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至1945年末，張愛玲與胡蘭成那段婚姻漸漸從熱烈走向頹態，這期間也是她創作的巔峰。此時張愛玲像極了夏日裏盛開的鳳凰樹，在孤島上海這片精神上貧瘠的城市裏通紅通紅地燒起來。
柯靈說張愛玲：“我想起《傾城之戀》裏的一段話：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麽是因？什麽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便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曆史上的地位有什麽微妙之處。如果不嫌擬於不倫，隻要把其中的‘香港’改為‘上海’，‘流蘇’改為‘張愛玲’，我看簡直是天造地設。”
在那個時代，悲哀的土地上每天都有苦難與死亡的訊息傳來，這些訊息既來源於外族入侵，也來源於國家政治更迭導致的內禍頻仍，還來自於時代劇烈變革時新舊思想的激烈鬥爭。在張愛玲的小說裏，一個個利欲驅使下的罪惡靈魂，殘忍釀造一個個蒼涼悲苦的命運，無端惹出一幕幕人間悲劇。她揭示和批判的是那個時代欲壑難填的人性，這是她引起上海乃至全國文學界重視的原因。
此時的中國文學因抗日戰爭及政權割據引發了地域分割。而張愛玲的通俗文學，儼然成了孤島時期上海文學的製高點。全因她所處的環境太特殊了，她的文學貢獻也顯得那麽特別而重要。
身處孤島上海的張愛玲與胡蘭成整日膩歪在公寓裏，男棄耕女廢織的，張愛玲哪有心思寫小說，雜誌社一個勁兒催稿子，惱了便糊弄幾個字，又支起下頜癡癡地想他了。1944年5月，《萬象》雜誌發表了《論張愛玲的小說》，筆名“迅雨”。張愛玲見了這篇文章好奇，抑或心想沒準兒又是哪位在誇我文章好。一開始讀還好，誰料越看下去臉越黃。
迅雨開篇寫道：
在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誰也不存在什麽幻想，期待文藝園地裏有奇花異卉探出頭來。
隨後迅雨筆鋒一轉：
張愛玲女士的作品給予讀者的第一個印象，便有這情形。“這太突兀了，太像奇跡了”，除了這不著邊際的話以外，讀者從沒切實表示過意見。也許真是過於意外而怔住了。……我先討論《金鎖記》。它是一個最圓滿肯定的答複。情欲的作用，很少像在這件作品裏那麽重要。……新舊文字的糅合，新舊意境的交錯，在本篇裏正是恰到好處。
迅雨對她之前作品的評價也很高：
戀愛與婚姻，是作者至此為止的中心題材，隻是variation upon a theme。遺老遺少和小資產階級，全都為男女問題這噩夢所苦……微妙尷尬的局麵始終是作者最擅長的一手。時代、階級、教育、利害觀念不同的人相處在一塊時所有曖昧含糊的情景，沒人比她傳達得更真切。
接下去卻犀利起來，迅雨接著寫道：
（《連環套》）其中暴露的缺陷嚴重，使我不能保持謹慎的緘默。《連環套》的主要弊病是內容的貧乏，已經刊布了4期，還沒有中心思想顯露。……錯失了最有意義的主題，丟開了作者最擅長的心理刻畫，單憑著豐富的想象，逞著一支流轉如踢踏舞似的筆，不知不覺走上純粹趣味性的路。……《金鎖記》的作者，竟不惜用這種技術來給大眾消閑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料了。
迅雨評價道：
技巧對張女士是最危險的**。無論哪一部門的藝術家，等到技巧成熟過度，成了格式，就不免要重複他自己。……文學遺產記憶過於清楚，是作者另一危機。把舊小說的文體運用到創作上來，雖在適當的限度內不無情趣，究竟近於玩火，一不留神，藝術會給它燒毀的。
文章結尾寫道：
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閑談時說起：“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迅雨這篇評論專業中肯，是文人式的勸告。張愛玲這時正陶醉在眼前的大好名譽裏，冷不丁被人揭了老底甚是惱羞，之後便停了《連環套》。
這件事對張愛玲刺激很大，她決定出一本小說集《傳奇》。事先還跟柯靈通了氣，結果如前文提到的，柯靈一個勁兒潑冷水。張愛玲找到《雜誌》出版。結果小說集《傳奇》出版後四天後便脫銷了，張愛玲憤懣的心情算消減大半。
胡蘭成也閱了迅雨的文章，見有人欺負自己戀人也不幹的，怎麽說自己也任過大刊主筆，在文學界多少還有些影響力。在迅雨《論張愛玲小說》發表後不久的五六月間，他也寫了一篇《評張愛玲》。文章極力誇讚張愛玲的小說裏溢滿了青春的美妙，讀她的小說宛如在鋼琴鍵子上行走，每走一步都能踩出個美妙音符來；她的文章還像一副精致風景，湧動出生命的源泉，而她本身也化為源泉的一部分；她攫取古典的美做材料，善於用精美的圖案來表現，那些離我們很遠的古典美，在她那裏也變得更自由了，煥發出幻想的玄美；她的才氣和文采，植源於她對美有著宗教般的虔誠……
這篇充滿溢美之詞的《評張愛玲》在《萬象》發表後，潘柳黛第一個受不了。胡蘭成的文章極具感性色彩，言語間對其傾慕之情達到了敬仰程度，尤其胡蘭成將張愛玲與魯迅並列起來比較，說兩人都是劃時代的文壇巨匠，這讓她著實看不下去了。
潘柳黛決定調侃一下二人，她寫了篇《論胡蘭成論張愛玲》的文章。先去問胡蘭成一篇文章該怎麽去“橫看”，怎麽去“豎看”。還說張愛玲身上一脈傳來的李鴻章的貴族血液，就像是在太平洋裏淹死了一隻小雞，上海人喝到黃浦江水後便說自己也像喝到了雞湯一樣。將那麽久遠的事和古老的人與現代扯在一起，那些該是多麽不相幹的事情啊！
潘柳黛的文章發表後，立即引來如潮的好評聲。最有趣的當屬上海人精明的商業頭腦，文章發表後“貴族”兩字不脛而走，連餐館裏也開始賣“貴族豆腐”“貴族排骨麵”。恰好鴛鴦蝴蝶派祖師爺陳蝶衣開了家上海點心餐館，還用了“貴族排骨麵即將上市”的噱頭，又貼出大幅海報宣傳。
張愛玲一看，連你潘柳黛也說我，便不去理她了。當然，潘柳黛是個快人快語伶牙俐齒的女作家，話憋在肚子裏會難受得要命。她必定知道胡蘭成與張愛玲正熱戀中，算幽兩人一默。
麵對這麽多人的指責張愛玲很不服氣，思來想去，這檔子事皆因迅雨的那篇《論張愛玲的小說》。可人家寫的句句在理，能評價得這麽到位也不像小角色的手筆。不過這口氣兒是不順的，考慮到自己還是文壇新人，也不能太直接去回擊他。1944年7月，張愛玲在《新東方》上發表了《自己的文章》，委婉地回擊了一下：
現在似乎是文學作品貧乏，理論也貧乏。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麵，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麵。……而人生安穩的一麵則有著永恒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於一切時代……極端病態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麽沉重，不容那麽容易就大徹大悟。
張愛玲還闡述自己的寫作理論：
我甚至隻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裏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肆……我尤其喜歡樸素……我也不讚成唯美派……美的東西不一定偉大，但偉大的東西總是美的。隻是我不把虛偽與真實寫成強烈的對照，卻是用參差的對照的手法寫出現代人的虛偽之中的真實，浮華之中的樸素，因此容易被人看作我是有所耽溺……
張愛玲還對《連環套》解釋了一下：“盡管自以為壞，也沒想到這樣惡劣，說它通篇在胡扯，不禁駭笑。”
誠然，作為一名年僅二十三歲的女性作家，對文學理解不如專業學者傅雷（迅雨即是傅雷的化名）那般透徹，也在情理之中。不過張愛玲的文學理論也確有獨到之處，她的時代意義在於，將小資產階級情調與普遍人性相結合，且將中國女性戀愛、婚姻、家庭上升到社會生態及其認知層麵，而不是簡單地嬌癡些男女情話。在文章風格上，她蒼涼悲烈的文字裏，人物角色、特別是男性人物都是不完整的，他們要麽身體孱弱、要麽精神病態。張愛玲的故事裏既有泯滅人性、敢下黑手的狠角色，也有備受淩辱和壓迫的受害者，故事在張弛裏透出清晰的人性批判過程。
不過傅雷批評得也很中肯，張愛玲作為年輕的女性作家，越是大紅大紫，不成熟的一麵暴露得也越大。若隻是隱澀地、含蓄地去說，不去觸碰病根兒，那張愛玲太有曇花一現的危險了。
迅雨批評張愛玲的文章在上海引起了軒然大波，的確讓死寂的文學孤島熱鬧了一番，人們端起雜誌熱議的便是這個事件。而幾場比較吸引眼球的筆仗是在《雜誌》和《新東方》為主的幾家雜誌上打響的，讓這兩家雜誌賺足了人氣。即便處在輿論焦點中心的張愛玲也出版了小說集《傳奇》，賺得盆滿缽滿。最倒黴的要屬《萬象》雜誌社老板平襟亞了，事件皆因《萬象》雜誌連載《連環套》而起，連載到五月便因迅雨的批評戛然而止了。事件發展至後期紅火熱鬧起來時，平襟亞卻被撂在一邊冷清得很，好像整件事與他一丁點兒關係都沒有似的，這讓他大為惱火。
某日一查賬，發現之前與張愛玲約定了每期一千，六期截止應領六千，賬上卻寫張愛玲領了七千，平襟亞當然不甘心，果斷地在《海報》上發表了《一千元的灰鈿》，借著與張愛玲的糾葛將輿論熱點吸引回自己身上，也算賺了把眼球。張愛玲看後忙寫信去辯駁。各說各的理兒，幾個回合下來也沒個結果，大家就算了，畢竟事件實質也並非全在錢上。
原以為這事就這麽結束了，可讓張愛玲沒想到，剛剛創刊的《語林》雜誌為打開局麵，也將視線放在自己身上。錢公俠先生請出她中學老師汪宏生寫了一篇《談張愛玲》。文章生動描寫了張愛玲的中學生活，不經意間將《霸王別姬》這樣一篇作文充兩篇的事與《一千元的灰鈿》聯係起來。張愛玲見了旋即又寫了《不得不說的話》投在了《語林》雜誌上：
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當麵交給我一張兩千元的支票，作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費。我說講好每月一千元，還是每月拿罷，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糧’，使我很擔心。於是他收回那張支票，另開了一張一千元的給我。但是不知為什麽賬簿上記下的還是兩千元。我曾經寫過一篇否認的信給《海報》，秋翁先生也在《海報》上答辯，把詳細賬目公開了。後來我再寫第二封給《海報》，大概因為秋翁的情麵關係，他們未予發表。我覺得我在這無謂的事上已經浪費了太多時間，從此也就安於緘默了。
平常在報紙上發現與我有關的記載，沒有根據的，我從來不加以辯白。但這事我認為有辯白的必要，因為有關我的職業道德。我不願我與讀者之間有任何誤會，所以不得不把這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
張愛玲文中所提到的秋翁先生就是平襟亞。《語林》雜誌的錢公俠同意發表張愛玲的《不得不說的話》時，也讓平襟亞寫了一篇《一千元的經過》與之並發，免得別人說自己看法偏頗、有失公正。平襟亞在文章裏列清了張愛玲收取稿費的詳細賬目和清單，最後說：“物證尚在，還請張小姐前來查驗，倘若有誣陷，願受法律製裁，並刊登各大報紙廣告，不論若幹次地向張小姐道歉。”
顯然，這場屢見報端的口水官司與之前的筆墨官司有共同點，均是將輿論中心放在張愛玲身上，用來擴大自己雜誌的影響力。平襟亞要的是讀者關注，張愛玲解釋的是清白及在讀者眼裏的形象。錢對於兩者來說是次要了，因此誰也不會將事情搞得太僵。目標到了，便各自收兵回營了。
盛名下的張愛玲，成了大小雜誌和報館爭搶的對象是不爭的事實，就連弟弟張子靜和愛人胡蘭成也不例外。
張子靜和同學張信錦幾個熱血青年人湊一起，談及抗日戰爭、內戰政治時局和人生命運時，憂國憂民起來，心血一**便在1944年10月創刊了《飆》，征集了愛國作家及魯迅研究者唐弢，聖約翰大學校友、劇評家董樂山，東吳係女作家領軍人物施濟美等人的作品。
張信錦還不滿意，還想弄一篇更像樣的文章，於是對子靜說：“你姊姊是現在上海最紅的作家，隨便她寫一篇哪怕隻是幾百字的短文，也可為刊物增色不少。”
子靜想想也是，既然有這樣方便的條件，何不求一下。於是尋個吉利日子，與雜誌社的邵光定一塊兒去了愛丁頓公寓。走近公寓，張子靜停下來細細想了想，與邵光定商量說：“我自小受姐姐教訓，她與我說話是不會客氣的。現在她又是上海灘大紅大紫的作家，找她約稿的都是上海有名氣的大雜誌，姐姐也像寫作機器一樣整日坐在家裏寫稿，怕是不會為沒名氣的刊物寫。若她當著你的麵回絕，那麵子上也要過不去。我是她弟弟，平日裏聽她的訓教慣了，自然是無所謂的。不如你留在這裏等，我自己上去與她商量如何。”
邵光定聽了覺得在理，便站在樓下門口等。張子靜硬著頭皮上了樓，張愛玲見他來，一臉的疑問。張子靜說明來意，張愛玲果然一口回絕道：“你們這樣不出名的刊物我是不能寫的，那樣會敗壞了我的名譽。”
想了想，張愛玲眯起眼在桌上挑了一副素描遞給他：“這張你拿去，可以做個插圖。”張子靜也不敢多說話，拿了插圖下樓，與邵光定會合去了。邵光定一聽有些沮喪，也沒有意外。張信錦聽了說：“這是意料中的，這樣，你寫一篇與你姐姐有關的文章，也可以。”
張子靜頓時忐忑起來：“姐姐看了若不高興，在別的報紙上寫個否認聲明什麽的，到時我們的新刊該多尷尬。”張信錦想了想：“不會吧？你是她弟弟，再說我們隻寫她的光彩，怎麽會告呢？”張子靜想想也是，便寫了《我的姊姊張愛玲》，這是他在雜誌上唯一發表的文章。創刊後，張子靜拿樣刊給姐姐看，姐姐也沒反對。不過這並未讓雜誌《飆》持續下去，隻出了兩期，就因缺少資金而告吹了。
11月前後，胡蘭成與張愛玲結婚不久，他也創刊了《苦竹》雜誌。若說張子靜是借姐姐的光發了文章，胡蘭成的《苦竹》便是夫妻檔了。雜誌封麵是炎櫻畫的竹子，張愛玲發表了大量文章。第一期張愛玲又重發了《自己的文章》，另外還發表了《談音樂》和《桂花蒸阿小悲秋》。
《談音樂》堪稱精美，文章字裏行間透出張愛玲骨子裏的傳統：
交響樂常有這個毛病，格律成分太多。為什麽隔一陣子就要來這麽一套？樂隊突然緊張起來，埋頭咬牙，進入決戰最後階段，一鼓作氣，再鼓三鼓，立誌要把全場聽眾掃清鏟除幹淨。而觀眾隻是默默抵抗著，都是上等人，有高級的音樂修養，在無數的音樂會裏坐過的。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們知道，這音樂是會完的。
我是中國人，喜歡喧嘩吵鬧，中國的鑼鼓是不問情由，劈頭劈臉打下來的，再吵些我也能夠忍受……
《桂花蒸阿小悲秋》是張愛玲九月份完成的作品，硬是留在《苦竹》11月創刊後才發表，且《苦竹》雜誌的前兩期就發表張愛玲十數篇文章，張愛玲對胡蘭成的支持力度可見一斑。1945年2月出版第三期時，因為胡蘭成不在上海，《苦竹》上也沒了張愛玲的身影。此時胡蘭成已納小周為妾，正應了張愛玲小說《等》裏麵奚太太的那句警示名言：男人離開六個月便靠不住了。
胡蘭成在小周的溫柔鄉裏膩歪時，上海的張愛玲正被包圍在炙熱的成功中。小說《傾城之戀》被朱端鈞改成電影，張愛玲任編劇。12月電影拍攝完成後在新光大劇院連續放映八十場，一直演到1945年1月末。兩個月間電影院一票難求，上海影評界好評聲也是一浪高過一浪。沉浸在巨大喜悅裏的張愛玲，也沒忘了向大中劇藝公司推薦自己的柯靈，特意買了寶藍色袍子料送他。柯靈用它做件皮袍穿上，導演桑弧見了調侃道：“柯主編的皮袍可真是光彩照人呀！”
1945年初，張愛玲還將30篇散文搜集整理起來，編成散文集《流言》，交給上海中國科學公司出版。出版後不到一個月書就售空，又連續再版。上海各家雜誌對這部散文集也極盡了溢美之詞，說這部散文集文辭幽麗，若溪水上飄著粉色的字符，精致淒華，又如月下清揚的音樂，有落盡華彩之後的迷幻。《流言》一詞寓意“水上寫的字”，張愛玲解釋說，《流言》裏的散文，不久將隨清流飄散在人世間，因而留不長久。不過這部記錄張愛玲早期藝術人生的書卻見情見真，匯聚了她藝術靈感與生活點滴的閃光，也最具自然平和之美。
剩下沒講完的故事：
張愛玲內心裏，一直記著她文學之路的兩個老冤家，迅雨自然首當其衝。1952年張愛玲去香港後，結識了宋淇夫婦。因為夫婦倆也是上海人，對張愛玲的小說甚是喜愛，同時讀過迅雨的《評張愛玲的小說》，關注後來《連環套》的停筆原因。張愛玲說清原委後，宋淇說，迅雨就是1931年回上海的著名學者、翻譯家傅雷。聽到此言後張愛玲吃驚不小。
傅雷繼續留在上海從事翻譯事業。1958年12月，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駕機逃往英國，傅雷1966年9月遭到紅衛兵批鬥。9月3日上午，傅雷服藥自殺，夫人朱梅馥自縊。1979年4月，傅雷和朱梅馥獲改正，上海市文學藝術界人士參加了夫婦二人的追悼會，柯靈親自為傅雷、朱梅馥二人致悼詞。而傅聰旅居英國後，成為享譽世界的“最偉大華人鋼琴家”。
張愛玲與潘柳黛便一直沒來往了，即便在公開場合遇見，張愛玲也是極力躲開的態度。到香港後有人對她說，潘柳黛也來香港了。張愛玲說：“潘柳黛是誰，我不認識。”潘柳黛一番心血**的言語，讓兩人結了一輩子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