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道”不作“小言”之言
獨立於感性對象和概念的“語言言說”頗有點類似莊子的“大道”、“大言”,“人的言說”有點類似“小言”、“人言”。“大道”、“大言”對於“小言”、“人言”來說,是“先在的”。所謂“道本無言”,其深層含義是說“大道”不作“小言”之言,或者說得更具體一點,“大道”非“小言”所能言者,而不是說“大道”根本不能言。“小言”、“人言”是概念式語言,不能離開在場的東西。凡感性中不可能出場的東西或不符合邏輯概念的東西,在“小言”、“人言”看來,就是胡言。反之,“道言”、“大言”是要把在場與不在場的“一體”顯示出來,是要顯示著、言說著無底深淵,是要表達事物從中顯現其自身的“漂流著的世界”。可以說,這是一種超概念式語言,亦即詩的語言。王船山所謂詩“以神理相取”,“神”(或“天德”)能“合物我於一原”,“徹於六合,周於百世”(《正蒙注·太和篇》),不能以“名言”出之(《古詩評選》卷四),實際上就是說的“道言”不能以概念式語言(“名言”)來言說,隻能以詩性語言來言說。由此看來,“人言”隻有當其言說詩性語言時,才可以通達“道言”,才可以還原為“道言”而與“道言”合一。
按照海德格爾的看法,“語言本身從根本的意義上說是詩”[1]。但通常人們所說的語言已經異化、墮落成了概念式的語言,所以通常的“人言”、“小言”不能通達“道言”、“大言”。
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的“小言”是否就完全無助於“大言”呢?對於概念式的“小言”來說,“道言”或“大言”確實不言、不可說,但這類語言(概念式的語言)卻可以“反映”、“折射”(伽達默爾語)或“指出”、“意味”(維特根斯坦語)那“不可說”的“道”,也就是可以“間接地烘托”(不同於“詩意地直接言說”)那“不可說”的“道”。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這裏不想多說。
2.知覺中的東西言說著“道言”
我在這裏想多花點篇幅來說明的是關於個人知覺中的東西是否可以用語言表達的問題。我之所以要談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一種觀點認為語言的言說或“道言”“太抽象”,“太形而上”,不如談人的現實知覺中的東西更為“實在”。因此,對於持這種觀點的人來說,我的主題應著重談知覺中的東西是可說還是不可說的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首先涉及對“實在”的理解。我不同意所謂“道言”不實在或太形而上的看法,但這裏不是爭論這個問題的場所。無論如何,知覺中的東西是可說還是不可說,這的確是一個值得研究討論的問題。
個人的知覺是主觀的、私有的、單一的,我的知覺不可能轉讓給你,讓你也得到完全同樣的知覺。這是因為語言是普遍的、公共的,不可能指稱私人的、單一的東西。語言分析哲學家們講了很多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企圖說明指稱單一的東西的可能性,但最終都擺脫不了普遍無法達到單一這個困境,以致有的分析哲學家如莫漢蒂(Jitendranath Mohanty)不得不多少靠近一點海德格爾,在超越純理論的實踐關係中,尋求單一性[2]。
個人知覺是否能用語言表達的問題,應與如何看待個人知覺的問題聯係起來考察。
把個人知覺中的東西看成是一個單純在場的東西,一個沒有人的實踐參與其中的孤立的東西,則它本身是空洞的、無意義的,因而就像黑格爾所說的“感性確定性”那樣,是任何語言所不能表達、不能與之同一的。黑格爾認為語言所言說的普遍性概念高於“感性確定性”,而我們這裏所談的問題卻與黑格爾相反,正是要捕捉“感性確定性”中的單一性。如何捕捉?
莫漢蒂的觀點大體上是這樣的:知覺中單一的東西不是孤立的,它實際上存在於一個寬廣的領域中,此單一的東西正是在此領域中顯現自身;現實的人並不隻是與此單一的東西打交道,而是與整個寬廣的領域打交道(莫漢蒂認為這整個領域就是“實踐”)。概念式的語言乃是把整個領域不斷地、一步一步地向單一的東西這個中心縮小和限定,語言對這個領域所作的限定越多、越細,則語言的普遍性與知覺中的單一性之間的鴻溝就越接近於填平,也就是說,語言越接近於表達了個人的知覺,越接近於知覺中的單一性同一。但是隻要把主體與客體對立起來,認為客體獨立於主體,而語言硬要作所謂“客體的表達”,則語言普遍性與知覺單一性之間的鴻溝永遠不可能完全填平,兩者“不可能完全無區別”[3]。莫漢蒂似乎看到了,語言要想與其所指稱的單一性事實同一,必須此事實本身就是主體與客體的融合。他說:當人們說某事物壯麗時,“壯麗的事實就隻是在某說話者如此說的意義下是事實”;“在此,正是語言構成事實。”[4]莫漢蒂的這一觀點有點類似海德格爾之處,他自己也明確說過:他的論點“部分地證實了海德格爾的論點”[5]。但莫漢蒂把某物壯麗這樣的語言叫作“主觀的語言”,以區別於那種表達獨立客體的“客觀的語言”[6]。莫漢蒂並不真正懂得有意義的世界本身必然是主體與客體的融合,他仍然站在主客關係式的立場,認為“主觀語言”所指稱的事實不過是私人主觀的東西。
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討論個人知覺和語言的關係問題。莫漢蒂看到了知覺中單一東西所顯現於其中的整個寬廣領域,即看到了不在場的東西,這是比較深刻的。但他的目的還是要縮小整個世界領域,甚至要縮小到某個個人的“主觀語言”,以捕捉到唯一的、單一的東西,捕捉到這單純在場的東西。我們為什麽一定要死死盯住單純在場的東西呢?我們何妨把方向倒過來:不是從整個領域向在場的單一性東西縮小,而是由在場者向整個領域即向不在場的東西擴大、延伸,以至把握這整個領域,把握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相融合的整個“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樣,知覺中的在場者就顯現了隱蔽在其背後的不在場者而具有無窮的意味,我們由此也就可以通達於“道”或“存在”,而聆聽到“道言”或“存在的聲音”,所謂知覺中單一的東西就不再是任何語言都不能與之同一的私人感覺,不再是無言的冥頑不靈之物,而成了有言的靈物,“道”通過它而言,它的言是詩意的言。前麵說到,概念式語言把客體當作與主體分離的對象,因而不可能完全填平語言與知覺中單一事物之間的鴻溝;反之,詩的語言所言說的是主客融合的整體,是一個“天人合一”的整體,在這裏,事物與語言不可分離,語言使該事物成為該事物,所以語言能與其所言說的事物同一。
海德格爾說:“在廟宇和阿波羅的雕像中盡管沒有語言作為材料被運用、被‘作成’,但這一事實完全不足以證明這些‘作品’——就其為作品而言——並非本質上缺乏語言。……雕像和廟宇在敞開中立於與人作無言的對話之中。如果沒有無言之言,那麽……凝視著的神就決不會顯現雕像的神色和外貌;廟宇如果不在語言的敞開領域中,它也決不會作為神的住處立在那裏。”[7]一塊石頭,你硬要死死盯住它,把它作為孤立的認識對象,用概念式語言說它是這樣是那樣,都說不到點子上,因為它與主體對立;其本身無言無語,冥頑不靈。但石頭的藝術品如石廟、石雕像,則因其為主客融合的整體,它顯現了隱蔽在其背後的無窮畫麵和意境,就會“立於與人作無言的對話之中”。這裏的石頭詩意地言說著,也可以說,隻有在這裏,才算是顯示了或捕捉到了此石頭的真意和真理。
“道言”並不離開個別的詩作和藝術品。任何個別的單一性事物,隻要你把它當作離開了主體的客觀認識對象,當作單純的在場者,它就是僵死的;詩人把它放到主客融合的境界中,放到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相結合的整體領域中,它就以他自己獨特的方式詩意地言說著。古希臘石廟以一種方式言說著“道言”,梵·高畫的農鞋以另一種方式言說著“道言”;此石頭以此種方式言說著“道言”,彼石頭以彼種方式言說著“道言”。詩意地言說的方式無窮多樣,其為“道言”一也。
中國古典詩作和藝術品在作無言之言方麵,是極具特色的。古典詩重言外之意,便是一例。言外之意就是通過言內所及的在場的東西顯現出或言說著隱蔽在背後的無盡的畫麵。杜甫:“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其詩意就在於通過言內所及的在場的東西“山河在”與“草木深”,而言說著隱蔽在背後的“無餘物”和“無人”的淒涼景象。有人認為言外之意是截取最有啟示性的東西,而略去無啟示性或少啟示性的東西。所謂有啟示性的東西,我以為是指能把隱蔽的東西顯現出來的東西,例如“山河在”能顯現(“啟示”)“無餘物”的景象,“草木深”能顯現(“啟示”)“無人”的景象。但“無餘物”和“無人”卻並不是無啟示性或少啟示的東西,言外之意是顯與隱的結合與鬥爭,不是簡單的取舍關係。
有人把言外之意的言與意對立起來,認為意本不言。實際上,意雖然是隱蔽的不在場的東西,但意能通過在場的言內之物而言說自身——顯現自身,它能作無言之言。“無餘物”和“無人”的淒涼景象正是通過“山河在”與“草木深”而言說自身——顯現自身的,就像海德格爾所講的千年萬載的狂風暴雨的壓力(不在場者)通過古石廟之石(在場者)而言說自身——顯現自身一樣。
還可以舉一個中國的建築為例。北京的天壇是中國藝術的瑰寶,它不僅是建築,也是一首古典詩。美學家楊辛先生告訴我們,天壇從南到北是一個由低向高的上升運動,把人的視角引向天之“崇高”;天壇建築突出圓的造型,圜丘、皇穹宇、祈年殿都是圓形,而且在每一建築中又形成很多同心圓,把人的視角引向天之“圓融”;天壇建築采用藍色琉璃瓦,並大麵積種植柏樹,把人的視角引向天之“清朗”。他由此得出結論說:“天壇是以實襯虛,一切導向虛空。”“天壇建築的妙處正在於以有限的建築實體喚起無限的想象。”[8]所謂“以實襯虛”,據我的理解,就是通過在場的建築實體顯現出隱蔽的虛空(“天”)。在天壇這一群體建築中,圜丘、皇穹宇、祈年殿、藍色琉璃瓦和翠柏等都是在場的東西,是“實”,天之“崇高”、“圓融”、“清朗”都是不在場的東西,是“虛”,這個偉大藝術品之美妙和詩意就在於它讓隱蔽在背後的不在場的東西——天之“崇高”、“圓融”、“清朗”,通過出場的東西——圜丘、皇穹宇、祈年殿等而生動地顯現出來。我們平常對天如何高、如何圓、如何清,隻有很抽象的理解,但通過天壇的建築,我們卻非常具體地看到了天之“崇高”、“圓融”、“清朗”。平常人隻能從表麵上看到天壇建築之“實”,因為他們隻能看到在場的東西,詩人則從天壇之“實”洞見其“虛”——洞見到隱蔽的、不在場的東西。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這就是讓平常認為“無言”的天壇建築“言說著”(“顯現著”)天的“崇高”、“圓融”、“清朗”。天壇對平常人無言以對,但對遊覽天壇的詩人來說,卻“立於與人作無言的對話之中”。
[1] Heidegger,Holzweg,Frankfurt a.M.:Vittorio Klostermann,1980,p.61.
[2] J.N.Mohanty,Phenomenology and Ontolgy,Martinus Nijhoff Hang,1970,p.83.
[3] Ibid.,p.67.
[4] Ibid.,p.69.
[5] Ibid.,pp.70-71.
[6] Ibid.,p.68.
[7] Heidegger,Gesamtausgabe,第54卷,172頁。
[8] 楊辛:《天壇審美》,《中國紫禁城學會論文集》,第1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