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般的美與詩意境界之區分

無論藝術美或自然美,都有一個共同的、必要的條件,就是,美的東西都具有形式的恰當性,如勻稱、和諧、整一、部分與整體的恰當關係、比例的適當等,用古希臘人愛用的一個詞匯來說,就是多樣性的統一或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結合。這條原則既適合於各種門類的藝術美如建築、雕刻、繪畫、音樂和詩,也適合於自然美,如一朵花的美,一個美人的美。總之,任何美都必須首先符合這個條件才有可能使人得到愉悅的滿足,盡管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結合在自然中、在各種藝術門類中表現的方式千差萬別、各不一樣。但是,僅僅符合這個必要條件,是否就窮盡了美的深層內涵呢?換言之,美的核心是否就是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結合呢?顯然不是這樣。我們平常用的美學概念中的美或審美意識中的美,實在用得太寬泛了:美玉、美目之美叫作美,美妙之美也叫作美,甚至物我兩忘的境界也叫作美。其實,美玉、美目之美隻不過是平常說的漂亮的意思,遠不足以涵蓋物我兩忘的詩意境界。凡符合多樣性與統一性相結合之條件的東西都可以在不同形式下、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漂亮之美的特性,但詩意的境界決不隻是漂亮之類的言辭所可以界定的。美學或審美意識這類名詞術語,大家都用習慣了,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費筆墨,我隻是主張把漂亮、好看之類的意義下的美與詩意的境界區分開來。我的具體目的在於,所謂“美學”應重在提高人的境界,而遠不止是講漂亮、講好看之學。如果有人硬要堅持“美學”就是講漂亮、講好看、講娛樂之學,那我倒是願意把著重講提高境界之學不要冠以“美學”之名。

提高境界,關鍵在於突破人的有限性的束縛,而這就需要藝術。藝術都是以有限表現無限、言說無限,或者說,就是超越有限。這個道理,前麵已做了論述,這裏主要就超越有限的空間之大小談藝術價值和詩意境界的高低之分。

2.摹仿處於藝術價值的最低層次

人的自我實現的過程就是由有限向無限擴展的過程。人之最原初、最簡單的擴展意識是摹仿。自然物之美,其中包括美人之美,都是有限的存在,但一經人的摹仿,它就成了再現的藝術。就摹仿隻是摹仿自然物的形象而脫離了它的存在而言,就摹仿的處理技巧以及從摹仿的形象中可以領悟、推斷出原來的事物是什麽從而產生愉悅之感而言,摹仿就是對自然物的有限性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越。如果說由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結合所產生的愉悅性的美感是人最初步地參與到自然物中或者說是人與物的最初步的交融合一的產物,那麽,摹仿則是人與物的更進一步的交融合一。有了摹仿,人的審美感才有可能超越多樣性與統一性相結合的形式美而進入美的深層內涵。所以摹仿的藝術品具有最初步的審美價值。但摹仿畢竟是最原初的超越有限。我們在聽一般的口技時會感到一種愉悅,但它畢竟是對有限存在的摹仿,雖然也有一定的審美價值,卻由於它距離有限存在太近,隻能屬於藝術中的低層次,更談不上與交響樂相比擬。摹仿當然不隻是指摹仿簡單的物,也可以是指摹仿有情節的故事。對現實的故事情節依樣畫葫蘆式地照搬,就是一種簡單的摹仿。按照摹仿說的理論,藝術品摹仿得越像原型,就越具有藝術性。但是我們平常卻說藝術應高於現實,意思就是說藝術不能停留於簡單的摹仿,摹仿隻是藝術的起源,或者說隻是詩的起源。

3.典型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和詩意

比摹仿藝術更高一級的藝術是通過感性的有限事物以表現(言說)普遍性概念,而普遍性概念就是無限,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典型說。典型說主張寫出現實事物所蘊含的理想或理念,這比起摹仿的藝術來顯然大大超越了有限,為我們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西方許多哲學家和美學家往往稱它為詩的特性。亞裏士多德說:“詩比曆史更哲學、更嚴肅,因為詩所說的大多帶有普遍性,而曆史所說的則是個別的東西。”[1]亞裏士多德所說的普遍性就是典型,詩意就是在有限的個別的東西中見出無限的普遍性。康德對詩的稱讚也與詩能表現普遍性概念密切相關:“在一切藝術中,詩是占首位的。……詩開闊人的胸懷,它使想象力自由活動,從而在與一個既定的概念範圍相符合的無限多樣可能的形式中,提供一種形式,此形式把概念的表現同非語言所能確切表達並從而提升到審美理念的豐富思想相結合。”[2]這段話的意思說得通俗點也就是,詩的特性在於,從一特定的普遍性概念所屬的無限多樣的感性形象(“形式”)中選擇(“提供”)一種形象,以表現普遍性概念,並通過這一形象想象這一普遍概念範圍內其他相關的無限多樣的形象。黑格爾也采取同樣的基本觀點:“詩總應是提取有能力的、本質的、有特點的東西,而這種富於表現性的本質的東西正是理想性的東西(das Ideele)而不是單純在手的、現成的東西。”“在詩的藝術中所表現的總是普遍的表象(die allgemeine vorstellung),它區別於自然的特殊性。”“藝術作品誠然不單純是普遍的表象,而是其特定的賦形,但是藝術作品作為來自精神和來自精神的表象因素的東西,必然貫穿普遍性……”“藝術作品的任務就是抓住對象的普遍性。”[3]我國文藝理論界近半個世紀以來也大多采取這種典型說,認為詩意或藝術性就在於以有限事物表現無限性的普遍概念或典型,而這就算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給鑒賞者留下了最廣闊的想象空間。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認為詩意的或藝術的境界到此就至矣盡矣,無以複加矣。但是,藝術或詩是否隻要表現了普遍性概念就達到了藝術或詩意的最高境界呢?這是否就算是實現了藝術的最高價值呢?說得更具體一點,以感性有限事物表現普遍概念,是否就充分超越了有限呢?

前麵的章節中已經談到,典型說所講的讓人想象和玩味的空間顯然是有限度的。人們常說康德的“審美意象”有高度的概括性,能以有盡之言(有限的感性形象)表現無窮之意(理性的理念),能引人從有限到無限,使人獲致自由之感。但是,上引康德對於詩的讚美的那段話,盡管強調了詩的想象力所提供的“形式”(感性形象)能表現普遍性概念、能暗示無限多樣可能的其他“形式”,然而他也很有分寸地注意到這普遍性概念是“既定的”、“有範圍的”。康德的“審美意象”說意在說明詩意在於從有限到無限,但他沒有意識到他的這段說明中包含了超越他自身的理論觀點,即以有限表現普遍概念的藝術或詩意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它遠未能充分超越有限。

4.以在場顯現不在場的“意在言外”的藝術具有最高的審美價值和詩意

比表現典型或普遍概念更高一級的藝術,我以為應是以在場顯現不在場即顯現隱蔽的東西的藝術。這是最高意義的詩意境界,具有最高的審美價值。中國傳統詩論所強調的言有盡而意無窮,就是這種境界的最簡明生動的描繪。這裏的無窮之意不是抽象的、超感性的東西,不是西方傳統哲學和美學所要求顯現的普遍性概念,這言外的無窮之意(即隱蔽的東西)和“狀溢目前”的“有盡之言”(即顯現的東西)是同樣具體的。這種以“有盡”表現(言說)“無窮”的詩意境界,是中國傳統美學思想的基本觀點,叫作“意象”說。葉燮說:“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旨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4]這段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詩意的最高處在於引人從有形有象有言的東西(有限)中進入無窮無盡、永無止境的(“無垠”)“冥漠恍惚之境”;前者是顯現於當場的,後者是隱蔽的、不在場的,言在顯現的有限,而意在隱蔽的無限,這無限的隱蔽物就“含蓄”於顯現出來的有限物之中。王國維在評價白石詞時說過一段似乎是給“意境”下定義的話:“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王國維《人間詞話》)。可見,第一流的詩在於有意境,而意境就是要人感到有“言外之味,弦外之響”。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葉燮關於詩中“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5]的論述,它提出了無論顯還是隱都包含有事與理的詩意結合,而非脫離具體事物之理或抽象的普遍性概念。王國維似亦認為“言外之味,弦外之響”(即隱蔽的、留給人們想象的空間)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動具體的東西,他所講的“隔”與“不隔”的區別或亦可作此解:他引證歐陽修《少年遊》詞的上半闋後說:“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人間詞話》)。聯係王國維在別處所引“隔”與“不隔”的詩例觀之,也許在他看來,越是具體生動的東西便越是“不隔”,反之,就是有不同程度的“隔”。王國維還明確主張,“詩詞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人間詞話》),“題”總是意味著確定的或概括的東西。不過,這裏不是專門研究王國維美學思想的地方,就不再做詳細的討論了。

中國美學思想所講的“意象”,都與“意境”以至“境界”有密不可分的聯係,葉燮的“冥漠恍惚之境”就是一種高遠的境界,是“詩之至處”;它的哲學本體論基礎是我在前麵所說的“萬物一體”即顯隱之綜合為一。這種能引人進入此種境界的藝術,比起摹仿性藝術和顯示典型之藝術來,我以為應居藝術之最高峰。[6]把這種境界與平常所謂漂亮、美麗、娛樂意義之下的美相提並論,顯然降低了提高境界的意義。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雖然也講到漂亮、美麗、娛樂意義之下的美如宋朝之美、美言不信之美等,但居於中國美學思想之中心地位的是“意象”、“意境”乃至於“境界”。我以為我們今天的美學應繼承中國的這一思想傳統,以提高境界為旨歸。德國18世紀的音樂家喬·弗·亨德爾說過:“如果我的音樂隻能使人愉快,那我感到很遺憾,我的目的是使人高尚起來。”[7]我以為美學的最高目的也應是“使人高尚起來”。

5.崇高是美的最高階段

怎樣使人高尚起來,單靠一般地提高優美的審美意識是遠遠不夠的,我以為最重要的是提高詩意的境界,特別是崇高的詩意境界。人們談起崇高,似乎覺得在天上,太玄遠,但是人正是需要向往天上的玄遠,才得以在地上生存和追求。崇高是有限對無限的崇敬感,正是它推動著有限者不斷超越自身。

古希臘美學家朗吉努斯(Casius Longinus,213—273)是最早把崇高作為審美範疇而加以描述的人。他區分隻有“說服力”和“隻供娛樂的東西”與具有“感動力”的崇高精神。朗吉努斯關於“我們所讚賞的不是小溪小澗”,“而是尼羅河,多瑙河,萊茵河,尤其是海洋”[8]的那段話就能把人引向對偉大的、不平凡的崇高形象的敬畏之感:崇高具有氣魄和力量。他在描述崇高的風格時說:“崇高風格到了緊要關頭,像劍一樣突然脫鞘而出,像閃電一樣把所碰到的一切劈得粉碎,這就把作者的全副力量在一閃耀之中完全呈現出來。”[9]崇高確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無怪它有激勵人奮爭向上、勇於獻身、勇於創造的巨大威力。朗吉努斯引證舊約聖經《創世紀》裏的話:“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他以此作為崇高的突出例子。這對於不信上帝的人也會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先必須“要有”,然後才“有”。從“要有”到“有”,是精神的崇高的威力創造出來的。但是朗吉努斯隻是對崇高的表征做了簡單的描述,他未能對崇高的本質做出理論的分析。

18世紀英國思想家、美學家博克(Edmund Burke,1729—1797)明確把崇高與美區分開來,認為崇高感是痛苦和危險引起一種夾雜著快感的痛感,美感則是由愛引起的快感。他認為崇高感的主要心理內容是驚懼,引起驚懼感的對象多種多樣,其中包括無限和晦暗不明。他說:“凡是引起我們的欣羨和激發我們的情緒的都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我們對事物的無知。等到認識和熟悉了之後,最驚人的東西也就不大能再起作用。……在我們的所有觀念之中最能感動人的莫過於永恒和無限;實際上我們所認識得最少的也就莫過於永恒和無限。”[10]博克論崇高的要點之一,就在於看到了崇高是對無限和晦暗不明的東西(實即隱蔽的東西)的驚懼感,他沒有看到崇高對象令人崇敬的特性。

康德把崇高對象理解為超過感官或想象力所能把握的無限大的整體和一種威力,此威力不僅指自然所施於人的威力,而更重要的是包括人能勝過自然、不屈服於外來暴力的意識,即人的勇氣和自我尊嚴感。這就使崇高對象不僅具有博克所說的令人驚懼的特性,而且具有令人崇敬的特性。康德在講威力的崇高時,主要都是以道德意義下的勇敢精神作為令人崇敬的例子。康德關於崇高的論述中,包含著崇高以無限為對象和崇高具有道德意義等合理的思想(盡管他講的無限大是體積的無限大,盡管他認為美依存於道德、低於道德),值得我們重視。康德說:“真正的崇高不能容納在任何感性形式裏,它所涉及的是無法找到恰合的形象來表現的那種理性概念;但是正由這種不恰合(這是感性對象所能表現出的),才把心裏的崇高激發起來。”[11]崇高意味著有限不足以表達無限之意。

黑格爾更明確地說:“崇高一般是一種表達無限的企圖,而在現象領域裏又找不到一個恰好能表達無限的對象。無限,正因為它是從對象性的全部複合體中作為無形可見的意義而抽繹出來並使之變成內在的,因而按照它的無限性,就是不可表達的,超越出通過有限的表達形式的。”[12]盡管黑格爾把崇高僅僅當作他所認為的初始藝術形態即象征型藝術的特征,但他從有限與無限的差距的角度來界定崇高的觀點卻是很深刻的。人隻有在意識到自己的有限性之時,才會對無限的精神性的整體產生崇敬之心;也隻有從崇敬無限的精神性整體的觀點出發,人才會努力超越自己的有限性,不斷創新,不斷獻身。缺乏這種崇敬感的人,不是一個真正有審美意識的人,也不是一個真正有責任感的人。歐洲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美學思想,有很多觀點非我所能讚同,但它所包含的崇尚無限美的思想,是值得吸取的。我以為我們不僅應該把希伯來文化精神的崇高與希臘文化精神的美結合起來(康德並沒有做到這一點),而且應該把崇高看成是美的最高階段,正如朗吉努斯所說,我們不隻是欣賞小溪小澗的柔媚,我們更讚賞尼羅河、多瑙河、萊茵河,尤其是海洋。

6.超越有限的目標——萬物一體的崇高境界

與美相結合的崇高美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境界呢?這裏涉及對崇高的一種新的理解,這種理解是西方近代美學中所缺少的,卻早在3世紀的朗吉努斯那裏有所論述。朗吉努斯的主要思想是講崇高的宏偉氣魄和令人驚羨的方麵,但鮑桑葵卻引證了一段他認為“朗吉努斯沒有真正肯定地抓住任何明確的崇高觀念”的一段話:“當一段文字中充滿了弦外之音、味外之味的時候,當我們很難、簡直不可能使注意力離開它的時候,當它在記憶中印象鮮明、經久不滅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肯定,我們升高到真正崇高的境界了。”[13]鮑桑葵在引證之後還補充說:“朗吉努斯很明白,含蓄和餘韻是和崇高密不可分的。”[14]朗吉努斯雖然沒有把這種觀點充分展開,但主旨還是清楚的,它與中國古典詩重含蓄、重餘味的意境是一致的。鮑桑葵雖然認為朗吉努斯的這段話有離崇高的氣魄宏偉之本意,但他似乎又意識到餘味無窮與氣魄宏偉這兩種含義之間的某種聯係。鮑桑葵在引證這段話之後緊接著說:“或許,我們可以說,作者(按指朗吉努斯)差不多快要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崇高有賴於心靈做出努力或反應來同氣派宏大或力量無窮的氣象展開某種競爭。在這種努力或反應中,主體覺得自身肯定有了比通常經曆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15]鮑桑葵的這幾句分析似乎指引我們體會到,在對一個在場的東西玩味無窮之際,實際上也就是在無窮地追尋隱蔽的宏偉氣象。鮑桑葵所謂“同力量無窮的氣象展開某種競爭”,頗有些類似“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宏偉氣魄。如果情況真的是這樣(我傾向於這樣看),那麽,美學上的顯隱說或者中國的隱秀說,也可以說是與崇高的觀念緊密相連的。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構成一個萬物一體之整體,而這樣的整體不是封閉的、黑格爾式的“真無限”,它是無止境地流變著的黑格爾所謂“壞無限”。審美意識中“不在場者”在“在場者”中的顯現實際上就是通過想象力把在場與不在場結合為一體,人能在審美意識中體悟到與萬物一體,這就是一種崇高的境界。我們通常總愛把萬物一體的境界理解為一種恬靜、淡遠,或者說得不好聽一點,理解為一種冷漠。其實,對萬物一體的體悟是與宏偉氣魄意義下的崇高聯係在一起的。崇高不是高傲、自負,那是一種“虛假的崇高”[16]。我在前麵說過,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應是悠閑自在,而是經受得起痛苦的超越。萬物一體的崇高正是這樣的境界,它是超越有限的意識所無窮追尋的目標。

[1] 亞裏士多德:《詩學》,第9章。

[2] 康德: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James Greed Meredith英譯本,Oxford,1952,191頁。

[3] Hegel·Were,第13卷,220、219、217頁,1983。

[4] 葉燮:《原詩·內篇》。

[5] 葉燮:《原詩·內篇》。並參見陳望衡:《中國古典美學史》,1011~1014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 各種藝術作品之間有價值高低之分,而在某同一作品中,特別是在內容比較複雜的同一作品中,則可以是高低不同的藝術層次都統攝於一體,例如《紅樓夢》就既有簡單事實的描述,又寫出了各種典型,而《紅樓夢》的最高藝術價值或詩意則在於它從整體上通過其所言說出來的故事情節讓讀者想象和體悟到無窮的人生意味和高遠境界,而這是隱蔽的、未說出來的。《紅樓夢》把各種簡單的事實描述和典型都融會於這顯隱的意象之中。

[7] 轉引自宗白華:《康德美學原理評述》,載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卷,22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8] 轉引自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114~115頁、11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9] 同上。

[10] 同上書,243頁。

[11] 康德:《判斷力批判》第23節,譯文錄自黑格爾:《美學》,第2卷,7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2] 黑格爾:《美學》,7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譯文根據Hegel·Werke,1983年;第467頁略作改動。

[13] 鮑桑葵:《美學史》,140頁。

[14] 同上書,140頁。

[15] 同上書,140頁。

[16] 鮑桑葵:《美學史》,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