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語言的意義由指向感性對象和抽象概念轉換為指向無底深淵的世界
主客關係式的主體性形而上學沿襲柏拉圖主義的方向,把世界分裂為感性世界與超感性的概念世界、現象的事物與本質的事物(“真正的世界”);在這種哲學觀點的指引下,語言表達的意義被歸結為由說話的主體指向客體:或指向感性的對象,或指向抽象的概念,總之,都是指向在場的東西,前者是變動不居的在場,後者是永恒的在場。由於這種語言觀以要求在場為意義的根本條件,所以,沒有任何對象的語言,或不符合邏輯概念的語言,在它看來,都是無意義的,例如“一座金山”或“方形的圓”就被看成是無意義的。[1]
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和現當代的現象學否定了超感性的抽象概念世界,要求人們專心致誌於具體事物本身及其自我顯示,這樣,事物的意義就不在於表麵現象指向所謂“真正的世界”或抽象概念,也不在於由此一事物指向彼一事物,而在於指涉一事物所一向源於其中的萬事萬物本身之整體,或者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在於指向“世界”。所以,要理解某事物,就要參照“世界”這一“敞開的參照體係”(an open system of references)[2]而不是參照抽象的普遍性概念或某一個別的事物,這就叫作“從事物自身理解事物”(to understand it from itself)或“自我顯現”(self-showing)[3]。這樣,語言表達也就得到了重新的界定:語言的意義不是指語言要去表達獨立於語言的某確定的對象或某確定的概念,而是(用海德格爾的說法)事物從中顯現自身的“漂流著的世界”,是作為Dasein之Da的“言說”(Rede)[4],亦即“世界”之展露口。
對於這種意義下的語言來說,某個具體對象的“直觀在場”是不需要的,作為某一類對象的永恒在場的概念也是不需要的,它所需要的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集合”,這“集合”就是“是”(Being)之本義。換言之,“是”(Being)集合著一切:在場的,不在場的,顯現的,隱蔽的,而且這一切是無窮無盡、沒有止境的。語言言說著這無底深淵的一切[5],同時也言說著存在者的真正內涵——言說著存在者之所是。但是,我再重複一句,它並不需要某個具體對象或某個概念。正是在這種意義下,沒有任何可能的感性對象的“直觀在場”的語言,仍然是有意義的。[6]
2.詩的語言可以獨立於感性對象和概念的出場
其實,詩的語言之不同於非詩的語言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容許甚至偏重無直觀在場的語言的意義。李白《秋浦歌》之十五:“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三千丈的白發顯然沒有直觀在場的可能,但它把不在場的、隱蔽的愁緒生動具體地展露(顯現)出來了,鑒賞者通過“白發三千丈”,可以在不在場的無盡空間中馳騁自己的想象而玩味無窮。清初葉燮的《原詩》曾舉杜詩“碧瓦初寒外”、“晨鍾雲外濕”等詩句為例,生動鮮明地說明了不符合概念的語言亦可以有豐富的意義。且花點篇幅節錄其中兩段以見葉燮的分析之精彩:“‘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形無象,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競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凡詩可入畫者,為詩家能事……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即董、巨複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葉燮這段話的意思無非是說,“碧瓦初寒外”一句若按邏輯的道理(葉燮所謂“名言之理”)分析,則於理不通,不可解(“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這一不符合邏輯之理或者說不符合邏輯概念的語言,卻詩意盎然,使人“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再舉一段關於“晨鍾雲外濕”一句的分析:“以晨鍾為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鍾必於寺觀,即寺觀中,鍾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鍾乎?然為此語者,因聞鍾聲有觸而雲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鍾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始見雲,不見鍾,故雲雲外,然此詩為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鍾為雨濕,則鍾在雲內,不應雲外也。斯語也,吾不知其為耳聞邪?為目見邪?為意揣邪?俗儒於此,必曰‘晨鍾雲外度’,又必曰‘晨鍾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於隔雲見鍾,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鍾聲與濕相聯,聲中聞濕,頗與德裏達所謂“方形的圓”相似,不符合概念,無直觀在場,然而“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葉燮由此得出結論說:詩的語言雖亦言理,但此理非“可言可執之理”,而乃“不可言之理”。“可言可執之理”,乃“名言之理”,邏輯概念之理。此種理,無詩意的人,“人人能言之”。詩人之言則為“不可言之理”或稱“不可名言之理”,斯為“至理”。正是這種“至理”才能達於詩意的境界。
總之,詩的語言既可以不需要具體的某個感性對象之在場,例如“白發三千丈”,或“一座金山”,也可以不需要符合普遍性概念的東西之在場,例如“聲中聞濕”。葉燮對於這兩個方麵的不在場做了簡明的概括:他把無具體感性對象之在場的事物叫作“不可述之事”或“不可施見之事”,把沒有普遍性概念之永恒在場的理叫作“名言所絕之理”或“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或“不可述”就是無具體感性直觀對象之意,例如三千丈的白發就是“不可施見”的;“不可名言”或“名言所絕”就是不可用通常的邏輯概念衡量之意,例如入耳而有聞的聲與隻與觸覺有關的濕相聯,就是“不可名言”的。詩意語言的“事”或“理”,若按毫無詩意的“俗儒之眼”觀之,則“於理何通”(邏輯概念上講不通),“於事何有”?(沒有感性直觀中的對象)真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了。然而詩意語言之事理乃是“幽渺以為理,想象以為事”,例如三千丈的白發就是想象以為事,聲中聞濕就是幽渺以為理,此種事理能“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此決非無詩意的凡夫俗子所能至也。
這是否意味著詩的語言是可以完全脫離現實世界、憑空亂想亂說的呢?不然。非詩的語言要求有“可征之事”(即要求有具體的感性直觀對象),有“可言之理”(即要求有符合邏輯概念之理),這都是拘泥於“在場”的觀點(如前所述,前者是變動不居的在場,後者是永恒的在場),但詩的語言是集合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的無窮盡的東西於一點而產生的意義,所以它雖然一方麵不要求單純在場的東西,但另一方麵,它又不是脫離世界的,世界是由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的無窮盡的東西構成的。“聲中聞濕”以單純在場的概念衡之,聲的概念不容許有濕的概念,濕的概念不容許有聲的概念,聲與濕各自堅執著自己的單純在場的特性,所以按照這種“在場形而上學”的觀點,“聲中聞濕”這樣的語言是無意義的。但從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相結合的觀點來看,“聲中聞濕”則能達於“妙悟天開”之境界,此種境界就是一種對無底深淵的聆聽。葉燮《原詩》中所謂“能實而不能虛,為執而不為化”之“理”,實即“在場形而上學”之理,“實”者,在場也,“虛”者,不在場也,“為執而不為化”者,執著於界定的東西而不容許有變異性之意也。與此相反的“理”,葉燮則讚揚它“至虛而實,至渺而近”。實與虛相結合,近與渺相結合,正可以說是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的結合。“妙悟天開”的境界就在這兩者的交會處。德裏達說:“語言可稱為在場與不在場這個遊戲的中項。”[7]我想,這裏所說的語言,就其本質而言,應是詩的語言。葉燮《原詩》中的話:“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旨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8]這裏的“之間”、“之會”亦未嚐不可以解讀為在場與不在場的“交會處”或德裏達所說的“中項”。至於完全脫離世界、憑空亂想亂說的語言,如德裏達所舉的例子“綠色是或者”[9],則絲毫沒有集合在場的東西與不在場的東西之意,是真正無意義的語言[10],這種語言與詩的語言毫不相幹。
[1] 德裏達:《聲音與現象》,第7章,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 John Sallis,Delimitations,pp.164-165.
[3] Ibid.,pp.164-165.
[4] Ibid.,pp.164-165.
[5] Jacques Derrida,Heidegger's Ear,in Reading Heidegger,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p.163-218.
[6] 參見德裏達:《聲音與現象》,第7章,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 德裏達:《聲音與現象》,10頁。
[8] 葉燮《原詩》中的這幾句話雖是出自“或曰”之口,但屬於葉燮本人所讚許之列。
[9] 德裏達:《聲音與現象》,第7章,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0] 德裏達區別“方形的圓”與“綠色是或者”兩種不同的語言,認為前者雖無直觀對象之在場,但它是富有意義的,後者則是全然無意義的。但他主要是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