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古典哲學到現當代哲學的轉向

1.“人類自戀”的三次衝動

人不同於其他萬物,人有精神性,因此,人總有一種超越其他萬物、企圖擺脫物質性或者說超越有限、奔向無限的內在衝動;這種內在衝動的過程表現在西方哲學史上就是幾次哲學轉向的運動。

第一次轉向是柏拉圖《斐多篇》中蘇格拉底所說的,從在個別的具體事物中尋找當前具體事物的根源轉向為在“心靈世界”(即“理念”)中尋找當前具體事物的根源,這一轉向標誌著人類超越物質性和有限性而突出精神性和奔向無限性的第一步。但蘇格拉底—柏拉圖的“理念”是獨立於人的精神意識而存在的。近代哲學的創始人笛卡爾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明確地建立了近代哲學中人的主體性原則,從而進一步推進了人類超越物質性和有限性而突出人的精神性和奔向無限性的內在衝動,這是西方哲學史上的第二次轉向。康德沿著主體性哲學的方向,更進而把先驗性看作是必然性知識的來源,這是人類內在衝動過程中一個新的裏程碑,也可以算作是西方哲學史上的第三次轉向(胡塞爾就是這樣看的)。不過,我還是想把康德哲學歸入從笛卡爾到黑格爾的近代主體性哲學的大範疇之內。黑格爾是主體性哲學之集大成者,他完善了主體性哲學,他的“絕對精神”或“絕對理念”是絕對的主體,實際上是把人的主體性誇大到至高無上、登峰造極的神聖地位。人類企圖超越物質性和有限性的內在衝動在黑格爾這裏可謂達到了頂點,但這個頂點也是它走下坡路的開始。黑格爾死後,他的絕對主體被一些現當代哲學家們從各種角度撕得粉碎。西方現當代人文主義思潮的哲學,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批判以黑格爾為代表的主體性哲學。

2.對“人類自戀”的三次打擊

其實,在西方思想史上,伴隨著這種突出精神性主體的內在衝動過程的,還有另一種與之相反的思想運動:首先是哥白尼關於人所居住的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心的理論;後來是達爾文發現的關於人類的動物演化的理論;再往後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所發現的關於無意識對於自我意識或主體意識的重大作用的學說。這三種理論是對“人類自戀”的三次打擊。[1]我以為這三次打擊也可以說就是對突出精神性主體的內在衝動的反擊,是對主體性哲學所標誌的人類中心論的反擊。三次反擊所構成的思想運動,說明三次哲學轉向所標誌的內在衝動再也不能一意孤行地繼續下去了。當精神性主體在人的內在衝動中被抬高到如日中天之際,一種返回到物質自然和現實生活的反向運動開始了:人們愈來愈傾向於否認超越感性之外的絕對主體,人不能作為主宰一切的主體而君臨於客體之上。

3.哲學從天上回到人間

由黑格爾集大成的傳統形而上學,即主體性哲學,基於內部的和外部的原因而走向終結。黑格爾死後的西方現當代哲學,特別是歐洲大陸人文主義思潮的哲學,流派紛呈,各有己見,但大體上都以強調超越主客關係,主張人與世界融為一體(海德格爾的“此在與世界”的關係就是一種主客融合論)為旨歸。西方現當代哲學的這一思想基本觀點是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繼笛卡爾、康德之後的又一次大轉向。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一書中自稱他的現象學是這次轉向(“革命”)的開創人。胡塞爾不僅像康德那樣認為認識形式或範疇的客觀性來源於主體性,而且把認識內容的客觀性也建立在主體性的基礎之上,他主張認識對象在認識活動中構成自身,這實際上就是說,對象是在人與物的交融中構成的。正因為人與物的交融構成對象,正因為物必須在其與人的交融中顯現其自身之所是,所以在胡塞爾看來,超越於人之外的獨立外在的東西是無意義的,因而也不是他所謂“自明的”、“被給予的”或“直觀的”(這是胡塞爾現象學不同於傳統主體性形而上學的重要特點之一,後者把客體看作是與人的主體相互外在的)。換言之,人與物的交融構成整個有意義的世界,並使整個世界處於“被給予的直觀”之內。胡塞爾由此而排除傳統形而上學所主張的“超越”,認為這種“超越”就是承認離開人而獨立外在的東西的意義。胡塞爾的這種哲學觀點開始把人的注意力從傳統主體性形而上學所主張的抽象的超感性的概念世界拉回到人所生活於其中的現實世界即“生活世界”中來,哲學從過去那種蒼白無力、枯燥乏味的貧困境地開始走向了與詩意相結合的境地。但胡塞爾畢竟還隻是一個現當代哲學的開創人物,他的現象學哲學本身還包含許多傳統的主體性哲學的舊框框和印跡。他的哲學中所蘊含的許多連他自己也不明確其重大意義的開創性觀點突破了他的現象學哲學自身。胡塞爾在不少地方談到事物的“明暗層次”的統一,談到事物總要涉及它所暗含的大視野,這實際上意味著在場的事物(“明”)都出現於由其他未出場的事物(“暗”)所構成的視域之中,意味著胡塞爾不同意傳統形而上學以“永恒在場的”超感性概念為萬事萬物之根底的觀點而主張在場的與不在場的具體事物結合為一體。隻不過胡塞爾的這些思想尚未有明確的闡發,胡塞爾仍然經常強調“在場”的優先地位。法國當代哲學家德裏達批判了胡塞爾以“在場”為先的觀點,並發掘、補充和發展了胡塞爾現象學所暗含的關於在場與不在場結合為一體的觀點。

把在場的具體物與不在場的具體物結合為一體的現當代哲學觀點,是對於自蘇格拉底—柏拉圖至黑格爾的傳統形而上學所主張的那種抽象的概念哲學的反對,也是對蘇格拉底—柏拉圖以前基本上不分感性世界與超感性世界、不分主體與客體的哲學觀點的某種回複(一種在高級基礎上的回複);而從中西哲學比較的角度來看,則又可以說是與中國傳統的人與萬物一體或天人合一說(這裏的“天”也如前所述,是取其自然或萬物之意,而非指意誌之天或封建義理之天)以及易老思想的某種接近,盡管二者間有時代和曆史階段性的差異。

西方現當代的哲學轉向既反對單純地把人抬到至尊的天的地位,但又不是把人下降到低級的動物本能的水平,而是使哲學回到天與人的結合,回到人與世界的融合,亦即回到現實的人間。這一哲學轉向使西方人不再像自笛卡爾到黑格爾的主體性哲學那樣過多地注重人與自然的鬥爭,過多地注重尋找普遍性,過多地注重認識(知),輕視人的情感和意欲,而轉向重視作為知情意結為一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相異性,重視各個人的獨特性,從而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的研究。精神科學,或者說,關於人的學問,被提到比自然科學更受注目的地位。當前,在我國學術界,有一種觀點仍然執著於把精神當作自然一樣看待,專心致誌於尋找普遍性而忽視個人的獨特性和人與人的相異性和相互理解的研究,這是否有辱人的尊嚴呢?

[1] 參見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貢獻與局限》,153~154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