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3日，邁克爾·米爾肯進入加利福尼亞州的普萊森頓監獄（Pleasanton）服刑。該監獄位於舊金山市的市郊，是一座防範等級最低的監獄。在這裏，米爾肯每周要工作37個小時，從事維修和建築工作。他常常戴著一頂棒球帽，因為監獄規定不允許戴假發。到1993年3月，米爾肯才會第一次被允許考慮假釋。伍德法官建議他至少要服滿36~40個月的刑期。
對米爾肯來說，他的判決和入獄並不是結束，而是繼續，是他蔑視控訴人、維護自己驚人財富的鬥爭的繼續。這場鬥爭用米爾肯的金錢做支撐，幾乎涉及各個方麵，而且隻要米爾肯活著，可能就會一直繼續下去。
米爾肯的律師和公關顧問隊伍已經非常龐大，但是他又聘請了一個著名的刑事律師，這就是著名的艾倫·德肖維茨，曾經為克勞斯·範·布洛和地產女大亨裏昂娜·赫姆斯利（Leona Hemsley）做過辯護律師。為布洛的辯護成功了，但是為赫姆斯利的辯護卻失敗了，這是他最為著名的兩起辯護。米爾肯的律師們請求伍德法官減輕米爾肯的刑期，而德肖維茨則考慮其他的策略，包括請求撤銷米爾肯的認罪，理由是這項罪名是檢察官非法強迫的。德肖維茨還公開發表其他的聲明，聲稱米爾肯是反猶太主義的受害者，並且說米爾肯“絕對不是受到金錢驅使的”。盡管米爾肯被監禁著，但是他一直在密切地參與繼續為他進行法律和公關活動的各個方麵。他那架灣流飛機經常載著他的訪問者進出普萊森頓地區。米爾肯自己曾經對以前的同事們說，認罪就是一個錯誤，他現在不再認為自己做過錯事。
羅賓遜公司繼續幫助米爾肯開展淩厲的公關攻勢。在經過仔細協商後，《福布斯》雜誌得到允許來到普萊森頓，通過電話對米爾肯進行采訪。這篇“問答式”報道成為該雜誌1992年的封麵文章之一。在接受采訪時，米爾肯沒有說十足蔑視政府的話，沒有堅持說自己沒有做什麽錯事，也沒有說他是為了擺脫政府無休止的煩擾才認罪的。（如果他這樣說的話，可能會使他的減刑機會消失殆盡。）但是，這次采訪毫無疑問讓人們想到，他在將來可能會說這些話。確實，米爾肯在長篇大論、東拉西扯地為垃圾債券和他在經濟中的作用辯護，這明顯表示他毫無悔過之意，好像過去5年中的所有事件——股市的崩潰、垃圾債券市場的覆滅、他的許多客戶的破產，甚至他自己被判有罪和入獄——沒有在他的心中留下任何痕跡。米爾肯在采訪中時不時拋出一些精心挑選的詞語，如“價值創造”和“節約勞力”等，就好像1992年還是1986年一樣。米爾肯的代理人也在同美國廣播公司的芭芭拉·沃爾特斯商討對米爾肯進行電視采訪的事宜，他們打算發起一場獲取全國人民同情的行動，而這次采訪將是行動的中心工作。
到90年代中期為止，米爾肯的律師和公關團隊的努力還沒有收到什麽成效。伍德法官拒絕為米爾肯減刑，說要等著看看米爾肯和檢察官們的合作情況而定。根據協議規定，米爾肯要和政府合作，政府的檢察官們與米爾肯談了幾個小時，但是卻非常沮喪，懷疑米爾肯沒有坦白說出他所知道的所有情況，或者沒有說出對執法具有實際價值的東西。根據這些理由，檢察官們堅決反對給米爾肯減刑，他們打算在1992年5月起訴米爾肯的盟友艾倫·羅森塔爾。羅森塔爾是米爾肯多年的朋友，從來沒有背叛過他，這次是因為所羅門公司的交易而被起訴的。
在審判羅森塔爾時，米爾肯作為政府的證人必須出庭作證。伍德法官說她要在米爾肯作證之後再對他的申請進行裁定，目的是看看米爾肯作為證人的價值和他的合作情況。這是對米爾肯的一個重要考驗。麵對這種壓力，米爾肯會承認自己的犯罪活動，並且供出這位密友，還是會援引沉默法案閉口不答？他以前曾經要求身邊的人都援引這條法案，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而羅森塔爾就這樣做了。
當米爾肯繼續在和檢察官們鬥爭時，一出更為引人注目的好戲開場了，米爾肯又卷入了一係列民事訴訟中。在米爾肯認罪後不久，許多公司都對他發起了民事訴訟，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和德崇公司的兩起訴訟。前者聲稱米爾肯在儲蓄和信貸危機中的影響使該公司損失了納稅人數十億美元的資金，而後者則指控米爾肯應該為公司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負責。這兩家公司都采取了不同尋常的舉措，它們都聘請了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托馬斯·巴爾和戴維·博伊斯作為它們的代理人。這家律師事務所是美國公認的可以和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相抗衡的少數幾家律師事務所之一。米爾肯的律師團隊是一支力量強大的聯合隊伍，由寶維斯律師事務所、艾倫·德肖維茨和許多其他律師組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時代是在周而複始地循環：20世紀80年代初期，巴爾和博伊斯曾經作為IBM公司的辯護律師，在聲勢浩大的反托拉斯案中擊敗政府，這一勝利開創了80年代的兼並熱潮；現在，他們反過來作為政府的律師代表，要同米爾肯對抗，而米爾肯卻是80年代兼並熱潮過度高漲中的標誌人物。
米爾肯和他的律師團隊咄咄逼人地做出了回應，斷然否認任何違法行為。米爾肯甚至還說他期盼著上法庭，到時候，他將最終證明政府的指控全都是無稽之談。
然而，對巴爾和博伊斯來說，一個完全不同的米爾肯很快就要出現了，他幾乎會迫切希望達成協議，以阻止公眾獲悉更多關於他那個曾經龐大的垃圾債券帝國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例如，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從采訪米爾肯以前的客戶獲悉，米爾肯隨意代表忠實的客戶進行交易，既當賣主又當買主，而這種客戶並不僅僅局限於弗雷德·卡爾和他的第一執行公司。他們認為，這種模式甚至還擴展到了托馬斯·斯皮格爾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客戶。他們得出一個結論，米爾肯實際上是在賄賂這些大客戶，使他們自願接受他的控製。他們認識到，這個情況可以把米爾肯同儲蓄與信貸的崩潰聯係起來，這種聯係極具爆炸性。儲蓄與信貸的崩潰在美國公眾心目中的影響更大了。當然，米爾肯不是唯一一個應該為這次醜聞而受到指責的金融家，或者甚至不是罪魁禍首。但是，垃圾債券難逃其責，它在儲蓄與信貸銀行的投資中占到了很高的比例，僅僅第一執行公司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所持有的垃圾債券就高達100多億美元。
1991年初，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修改了對米爾肯的起訴，指控他參與了一項非法的聯合計劃，控製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以及其他的儲蓄與信貸銀行，並鼓勵這些銀行的高管濫用他們對銀行的控製權。與此同時，律師們開始正式傳訊米爾肯以前在比弗利山的同事們。
第一個被審訊的證人是理查德·伯格曼，這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員工投資合夥公司的會計。對他的審訊持續了8天，但是基本上一無所獲。他回答問題時總是說“我想不起來了”，這句話他恐怕說了有1,200多遍。不過，凱威律師事務所查閱文件的請求得到了滿足。法官下令米爾肯的律師們將許多同合夥公司相關的文件都交出來，這些律師們一直竭力避免上交這些文件。
接著被訊問的是洛厄爾·米爾肯，他的宣誓被錄了像，盡管他反對這樣做。洛厄爾在作證中說，邁克爾·米爾肯告訴他做什麽，他就做什麽，從來不問為什麽。他說他第一次意識到邁克爾可能做了錯事，是在“我哥哥認罪的前夜”。弗雷德·約瑟夫和克雷格·考古茨（也就是揭露麥克弗森合夥公司存在問題的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律師）也作了證。他們所講的許多情況都是老調重彈，以前已經對政府講過了。但是考古茨補充了一個了解米爾肯動機的情況。考古茨說，在他到比弗利山分部參加求職麵試時，洛厄爾實事求是地告訴他：“米爾肯家族想成為美國最富裕的家族。”
也許，最為重要的證詞就是詹姆斯·達爾的證詞，但是他從來沒有作過證。達爾是負責同林肯儲蓄與信貸銀行（現在已經臭名昭著了）交易的銷售人員，他經常充當米爾肯和查爾斯·基廷的中間人，在米爾肯同該儲蓄與信貸銀行的交易中，他是核心人物。沒有人確切知道達爾可能會說什麽，但是每次安排好他來作證時，他總是找各種理由拖延。米爾肯的律師從來不表示反對。的確，政府的律師很快就明白，米爾肯的律師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達爾把所知道的坦白講出來。
因此，雖然隻完成了四個人的作證，但是博伊斯和巴爾顯然已經認識到米爾肯就要屈服了。在考古茨作證之後不久，博伊斯來到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會議室，同阿瑟·利曼和理查德·桑德勒商談。博伊斯直截了當地對他們說：“你們承擔不起這種審判的，賠償太高了，這種行為太壞了。”這一次，米爾肯的兩位律師都沒有同意。
盡管米爾肯繼續公開故弄玄虛，但是他的鬥誌已經消失。他希望從進一步起訴的威脅中擺脫出來，他想盡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財富。到目前為止，他一直想方設法隱瞞自己的實際財富，但是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精明地提起了一項正式的申請，要求米爾肯披露他的個人資產。1992年1月，法官對這項提議做出裁決之前，博伊斯同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另外一個合夥人馬克·貝尼克會談，他取出了一個黃色的便箋本，然後寫下一組數字，加起來大概為13億美元。博伊斯說：“我想這個數字可以達成協議。”貝尼克回答說：“我也是這樣認為的。”對米爾肯的罰款數目就用這種平淡、幾乎是隨意的方式確定了。
最後的談判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也會發生不快。有一次，桑德勒把一瓶蘇打水摔在了會議室的牆上，瓶子摔碎了。但是，最後協議的數字同博伊斯第一次寫出來的數字非常接近。1992年3月，政府公布了這個協議。協議要求米爾肯除了繳納6億美元的刑事罰款外，還要再繳納5億美元的罰款，其中1.9億美元為現金，其餘的用合夥資產在三年內繳納。米爾肯獲準繼續在獄中管理這些合夥資產，以使它們獲得最大的價值。其他曾經在德崇公司工作的員工，包括洛厄爾·米爾肯、彼得·阿克曼、利昂·布萊克和沃倫·特雷普被處以總計3億美元的罰款，其中對阿克曼的處罰最高。保險公司支付了1億美元，再加上米爾肯已經賠償的4億美元，總數大致同博伊斯所估計的13億美元不相上下。
在許多方麵，這個協議都是有史以來對個人被告處罰最高的一次，是政府的重大勝利，也是6年前丹尼斯·萊文被捕拉開帷幕的一場大戰的**。政府從中獲得的罰款和賠償比以前任何案子中所獲得的都多。然而，這個協議也留下了許多令人困擾的問題，其中第一個就是：米爾肯繳納了十多億美元的罰款之後，他到底還有多少財富？
作為協議的結果，米爾肯想方設法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保密。然而，無數的線索表明，米爾肯的剩餘資產仍然足以讓他實現富有的夢想，即使不能讓他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至少也可以讓他的家族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當米爾肯出獄後，他將仍然是一個令人畏懼的金融寡頭。
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和其他律師們從來沒有見過米爾肯家族財產的詳細清單。但是，在談判中，米爾肯的律師們向他們和負責本案的法官表示，米爾肯在繳納了額外的5億美元罰款之後，仍然還有大約5億美元的個人資產。他們說，其中的2億美元在米爾肯的賬戶和合夥資產中，另外的3億美元在米爾肯妻子和孩子們的名下。在達成協議時，米爾肯同意，日後如果發現有隱瞞資產，就將被罰沒。
因此可知，米爾肯仍然保留了巨額的財富，這些財富仍然可以使他躋身美國最富有的人之列，他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然而，還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米爾肯的剩餘資產要遠遠高於5億美元。例如，他的合夥資產就極其難以估價。凱威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被錯綜複雜的股票所有權和證券持有量搞得暈頭轉向，最後，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所羅門兄弟公司。在談判中，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米爾肯企圖盡可能地用合夥資產的形式支付罰金，這樣他可以選擇把以後升值可能性最小的資產交出去，從而保留那些升值潛力最大、前景最好的資產。因為米爾肯對那些合夥資產的價值非常熟悉，他可以操控估價過程。而且，這些合夥資產的估價是在垃圾債券市場最為低迷的時候進行的，它們的價值後來已經極大地恢複。
公平地說，到1991年年底的時候，那3億美元的垃圾債券資產已經升值了大概20%，也就是6，000萬美元。這樣一來，假如米爾肯對他所保留的合夥資產采用了最低的估值，假如那些資產已經升值，那麽到1992年年中的時候，即使采用最為保守的估計，他的這些資產也將達到6億美元。
米爾肯還控製著米爾肯家族的基金，這些基金不受協議的影響。在達成協議時，該基金的資產價值大約為3.75億美元。
此外，還有洛厄爾的資產。考慮到他們的關係，由於米爾肯救了洛厄爾，使他免遭起訴，因此洛厄爾欠米爾肯一個人情，洛厄爾的財富也可以被認為是米爾肯財富的一部分。洛厄爾在德崇公司工作期間賺到的薪水和獎金超過了1億美元，他在合夥公司裏的股份，如果同米爾肯的比例相同，總數至少也可以達到2.5億美元。這樣，他的稅後收入大概就能達到3億美元。即使他和阿克曼等人共被罰款3億美元，其中他的罰款是5,000萬美元——這個數字已經很不少了——但是洛厄爾大概還保有2.5億美元的資產。
這樣，隻考慮米爾肯及其直係親屬的資產，再加上基金資產，米爾肯控製的財產大概為12億美元。如果管理得當的話，這筆資產在米爾肯服刑期間還會繼續升值，正如大衛·所羅門的律師馬丁·奧爾巴克在獲悉協議條款時所說的，“這樣坐牢還是不錯的啊”。
伊萬·布斯基的情況如何呢？他的涉案金額數目可能比較小，但是他的膽大妄為卻和米爾肯不相上下。1992年5月，在遭受了多年謠傳的折磨和長久的分居之後，西瑪·布斯基向紐約州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和布斯基離婚。讓布斯基周圍的許多人感到吃驚的是，西瑪甚至出現在了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20/20》中，同芭芭拉·沃爾特斯討論她丈夫的醜聞給她造成的痛苦。她透露說，當她發現布斯基包養了一個長期的情婦之後，她最終決定離開他。不過有一點她沒有說，那就是這個情婦是她一位好朋友的女兒。
為了反擊妻子對他的訴訟，布斯基要求妻子每年向他支付100萬美元的贍養費。據熟悉布斯基計劃的人稱，他可能還會援引紐約州的公平分配法案，要求分得妻子的一半財產，並把這作為最後離婚協議的一部分。
在布斯基同政府達成協議時，他曾經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在報告中，布斯基表示在繳納1億美元的罰款之後，他大概還有2,500萬美元的財產。盡管從任何標準來看，布斯基都是一個富人，但是他的許多財產都是房地產，如他和哈桑·維基利在蔚藍海岸一同購買的度假別墅、在巴黎的一套公寓，以及1986年他和政府達成認罪協議之前在火奴魯魯用290萬美元購買了一套公寓。布斯基說，自從披露資產以來，他大概已經支付了500萬美元的律師費，現在他失業了，剩餘財產的收入已無法使他過上20世紀80年代那種他所習慣的舒適生活。
在布斯基同政府達成的協議中，有一點不太引人注意，那就是西瑪和布斯基孩子們的財產受到了保護，政府不能以布斯基的違法活動為借口處理他們的財產。因此，布斯基利用非法內幕交易為妻子和孩子們所創造的任何財富政府都無權索要。這包括布斯基的家人在布斯基合夥公司中的股份，該公司在1986年德崇公司為布斯基提供新融資之後解散了，西瑪是該公司的最大個人投資者。該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從布斯基的內幕交易中獲得了巨額的利益。西瑪和布斯基孩子們的收益從來都沒有被披露過，熟悉這些賬務的人說西瑪是資金數額大約為1億美元的信托業務和賬戶的受益人，在布斯基同政府達成協議時，布斯基孩子們的收益已經達到了9,600萬美元。
西瑪·布斯基的財產還包括在1986年出售比弗利山酒店時獲得的收益，這個酒店當時以1.35億美元售出，西瑪擁有該酒店47%的股份，因此獲得的收益大概為6,500萬美元。這樣，西瑪僅僅在布斯基合夥公司和比弗利山酒店的出售上就可以得到1.65億美元的收益。
如果伊萬·布斯基成功得到了她的一半資產，那麽他就不僅僅是一個更為富有的人，他還可以成功地把自己合夥公司的5,000萬美元交易利潤裝進自己的口袋中，而這個合夥公司正是他違法犯罪的工具，這些收益可以說也是非法所得。當然，在和布斯基達成協議時，政府肯定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種結果。
邁克爾·米爾肯可能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是這些犯罪活動中的主要犯罪分子全都成了富翁，至少按照普通美國人的標準是這樣的。這樣的結果使許多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提出許多問題：正義是否得到了伸張？潛在的犯罪分子是否得到了震懾？
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華爾街發生了深遠的變化。在經受了大規模的裁員、經濟蕭條和這起醜聞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之後，華爾街已經受到了嚴厲的懲戒。個人可能經受住了這次醜聞，但是他們所在的公司卻無法擺脫覆滅的命運。德崇公司宣告破產，艱苦掙紮的基德爾·皮博迪公司也被通用電氣公司悄悄地賣掉了；所羅門兄弟公司陷入了國庫券醜聞，最後被罰款2.9億美元，不得不為了生存而苦苦掙紮。新出現的重大證券指控案子已不多了，孕育了許多犯罪活動的惡意收購也基本上從金融市場上消失。人們至少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內幕交易和邪惡的證券欺詐極大地減少了。
然而，曆史卻很少安撫人們。正如著名的英國法學家愛德華·柯克爵士早在1602年所說的一句話：“如今欺詐猖獗，甚於往昔。”米爾肯、布斯基等人一直在用一種觀念蠱惑人們，那就是回報不一定要伴隨著風險。華爾街自身也表現出很容易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也許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人能夠像米爾肯和他的垃圾債券一樣統治金融界了。但是，花言巧語、詭計多端的騙子肯定還會在某個地方出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金融市場顯然複蘇了，並且顯示了一種遏製自己過度行為的能力。然而，它仍然很容易從內部腐爛。最起碼20世紀80年代這些醜聞的發生，凸顯了完善證券法和加強執法力度的重要性。華爾街上的犯罪分子對風險進行了完美的估算，正如他們所算計的，如果他們犯事，被抓的可能性非常小。
政府的起訴記錄也無法改變人們對華爾街的一種普遍看法，人們認為多數證券犯罪都是發生在執法力量無法觸及的方麵。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部分裁決，包括RICO法案定罪，在上訴時被撤銷了，對穆赫倫的定罪則全部撤銷。對穆赫倫操縱股價的指控在被撤銷時法庭說：“任何理性的審判者都無法找到指控這些犯罪活動的證據，他們對這種指控的合理性表示懷疑。”對穆赫倫判處一年徒刑和處以150萬美元罰款的判決也被駁回了。穆赫倫的這個結果是不足為奇的。從事件本身就可以明顯地看到，是布斯基在操控穆赫倫，而不是穆赫倫在操控股市。如果說穆赫倫有什麽罪行的話，那就是在寄存交易上，但是陪審團對此無法達成一致。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部分裁決的撤銷，以及對其他一些證券案件中指控的撤銷，主要是因為技術原因。然而，在麵對華爾街上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犯罪活動時，檢察官們極度渴望以任何理由提起訴訟。在有些案子中，他們做得有些過頭了。
這些結果並沒有改變華爾街上犯罪活動泛濫的事實。但是，它們確實使人們對證券法的刑法化產生了疑慮。國會應該針對最為嚴重的證券欺詐違規活動製定一部更為嚴厲而又精確的刑事證券法，並且要把淨資本管理規定之類的執法活動交給證券交易委員會執行。
至少，國會應該對內幕交易做出法律上的界定，應該把“團夥”定為禁止虛假披露持股情況的刑事禁令的一部分，因此，伊坎和布斯基之間的“安排”就必須被公開。證券公司應該被禁止從事套利業，自我監管顯然是失敗了。基德爾·皮博迪公司認識到了這一點，於是撤銷了套利部。法院應該繼續明確地界定郵件和電子欺詐。正如麥克諾滕勳爵（Lord MacNaghten）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所預言的那樣，欺詐活動是“形式多樣、無窮無盡”的。
曆史學家和哲學家們要為米爾肯、布斯基、西格爾、萊文及其盟友的案子爭論多年，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於這些懲罰是否同罪行相符合。事後來看，檢察官們和證券交易委員會應該對這些犯罪分子施加更為嚴厲的懲罰。盡管對他們的罰款確實不少，但是這永遠也彌補不了給投資人、納稅人和無辜勞動者造成的損失。
但是，在1986年沒有人能夠預想到這一點，做到事後聰明。人們所知道的就是一個毒瘤正在蠶食華爾街和美國經濟的道德基礎。這個毒瘤被當機立斷切除了，主要的違法分子被抓住了。他們所有的金錢和權力也無法換取他們所渴望的結果。市場存活了下來，甚至更為繁榮。到1992年年中，美國經濟多少顯現出了複蘇的跡象。也許，最為重要的是，正直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美國人生活的中心，在價值觀念中占據一席之地。
20世紀20年代華爾街的醜聞同80年代的醜聞，相隔60年之久。如果華爾街的正直再次遭受主要威脅的時間能夠比這個時間再長一半的話，那麽，以米爾肯的垮台和入獄為**的這場行動就是很有曆史價值的。
1987年3月27日，伊蘭·賴克和羅伯特·威爾吉斯在同一天來到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伯裏聯邦監獄報到，開始服刑。在萊文的消息圈垮台之後，他們還是第一次見麵，共同的經曆可能會使他們建立一種友誼。但是，兩個人在監獄中的反應完全不同：賴克變得更加冷漠和孤僻，而威爾吉斯則非常開朗、外向，積極參加各種健身活動。
兩人的刑期都是1年零1天，但是在服刑8個月後，他們就被釋放了。從那以後，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麵。賴克開始在紐約為一個房地產開發商做法律顧問。威爾吉斯則在娛樂界找到了新工作，幫著安排一起交易，為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的“複活節演出”籌集資金。
穆拉迪恩因為同政府合作而獲得了豁免。他接受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處罰，並被禁止從事證券業一年。他在找工作時非常困難。1990年的春天，他離婚了，並且不得不將新澤西州的房子賣掉。他從倒閉的原布斯基的公司購買了一台二手的IBM個人電腦，並開始自學電腦操作。
詹姆斯·達爾賣掉了比弗利山的房子，在傑克遜維爾購買了一塊地，自己建造了一座新房子，離西格爾的家不遠。盡管他發誓說要遠離商界，但是他卻成了一個家族的法律顧問，該家族控製著溫迪克斯連鎖超市。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準備作證，但是讓他感到寬慰的是，這從來都沒有發生。即使在繳納了同德崇公司和米爾肯有關的各項罰款之後，他至少仍然是個百萬富翁。
穆赫倫甚至在定罪被撤銷之前，仍然可以輕鬆地從貝爾茲伯格家族和蒂施家族等主要投資人那裏籌集到資金。他成立了一家新的合夥公司——野牛合夥公司（Buffalo Partners），這個名字起源於他在弗吉尼亞所養的一群野牛。公司的辦公地點位於曼哈頓中心的布羅德街，每天他都往返於公司和他在新澤西州的家，繼續實踐著他那引人注目的投資風格。根據同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的協議，他不能為自己進行交易，但是他隻需通過美林公司和貝爾斯登公司就可以進行交易。
羅伯特·弗裏曼在監獄中服滿了4個月的刑期，於1990年8月30日被釋放。他的認罪協議沒有要求他必須和檢察官合作。他仍然是一個積極的投資人，從外表上看，他幾乎沒有什麽變化。在1991年的夏天，他和朋友詹姆斯·裏甘、亨利·克拉維斯參加了一個高爾夫球賽，是由格拉尼特資產公司（Granite Capital）主辦的。該公司是弗裏曼在高盛公司的一位前同事盧·艾森伯格創辦的合夥公司。
丹尼斯·萊文在賓夕法尼亞州中部的劉易斯堡聯邦監獄服刑時，主要從事園藝工作。他抱怨說受到了獄友的排擠，被稱為“背叛分子”。他在曼哈頓的過渡教習所完成了刑期，於1988年9月8日被釋放。
隨後，萊文迅速成立了自己的金融顧問公司——阿達撒集團（Adasar Group），並且決心進一步引起公眾的注意。1990年5月19日，他在《財富》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講述自己經曆的文章，他還請人代寫了一本名叫《洞徹內幕》（Inside Out）的書。
萊文企圖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麵，但是沒有成功。緊接著，他還得到一個更為理想的機會——《60分鍾》節目對他安排了一次采訪，正好在他的新書於九月份發行的時候。萊文一定期盼著借此機會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正麵人物。但是，他沒有想到，這是一個經典的電視調查節目。該節目的記者埃德·布拉德利調查了萊文新公司的運營情況，發現萊文向那些打算通過他的公司獲得融資的人收取預付費，但是卻沒有給人提供服務。他所謂的貸款公司原來是一家位於巴拿馬的騙子公司，並且，他向潛在借款人所介紹的投資銀行家根本不是德崇公司的員工，而是他在劉易斯堡監獄服刑時同住一室的獄友。節目裏還播放了對萊文兩個客戶的采訪，他們聲稱被萊文欺騙了。當萊文在鏡頭前麵對這些指控時，他那興高采烈的勁頭立刻消失了。
《60分鍾》節目的一位製片人後來說，還有許多其他的受害人都感覺很尷尬，因此不願意在電視上承認他們被萊文欺騙的事。萊文又受到了一連串民事訴訟的指控。他的新書在全美的巡回簽售活動也突然取消，《洞徹內幕》一書在書店銷聲匿跡。萊文也基本上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到那時之前，還有人發現他在四季酒店吃午飯，在滑雪勝地維爾同家人滑雪，好像內幕交易的醜聞從來沒有打擊過他。很顯然，他也不在公園大道的公寓居住了，打到那裏的電話一直無人接聽，隻有語音提示讓人撥打長島的區號和電話號碼，那是他新地址的電話交換台發出的提示。他的新家在華盛頓港，紐約郊區的一個富人區。
在隆波克聯邦監獄服刑的伊萬·布斯基於1989年12月15日被轉移到了布魯克林的一個過渡教習所，三個半月後被釋放。這樣，他總共3年的刑期，隻服滿了兩年就被釋放。在獄中，他蓄著長長的白胡和齊肩的長發。在穆赫倫一案作證時，他承認在監獄中從不洗衣服，而是掏錢讓他的室友給自己洗。同萊文一樣，他也被認為是“背叛分子”而遭到其他人的排擠。獄友們畫漫畫嘲笑他，並把漫畫貼到監獄的布告欄上。
自從被釋放以後，布斯基似乎在竭力找尋自我。他尋找潛在的投資者，打算組建一個國外的投資有限合夥公司。然而，同穆赫倫和弗裏曼不同，他們沒有供出華爾街上的其他人，而布斯基因牽連到了許多人，在華爾街備受富有投資人的冷遇。
1991年，布斯基來到了莫斯科。當時的俄羅斯正在向市場經濟轉變，布斯基聲稱作為俄羅人的後裔，自願為俄羅斯提供服務，但是他卻被婉言拒絕了。布斯基還告訴朋友，他正在考慮做戲劇製片人。他的兒子比利編寫並製作了一部非百老匯的戲劇，名叫《墮落天使》（Fallen Angel），講述了一個父親去坐牢的人的故事。
布斯基的之後大部分時間是在法國度過的，主要是在巴黎和蔚藍海岸，維基利經常和他在一起。西瑪·布斯基繼續住在基思科山的別墅裏。布斯基仍然乘坐專門司機駕駛的豪華轎車外出開會，並且在巴黎和紐約的高檔餐廳用餐。他又把胡子刮得幹幹淨淨，穿得整整齊齊。他重新穿上了他的標誌性的黑色套裝，但是在曼哈頓的市區劇院除外，在這裏他常常穿著黑色T恤和牛仔褲。
1992年4月，在一次民事訴訟中，布斯基出庭作證，他拒絕說他住在哪裏或者披露他的淨資產。當對方的一個律師問他是否有專職司機時，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說：“沒有，你想做嗎？”
1991年6月1日，在羅森塔爾受審時，邁克爾·米爾肯出庭作證，這是自從他被監禁以來第一次公開露麵。由於沒有戴黑色的卷曲假發——為了安全起見，聯邦監獄禁止戴假發或者帽子——人們幾乎都認不出他了。他的頭發中摻雜著白發，似乎蒼老了許多。除此以外，他看起來還很健康，也很輕鬆，甚至迫切等待著出庭。曼哈頓法庭裏擠滿了人，許多旁聽者被趕到了門外。
人們都心存一個懸念：米爾肯會不會為了討好伍德法官而背叛他的前盟友羅森塔爾？但是，這種懸念很快就消失了。在很大程度上，米爾肯把這次作證當成了另一次為自己和垃圾債券辯護的機會。他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卻抓住每一個機會淡化其嚴重性。他把檢察官們所說的回扣和賄賂說成“賒購”，把幫助客戶逃稅說成“賬戶融通”。他從來沒有用過“垃圾債券”一詞。
盡管米爾肯是政府的證人，但是他似乎更像被告的證人，尤其是羅森塔爾的律師是彼得·弗萊明，正是德崇公司以前的律師，但是他一直都是米爾肯的支持者，甚至在德崇公司認罪之後加入了米爾肯的辯護團隊。米爾肯似乎放棄了討好政府的企圖。當他被問到是否會因為作證而得到回報時，他聳了聳肩膀，然後說：“在經過了這5年半之後，我不肯定還能期盼什麽。”
米爾肯似乎是從長遠著想，看到了刑期結束以後的事情，而他的刑期可能還要再持續兩三年。他出來時將是一個極其富有的人，並且他還將擁有一批富有和有影響力的朋友，這些人他本來是可以供出來的，但是他沒有這樣做。毫無疑問，他的身邊仍將有一個人數雖少，但是影響力巨大的核心崇拜圈子，這些人都是美國商界和媒體界的精英。他們將在米爾肯的號召下，為改寫曆史的定論而戰鬥。
在這些忠實的人員中就有洛蘭·斯珀奇。她成立了一家名叫“為美國夢而奮鬥”的組織，並擔任主席。該組織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全力頌揚米爾肯，其董事會成員包括為米爾肯辯護的經濟學家喬治·吉爾德、西夫韋公司的董事長彼得·馬格溫、新聞評論員祖德·萬尼斯基。
讓羅賓遜公司的許多人大費周折的關於米爾肯客戶的書終於在1991年6月出版，書名為《美國夢寫真》（Portraits of the American Dream）。斯珀奇和她的組織成員寫了許多封信，為他們頌揚米爾肯的工作籌集資金，其中一封信中這樣寫道：“統治20世紀80年代的是同情而不是貪婪，像邁克爾·米爾肯這樣的人就是鮮活的證據。”
馬丁·西格爾於1990年7月1日進入佐治亞州傑瑟普的聯邦監獄服刑，8月24日被釋放。他在獄中把監獄停車場的停車線刷了一遍，並且幫助將獄中的圖書館實行電腦化。
西格爾以前在康涅狄格州居住時的鄰居菲爾·多納休以475萬美元的價格將西格爾以前的房子買了下來，然後把房子拆掉，以擴大自己的院子。
西格爾為傑克遜維爾的貧困中學生建立了一個計算機訓練營，現在，他全職在這裏工作，並把這作為他兩年社區服務刑期的一部分。這個項目是為了幫助提高傑克遜維爾地區工人的培訓水平，它得到了佛羅裏達州立社區大學傑克遜維爾分校和該大學城市資源中心的資助。參與者從最初的8個人增加到了150多人。
自從被宣判以後，西格爾一直在做著一個夢：他像投資銀行家一樣，身穿老式的套裝，走進了他以前的導師馬丁·利普頓的辦公室。在夢中，利普頓站起身來，朝著他走過來。
利普頓擁抱著他，然後說：“我原諒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