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執著於當前在場者與聆聽“異鄉”的聲音
一般都是從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中來做這種區分。這樣的區分雖也符合實際,但未說到深處。從存在論的角度來看,世界、真理是在場者、顯現者同其背後的不在場者、隱蔽者的融合,也是人與世界的融合。概念式語言的存在論上的根源是站在主客關係的立場上,以在場者之顯現為語言的本質,而排斥、抹殺不在場之隱蔽的作用。反之,詩的語言(嚴格說來是語言的詩性)的存在論根源在於人與世界的融合,重視不在場者,一心要把隱蔽的東西顯現出來。所以,詩的語言的特性就是超越在場的東西,從而通達於不在場的東西,用海德格爾的話說,就是超越“世界”而返回“大地”。
我們的日常生活過多地執著於當前在場的東西,包括科學技術在內也是如此,往往遺忘了隱蔽的東西,即使偶爾記憶起來,也隻是把它當作“異鄉”。但詩人卻正是要聆聽這“異鄉”的聲音,詩的語言可以說就是對“異鄉”的召喚。“道言”、“大言”乃是通過詩人的詩的語言,把來自海德格爾所謂“存在”、“無”、“神秘”或德裏達所謂“無底深淵”的聲音釋放出來。如果說平常生活中的用語往往隻盯住個別的在場者,那麽,科學語言就可以說是隻盯住普遍的、永恒的在場者,即概念、理念、同一性之類的東西。麵對一株春暖發芽的楊柳,一個普通農夫和科學家與詩人所言說的東西就大不相同:農夫會說,楊柳活了,今夏我可以在它下麵乘涼;科學家會說,楊柳發芽是氣溫回升的結果;這兩種人都是盯住客觀的在場的東西,一個是個別的在場者,一個是普遍永恒的在場者。詩人則會說:“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甚至一個有詩意的小孩也會說:“媽媽,楊柳又發芽了,爸爸怎麽還不回來?”詩的語言把隱蔽在楊柳發芽背後的離愁活生生地顯現出來了,這離愁不是簡單的感情發泄和簡單的心理狀態,而是一種情景交融、主客(人物)交融的審美境界。
語言分析哲學家奧斯汀把言語行為分為三類:
(1)“以言表意的行為”(locutionary act)——即用語言表達某種思想觀點的行為;
(2)“以言行事的行為”(illocutionary act)——即用語句施行某種行動的語言行為;
(3)“以言取效的行為”(perlocutionary,act)——即用語言取得某種實際效果的語言行為。
奧斯汀的三類語言行為應該說概括了全部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所有這些都是一種隻盯住在場的東西的語言行為,而不具有把隱蔽的東西顯現出來的特性。奧斯汀雖然強調某種語言行為要與其語境或說話的場合相結合,但那隻是出於讓某種語言行為適當而有效的考慮,其所特意盯住的對象,正是該種語言行為本身所講出的在場者。奧斯汀所說的語境或場合,表麵上沒有出場,實際上卻也是出場的東西。
塞爾在“以言行事的行為”中專門列入了“表情式”一類的語言行為,例如祝賀、哀痛、抱歉之類的言語均屬之。我們當然不能認為單純的表情式語言就是詩性語言。對單純的某種心理狀態的描述,和對單純的某種物理事物的描述一樣,都是把客體與主體分離、把在場者與不在場者分離的日常語言或科學語言。
總之,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的特點就是以主體與客體關係為前提,把在場與不在場、顯現與隱蔽割裂;而詩的語言的特點則是二者的融合。
2.抽象性語言與一次性語言
與此相聯係的是,詩的語言的特點還在於詩具有獨特性、一次性。Otto P?ggeler在解釋海德格爾關於詩和思的關係時說:“思維的說”與“詩意的說”,或者說,“思維”與“詩化”,“它們之接近在於兩者因各自言說的特性而保留著相互的區分。海德格爾用公式化的簡明語言說:‘思想家言說存在,詩人給神聖的東西命名。’……詩人所作的是給神聖的東西的要求以一種直接的回答,給神聖的東西‘命名’,而思想家不能自命做到這一點。……相反,思維必須拒絕對神聖東西的要求作直接的回答”[1]。所謂“命名”,乃是指獨特性、一次性,隻有詩人才可以在詩意中獨特地、一次性地、亦即創造性地直接把握到真意,思想家用邏輯的、推理的語言,總是隻能把握到一些普遍性的、抽象的東西,對真意或境界隻能間接地去把握。這就是詩與思、詩的語言與概念式語言的又一區別之處。
[1] Otto P?ggeler,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p.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