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伽達默爾的古今融合論

1.人與世界的融合和古與今的融合

太史公曰:“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在中國哲學史上,關於天與人的關係,有天人合一與天人相分兩大類型,或者用西方哲學的思想和術語來說,有人與世界融合和主—客關係兩類。我們平常講天人合一與主—客關係,往往隻限於講人與自然或人與物的關係,其實,這兩種關係也可以適用於古和今、過去和現在的關係,適用於今人對待古人、現在對待過去的態度問題。把古和今、過去和現在看成是互相獨立、彼此外在的東西,似乎存在著孤立的古或過去、孤立的今或現在,從而認為研究曆史隻不過是把古的、過去的東西當作外在的客體、對象來對待,這種態度就是主—客關係的觀點;反之,把古和今、過去和現在看成是一體的,沒有孤立的古或過去,也沒有孤立的今或現在,從而認為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就是要從古往今來的連續性和統一體中看待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這就是人與世界融合的觀點,借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就可以說是一種天人合一或人與萬物一體的觀點。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古與今、過去與現在的融合也可以算作是人與萬物一體或在場與不在場相結合的一種特殊形式。中國傳統哲學所講的天人合一(如果不管其中的“天”有時係指義理之天或意誌之天等含義)或人與萬物一體,隻講主與客的融合,人與自然、人與物的融合,而不太講古與今、過去與現在的融合,至少是不直接正麵地講這種融合。太史公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應該說包含了這種融合,而且他的《史記》應該說貫穿了這種古今融合的曆史觀,但太史公算不得哲學家,他沒有把這種觀點提升為一種哲學理論和哲學係統。西方傳統哲學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主—客關係式,現當代許多哲學家都力圖打破主—客關係式,而強調人與世界的融合或在場與不在場的結合,但他們也隻是著重從人與自然、人與物的關係的角度講這種融合。真正係統地從哲學上、從本體論上(而不隻是在方法論上)講古與今、過去與現在的融合,從而為曆史研究開辟一個嶄新的視野的,無疑當首推德國當代哲學家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

2.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不在恢複曆史原貌,而在理解曆史事件的意義

伽達默爾指出,西方傳統的觀點總是認為,研究曆史上流傳的東西,其最高目的就是恢複過去的原貌(“原本”),就是要求研究者“把自身置於”曆史上流傳的東西“這個他物中”,即“把自身置於過去的處境中”,“在過去自身的曆史視域中來觀看過去”[1],隻有這樣,才能客觀地理解曆史上流傳的東西。伽達默爾認為,這種一味想恢複曆史原貌的觀點,是一種“使異己性成為客觀認識對象”的要求,是把曆史上流傳的東西加以“對象化”[2]。伽達默爾的意思實際上就是認為這種觀點是一種主—客關係的觀點。所謂“異己性”,意即把曆史上流傳的東西看成是與研究者(主體)互相外在的東西;所謂“使異己性成為客觀認識對象”,就是說,曆史研究不過是把曆史流傳物當作認識對象,當作被認識的客體。

但是,曆史上的東西是能夠真正修複得了的嗎?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就止於修複嗎?

任何曆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以及其他諸種細微的背景,事件與背景連成了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由於時間和曆史的遷移,這些背景改變了,事件本身的麵貌也隨之改變,時間和曆史的車輪不可能倒轉,曆史事件的本來麵貌也不可能絕對地被複製和重現。[3]黑格爾早已意識到了恢複曆史原貌之不可能。他有一段很形象生動的說明:古代的藝術作品,現在已“缺乏當初由於神靈與英雄的毀滅的悲劇而產生出自身確信來的那股精神力量了。它們現在就是為我們所看見的那樣,——是已經從樹上摘下來的美麗的果實:一個友好的命運把這些藝術作品傳遞給我們就像一個少女把那些果實呈獻給我們那樣。這裏沒有它們具體存在的真實生命,沒有長有這些果實的果樹,沒有構成它們的實體的土壤和要素,也沒有決定它們的特性的氣候,更沒有支配它們成長過程的一年四季的變換。同樣,命運把那些古代的藝術品給予我們,但卻沒有把它們的周圍世界,沒有把那些藝術品在其中開花結果的當時倫理生活的春天和夏天一並給予我們,而給予我們的隻是對這種現實性的朦朧的回憶”[4]。伽達默爾引證了黑格爾的這段話,以論證“一切修複之無效”,並指責施萊爾馬赫想重建曆史“原本”的原來條件以修複曆史“原本”的企圖之“無意義”[5]。

當然,如果把曆史研究僅僅歸結為某曆史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之類的事實性考證或某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的考證,或某種難讀的銘文之辨認等,總之,僅僅歸結為可以用一些類似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實證的方法加以鑒別的事實之真偽的研究,那誠然可以說,原則上是可以恢複曆史“原本”的麵貌的,但這樣的研究在曆史研究中,一般說來,隻能是一種初步的工作。即使對某個作品的作者本人之原來意圖、目的和心理事實的甄別,也不能看成是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我很同意伽達默爾的這一見解:“曆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6]這就是說,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在於理解曆史事件的“意義”。我以為這裏的“意義”也應該包含古代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的審美意義(而不是對作品的文字解讀、注釋和事實考證)。黑格爾在講到古代藝術作品之所以不能修複時,也主要是指他所謂的古代藝術作品中那種“對神靈的崇拜”和“有生氣的靈魂”,由於“周圍世界”的變遷而“沒有了”[7],以致“我們通過把這些東西(按:指‘從樹上摘下的果實’,即保存下來的古代藝術作品)放回到它們的曆史關係中去所獲得的,並不是與它們活生生的關係,而是單純的表象關係”[8]。這就是說,古代藝術作品與它們原來所處的“周圍世界”之間的“活生生的關係”即古代藝術作品原來顯示的那種神靈崇拜的氛圍和意義,是不可能再恢複了。伽達默爾在這裏顯然讚同黑格爾的意見。伽達默爾說:“正如所有的修複一樣,鑒於我們存在的曆史性,對原來條件的重建乃是一項無效的工作。被重建的、從疏異化喚回的生命,並不是原來的生命。”即使是“按其古老狀況重新設立的建築物,都不是它們原本所是的東西”[9]。

人們常說,曆史研究者如能把自身置於過去的處境中,就可恢複和重現曆史事件原來的意義。這種設想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人是曆史的存在,他本身就是曆史的濃縮物和沉積物,今日的曆史研究者不可能擺脫和跳過他生活於其中的曆史,而站在一個後無來者的所謂過去自身的處境中去看待過去。那種認為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隻是恢複原本的觀點,實際上是和那種按主—客關係模式,脫離人、脫離現象而追求“物自身”(“自在存在”、“自在之物”)的抽象觀點一脈相承的。“物自身”的觀點表現在作品與讀者的關係問題上,就是脫離作品與讀者的內在聯係而追求作品“自身”;表現在古今的關係問題上,就是脫離曆史原本與我們研究者之間的內在聯係、脫離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內在聯係而追求原本“自身”和過去“自身”。古今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作品與讀者的關係,隻不過是古代的作品與今天的讀者的關係罷了,脫離前者與後者的內在聯係而追求前者自身,所得到的隻能是抽象之物。

黑格爾在否認了修複觀點的有效性之後,曾為曆史研究找到了一條出路,這就是揚棄對曆史事件的“單純的表象關係”,把它提升到一種“較高的方式”即思維、概念的方式,也就是提升到哲學。在黑格爾看來,精神的本質或最高使命壓根兒就不在於對過去事物的恢複(因為那是不可能的),而在於通過永遠具有現在性的思維、概念,同過去的事物相中介、相溝通。[10]黑格爾的這種觀點雖然超過了施萊爾馬赫企圖恢複曆史過去的想法,但他一味抬高思維、概念的觀點,卻是抽象的,抹殺了曆史的現實性。

伽達默爾超出了黑格爾,他雖然也主張恢複曆史原本之不可能,主張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不止於“恢複”,但他主張我們仍然可以把現在與過去、今與古溝通起來、融合起來,曆史研究的最高興趣就在於這樣的溝通和融合,而且,這種溝通和融合不是像黑格爾那樣在抽象的思維、概念中,在作為絕對精神的最高形式——哲學中實現,而是在時間的、曆史的具體現實中實現的。

3.人不可能離開“現在的視域”看待過去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隸屬於曆史,永遠處於曆史的流變之中,不能每時每刻外於曆史的流變,因此,我們不可能站在我們的處境的對麵,把我們的處境當作外在的對象來認識,就像主—客關係模式所設想的那樣。據此,伽達默爾認為,我們現在的人在看待過去時,必然是從已有的曆史處境中,或者說,從現在的視域中,去看待過去。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從現在的標準去看待過去,以今人之立場去衡量古人呢?這是否會陷入主觀主義呢?這裏的關鍵在於對“現在的視域”如何理解。

4.“現在的視域”與“過去的視域”結合為一的“大視域”

一種理解是把“現在的視域”與“過去的視域”分裂開來,前者是曆史研究者自己現在生活於其中的視域,後者是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當時的視域,這兩個視域是各自孤立的、彼此陌生的、異己的。按照這樣的理解,那麽,從現在的視域看過去,誠然會發生以今度古的主觀偏見。我國曆史學家陳寅恪說:曆史研究者在解釋古代史料之際,“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誌。……其言論愈有條理係統,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11]。陳寅恪這裏所說的“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境”,就是伽達默爾所說的脫離曆史流變的孤立的現在視域。

為了矯以今解古、以今度古之弊,以便對曆史上過去的事物有“真了解”,陳寅恪主張“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12]。陳寅恪關於以今度古的指責是完全正確的。至於他所謂“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具了解之同情”之說,則應做進一步的補充說明。對過去的視域(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的“境界”),也可以像看待現在的視域一樣,人為地割斷曆史,采取孤立的態度,以為存在著一種與後世隔絕的曆史事物發生的當時的視域、一種“封閉的視域”、“一個與我們自身世界毫無關係的異己世界”。伽達默爾認為,這種“魯濱遜的島嶼”隻能是“虛構”。如此把自己置身於異己的他域之中的辦法,不是古人與今人的對話、交流和溝通,而隻是企圖通過這種“手段”達到了解古人的立場、意見和想法的“目的”,就像老師對學生進行“口試”一樣,所以這種辦法並不能達到理解古代事物(包括古人的學說)的曆史意義的要求。[13]上引陳寅恪那段話的前一半(“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雖然沒有指設身於孤立的過去視域之意,但也隻不過是要求曆史研究者通過這種“手段”以達到了解和“同情”古人之所以如是“立說”、持論的“目的”而已。重要的問題是,陳寅恪那段話的後一句,“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是否僅僅依靠“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對其持論“具了解之同情”就可以達到?看來,陳寅恪也許並無此意,他似乎隻是把“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對其持論“具了解之同情”看成是“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的一個必要條件。但無論如何,陳寅恪在這裏未能指出,或至少是沒有明確指出,要達到“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的目的,還需要什麽樣的更根本的條件。伽達默爾學說的一個重大突破就在於他指出了,曆史研究的主要興趣不止於知道人物本人的意圖和想法,而在於理解曆史事件(包括曆史人物的思想學說)的意義(包括對古人學說之是非得失之批評),就像對作品的欣賞主要不止於知道原作者本人的用意,而在於讀者與作者之間。伽達默爾還進一步指出了理解曆史事件的意義的最根本的條件是什麽。在伽達默爾看來,要理解曆史事件的意義,或者,要批評古人學說之是非得失,就決不能把過去的視域看成是與後世隔絕的一種封閉的、異己的視域,而應該從整個古今的連續、流變過程中看曆史事件。

伽達默爾認為,孤立的現在視域和孤立的過去視域都隻能是人為的抽象。從事曆史研究,需要理解曆史事件,而真正的理解總需要有一種曆史視域。現實的、真實的(不是人為的、抽象的)曆史視域隻有一個,即融合古與今、過去與現在為一體的、有連續性的統一整體,這是一個由現在視域和過去視域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大視域”,“一種唯一的視域”[14]。這個“大視域”超出了現在的界限而上溯到過去,也超出了過去的界限而延伸到現在。

5.“大視域”中的現在沉積著過去

前麵談到對“現在的視域”有一個如何理解的問題,談到今人在必然從“現在的視域”看待過去時是否會陷入以今度古的主觀主義偏見問題,經過上述的一番分析,現在很清楚,對“現在的視域”做正確的理解,就是把它理解為“唯一的大視域”;按這樣的理解,則在現在中都沉積著過去,現在包含著過去的痕跡,因此,從“現在的視域”看過去,不會發生以今人的標準衡量古人的主觀主義問題,這種主觀主義隻有在孤立地看待“現在視域”時才會發生,就像我在上麵已經說過的那樣。

6.“大視域”中的過去孕育著未來

另一方麵,就“大視域”超出過去的界限而延伸到現在來說,這一點正說明過去的東西的真實意義要在後來和現在中展開。為什麽人們通常都說,一件事情的真實意義往往要到它離開了當時的現實環境以後才顯示出來?這就需要有一個“大視域”的觀點。古代的東西決非“自在之物”,它們總要在曆史流傳過程中顯現自身、展開自身。“本文的意義超越它的作者,這並不隻是暫時的,而是永遠如此的。”[15]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後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讀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古與今的“時間距離”不是什麽不可克服的障礙之物,不應該理解為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應該理解為展開、深化曆史事件之意義的條件。那種認為曆史研究隻是弄清曆史事件發生時的所謂“真相”和原作者、原曆史人物本人的意圖和目的的觀點是片麵的。

總之,宇宙整體也好,人類曆史的整體也好,其每一瞬間都既隱藏著——負載著和沉積著過去,又隱藏著——孕育著和蘊含著未來。隻有這樣看曆史,古和今、過去和未來才是互通互融的。現在大家都在談論今人和古人的對話,對話之所以可能的理論基礎就在於這種古今相通論。平常大家都愛把由古到今、由過去到現在的時間發展看成是縱向的關係,但就我們在前麵所說的由在場到不在場的關係而言,則可以說是“橫向”的:今天在場的事物背後隱藏著昨天的不在場的事物;昨天在場的事物背後隱蔽著尚未出場的後來的事物。這種古今融合的“大視域”顯然也隻有靠想象才能達到。曆史研究者應該運用想象,從古今融合的觀點研究曆史,應該把過去的曆史事件和人物放在其後的曆史流變過程中從“大視域”中去理解。我國明清之際的思想家王船山的曆史哲學為這種觀點提供了一個有創新意義的範例。

[1]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388、389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2] 同上書,390、361頁。

[3] Paul Ricoeur,From Text To Acti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p.17.

[4]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23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5]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218、219頁。

[6] 同上書,422頁。

[7]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23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8]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220頁。

[9]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219頁。

[10]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232頁。

[11] 陳寅恪為馮友蘭新中國成立前所著《中國哲學史》一書所寫的“審查報告”,見該書,商務印書館,下卷書末。

[12] 同上。

[13]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389~391頁。

[14] 同上書,391頁。

[15]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3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