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精神科學研究的重視和對人與人之間如何相互理解的研究的重視,必然導致對語言的哲學研究的重視。
1.世界由於語言而敞開
西方傳統哲學到現當代哲學(或者粗略地泛稱為“後現代哲學”)的轉折點是語言學轉向,從此以後,哲學所討論的重點問題大體上由主客關係轉向語言與世界的關係,由主客關係的觀點轉向人與萬物融合的觀點。從前,舊形而上學的認識論把人看成是進行認識的主體,世界萬物是被認識的客體,於是語言被看成是反映天地萬物的工具和鏡子,天地萬物無語言,或者說,不能言,隻有有意誌的人才有語言,才能言。現在則不然:人既是對世界的開放,又同時是世界本身的顯現,人與世界融合為一體,融合的關鍵在語言;語言使人與世界相融相通,語言開啟了世界,建構了世界,或者說,世界由語言而敞開、而有意義。離開語言,便沒有世界,事物也就沒有了意義。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有語言的地方才有世界”;同樣,“人的存在基於語言”,因為人的世界是語言建立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說,在人與世界相融相通的“一體”之中,任何事物都是言說著的,當然,這裏的言說是無言之言,並且隻是對於多少有詩意的人來說才如此(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是有詩意的)。例如石頭本身無語言,塊然無“空無”,因而也無敞開狀態。但石頭的藝術品,例如石廟建築,卻是發生在語言的敞開之中的,它和一切其他形式的藝術品(包括造型藝術品)一樣,富有詩意地言說,[1]它使我們不再以主客關係式的日常態度對待石頭,而是使石頭以反日常的姿態顯現出來,讓石頭詩意地言說著。所以隻有有詩意的人——詩意地言說著的人,才能貪圖和欣賞石頭藝術品所言說和敞開的世界,可以說,石頭在藝術中,在能欣賞藝術品的、有詩意的人的心目中,是通靈的,反之,在毫無詩意、毫無藝術修養的人的心目中,石頭隻能是冥頑不靈的。一個有詩意的人登上雪山高峰,不隻是一般地為了遊山玩水、變換生活方式,甚至也不隻是簡單地為了欣賞大自然,而更重要的是把雪山高峰當作一種富有詩意的藝術品(一切藝術品都富有詩意)來看待的。嚴格講來,自然離開了人,是沒有意義的。岩中花樹,“當你未看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寂”者,無意義之謂也。所以自然本身無所謂美。自然美作為美實際上是一種藝術美,它是自然與人合一的整體,在這裏,自然(作為美)已轉化成了一種藝術品。“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一時明白起來”的“此花顏色”乃是人與自然合一的藝術品和藝術美。伽達默爾也說過:“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沒有語言性之外的‘自在世界’”。這樣,語言便由先前作為主體(人)的工具而反映和再現客體的地位轉變為“先在”的地位:不是人說語言,而是語言說人;語言言說在先,語言所言說的世界超越了人,人之言說(包括人之詩的言說與思的言說)不過是“應和”語言之言說;語言的言說是“道言”(die Sage),我們人作為說者隻能是“謙然任之”(Gelassenheit)的依從者,因此,我們人的言說應對語言言說“感恩”。
總之在人與萬物融為一體的現實生活世界之中,語言是世界的意義之寓所,每個人所說的語言(言語)來源於作為世界意義之寓所的語言,前者(言說)是有言之言,後者是無言之言,前者之所以能發生,是由於對後者的聆聽。
2.語言獨立於主體和對象的出場
傳統的語言觀總是按照常識的看法,認為書寫的東西是口頭語言的符號,語言隻是說話的主體的活動,總是涉及說話者或作者。這一基本觀點,早在亞裏士多德的《解釋篇》的第一節(16a)中就已得到明確的表述。海德格爾和德裏達認為這種傳統語言觀“與主體性形而上學有不可分離的聯係”。“在海德格爾的論題中,語言不能歸結為說話者的活動,它毋寧需要(按照最簡單的公式來表達)對某種言說的東西的聆聽,而這某種東西是它在人類語言中發出聲響以前就言說著的。”[2]海德格爾本人說過:“說源於聽。”它是對我們言說著的語言的一種聆聽。因此,說並非同時是一種聽,而乃預先就是一種聽。這種以不顯現的方式對語言的聆聽先於所有其他各種聆聽。我們不僅僅是言說語言(the language),而是我們從語言中言說(“Wir sprechen nicht nur dieSprache,wir sprechen ausihr”)。[3]德裏達從另一角度表達了與海德格爾相似的觀點。德裏達批評了胡塞爾關於語言表達或意謂總是指向他人的體驗而他人的體驗對於說話者又不能“直觀在場”的觀點,他發展了胡塞爾所暗含的而又超出其自身的觀點,認為語言表達可以獨立於一切“直觀在場的東西”:既獨立於感性對象或客體的“直觀在場”,也獨立於某個主體(說話者)的“直觀在場”[4]。這也就是說,沒有某個說話者或沒有某個作者之前,早已有語言。這種語言是沒有說話人的語言。
海德格爾和德裏達關於無說話主體的語言的觀點,是對傳統的主體性形而上學的背離。主體性形而上學又被稱為“在場形而上學”,其特點之一是把最真實的存在看作隻是在場的東西。海德格爾和德裏達都批評單純在場的觀念。海德格爾所謂“在手的東西”(Vorhandenheit,presence-at-hand)就是與單純的看或直觀相關的一種現成的在場。他認為比“在手的東西”更根本、更具基礎性的是“上手的東西”(Zuhandenheit,readiness-to-hand),即人與之打交道的東西,或者說,人所操作、使用的東西(而非單純的看或直觀著的東西)。“在手的東西”是與主體對立的、預先擺在主體麵前的客體,但海德格爾認為任何事物首先是“上手的東西”,或者用我們中國哲學的語言來說,首先是人與之交融在一起的東西,而“上手的東西”總是涉及隱藏在其背後的東西,並非單純在場的東西,它的意義指涉著一個作為參考係的整體。這也就意味著,語言表達的意義不在於單純的“直觀在場”,而總是在場與不在場的東西相結合的整體。這種意義下的語言,就是一種先行於某個說話人或某個作者所說的語言之前的無言之言。借用莊子的話來說,我想強名之曰“大言”。“大言炎炎”(《齊物論》),意謂“大言”如燎原之火,照亮一切,使萬物具有意義。
德裏達從另一角度指出了單純在場觀念的局限性。德裏達指出:胡塞爾所謂與“語言意指”嚴格分離的“前表達經驗的層次”(即語言表達所指向的他人的體驗,這種體驗對於說話者是不能直觀在場的),是一種單純感性的在場,這種在場的“現在”並不是孤立的、靜止的,而是與過去、未來有著本質聯係的。它不是先有一個出場(在場)的“現在”,然後與過去、未來相聯係;實際上,這種聯係原來就是一個出場的“現在”之構成因素,這也就是說,沒有單純的自我同一的出場(在場)。德裏達在《言語與現象》一書中把這種“現在”的特殊複雜性用“重複”的概念來稱謂和說明,其要點是,“現在”在下述兩種意義下包含一種重複的運動:(1)當前出場的“現在”包括先前的“現在”的重複,這就是保留、記憶;(2)當前出場的“現在”,即出場的形式,其本身是理想性、觀念性的並從而是無限地可重複的。[5]這種重複的特征被德裏達稱為“印跡”(trace),又稱“延異”(différance)。根據這種“延異”的觀點,封閉的在場就被解構了,即是說,語言表達或意謂的作用不要求達到單純直觀在場的目標,不要求達到一個現成的固定不變的在場物,而成為獨立於言說者或作者的在場以及獨立於對象的在場的流變不居的東西。德裏達所謂獨立於主體與對象的語言,也頗類似上述海德格爾所說的人與世界相融合、在場與不在場相結合的整體的語言。
海德格爾與德裏達的語言觀,撇開二者論證的角度不同之外,其共同的思想傾向都是強調人與萬物融合為一的宇宙整體能作無言之言。這種語言獨立於說話人或作者的語言,前者通過後者而發出有言(有聲)之言。顯然,這種語言觀的哲學基礎是萬物一體論(借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它和傳統語言觀之以主客關係論和主體性哲學為基礎,正好形成鮮明的對比。
其實,英美分析哲學家也有人認為世界具有語言的性質,沒有離開語言的獨立存在。例如蒯因(W.V.O.Quine,1908—2000)的“本體論的承諾”就是把本體論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他認為一事物的存在決定於它所納入其中的語言概念的體係。但有一點根本不同的是,蒯因的“本體論的承諾”是建立在約定論的基礎之上的,它與主客關係的思維模式結合在一起。在蒯因那裏,世界的言說對人而言並不是先在的。
[1] 盡管石建築之類的藝術品不同於狹義的詩作(語言詩作,Poseie),不能言說,但由於真理首先發生在語言中,語言詩作是廣義的詩(Dichtung)中的最原始的一種形式,所以石建築之類的藝術品是在語言詩作所敞開的空間之內發生的,即是說,石建築之類的藝術品也詩意地言說著(Heidegger,Gesamtausgabe,第5卷,62頁),隻不過是一種無言的言說。
[2] John Sallis,Delimitations,p.140.
[3] Heidegger,Unterwegs zur Sprache,Pfullingen:Verlag Günther Neske,1959,S.254.
[4] John Sallis,Delimitations,p.142.
[5] John Sallis,Delimitations,p.143;並參見杜小真譯德裏達著《聲音與現象》,81~86、127~13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我所提到的德裏達著《言語與現象》一書即杜譯《聲音與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