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勢”為基礎的“天”的視域
王船山曆史哲學的中心概念是“勢”。通俗一點說,“勢”就是曆史發展的總的趨勢。“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1]王船山不像程朱理學家那樣把“理”看成是最高的和離開具體事物而獨存的,而是強調“在勢之必然處見理”。“勢字精微,理字廣大,合而名之曰天。”[2]在這種合一中,“勢”是更根本的。王船山強調研究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都要把它們放在這種以“勢”為基礎的“天”的整體中來考察。王船山的這個觀點頗有些類似於伽達默爾所說的置身於“唯一的大視域”中考察曆史事件和人物的觀點。王船山既是哲學家,又是曆史學家,他以豐富的具體的史實為例,對他的曆史哲學做了卓有遠見的說明。“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3]“武帝之始,聞善馬而遠求耳。騫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牁之可辟在內地也。”[4]秦始皇罷侯置守,他本人的原意是出於個人的統治;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其本意是為了求珍馬,這都是曆史“真相”(關於張騫與“善馬”事,王船山所說與曆史真相頗有出入。這裏隻是就王船山的曆史觀點立論),單就曆史人物本人的意圖和目的而言,皆微不足道,無甚曆史意義,但放在曆史流變的整體中,放在“天”或“唯一的大視域”中來看,則秦始皇促進了國家的統一,漢武帝促進了東西方的交流,具有巨大的曆史意義。又如王船山評唐肅宗自立一事,也是根據同樣的觀點:“肅宗自立於靈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罪無可辭也。裴冕杜漸鴻等之勸進,名為社稷計,實以居擁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誅也。……肅宗亟立,天下乃定歸於一,西收涼隴,北撫朔夏,以身當賊而功不分於他人,諸王諸帥無可挾之功名,以嗣起為亂。天未厭唐,啟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濟公,未嚐不為唐幸也。”[5]曆史事件的深刻意義和曆史人物的巨大作用,遠遠超出了曆史事件本身和人物自己的意圖和目的,由此可見一斑。王船山這幾段話裏所說的假私以濟公之“天”和“存乎神者之不測”,都不可用唯心主義的或神學意味的天意或神意來解釋,那是一種膚淺之見,王船山乃是要求人們從曆史流變過程的整體來看待曆史,他這裏的“天”是他的整個曆史研究的一種視域,就像伽達默爾的“大視域”一樣。
王船山不僅作為曆史學家舉了許多曆史事實來說明他的曆史理論,而且作為哲學家,還進一步就這些曆史事實做了哲學上的概括:“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啟其漸。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今來而成純者也。……時之未至,不能先焉;迨其氣之已動,則以不令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為得,即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啟,人為效之,非人之能力。聖人之所勤,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6]“因一時之利害言之”就是從孤立的過去視域看曆史;“通古今而計之”就是從“大視域”看曆史,從一種寬廣的視界(“天”)看曆史。“天者合往古今來而成純者也。”“天”是往古今來的流變的整體(“純”)。王船山的這一概括與伽達默爾“惟一的大視域”的提法,一中一西,一古一今,可以互相輝映、互相發明。
2.“天因化推移”
曆史發展的整體是曆史地存在著的人活動於其中的東西,因此,它也是不斷變遷的,而不是封閉的。從曆史整體看問題,以“天”觀物,或者說,以“大視域”觀物,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曆史事件和人物可以保持一種一成不變的、唯一的觀點。隨著曆史的演進和古今的遞嬗,我們對同一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會有所改變。王船山說:“天無可狃之故常,”“天因化推移,斟酌曲折以製命”[7]。這就是說,觀看曆史的“唯一的大視域”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因化推移”的。“唯一的”並非不變的。我以為隻有這樣,才能把握“通古今而計之”和“大視域”的真正含義。賀麟先生在《王船山的曆史哲學》一文[8]中,把王船山的“天”與黑格爾的“理性的機巧”相比擬,並對此做了詳細的分析,賀先生的論述很深刻,很有說服力,對我理解王船山的曆史哲學很有啟發。隻是有一點賀先生沒有談到,即黑格爾的“理性的機巧”最終歸結為“絕對理念”、“絕對知識”,而王船山的“天”的概念則無追求最終的絕對之意。他雖然如前所述認為“天”是理勢的合一,但他更多地強調“勢”之發展變化。他的“勢”是唐代柳宗元重“勢”的思想之發展,與抽象的理是對立的,而黑格爾的“理”終究是抽象的。王船山的“通古今而計之”的“天”和伽達默爾的“大視域”始終不脫離時間、不脫離現實,而黑格爾的“絕對”是要求超出時間的,他認為時間概念是精神尚未完成的狀態。
3.王船山“通古今而計之”的曆史觀的意義
從“大視域”看曆史,“通古今而計之”,這對於西方傳統來說,不是一件易事。西方傳統的主—客關係模式在對待古今問題上容易把曆史上的東西看成是外在的對象,這對象是現成的、固定的;從事研究的人不參與其中。黑格爾雖然是辯證法大家,但他的絕對知識的思想仍不脫這種傳統的窠臼。海德格爾打破了西方傳統的桎梏,主張曆史的、傳統的運動與人對它的解釋(和解釋者)的運動兩者間有著內在的相互作用和內在的聯係,我們參與曆史的、傳統的東西的運動過程,並規定著這種過程。伽達默爾繼承和發展了海德格爾的思想,提出了上述的曆史觀點,對西方傳統的曆史哲學做了重大的突破。中國的天人合一的傳統雖然很少正麵地講古今合一,但古今合一的思想與天人合一是一脈相通的,所以中國傳統思想家比較容易具有古今合一的思想實質,王船山“通古今而計之”、“合往古今來而成純”的觀點的提出比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的曆史哲學早了約三百年,不能不說與中西傳統思維模式之不同有關。王船山說:“以實言之,徹乎今古,通乎死生,貫乎有無,亦惡有所謂先後者哉?無先後者天也,先後者人之識力所據也。在我為先者,在物為後;在今日為後者,在他日為先。”[9]王船山的這些話雖然還很含混,遠不及伽達默爾曆史哲學的論述之細致,但他的貫徹古今先後的觀點卻早已提得非常明確,其內涵之深厚尤有待於今之學者加以闡發。至於兩千多年前太史公在他的《史記》中是如何貫穿他的“通古今之變”的曆史觀點的,則頗值得曆史學家和哲學家共同努力,作為一個新課題來探討。
4.內在體驗和參與的方法
西方傳統的主—客關係式決定了西方人重外在的認識而不重內在的體驗的特點,這對於西方傳統曆史觀難於像當代的伽達默爾所主張的那樣從曆史流變的“大視域”看曆史,頗有影響。伽達默爾所強調的人“參與”到曆史傳統中、今人“參與”到古人中去的思想,實則類似中國傳統哲學所講的體驗。(伽達默爾曾正麵地評述過“體驗”Erlebnis,他認為,“體驗”有非連續性與瞬間性,而他則同時強調曆史性。這是另一問題,茲不具論。)伽達默爾生長在西方的曆史傳統之中,要想打破外在認識的舊框架,達到類似中國傳統的內在體驗的方式,必須花很大的破舊立新的功夫,這也就是他的著作之所以必須花大量篇幅,從各種角度、各個方麵來說明“參與”(讀者參與作品、觀眾參與遊戲、解釋者參與本文、今人參與古人,等等)意識的原因。這對於西方傳統是一個震動。但王船山有中國“天人合一”的深厚的傳統背景,他比較容易采用內在體驗的方式以達到“通古今而計之”、“合往古今來而成純”的曆史觀,盡管他的論述不像伽達默爾關於“參與”的論述那樣詳細、廣闊。王船山說:“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10]設身處地,與古人同呼吸,共患難,就是一種“參與”,一種內在體驗的方法。伽達默爾所講的“參與”是要使現在“內在於”過去,與過去“同在”,通俗一點說,也是要求今人“自身置入”古人的處境。但伽達默爾所說的“自身置入於其他處境”和王船山所說的“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都不是要讓今人處於一個與後世隔絕的、孤立的、異己的“過去時域”或“古之時勢”之中。伽達默爾明確指出,在“自身置入”時,“不隻是丟棄自己”,同時,“我們必須也把自己一起帶到這個其他的處境中”,這樣的“自身置入”“既不是一個個性移入另一個個性中,也不是使另一個人受製於我們自己的標準,而總是意味著向一個更高的普遍性提升,這種普遍性不僅克服了我們自己的個別性,而且也克服了那個他人的個別性”[11]。伽達默爾這裏所說的“更高的普遍性”實際上就是他所說的“大視域”,“自身置入”就是把自身置入“大視域”中,把古今溝通起來,而不是使古與今相互隔絕、彼此異己。伽達默爾此說,包括了我們平常說的設身於古人之處境,對古人的思想、意圖具同情了解之意(隻有在同一個“唯一的大視域”中,才有同情了解),但又遠不止於此,伽達默爾更多地是強調,要在這樣的“更高的普遍性”或“大視域”中看出曆史事物在後世流傳過程中所顯示的意義和效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效果曆史”。王船山在講“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時,雖然不可能像具有分析傳統的西方當代哲學家伽達默爾那樣,在經過細致分析後告誡我們,設身於古之時勢,並非把“古之時勢”理解為孤立的、封閉的視域,但王船山的思想實質仍然是要貫徹古今,讓今人和古人同在一個“大視域”中,他所說的得失同異皆可資借鑒,就是明確地把古與今聯成一體,而且多少包含了伽達默爾的“效果曆史”的思想閃光。
[1] 王船山:《讀四書大全說》卷九。
[2] 同上。
[3] 王船山:《讀通鑒論》卷一。
[4] 王船山:《讀通鑒論》卷三。
[5] 王船山:《讀通鑒論》卷二十三。
[6] 王船山:《讀通鑒論》卷三。
[7] 王船山:《宋論》卷一。
[8] 賀麟:《王船山的曆史哲學》,載《文化與人生》,115~127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47。
[9] 王船山:《周易外傳》。
[10] 王船山:《讀通鑒論敘記》。
[11]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3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