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世廟時,倭蹂東南,撫按亟告急請兵,職方郎謂:“兵發而倭已去,誰任其咎?”尚書惑之。相階持不可,則以羸卒三千往。階爭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賊久矣。部臣於千裏外,何以遙度賊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也?夫發兵者,但計當與不當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以喂賊耶?”尚書懼,乃發精卒六千,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疏。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以發兵為階咎,階複疏雲:“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今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複坐死,而守令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為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並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

[馮述評]

漢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將,故郡國自能製寇。唐之府兵,猶有井田之遺法,自張說變為弓廣騎,而兵農始分,流為藩鎮,有將校而無守令矣。迄宋以來,無事則專責守令,而將校不講韜鈐之術,有事則專責將校,而守令不參帷幄之籌。是戰與守兩俱虛也,徐文貞此議,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階又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值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鐶,米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止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上疏行之。

【譯文】

明世宗時倭寇侵犯東南,東南一帶的巡撫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請派援兵。職方郎中(掌天下地圖的官)卻有異議,說若大軍開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無蹤,責任由誰來負?尚書因此猶豫不決。

宰相徐階堅決要求出兵,朝廷還是隻準備調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階爭辯道:“江南原是我國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賊兵侵淩**已經很長一段時日了。我們如何在千裏之外的京城憑空揣測賊兵一定會離開,又揣測他們離開以後一定不會再回來,並以這樣無根據的臆測來阻止調派援兵。調派援兵一事,要考慮的唯有應不應該的問題。若不應派兵,則不論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節省費用。若應當派兵,就必須調派精兵,以求勝利。怎麽能有名無實的做做表麵工夫,讓這三千名弱兵和數萬錢的軍費,白白送去喂飽賊兵呢。”

尚書聽著害怕起來,於是調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將軍許國、李逢時率領。許國年歲已高,李逢時則敢於深入敵境,卻往往疏忽戒備。因此初次接觸作戰時旗開得勝,卻在追擊時遇到伏兵而戰敗。

朝臣都認為派兵剿寇是徐階的主意,徐階應負戰敗的責任。

徐階又上疏道:“依法,作戰是將士的責任,而防禦是郡守縣令的職守,如今將士若作戰不利,往往處以死刑;而郡守、縣令卻安然無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處死刑的又往往是將士,而郡守和縣令僅是降職而已。這麽不公平的懲罰!怎麽能鼓勵將士出征呢?真正有權命令人民的隻有郡守和縣令,如今士兵與人民的比率是一對一百,又怎麽能把作戰與防守的責任都歸於將士呢?郡守和縣令若能克盡職守,糧餉必定不缺乏;郡守和縣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間諜必定不會誤事;郡守和縣令若能保持警覺,敵方間諜必定無法得逞;郡守和縣令若對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場。此次兵敗,微臣認為應該嚴厲處份郡守和縣令。”

[馮評譯文]

漢朝的方法很好,是因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縣令就是將領,所以郡國能自行抵禦賊寇。唐朝的府兵製度,還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從張說把廚兵改為弓廣騎之後,兵農才分開,後來遂演變為藩鎮割據,有將帥而沒有郡守和縣令。自從宋朝以來,平時由郡守和縣令專權,而將士又不研究用兵之術。一旦戰事來臨,郡守和縣令卻把責任完全交到將士身上,而郡守和縣令又不參與籌畫劃,因此,不管是戰是守都歸於失敗。徐階的這個說法,顯示他非常了

解末世衰敗紛亂的弊病。

徐階又顧慮敵虜移族放牧於宣府、大同一帶,和百姓雜居,屯田士卒無法耕種,米麥每石漲到中等成色的銀子三兩,但軍方每月發給士卒的夥食費隻有七鐶錢,根本吃不飽。是時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麥作已經成熟,每石隻值四鐶錢,可及時收買到數十萬石的麥子,如果出價五鐶錢,商人還願將麥子出居庸關運抵宣府。如果出價八鐶,麥子可出紫荊關運抵大同,大略合計一下,每石麥子子隻要花上一兩銀子的代價,就可讓每位士卒飽食一個月,這樣做的話,當地的米麥價格也將漸次平抑。奏疏呈上之後,朝廷批準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