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裏的每一個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證明了一個真理：黨的事業成與敗，很大程度在於所有黨員同誌的忠誠與背叛。同樣，革命事業的成功與否，也在於每個革命同誌對自己所追求的事業的堅定與否。一個人、一個革命者，能否忠誠於自己的組織，忠誠自己的事業，信仰的力量是堅不可摧的。沒有信仰的人，等於沒有靈魂的人；信仰不堅定的人，就不可能將事業進行到底；背叛信仰的人，終將被曆史所唾棄。
翻開“紅岩”烈士名冊的檔案，我們發現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現象：一些出身富裕家庭和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黨的教育下，對所從事的革命工作無私無畏，赤膽忠誠，對事業無限熱愛和向往。這種超越階級關係的崇高獻身精神和背叛本階級的無所畏懼的遠大理想追求，都值得我們以此為榜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多次論述道：那些認識了本階級的剝削本質，從而轉向為人民大眾利益服務和為事業奮鬥的人，才是真正崇高的人。
一個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胸襟坦**，理想遠大，從不追求個人名利，鄙視物質享受，從不被任何東西**，將偉大之愛獻給普天下大眾，把熱情與**揮灑在有意義的工作和事業之上。所有真正的員就是屬於這樣的人。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和平與解放的偉大事業中，有千千萬萬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他們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拋頭顱，灑熱血，這樣的人，永遠受人尊敬和世代不忘。
“紅岩故事”裏，有我們熟悉的出身貧寒、革命堅定的“江姐”、“許雲峰”式人物，也有像“願以我血獻後土，換得神州永太平”的職業革命家車耀先、羅世文等，更有一批出身在富裕的地主土豪等家庭的知識分子。他們對革命、對事業所表現的忠誠程度，實令山河動顏，天地動情……
在“紅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詩抄裏，有首當時署名“六麵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監獄裏最流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嗬，給爾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身軀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隻能期待著那一天，
地下的火衝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
得到永生。
現今年歲大一點的同誌，都知道它是著名愛國將領葉挺先生的遺作。對於葉挺是何許人也，他為什麽寫出這樣一首光輝詩篇，現在的年輕人並不了解。因此我們在此對葉挺先生作些介紹——重要的原因是：葉挺生前也是被關在重慶的，他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進行過堅定而不屈的鬥爭，始終是我們黨的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
葉挺，字希夷，廣東惠陽人，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畢業。1924年加入中國。北伐戰爭前期，當過孫中山先生的警衛營營長，後任第四軍獨立團團長，率部強攻汀泗橋，智取賀勝橋，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隊被譽為“鐵軍”。後升任24師師長兼武漢警備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於8月1日與賀龍一起領導“八一”南昌起義，是我軍的創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領導了廣州起義，任前敵總指揮。起義失敗後，葉挺被迫流亡海外，從此與黨失去了聯係。
抗日戰爭爆發前，葉挺回到祖國，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曾多次許以高官厚祿，要他****，但葉挺嚴詞拒絕。抗戰爆發後，中國領導的江南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投入到了抗日戰場。中國中央委員會建議葉挺任新四軍軍長，他欣然到延安受命。在歡迎葉挺的大會上致詞道：“我們今天為什麽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北伐名將，他願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他讚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葉挺則在致答謝詞時，以無比激動的心情表達了他回歸革命隊伍的決心：“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路險，勇於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頭去，如今才追趕上來。今後一定在黨中央領導下，與大家團結一致，抗戰到底！”在葉挺領導下，新四軍縱橫馳騁於揚子江畔、淮河之濱，與日偽軍展開激烈戰鬥，戰功卓著。然而，這支抗日有功部隊，卻遭到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忌恨。一方麵克扣、拖欠其軍餉彈藥，使之陷於困境；另一方麵由於在新四軍中的我黨某些負責人總是以極“左”的思想來看待和對待葉挺，使其精神受到很大傷害。在雙重壓力下，葉挺屢次向中央反映，並曾主動要求放棄職務。然而黨中央對葉挺高度信任，使他有了繼續留任的決心。這時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則在不斷設立種種陰謀，欲殲之而後快。1940年10月，蔣介石指使何應欽向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新四軍軍長葉挺發出代電，強令在長江、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為顧全抗戰大局，中央同意將駐皖南新四軍部隊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餘人，從涇縣雲嶺北移。6日行進到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7個師的8萬餘人的突然襲擊，葉挺領導下的新四軍曆時7個晝夜浴血奮戰，除1000多人突出重圍、一部分被俘外，數千人壯烈犧牲，副軍長項英被殺害，軍長葉挺被扣留。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富有軍事才能的葉挺被捕後，蔣介石得意萬分，想借此機會拉攏葉挺。“皖南事變”後，葉挺等10人被國民黨軍警押到寧國。其間，圍剿新四軍的國民黨戰區司令上官雲湘奉蔣介石之命，向葉挺提出隻要他發表聲明，誣指新四軍首先襲擊友軍，就可讓他當戰區副總司令。麵對襲擊新四軍的劊子手，葉挺強壓心中怒火，一言不發，拂袖而去。碰一鼻子灰的上官雲湘隻得把葉挺解送江西上饒監獄。之後，蔣介石又多次派顧祝同、羅卓英、黃伯韜等人，相繼以老同學、老同事名義輪流做東，做葉挺“工作”，結果無一成功。相反，麵對這些不抗日、專搞內戰的“老同事”、“老同學”，葉挺多次拍案怒罵：“不想你們這些身為國家軍隊之高級將領，卻在侵略者麵前如此軟弱！我葉挺頭可斷，血可流，誌不可屈！”
1941年7月起，葉挺落入軍統之手，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室，內部由“桂辦”警衛組長沈默(沈醉之弟)帶領12名特務日夜輪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憲兵擔任警戒。1942年1月3日，葉挺又被秘密押往重慶。這回是蔣介石親自出麵勸降了。
蔣：身體很好？
葉：還好！
蔣：一年來休養怎樣？有什麽反省覺悟的地方？這幾年沒有很好讓爾做點事。
葉：屢經挫折失敗，自覺能力薄弱，無法應付環境。
蔣：你這人太老實，上了人家的當還不覺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還會殺了你。去年(實是前年)為什麽不來見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葉：因為辭職沒批準，隻好回去……
蔣(大聲)：你的部下就是，他們破壞抗戰，攪亂後方,你上了當還不覺悟，還對他們負責,這樣我關起一百多人是我錯了嗎？
葉：如果這樣說，新四軍從一開始就不應該成立了。
蔣：話就說到這裏止！再說就不好聽，你是不是？
葉：到現在止，我沒有任何黨籍。
蔣：你覺得對，你就到那裏去，你覺得國民黨對，你就到國民黨來，沒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你一條正路，你能絕對服從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葉：我早已決定我已經完了。
蔣：也不是那樣意思，我叫你到第二戰區去好好休養，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葉：如果照這樣做，大家一定說我自私，怕法律處置，我不能這樣做。
蔣（非常生氣）：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複我……
葉回來還同郭談話約一小時，最後結語：我不能夠這樣做，請槍斃我吧！
這份保存在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的“館藏A類檔案-A251”編號的重要材料，是當年葉挺自己親筆記錄的蔣介石與之談話的回憶材料。1996年，葉挺將軍的長子、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顧問葉正大中將，在延安參加紀念“四八烈士”殉難50周年活動時，時任軍委領導的楊尚昆對葉正大說：“我想起一件事，說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時率部打出‘鐵軍’威風的硬漢。‘皖南事變’時他被關押，連老蔣(指蔣介石)親自勸降，威逼利誘，都被他巧妙地頂回去了。我那時就在黨中央辦公廳工作，看見過這個‘筆錄’。後來轉到哪裏去了，我就記不清了！”事後，葉正大設法通過組織多方查尋，終於在中央檔案館浩繁的文件資料中查出來了這份珍貴的曆史檔案。
因為不能讓葉挺就範，蔣介石認為極丟麵子，下令取消對葉的所有“優待”，移禁白公館看守所。大特務沈醉在解放後回憶這個情況時這樣說：
我去看過三四次，問他生活上缺少什麽，他總是表示不需要什麽。他對國民黨報紙看了很厭惡，看一下就丟在一邊，但又無聊，無可消遣，無人談話，往往又把丟在地上的報紙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長侯子川很凶殘，打罵犯人，但對葉不敢隨便，有時葉還叫他不要對人太過分，沒有必要增加別人痛苦。有次戴笠順便去看葉，先叫我去通知葉，戴進去時，葉還是短褲汗衫，盤腿坐在地板上，揮著一把大葵扇。平時去，他還有說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葉不認識，便介紹說：“戴先生來看你。”葉坐著不動，說：“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訴過我嗎？”戴向他招呼，葉把嘴努一下，“請坐”。戴看這樣，知道沒有什麽好談，隻問一下他生活情況，葉表示不需要什麽。戴看他冷淡，心裏老大不高興，站了一會就走了……
後來葉挺又被轉往蔣家院子秘密囚室。在這裏，由軍統技擊班副主任李克煉帶領24名便衣和武裝看守警戒，葉挺戲稱他們是“24大金剛，24個飯桶”。
葉挺夫人李秀文開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過李濟深的關係，她打聽到丈夫葉挺被關押在重慶，於是拿著李濟深的親筆信找到戴笠。半個月之後，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樂山下五靈觀招待所，與從囚室下來的葉挺相見。當見到長發長須的丈夫時，李秀文泣不成聲，葉將軍見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蔣介石原以為李秀文會勸說丈夫妥協，結果李秀英給葉挺帶去的卻是中央領導人周恩來、葉劍英等同誌以及各界進步人士的問候和敬意。葉挺對此極為感動，他知道自己在坐牢卻並不孤立，尤其是聽說中央一直在設法營救他時，更是激動得熱淚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內心，疾筆寫下了“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的著名《囚歌》。該《囚歌》寫成後，由其夫人帶出後及時交給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看後，感慨地稱之為“用生命和血寫成的真正的詩”，後來便在社會上廣泛傳頌。渣滓洞監獄難友胡作霖還在監獄裏將《囚歌》譜成曲，成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變”後，中央對葉挺被關事件一直同國民黨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恢複葉挺自由的要求，然而國民黨方麵總是從中作梗，使葉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到重慶談判，在談判桌上，周恩來同誌向蔣介石明確表示，將釋放葉挺等*作為條件之一。蔣介石仍然不從。1946年3月，我黨以釋放在邯鄲戰役中被我軍生俘的國民黨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馬法五作為交換條件，再次要求釋放葉挺，這時蔣介石才被迫同意。
葉挺獲得這一消息後，自然異常興奮。但由於葉挺的身份特殊，他出獄後到底想幹什麽，這是許多人士都很關注的事。葉挺當然有自己的想法。特務沈醉在他的回憶材料中有這樣一段有趣的回憶：
提出要放葉，我特地好奇地去看葉，看他出獄後辦什麽。葉毫不遲疑像做了長時間準備一樣，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辦的，便是請求恢複我的黨籍。”我十分驚異，一直沒想到他是一個脫離了的非黨員，直到那天我才明白這一情況。他說完後昂起頭來，凝視窗外，久久不發一語。我怕碰釘子，趕忙辭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幾聲“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報告，他聽了不作一聲，很久才說了一句：“人的可怕，就是在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葉挺終於獲得自由。這時他已長發披肩，胡子齊胸。行前，他攏著長須，對長期看管他的特務沈醉說：“過去你幾次勸我剪掉它，我沒有答應，現在我要自動把它剪下來，把它好好保存起來。”說完，葉挺發出爽朗的笑聲，登車朝他早已向往的代表團駐地駛去。
葉挺出獄後，第一件事就是致電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黨申請。此時在延安的，親筆修改了電文這樣回答葉挺：
親愛的葉挺同誌：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二十餘年的奮鬥，經曆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為黨員，並向你致熱烈的慰問和歡迎。
4月8日，曆史上發生了一場大悲劇：葉挺與夫人、楊眉、阿九、王若飛、博古、鄧發等人，乘坐的從重慶飛往延安的飛機，途中不幸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於山西興縣黑茶山。為此，中央在延安為葉挺等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親筆寫了“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題詞。在重慶的周恩來得知葉挺遇難的消息，悲痛欲絕，親筆在《新華日報》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隊伍的創造者，北伐抗戰，你為新、舊四軍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馬功勞。十年流亡，五年牢監，雖蒼白了你的頭發，但更堅強了你的意誌。一出獄，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國，一見麵，你就提到皖南死難同誌，檢討皖南事變，要我交涉繼續放人。我記住，我永遠記住。我敢向你保證：我們要為保護人民隊伍和釋放一切*而奮鬥到底！
葉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載入紅岩革命史冊。
說“紅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人，我們不得不說羅世文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個反動階級的的背叛者外，羅世文的另一個身份十分特殊——四川省委書記。這樣一位黨的高級幹部，其慘死在敵人的亂刀之下，我們無法不對他表現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黨的高級幹部的忠誠。
以前，在我們熟知的“紅岩”故事中，羅世文的名字幾乎沒有出現過，這是因為他犧牲得比較早，他和另一位四川省委領導車耀先，被敵人殺害於1946年8月18日。這兩位黨的高級幹部並沒有和“江姐”、“許雲峰”及《紅岩》作者羅廣斌等在一起工作過，所以《紅岩》小說裏基本上沒有涉及到他們。加上“文革”時，****一夥人惡意將羅世文、車耀先等英雄誣蔑為“叛徒”，因此他們的事跡鮮為人知。
關於車耀先，我們在上麵有所提及。他是張秀萍等同誌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羅世文是不是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對敵鬥爭的英雄，也許隻有與他一起革命和在敵人監獄裏蹲過的人才會真正了解。
《紅岩》小說中有個“瘋老頭”，後來逃出了監獄，他就是解放後曆任貴陽市委領導和貴州省領導的韓子棟。韓是少數的幾個與羅世文、車耀先一起在監獄裏生活過的見證人。下麵是韓子棟在1972年回憶羅世文時的口述：
……羅世文、車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務抓逮的。兩人開始關在成都的一個院子。羅是蘇聯留學生，與大特務鄧文毅、蔣經國在蘇為同學，因此鄧文毅想勸羅世文投降，但被羅拒絕。
到息烽監獄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後來又從息烽監獄押到重慶，是1946年七八月份。到重慶途中，經過桐梓時因下雨，橋衝垮等修橋過程中，羅世文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我記得內容寫得比較簡略，不知周總理到底收到沒有。到渣滓洞是這年的7月20日左右，關在渣滓洞二樓。當時我關在4號牢房，羅世文關在8號。隻關了幾天，特務傳說羅、車在四川熟，關係多，想法要把他倆另押到一個地方。到了8月10號，突然聽說要將他兩人押南京，羅世文這時用了紙片寫道：‘此行凶多吉少，高舉我們的旗幟。”這紙條後來由我傳給許曉軒。許又給了文光甫，文夾在皮鞋內帶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務們將羅世文和車耀先叫了出去，說是將他們送南京去。幾天後仍沒有回來，這時我和許曉軒、宋綺雲等被押白公館。在白公館見一個姓楊的特務用的正是羅世文的臉盆，我們就懷疑起來，後慢慢打聽到羅世文和車耀先已經被敵人殺害了……羅世文在獄中表現是好的。
韓子棟在同一日回憶時又補充道：
1941年秋季，羅世文和我關在一個牢房裏，起初我對他是有很大懷疑的。原因是：一是當時我們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嚴禁修養人（這個監獄裏的犯人的稱呼）互通姓名及談案情、講身世。可是，在羅世文還沒有押到之前，牢房裏就傳出要從重慶押來一個大的消息。這是我在這個監獄坐了七八年中從未經曆過的事，覺得這個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獄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時，一般都喊“番號”，不準叫姓名的，而看守叫羅世文時不叫他的番號，反而經常客氣地稱他是“張先生”，這也是以前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三是外麵給關在這裏的人送東西是不可能的，我從沒見過有人給堅持立場的員送來過東西。但羅世文卻有人可以送東西給他。這也很不正常。後來時間長了，慢慢我了解清楚了，他羅世文確實是四川省委書記和成都《新華日報》社長。以後，我下決心弄清楚他在獄中的態度。我借機問他：“你打算跟他們（指監獄的特務們）做什麽工作？”他聽了以後真的很生氣，真要揍我。還好，他沒有揍我。後來我把懷疑的原因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羅世文的氣才消了很多。他告訴我：他關在重慶時，鄧文儀（他在蘇聯的同學）帶了很多東西去看他，跟他談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羅很生氣地嚴厲痛斥了鄧。說到為什麽有人給他送東西一事時，羅說他也不知道是誰送的，不過羅說有可能他被捕以後，是周恩來同誌向蔣介石提出了抗議，向蔣介石要人，這樣可能他羅在監獄的處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羅還說到了為什麽看守們喊他是“張先生”時，羅說這是他關在重慶時的化名。
監獄的鬥爭是尖銳的，是真員假員，好像熔鐵爐中的烈火一樣，很快就把假的化為灰燼，真的顯出耀目的光輝來。牢裏的殘酷鬥爭，使我後來斷定羅世文是真正的員，是忠於的。在鬥爭中，我們彼此認識到，事實證明我們是為而獻身的。在羅和車來監獄之前，這個監獄裏沒有黨的組織，是他發起建立了臨時支部，他是支書，車耀先和我是支委。為了能堅持長期鬥爭，必須要爭取發動難友們聯合和團結起來。羅向我分析，在這個監獄裏，釋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於是決定要和外麵的黨組織接上關係，然後在外麵的黨組織領導下，實行裏應外合，集體越獄（暴動）。羅特別指示我做這個工作。
1944年左右，監獄頭子周養浩，聲稱要叫一些“修養人”當工作修養人。去不去呢？許曉軒的意見是“不”。經過考慮，當時的具體情況，如：在兩三百個“修養人”中，員隻有十幾個，再加其他*也不超過30人，是少數。這樣，敵人很容易把我們這些員完全孤立起來。支書羅世文遵照同誌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的方針精神，決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條件下，如果監獄看守叫我們當工作修養人，我們就當，這樣對我們的獄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後來羅世文自己就去當了監獄的圖書管理員，他通過自己的認真工作，給監獄裏的同誌們提供了很多進步書籍看。
“重慶談判”後，代表在政協會議上提出釋放員羅世文和車耀先等。我們知道這事後，羅世文對我說：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慶等我，我們再一同到陝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黨報告你的情況，黨一定來找你的，你放心吧。這時的我，已經坐了19年牢了，我激動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堅定忠誠於黨的決心。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後來我真的從監獄裏逃了出來，而羅世文與車耀先卻在我越獄之前就已經被敵人殺害了……
韓子棟於1947年8月18日從白公館逃出，這一天正好是羅世文、車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這一天，羅世文和車耀先被敵人殘害於重慶鬆林坡的“戴公祠”。
羅世文、車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來親筆寫的。關於羅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寫的《羅世文傳》也許是記錄羅世文這位“紅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筆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內容，以供大家進一步了解羅世文——
1904年農曆6月21日，羅世文出生在四川威遠縣。
他以優異成績考取教會學校——青年會的英語補習班，學習了一年的英語。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績考取重慶甲等商業學校第13班。
重慶商業學校是一所職業學校，設在重慶機房街，開設中文，外文、數學、薄記、會計等課程。校長梅際郇，是一位知名的舉人和學者，很重視學習。羅世文進校後，校長又換成胡宇光，是一位國民黨左派進步人士，常請社會上的知名的進步人士來校講課，學校風氣也很純正。羅世文在商業學校，刻苦好學，所以每學期幾乎都是頭二名，因此皆為免費讀書。這期間，“五四運動”對重慶影響很大。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傳播，使得羅世文受益不淺。他如饑如渴地看著在進步青年中廣為流傳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少年世界》、《星期天》等報刊雜誌。他尤其喜歡李大劍、陳獨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開了羅世文的心靈窗口，解開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許多進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漸明白了要想改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須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從此，羅世文積極參加學校和社會上的各種革命活動，期間他結識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吳玉章和楊闇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國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員肖楚女等同誌。在這些革命家的指導和幫助下，羅世文開始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並在參加革命活動中，不斷樹立了世界觀。1923年，他加入了中國青年團。
1924年1月20日，革命導師列寧逝世。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了紀念列寧的專題演說。在四川成都，吳玉章和楊闇公等同誌領導群眾在少城公園舉行了列寧逝世追悼大會，並發表了宣言和演說。在重慶，則由肖楚女和羅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學生和群眾團體代表，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產生了很大影響。這個時候，重慶“一肖一羅”即肖楚女和羅世文，在青年學生和社會上影響越來越大。
1924年5月21日，楊闇公由成都返潼南故鄉後，來到重慶。羅世文熱情邀請楊闇公到進步青年中講演馬列主義的真理。而楊闇公則以敏銳的目光，很快發現了羅世文是個革命的人才，認為羅是“本團的健者，很可造的”，並對其給予特別的器重和培養，提攜羅世文擔任重慶青年團地委書記。從此，羅世文與肖楚女、楊闇公等一起，成為領導重慶市革命鬥爭的領導骨幹。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軍閥混戰之際，私運偽幣來渝，被重慶軍警團重慶督察處查獲。船主不但拒絕檢查，反而將督查的士兵六名一齊捆綁，掀下大江，四人淹死，兩人重傷。重慶軍警團即將船主及船上偽幣押回督察處。日本領事不但不依國際公法讓中國人按法律處理該船主，反而汙蔑中國兵士侵犯日本輪船警察權，要中國放人、道歉、賠款。賣國賊的重慶關督察江嶽生不但不處理日本船主，反而將日本船主釋放，還對其道歉認錯。激起了重慶人民的極大憤慨。羅世文立即與楊闇公等商議，決定要以這件案子作為一個事例，激發重慶人民的反帝愛國熱情。肖楚女和楊闇公讚成羅世文的主張，他們三人開始領導了這場在重慶近代史上留下重要影響的革命運動。11月20日之後，肖楚女接連在《新蜀報》發表評論，憤怒聲討日本商船私運偽幣、打死中國地方檢查官的暴行，同時揭露江嶽生等賣國官員投降媚外、壓製輿論的行為。羅世文則以重慶****領導人的身份，到省立二師、川東師範和聯合中學等學校以及市商會等群眾團體進行講演和鼓動，主張由人民直接進行國民外交，發動全市群眾猛力抨擊日商船慘無人道的行為，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四川重慶的種種罪行。集會和宣傳獲得巨大成功。隨後，肖楚女代表報社，羅世文代表****，同其他幾位群眾代表登上日本領事館之門，同日本領事館及其代理人進行談判鬥爭。在談判中，日本領事館驕橫地說：“我們日本政府同貴國政府簽訂的條約中規定，我們日本有在貴國行使警察權、治外法權及領事裁判權的權利，因此，日本商船的船主由我們處理，貴國不得進行幹預！”羅世文一聽此話，勃然大怒！他立即憤慨地予以批駁。羅世文和蕭楚女等義正詞嚴、氣壯山河的發言，駁得日本領事張口結舌，狼狽不堪。然而，日本人勾結重慶當地政府反動官員，企圖大事化小。羅世文他們看穿日方的陰謀，12月13日上午，在他們的組織和發動下，在打槍壩召開了有7000多人參加的“重慶人民聲討日本帝國商船慘殺我同胞案”的群眾大會。大會發表了宣言，並向全市人民發出了呼籲通電，同時向日本領事館提交了抗議書，也向重慶偽政府提出了六點要求。這次群眾大會及後來的盛大遊行活動，振奮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
1924年至1925年間，羅世文與楊闇公先後組織進步青年成立了“平民學社”和“勞工互助社”，團結重慶進步青年和勞動群眾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參加革命鬥爭。在羅世文、楊闇公領導下，“平民學社”和“勞工互助社”推動了重慶的革命運動，並為重慶和四川培養了一批革命幹部。
1925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羅世文正準備迎接學校的畢業考試。當他隨手拿起當日的《新蜀報》草草看了一篇文章後，猛然將右手捏成拳頭重重地砸在桌上：“哼，帝國主義竟在中國槍殺我同胞啦！”被驚醒的全班同學立即都圍過來看報，那上麵赫然登著震驚全國的“五卅”大血案的消息。同學們頓時氣憤萬分，紛紛響應羅世文的建議，舉行聲援上海***的全市大遊行。隨即，他和肖楚女、楊闇公一起，領導了山城各界成立了“五卅慘案重慶國民外交後援會”。並於6月25日召開了全重慶市的聲援大會。之後又舉行了大罷工。為了指導革命運動，羅世文與肖楚女不辭辛勞，創辦了《爝光》雜誌。這份革命刊物立即遭到了封建軍閥劉湘的忌恨。劉湘為拔除這個眼中釘，立即派人草擬了《重慶衛戍司令部禁令》，派專人交給肖楚女、羅世文二人。禁令上說：“……爝光刊物編輯人肖楚女，發行人羅世文，假愛國反帝之名，行宣傳共產之實，……勒令查封該刊物，經辦人員限期三日出境。如有違者，定依法究辦。”接到禁令後，肖楚女於憤慨之餘，連夜草擬了《肖楚女的人生觀》一文，據理批駁劉湘的禁令，申張革命的正義。次日，《新蜀報》全文刊出此文，轟動全城，弄得劉湘手足無措，惱怒萬分。羅世文在憤慨和激動之中，揮筆寫下了三首絕句，有力地表達了對反動軍閥迫害的輕視和卑視，以及對革命真理傳遍四方的堅定信念。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黨組織決定派肖楚女去廣州，而羅世文恰好於本期在商業學校畢業，遂決定派他取道上海赴蘇聯留學。羅世文同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一道，向海參崴前進，開始了他革命人生中的又一個裏程碑意義的經曆。
在蘇聯，羅世文同向警予及從另一條過來的劉伯堅、王仁達、李大章等編入中國班。東方大學在第三國際和蘇聯政府關懷下，為世界各國、各民族的者學習革命理論和革命建設經驗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他們選派了優秀教員，提供了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和各種圖書、資料，生活上也給予較好的照顧。在這樣優越的環境裏，羅世文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手不釋卷地學習馬恩列斯的著作，潛心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及革命戰略戰術，研究國際運動的曆史經驗。盡管學校蘇聯專家、教師上課時都配有翻譯，可以不學俄文，可是，為了更好地學習馬列主義的原著，學習十月革命的寶貴經驗，他還是刻苦地學習俄語和德文。由於他在中學時即已通曉英語，再加上他天分高，記憶力強，又刻苦，所以羅世文的俄語、德語水平迅速提高，很快能閱讀俄文和德文的原著了，這給他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插上了翅膀。
1928年夏，羅世文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東方大學。他用了半年時間周遊了俄國、德國和法國，於年底回到祖國。有人見這位留學的洋學生什麽都沒帶，隻帶了幾箱書，而且還都是些要“殺頭”的馬列主義書籍。羅世文笑著說：“我什麽也不願意帶，就隻帶了馬列主義的書籍。有人告訴我，這些書在國內查出來是要殺頭的。我不怕，因為我回來就是同反革命勢力鬥爭的。”不久，黨中央派羅世文回四川老家工作。這階段，中國領導下的武裝鬥爭風雲四起，特別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震驚神州大地，也鼓舞和激勵了各地黨組織的鬥爭熱情。羅世文回川後，也立即投入了領導士兵的革命暴動運動。
根據地下黨四川省委意見，羅世文來到國民黨地方軍隊28軍第7混成旅進行策反工作。經過羅世文的艱苦努力，旅長鄺繼勳被爭取過來。1929年6月，第7混成旅正式起義。在全旅官兵大會上，旅長鄺繼勳首先發表演說：“弟兄們！官兵們！同誌們！我們第七混成旅今天正式起義了！我們為什麽要起義呢？”鄺繼勳環視了全場一周，然後提高嗓門道：“那是想到了這些年我赤膊帶刀，領著弟兄們拚殺，想給老百姓們辦點好事，想為工農大眾打江山。可是，獨夫民賊蔣介石卻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因此我們就要起義！就要變成革命武裝——工農紅軍了！”
一片震耳欲聾的掌聲中，黨代表羅世文宣布道：“同誌們：現在，我宣布——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正式成立了！”
這次起義的領導機構按“八一”南昌起義的形式，叫做“前敵委員會”，前委書記是羅世文，前委委員兼前敵總指揮為鄺繼勳，前敵委員中有在川軍中很高威信的劉伯承，他雖未到任，但被列名其中。下轄三個師編製，以羅世文為首的黨員分別負責該起義部隊的各級政治工作。
起義部隊在羅世文、鄺繼勳的領導下，在初期時連連得勝，所到之處，工農紅軍的革命義舉和為窮人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動，深得人心，極大動搖了地方反動政府的統治。後因叛徒出賣，起義部隊在同軍閥劉湘部隊的戰鬥中終因兵力懸殊，隊伍被屢次打散。身先士卒的羅世文衝出敵人包圍圈後，孤身一人，藏匿於鄉村的草叢之中數天，他被饑餓和困苦折磨得衣衫襤褸，骨瘦如柴，但他胸中的革命火焰依然熊熊燃燒！“一定要克服艱難險阻，就是爬，也要爬回重慶！”羅世文這時想得最多的是要回到重慶，向省委匯報這次起義的全部情況。於是他重新挺立起來，邁開艱難的步子……
由羅世文直接發動和領導的這次暴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在四川現代革命鬥爭史上留了光輝的一頁。回到省委後，羅世文被留在省委任宣傳部秘書。這時的四川省委按照中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的“爭取群眾”的方針，各地黨組組發展很快，並且陸續發動了許多工人暴動、農民遊擊戰爭等，而這些革命武裝鬥爭，一方麵對反動軍隊和舊政權打擊巨大，另一方麵也引起了各股反動勢力的瘋狂反撲。尤其是重慶地方軍閥，他們屢次破壞了四川省委機關。1930年5月初，省委書記劉願庵與省委幾位負責同誌正在省委機關開會，突然被叛徒帶來的反動軍警包圍後全部被捕，後來劉願庵和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省委宣傳部長陳攸生、省委秘書鄒進賢等先後犧牲。
鑒於四川省委幾位主要領導同誌的先後被捕和犧牲，羅世文同省委各部委秘書長商議，從成都調程子健等同誌到重慶，重新建立了四川省委，羅世文任宣傳部長。
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領導，通過了“新的革命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製定了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並將黨、團、工會各級領導機關合並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一中央精神，對四川地區的革命鬥爭影響很大。一位中央大員到四川後，不顧羅世文等人的反對，堅持主張武裝起義，結果在之後的三四個月中，四川各地的地下黨發起了多次武裝起義，但皆以失敗而告終。血的教訓，讓羅世文不得不親自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9月份，黨中央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停止了在全國總暴動的方針。四川省委的工作也進入了正常狀態。
1931年初，羅世文鑒於重慶白色恐怖嚴重，提出將四川省委遷往成都等建議。省委接受了他的建議，不久他出任四川省委書記。
這段時期，由於各地暴動和起義陸續失敗，四川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加之與黨中央聯係也時斷時續，常常幾個月得不到上級的任何指示。羅世文以高度的革命責任心和獨立工作的能力，領導四川省委積極主動的工作，他經常鼓勵同誌們：“雖然我們暫時與黨中央失掉了聯係，像失去舵的孤舟，然而我們還是要團結起來，繼續戰鬥，直至勝利！”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立即號召人民武裝抗日。羅世文敏銳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立即開始領導成都及全省的抗日運動。這時期，紅軍四方麵軍由鄂豫蘇區進入四川北部，羅世文領導下的四川省委，向蘇區派遣了不少黨團幹部，並積極組織革命兵變和農民暴動，策應紅軍入川，通過羅世文的努力工作，紅軍在入川後兵力迅速得到擴張，裝備和實力也得到很大提高。
1933年10月，羅世文受黨中央派遣，到川陝蘇區工作，與他同行的有黨中央派到川陝蘇區的廖承誌。羅世文出任中央駐川陝根據地黨代表，並任川陝蘇區黨校校長，廖承誌任川陝蘇區工會秘書長。作為我黨重要的馬列主義理論家之一的羅世文，這階段他的專長得到了很好的發揮。在給川陝省委高級訓練班的學員講授農民問題與民族殖民地問題時，他以豐富、精深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僅靠一兩千字的提綱，就把問題講得透徹而生動，極受工農幹部出身的學員們的讚揚。在川陝根據地，羅世文與分裂主義者張國燾進行了無情的鬥爭，結果他被握著黨內軍政大權的張國燾死死地控製和打擊著。1934年春的一個早晨，心中異常憂悶的羅世文獨自漫步在通江邊上，望著滾滾東去的流水和初升的太陽，百感交集，吟成了《過通江城》三首，其中一首雲：
千錘百煉是鋼精，
共濟同舟斬棘荊。
黨性忠言多逆耳，
晨曦漫步出江城。
從詩中可以看出，他為了對黨的忠誠，而向張國燾表達自己的逆耳忠言，卻反被誤解的痛苦之心。同時也可以從詩中看出羅世文作為一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的自覺革命信仰和堅持真理的信心。但分裂分子張國燾卻不這麽看，他不僅拒絕羅世文、廖承誌的逆耳忠言，而且於1934年冬，派楊立人找羅世文、廖承誌談話，給他們扣上“蔣介石特務”的帽子，並非法逮捕關押了他們，幾次想殺羅、廖兩人。由於羅世文和廖承誌是黨內難得的高學曆的同誌，張國燾覺得暫時還可以利用一下而沒有當下動刀動槍。這期間，羅世文被張國燾重兵監視起來，讓他專門起草文件，刻蠟紙，同時還要做相當的苦工。
1935年3月，對革命失去信心的張國燾公開與為首的黨中央和紅軍分裂。被看管的羅世文無奈跟著張國燾的部隊連續兩次穿過草地、翻越雪山。長征路上，羅世文穿著單薄的破棉襖，拖著一雙腫脹的腳，麵對饑餓、疲勞、寒冷和對革命前途的焦慮，屢次處在生死邊緣之境，但他依然沒有放棄對革命的向往和與張國燾分裂主義進行鬥爭。後因張國燾的分裂陰謀被為首的黨中央識破，1936年10月，紅二、四方麵軍在會寧與黨中央派來迎接他們的紅一方麵軍勝利會合了！羅世文也在這時才穿上新棉衣，他的心頓時感到春天般的溫暖。
黨中央對羅世文在革命緊要關頭的政治立場給予高度評價，任命他為紅軍大學的理論教授。當時等中央領導也經常到這所革命大學授課。羅世文作為革命理論家，他在這裏發揮了自己的特長，他的課深入淺出，很受學員們歡迎。同時革命熔爐對羅世文也帶來了許多活力。1937年3月至1938年4月，羅世文作為張國燾分裂黨的見證人，積極參加了黨中央發動的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鬥爭活動，並且以自己親身經曆和活生生的事實，揭露和批判了張國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給延安革命同誌們極大啟發和教育。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國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全國各地形成。四川地方軍閥劉湘迫於全國和四川抗日怒潮的壓力和同蔣介石的矛盾，企圖選用與蔣對立的各種勢力，特別是想借用我黨力量，與蔣介石抗爭，以保存自己的地盤和勢力。黨中央決定派羅世文回川作為我黨代表，擔任劉湘高級顧問同劉湘進行聯係談判。1937年底，羅世文到達成都，即拜會了昔日的宿敵劉湘。然而這一回他是被劉湘當作重要賓客安排到了戒備森嚴、豪華堂皇的劉湘公館。曾幾時，劉湘查封了他羅世文和蕭楚女合辦的《爝光》雜誌，並勒令他羅世文不得再在四川立足；之後劉湘殘暴地槍殺了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以及陳攸生、鄒景賢等四川省委重要幹部！與這樣一位血債累累的政治宿敵住在同一院庭，羅世文心頭難平，可是為了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必須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團結和爭取劉湘，期望這位四川軍閥能在抗日大潮中支持我八路軍、新四軍。由於羅世文努力而艱苦的工作，1938年至1939年之間，川軍到前線作戰時，劉湘沒有執行蔣介石要他把部隊調到濟南的命令，而是主動把川軍調到中漢路以北與我八路軍靠攏，挫敗了蔣介石的一次陰謀。同時也有力地促進了成渝兩地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這期間，在羅世文的領導下，成都和四川地區的地下黨組織也迅速得到了發展。作為黨的宣傳理論家，羅世文極端重視統戰工作中積極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他不僅親自擔任《新華日報》成都分社負責人，還兼任成都地區的《新華日報》總推銷。
1937年冬，羅世文會合黨中央從延安派來的周鳳平、廖誌高、餘江震以及先前在成都從事上層統戰工作的張曙時，建立了四川省的領導機構——四川省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委），羅世文為書記。成立四川省委後，羅世文即去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向南方局書記周恩來作了匯報。
羅世文返川後，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帶領省委同誌積極擴大黨的組織，先後成立了成都市委、重慶市委以及樂山、宜賓、自貢、瀘州、南充、梁平、閬中、三台等中心縣委，在並不長的時間裏，發展地下黨員達4000多人。不久，省委又鑒於四川地區大、交通聯係不便等情況，加之當時成都與重慶存在兩個政治中心的實際情況，在請示周恩來及南方局同意後，決定分別建立川康特別委員會和川東特別委員會，簡稱川康特委和川東特委。
1937年，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在同國民黨政府談判抗日問題時，決定由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出版一部報紙——《新華日報》，並決定由羅世文負責此報建設。《新華日報》從此成為我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點燃的一把革命火炬，照亮了白色恐怖下的抗日前進方向，也溫暖了國統區人民的心靈。
然而，從1938年開始，假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駭人聽聞的第一次****。公然進犯革命聖地延安等我黨建立的解放區，而對國統區的及革命組織進行殘酷清剿。四川的地下黨組織也早已是蔣介石的眼中釘、肉中剌，在向陝甘寧邊區和太行山區進攻的同時，老蔣把屠刀同時砍向了成都。1940年初，蔣介石派特務頭子康澤攜帶兩百名別動隊員潛來成都，策劃了轟動一時的“搶米事件”。當時，特務們選中了成都銀行設在南門外的米倉庫。3月12日這天晚上，由康澤的別動隊為骨幹，糾集暴徒幾百名，故意搶劫了這個倉庫。而在這個米倉的對麵，就是領導的《時事新刊》的印刷部門。在暴徒搶劫時，《時事新刊》編輯朱亞凡正在印刷處校稿，當他聞聲走出去觀看時，即被預先布置的反動特務別動隊員抓捕，誣稱朱亞凡是此次搶劫的現場指揮者！
“搶米事件”次日，成都街頭的所有國民黨反動報刊幾乎同一口徑刊登“****分子朱亞凡指揮搶米”的醒目標題的文章，企圖借此徹底毀譽四川地下黨。成都時局一下緊張起來。特務們竟敢直接公開地前來威脅具有公開身份的羅世文。在形勢極端困難時刻，羅世文大義凜然地對那些為他擔憂的同誌們說：“大敵當前，我隻能以國家利益，而離開抗戰！隻要國民黨還有一分抗日的真誠，即不應危害我！”可是，國民黨的****氣焰並沒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囂張。敵人終於露出凶狠之醜惡麵目。4月18日晚，羅世文為了新華日報分館能堅持發行報紙和清理有關機密，化裝前往《新華日報》分館。當他剛一進分館，早已預先埋伏在那裏的反動軍警特務立即衝進報館將其逮捕。臨別時，他向堅持在報館工作的同誌們說道：“同誌們！《新華日報》是國民黨當局同意辦的。國民黨這樣無理抓人，是完全非法的，他們做賊心虛！你們要把《新華日報》堅持辦下去！這是我們黨的報紙！這是人民的心聲！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方向！一定要堅持到最後勝利！”
這天晚上，敵人還逮捕四川省委軍委負責人車耀先。羅世文和車耀先兩人從此並肩在監獄裏與敵人展開一場場新的特殊戰鬥。
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得知抓到了“****要犯”，率領軍統局秘書李崇詩和司法科長餘鋒，親自審問羅、車二人。可戴笠萬沒有想到的是這兩位是非凡人物，一交手便令戴笠下不了台——
“戴笠先生，你來得正好！我要請問你：我八路軍駐西安、重慶、成都辦事處，該是你們國民黨當局同意建立的吧？我《新華日報》，該是你們國民黨當局同意創辦的吧？我是成都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成都分館負責人，你們憑什麽非法逮捕我？”“犯人”羅世文來了個“倒審問”。
戴笠楞了半晌後，才十分尷尬地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慈悲模樣道：“哎呀，對不起，羅先生、車先生，你們的被捕，純屬誤會！你們兩位都是國家棟梁，在這國難當頭的時期，望你們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共同參加我們的工作！”
羅世文立即斬釘截鐵地回答：“那不行！你對我們的拘捕，既然出於誤會，那就馬上把我們釋放回去！”
戴笠十分狼狽地：“那怎麽行呢？”
羅世文質問戴笠：“你既然說拘捕我們是誤會，卻又不釋放我們，那我們算犯了什麽罪？你們這樣做又叫什麽呢？”
戴笠被問得張口結舌：“這個……這個就隻有委屈你們一下了！”
萬般無奈的假相裝過後，屢屢失敗。戴笠馬上改了口氣，露出凶相要羅、車供出黨的機密。羅世文坦然大笑，說：我是你們請來的十八集團軍駐蓉辦事處處長及新華日報分館負責人，另一個職務是四川省委書記，這就是全部“機密”，這個“機密”可以了吧？車耀先也隻承認自己是中蘇文化協會成都分會會長，曾任川軍團長，而且沒有承認本人是員，其他問題，一概不知。
戴笠勸降不成，惱羞成怒，下令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往歌樂山下的軍統局監獄白公館看守所。入獄不久，羅世文每每躺在冰涼的地鋪上，耳邊聽著呼嘯的鬆濤，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遙望延安方向，寫下了充滿革命**的《客渝夢題延安寶塔》等眾多詩篇。
在之後的五年多監獄鬥爭中，羅世文頑強而藝術地領導同誌們在監獄這個特殊戰線上，與敵人展開了一場場驚心動魄而精彩無比的鬥爭，為所有獄中同誌所敬重。1947年8月17日，渣滓洞監獄副所長劉擄乾假借“另移南京”之名，將羅世文、車耀先押出監獄，秘密殺害。殘暴的劊子手們又向羅世文、車耀先的屍體上潑灑汽油，然後焚屍滅跡……
這位中國的忠誠戰士、黨的傑出理論家、四川省地下工作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以其堅不可摧的革命意誌和赤誠之心，實現了他生前“從來壯烈不貪生，許黨為民萬事輕”的豪言。
說起“紅岩故事”，自然少不了一個特殊人物，這就是《紅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殺中脫險的員之一的羅廣斌。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許多“特殊”之處：其一是他的出身，他哥哥羅廣文是四川的大地主、大軍閥之一，並且與劊子手徐遠舉關係不一般；其二，他是《紅岩》主要作者，沒有他的存在，也許“紅岩”不會像現在這麽紅火和經典；其三，他出獄後為組織所寫的“獄中八條”及在解放初為那麽多同誌評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實再有一點是他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慘命運。
“紅岩”從曆史走來的幾十年中的每一個不易的細節，皆與羅廣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羅廣斌身上的“忠誠與背叛”的選擇本身就構成了一段意味深長的故事：
羅廣斌於1924年11月出生。大學文化。1948年3月加入重慶地下黨組織。關於他的身世，羅廣斌自己寫過的一份《自傳》中這樣說：
“……我出世時，父母親都在作‘官’（均係國民黨員），家裏除在忠縣已有田產數百石而外，又在成都開始買田置產業。抗戰前夕，被父親送往日本學軍事的哥哥羅廣文，在蔣介石匪軍中以殺‘奸匪’奪功(曾在瑞金受傷)嶄露頭角，家庭聲勢就更加顯赫，在重慶、川西洪雅，又陸續買了許多產業。我自己就是在這樣一個向上的、興旺的封建剝削家庭長大，一直被尊稱為‘幺老爺’，過著優裕的享受生活。”
“抗戰時期為了躲避空襲，隨父親到川西一個小縣洪雅讀初中(1938年)，因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較早熟，15歲(1940年)便和一個貧苦的女同學戀愛，原來以為家庭很愛自己，一定會同意的，但家庭卻堅決反對，理由是不能門當戶對。母親還說：‘就是家裏答應了，別人也要說閑話，說我們沒有家教，影響家聲。’第一次，我才開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會的惡毒，對年輕人的專橫、控製和壓迫。在家裏被囚禁似的管製，三年多不準戀愛和通信。這三年多中間，自己開始對封建家庭和社會有了新的看法，經常處在極端不滿和抗拒的憤恨情緒中，甚至和父親鬧翻了打起架來，一心想離開家庭，脫離封建社會的控製。”
“1944年，得到在聯大念書的馬識途同誌(地下黨員)的幫助，離開了家庭到昆明聯大附中讀書，那時心裏充滿了獲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悅。很快地在許多同誌的影響幫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進步和新的認識，終於在1945年7月，由馬識途同誌介紹加入了黨的外圍‘民青社’。分析自己參加革命的動機，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個人和個性的解放，能夠自由戀愛，後來在若幹次鬥爭鍛煉下，思想認識才逐漸得到改造，‘一二·一’***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中，自己親眼看見了國民黨特務如何屠殺青年學生，才真正認識了反動政府的殘酷血腥的本質，通過這回群眾運動，懂得了群眾的力量和決心，更堅決地參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後，由於特務跟蹤，便撤往鄉下工作，那時馬識途同誌考慮是否吸收我入黨(當時我並不知道，對黨也無認識)，後來覺得我出身地主家庭，應再經過考驗才行。1946年和馬同誌一道到成都(他調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慶西南學院讀書，由原來在昆明指導我進步的另一位同誌齊亮(已犧牲，當時在《新華日報》)繼續培養我工作和學習。當時在西南學院搞過一些活動，擔任新聞係主席和係聯會(學生會)主席。六一大逮捕後加入了外圍組織“六一社”並撤往民建中學任教，從這時起就開始和家庭脫離了關係。在民建一方麵參加地下黨刊《****》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麵領導該校“六一社”的組織。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劉國鋕(均已犧牲)同誌介紹入黨，候補期為九個月。”
羅廣斌在家人的眼裏，特別是他那位在國民黨反動軍隊裏當司令的哥哥羅廣文眼裏，這位“不務正業”的弟弟，實在是屬於“不可救藥”一類的浪**公子。然而哥哥並不知道其實他的這位弟弟不僅不浪**，而且非常有思想，隻是他追求的與他哥哥完全相反。
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賣，羅廣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後又押到重慶渣滓洞、白公館關押。因為有個國民黨川軍兵團司令的哥哥，所以特務機關對羅廣斌另眼看待，希望他能夠“改邪歸正”。羅家本身也費了很多心思想救他出來。不過，其哥哥羅廣文則另有想法，他曾與徐遠舉交待過：這個花花公子，得給他點厲害看看，讓他明白不幹“正道”就得吃虧。徐遠舉念羅廣文的關係和“好處”，一直期望羅廣斌能夠“收斂”一點。但早已成為員的羅文斌根本不聽勸告，仍“我行我素”。
叛徒冉益智曾接受過徐遠舉之托，對羅廣斌進行勸降。冉說：“徐遠舉問我，羅廣斌在重慶做過什麽。我說，我知道他是西南的學生，在學生中有活動能力，後在民建教書，曾經寫過申請書，尚在候補。徐說：你去勸勸他，叫他承認了關係，我準備送給他哥哥去管教。第二天，徐遠舉派張界同我去渣滓洞，與羅廣斌在李磊屋裏談話，由李磊在旁監視著。我對羅說：‘處長叫你承認關係，你有特別的人事關係，承認了可以恢複自由。’李磊要表功，在旁裝腔作勢、東說西說，羅不承認自己與的關係。後來李磊出去了。我和羅說：你承認了吧，又不要交出組織，可以不寫悔過書而恢複自由，是合算的。但羅仍不承認。我說：‘你是不是可以和劉國鋕對質哩？你到秀山不是因為陳明德的被捕嗎？’羅臉紅仍不承認。其實，我確知羅的一切，他入黨是劉國鋕介紹的，過去是和彭詠梧發生關係，領導西南的****和重大的****，他去秀山是和陳家駿(女，西南學生)、姚炳奎一道去的。姚是我交給蕭胖子(澤寬)的，秀山的關係是蕭胖子管的。這些資料一扯又寬了，我沒說出，也沒繼續再追。便在羅要求弄點藥品之後，結束了這次談話。回來之後，隻對徐說，羅不承認。……後聽張界說，羅廣斌承認了關係，但他表明態度：一、和平出去，二、必要時處決，三、決不依賴哥哥的關係出去。”
可以看出，羅廣斌在敵人麵前還是非常堅定的。原國民黨羅廣文部二處(情報處)少將處長、起義將領林茂(解放後擔任過四川榮縣政協常委)，1998年應厲華等邀請，來到歌樂山烈士陵園協助整理資料。由於他一直是國民黨從事情報工作的，與徐遠舉的西南長官公署有密切的聯係，他在幫助羅廣文營救羅廣斌的活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3月18日，這位84歲高齡的老先生向厲華等同誌仔細地介紹了相關情況：1948年，林茂由西南長官公署調到羅廣文部任處長。9月的一次飯後，一處處長劉牧虎請林茂喝茶時希望林茂能夠出麵幫助羅廣文司令官一個忙，劉牧虎說：“羅司令的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被徐遠舉給抓了，你是從長官公署過來的，能不能給通融一下，不要給殺了！”隨後，機要秘書方勉耕、政工處長穀若虛也請林茂喝茶，要求林茂去向徐遠舉說情，希望看在羅司令官的份上，希望對這個“”人能夠特殊處理。林茂為了能夠得到羅司令長官的信任，答應幫忙，並表示一定爭取把羅廣斌保出來。11月在一次宴會結束後，林茂找到了西南長官公署二處副處長楊元森，要求他在徐遠舉麵前活動，第一能先做到不殺，第二能夠盡早釋放。楊元森把林茂的請求報告給徐遠舉。後來知道，考慮到羅廣文的實力，徐遠舉答應先不殺。1949年3月，林茂應徐遠舉之請，到歌樂山下的“鄉下辦事處”參加應變會議，會後在與楊元森、渣滓洞看守所所長李磊等打麻將時，林茂向楊元森提出羅廣斌的問題。第二天，楊元森告訴林茂說：“徐處長說他沒有忘記這個事，他會酌情辦理的。”同年8月，徐遠舉、楊元森、林茂在一次公務後徐請林吃飯，席間，林茂對徐遠舉說：“羅司令長官的弟弟羅廣斌的事情，我今天還要向徐處長請求一下，務必請您關照，早些設法把羅廣斌放出來。”徐遠舉回答說：“你回去告訴羅司令長官，請他放心，我會相機行事的。”1949年的11月27日下午，林茂為了取得與羅廣文司令部的聯係，到長官公署使用通訊設備。徐遠舉見到林茂後說：“我現在把羅廣斌提出來交給你，希望你把他親自交給羅司令長官。”林茂則表示：“把羅廣斌交給羅司令長官無法辦到，因為我隻帶了兩個警衛在身邊，又還沒有找到羅司令長官，事情還多得很，實在難完成這個任務啊！”徐遠舉見狀隻好說：“你實在辦不到，我就自己辦好了。”事後，林茂肯定地說：“在大屠殺的時候，徐遠舉是怎樣處理那些有特別人事關係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那就是徐遠舉要利用他手中的這些人質，使羅廣文這樣的人物為國民黨效命到底，他不殺羅廣斌，可又遲遲不放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林茂的這段話很重要，從中可以看出在“11·27”大屠殺過程中，徐遠舉曾經對白公館那些有各種“關係”的“獄犯”還是費了一些心思處理的。像羅廣斌這樣有背景的人，其實他徐遠舉並沒有想真殺，如果當時握著重兵、又在瘋狂一刻時真要像對付許曉軒、劉國鋕等員的話，那麽羅廣斌和另外十幾個難友肯定也是出不了白公館的。曆史就是這樣奇妙，假如徐遠舉沒有心存一絲同羅廣文這等國民黨實力派要人的“舊情”，那麽“紅岩”可能不會有脫險的幸存者了，沒有了幸存者，我們還真的不知道“紅岩故事”能不能像現在這樣被世人如此了解，紅岩的革命烈士精神和光輝形象還是不是能夠像現在這樣光芒四射！
我們後來所知道的是，在1949年11月27日大屠殺的當晚，羅廣斌爭取了看守楊欽典打開牢門，並組織了連他在內的白公館19名難友的越獄脫險。這是他在解放前所作的貢獻之一。
1959年，重慶市委審幹委員會經過對羅廣斌被捕和獄中表現情況，作出如下結論：
……羅廣斌同誌是由叛徒冉益智的出賣行為和羅之母親將羅回家的消息泄露而被捕的，同時證明其在受審期間和在獄中無不利於黨的行為，由於羅和同獄的其他同誌對敵監獄管理人員楊欽典平時曾做過一些爭取教育工作，故能於我軍迫近重慶時，乘敵人慌張之隙，得楊欽典之協助，組織和率領同獄人突獄脫險。也由於敵人企圖以羅廣斌同誌為人質，以鉗製其兄羅廣文，故在被捕受審期中未受酷刑，亦使得免於與其他同誌一起被敵慘殺。據此情況，認為該同誌被捕一段無其他問題。
解放後，羅廣斌以一腔熱血投入到了參加被害烈士情況整理工作，並以親身經曆，到處講“紅岩故事”，一時成為當地的“故事大王”。1950年9月，他任青年團重慶市北碚區工委組織部長。當年12月至1953年8月任青年團重慶市九龍坡區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1953年9月至1962年7月任共青團重慶市委常委、統戰部長、青聯副主席(1957年12月後下放到重慶長壽湖農場漁場勞動鍛煉，代理場長、黨委委員)，1962年調重慶市文聯做創作工作。1961年小說《紅岩》的創作成功，使羅廣斌從此名揚***，功不可沒！但“文革“一開始，由於****對《紅岩》和南方局大加誣蔑，造成對羅廣斌的殘酷迫害，造反派慘無人道地對這位從反動家庭走出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堅定的戰士使用了法西斯的殘害手段，致使羅廣斌於1967年2月10日不幸去世，終年42歲。10多年後，羅廣斌才得到平反！在羅廣斌的骨灰安放儀式上，文化部、全國文聯、中國作協、共青團中央、國家出版局等單位都送了花圈。時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全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夏衍、林默涵，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華羅庚等領導送了花圈。
筆者在采寫本書時，專門到羅廣斌家探望了他的夫人。老夫人親口告訴我：她不相信在敵人監獄裏視死如歸、革命異常堅定的羅廣斌會“跳樓自殺”。她認為，這是造反派對她丈夫的又一種誣蔑，並說：除此她還有一個遺憾，就是“文革”中有人將羅廣斌留下的許多關於“紅岩”獄中的珍貴曆史材料全部“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老人家希望借我的筆，能還羅廣斌死因的真相和有可能通過相關渠道重新找回那些被強行抄走的寶貴材料。
對這樣的問題，我似乎隻能對天嗚呼！
這裏有一個鏡頭，讓許多人記憶猶新，感慨萬千：那是1986年11月27日——重慶一年一度的“11·27”大屠殺紀念日，在某地舉行的一次隆重的革命烈士紀念會上，一位滿頭白發的偉大母親顫顫巍巍地走向台上，突然她使出全身力氣，用洪鍾般的聲音，對千百人深情地說道：
我，一個富有家庭出身的婦道人家，生於光緒末年——1900年。有生86年來，經曆了許多曆史性演變，讓我感到最有幸的事是：1984年，在我已經步入暮年的84歲時，終於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員。我感謝偉大的中國對我的長期教育、培養，使我能跟上曆史前進的步伐。在這裏，我不得不特別提到我的兒子，正是他，通過長期耐心的啟發教育和直接的引導，使我樹立起了堅決跟著走的信念，所以應該說：王樸不僅是我的兒子，而且也是我解放道路上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老師……
一個光緒末年出生的“富有家庭出身的婦道人家”，在她暮年時光榮地加入了中國，並且稱自己的兒子是她“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最重要的老師”，這是多麽令人稱奇的故事！
王樸是誰？王樸是“紅岩”故事裏一位黨的重要幹部，在數百位“紅岩”革命烈士名單中閃爍著異常光芒的一名員，有監獄“三條遺言”的響當當的革命烈士。當年擔任西南行政領導的*親自向其親屬恤勉“化悲慟為力量”，而與王樸在監獄審訊中屢次交手的大劊子手徐遠舉則佩服“他是白公館‘*’中的傑出人物”。
其實，在《紅岩》小說裏，由於當時創作上受一些傳統的創作模式和那個時代難免的一些“左”的思想影響，王樸這樣出身剝削階級的知識分子人的形象，相對被排斥在群體形象之外。從小與王樸一起上中學、大學到一起參加革命的吳子見曾這樣評價過王樸：他出身豪門，卻對革命真理和事業有著特別崇高的追求，並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短短的一生，又平凡，又不平凡。他樸質而不浮誇，謙虛而不自滿，老老實實地求真理，幹革命，誠誠懇懇地把自己的一份力量匯集到革命的洪流裏去，完全是一個普通革命者的麵目；然而他從愛國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立定誌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鬥，直到貢獻自己的生命，又說明了他的不平凡處。他的生活、思想、作風和犧牲精神，都在我們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位中學同學、老革命陳必智這樣回憶自己的戰友：
那時王樸叫王嶽。他同王樸私交也好，我們又都是江北同鄉人。經常在一起審時論世，說古道今，也算是“談得攏”的知友。也許是王嶽同學的那副眼鏡和留了個中分頭的緣故，我總覺得他是一個生活簡樸，少年老成的忠厚長者，講起話來，慢條斯理，極富幽默感而又言簡意賅，令人信服和樂於接受。他對時事的理解和對待生活的態度，在我的身心上都起了引導和啟蒙的作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處在災難深重、危機四伏的抗日戰爭時期，身處大後方的知識青年，大多是在向往光明、渴求進步，但一時又下不了決心，整天處在矛盾的心情下度日子，生活中多有苦惱。我和其他同學一樣，有時候喜歡把這些複雜的甚至是消極的心情寫成短文，在壁報或報刊上發表。對當時這種頗為盛行的空話連篇，隻喊口號，不講實際的文章，王樸是看不大起的。他經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向我說：“別學那種光在嘴上吼‘赴敵’啦！‘讓我走’啦……的文風，誰拉住他們哪？能上前線當然好，在學校讀書就不算愛國啦？‘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和‘打槍壩事件’不都是學生搞起來的？學生嘛，隻要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要幹的愛國活動多的是……”他的話對我觸動很大。當時我們念的是複旦中學，在重慶化龍橋的紅岩嘴旁，虎頭岩下，師生中的政治情況是相當複雜的。在地下黨和進步師生的影響下，進步同學和中間狀態的同學先後組織了全校性的“複活歌詠隊”、“複活劇社”等文藝團體，還正式演出了抗日話劇《三江好》、《塞上風雲》、京劇《打漁殺家》、《南陽關》，以及其他獨唱、合唱晚會。可當時學校內的反動勢力也頗強大，一些明裏暗裏的反動學生在學校訓導處的支持下，經常惹事生非，竭力破壞校內的進步***。有些同學包括我在內，自視很高，對一些中間狀態的同學和老師抱有反感，於是我們陸續在壁報上對這些人和事，進行了隨心所欲的揶揄、諷刺和打擊。一次，王樸在放學後同我一道回宿舍時，他把一本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塞在我手裏說：“這書寫得好，也許你看過了，但再讀讀也好！”接著，他便提到我們剛貼出去的壁報，笑著說：“大作拜讀，好，有火藥味！……”我暗自得意：你總算明白我不是那種“不聞窗外事”的人了。可他馬上接下去說道：“槍要傷人，要瞄準敵人才行！何必把自己陷進四麵樹敵的形勢下去呢？你文中把“班門弄斧”寫成了“搬門弄斧”了——不要急嘛，我已悄悄地給你改正了——你看，對象既沒選準，子彈也卡了殼。為人之道，不能憑個人的好惡辦事，得罪人太多是不對頭的革命行為，應當糾正。”那時，我還不太能完全接受他這種體現團結鬥爭策略的意見，反而認為他有點息事寧人。但王樸確是一個愛憎分明、敵我能辨的既有思想性，又是維護正義行動的人，盡管當時他還不是員，卻已具備了一個革命者的素質。當時學校裏有國民黨特務分子，那個明目張膽、麵容猙獰的但家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室的座位，正在我背後。有一天晚自修時，他蠻橫謾罵“複活社”是****活動，而且越罵越凶。我火了，要他檢點一些，不要影響大家自修。這家夥搶起書桌板，就向我劈來，十分猖狂，激起了全班同學的氣憤，在群起攔阻和指責下他才收斂。回宿舍後，王樸等二、三班的同學了解情況後，大家商量說要給這家夥點厲害看看，殺殺他的威風。於是，正當但家瑞回到自己床位時，宿舍電燈突然熄滅，高中三個班級的大同學們圍上去，狠狠地按住他的嘴，專揀不是要害的地方，將其著著實實地重揍了一頓。但家瑞也搞不清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打了他，學校當局趕來查問此事因果時，這個猖狂一時、色厲內荏的家夥，也不得不承認了自己是首先罵人打人的。校方一聽也隻能不了了之。事後，有同學告訴我：整個“報複”事件的主謀是王樸。大轟炸後，複旦中學校園被炸毀，校址東遷木洞東溫泉。經過那次“夜揍”事件後，反動學生有所收斂，他們轉入暗探來“複仇”。王樸等四個進步同學所住的那間宿舍，經常發覺在熄燈後有人在門外偷聽。王樸等知道後，決定再來一次反複仇：他們約定好，在個漆黑的夜裏，將門虛掩，留一人守在門後，其餘三人躺在**裝作嘰哩咕嚕地在密謀什麽。稍許，門外果然有人輕手輕腳地走來，直靠門板。那個抵住門扇的同學，突然一鬆手，又猛地將門拉開，隻聽得“卜通”一聲，一團黑影滾進房裏。亮燈一看，正是那個逢人點頭哈腰、慣耍兩麵派的反動學生。此次王樸等雖未出手捶這小特務，卻也讓其在眾目睽睽下丟盡了臉麵，從此再不敢囂張了。
同學吳子見回憶說：
1939年秋，當時我和王樸都在重慶南岸文峰塔下的廣益中學風吹草動班念書。這是個施行奴化教育的教會學校，校長楊芳齡是個買辦教育家，思想極其反動，他公然恬不知恥惡毒地宣稱：“中國人是劣等民族”，“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並強迫學生進行宗教活動，要學生一切聽命於他。這些都激起了我們很大的反感和憤怒。在初中階段，我們隻有暗暗地反對他，比如做禮拜時破壞聖經，在聖經上寫反帝國主義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楊芳齡的話，諷刺和打擊那些去參加所謂“查經班”的同學，罵楊芳齡是漢奸等。到了高中，我們見的世麵多了些，便公開和楊芳齡對抗。我們一連和楊芳齡頂了幾次，有一回楊芳齡氣衝衝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說：“我管不了你們了，高中不辦了，你們給我走。”其實他的高中班是要辦下去的，不過就是要趕走王樸和我們幾個反對他的學生罷了。當時我們商量覺得再在這學校讀下去也沒有什麽意思，幹脆自動退學，免得勞煩楊芳齡掛牌開除。這樣，王樸和我等共九個同學便離開了廣益中學。雖離開了學校，可我們也不願散夥回家，一則被學校趕出來回家不好交代，再則我們還想好好補習一下功課，爭取下學期另考高中。於是大家商量，跑到重慶白龍池一個柳姓同學家裏去組織集體自學。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毀，家裏的人搬鄉下去了。我們若住那裏，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煩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襲警報，敵機襲來，當時空戰就在我們頭上進行。怎麽辦？正在這時，王樸提出一個辦法，到他的家裏去組織集體自學。當時他的家住在重慶南岸老廠仰天窩，那個幽靜山崗是讀書的好環境。大家很讚成王樸的意見，他回去商量的結果，是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歡迎我們大夥去。我們在王樸家裏組織起來集體自學。7個少年互相督促勉勵，每天嚴格按照作息時間表溫習各種功課，伯父伯母對我們集體自學的行動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還親自下廚為我們烹調可口的飯菜，讓我們吃飽吃好，好好溫習功課。那一段美好的時光令我等同學記憶猶新。
王樸在青年學生時代，就有強烈的正義感。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鈴、馮勵青等老師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師生的周會講台，公開揭露其所在學校的校長顏伯華吞食公款、貪汙學生夥食費等問題，要求校方公布賬目，提出由師生代表組織夥食管理委員會，自己管理夥食，並清查以往賬目。他的這一行動，在全校引起震**，進步的師生們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長顏伯華等人。不日，校長顏伯華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在會上高聲宣讀了國民黨當局嚴防領導學生****的密令文件。會後，顏又把王樸叫到辦公室進行個別談話，說“現在政府正在查處學校****領導的學生****，你要考慮好自己的前途；現在離高中畢業才一個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學，我可以幫你的忙，不過……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樸看出校長明顯在暗示，如果他王樸給他拉回麵子，那麽顏某人可能在考大學問題上“幫忙”。本以為嚇唬嚇唬就可以解決問題的校長顏某沒想到小小年紀的王樸根本不吃這一套，竟當場毫無懼色地回答道：“顏校長，你對我講這些，隻不過是貓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話就直說吧！”校長顏伯華一聽這，氣得直喘粗氣：“好！你龜兒子厲害！現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開除你的學籍！你卷鋪蓋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樸甩袖而去。當晚，學校的進步師生們在宿舍前集會，聲援王樸，一直鬧到深夜。校長顏伯華預感問題嚴重，派親信連夜趕到60多裏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狀。得知這一情況後，同學們動員王樸盡快離校。就這樣，王樸暫時輟學了。
王樸在讀中學時，家住在鄉下。為了看進步書籍，他經常托同學在重慶市裏的書店選購《聯共（布）黨史》、《列寧選集》等馬列著作和其他進步書籍。他的先進覺悟和進步思想，就是通過這些進步圖書獲得的。這一天離校時，他在給一個同學的紀念冊上寫下了這樣的話：“人世的未來——幻變的夢境，正如一顆流星的殞華，那瞬間的閃耀，殘留下一道光芒，讓窺竊者隱約判別它的去向吧！”王樸在他的學生時代，就以革命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他曾對同學說：“革命不是賊王們的坐地分贓。革命是鬥爭，是犧牲，我的未來就是參加革命的社會活動。我隨時都有犧牲自己的可能。”
被學校開除後的王樸，並不感到恥辱，或就此沉淪，而是在家裏更加刻苦地自學。這期間他讀完了《資本論》、《聯共（布）黨史》、《馬克思傳》等；他也愛讀魯迅和莎士比亞的著作。此時的王樸，已是一個學識淵博、政治見解日趨成熟，並有先進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當時他對自己家庭財產有看法，認為這是對農民的剝削所得。“既然是剝削所得，應當歸還給大眾。”這一樸實的馬列主義思想，深深地紮根在他腦子中。為此，他後來主動慷慨資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給而又要繼續上大學的同學吳盛儒的全部費用。他認為吳盛儒是誌同道合的好友，資助他上進，求學是應該的。王樸的這種樸素的思想對他走上革命道路後，堅定地動員家母無私奉獻家產支持革命有著直接的關係。
抗戰開始，中國便在武漢出版了《新華日報》，生活書店也在重慶設立了分店，發行進步書籍。從那以後，王樸就是《新華日報》和生活書店的忠實讀者。他每次進城總要買一批書刊回來，所以在他入獄前夕，幾乎保存了全部的《新華日報》和《群眾》、《解放》、《理論與現實》等進步刊物。生活書店出版的重要書籍，他一本不漏地購買齊全。他有讀書的良好習慣，對理論特別感興趣，尤其是馬列主義原著，他有計劃地一本一本地仔細閱讀，寫眉批、做筆記。在假期中，他的絕大部分時間花在了讀書上。王樸眼睛近視，從少年時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視眼鏡，可並沒有影響他如饑如渴地學習與讀書。求知過程中，他逐漸建立了馬列主義的信仰，從此以後對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對人生道路的選擇也找到了方向。王樸的進步思想和行為，也影響和爭取了家庭成員的進步。他父親在抗戰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個受過中等舊式教育的善良婦女。王樸先動員母親一起跟他讀《新華日報》和有趣的現代小說。這個計劃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與同學見麵，興奮地說：“我母親現在也看《新華日報》了。最近還看了高爾基的《母親》，她不習慣看新小說，但是她對這本書感到了興趣。”爭取母親對革命的同情，這是王樸獻身黨的事業的一個重要步驟，也表現了王樸對革命事業的遠見和忠誠於黨的高尚品質。
剝削階級出身的王樸，雖家境富裕，但他的個人生活卻相當簡樸，直到上大學，仍然穿著樸素的布製服。他從不把時間和精力放在衣著打扮和其他生活享受上。他還有勞動的習慣，王樸有幾個弟妹，可在家庭中，他除了帶領弟妹料理自己的生活外，還經常幹家務勞動。他一生討厭奢侈和浮華的生活。
1944年，王樸進了複旦大學。在這裏，他更加積極地參加進步同學的活動。他組織一批同學在校內創辦了壁報《文學窗》。我黨在複旦的“據點”核心組通過《文學窗》壁報社的骨幹分子主動地與王樸取得聯係。後來《文學窗》社的成員越來越多，開展活動有所不便，王樸和複旦“據點”核心組經過商議，議定在《文學窗》周圍再辦幾個風格各不相同的進步壁報，以便更廣泛地開展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1945年初，在王樸等人的推動和影響下，以雜文為主的《風馬牛》、以散文和短篇小說為主的《榴紅》、以詩歌為主的《聲音》等進步刊物，相繼出現在複旦校園內，為複旦的民主運動增添了新的光和熱，也促使更多同學走上進步的道路。之後，黨組織又在複旦籌辦《中國學生報》作為當時的主要任務之一。王樸被作為骨幹吸收到了《中國學生導報》社，被推選為報社的財經委員會的負責人之一，為這份進步的學生報做了大量工作。
就在創辦《中國學生報》不久，采取不抵抗的國民黨軍隊大潰退於湘桂，使得日本侵略者**，進占貴州獨山，當時整個“蔣管區”動**起來。這時，我黨針對時局的發展，提出讓敵後地下黨組織和廣大地下工作者下鄉的號召。正準備入黨的王樸積極響應這個號召，開始籌劃下鄉的工作。這時，他的打算是回江北老家去辦所革命學校。這就是後來由他動員母親捐獻家產創辦的蓮華中學。
蓮華中學不是一所簡單的普通學校，而是一所在我黨領導下的特殊學校。它的誕生和發展與當時的政治形勢、革命任務有著緊密聯係，離開複旦大學的校園，拋棄城市的舒適生活，動員並獲得母親的全力支持，來到農村興辦革命學校。開始辦的是小學，後來是蓮華中學，再後來改名叫誌達中學。所有過程，都是王樸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的。第一階段是1945年秋，南方局組織部、青年組、《新華日報》、育才學校的黨組織，派了黃頌文、李青林、王樸、張宏雅、陶昌宜、楊明遠、徐幹、謝誠、喻曉晴、褚群、伍集等一大批員和進步青年去江北創辦蓮華小學。第二階段是1946年至1947年間，由四川省委派楊仲武、王敏、鍾歧青、黃雅律、張勉等來了蓮華中學，並在此成立了黨的特支。王樸就是在這個時候光榮地加入了中國。第三個階段是1947年秋至1948年期間，川東臨工委正式宣布了北區工委的成立，特派齊亮來擔任特支書記，根據革命需要，齊亮提出將已經引起國民黨特務分子嚴重關注的蓮花中學改名為誌達中學，並明確該校完全由黨承辦。第四階段是1949年，川東地下黨又派張仲明來蓮華中學（誌達中學）領導江北黨的工作。不難看出，蓮華中學是我們黨直接領導的學校，它是在革命鬥爭中誕生和發展的。它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是為農村傳播文化科學知識，教育農民，服務鄉裏；二是作為革命工作據點，黨的活動中心，擔負著在農村發展黨員、組織隊伍、發動群眾、領導鬥爭，包括準備開展遊擊戰鬥和川東地下黨籌集經費的任務。臨到解放時黨員發展七百餘人。應該說，蓮華中學在黨的領導下，在外來同誌和本地進步青年的通力合作下，毫不遜色地完成了它的光榮任務，寫下了偉大的曆史篇章。後來在“紅岩”故事中留下英名的李青林、馬秀英等烈士，皆是在這個過程中成長成為堅定的戰士的。而王樸和他母親金永華則是其中的主角。
有個“老蓮華”這樣回憶道：
蓮華學校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慘淡經營發展起來的。創辦之初，一批青年同誌，王樸和他的母親金永華，還有李青林、楊明遠等背著行李卷，剛來到江北縣複興鄉大樹村，租了李家祠堂作為小學場地。這兒離複興鄉鎮所在地有18華裏，離仙桃鄉也有12裏，那個小山坡上，雜草叢生，滿目荒蕪。王樸母子倆和李青林等帶著學生挖山坡，抬石頭，運泥土，為學校開辟了一個活動操場。隨後他們又去仙桃鄉搬運課桌條凳。同時大家動手整寢室、修廁所，打掃清潔衛生……一切皆由自己動手。八月籌備，九月便招生開學了。當時學校的設備極其簡陋，破爛的戲台作為辦公室，兩側看樓便是孩子們的教室，老師們則住在戲台兩邊，僅能遮雨，不能擋風。每人隻配一張單人床、一個小桌凳和一盞青油燈。當時老師每月的薪俸是幾鬥米到一石米不等，但大家相互間團結友愛，相互幫助，許多外地來的同誌衣單被薄，當地同誌就從家裏拿來東西接濟他們。大家安貧樂道，朝氣蓬勃。王樸則從家裏拿出他的全部藏書辦起了圖書室。“蓮華”師生養成的艱苦樸素作風，深受當地鄉親們的讚揚，稱其這才是“興家立業”的樣子。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有一個校風就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恰恰也是蓮華中學的校風，師生之間團結無間，從校長、教員到校工完全是革命同誌，每周過一次民主生活，工作嚴肅緊張，教學工作之餘，大家談心、唱歌、打球、充滿了健康活潑的氣氛。
值得一提的是“蓮華”的辦學方針，即理論與實際結合、學校與社會結合，他們既重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理論，更重視學生的實踐活動。最初來的一批教師，像教務主任楊明遠和教師潘學愚、徐幹都具有大學文化，他們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論和方針，具體地運用到了“蓮華”，實行“教學做”合一，推行“小先生”製，在學校內外寫滿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的大字標語。在黨的領導下，蓮華、誌達中學前後培養了400多名學生，他們後來有的參加了，為解放事業作出了貢獻，多數在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各條戰線上發揮作用。這證明王樸、齊亮他們確定的兩個“結合”的辦學方針和方法是完全正確的。蓮華和誌達中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在於為當時複雜而嚴峻的重慶與四川地區的地下革命工作培養了一大批優秀而堅定的革命戰士。在當時那樣的白色恐怖、特務到處橫行霸道的環境下，王樸、齊亮等能夠冒著生命危險，克服種種困難，千方百計地將這所紅色學校辦下去，其精神實在可貴。辦校是需要花大錢的，哪兒來錢？“隻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辦法！”每一次學校出現財政危機，第一個出麵承擔這種責任的總是王樸。王樸有什麽辦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親金永華去要。母親能答應嗎？當然不是那麽容易，因為王樸家的家業是由王樸的父親和祖父一點點積儲起來的，現在要捐出來，而且捐的是冒滅門風險的，這樣的事母親能同意嗎？然而王樸做到了，不僅動員了他母親金永華將徐州老家的家產田地1480石，折合黃金1000多兩，陸續變賣成現錢，給了蓮華學校和誌達中學，又在重慶開設南華企業公司，並以此為掩護，直接為川東地下黨提供活動經費。
王樸的這種毀家助黨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誌中產生巨大影響。作為富家子弟，他對組織和同誌時常慷慨相助，自己則始終過著儉樸生活。吃飯時，他都是與學校同仁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誤了餐，也隻在廚房煮碗麵條充饑，從不特殊。有一次，王樸與老師喻曉晴一起，從重慶市區回“蓮華”時，步行了八、九十裏路，卻隻在路上吃了碗鹹菜稀飯，可同誌們知道當時的王樸口袋裏裝著幾百銀元大洋。王樸說：這錢是他家捐助黨的，不能隨便用。他的這種精神和忠誠，無不令人欽佩。由於他平時總以刻苦耐勞的儉樸生活磨礪意誌，所以後來在獄中能始終堅貞不屈、經受各種酷刑的考驗。
王樸於1948年4月27日因叛徒出賣被敵人逮捕。作為一名江北地下黨的負責人，徐遠舉曾以為可以從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獲得“有用”的情報，結果無論什麽嚴刑拷打，王樸像許建業一樣，始終表現出一位堅定人的英雄氣慨，絲毫沒有讓敵人有可乘之機。
烈士的妻子禇群在丈夫犧牲37年時的一個紀念大會上有過一段極其動情的回憶：
我愛人王樸是由於重慶市委的機關報《挺進報》出事而牽連被捕的。當時我帶著僅有十個月的兒子狗狗，就在蓮華中學校長辦公室，與他一別永訣……我們分手時，兒子小狗狗還在香甜的睡夢之中。特務們抓走他時，他還悄悄暗示我留在學校，對付有可能突然襲擊而來的其他敵特分子，他自己卻推說城裏還有一攤子事急需處理。臨別前，他拿出來一對“歇福兒”牌的金筆，我挑了一支，給他也留了一支。王樸被捕後，齊亮等領導我們抓緊營救工作，母親還備了三包厚禮，去找過當時反動派政權的楊森市長的二姨太，可沒有什麽下文。於是齊亮又導演了一場“尋夫記”，要我打扮起來，抱上孩子，跟著王樸的二姨媽到重慶特務機關那裏，探到了王樸是因一張支票的牽連而入獄的。當時特務告訴我，說王樸的罪名是“物資助匪”。為了營救王樸，我到了王樸老家徐州，求母親出錢，可老人家已經將家產全部捐給了辦蓮華學校所用，最後給了我一隻手表和一對金戒指，說家裏就這麽多值錢的東西，老人家聽說兒子被捕入獄，非常傷心。我將一對金戒指帶回後，交給了王樸的組織同誌，作為了我和王樸所繳的黨費。後來我知道，就在這時，王樸已經在渣滓洞黑牢裏被叛徒劉國定出賣，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許我們家屬送東西和保釋了。
禇群回憶說，王樸在被捕初期，由於身份沒有暴露，特務們根本沒有誰去理會他。到了劉國定出賣他後，特務頭子徐遠舉才親自出麵審訊。
徐遠舉：“王樸，你認不認識劉國定？”
王樸從容鎮定地：“不認識。”
徐遠舉又叫來劉國定對質：“劉國定，你認不認識這個王樸？”
王樸立即回過頭去，與曾經的上級、叛徒劉國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領導”就像一隻癩皮狗似的那麽狼狽。王樸什麽都明白了，他上前當場就給了這位出賣他、也出賣了許多革命同誌的“領導”一記響亮的耳光。從此，王樸就以人的堅定氣節，麵對麵地與敵特分子公開地進行鬥爭了。他曆經了敵人的種種威逼利誘，多次受電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終堅貞不屈，頑強戰鬥。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譏嘲敵人，成為獄中硬漢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樸與陳然、成善謀、雷震、華健、藍蒂裕等“重犯”被敵人殘殺於重慶大坪刑場。最後時刻，他麵對匪徒們的子彈，竭盡全力呼口號、高唱《國際歌》……犧牲前，他留給母親和妻子、兒子的僅是三條革命遺言：
——小群！你還年輕，莫為我犧牲淚以彈！黨還有許多任務交給你去做的，你能“化悲慟為力量”也就是給我們報大仇了。在今後漫長的革命道路上，你還年輕呢，記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給咱們的小狗狗起個名字叫“繼誌”，要讓他長大成人，長一身硬骨頭，千萬莫成軟骨頭。讓他長大了真正能夠懂得“繼無產階級之誌，繼之誌，繼承革命先烈們的遺誌。”
這是王樸的妻子禇群同誌在愛人37個忌日時在王樸墓前留下的一首悼念詩。這一年，王樸的家裏喜事連連：兒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壽星母親金永華入黨後被評為“先進黨員”，妻子禇群的身體恢複健康……還有，王樸的家鄉為這位英名長存的烈士建了一個可以讓世代人瞻仰的墓地。
那場“11·27”大屠殺中，當特務們堵住渣滓洞牢房，用機槍和卡賓槍向獄室內掃射的一瞬間，有一位英勇的員突然衝在同伴和難友們的前麵，企圖用自己的身體掩護部分同誌逃生，然而無情的子彈穿過他的身軀，令他當場倒下。當時這位英雄還有一絲生息，不曾想到的是凶殘的敵人後來打開牢門，在他的身上澆上汽油，又點燃起來，他和他用身體掩護下的一個小孩最終未能逃脫滅絕人性的屠殺……
這位烈士名叫豐煒光，犧牲時31歲。在“紅岩故事”的員中，他是又一位典型的剝削階級出身的叛逆者。
豐煒光是四川廣安人，其父豐聚文自幼從商，因經營布匹發跡，設豐泰隆號，既做外貨入川生意，又兼營洋紗買賣，成為廣安縣商界巨子。豐聚文得財後，修別墅，置糧田，富極一時。其所生四子，煒光行三，名宗鑄，生於1919年農曆7月，乳名潤生。小時候的煒光皮膚白淨，眉目清秀，又聰明活潑，是豐家的寵兒。
豐家有個廚工的女娃，名曾傳碧，比煒光略小。兩個小娃娃整天在一起玩，煒光經常牽著女娃的手，像是親兄妹一般。跟下人的孩子在一起，豐家人很不高興了。小煒光的母親對丈夫說：隻要煒光讀書了，他們也許會分開的。誰知小煒光上學不久，便向父親提出要曾妹妹與他一起上學，“否則我也不去”。豐聚文不忍愛子棄學，隻好依了。上學後的小煒光，常到父親處要錢，有錢的父親並不在意，可後來兒子越要越多，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到學校一打聽才知，小煒光拿錢後光知道去買書和幫助那些家庭困難的同學交學費。豐聚文對此很生氣，不僅不再給兒子錢了，連曾傳碧上學也不讓去了。
豐煒光因此與父親第一次爭執吵架，這年他14歲，發誓不再上學，除非還讓“曾妹妹上學”。豐聚文氣不打一處出，最後還是依了兒子。可這以後，小煒光覺得自己的家裏沒了親人，傭人和他的女兒曾傳碧妹妹反倒成了他的依靠。他開始看不起父母和自己的兄弟們，因為他們不把傭人和曾妹妹當人對待，然而傭人和曾妹妹相當善良樸實而且可親可愛。後來曾傳碧妹妹失學了，這對心心相印、青梅竹馬的戀人，終因門第懸殊而各自東西。這成為豐煒光少年時代留下的一樁遺憾的事。
1936年，地下黨在廣安城裏組建了共青團支部，追求進步的豐煒光成為該縣第一批共青團員。經過團組織的教育，他從一個俠義、進步的社會青年漸漸成長為自願為事業奮鬥終身的革命青年。當時地下鬥爭缺乏經費，豐煒光便把他在“豐泰隆”號裏賺的錢，全部獻給了組織作活動經費，不夠時還到家裏拿。這事被父親知道後，大罵他是“敗家子”！開始成熟的豐煒光，為這事他不與父親正麵衝突，而是軟磨硬泡，後來他又不聲不響把商號上的事情幾乎全部甩給了管事的傭人，自己則一頭投入到了職業地下工作去了，擔任共青團廣安街道支部書記。根據組織安排，為動員群眾，豐煒光出麵與其他幾位進步青年一起辦了家“四友書店”，他出任經理。有了這塊革命陣地的豐煒光，整天忙著經營那些進步圖書的買賣和組織進步青年學習。“四友書店”從此成了當地傳播新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活動中心。時間一久，人來客往，影響很大。反動當局多次滋生事端，皆因豐煒光等采取多種形式與之周旋而獲得繼續經營。
“西安事變”後，抗日烽火燃遍各地，廣安人民紛紛起來支持抗日。這時的豐煒光忙得不亦樂乎。1938年，廣安的青年團員全部轉為中國員，並可以將團齡算作黨齡。豐煒光接到組織的這個通知後，高興得一夜未合眼，從此他對黨的革命熱情更加高漲。1938年，地下黨派人回廣安代市辦紡織合作社，借此開展黨的地下工作，掩護從重慶市區來的地下黨員。可辦合作社需要大量資金，豐煒光知道後，連夜趕回自己家的商號，將全部盈餘拿了出來，貢獻給了組織。同時他又動員自己的財主父親出錢。父親當然不從。“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嘛！”豐煒光就以商鋪虧損為由向父親借貸。無奈，老頭子隻得又“出血”了一部分。
1942年秋，地下黨新派來的縣委負責同誌，由於隱蔽不當，受到特務監視，沒能與原縣委接上頭，這樣，單線聯係的豐煒光等同誌便與上級黨組織失去
了聯係，這是他熱衷追求革命後的第一大挫折。
無數次，豐煒光站在家鄉的山坡上，任憑風雨吹打，像個失去方向的孤兒，內心倉皇一次次向天呐喊……
“我要到成都去！”終有一天，豐煒光對妻子說。
“到成都幹啥子去？”妻子問。
豐煒光沒有說。他參加革命，不想連累家人。其實，他在近半年裏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找到黨組織。他知道當地的一名員去了成都方向。他豐煒光的堂兄豐宗鐵、大哥豐宗錦也在成都。尤其是宗鐵堂兄為人正派，同情窮人，有可能也是員哩！所以豐煒光想：如果找豐宗鐵，也可能就找到了黨組織。這樣他才下定了決心到成都去。
臨出發前，妻子特意給豐煒光找來兩個農民抬滑竿，豐煒光本不想要，後一想到路途遙遠，關卡甚多，如果扮成富商或闊少會一路順當些，於是便答應了。可當抬滑竿的農民將豐煒光抬出廣安城門後，他就嚷著要下滑竿自己走。“少爺，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們嘛！”兩個農民覺得很沒麵子，有些生氣道。豐煒光笑了，說：你們是人，我也是人，你們有一雙腳，我也有一雙腳，為什麽要你們抬著走？兩個農民憨厚地說：你是有錢人，當然該坐滑竿啦！豐煒光嘴一撅，說：有錢人，有錢人的錢是從哪裏來的？還不是從你們窮人身上搜刮來的嘛！豐煒光接下來又給兩位農民講了很多社會現象，並對他們說，農民不是命窮，富人也不是命中就富，隻要窮人聯合起來與富人鬥，窮人就能富起來。兩個農民聽了直點頭，說他們從娘肚子下來，還是第一次見到豐少爺這樣的讀書人。豐煒光又給他們講抗日救國的道理，當他提到時，這兩個農民麵麵相覷，驚駭得不知所措。豐煒光板著臉，說：有啥不好？他們都是為窮人說話做事的好人哪！兩個農民如夢中醒來，小心翼翼地問煒光：你是不是？豐煒光突然大笑起來，說：我還不夠條件呢！中午，三個人在一個店子裏吃飯，豐煒光一個人掏錢，三個人不分貴賤在一起吃喝。飯後，兩個農民見自己隻跟著少爺走，還白吃少爺酒飯，內疚地提出如果少爺不讓抬，他們就回去了。豐煒光則堅持把他倆留住，依然每天照常給他們滑竿錢。一個白麵書生、富家弟子，寧願不坐滑竿，每天跑得滿腳起泡，還請他們吃飯喝酒，這是沒有見過的“怪事”。四天下來，豐煒光竟然把這兩位農民教育成思想進步的革命者，後來都上了華鎣山，參加了遊擊隊。
再說豐煒光到了成都，才知豐宗鐵隻是個進步人士，不是員。又一次失望，讓豐煒光久久地徘徊在成都街上……這時他想起了在廣安一位已經被捕的員彭明同誌。天真可愛的豐煒光想：如果把彭明營救出來，不就有了黨了嗎？於是他就去找大哥豐宗錦，得知大哥的藥店生意興隆，家道富裕，很有積蓄。隻是大哥不在家，嫂嫂不肯將錢借他。豐煒光就給嫂子做工作，並把借錢的目的和盤托出，並保證今後一旦有了錢後，如數還她。嫂子聽了小叔子的話雖覺唐突和驚異，但見他待人誠懇，忠厚，又沉著，不像是浪**子弟，於是便如數拿出了豐煒光所需的10多兩黃金。後來，豐煒光的哥哥知道妻子把黃金她給了兄弟，再三追問其用途，妻子始終不說，一氣之下，服安眠藥自盡了。為這事，豐煒光覺得很對不起嫂子，內心也十分悲痛。
成都沒有找到黨組織，又無工作，生活漸感困難。幾個月後，豐煒光又經曆艱辛，回到了重慶開始找黨。1946年春，豐煒光在幾度失望中又回到廣安。這年冬天，地下黨派談劍嘯從重慶回廣安清理地下黨組織時，漂流、彷徨了3年多的豐煒光，才算重新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不久，他擔任代市特支書記。1947年，地下黨代市特支接到東臨委指示，要求開展農運工作，發動當地群眾，進行抗丁、抗糧、抗稅運動。1948年7月，川東臨委指示各地下黨組織，聯合在華鎣山區舉行武裝起義，要求代市首先打響武裝起義的第一槍。豐煒光接受任務後，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戰鬥。8月5日，正值代市趕場。豐煒光的口袋裏藏著剛刻好的“華鎣山遊擊縱隊第五支隊”的印章，擠在人叢中，尋找他的通訊員曾令森。兩人後來見麵後，豐煒光則因為還有賬項要算清，於是他在鎮上的一家店鋪裏留了下來。這時，偽鎮長謝相等一夥人見到了豐煒光，就招呼他一起打牌。豐煒光本無心思跟這幫人打牌，但為了不讓敵人看出破綻，便同意了。坐下打牌，一晃就是幾小時。當豐煒光想脫身時，偽鎮長和幾個隨行人員就是不放他走。豐煒光再往周圍一看，見有不少鄉丁在晃來晃去，猛然覺察自己被軟扣了。怎麽辦？他靈機一動，便以小便為由離開牌桌，想給自己的同誌送個信，但特務和鄉丁們寸步不離地跟著他。豐煒光心急如焚，恰在這時，有兩個自己的同誌闖入豐煒光的視野，他立即發出暗號。稍頃，這兩個同誌便來到牌桌邊對豐煒光說，一家紙業社那邊的工友有事，要他快去處理。煒光聽罷，剛起身要走，周圍的四五個特務和鄉丁便呼啦一下圍了過來。看來脫身是不可能了。為了穩住敵人，他又若無其事地回到牌桌。敵人沒有想到的是，豐煒光在那兩個同誌走近他時，已經把暗號傳了出去，心領神會的同誌們獲得了安全轉移。事後人們才知道豐煒光是被叛徒駱安靖出賣的。
1948年8月27日，這一天，渣滓洞裏來了一批剛剛被捕的員，他們都
是被叛徒出賣才進了這個人間地獄的。豐煒光是其中之一。
“你就是豐煒光嗎？跟我走一趟！”一個特務氣勢洶洶地押著豐煒光，將他帶進審訊室。
豐煒光並不認識坐在他對麵審訊他的劊子手漆玉麟。當對方開腔“三少爺，請坐，請坐”時，驕傲的豐煒光拿出一副“少爺”姿態，用腳一蹬藤椅腿，椅子正好轉了九十度，豐煒光穩穩地坐了上去。
“有話就說，有屁就放，莫來客套。既然進了魔鬼的殺人場，老子就沒有準備活著出去！”從不耍少爺作風的豐煒光，這回在特務麵前竟然耍盡闊少爺架勢。
漆玉麟和特務們還是很少見這樣的少爺“員”。“三少爺火氣不要那樣大嘛！”漆玉麟難得這麽輕的語氣，說：“我們有話好商量。對你，我們徐處長是很器重的，說像你這樣富豪家庭出身的年輕人，幹的事情，是誤入歧途，上了的當，隻要你洗手不幹了，就放你出去。”
豐煒光用眼睛瞪了一下對方，沒有理睬。
漆玉麟又說：“不要嘴硬，看你細皮嫩肉的，能經受得起什麽刑具，我勸你早識時務，你們所謂的重慶市委書記、委員不都自首了，鯉魚拉不破大網，何況幾條小泥鰍，你想想嘛！”
豐煒光一聽，勃然大怒：“他們算啥子嘛？不是真正的員！是叛徒！再說，聽聽全國的戰場，你們國民黨的網不是早已破了嗎？要不了多久，人們會把你們的破網拋到曆史的垃圾堆裏！哈哈……“說完，豐煒光仰天大笑。
漆玉麟氣得直在審訊室轉圈，可就是沒用刑。
豐煒光乘勢回擊對方：“我從入黨的那天起，就發誓要搗毀你們的魔窟，有什麽可後悔？我倒要勸你們這夥人多留條後路，不要死心塌地跟蔣介石跑了！真到那時，可就是死無葬身之地！”
“給我帶出去！”漆玉麟再也無法忍受了，發瘋似地吼道。
做好受苦刑準備的豐煒光，見自己好好端端地走出審訊室，反而感到十分疑惑：特務們想搞什麽陰謀？哼，管它呢！豐煒光挺著胸膛，哼著歌，回到了獄室。可在這裏，他發現難友們卻用一種鄙棄的目光在看他，這是怎麽回事？更有甚者，放風的時候，豐煒光走到一個小孩跟前，其他難友一下把還不懂事的孩子從豐煒光身邊領走了。豐煒光被孤零零地冷落在一邊……那一刻，這位從不屈服的“闊少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他的眼裏噙著淚水，心裏在呼喊：黨啊，我沒有背叛您啊！你們怎麽啦？
這天夜裏，豐煒光這位硬漢，參加革命後第一次哭了……
第三天，特務又把豐煒光帶進審訊室。這回是大名鼎鼎的西南長官公署二處處長、大特務徐遠舉親自來審問他。
豐煒光才不理會他徐遠舉是誰呢，一概不理，他早已作好受刑和犧牲的準備。
徐遠舉這回搬出的人物也不一般，他說豐煒光你是市長楊森的老鄉，還說楊森這人很重感情，很講義氣，非常關心家鄉人，因此特意吩咐他徐某人在辦這樁案子的時候，盡量做開導工作。徐遠舉還表示希望豐煒光給身為市長的家鄉人爭個臉麵。
“他楊森算個什麽東西？他無故殺害了多少平民百姓，狗屎一堆！”煒光話突然大聲打斷徐遠舉的話，又說：“我們起來推翻反動統治，就是為全國人民、廣安人民爭氣！讓楊森這樣的混蛋早點上曆史的審判台吧！”
“媽的，敬酒不吃吃罰酒！給我用刑！”徐遠舉再也裝不出假慈悲了，命令特務將豐煒光折騰個半死。之後數日內，又連續對豐煒光用重刑。然而豐煒光始終沒有低下過驕傲的頭顱。
昏死了幾天後的豐煒光，再一次出現在放風的壩上時，忽然發現自己的腳邊飛來一個小紙球，他迅速拾起走進廁所，打開一看，上麵寫著：“祝你勝利”四個字，落款是“同誌”。啊，是獄中黨組織和同誌們寫給我的！那一刻，豐煒光好不高興和鼓舞。他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同誌們中間，回到了黨的懷抱……
“11·27”大屠殺的夜晚，年僅31歲的豐煒光不幸壯烈犧牲，他犧牲的消息迅速傳到了廣安和代市，凡是了解他的人和同誌們無不聲淚俱下，都說豐煒光是富家的叛逆者，真理的英雄衛士！
陳俊卿,“11·27”大屠殺中的另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鐵骨英雄。
本名程傑、又名程瑞瑞的陳俊卿，於1911年出生在四川省峨眉縣冠峨鄉。其父親程治安，在清末時任過峨眉青龍場的團總，辛亥革命後，回家鄉買田置地，成為峨眉一帶有名的地主。少時，陳俊卿進峨眉縣中學讀書。16歲時便由家庭包辦，與當地女子周淑珍結婚，後生下女兒程紹芳和程華芳。
1930年，陳俊卿考入了由樂山與嘉定創辦的“聯合中學”普通科第二班。次年夏天，員和成弟由成都回到峨眉，以小學教員的身份秘密開展地下工作。在此期間，陳俊卿與和成弟結識。和成弟不斷向陳俊卿講解的主張等許多革命道理，使陳俊卿仿佛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他開始認識到隻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中國人民才能獲得徹底解放。不久，陳俊卿向和成弟提出加入中國的申請。這年冬天，陳俊卿的願望終於實現，從此他徹底背叛自己的反動剝削家庭，走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1932年底，陳俊卿完成了聯合中學的學業後，回到家鄉，任冠峨相白馬小學校長，並加入了以和成弟、唐傑為核心的峨眉特支。陳俊卿任特支宣傳委員，和成弟是特支的書記。1933年春，隨著紅四方麵軍的入川，四川革命形勢高漲。秋天，四川省委決定建立峨眉縣委，由陳俊卿出任縣委書記。地下黨的主要任務是在峨眉農村發動秋收抗稅鬥爭和壯大革命力量。1934年春天，四川軍閥對川陝紅軍進行大規模進攻。為了武裝起義，陳俊卿不分日夜地到處活動，引起了“峨眉清共委員會”的注意。一日拂曉，敵人突然包圍了冠峨鄉白馬小學，並以“****嫌疑”名義逮捕了陳俊卿，同時也抓捕了張克誠等縣委幹部。殘暴的敵人用竹板抽打陳俊卿的嘴巴，欲讓他承認自己的員身份，受盡毒刑的陳俊卿寧死不屈，始終不吐露一個字。無可奈何的敵人隻得將他關押在獄中。
1935年1月27日拂曉，由陳俊卿等地下黨人領導的峨眉武裝起義正式行動。不幸的是，在起義發動的關鍵時刻，一名參加起義的團隊士兵動搖叛變，向敵人告了密，致使敵人迅速行動，調兵包圍了起義軍。在城內城外聯係中斷的情況下，起義隊伍倉促應戰，最終因寡不敵眾，起義不得不宣告失敗。由於武裝起義時陳俊卿一直在獄中，敵人將其關押一年多後，始終找不出他參加的任何證據，便向陳的父親勒索了幾百塊銀洋，將陳俊卿釋放出獄。
出獄後，父親對兒子說：今後你去學醫，家中有產業支持你，搞共產是殺頭的事，不能再幹了。陳俊卿則明確告訴父親：如今這個社會隻是有錢人才看得起病，窮人生病挨餓誰管？我學醫沒什麽用。兒子的態度令其父親拍案大罵，宣布與陳俊卿斷絕父子關係，以後陳俊卿的事與他程家沒有任何關係。被趕出家的陳俊卿，帶著妻子，開始自謀生路。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和封建家庭的無情壓迫，沒有使陳俊卿喪失信心，相反他的推翻反動統治的革命信仰更加堅定。
抗日戰爭爆發後，正在西昌做小生意的陳俊卿立即回到峨眉縣，並同原地下黨縣委委員張克誠一起到成都，同上級黨組織恢複了聯係。陳俊卿把國民黨縣政府補簽的峨眉縣城內有名的“泰豐茶樓”作為黨的宣傳陣地，經常在這裏舉行各種活動，廣泛向群眾講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主張，並時常與另一個反動組織——峨眉“成城學會”進行辯論，駁斥其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謬論，擴大了黨的影響。不久，上級批準再次成立峨眉縣委，陳俊卿也又一次擔任縣委書記。
武裝暴動是當時我黨在敵占區的一項重要任務。陳俊卿再度將精力放在準備武裝起義上，並親自擔任後勤總負責人。1947年7月21日夜，由地下黨領導的暴動隊伍分兩路出發，突然攻打籍田區公所。不巧的是，戰鬥剛開始，恰遇一連敵軍押送軍餉由此路過。見有人攻打區公所，敵正規軍立即開槍射擊。沒有任何武裝鬥爭經驗的暴動隊伍一時亂了陣腳，慘遭打擊後立即敗下陣來。在處理起義善後事宜之後，陳俊卿到成都向時任川康特委副書記的馬識途匯報了情況。馬識途批示陳俊卿到具有一定基礎的大邑縣唐場繼續從事武裝起義工作。
大邑唐場的地下黨組織工作富有成效，當時已經有了100多人的武裝隊伍，而且又有武裝鬥爭經驗的紅軍幹部朱英漢等骨幹。陳俊卿在此工作得心應手。1948年3月，由陳俊卿任總負責人的“川西南武裝工委”在大邑縣唐場成立，之後這支革命武裝先後擊潰過國民黨軍隊的多次進犯。在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時，這支部隊發展到上千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軍的作戰。
在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四川省委決定於1948年4月成立新的雅樂工委，領導雅安、丹棱、眉山、蒲江、大邑、邛崍、彭山、峨眉、樂山、井研、仁壽、青神、夾江、洪雅等一帶的武裝鬥爭。陳俊卿和呂英分任雅樂工委正、副書記。這時，一個配合我軍解放大西南的宏偉計劃正在陳俊卿心中醞釀著，他全力組織和開辟轄總崗山周圍八個縣區域的革命武裝——“青衣江遊擊縱隊”。1948年11月底的一天，陳俊卿來到樂山五通橋的牛華溪鎮上，準備辦理當地一對兄弟入黨的事宜時，被認識他的特務碰見後當場抓捕了他。
受盡折磨的陳俊卿屢屢昏迷，卻又被涼水一次次潑醒。凶殘的敵軍警特務們又將他放倒在一張凳子上，向他鼻孔裏灌辣椒水，陳俊卿又一次當場昏死過去……待陳俊卿蘇醒時，已發現自己躺在牢房的草堆上。“佩服你是個英雄，難怪你們的盡打勝仗呢！”看守他的敵偽兵這樣敬佩地對陳俊卿說。
川康特委偵悉敵人準備把陳俊卿押往成都，便立即組織了大邑、洪雅等縣的武裝隊伍，準備在半途營救陳俊卿。可惜已有準備的敵人一再變動路線和時間，致使我方的這一營救計劃未能實現。
陳俊卿在被押歌樂山前，女兒紹芳和紹芳的外婆曾帶著一些衣服去獄中探望。女兒見父親在寒冷的冬天隻穿著一件單薄的沾滿血跡的衣服，又滿身傷痕，不由淚水奪眶而出。陳俊卿撫摸著女兒的頭，十分安詳地說:“不要哭，不要怕，要做一個勇敢堅強、對人民有用的人。”這是女兒聽到的父親留給她的最後一句話。
1949年1月，敵人將陳俊卿作為重要“犯人”押送到重慶，並與雅樂工委副書記呂英一起囚禁在渣滓洞男牢樓下3室。
“11·27”大屠殺的那個深夜，垂死的國民黨反動派對渣滓洞中的革命者實行血腥的屠殺。陳俊卿與呂英這對地下黨雅樂工委正副書記，一起英勇地麵對敵人的槍彈高喊“中國萬歲”……
在“11·27”大屠殺中，有位過去從來沒有人提過的年輕的歸國華僑也被國民黨特務殘殺在渣滓洞。他叫廖瑞卿，矮矮的個子，黑胖胖的臉，說一口地道的廣東話，犧牲時年僅24歲。
這位熱愛祖國、忠誠的華僑戰士，在反蔣鬥爭中，用自己年輕的生命寫下了永遠讓曆史記憶的輝煌一頁——
1925年，廖瑞卿出生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上一個華僑家庭。讀中學時的廖瑞卿，聽父輩們講述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我東北三省、暴行我華北，在南京大屠殺等等血腥悲慘的一樁樁事後，毅然決定要回祖國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運動中去，誓把日本侵略者驅逐出境，以盡祖國兒女的報國之心。1941年，16歲的廖瑞卿告別了父母和親人，登上從印尼爪哇島駛向祖國的輪船，這時的他，恨不能一步登上祖國大陸，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去。
回到祖國後，正值蔣介石製造的千古奇冤“皖南事變”剛發生不久。廖瑞卿頓時被這等無法想象的“怪事”驚呆了：為什麽不打侵略者卻要滅自己的同胞？他不解。在廣州，廖瑞卿接觸到的不是積極抗日的活動，而是國民黨到處抓捕、殺害那些一心想抗日的員和愛國人士的罪惡情景。胸懷滿腔愛國熱忱、卻是報國無門的廖瑞卿，最後連個工作都找不到，隻得流浪在街頭。他第一次嚐到了人生的苦果。
1943年，廖瑞卿輾轉到達重慶。一份叫《西風》的雜誌社登報招聘雇員，他被錄取做收發和郵購工作，算是有了碗飯吃。不久，抗日戰爭勝利，本以為可以翻身的廖瑞卿卻被搬往上海的《西風》雜誌社解雇了。後經同鄉介紹，他到法院當錄事和收發。靠微薄收入生活的廖瑞卿，卻把節衣縮食省下來的錢用來購買很多進步書籍和雜誌，如饑如渴地閱讀，這使得他有了進步的思想意識和渴望追求革命的理想。那時，廖瑞卿最喜歡看的一份報紙是《新華日報》，報上那些救國救民的文章和報道，常令他心潮澎湃。年輕單純和追求進步的廖瑞卿，哪裏知道此刻反動特務已經注意到了他……
1947年6月1日，蔣介石再一次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對和愛國人士進行大逮捕。3日淩晨，當山城重慶的人們正在沉睡之中，一隊全副武裝的國民黨軍警，包圍了法院，抓走了廖瑞卿。在敵警備司令部所屬的魯祖廟看守所內，特務們多次嚴刑拷打，要廖瑞卿承認是和交代組織同夥。廖瑞卿嘲笑敵人，說我巴不得是呢！他的不屈不撓，反而讓敵人確信他一定是個“頑固的少****”。不久，他被押解到渣滓洞監獄。
對革命者來說，敵人的監獄是鍛煉革命意誌的熔爐，是學習革命理論的學校。難友們愛護這位舉目無親的青年華僑。與廖瑞卿同一室的幾個員的表現，讓他深受教育和幫助，也才真正知道了什麽是和員。從此這位說話有些洋氣、長得一副“廣東仔”麵容的年輕華僑與獄中的員團結融合在一起，並時時處處毅然同其他員一樣，積極參加獄中黨組織領導和發動的各種形式的鬥爭，如絕食鬥爭、追悼新四軍戰士龍光章大會、1949年元旦祝捷活動。有一次監獄特務問廖瑞卿：“你現在好像真了！”廖瑞卿昂著頭，驕傲地回答道：“還有假？我就是！”據說，獄中黨組織已經準備考慮吸收廖瑞卿，然而垂死的敵人提前實施了大屠殺——1949年11月27日夜晚，這個遠離父母姐妹，滿懷壯誌歸國抗日的華僑兒子，壯烈犧牲在反動派的機槍彈下，他把熱血灑在他心愛的祖國大地上，他把忠誠留給了他向往的信仰之上……
講“紅岩故事”中的那些身份特殊的人物，還有一個人我們不能不講。她就是“紅岩村”的女主人——饒國模。
這是一位重慶近現代曆史上的傳奇人物：在1945年赴重慶談判的時候，曾經專門宴請過她；解放後，人民政府的總理周恩來特邀她赴京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主政西南時，稱頌她是“革命媽媽”……是她把“紅岩村”——重慶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地名，與中國革命緊緊地聯係在了一起，成為重慶的象征和代表，在那裏孕育和產生的“紅岩”精神，成為我黨繼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之後同樣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曆史遺產，並永遠高揚在中國人民心中。
饒國模，女，字範英，又名紹文。1895年，她出生在原四川省銅梁縣雲露鄉，現今屬重慶市大足縣國梁鄉的一個書香之家。國梁鄉這個地名，就是因為紀念饒國模的二哥、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饒國梁而得名。
饒國模父母育有三子一女，饒國模排行老三。大哥饒國棟，是老同盟會員，後來在國民黨內做事；二哥饒國梁，是被譽為***開國元勳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弟弟饒國材，抗戰初期在成都加入，其女饒友瑚，1936年在上海加入，與建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馮定(當時叫貝葉)結婚，後來饒友瑚不幸因肺病於1939年病逝於紅岩，現葬於紅岩公墓。饒國模的父母親希望他們的子女將來都能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和國人的楷模，因此為4個子女分別取了這樣極具代表意義的名字。饒國模之所以後來能夠成為中國的友人和同路人，與她出生在這樣一個新舊變革、富有強烈革命氣氛的大家庭有直接關係。
青少年時期的饒國模思想進步，性格豪爽，追求上進。勤奮好學。讀完中學後的饒國模，於1912年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師範學校。在此期間，她受到譚嗣同、秋瑾以及因參加廣州起義而犧牲的二哥饒國梁等人革命精神的影響，一身愛國主義思想。她自己作主與成都高等工業專科學校的學生劉國華的戀愛與結婚，表現了她在男女平等方麵的進步主張。學業完成後的饒國模，回到家鄉任小學教師。後因丈夫劉國華在重慶銅元局工作，饒國模便攜子也來到了重慶。她是個思想解放的婦女，不願在家當職業太太，便和朋友一起創辦了“三友實業社”，開始走實業救國之路。1930年，饒國模用自己經營活動積攢下的錢，在重慶市郊的紅岩嘴買下了300多畝荒穀坡地，辦起了以種植花卉、蔬菜和水果為主的農場，並起名叫“大有農場”。善於經營的她，經過六七年的辛苦打造，將昔日荒蕪的紅岩嘴變成了花果滿山、綠樹成蔭、花香馥鬱、遠近聞名的好地方，人稱“劉家花園”——饒的丈夫姓劉。可這時的劉姓丈夫在官場中沾染了封建腐朽陋習，當著饒國模的麵提出要娶二房，一氣之下，饒國模毅然與之分居，並從此帶著3個孩子，離開喧囂的市區，住進了紅岩嘴——她在此蓋起一棟小樓，專供她和3個子女及傭人居住，成了真正的農場女主人。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遷都到重慶，國共兩黨又形成合作。經國共雙方協商，我八路軍需要在重慶設立公開辦事機構。1938年春，八路軍辦事處設在市區內。到了1939年，八路軍辦事處內由於加設了中央南方局，人員一下多了起來，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到重慶後，便把重新找新地方的任務交給了川東特委書記廖誌高和辦事處錢之光、周怡等人。經過地下黨的各種社會關係，了解到饒國模的“大有農場”一帶地方比較適合建立新的八路軍辦事處。更重要的是饒家與我有密切關係，饒國模的弟弟饒國材是我黨黨員，饒國材的女兒饒友瑚也是黨員，饒國模的3個子女，也業已成為我黨新發展的黨員。
“我看這是個好地方，環境好，社會基礎好。”周恩來很滿意選擇紅岩村。
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從此在饒國模的“大有農場”內安營紮寨，公開對外活動。其實，饒國模本人在此之前，也早已跟有過密切友好的聯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饒國模擔任重慶婦女慰勞會委員兼勞動部部長，發動婦女縫製棉背心數千件慰勞抗戰將士，並募集捐款支援前方。後來她的3個兒女加入中國時，她暗地裏早已支持，並一直鼓勵和掩護著他們從事革命活動；1938年12月25日，她參加了《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召開的“遇難烈士追悼大會”。會上，饒國模以“大有農場”的名義親自送去了花圈和慰問金，並公開聲援八路軍的抗日活動。“我是到處想找都不得入其門啊，你們今天到了我的家門口，我真是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啊！”當她聽得地下黨負責人錢之光找她來商量八路軍和南方局辦事處設在她的大有農場時，激動地這樣說。當時，饒國模和南方局談定的協議是：由辦事處出資3000銀元，由饒國模具體負責辦事處的房子修建事宜。房屋修好後，辦事處無償使用三年，三年後若需繼續使用，每年再付給租金若幹等等。
心地善良又能幹的饒國模，從此便把和八路軍的事當作自己家的事認真負責。房子建好後，辦事處的同誌們搬進紅岩村工作。這時日本侵略者的飛機整天轟炸。為了保證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工作人員的安全，饒國模多次主動騰出農場內的部分房屋，讓南方局的負責人博古、董必武等人搬進大有農場內的其他房屋居住。博古甚至搬到了饒國模家的小樓裏，與其小兒子劉聖化同住在小閣樓上。
1939年8月，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大樓正式竣工落成，並有了一個正式的門牌號——“紅岩嘴13號”。新房是座三層樓，一樓是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南方局機關及其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領導人住在二樓，機要科和秘密電台設在三樓。“八載成功大後方，紅岩托足少棲惶”，“到底人民勝，紅岩不枉居。”董必武欣然題詩紅岩村，饒國模因此開始與中國結下一生紅緣。
“紅岩有幸留英傑，英雄藉此可為家”。饒國模自覺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搬進她的大有農場後，時時處處“金壁生輝”，她也格外有幸。根據當時協議，八路軍辦事處是作為租賃方式借用她的房子的。可到了三年以後，理當再交房租錢時，她饒國模怎麽也不要了，這讓周恩來和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很是過意不去。饒國模說：你們來我大有農場住，這是我前世修的福，謝還來不及呢！
周恩來等隻得收下饒國模的這份情意，稱她是“革命的好房東”、“罕世之友”。
饒國模是個心比菩薩還善的人。當時周恩來的父親和鄧穎超的母親從貴陽來到重慶居住，老人們身體不太好，饒國模知道後，主動邀請二位老人住到她的房子去。她讓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住到她的小樓二樓上，與她隔壁，便於照顧。周恩來的父親，則安排住在辦事處西邊百多米遠的農場的一排房舍裏，那裏空氣新鮮，非常安靜，便於休養。1940年11月，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不幸病逝，饒國模忙著張羅後事，並把自己在小龍坎福園寺的一塊地皮撥出來，安葬鄧穎超的母親。1942年7月，周恩來的父親周懋臣又在紅岩中風去世，饒國模照舊忙前忙後，將逝者安葬在小龍坎福園寺。周恩來和鄧穎超對饒國模的義舉感激萬分。之後隻要是南方局、辦事處和《新華日報》有同誌病逝，饒國模都讓他們安葬在小龍坎福園寺的墓地裏，前後一共安葬了10個大人和3個小孩。鄧穎超曾經這樣深情地說：“當年，饒國模把我們南方局和辦事處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她是世上難得的好人。”
紅岩幸有偏風雨，中流砥柱尚有人。
此地英雄留勝跡，紅岩異日放光輝。
這是饒國模寫的詩句。自從辦事處在紅岩村駐紮後，饒國模也覺得自己變成另一個人了。她整天高興和樂意為八路軍、南方局的同誌們做事，並樂此不疲。由於接觸時間久了，同時受周恩來等革命家的影響和幫助，她的思想也漸漸偏向革命事業，尤其是對中國產生了感情，對革命事業有了向往之心。相反，對國民黨政府越來越變得痛恨。
1946年春，葉挺將軍出獄後就住在紅岩村。當饒國模看到葉挺將軍和夫人、兒女團聚的那一幕，感動萬分。後來聽得葉挺將軍與家人的不幸後，痛哭不止，並寫下長文悼念：
奮鬥廿餘年，肝膽俱盡費。所求在民主，荊棘無所畏。舌戰法西斯，國策多考慮。中流為砥柱，破舟賴不潰。痛恨暴風雨，大霧竟作祟。神鷹遭回祿，文武星下墜。傷哉諸領袖，胡為罹此晦。痛悼諸烈士，功虧僅一簣。懷抱未暢達，臨死心靈碎。往日見英姿，握手多教誨。今睹北邊日，音容遙相對。造物何忌才？痛心灑熱淚……
與的長期交往中，饒國模開始漸漸從一個純粹的求和行善的農場主，變成了追求美好理想的愛國主義革命者和中國革命解放事業的參與者。1948年，當川東地下黨困難的時候，她饒國模義無反顧地站出來支持，並為川東地下黨籌措經費。當華鎣山武裝起義失敗後撤退下來的二十幾位遊擊隊員無處藏身時，她親自出麵將其秘密安排在自己的農場內。有一天，國民黨的軍警特務們來到饒國模的農場裏檢查，原本想在她的農場裏找出一點饒國模“通共”的嫌疑，可當他們看著饒國模打著遮陽傘，揮舞著小手絹，在大聲地嗬斥著一群頭戴破草帽、衣衫襤褸的“農場工人”們在烈日之下滿頭大汗幹活的情形時，便悻悻地走了。然而敵方軍警哪裏知道，這些在饒國模吆喝下幹苦力的“農場工人”，其實都是遊擊隊員，其中還包括華鎣山武裝起義的主要領導之一、川東臨委書記鄧照明等“要犯”。1948年，饒國模在地下黨和革命事業最困難的時候，正式向地下黨重慶市委婦委書記胡其芬提出了加入中國的申請。時任重慶市委常委的李維嘉代表市委批準了饒國模的申請，並讓胡其芬通知饒國模。可惜的是胡其芬還沒有來得及將這個黨的決定告訴饒國模，自己卻被捕了。饒國模從此失去了與黨的直接聯係，更不知道自己其實已被批準了入黨。國民黨在行將失敗的1948年至1949年11月前的一兩年裏，對重慶地下黨和遊擊隊實行殘酷鎮壓，饒國模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這時，她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回到了銅梁老家等地躲避，一直到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方才回到市區。
“饒國模同誌，我代表中國和南方局的全體同誌，也代表小超我們一家向您表示感謝！”1950年春，饒國模應周恩來之邀，參加了在中南海西華廳的宴會。在這次宴會上，周恩來深情地向饒國模敬酒，感謝她為中國革命特別是為紅岩村所作的貢獻。1950年“七一”前夕，饒國模經過慎重考慮，正式將自己的紅岩和福園寺等地的個人房產，獻給了黨和人民政府，真正實現了她“他年凱旋高歌日，紅岩即是眾人家”的美好宿願。當時的中央西南局，便利用饒國模獻出的這塊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地方，辦起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學”。開學典禮上，*拉著饒國模的手，向台下的學員們親切地介紹：“這就是紅岩村的革命媽媽。”
5年之後的1955年，饒國模因工作需要，遷居北京。也就是在這一年，重慶市人民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在紅岩“大有農場”和城內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基礎上開始籌建“紅岩革命紀念館”。
從1958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至今，“紅岩革命紀念館”共接待觀眾6000餘萬人次，成為著名的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示範基地。“紅岩精神”就是從這裏傳遍全中國、全世界……
1960年6月14日，饒國模突發腦溢血逝世，終年65歲。這位舊式家庭出身的革命婦女，以她後半生的崇高獻身精神和美德，實現了她對理想的追求。上世紀80年代，經中央批準恢複了她的中國黨籍，黨齡從1948年算起。
在“紅岩故事”裏，從上麵這些出身在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者身上，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們在黨的教育和培養下，政治和思想意識上已經完全脫離了原有家庭的影響，成為了堅定而忠誠的戰士，他們的名字因此也永遠地鐫刻在革命的豐碑上。
革命陣營與反革命陣營之間的較量，其實就是忠誠與背叛這兩種精神意誌的較量。而信仰的力量和個人價值觀的取向，常常是決定一個革命者與一個反革命者最終選擇高尚與可恥的兩種不同人生命運的分水嶺。
在閱讀和感受“血染紅岩”那種慘烈和血腥的屠殺場麵時，我們一方麵會對那些人和革命者肅然起敬，另一方麵又必定異常仇恨那些殘暴殺害烈士們的劊子手。這些人的下場是必然的。從已知的材料上看到，那些殺害革命烈士的劊子手，除了一些提前逃往台灣的以外，都先後被人民政權所鎮壓。比如參與了殺害車耀先、楊虎城和“11·27”大屠殺的特務楊進興，解放後化名偽裝成“老實的農民”，潛逃到鄉下數年後，仍然被公安機關抓捕，於1958年5月16日槍斃。另一位特務徐貴林，在解放後同樣偽裝成平民，企圖逃脫革命政權的懲罰，最後還是被公安機關偵獲抓捕，槍決於刑場。
讀者也許很關注徐遠舉這個“紅岩故事”中起著指揮和決策作用的大特務的命運。是的，懲罰和處決這樣的劊子手是曆史的必然。可以說，在所有“紅岩故事”中，對革命事業破壞程度最大、革命者最恨的一個人就是“徐鵬飛”徐遠舉了！但大特務徐遠舉的命運則又讓我們想到了其他許多，因為在解放後，他不僅沒有挨上人民專政機關的槍子，相反成了人民政府保護的對象。這是為什麽？這是因為這個大特務在漫長的重新做人的改造征程上，獲得了靈魂上的自我拯救，徹底背叛了他曾經效忠的反動階級和反動集團。
徐遠舉在完成“11·27“大屠殺後，與國民黨軍隊一起撤到了成都，然而沒幾天成都又和平解放，於是這個落魄的國民黨大特務又逃到昆明，正準備再逃往台灣時，卻被雲南愛國將領盧漢的起義部隊逮捕後關進人民監獄，徐遠舉由他人生的頂峰陡然淪落為成為階下囚。他被捕的時間是l949年12月9日，這個月，他剛好滿35歲。徐遠舉是作為國民黨戰犯被捕的，所以他的命運比起那些參與“11·27”屠殺的小特務們要好得多，至少沒有立即被押到刑場執行槍決。
1951年，徐遠舉作為戰犯從雲南押送到重慶，關在西南公安部戰犯管理所，不知是曆史的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經關押和屠殺革命者的白公館，他與其他一些高級戰犯關在樓上。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徐遠舉坐在白公館大牢裏，感慨萬千，心情久久無法平靜。這裏的一切他多麽熟悉嗬，多少往事頓時湧到他心頭：不到一年前，他還在這裏發號施令，別人的生與死任憑他一句話。如今他自己卻淪為階下囚，像一隻被關進籠子裏的狗，坐以待斃。如果說被關在雲南的時候還不清楚如何處置自己，現在到了白公館這個與死亡連在一起的地方，殺人如麻、雙手沾滿了人鮮血的他，怎不知自己麵前的道路隻有一條：等待槍決！於是起初，他對獄方的管理和審訊，采取了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抵製態度。
白公館的樓道口設有崗哨，按規定戰犯可以通過樓道口到院壩活動，但出入必須向哨兵報告，征得同意後才行。徐遠舉他們這些過去長期作威作福、養尊處優、頤指氣使的高級戰犯，剛開始總掛念著“想當初八抬八座，到如今是肩挑背磨”，心理上難以承受，很反感，與哨兵對抗的情況不斷發生。徐遠舉最為突出，他經過哨位有時不報告或故意壓低聲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離開崗位去拉他，更不能鳴槍，弄得很難堪。這還不夠，徐遠舉甚至向管教幹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聽了管理所的報告後，西南公安部第一處處長、老紅軍段大明來到拘留所。
“誰是徐遠舉？”老紅軍明知故問。
“是我。”徐遠舉見進來一位穿斜紋布的解放軍，站起來一個立正。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身上掃視了幾秒鍾，然後坐在徐對麵。短暫的對視和沉默，氣氛顯得有點緊張。看著麵前這隻凶惡的狼，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慘死，段大明不由得火起，他指著徐遠舉，厲聲質問道：“聽說你吹胡子瞪眼睛的要什麽自由。你徐遠舉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這裏，人民政府給你們按中灶標準開夥，你過去對關在白公館、渣滓洞的也是這樣的嗎？你給他們多少自由？你還要我們給你什麽自由。”老紅軍停下來，頓了頓接著說，“我是泥巴腳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們國民黨打了20年仗，好多戰友都犧牲了。要是依我的脾氣，你這種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該槍斃。曆史已經證明：人民是勝利者，你們是失敗者。失敗的原因很清楚，你們是替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賣命，遭到了人民的唾棄，你們還有什麽不服輸的？”段大明一席話，打擊了徐遠舉等的囂張氣焰，也讓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罪犯地位。
一天，一位20出頭的預審員提審徐遠舉。
“我是少將處長，你是才參加工作的毛頭小子，別說是要你們西南公安部部長，也該由你們處長來問我。”在審訊室裏，徐遠舉不等預審員訊問，便操一口湖北腔扯開喉嚨，拒絕回答審訊。
第二天，在這位主審的年輕預審員身旁，坐了一位30多歲戴眼鏡的陪審。他是接替段大明職務沒多久的於桑處長。善於察顏觀色的徐遠舉，與於桑處長對視片刻後，在於桑眼鏡後射出的銳利目光下，頓感底氣不足，往日的傲氣也提不起來了。
“你這位軍統少將，是已被打倒的反動政府官員，預審員雖說是普通一兵，排連級幹部，但他代表人民政府。彼此所處的位置不同，但共同點卻落在一個‘清’字上。他的責任是幫助你交代清曆史，你的任務是向政府坦白曆史。你不服從他，就是抗拒人民政府！”於桑處長語調平和，柔中有剛，老奸巨滑的徐遠舉不得不低下頭。
徐遠舉自以為長期與打交道，對的政策了解得很，但他根本不了解對他們戰犯的政策就是以改造為主，從一開始就製訂了對戰犯不應簡單從上消滅，而應通過改造成為新人的方針。人民政府對待戰犯的誠意和人道精神，慢慢讓這位殺人如麻的大特務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一是徐遠舉在監獄的日常管理中，親身體會到了管教幹部對犯人不打不罵，不刑訊逼供，而是思想上關心，生活上照顧，維護犯人正當的人格尊嚴，使犯人感受到極大的人道關懷。另一件事更讓徐遠舉觸動了靈魂。有一天，幾千名自發來白公館附近烈士死難現場搞紀念活動的群眾，振臂高呼雷鳴般的口號，那口號聲越來越大，越來越近，就像是衝著白公館而來。徐遠舉等懷疑是政府有意組織這些群眾來對他們實行“群眾專政"，想到自己有可能死於群眾的亂拳之下，徐遠舉等戰犯一個個嚇得麵色慘白，縮成一團。然而，過了一會兒，口號聲漸漸平息了，再沒有啥動靜。這是怎麽回事？徐遠舉一邊用袖子擦著汗，故作鎮定，一邊慢慢站起來向窗口張望，他看到監獄大門和側門依然緊閉著，再從門前長長的石階上往下邊的公路上看去，除增加了很多解放軍戰士的崗哨外，什麽也沒有變化呀！原來憤怒的群眾並沒有向他徐遠舉和戰犯衝來嘛！明白了真相後的徐遠舉，再也禁不住兩眼溢滿悔恨的淚水……他在內心第一次深深地感歎道：就是比國民黨講人性！講義氣！
還有一件事也很讓徐遠舉很感動。那是被關進白公館不久，他徐遠舉患了肛門蜂窩組織炎。這個病由細菌感染引起，發病後可迅速蔓延到腹膜後組織、腹股溝、腹壁、**和股部，因病情急驟，發展迅速，容易引發敗血症而危及生命。管理所及時組織救治，經上級批準，以何炳洲的化名，將徐遠舉送到沙坪壩中渡口第二工人醫院住院治療一個多月，管理所派了一名幹部前往照管，公安警衛部隊也派了6名戰土日夜站崗守護，以防萬一知道真相的憤怒群眾傷害徐遠舉。後經動手術治愈出院回所，徐對此感激涕零，一再表示救了他的命，是他的再生父母，說今後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報答恩情，就算最後槍斃了也沒有怨悔。
通過這件件親身經曆的事，徐遠舉開始反思了：過去自己對待革命人士，是那麽野蠻殘暴，而今天人民對待我們如此寬宏大量；過去在這裏聽到的是一片憤怒的斥責與苦痛的呻吟，今天聽到的，則是琅琅讀報聲和談笑聲……這些說明了什麽？說明了領導的人民政府，與蔣介石國民黨大搞特務恐怖統治的反動政權，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政權！人家是講人性，講進步，講文明的黨，是真正負責任的政黨，對待曾經是敵人的犯人也有情有意嘛！從此，徐遠舉就像徹底換了個人似的，嚴格遵守監規，配合公安審訊，認真學習時事政治，積極參加各種活動。並且主動交待當年犯下的各種罪行。他還對其他犯人說：以我們過去的所作所為而言，殺一個是死罪，殺百個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時，常常受到審訊人員的表揚。
但徐遠舉畢竟也是人，是人就會怕死。他一直認為自己欠的血債太多，不殺難平民憤。特別是當他讀到報紙刊出的公審叛徒和被處以極刑的消息後，如墜冰窖，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他想，那些與他“合作”過的叛徒都見了閻王，他這個大特務還能活多久呢？
離第一個“11·27”大屠殺周年紀念日的日子越來越近，徐遠舉估計自己的死期快到了，於是他越來越惶恐不安，像一隻驚弓之鳥。湊巧，l950年11月25日晚上，一個預審員把徐遠舉從監房裏提出來對筆錄。在搬動桌椅時，預審員不慎把一隻茶杯打落在地，徐遠舉當場嚇得麵容改色，“你，你要幹什麽？”後來筆錄完成後，徐遠舉在簽名和蓋指紋時，雙手一直在發抖。晚上，徐遠舉仍心有餘悸，睡著後幾度驚醒坐起，他認為筆錄後就是為了趕在“11·27”要處死他。然而時過多日，他發現仍然沒有人要殺他，他甚至感到不可思議地問審訊員“為什麽不殺我”？監獄工作人員奇怪地反問他：“你在這兒改造得蠻不錯，為啥要殺你？”徐遠舉楞在原地，百思不解。後來他終於明白了：人民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有想殺他嘛！是希望他接受改造，戴罪立功，重新做人！
徐遠舉真正開始思考如何重新做人的道理和行為了，在以後的教育改造中，他都能積極配合有關部門，交待曆史問題，認識自己的罪行。然而，徐遠舉畢竟是個特務出身，其性情暴躁，情緒容易激動，思想反複也大。l956年初，人民政府組織戰犯參觀時，出於安全考慮，派了便衣警衛。在參觀重慶人民大禮堂時，徐遠舉又發起牢騷來，說：“既然要我們出來參觀，何必派帶槍的跟著，不相信，怕我們逃跑！”在旁的工作人員當即反駁道:“當年先生抓到員和進步人士，除了種種酷刑，能舉出組織參觀的先例嗎？就是你們的住地，原軍統鄉下辦事處，‘11·27’大屠殺一次就殺了200多人。你們製造那麽多孤兒寡母，如果群眾出於義憤，活活把你打死，該是你自己負責呢，還是我們工作失職呢？”“失言！失言！”工作人員的一席話，說得徐遠舉羞愧難當，啞口無言。
1956年初，有一天所長找他談活，說為了更好地改造他，上級決定明天送他去北京，並找來理發員為他理發。他是個絡腮胡，理了好半天，他始終笑眯眯的，喜形於色。回房後他高興得像小孩子一樣，對同組人說他明天要去北京改造了，當晚又沒睡好覺。當時戰犯們的心態是：能到北京改造是幸運，認為那是中央所在地，至少說明政府重視他。另外還認為北京改造條件一定比重慶好，管教幹部政策水平更高，好像隻要能到北京改造，就等於邁向新生的第一步。人人都盼著這一天。
在北京戰犯管理所，徐遠舉的編號是l2號。在這裏，他更加積極進步，主動痛悔罪惡，改造思想。
1959年12月起，國家開始分批特赦國民黨戰犯。到l966年4月，已特赦了6批。國家特赦戰犯，使徐遠舉更加堅信的轉變思想、給出路的改造政策，麵對一批批送走的同獄戰犯，他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罪孽太深，隻有安心改造，以實際悔改行動才能贏得人民的最終諒解。但特赦戰犯的政策，也使他對自己今後的新生道路充滿了希望和期待。1964年，政府組織幾個特赦人員到秦城監獄給尚在改造的戰犯作報告：介紹到各地參觀的情況和感受，鼓勵在押犯爭取早日特赦。報告會後，徐遠舉拉著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沈醉，向他了解外邊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紅岩》小說人物嚴醉的原型。沈醉告訴徐遠舉說，外邊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劇團、電影廠還讓自己去介紹有關的情節，沒有一點歧視。徐遠舉聽後竟然高興得拍起手來，因為他心裏在想：一旦自己從戰犯管理所出去後，也可以毫不避諱地放心對人說他就是“徐鵬飛”。與沈醉分手時，徐遠舉十分激動地拉著對方的手說：“你等著為我接風吧，我相信我能爭取特赦的。”這一年，他寫成了徹底認識、反省自己罪惡的交代材料《我的罪行實錄》，l997年，公安部檔案館將這份材料以《血手染紅岩——徐遠舉罪行實錄》編輯出版。他在文中說：
我血手染紅岩的罪行，是震駭中外，令人發指的。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過去的罪惡。即使人民處以千刀萬剮之罪，也難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難家屬的英靈於萬一。
感謝和改造人類、改造世界的寬大政策，將我這個危害人民、作惡多端、怙惡不悛的大劊子手，從深淵中拯救出來，給以改惡從善、重新做人的機會。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逐漸恢複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惡，認識到誰恩誰仇。痛恨蔣介石將我由人變成了魔鬼，感謝把我由鬼變成了人……我堅決跟著中國和，走社會主義道路，雖然肝腦塗地，萬死不辭。以報答和的恩德於萬一。
正當徐遠舉努力改造、爭取重新做人的時候，史無前例的“**”開始了。一時間，即使在與世隔絕的監獄裏，也感受到了風暴震撼。徐遠舉曾經一度很悲觀，後來慢慢又恢複了信心。他堅持熟讀語錄，練就自己的記憶力。1971年9月，外逃事件發生後，黨的優良傳統又開始回到監獄管理中，使戰犯們重新看到了希望。徐遠舉也不例外，精神又顯得樂觀起來。他再三寫報告，請求多派給自己勞動任務，並在報告中注明是體力勞動。軍管人員問他為什麽要爭取額外勞動呢？他回答說：“我是犯人中較年輕的一個，應該多爭取一些體力勞動。我學習過《從猿到人》這本書，懂得勞動能創造一切，不勞動者不得食的道理……”經他再三請求，軍管人員便分配他打開水和送飯。打開水要挑著大鐵桶來往走兩裏路，送飯要過9道門坎，還要爬上3層樓。他不但幹得樂嗬嗬，還誇口說：“我從此可望練成勞動人民的本事，否則哪裏能叫做脫胎換骨的改造呢？”他還在生產勞動中搶重活髒活幹，有一次在磚瓦廠搶裝磚瓦時，由於窯溫太高，有3人休克，其中就有徐遠舉。這個時期，徐遠舉呈現出嶄新的姿態。除加強政治學習外，他還拜師學理發，拜師學農藝，拜師學縫紉，拜師學作古典詩詞……總之，他門門都鑽，樣樣都學，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遠舉跟文強學作古典詩詞，數年不懈。開始時，他連平仄韻律都不懂，寫出來的東西，全無古意，很不通順，念起來味同嚼蠟。經過一段時間的琢磨和練習，加之他的天賦，慢慢地寫得像一回事了。他曾寫了l00多首詩，其中一首叫《盼赦》：
人間無永壽，
天地有常情。
盼赦如饑渴，
憂憂不欲生！
真可謂，當年殺人如麻，而今亦能柔情求做人！此時的徐遠舉，已經徹底地從昔日的惡魔，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獄中平民。
但，這位生性脾氣急躁的人，並沒有以平常心對待一些日常小事，竟然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命亡歸天：
1973年1月19日，徐遠舉所在縫紉組交活，負責檢驗的人員認為徐遠舉做的成品沒有達到質量標準，要求他返工。個性倔強、急躁難改的徐遠舉因此如熱鍋上的螞蟻，躁動不安，埋三怨四，懷疑別人搗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麵子過不去。當文強好意安撫他，並提出要幫他返工時，徐遠舉不但不領情，還暴跳如雷，大喊：“好漢做事好漢當，我沒出息丟了臉，是活該，你們用不著為我發慈悲，莫要貓兒哭耗子……”說罷，如癡似呆，一言不發，好像萬念俱灰一般。當晚，徐遠舉飯也沒怎麽吃，一直怒氣衝衝，煩躁異常，當時是三九天，從來沒有冷水洗身習慣的徐遠舉，竟然打了一大桶涼水在木盆裏泡澡。結果，半夜裏開始在**翻滾，渾身滾燙，呼吸急促，兩眼突出，鼻孔出血，繼而進入昏迷狀態。同室發現後，立即報告，監獄領導迅速率領醫護人員來搶救，初步診斷是高血壓急性發作，但用藥降低血壓，未見效。21日上午送北京複興醫院搶救，診斷為腦溢血，經搶救無效，於22日死亡，時年58周歲零1個月。
徐遠舉病故後，由其侄子徐興楚領回其骨灰，安葬於湖北漢陽縣新農鎮。1991年3月，徐遠舉在海外的女兒徐繼蓉回大陸，請求有關方麵開具證明，證實徐遠舉是在監獄關押期間病亡的，以便向台灣當局注銷戶口並申請撫恤金。她的請求得到了滿足。
一代奸雄，兩種人生。解放前後的同一個徐遠舉，其思想和靈魂上的變化，也折射著另一種人生的“忠誠與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