交給她，然後離開了。瓊斯突然害怕家中電話被竊聽了，她立即找到一個投幣電話，給她唯一認識的律師打電話。
回到紐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調查人員開始分類整理查獲的資料，並檢查磁帶的內容。許多都是日常事務，對政府沒有什麽用。但是，卡圖希羅發現了一個特別的情況：由於某種原因，顯然是由於涉及與一個客戶的糾紛，1984年12月有幾天的錄音資料沒有被銷毀。當他聽這些錄音時，其中幾段談話讓他激動萬分。他立即把貝爾德叫了過來。
很快，他們就把20多段談話轉錄到了一盤磁帶上。貝爾德把負責弗裏曼、德崇和米爾肯案的檢察官們都召集過來，一起聽這些錄音。聽完後，他們全都異常興奮，就好像這些密謀正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展開一樣。這些重要的錄音談話，大部分發生在紐伯格和查爾斯·紮爾熱茨基之間。紮爾熱茨基是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交易員和高級合夥人。另外，他們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在錄音中發現了一段可以證明德崇公司的卡裏·穆爾塔什有罪的證據。很顯然，在紐伯格不在時由他負責處理相關事務。這可能成為擊垮穆爾塔什的確鑿證據，因為他一直在頑固抵抗，拒絕和政府合作。
負責德崇公司一案的檢察官約翰·卡羅爾那天因感染流感而在家休假，同事們禁不住也給他打電話通報了這個幸運的發現，他們甚至還把錄音通過電話放給他聽。
在其中一段錄音中，裏甘和紐伯格因為寄存股票的“存放”成本發生了口角。紐伯格說：“我已經為你存放了許多股票，萬一你沒有變現的話，我會一直都向你收取存放費的。”
裏甘回答說：“我也為你存放了股票。”他的話似乎清楚地承認，德崇公司的股票寄存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
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發現，也是自從撤訴以來6個月內檢察官們所取得的最大突破。這些錄音帶是違法活動的鐵證，所暴露的問題比黑爾講述的還要多。除了涉及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寄存股票避稅外，這些談話還披露了普林斯頓·紐波特公司遵照德崇公司的要求為它的非法活動提供幫助的問題。它在1985年曾經寄存過美泰玩具公司的股票，並實行了操縱股價的計劃。這些錄音帶顯示，德崇公司曾經利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操縱一隻場外交易的股票的價格。這就是C.O.M.B.公司，它是一家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當時德崇公司正在為它承銷證券。檢察官們心想：如果這是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和德崇公司在任意幾天內就做成的交易，那麽這兩家公司可能還犯過其他什麽罪行呢？貝爾德立即意識到，隻憑這些錄音資料就可能給德崇公司定罪。弗雷德·約瑟夫反複說他想要公司違法的證據——現在，他可以親自來聽聽這些錄音。
但是，在所有對話的錄音中，有兩段給檢察官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兩段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僅僅是因為它們作為證據的價值（若單獨拿出來，它們不能指控任何犯罪活動），並且還因為它們揭示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華爾街上的一種流行心態。
在第一個對話中，是弗裏曼和紮爾熱茨基在交談。弗裏曼用一種留戀的語氣告訴紮爾熱茨基，他最近剛剛去了一趟大西洋城，並且說當他年輕的時候，他很喜歡到拉斯維加斯去賭博，但是現在他不喜歡這些了。他說：“這不再有意思了，我想可能是我在這一行幹得太久了吧。我習慣於具備優勢。”在第二個對話中，紮爾熱茨基和比弗利山分部的紐伯格在交談。在安排了他們之間的一起虛假交易之後，紐伯格對紮爾熱茨基說：“你是一個大騙子啊。”
紮爾熱茨基回應說：“是你教的我啊，大哥。嘿，聽著，笨蛋……”
紐伯格打斷了他的話，嘲諷地笑著說：“歡迎來到這個騙子的世界。”
盡管醜聞不斷爆出，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大牛市仍然在繼續。1986年5月12日，萊文被捕的那天，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超過了1,800點。很少有人能從一個不知名的投資銀行家的被捕中看到不祥的征兆。到11月，當布斯基接受認罪時，道瓊斯指數已經接近1,900點。在經曆了最初的震**（主要是在股票交易和套利業務方麵）之後，股市重新恢複了攀升的勢頭。弗裏曼、米爾肯和高盛公司以及德崇公司的抵抗如果有什麽影響的話，那就是消除了投資者的顧慮，讓他們認為兼並狂潮的發動機將會繼續運轉。
德崇公司全力支撐著讓人們繼續保持這種印象。盡管籠罩在政府調查的陰影下，但是該公司仍然能夠繼續利用客戶的忠誠維持自己的業務和市場份額，甚至接近了曆史最高水平。德崇公司可能是華爾街上獨一無二的一家公司，因為它能夠抵禦對其業務合法性的攻擊。畢竟，當它的許多大客戶，如波斯納等，遇到麻煩而無人願意支援時，是它站出來支持它們的。現在，該輪到它們幫助德崇公司了。
這些客戶們紛紛做出了反應。盡管德崇公司隨時都可能被指控或者被提起訴訟，但是它仍然完成了一係列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大宗垃圾債券交易。政府不能指望通過德崇公司的客戶給它施加壓力，迫使它合作；相反，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客戶都會像米爾肯一樣和政府大膽對抗。考慮到米爾肯對許多客戶仍然有著控製能力，這些客戶別無選擇。
然而，德崇公司的新業務卻受到了影響。該公司失去了它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動力。它不得不放棄了購買世貿中心7號樓作為自己辦公樓的計劃，它憎恨的對手所羅門兄弟公司買到了這座大樓。德崇公司支持的惡意收購的報價也失去了其心理影響力。佩雷爾曼退出了對吉列公司的收購，伊坎收購USX公司的失敗被看作德崇公司的失敗。但是，德崇公司迫切希望與惡意收購中備受爭議的角色拉開距離。在1987年的大部分時間裏，它沒有再支持任何一起惡意收購活動。
在布斯基出事的消息被披露之後，約瑟夫就聘請了威嘉律師事務所（Weil, Gotshal & Manges）的高級合夥人伊拉·米爾斯坦做他的私人律師，該律師事務所是紐約一家著名的大型律師事務所。米爾斯坦迅速得出結論：約瑟夫個人不會承擔刑事責任。然而，從個人層麵而不是法律層麵來說，他提醒約瑟夫，米爾肯可能會遇到嚴重的麻煩，對約瑟夫來說最佳的策略就是從德崇公司辭職。約瑟夫聽到這個建議後大吃一驚。這種情況是不可想象的。他堅持向米爾斯坦說，米爾肯非常富有，這樣一個人墮落到犯罪是無稽之談。
在緊接著的幾個星期裏，約瑟夫似乎決定把他和公司的命運更緊密地綁在米爾肯的身上。甚至早在布斯基的醜聞公開之前，約瑟夫就希望G.克裏斯蒂安·“克裏斯”·安德森所率領的以紐約為基地的投資銀行集團可以發展成為一支東海岸客戶開發小組，從而和米爾肯的西海岸小組相抗衡。但是，這個希望卻沒有實現。因此，米爾肯堅持要把唐納德·恩格爾召回來，以重新恢複德崇公司的客戶開發能力。恩格爾對米爾肯極為忠誠，因為道德缺失而被約瑟夫解雇。
約瑟夫一開始不同意，巴徹勒和安德森一派也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然而，米爾肯強調說，在艱難時期，“客戶關係”最為重要。米爾肯說他自己的關係正在拯救公司，並且補充說恩格爾似乎是德崇公司中除他之外唯一一個懂得如何培養客戶忠誠的人。很顯然，這是對巴徹勒、安德森以及他們東海岸公司金融部人員的侮辱。
就像在其他方麵一樣，這次，約瑟夫又向米爾肯的陣營妥協了。約瑟夫告訴恩格爾：“邁克爾想讓你做這件事，我們需要你。”恩格爾同意在1987年1月回到投資銀行業務部，擔任聯合主管。他還想法保持了他的補償協議，並堅持直接向約瑟夫匯報，而不是名義上和他平起平坐的巴徹勒或者安德森。
恩格爾一勝利回歸就把投資銀行集團更名為“客戶關係集團”，並且沒有和安德森等人協商。安德森怒氣衝衝地跑到約瑟夫的辦公室，威脅著要辭職。斯蒂芬·溫羅思一開始就反對恩格爾的回歸，他也威脅要離開。東海岸派係的其他成員也紛紛效仿。
在恩格爾回歸之後還不到一個月，約瑟夫就勸說他從聯合主管的職位退出，重新做顧問。畢竟，恩格爾現在仍然負責捕食者大會的工作，這個會議現在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因為政府正在對德崇公司進行調查，這種會議可以顯示它的實力。
當1987年的“捕食者大會”在4月的第一個星期召開時，會場彌漫著一股恐懼的氣息。每天都有謠言說，政府要發動大規模的突然查抄，弗裏曼、威格頓和泰伯爾的被捕讓這些傳言似乎更加可信。然而，恩格爾對此根本不害怕，他挺身而出應對這些挑戰。1987年的高收益債券大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2,500多名參與者，充分展示了客戶對德崇公司的忠誠。
很顯然，這次會議的真正聽眾不是在比弗利山分部，而是在國會，甚至在全美國。今年的會議論調和往年截然不同。認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那種無拘無束、無所不能的感覺隨著愉快興奮一起消失得無影無蹤。恩格爾8號別墅的聚會仍然隻允許男客參與，這和隨後在蔡森餐廳舉行的晚宴，與往年比起來都有點兒呆板。耀眼炫目的搖滾錄像也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名叫《德雷克塞爾公司幫助美國》的類似紀錄片的片子，裏麵出現了德崇公司大客戶的員工，他們對垃圾債券大加頌揚，並滿懷深情地盛讚該公司。
該公司在宣傳公關。當片中斯通集裝箱公司的一位員工說他願意和任何擁護垃圾債券的人“握手”時，觀眾中一位憤世嫉俗的人脫口說道：“我們給那家夥付了多少錢？”在片子結束時，解說員說出了德崇公司因政府調查而確定的新主題：“高收益債券融資和德崇公司——幫助美國運轉。”觀眾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
米爾肯也講述了類似的主題，並且開始推銷他作為“國家財富”的新形象。在開幕詞中，他沒有提到惡意收購，而是重點講述了垃圾債券是如何促進中等規模企業的成長以及如何保持美國的競爭優勢的。布恩·皮肯斯原來計劃把為並購**辯護和股東民主作為演講的關鍵詞。德崇公司審查了他擬定的發言稿，沒有通過，他就改變了主題，索然無味地談了談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經濟形勢。
會議的基調應該是暗示，政府的調查對德崇公司和米爾肯是無關緊要的。然而，很顯然，在負麵報道的共同影響下，這樣做正在付出代價。約瑟夫麵容憔悴，而穆爾塔什甚至更為糟糕。相比而言，米爾肯的一切——他的精力、他的行為舉止、他的一直在場——都在傳達著一種信心。一位參會人員告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在我看來，米爾肯根本沒有一絲問心有愧的感覺。我認為，這就是說，他要麽無罪，要麽就是毫無良知。”
同以前一樣，這次大會也禁止媒體采訪，但是許多記者仍然來到了比弗利山希爾頓酒店。他們沒有遭到驅逐，但是卻被密切監視著，不允許進入會場。隻有指定的參會者，如鮮果布衣公司（Fruit-of-the-Loom）的總裁威廉·法利才允許向記者發表評論，而且評論內容必須由德崇公司仔細審核，以突出該大會的主題。
這是刑事調查案件中一個私人被告發起的最大規模的媒體攻勢，這次大會隻是這一攻勢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主要目的是轉移人們對米爾肯被指控的違法行為的注意力，並樹立他在全國的聲譽。公眾輿論可以用來左右刑事調查的結果，但是其影響究竟多大，這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檢驗。
在垃圾債券大會之後不久，德崇公司就在整個公司發起了一個長達兩周的垃圾債券慶祝活動，包括舉行體育比賽、舉辦演講和放映電影等，極力吹捧垃圾債券的光輝業績和它們對美國的貢獻。在大會上，該公司首次宣布了一項改變政策的決議。長期以來，德崇公司一直想用流行的“高收益”一詞替代“垃圾”一詞，但是現在，它放棄了這種想法，並且決定對“垃圾”一詞突出宣傳。員工們收到了公司的徽章，上麵印著：垃圾債券讓美國健康成長。在一個片子中，約瑟夫和公司的董事長羅伯特·林頓一同唱出了一句歌詞：“艱難之路，唯德崇行。”
該公司還在報紙上登了整版的廣告，展現了垃圾債券所謂的受益人。當然，受益人不是米爾肯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如卡爾或者斯皮格爾，而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男子和他懷孕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孩子，他們全家站在一座即將完工的新家麵前。這個幸福家庭的場景和垃圾債券有什麽關係呢？原來，該新家的建築商霍範尼安公司（Hovanian）是德崇公司的一個客戶。廣告上聲稱，在垃圾債券的支持下，該公司能夠為“5萬人提供住房，幫助2萬人謀生”。此外，德崇公司還投入400萬美元在電視上展開廣告攻勢。廣告設計得同樣煽情，裏麵展示了一座位於路易斯安那州維代利亞市的發電廠，該廠是由德崇公司的垃圾債券資助建造的。據說，該廠吸納了貧困的維代利亞市的大量失業工人，降低了失業率。《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勞麗·科恩指出，這則廣告根本就不是在維代利亞市拍攝的，該廠的大多數工人都居住在其他地方，而且，路易斯安那州的勞動部門也對廣告所聲稱的該廠降低了失業率的說法提出了質疑。科恩的這篇文章見諸報端之後，德崇公司的許多員工都憤怒不已。
電視廣告隻是媒體攻勢的一部分。理查德·桑德勒和公司中米爾肯陣營的其他人都開始對米爾肯在媒體中形象的各個方麵實施控製。他們對報道米爾肯的每個記者都進行“分析”，然後，根據他們對米爾肯的支持程度和可能被操控的程度對他們“評級”。米爾肯的陣營把記者大致分為兩大類別：理論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理論主義者可以指望支持米爾肯，因為他們持有類似的政治觀念；實用主義者需要米爾肯陣營提供幫助，因為他們無法獨自獲得新聞。
米爾肯的團隊最喜歡的理論主義記者就是愛德華·J.愛潑斯坦，他是《曼哈頓公司》（Manhattan Inc.）的專欄作家，也是第一批撰文支持米爾肯的記者之一，他曾經報道說米爾肯正在遭受檢察官們的不公正追查。愛潑斯坦所表現的主題激發了裏根執政時期放寬管製政策和供應經濟學派支持者們的強烈共鳴。在經過威廉斯的麵試之後，愛潑斯坦成為第一個獲準采訪米爾肯的記者。但是，米爾肯不允許愛潑斯坦對調查提出任何問題。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版作者成了支持米爾肯路線的最強有力的代言人。他們似乎支持反正統流派的“創造性破壞”，他們相信其中有米爾肯的功勞，並且對證券法表現出了幾乎毫無掩飾的蔑視，認為這是政府對革新和企業家精神的不必要的限製。
隨著1987年盛夏的逐漸退去，一種不安的平靜降臨華爾街。合作的時期顯然已經結束，這種合作以布斯基和西格爾的認罪協議為**。現在，對弗裏曼、威格頓和泰伯爾的新起訴似乎更為遙遠。除了在繼續調查中直接牽涉到的事情外，這個醜聞似乎已經隱退到了曆史之中。
套利人們又一次開始慶祝。布斯基的認罪導致股市下跌，給套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現在大部分都已經彌補回來了。他們所擁有的資金甚至比以前更多，他們紛紛把這些資金投入實際的或者是預期的收購目標公司的股票。股市上漲得更高，在8月初，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超過了2,700點。小道消息稱，到年底道指將會達到3,000點。
約瑟夫竭力提醒德崇公司的員工們要警惕不斷高漲的市場熱潮，尤其是小心股東們在公司兼並和杠杆收購中得到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價。那年秋天，他同米爾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其他員工見了麵，告訴他們德崇公司必須準備接受垃圾債券市場巨大份額的萎縮。約瑟夫督促說：“讓其他人做這些交易吧。你們必須讓訂單和客戶到其他地方去。”大家似乎都點頭表示了同意，包括米爾肯，盡管“放走”客戶的想法讓他痛恨不已。
美國股市不久之後就施行了自我製約。第一次震**是在10月14日出現的，當天從華盛頓傳來謠言說，國會即將立法，準備限製惡意收購融資中利息的扣除。許多股票的價格原來在人們對收購的期望下被推到了過高的水平，現在這些股票似乎都陷入了危險之中。有人開始低價拋售，最初是慢慢地，因為有些套利人介入進來以低價收購股票。但是，緊接著，拋售就更為迅速起來，因為一些投資機構為了鎖定未實現的利潤開始迅速清倉。10月15日和16日（即星期四和星期五），股市每天都下跌100多點。
那兩天，米爾肯都坐在交易桌前，他向德崇公司的客戶保證，現存的垃圾債券不會受到被提議的立法的直接影響，並繼續做市。然而，他要為市場的震**承擔間接的責任，因為是他表示並購可以以前所未有的價格得到融資。股市震**之前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已經上升到了2,700點以上，這是由股價的大幅上升而造成的，而米爾肯正是幕後的推手，他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其他人。
接著，在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股市大跌，跌幅超過了500點，創有史以來單日損失的紀錄。投資者們開始瘋狂地拋售，幾乎每隻股票都在猛跌，收購目標公司和最為安全的藍籌股公司的股票也是如此。市場接近崩潰，尤其是在10月20日星期二，股市進一步下跌，隻是下午有所止跌回升。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許多做市商都缺乏資金來收購遭拋售的股票。美聯儲不得不拿出大筆現金來救市。
同1929年的大崩潰不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沒有造成全國性的經濟蕭條。這隻是一種心理上的崩潰，而不是經濟崩潰。公司收益仍然非常可觀，美國公眾繼續消費，甚至股市自身也從低穀中開始反彈。垃圾債券在經曆了最初的暴跌之後，卻成了更為安全的國債，恢複的速度更快，部分是因為米爾肯不辭辛勞地宣傳垃圾債券仍然是可靠的投資。確實，他告訴他的大客戶們介入進來，並購買更多的垃圾債券，而他們也按照他的話做了。米爾肯對他巨大客戶網的影響力使他在恢複人們對市場的信心中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市場的暴跌卻造成了實際的破壞。小投資者們損失慘重，許多人都對這次經曆痛不欲生，決定永遠退出股市。這些投資者已經對市場的公正充滿了懷疑，現在他們也相信股市是受到專業人士操縱的遊戲。投資者的這種態度最終將會嚴重地損害國家的融資體係——正如證券法起草者所擔心的那樣。
華爾街上到處都是受害者。從深遠的程度上來說，人們的心態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人們不再像以前那樣掙大錢了，他們也不再那樣期望了，工作也失去了樂趣。
套利人是借貸投資時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在模仿布斯基時，沒有任何群體能夠這樣瘋狂地信奉借貸的理念，也沒有任何人為此付出過這樣沉重的代價。在大批套利人垮台的慘痛經曆中，股市暴跌給了人們一個重要教訓：高回報並不一定是市場異象，而是更高風險的衡量標準。這一點對垃圾債券購買者本來應該是很明顯的，他們的回報遠遠高於風險，似乎已經不成比例。然而，大部分人仍然對比弗利山他們心中的“太陽王”頂禮膜拜。
也有個別人發出了警告。奧馬哈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長沃倫·巴菲特就不斷警告垃圾債券的危險。沃倫·巴菲特被認為是美國最為精明的投資家之一，他對《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說：“當你給不合格的司機做保險時，你賺到的保費要比給合格的司機做保險時高。有的人在這方麵做得很好，但是有的人則命喪黃泉。”
12月20日，滿臉憔悴、麵色極其蒼白的伊萬·布斯基出現在了曼哈頓的聯邦法庭，此時，他所熟悉的那個套利世界仍然處在股市暴跌的混亂之中。警方不得不豎起路障維持秩序，數百名文字記者、攝影記者、攝像記者和好奇的旁觀者擠滿了法庭的台階。法庭外麵也擠滿了記者和律師，但要進入法庭必須經過法警的同意。當布斯基站起來向聯邦法官莫裏斯·拉斯克陳述時，人群安靜下來，聚精會神地聽著布斯基的話。
布斯基輕聲地說道：“我深感慚愧，對自己的行為很不理解。去年，我花費了一年的時間來思考我是怎樣偏離正道誤入歧途的。我很想利用這個機會來為自己救贖，在這個世界裏留下一個好名聲。這就是我想要做的。”
在這一天宣判是布斯基自己請求的。一般來說，同政府合作的證人，為了保證他們繼續合作，要到作證結束時才能進行宣判。布斯基是米爾肯一案的主要證人，在結案前也不能宣判。但是，檢察官們卻允許對布斯基進行宣判，因為審判米爾肯似乎還要好幾年的時間，如果布斯基必須蹲監獄的話，他想盡早進去。他也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他厭倦了漫長的等待。在此期間，他到聖約翰大教堂從事慈善工作，並在猶太神學院學習。這些努力對公眾輿論幾乎沒有什麽影響。
允許布斯基接受宣判是檢察官們將會後悔的一個決定，但是在當時，布斯基給檢察官們提供的資料已經很多了，讓他接受宣判似乎也沒有太大的損失。在判決之前的一個聽證會上，檢察官約翰·卡羅爾聲稱布斯基的合作是“證券法曆史上最為不同尋常的”。他補充說：“在我們看來，更大的犯罪是布斯基先生主要在他人的指示下參與的犯罪。我們正在應對一個非常係統性的問題，一個在根基處損害金融世界的係統性腐敗，不幸的是，這樣說並不是誇大其詞。”考慮到華爾街上後來其他人向政府的挑戰，布斯基的忠誠似乎更為不同尋常。
法官拉斯克稱讚布斯基的合作。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一樣，他稱這種合作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了一些同情，並說：“毫無疑問，布斯基已經受到了羞辱，遭到了汙蔑，身份也被貶低了。以前，他是一個知名人士，現在卻生活在這樣一種聞所未聞的處境之中。”
布斯基僅僅承認了一項重罪，結果，他要麵臨最高5年的刑期。馬上就要宣判了，法庭中彌漫著緊張的氣息。最後，拉斯克法官宣判布斯基入獄3年。盡管這個判決立即遭到了米爾肯陣營的攻擊，聲稱判決太寬容，不過這個判決比布斯基可以接受的最高刑期的一半要多。這也是到目前為止，這起仍然在繼續的醜聞中最為嚴厲的判決。
“必須傳遞出去一個信號，”拉斯克法官總結說，很顯然他對所獲悉的華爾街上非法活動的規模感到極為不安，“這一刻已經來臨，法庭完全不能接受監獄對白領被告是不可想象的想法……為了保護金融市場的實際公正，以及表麵上的公正，任何犯罪行為都不會無人監管、放任自流，布斯基先生的結果就是證明。”
布斯基想通過後門離開法院，從而躲避媒體的圍追堵截。但是，當他走到人行道上時，等待在那裏的記者蜂擁而上。他們爬上停在路邊的汽車上，拿著照相機和攝像機，不停地拍著。第二天的報紙上全都是布斯基的特寫鏡頭，他一臉恐懼地鑽進了一輛等候的汽車中。
1988年2月18日星期四，天氣陰沉寒冷，新澤西州北部地區即將麵臨大雪的威脅。當約翰·穆赫倫從他那座維多利亞風格的別墅的前門出現時，他的心情就像天氣一樣糟糕。他把一個運動包放到了汽車的後座上。在包中，穆赫倫放了一把0.233英寸口徑的以色列加利爾突擊步槍和一套軍裝，這把槍是他兩周前剛剛買的。他還有一箱子彈，共計300發。另外，他的車裏已經有一把9毫米的半自動手槍，一把0.357英寸口徑的馬格南手槍和一把12口徑的手握式獵槍——他的汽車都快要成為一個武器庫了。
政府調查的壓力不斷增加，穆赫倫已經快要崩潰了。他極其沮喪。前一天晚上，他幾乎沒有睡覺，一直坐在那裏看電視，電視裏連續不停地播放著電影，但是他甚至連電影的名字都沒有記住。他已經不再服用那種含鋰的藥物。昨天，他的律師告訴他，他可能也要被起訴。更讓他沮喪的是，他的律師還告訴了他一個事實，他應該認罪。
穆赫倫坐上車，發動起來，將車倒出來，然後沿著長長的、彎曲的車道駛向北區大道。他的使命是去殺死一個人，這個人導致了他所有的痛苦，然而，這個人還曾經被他認為是最好的朋友之一。這個人就是伊萬·布斯基。接著，“獵頭行動”就會結束，他後來就是這樣稱呼的。
也許，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白領醜聞中，暴力也會發生。涉及的金錢和權力都是巨大的，許多人都為了小事去殺人和被殺。西格爾害怕布斯基會殺了他，而布斯基害怕米爾肯會殺了他，現在，穆赫倫卻要真的去殺布斯基。
自從布斯基的認罪協議擊碎了穆赫倫的人性觀之後，他的精神狀況幾乎在不斷地惡化。在獲悉布斯基這個他仍然認為是朋友的人可能會把他牽連進去（穆赫倫稱這是“背叛”他）之後，他的精神狀況更為糟糕。
在去年的1月，穆赫倫收到了和布斯基有關的傳票，上麵清楚地羅列了被指控的寄存交易安排，最開始的就是聯合石油公司的股票，這是穆赫倫在1985年替布斯基做的。穆赫倫的反應是：“那又如何呢？”他認為這是在幫布斯基的忙，誰會在乎這呢？當然，這也不是犯罪。
穆赫倫隻是不能相信布斯基或者達維多夫竟然會說他的壞話。但是，他聽說穆拉迪恩正在和政府合作。穆赫倫用來向布斯基支付被指控的寄存股票的收益時所使用的發票在傳票中顯得非常突出。穆赫倫猜想可能是穆拉迪恩向政府透露的這些情況。
1987年2月，穆赫倫又收到了一張傳票，上麵問到了海灣西方石油公司的股價被操縱的問題，當時，布斯基和伊坎曾經聯合威脅過該公司。這也沒有困擾穆赫倫。當他的律師肯尼思·比亞爾金拒絕讓他作證時，他不理解為什麽要這樣做。比爾亞金提醒他說：“這是一種政治迫害。”比爾亞金堅持讓穆赫倫再谘詢一下刑事律師，並向他推薦了奧托·奧伯邁爾。
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像穆赫倫一樣滿不在乎。他的一些投資人都很擔心，並問了一些煩人的問題，如他們可能會有什麽情況“被曝光”。律師們不斷來找他，而穆赫倫對律師們並不怎麽有好感。但是，這一年即將結束，而政府的調查活動並沒有什麽明顯的進展。
從經濟上來說，穆赫倫在10月之前都很不錯，收益很多。布斯基脫離套利界增加了他的獲利機會，因為競爭減少了。1987年的前9個月，穆赫倫的賬麵收益為1.2億美元。他做得比布斯基給他提供內幕消息時還要好。
接著就是10月19日的股市暴跌。同其他的套利人一樣，穆赫倫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僅現金損失就高達8,000萬美元。和他的許多同事不同，他似乎對身邊的動**、混亂和恐慌非常激動。當股市暴跌時，他在交易大廳跳來跳去，大喊道：“我們要把損失彌補回來。”他之所以非常激動，是因為這種暴跌給了他一個新的挑戰、新的機會，使他可以賺到更多的錢，擊敗更多的對手。穆赫倫經常喜怒無常，即使對他這一點早已習慣的人看來，他這種反應似乎也有點兒不太合適，畢竟一下子損失了8,000萬美元啊。然而，穆赫倫卻以全新的**重新投入工作當中，大膽出手，將剩餘的資金投到股市，而他的對手們正在收拾行裝準備撤退。當年結束時，他的回報率高達18%，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收益。
然而，即使在十二月份穆赫倫的業務恢複得很順利，他也仍然表現得非常怪異。在此期間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穆赫倫和他的朋友布魯斯·斯普林斯廷吃晚飯。斯普林斯廷剛剛完成一張新唱片，為了配合唱片的發行，他計劃舉行巡回演出，他興奮地和穆赫倫談論著。接著，穆赫倫提到，他在《時代》雜誌的封麵上看到過巴拿馬鐵腕總統曼努埃爾·諾列加（Manuel Noriega）的照片。穆赫倫說：“諾列加是美國壓迫的受害者。”斯普林斯廷似乎非常困惑。接著，穆赫倫提到了美國猶他州的辛格案，在該案中，州政府的警察包圍了摩門教堂爆炸案一個嫌疑人的家。穆赫倫說：“這個州是專製統治。”斯普林斯廷沒有理會這些煽動性的話。
不久，穆赫倫就開始帶著一把裝了子彈的武器外出，無論去哪裏都帶著。他現在得出結論，警察和政府的檢察官是一夥的，都在試圖把他牽涉到布斯基的醜聞之中。穆赫倫感到他應該武裝起來，以便警察殺他時可以自衛。他現在深信所有的警察都企圖殺他，以至於當他看到警察朝他走來時，都會迅速跑到旁邊去。
12月的一個星期五，穆赫倫沒有出現在辦公室裏。他的同事們得知，他按時乘直升機來上班了，然後在曼哈頓南部的炮台公園停機坪降落，接著就不知所終了。
穆赫倫身穿平常穿的卡其布褲子和T恤衫，沒有穿外套，從曼哈頓南端的炮台公園徒步走到了北端的哈萊姆和華盛頓高地。穆赫倫也解釋不清自己為什麽要這樣做，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他已經不再服用以前定期服用的含鋰藥物了，因為這種藥對身體的副作用比較大。他感到想自殺。他意識到，這可能是四年一個周期的“黑色情緒”又開始困擾他了。
然而，穆赫倫似乎已經從這些異常行為中恢複過來了。然後，在1988年1月，有消息傳來，達維多夫同意合作，並承認一項重罪。現在，穆赫倫可能也會被達維多夫牽涉進去。他從律師那裏獲悉，是布斯基把達維多夫牽涉進去的，這就意味著布斯基可能也把他牽涉進去了。更為糟糕的是，達維多夫所承認的那項罪名就是通過寄存計劃逃避淨資產管理規定，而這正是穆赫倫堅持認為不能算作犯罪活動的指控。
穆赫倫再次陷入了絕望之中，鬱悶地沉思著他以前這些朋友最近對他的這種嚴重的背叛。實際上，他是頂著壓力在作證時沒有出賣朋友、以前在斯皮爾·利茲·凱洛格公司的同事，以及貝爾茲伯格家族。他什麽也沒有說。
2月15日星期一，穆赫倫的心情非常糟糕，他甚至沒去上班。星期二，他的情緒又轉到了另外一個極端，極其興奮，過於活躍。他一早就去找牙醫，然後又興高采烈地去辦公室。他告訴同事們說，大家工作一直都很努力，值得放鬆一下。穆赫倫租賃了下周一的5架直升機，然後他對大家說，下周一股市一閉市，他就會帶著大家飛到大西洋城，盡情賭博和狂歡，想玩多久都行，第二天早上股市開盤前飛回來，所有的費用都由穆赫倫承擔。即使按照穆赫倫的標準來看，這也是一種極大的慷慨。
2月17日星期三，穆赫倫的情緒又低沉下來。他尖叫著向牙醫說他牙疼得厲害，醫生隻好給他開了可待因（Codeine）。然而穆赫倫還不知道，他的最大厄運即將來臨。
貝爾德在接任卡伯裏的職務之後，就把穆赫倫的案子分派給了羅伯特·蓋奇。蓋奇是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一位經驗豐富的檢察官，去年才加入反欺詐處，就是為了加強該處的力量。穆赫倫一案同弗裏曼或者米爾肯的案子不同，這是布斯基的認罪協議衍生出來的最為一目了然的案子，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容易審理的。在這個案子上，政府有兩個主要的合作證人——布斯基和達維多夫。在一月份，布斯基在陪審團麵前做了不利於穆赫倫的陳述，講述了他和穆赫倫之間的交易，包括股票寄存、操縱股價和透露股票的內幕消息。例如，布斯基作證說他曾經告訴穆赫倫說“推高”海灣西方石油公司的股價，而穆赫倫回答說：“我明白你是什麽意思。”
布斯基在陪審團麵前的大部分供述都和穆赫倫被調查的各種犯罪活動的因素非常接近。在1月13日，蓋奇追問布斯基的動機，問他為什麽要和穆赫倫從事這些非法活動。布斯基的回答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華爾街全盛時期所特有的心態，當時，犯罪活動似乎已經內化到了人際關係的組織結構中。
布斯基對這個問題似乎有一點兒吃驚，他回答時說話的速度也比以往慢了許多。布斯基說起了他和穆赫倫，他說：“我們之間的友誼已經有許多許多年了，互相支持，互相幫襯，一起致富，需要時互相救助，並且兩家人的關係也很不錯，我們都對慈善事業很感興趣。”他停頓了一下，思考片刻，然後簡單地做了個總結：“我們是朋友。”在布斯基的世界裏，金錢和幫助——尤其是消息的交換——就是友誼的實質。他同西格爾和米爾肯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同穆赫倫的關係尤其如此。
2月17日下午晚些時候，當穆赫倫仍然在忍受牙疼的折磨時，他的刑事律師奧伯邁爾直接到他那豪華的辦公室裏來了。當天下午早些時候，蓋奇給奧伯邁爾打電話，告訴了他一個不祥的消息：他打算要求大陪審團起訴穆赫倫，罪名是寄存交易和操縱股市。蓋奇說，政府現在已經有足夠的證據支持這項起訴。除了布斯基的證詞之外，政府還有書麵的佐證，包括虛開的對穆赫倫極其不利的發票。蓋奇強調說，如果穆赫倫希望得到政府的寬大處理，就必須在訴訟被公開之前認罪，現在就是最佳時機。但是蓋奇還明確表示，穆赫倫至少要接受一項罪名，豁免是根本不可能的。
奧伯邁爾得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為了穆赫倫自己的利益，他必須說服穆赫倫認真考慮認罪的問題。政府所指控的事實基本上沒有什麽爭議，交易記錄印證了所有股票的交易。穆赫倫可以證明他自己的心態——他相信他為布斯基聲稱“寄存”的股票承擔了風險，而且他對布斯基操縱海灣西方石油公司股價所獲得的利益一無所知——但是，大陪審團必須相信穆赫倫，還必須超過對布斯基和達維多夫的信任，而且旁證也非常重要。
奧伯邁爾向穆赫倫講了他和蓋奇之間通話的主要內容，簡要分析了政府在該案上的優勢和薄弱之處，然後他提出了同政府合作的可能性，這正是穆赫倫長期以來一直頑固拒絕的。奧伯邁爾問道：“為什麽不了結此事呢？”他竭力讓語氣輕鬆一些，就好像這並不是世界的末日，“去認罪吧。如果你不去的話，他們就會毀掉你的生活。”穆赫倫滿懷疑慮地聽著。
穆赫倫生氣地大喊道：“我什麽事也沒做。”他一直堅持說他所做的一切隻是幫了布斯基幾個忙。
奧伯邁爾建議道：“收起你的這套理論吧！”這句話把穆赫倫給逼急了。
穆赫倫差一點兒就要咆哮起來：“我不去認罪，我才不管他們怎麽對我。”向政府壓力低頭的想法激起了穆赫倫對當局的根深蒂固的憎恨，而且他的反應也因為躁狂狀態而更加激烈。
奧伯邁爾繼續說道：“坐牢也不是太糟糕的。”很顯然，他沒有注意穆赫倫不斷積聚的憤怒，“你可以辭職不幹了。”
穆赫倫忍耐不住了。他一躍而起，大聲尖叫，咆哮著。他告訴奧伯邁爾要辭退他，並且對他破口大罵。最後，他說：“奧托，我怎麽會需要你這種渾蛋律師？”穆赫倫怒不可遏地從辦公室走了出去。
在奧伯邁爾離開之後不久，焦躁不安的穆赫倫給肯尼斯·比亞爾金打了個電話，這是他原來的律師，就是肯尼思建議他聘請的刑事律師，現在他仍然參與這個案子。比亞爾金竭力勸說穆赫倫平靜下來，這卻讓穆赫倫更生氣了。穆赫倫大喊道：“你們這群律師全都他媽的一個德行！”並且說他也要炒掉比亞爾金。說完，穆赫倫就摔掉了電話。比亞爾金和奧伯邁爾對穆赫倫的行為和脾氣毫無辦法，當晚，他們想找穆赫倫的心理醫生談一談。但是，這位醫生正在加勒比海度假，無法聯係上。
當天夜裏，穆赫倫一夜未睡，一直坐在那裏看電視上的電影。他感到自己正處在生死攸關之時：他的生活正在被摧毀，他是一個受害者。
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穆赫倫的精神狀態繼續惡化。他也越來越焦慮和好鬥，顛來倒去地說著布斯基和達維多夫對他的背叛。他說他想殺掉他們。最後，他的妻子南希給當地的警察打了個電話，說她非常擔心丈夫的情緒狀態和行為舉止，因為他手裏有武器，並且說他似乎被布斯基搞得非常焦躁不安和苦惱。警方派出一輛巡邏車，停在了北區大道穆赫倫家的院子大門口附近。
不一會兒，穆赫倫從房子裏出來了。他上了汽車，朝著大門口開來。警察把車往前開了開，在大門口處擋住了穆赫倫的路。然後，警察從車裏下來，來到穆赫倫的車旁，立即就看到了後座上的手槍。警察把槍拿走了，但是沒有逮捕穆赫倫，因為穆赫倫有持槍證，並且他也沒有將武器帶出自己的家。穆赫倫似乎極為憤怒焦躁，但是他開車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