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幕

與胡蘭成分手後，張愛玲與姑姑搬了兩次家，1950年又搬到卡爾登公寓（長江公寓）。1946年時，張愛玲被人汙蔑為文化漢奸後便開始心生遁意。給了胡蘭成那筆巨款後經濟也開始拮據起來。此時大規模金融危機又起，張愛玲與姑姑更是入不敷出。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去哪裏。1948年母親返回英國，張愛玲也想與母親團聚，英國和法國是她首選。因此1951年張愛玲創作小說《小艾》時，張子靜問姐姐對未來有什麽打算：

姊姊默然良久，不做回答。她的眼睛望著我，又望望白色的牆壁。她的眼光不是淡漠，而是深沉的。我覺得她似乎看向一個很遙遠的地方，那地方是神秘而且秘密的，她隻能以默然良久作為回答。

這時期，姑姑正張羅為張愛玲辦出國，雖然去什麽地方是個問號，但轉地香港幾乎可以斷定了。當《十八春》和《小艾》在《亦報》連載完畢後，張愛玲也完成了向左翼作家靠攏的過程，再次樹立她的地位。可張愛玲知道她的輝煌已經過去，要趕在“更大的破壞來臨”之前離開，留下來，等待她的隻有無邊的苦難。張愛玲對自己人生旅途的預言之精準，可能是很多人無法匹敵的……

此時上海文學領袖夏衍正關注她，抗日時期就聽說上海有個張愛玲，來上海後更是命唐大郎這些人“要愛惜人才”。1950年7月24日，上海召開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的夏衍，親自指示大會組委會給張愛玲發去邀請函。夏衍任還是這次大會的主席,戲劇名家梅蘭芳和上海市文聯副主席馮雪峰任大會副主席，戲劇名家周信芳為執行副主席，劇作家陳白塵為秘書長。大會召集來上海市文學藝術、美術音樂、戲劇電影、翻譯等專家學者、作家約500人，真可謂盛況空前。

張愛玲接到邀請函後欣然前往，可一進會場，便覺察自己與大會的氛圍有些格格不入。參加會議的男女都穿著中山裝，顏色也是單調的藍灰二色。隻有張愛玲穿一身旗袍，外麵罩上一件白絨線的衫，坐在最後排靜靜地聽。大會一直開到7月29日才結束。六天裏她壓根兒沒想去換一件單調色的中山裝，那件衣服要穿在張愛玲身上，簡直是噩夢。

雖然張愛玲沒換裝，但是她給自己故事裏的人物都統統換了身新衣裳，《十八春》裏有“將頭發剪短”的翠芝，她希望翠芝用這樣的方式向沈世鈞和家庭宣誓。不過張愛玲卻不敢這樣做，這不是換件衣服那麽簡單的事，要是不愛美了，自己還剩下什麽了。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個灰撲撲的世界，不過這次不是心裏感觸，是那灰撲撲的現實情境就飄在眼前。張愛玲抑或歎息一下，看來自己真是難融進去了。她想起蘇青，或許她現在也弄了身灰嗆嗆的衣服穿吧，想想都傻氣。

大會結束後，張愛玲又賦閑在家沒動筆。一日龔之方找到她，說柯靈現在是“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副所長了，夏衍當所長。夏衍很想讓她去任編劇，現在事情還在研究中。龔之方接著問，你日後有什麽打算麽，要準備出國？張愛玲還是沒作聲，隻是笑了笑。

龔之方回去向夏衍做了簡短的匯報。然而讓右派參與社會主義建設也是有先例的，1949年8月周作人回北平後，給周恩來寫信作了深刻的檢討和解釋。毛澤東就批示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的，況且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周作人這麽大的文化漢奸都行，何況一個和政治沒什麽瓜葛的張愛玲，夏衍便命唐大郎請張愛玲出來當編劇。

唐大郎找到張愛玲住處，姑姑對他說，她去香港了，我們約好了不通信的，也不知道她住在哪裏。唐大郎立即回去向夏衍匯報，夏衍直歎可惜。

此時張愛玲已從上海坐火車到廣州，再由深圳羅湖橋進香港。車一停下來，人們擁擠成一堆兒等著通關檢查，張愛玲也擠在裏麵。守橋的戰士是個北方農村來的小夥子，淳樸敦厚，簡單而陽光。他對等待通關檢查的人群說：大熱天的就把你們擱在這裏了，到陰涼處歇一會兒吧。烈日下，擠在欄杆邊的人們都客客氣氣地笑，也不動，怕耽誤了過關檢查。張愛玲覺得那戰士的心要比太陽還熱乎。

等了許久，終於開始檢證放行了。張愛玲將證件遞進窗口，一位麵容肅穆的女檢查員看了一下她的證件，仔細想了想，說：“梁京，你就是作家張愛玲？”張愛玲嚇了一跳，幾天來船車辛苦，行了幾千裏來到羅湖橋，眼瞧著要進香港了卻被人認了出來。張愛玲也隻好認命般應了一聲。女檢查員將證件遞過來，隻是若無其事地笑了笑，便轉頭和後麵排隊的人說：“下一位。”連她的行李也沒檢查，張愛玲驚了一額頭的汗。終於過了羅湖橋，張愛玲每走一步，都有一絲緊張的喜悅。

過了幾個月，張子靜回來，探望姐姐。張茂淵欠開門縫，說了一句話便關上了門：“你姊姊已經走了。”

張子靜下了樓，忍不住哭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