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紅岩”的故事，小說的版本僅僅是革命先烈們在獄中的一段藝術再現，而圍繞“紅岩”那段革命曆史的真實故事，其實遠遠比小說要複雜得多，它包括了“11·27”大屠殺之後的幾十年來甚至今天還在繼續的故事……
無法想象，當我走進那段曆史、與那些曾經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坐過牢的脫險難友——雖然現在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及其那些烈士的親屬們接觸之後，給我內心帶來強烈的震撼：“紅岩”真是一座血紅血紅的豐碑，在這塊血紅血紅的豐碑上，凝結了許多我們無法想象甚至難以理解的撼天動地的故事。
由於曆史的種種原因，在“11·27”大屠殺中英勇犧牲的一些相當數量的革命誌士一直沒有被政府和組織認定為“革命烈士”身份，他們和他們的親人們長期忍辱負重，以另一種忠誠，演繹了對黨的信任和期待。而且我知道，到今天為止，關於“11·27”大屠殺中還有幾十位犧牲的難友隻知其名，卻不知其身份，也不知其來自何方、逝於何時，更不知道他們的親人是誰，他們為何被關在監獄，又該不該像江姐式的英雄被刻在我黨的光榮史冊上？他們甚至有的連長得什麽樣都不知道！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沒有被列入“革命烈士”的名單上……
這是為什麽？因為有關部門經過幾十年的努力，至今仍然不知道他們當時的身份。許多員，由於當時都是地下工作，又是單線聯係，而且不少人用的是假名。被敵人逮捕後在敵人的監獄裏他們有的繼續編一個假名來蒙騙特務的審問，因此直到犧牲後仍然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現存的“紅岩”革命烈士的評定，也是經曆了幾個過程。最早的一批是根據羅廣斌等脫險難友們出獄後提供的證明材料，這些材料應該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但誰能說從事地下工作的同誌們都會在敵人的監獄裏相互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另外的同誌呢？因此這一部分人一旦被敵人殘害後就再也無法有人來證明他們的真實身份和在獄中的真實表現了。另一個渠道是有關部門從繳獲的敵特機關的檔案中查悉的材料得出某種曆史性的結論，比如有人在敵人的審訊紀錄中可以看到他們不屈不撓的英勇表現，但也有一些員在敵人的審訊材料中把一些自己擔任的職務、做過什麽事等等都如實的“交待”了，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和“堅定的員”，過去一直存疑。
《紅岩》小說中“雙槍老太婆”的原型鄧惠中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
關於鄧惠中的事跡，前文已經有過詳細的介紹。對這樣一位傑出的員，除了小說裏有一個傳說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鄧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兒子一起犧牲在監獄裏的。但由於解放初期在評定烈士時，有關部門發現在敵特機關保存的審訊材料裏有一段鄧惠中的“交待”，她把自己在黨內幹的什麽事、曾經與敵人打過的幾次戰鬥經過都說了，這樣她就一直沒有被評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著敵特的審訊“證據”說她鄧惠中是“叛徒”，因為在過去，我們一般在認識曆史時總把是否向敵人承認自己身份或“交待”什麽事，作為判別“革命的堅定者”還是“叛徒”的基本標準。所以，鄧惠中這樣堅強而又為華鎣山遊擊戰爭作出重要貢獻的女英雄，在被敵人殺害後的30多年裏，一直被誤認為是“大叛徒”。
過去對“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確定身份遇難人士”的認定，一直是相關部門的“核心機密”，外人常常一頭霧水，有冤情也無法申訴，即使申訴了也不太容易獲得糾正。除了極“左”時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們的相關部門寧可將問題模糊一些，也不願讓那些曾經給革命帶來極大傷害的叛徒獲得一點點“解放”的機會——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這種思想意識的支配下，許多像鄧惠中這樣真正的革命烈士卻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殺過去60多年了，按照曆史檔案的保密規定，多數檔案已經解密。這樣，我們也有機會看到一些寶貴的曆史材料。比如，當年“證明”鄧惠中向敵人“交待”和“背叛”的審訊記錄——第一份是民國37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鄧惠中在自己的家鄉嶽池縣被捕後偽軍法室審訊她的筆錄材料，鄧惠中回答了敵人的一些問題，諸如：
問：你任教員有幾年了？
答：有三年了。
問：你丈夫何名？
答：鄧福謙，他××年出外到84師（武漢）作秘書沒有回來過。
問：現在在何地方？
答：聽說被****抓去了也沒有準。
……
下麵是鄧惠中的簽名。另一份是同年9月21日的審訊材料：
問：你在七月廿後，開過幾次會？
答：在萬塔山毛慎修這兩處開過會。
……
最後也是鄧惠中本人的簽名。材料中許多文字難以理解。
對這樣兩份敵特的檔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間是可以想象的。鄧惠中因此一直沒有被認定為“革命烈士”。現今的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中，當年每位在監獄裏犧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應的材料，其首頁是統一用鉛印的題為《被難烈士登記表》。當時由於條件有限，凡是確定為“烈士”的就被分為“甲”級、“乙”級或甲下、乙下，依次來認定誰是最革命者、誰是一般的犧牲烈士，但在一些明顯是叛徒的表格上就會寫上“叛徒”字樣，而對那些未確定身份者則標上“不確定”的字樣。在鄧惠中的表上，我們現在可以明顯地看到那份《被難烈士登記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邊還寫有一個“叛”字。就這樣，鄧惠中便從“烈士”變為“人士”，變成了“叛徒”。這簡簡單單的幾個不同的字，決定了鄧惠中在死後的命運完全與江竹筠和許曉軒等人不同了。後者通過革命小說和革命戲劇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前者鄧惠中則長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恥叛徒”之列。為這，她的親人和家屬蒙受了幾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曆史終究不能顛倒黑白。”這類話說起來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讓真相獲得應有的認可卻非易事。再說，什麽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沒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難道不會隱藏著真相？這些問題在當時的地下工作和異常錯綜複雜的對敵鬥爭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為什麽憑一個簡單的“證據”、旁人看法和敵特分子的一份“審訊”材料就輕率地認定誰是革命者、誰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據像羅廣斌這樣的脫險者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和敵特機關當時留下來的現場“審訊”材料，你又能拿出什麽來證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嗬，太複雜了！
革命者麵臨的考驗何止是敵人的嚴刑拷打，還要經曆各種各樣的非常考驗，包括被組織和自己隊伍中的革命同誌們的誤解，有時這種誤解將是永遠的……誰能經受？真正的員能經受！真正的忠誠於組織的、又有堅定信仰的人能經受！而且，真正的員必須經受各種考驗！這也是“紅岩精神”能夠萬代相傳的根本所在。
楊漢秀烈士的事跡，前麵也曾介紹過，但由於她是被自己的親伯伯楊森殺害的，而且又是單獨秘密殺害的，因此雖然她當年被定為“革命烈士”，可由於她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加上她獄中用的名字與真名又不一樣，其親生女兒為了找到自己的母親，解放後費盡心血，受盡心靈折磨，最後也是在烈士犧牲30多年時才知道了母親的真實情況。我從紅岩紀念館的檔案裏看到了楊漢秀女兒李繼業寫的一篇“親愛的媽媽楊漢秀”文章，很受感動。下麵摘選部分段落給讀者：
每個人都有媽媽。可是，我的媽媽是誰？她在哪裏？為什麽不要我了？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個解不開的謎。
那時，我還沒有上學。有一天，與鄰居小孩玩耍時發生了矛盾，突然，她們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麽會是別人抱養的孩子？那我的親身母親又是誰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進了冰窟裏。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夥伴為了要製服我，胡亂編造的謊言。但是，從那以後，她們總是用這樣的話來攻擊我，卻從來沒有用這樣的話去對付過別人。我隻好麵對這個殘酷的事實，因為我相信它確實是真的。
我家左鄰右舍全是解放前的老鄰居，他們都認識我的親生父母，自然對我的情況很熟悉。平時大人們在議論我的時候，被身邊的小孩聽見了，就成了他們攻擊我的材料。
從此，屈辱、自卑籠罩著我。因怕別人罵我是抱的娃，隻好處處忍讓，盡量不與別人發生爭執。表麵上，我給別人的感覺是既開朗又活潑，但我內心深處卻埋藏著不易被人察覺的痛苦和憂傷。
我想問養母，究竟我是不是他們抱養的孩子？我的媽媽又是誰？可是，幾次話到口邊又咽了回去，因為我不願捅穿這層包著的紙，怕從此打破家中的寧靜與和睦。平時，我在養父母麵前佯裝著什麽都沒有發生一樣，在外麵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裏偷偷地哭泣。那時，我感到好可憐，因為我沒有地方可以傾訴。有一天晚上養母聽到了我的哭聲問我時，我隻能用剛剛做了一個惡夢的話來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學畢業前，老師拿出覆曆表讓我們填，其中就有一欄“是否烈屬”。我拿筆首先就把烈屬這欄劃掉了，老師說我是烈屬，讓我把烈屬這欄填上。老師的話把我驚呆了，以前，隻知道我不是這家的親生女兒，可是，現在又說我是烈士的後代。我那時雖不太懂事，但烈屬的概念還是明白，我心中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麽滋味都有，高興與悲傷並存。高興的是，我的身世之謎終於被揭開；難受的是，我做夢都想有一天能見到媽媽。卻永遠見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師、教導主任來到了我家，養父母終於將我的身世告訴了我。其實，我的情況鄰居、學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們怕我年紀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瞞著我。
我出生還不到兩個月時，媽媽急著要回渠縣去參加龍潭武裝起義，不能帶我同行，因此給我請了一個奶媽。由於奶媽隻有十八歲，媽媽不放心，又請鄰居（後來的養母）抽空幫忙照顧我。媽媽怕離我而去引起別人的懷疑，她對養母說：“我要回老家去收租，由於天太熱，我不能帶小孩去，大概一個月左右就回來了。”那時大家都知道她很有錢，但究竟是幹什麽的卻搞不清楚。所以，媽媽以回去收租為借口離開我，大家都不會疑心。
當時，媽媽和爸爸用的都是化名。媽媽叫楊稚華。媽媽離開我回到渠縣後，即給養父母寫了一封信，署上了她的真名楊漢秀，遺憾的是這封信沒有保存下來，而事隔多年後，他們竟將我媽媽楊漢秀錯記為楊益秀。
知道媽媽是烈士後，有一天，我偷偷跑到烈士墓去，希望能找到媽媽的名字，那時烈士的名單陳列在大墓左側的房子裏，我翻來覆去找了幾遍，也沒找到“楊漢秀”三個字，我仔細地看了所有陳列內容，也沒有找到楊益秀這個名字。我懷著失望與忐忑不安的心情離開了烈士陵園，一路上我想得很多，由於沒有找到媽媽的名字我幻想著媽媽犧牲的消息隻是誤傳，因為火燒渣滓洞後，家人曾去清屍，一直沒有找到媽媽的遺體，我怕媽媽是叛徒，所以才榜上無名。難道……這一個個疑團，當時隻有十三歲的我實在無法解釋清楚，又不知該問誰。從那以後，我怕別人問我的身世，自己也從不提起。
鑒於地下鬥爭的特殊性，養父母知道我父母的事情很少。他們知道我媽媽是楊森的侄女這一重要線索，也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不敢告訴我，怕我出去亂講會受到株連。直到1972年我從山東回家探親，養母才告訴我，並一再囑咐我不能出去說。當我知道這條線索後，決心要把自己的身世搞清楚。1975年我調回重慶工作後，了解到一職工的父親解放前在渠縣時曾見過我的媽媽兩次，他還認識一個曾給我外婆家護院的人。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激動得渾身發抖，話都說不出來了。他一見我便感到我像媽媽楊漢秀，可是我堅持說我的媽媽叫楊益秀不叫楊漢秀，我還請他回去替我打聽楊森是否還有一個侄女叫楊漢秀，他說：“據我所知，楊森隻有一個侄女是從延安回來，在渣滓洞犧牲的。”他回到渠縣了解到一些情況後，來信請我親自到渠縣去一趟。1976年春節後，征得養父母同意，我在廠黨委開了一張介紹信，便踏上了尋親之路。
我先後到渠縣、成都等地，找到地下黨的老同誌熊揚、陳雲龍等，還有媽媽生前的朋友及解放前給外婆家中護院的人，由於我模樣、身材長得很像我的媽媽，所以，無論我走到哪裏，都得到了他們的熱情幫助，凡是認識我媽媽的人看見我時，全都說我長得像媽媽，甚至說我走路的姿式和說話的樣子都像我的媽媽。在媽媽的一個朋友家中，我第一次看見了媽媽的照片，我帶著這張照片回重慶，為了證實我與照片上的人是否是母女關係，我對養母謊稱沒有找到媽媽的消息，並裝做很不在意地拿出媽媽的照片給她看，問她認不認識這個人，養母一見照片驚喜地對我說：“這就是你媽喲！你還真有辦法，把你媽的照片都找到了。”那時我都28歲了……
……由於是秘密殺害的，媽媽犧牲後，一直沒有找到她犧牲的準確地點，都以為媽媽是火燒渣滓洞時犧牲的。
直到1977年，我們才知道了媽媽犧牲的準確地點和經過。1975夏天，據歌樂山農民反映，解放前夕，在金剛坡碉堡中掩埋過一具帶手銬的女屍，烈士陵園派人調查核實後，請專家進行骨骼鑒定。又根據特務的口供，確認犧牲的烈士就是我的媽媽楊漢秀。
有一天，通知我們親屬與烈士陵園、民政局的同誌一道，到媽媽殉難地去挖掘清理遺骨。這一天我終身難忘，幾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我的媽媽，因為媽媽離開我時我還不到兩個月，而媽媽犧牲時，我還不到一歲半。我是多麽想念我的媽媽呀！當我得知要去清理媽媽的遺骨時，心中異常激動，幾乎不能自已。
一路上，我在心裏默默地念著，媽媽呀！你知道嗎？你的女兒今天終於找到你就要見到你了，你再也不會一個人冷冷清清地躺在這荒郊野嶺了。媽媽，你知道嗎？你最最放心不下的小女兒，就要來到你的身邊。
由於媽媽是被倉皇棄屍，當時隻淺淺的埋了一下，幾十年來任憑山水衝刷，媽媽的遺骨已經剩下不多了。我們隻有按照當地老農指點的位置，用手在泥土裏小心地扒著、找著。經過仔細辨認，才找到一些骨頭。我輕輕地拿著媽媽的每一塊骨頭，小心地放在我手裏拿著的紙口袋裏。我把口袋放在我的胸前，感到媽媽和我貼得是那麽近，仿佛就站在我的麵前。多少次，希望媽媽犧牲的消息不是真的，期望媽媽有一天能突然出現在我的麵前；多少次，希望能與媽媽在夢中相見；又有多少次，因為想您，女兒在夢中哭醒。這些，媽媽您都知道嗎？女兒多麽希望能得到媽媽的愛，多想喊您一聲“媽媽”呀！
世界上哪個母親不愛自己的兒女？又有哪個兒女不愛自己的媽媽？正是為了千千萬萬的兒女不再失去這種愛，我的媽媽英勇地獻出了她年輕的生命。年幼的我，從此失去了人間最寶貴的母愛。但是，我感到更多的則是自豪，為有這樣一個好媽媽而感到無比驕傲。
媽媽自從參加革命後，曆經了許多磨難和嚴峻的考驗，也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從不氣餒，對黨的事業的追求永遠是那樣的執著；她對待同誌、戰友總是那麽熱情寬容，幫助別人十分慷慨；對待困難又是那樣樂觀，從不叫苦。
媽媽犧牲後，由於地下黨是單線聯係的，直接與媽媽聯係接頭的川東臨委書記王璞同誌也犧牲了，媽媽的真實情況很少有人知道，雖然媽媽在1950年第一批就被認定為革命烈士，但長期以來卻寂寂無聞。
1977，哥哥從媽媽的遺物中，找到了一張“吳銘同誌”見周副主席的介紹信，上麵有王維舟同誌的印章和周副主席的兩處親筆批字。至此，才推斷出延安的吳銘，就是在渣滓洞監獄坐過牢、犧牲在歌樂山金剛坡碉堡的楊漢秀。這個謎終於解開了。
周副主席的秘書龍潛同誌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特寫信將我媽媽的情況做了介紹和說明：“關於吳銘烈士，確係周副主席在延安介紹到交際處金城同誌處住，利用美軍觀察組的飛機隨他一起到重慶。那時想利用她同楊森係叔侄，派她去作地下工作。”而且還確認：“吳是員、表現好，所以才派她去作地下工作，後來犧牲在重慶歌樂山。”
雖然媽媽曾經寂寂無聞幾十年，不為人知，但是黨沒有忘記她，人民沒有忘記她。她毅然背叛反動家庭投身革命的行為，特別是在人們不理解她、懷疑她，甚至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都沒有動搖跟黨走的決心。她的精神得到人們的稱頌，很多報刊、雜誌上都登載了媽媽的事跡。1980年11月25日，在歌樂山烈士陵園為我的媽媽舉行了隆重的遺骨安葬儀式……
李繼業的媽媽楊漢秀的遺骨，晚了31年放進紅岩革命烈士紀念地。就是這樣一位曆史非常清晰的烈士，為了給予她應有的正名，烈士的親屬和戰友們曾經到處尋求組織解決和幫助尋找遺骨，前後花了七八年時間，僅僅為調查烈士被害過程和尋找與挖掘烈士遺骨，就有數以百計的人員參與其中，其間曆盡的周折難用筆墨形容。最後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的秘書等重要證人出麵作證，也不知結果如何。然而，畢竟楊漢秀的名字還是被最終列入了紅岩革命史冊上，可相比楊漢秀，還有許多革命先烈死後的境遇就要差得多了。
“11·27”大屠殺後，留給中國人的考驗實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僅僅是那些已經犧牲了的人們，還有他們的戰友、親人和組織……當然，那些革命烈士們自然一直是各個曆史時期出現的風雲變幻中的主角。這些主角，他們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們犧牲後的很長時間裏，關於他們的故事其實一直就沒有完結過，而且有時則越變越複雜和曲折。為什麽有這種情況呢？那場“**”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經有一段時間，****掌握了主宰中國文化命運的生殺大權，在她推行“樣板戲”的同時，對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藝術一概否定之，《紅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紅岩》中出現的英雄人物自然跟著倒黴。除了“江姐”命運稍許好一些——主要原因是對“紅梅讚”很欣賞，所以膽大妄為的****沒敢全盤否定江姐，但****知道有一個人特別欣賞《紅梅讚》，這個人就是當年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為了實現她徹底否定《紅岩》的目的，曾在一個重要場合放出這樣的風：川東地下黨和遊擊隊沒有一個好東西。那是一個顛倒黑白的年代，****的一句話，幾乎使所有與“紅岩故事”相關的人和革命誌士們，一夜之間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場浩劫對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們的親屬與戰友們帶來巨大的傷害。在重慶，在四川，曾經出現了許多無法想象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紀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塗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頒發的烈士證明書被“沒收”並燒毀，烈士的子女成為“黑五類”。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紀念會，被誣蔑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複辟會”。《紅岩》作者之一的羅廣斌之死便是例證，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經在敵人的白公館屢受特務分子嚴刑拷打而不曾屈服過的丈夫，怎麽可能會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嚇和汙辱下就“跳樓自殺”了？厲華堅信，他從上世紀80年代初第一次接觸到那份由羅廣斌當年在出獄後向組織寫的《獄中報告》，不可能無原由地少了兩章半內容，“肯定羅廣斌在《獄中報告》上麵的內容更具體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獄中和平時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會想盡辦法不讓原本完整的報告出爐，然而這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厲華認為。
以為推翻了蔣家王朝、曾經統治了幾十年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逃到了台灣，我們大陸成立了人民共和國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大錯特錯了！如所言：一切垂死掙紮的反動階級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棄他們的反動立場的，他們始終不渝地會尋找機會對真正的革命者和我們的事業進行各種各樣的報複和破壞。、“四人幫”一夥人為了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借“文革”的機會，製造“川東地下黨沒有好人”這樣嚴重違背客觀曆史的政治結論，從而造成了與“紅岩”和“11·27”大屠殺中相關的所有犧牲了的員和革命誌士的政治命運發生了徹底的顛覆，由此也使他們的親屬、戰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有一位與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一起被敵人作為“重犯”槍殺於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歲就入黨的“紅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擔任過地下黨川東臨委及臨委書記王璞的交通員，為了革命事業，他屢屢出生入死，承擔組織交付的一個個艱巨而機密的任務，同時袁尊一又獨立擔任相當量的組織工作，單線發展和培養了如塗兆興、幸錫祥、謝以思、譚月英等一批同誌入黨。王璞犧牲後，袁尊一作為了解川東地下黨組織的特殊人物，他又與川東臨委秘書長肖澤寬等同誌並肩同敵人進行了一場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接受了殘酷鬥爭條件下的種種考驗，具有卓著的組織能力和對敵鬥爭經驗，在同誌們心目中威信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時，在到重慶市臨江路的地下黨員何忠發那裏時，因叛徒劉國定出賣了何忠發而被埋伏在那裏的特務們抓捕的。由於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關押在重慶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特務們曾讓叛徒劉國定當麵與袁尊一對質，袁尊一大義凜然，將劉國定罵得狗血噴頭，無地自容。特務頭子徐遠舉不相信年紀輕輕的袁尊一能這麽“硬扛著”，便親自審訊，結果一無所獲。袁尊一的堅強表現在這位心狠手毒的特務頭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後，在我監獄裏接受改造的徐遠舉，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過關於袁尊一的話：“袁尊一，20餘歲，四川人，地下黨員，1948年夏，他去臨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館與地下黨員何忠發聯係被捕，以後犧牲於渣滓洞，被捕時特務們在他身上搜出一兩金子，我同他見了一麵，我問他家住什麽地方？家中有什麽人？他說：‘家住在朝天門，隻有一個老母親……’他反複說：‘我母親雖然沒有飯吃，不會要你們的錢的。’”可見，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質**的堅定的員。1949年11月14日，敵人之所以將袁尊一與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殺害，足以說明他在敵人眼裏的分量。就是這樣一位令敵人都感到心驚肉跳的不屈不撓的員，卻在“文革”中被誣陷是“叛徒”。關於袁尊一，他的戰友們還知道他在生前做過幾件特別令戰友們感動的事，那就是他還收養了烈士王璞和左紹英夫婦的女兒小凱渝（解放後改名為雷詠雪）。袁一家為了讓烈士的後代少受心靈傷害，百般嗬護，關愛無比。可是袁尊一犧牲後，他自己的親生女兒不到3歲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發展的地下黨員謝以思，承受不了失夫喪女的沉重打擊，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親為了讓烈士事業有人繼承，便將袁尊一的胞兄袁昭儀之子袁繼武作為烈士之子，而且這一過繼關係，得到了政府認可，從此沒有了後人的袁尊一有了繼承人。然而，令人無法理喻的是，像這樣一位實際上是“斷後”的人，****及其爪牙們仍然沒有放過對他們的汙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誣蔑為“叛徒”後，原來在敬老院的他的賢良而有覺悟的老母親也得不到照顧，被病魔拖死於1971年；曾經是他妻子的謝以思也沒有被造反派們放過，長期被關在陰暗潮濕的牛棚裏罰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於1978年，時年不到60歲。連“父親”是什麽樣都不知道的過繼來的兒子袁繼武也因為是“叛徒的兒子”，被剝奪了升學、當幹部的種種權利，一直生活在最底層……
袁尊一烈士及其親人們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憤了他的戰友和同誌。有一位女地下工作者譚月英（後改名叫譚群生），實在無法接受作為自己的戰友和上級的袁尊一烈士會在犧牲後受到如此殘酷的誣陷和他全家遭受的政治迫害，從“文革”初期的1966年開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跡，曆時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跡》的文稿出版工作。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與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戰鬥中，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上級但始終沒有表白過一句話的女員，當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兒、妻子改嫁、養女也被領走後，便默默地將自己的女兒改名為“楊袁鋒”，默送給烈士作義女。為了感謝這位後半生幾乎是在為烈士而活著的、心懷誠摯愛情的女員的崇高精神，讓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跡，在此我們摘錄譚月英女兒根據她母親幾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跡而作的一次講演：
我名楊袁鋒，1962年在重慶出生後，為了紀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媽媽把我默默地送給袁尊一烈士為義女，以替代1952年病死的袁伯伯和謝以思孃孃的親生女兒曉華姐姐。為繼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遺誌，將我取名楊袁鋒。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媽媽的引路人、黨的領導同誌、親密摯友、戰友。袁尊一烈士的愛人謝以思孃孃是地下黨員，她對我媽媽很好，也很愛我，曾給我講過袁伯伯的鬥爭故事，袁尊一烈士的媽媽孫道清婆婆和袁伯伯的寄養兒子袁繼武哥哥，在重慶市市中區（現為渝中區）八一路烈屬敬老院居住，由人民政府供給生活費用。我出生後，每逢假節日媽媽都帶我去烈屬敬老院看望袁婆婆、繼武哥哥和其他的烈屬爺爺婆婆，他們非常的喜歡我。我幾歲時，他們就給我講烈士的故事，袁婆婆很慈祥，最愛我，常給我講袁伯伯小時候的故事。“**”中烈屬敬老院的生活條件沒有原來好了，我媽媽還接袁婆婆和其他的烈屬婆婆到我們家裏做客。這樣，她們更加愛我，因此我自小能聽到烈士的故事。當然，關於袁尊一烈士的事跡，更多的是通過我媽媽所講的袁伯伯的事跡……
……
在南岸中學讀初中時，袁尊一就喜歡讀嶽飛、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書籍，並且異常崇拜這些人物。他又聰明機靈，很受老師器重。老師中的員（地下黨員）特別喜歡他，經常對他進行教育，使袁尊一的階級覺悟提高很快。因此1937年袁尊一實足年齡隻有16歲時，就被黨組織吸收為中國黨員。
在銅梁正誼中學讀書時他與學生中的地下黨員蒲世隆、張金城組成黨支部，袁尊一任黨支部書記。後袁尊一考入重慶社會大學政治係，開始成為黨的職業工作者。他從1943年至1948年被捕前的幾年間，曾先後以商號會計、報社編輯、小學教師、中學職員等社會職業為掩護做黨的工作。
1948年4月份黨內出了叛徒後，很多地下黨員被捕，這時袁尊一的工作擔子更重了。他隻得放棄社會職業，終日奔走於各地秘密聯絡和組織員們。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對自己的愛人（地下黨員）這樣說過：“你我要學著餓肚子，至少也要能餓上三天能頂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務是很困難的。”
其實，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貧。他入黨後，為了幹革命工作方便，與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親單獨住在重慶市區千廝門小河順城街的貧民院，條件十分艱苦。我聽媽媽講：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在又髒又臭的窄巷內貧民院樓上一間牆壁有縫、樓板有洞的小破樓裏，但整理得很清潔整齊，充滿生氣。從1946年起，我媽媽常到袁尊一家裏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處得非常好。袁家很窮，經常吃了上頓無下頓，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確實常常藏有黃金，這些黃金是他為黨籌集的黨費，是專門繳到組織給遊擊區支援武裝鬥爭用的。他們家裏老小餓肚子，卻從不動用分文的黨費，而且自己還要千方百計想法多給黨組織籌集經費。
袁尊一的愛人謝以思，原是何忠發烈士的弟弟何澤民的妻子，何澤民也是員。但謝孃孃與何澤民結婚不久，丈夫何澤民就患傷寒暴病死了。何忠發為了解除弟媳的痛苦，把她從宜賓帶到重慶，托袁尊一繼續培養她入黨和介紹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紹謝以思加入了地下黨。為了便於掩護和撫養好王璞與左紹英烈士的女兒小凱渝，黨組織要求他們結婚成家，這樣在這年的4月，袁尊一與謝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後仍住在貧民院，雖然他們的生活還是那樣清貧，但為了撫養好烈士後代，夫婦倆盡責盡力，妻子謝以思還把前夫何澤民同誌的一大筆存款交給了黨組織，作為支援遊擊區武裝鬥爭的經費。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慶臨江路占家巷解中公寓去與華鎣山武裝起義負責經濟工作的何忠發同誌（烈士）接頭交黨費而被叛徒出賣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帶了一兩黃金的黨費。不幸被特務搜走了。
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兩年多時間裏，他領導了江北縣明月、統景等地下黨組織，與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了不懈的鬥爭。當時的重慶是國民黨的老巢，白色恐怖極端嚴重，特務遍布，軍警林立，敵我之間的鬥爭形勢十分複雜和激烈，也很殘酷。由於袁尊一牢牢掌握黨的“統戰”法寶，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黨性強，地下鬥爭藝術高超，不斷壯大了明月、統景等地區的黨組織，狠狠打擊了當地敵人的囂張氣焰。被捕後的袁尊一經受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地保護了黨，保護了同誌，使明月、統景地區的黨組織。黨員平安無事。尤其是袁尊一保護了一批川東臨工委留下的經費和電台等設備，使得這些經費和通訊設備在後來迎接解放軍解放重慶起到了積極作用。
袁尊一烈士是一位黨性觀念強、政治素質高的黨員。他在被捕前的兩年中直接發展的6名黨員個個都是經得起考驗的優秀和堅強的員，其中有一個還打入到敵人“中統”特務機關做某地區負責人，該同誌後來為重慶解放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袁尊一烈士平時常說的一句話，也是他用自己的行動和年輕的生命踐行於忠誠黨的事業的真實寫照……
袁尊一，讓我們銘記這位烈士的英名及其革命事跡吧！讓我們以同誌的名義，同時也記住因他而早逝的3歲女兒袁曉華及蒙冤病逝的妻子謝以思的名字。
薛傳道，又一位28歲犧牲於“11·27”大屠殺的革命誌士。因為他生前有個非常特殊的公開身份——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所以關於他的“革命烈士”身份屢受質疑。
發生在薛傳道身上的事，有不少“紅白”巧合顛倒：1949年7月27日，他在監獄裏得知自己已被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開除的消息。當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還刊出了開除他的新聞報道，指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薜傳道在重慶組織‘活力社重慶分社’從事反文化活動，參加****，鼓動****，經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查明屬實，應如何議處案，決議薜傳道永遠開除黨籍。”4個月後的1949年11月27日，薛傳道與其他100多名渣滓洞難友被凶殘的國民黨特務們殺害於監獄之中。
薛傳道時任中央工校土木工程教授，是一位具有政治信仰的典型的愛國知識分子。他的一位同事回憶說：“據後來他太太告訴我說，薛傳道承認自己加入過，並供出了幾個到解放區去的朋友。由於他所供出的人都不在敵占區，所以沒有什麽人受牽連。他太太同時被捕後，因不承認知道其丈夫的行為，並當時有孕臨產，故獲得取保外出。”薛傳道生前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革命陣營裏的人對他知之甚少。
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是舊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基本信仰，在這種進步思想的引領下，有人開始接近中國，並且成立自己的進步團體，來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進行鬥爭。薛傳道就是這樣的一位知識分子。然而，在他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和教育救國的道路上英勇犧牲後的幾十年裏，卻受到了不白之冤，尤其是“文革”期間，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大特務”的帽子，受盡了政治上的汙辱。薛傳道的親屬們也因為他的緣故，幾位在部隊工作的侄女侄子，還有其他兄弟姐妹，皆因他株連而或提前轉業複員，或從幹部崗位上被揪下台，飽受政治淩辱。與他一起參加地下工作的妻子商育辛，解放後一直在杭州市的一所中學教書，年年月月，盡心盡職，可是因為丈夫的原因，幾度被逼瘋。
與薛傳道同樣命運的還有很多人，其中包括鄧惠中，還有連同兩個孩子皆被雙雙殺害的王振華、黎潔霜夫婦等100多位遇難人士被排擠在“革命烈士”之外。這份糾結的情懷，深深地刺傷了烈士親屬和戰友們的心靈。為此，他們一直通過不同的方式向政府和組織反映，許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文革”結束後，隨著撥亂反正的全麵開展，重慶和全國各地與“紅岩”革命烈士相關的幹部群眾不斷向當時的四川省委和中央寫信，強烈要求重新審核“11·27”大屠殺中那些遇難烈士的真實身份，並給予公正的政治待遇。中央對尚未定性的“紅岩”遇難人士問題也非常重視，責成四川省委加快複審工作。1982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專文給中央組織部，匯報了如何落實中央精神的情況。
中央要求複審“紅岩”烈士的精神及四川省委的意見，加快了重新複審薛傳道、鄧惠中等人問題的進程，最終使得這些長期蒙受不白之冤的革命烈士獲得了政治上的平反，他們的親人和戰友們也在政治命運上獲得了真正翻身。
讀者也許還清晰地記得，在本書的前麵曾經介紹過一位名叫盛超群的員如何戲弄徐遠舉，給敵人交了一份所謂的“雲陽縣地下黨的名單”，結果徐遠舉一夥特務抓來的竟然全是他們的國民黨雲陽地區的惡霸分子。盛超群的事跡，在小說《紅岩》裏被作者用過不少筆墨描述過，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令國民黨特務分子們恨之入骨的聰明機智的員，卻一直沒有被評上“革命烈士”，原因是他有個“國民黨縣參議員”的頭銜。其實，當時國民黨特務機關早已認定盛超群是一位與江竹筠、李青林一樣的“****要犯”，然而國民黨如此仇恨的“****要犯”，卻在新中國成立後被諷刺式的排斥在“革命烈士”之外，這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這又是實實在在的現實。盛超群的兒子盛榮德，由於一直堅持認為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堅定的員，因此在他成人後不斷向組織申訴父親的事。“文革”中，有人已經把其父盛超群從曆史的塵埃中翻出來，戴上“叛黨分子”和“國民黨反動參議員”的帽子了，兒子盛榮德依然不斷向有關方麵反映，要求給他父親平反。這樣，造反派們就異常惱火，通過卑鄙的手段，網羅了一堆罪狀，最後把烈士的兒子定為反革命分子，並判刑10年。
在對盛榮德的“判決書”中所述的“罪名”，其實隻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盛榮德的父親是“叛黨分子”。為了證明自己的父親是員和革命烈士，盛榮德卻在領導下的新中國，在人民自己的監獄裏被判10年徒刑，這是不可理喻的事。然而在那個顛倒是非的荒唐年代，有什麽事不會發生呢？
盛榮德始終不服判決，即使蹲在監獄裏，他仍然認為自己是無罪的，一個堅定不移的信仰在他心目中從來沒有動搖過，那就是：父親盛超群不是“叛黨分子”，而是堅定和忠誠於黨的優秀員、革命烈士！在監獄的日子裏，盛榮德的行動受到限製，沒有多少文化的母親、即盛超群烈士的妻子開始為兒子到處申冤控訴，然而在“文革”期間，這樣的申訴結果隻能加重“罪行”。直到粉碎“四人幫”之後，盛榮德母子倆的申訴才重新被有關部門重視，並於1979年4月10日正式撤銷了對盛榮德的刑事判決，宣布“無罪釋放”。在這之前的1977年初，盛榮德的母親也為兒子的事要求有關法院重審過，結果某法院下發“1號文件”，作出了“維持原判”的決定。兩年之後的1979年，在*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開始全麵撥亂反正，一些曆史遺留問題和“文革”中的錯案冤案獲得了平反。“紅岩”曆史中的那些像盛超群這樣的疑案、懸案，也被提到議事日程。盛榮德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方才被獲釋。
坐了近10年牢的盛榮德在出獄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處尋找能證明他父親是員和在獄中堅貞不屈的證據，這是因為他自己坐10年牢的全部原因就是父親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那些了解盛超群革命鬥爭經曆的地下黨同誌紛紛站出來為戰友作證，政府和黨組織也派出大量人力物力，對盛超群的曆史進行了全麵認真的複審，最終得出結論：盛超群不僅是一位忠誠的戰士，而且是位有過重大貢獻的地下黨領導人，他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和監獄的折磨時，沒有出賣過任何同誌，犧牲時他麵對敵人的槍口，高呼“中國萬歲”，表現出一位信仰堅定的人的風骨。
1981年6月，重慶市委組織部發文——渝委組（1981）45號文件《關於盛超群同誌補定為革命烈士的調查結論》，正式追認盛超群為革命烈士。他兒子盛榮德也在3個月後，被所在單位正式落實了作為革命烈士後代的相關政策。
這一年的11月14日，盛榮德挽著老母親，來到當年父親犧牲的地方，伏地整整哭了3個多小時，這是他在父親死後的32年中第一次哭得那麽傷心，又那麽痛暢……末後，他擦幹眼淚，對天大喊道：“爸，你現在可以在九泉之下合眼啦！我和母親永遠想你——！爸，你放心，我們永遠聽黨話，跟黨走——！”
這就是我們的人民。這就是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他們對黨的忠誠和感情，是永遠不會消失和動搖的。
我知道，在中央和四川省委及相關省、市黨委的直接關懷和重視下，到1982年10月，就有40多名過去一直未定性的遇難者，正式被確定為“革命烈士”，其中包括薛傳道、鄧惠中、王振華和黎潔霜夫婦等。據說，那一年的11月27日，重慶歌樂山悼念革命烈士的活動異常隆重，成千上萬的群眾，都是自發從各地匯集到當年烈士被害的地方，他們或焚紙祭祀，或揚灑久積的淚雨，把整個歌樂山淹沒在一片淒婉而悲壯的氣氛之中……
又快新一個30年了，當今天我來到歌樂山時，我的合作夥伴厲華告訴我：到目前為止，雖然當年在“11·27”大屠殺中遇難的331人中，絕對大多數已經先後被確定為“革命烈士”，如鄧惠中等傑出的員還載入了黨史，然而至今仍有30多位遇難者卻因種種原因沒有被確定身份，他們或許永遠成為“無名英雄”而長眠於九泉之下。這看起來似乎對他們很不公平。然而，對真正的人來說，這又算得了什麽呢？他們當年為了中國的解放事業參加了中國或投奔到了革命隊伍，後來他們被敵人抓走後，坐穿了牢底仍然沒有獲得自由，也沒有看到新中國的誕生，更不可能看到如日中天的現代化的今日中國，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因此後悔，因為今天中國這個樣子，正是他們當年為之英勇奮鬥和獻身的理想……
我噙淚低吟民族的史冊，
一朝朝，一代代，
但見憂國傷時之士，
齎誌含憤赴刑場。
血口獠牙的豺狼，
總是跋扈囂張。
哦！民族，苦難的親娘！
為你那五千年的高齡，
已屈死了無數的英烈。
為你那億萬年的偉業，
還捐棄了多少忠良！
銅牆，困死了報國的鬥誌，
黑暗，吞噬著有為的軀體，
鐐鏈，鎖折了自由的雙翅，
這森嚴的鐵門，囚禁著多少國士！
豆萁相煎，便宜了民族仇敵。
無窮的罪惡，終要叫種惡果者自食，
難聞的血腥，用噬血者的血去洗。
囚徒，新的囚徒，堅定信念，貞守立場！
砍頭槍斃，告老還鄉；
嚴刑拷打，便飯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堅定信念，貞守立場！
擲我們的頭顱，奠築自由的金字塔，
灑我們的鮮血，染成紅旗，萬載飄揚！
這是“紅岩”之外的另一位被敵人殺害的中國人在犧牲前所高吟的《囚徒歌》。為新中國解放事業光榮獻身的人和革命誌士，有千千萬萬。正是無數這樣忠誠於黨的革命先烈們的拋頭顱、灑鮮血，才換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並玉成了今天如此偉大而強盛的中華民族！他們和他們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曆史的豐碑上。他們對黨、對民族、對國家的忠誠精神，世代永存。
讓我們以黨和革命的名義，向這些革命先烈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