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這首經典革命歌曲，在***上傳唱了幾十年。這也是《紅岩》為什麽能夠深深地烙在幾代中國人心頭的重要原因之一。《紅岩》之所以染紅了一顆顆向往革命理想的崇高心靈，之所以讓千千萬萬民眾記憶不忘，就是因為《紅岩》裏一個個“江姐”式的人物，她們像紅梅一樣，讓人的光輝形象永遠照耀在我們心中……
真實的“紅岩故事”裏到底有沒有“江姐”這人呢？回答是肯定的。那麽她到底是誰呢？一般意義上說，我們都把一個敵人監獄裏堅貞不屈、堪稱“獄中大姐”的江竹筠作為“江姐”。其實，江竹筠隻是當年在敵人監獄裏那些表現堅強的眾多女員的其中之一。
在被叛徒出賣的長長的一大串犧牲或脫難的革命者名單中，共有24名是女性（其中有2名是幼女）。你能想象在男人們都無法忍受的重刑和條件極其困苦的牢房裏，所有的女性中竟然沒有一人當叛徒！這是什麽原因？難道僅僅是性別上的差異？否也，人們常把男人比作鋼鐵一般堅強，女人總是柔性似水，眼淚當歌，可偏偏“紅岩”故事裏的女人們個個意誌堅定，寧死不屈。
於是我們從“紅岩”革命故事中得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結論：女人無叛徒。
女人是忠貞和慈愛的大地母親
“紅岩故事”裏的白公館和渣滓洞這兩個監獄是什麽時候開始有女犯的呢？據可靠的材料證明，白公館相對要早一些，這是因為白公館最早關的“犯人”中有王振華、黎潔霜夫婦，他們是從貴州息烽監獄轉移到白公館的，時間在抗戰剛結束的1946年中。後來又有像叛徒蒲華輔一家中的母女二人到了白公館。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白公館還關押過“小蘿卜頭”一家中的徐林俠女士。這樣說來，“紅岩”中的“女犯”主要關押在渣滓洞。
據說，渣滓洞的第一名女犯名叫周香泉，她大約是1948年三四月份關到渣滓洞來的。她主要是因丈夫的原因被關押此地。周香泉當時已有身孕，加上她有一定的社會關係，她在渣滓洞沒關多久就出獄了。
1948年4月是重慶地下黨遭到嚴重破壞的開始，渣滓洞裏的“女犯”便成倍增長。在重慶地下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及任達哉、李忠良等叛變後，重慶地下黨的各級負責人和一般黨員以至群眾相繼被捕。4月一個月內，就有胡其芬、牛小吾、皮曉雲、倪俊英、李惠明、熊詠輝和曾紫霞等七名“女犯”被關進渣滓洞，關在渣滓洞那幢兩層十六間牢房的樓上第六室，當時連周香泉一共是8個“女犯”。
五六月間，周香泉出獄。因案受牽連的孕婦張秀蓉挺著大肚子被關進女牢，不幾天又有張秀貞女士從雅安轉成都也押到渣滓洞來了。
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的叛變，使川東的許多黨員被捕並押到了渣滓洞。在這批囚犯尚未押進渣滓洞時，監獄方就把女牢搬到了渣滓洞院內左邊一排平房靠監獄樓房的兩間，即女牢一室、二室。從萬縣被捕的江竹筠、李青林、陳繼賢、黃玉清4位女員就是這時被關押到女牢房的。1948年4月21日同一天，另一位女員李玉鈿也被押進女牢。這年下半年，又有羅娟華、胡芳玉、楊文玉、徐世榮、康繼英、胡述民、曾永熙、黃蓮生、朱世君、左紹英、楊漢秀、鄧惠中、張靜芳、馬秀英、彭燦碧、盛國玉等“女犯”先後被關進女牢。1949年9月，劉國鋕的未婚妻曾紫霞被保釋出獄後，又有榮增明女士被關進渣滓洞女牢。
這樣算來，從1948年三四月到重慶解放前的“11·27”大屠殺時，女牢共囚禁過30多人，因為關的時間前後不同，兩間女牢中經常囚禁的大約20人左右。
在這些女人中間，我依然認為她們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和監獄這樣條件異常艱苦和殘酷的地方能夠始終堅持對黨和革命忠貞不屈的情操，實為難以想象。泰山壓頂不彎腰的男人做到的事，她們做到了；暴風驟雨下男人做不到的，她們做到了；寂靜痛苦和迷茫不清的征途上男人迷失了，她們依舊唱著歌、昂著頭，每天以愛和陽光迎接各式各樣的鬥爭……這就是女性的偉大，女人的可歌可泣！
有人說，女人骨子裏比男人更堅韌。被自己的反動親屬、重慶市長楊森親手殺害的楊漢秀可以證明。
這位受周恩來指派從延安回到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的女員屢次被敵人抓捕、用刑，可她每一次都英勇地挺了過來，她甚至在敵人麵前從來就沒有低過頭、動過容，而且時常以獨特的機智和勇敢嘲弄敵人。
烈士的女兒李繼業曾撰文這樣回憶自己的母親：
我媽媽從延安回來後，曾先後三次在渠縣被捕，關進了成都將軍衙門的省特委監獄，後因查無實據，隻好把她釋放了。第二次被捕是在1948年的夏天，媽媽離開我回到渠縣參加武裝起義失敗後，由重慶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二處副處長楊元森親自帶人將我的媽媽逮捕。由於媽媽在當地是知名人士，楊想借抓我媽媽來顯顯國民黨的威風，當時國民黨對華鎣山地區剛進行了殘酷的反革命清剿，殺害了很多同誌，到處充滿著白色恐怖。為抓我的媽媽，敵人調來一連軍警，要把她押到大竹去。媽媽知道，他們是想借抓她來達到鎮壓群眾的目的，剛走到渠河邊上，媽媽說啥都不走了。非要特務雇滑竿抬著走，還提出要帶我的姐姐到重慶去讀書，這時群眾越來越多，特務怕出事隻好同意了。一連軍警前呼後擁地護送著兩乘轎子上路了，特務想示威沒有達到目的，倒讓楊大小姐顯示了員的威風。
從大竹押到重慶，開始關在老街監獄，在那裏媽媽認識了從墊江抓來的盛國玉同誌（盛是渣滓洞監獄大屠殺時，脫險的唯一一個女同誌），媽媽趁上廁所時對她說：“我和你們是一樣的人。”當時，媽媽身上穿著八路軍軍裝，住的是單間牢房，又比其他難友稍多一點自由，可以在院中走動。所以盛國玉搞不清楚我媽媽究竟是一個什麽人。因此，媽媽在跟她說話時，她隻是哼哼哈哈地應付了幾句話，不敢再多說別的。沒過多久，敵人要把盛國玉等人轉移到渣滓洞監獄。臨刑前，媽媽出錢請人炒了三大盆菜，為他們一行三人送行。臨上車時，媽媽又過去對盛國玉說：‘你們先去，我隨後就來。’幾天後媽媽也被移送渣滓洞監獄，與盛關在同一間牢房。
獄中的生活很差，媽媽盡力從外麵帶進去吃的和用的東西，分給眾難友共同享用，從不避嫌。遇到監獄裏要與敵人作合法鬥爭或是談判之類的事情，她總是利用與楊森的這層關係出麵與特務交涉。1949年春節快到了，難友們準備開聯歡會，媽媽代表難友去跟看守所長談判，當時三大戰役勝利的消息已經傳到獄中，特務們的中心早已惶惶無主，所以勉強答應了開聯歡會的要求。那天，敵人在大門外增加了崗哨，機槍架在高高的鐵絲網上，密切地注視著牢房內的一切動向。媽媽把被麵係在腰上，從牢房跑了出來，帶頭扭起陝北的大秧歌，她邊跳邊歡笑著大聲歌唱：“正月裏來……”媽媽跳的大秧歌，把聯歡會的氣氛頓時推向了……
烈士女兒所描繪的這一幕，便是《紅岩》中敘述過的著名的監獄“春節聯歡”場景。那天東方旭日剛剛露出，當時的渣滓洞監獄裏突然熱鬧起來。獄友們突然見身穿褪色的列寧裝的楊漢秀，舉著“監獄之花”小卓婭，先到地壩中央給監獄內的叔叔伯伯阿姨們拜年，那小女嬰被楊漢秀高高地舉著，咧開小嘴，“咯咯”地笑著，惹得整個監獄一片歡聲笑語。這時，隻見楊漢秀這位曾經參加過延安秧歌隊的魯藝學員，把鮮紅的被麵係在腰間，甩開雙腿，扭起婀娜多姿的美麗腰胯，如一束豔麗的彩虹，跳起了革命人熟悉的大秧歌。隨著她的節奏，同室的“女囚們”一個個緊隨其後，一起踏著輕盈歡快的步履，翩翩起舞。那絲光被麵做成的彩裙，姹紫嫣紅，使人眼花繚亂……年近50歲的獄中“鄧大媽”加入了跳舞行列，受刑跛腳的李青林也踏著有節奏的舞步出現了，前幾天還受敵人重刑的江竹筠那蒼白的臉上也跳得布滿了紅雲，美麗漂亮的女青年曾紫霞頭上的蝴蝶結更像一團烈火在躍躍跳動——
正月裏來是新春，
趕著豬羊出了門。
豬呀，羊呀，趕到哪裏去？
送給那英雄的解放軍……
據說，當時守衛在監獄裏的特務官兵們完全被眼前的場景弄得目瞪口呆，遲遲不知所措。在男室難友擊手鼓舞和叮當作響的鐐銬聲中，女室*們唱得更高昂，舞得更歡快了。
一心擁護朱德總司令，
一心擁護解——放——軍！
這是爆發在渣滓洞監獄裏的政治示威，是震撼這口“人間活棺材”的春雷，它讓敵人心驚膽戰了很久很久。也在革命者的記憶裏永存——
1949年春節。清晨。渣滓洞。
一號牢室驀地響起嘹亮的歌聲。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二室、三室……各室都跟了上去，女一、二室也應和著。開始，歌聲略微顯得不十分整齊，後來慢慢的統一了。300個人一條心，300個難友一個願望，匯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鐵流。
同誌們唱得酣暢，唱得興奮，歌聲一直延續了一個早晨。“晨歌”算是春節聯歡晚會的第一個節目。
第二個節目是互贈賀年片，互送禮物。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祝同誌們春節愉快！樓下一室全體同誌敬賀
一張香煙紙盒，製成4張賀年片，用竹簽寫著蒼勁的蠅頭小楷，下端畫著出土的小草，引用白居易的詩，其寓意是很深刻的。
樓上一室的同誌用貼錫箔的白紙片，寫上工整、秀麗的小楷字：
星火燎原，愚公移山。眾誌成城，水滴石穿
樓上七室的同誌，把罐頭上的廣告牌紙保留下來，反麵寫著：
熬過冬天，迎接春天；越過高牆，穿過雲端；高山仰止，黎明來兮。
新年禮品琳琅滿目，精致大方，多是同誌們的精心創作。勞動與智慧的結晶，其中有黃泥精製的圍棋、象棋、跳棋，也有紙殼撲克、84張牌，最靈巧精致的要數五角星、利箭、小紅心。作者是首屈一指的工藝專家——一樓二室的工人弟兄餘祖勝，五角星象征光明、象征勝利，表達了同誌們愛黨愛國的一片赤誠。
第三個節目是張貼春聯。
當一排熱氣騰騰的稀飯桶擺在放風的院壩，獄卒剛打開各牢室的大門時，值日便搶先把飯桶提到門口，同牢室的幾個人忙不停地用稀粥將零星草紙黏貼成長條，等同誌們吃完飯，乘值日開門送出飯桶的一瞬間，便把春聯牢牢地貼了兩邊。
樓下七室的對聯：
兩個天窗出氣
一扇風門伸頭
橫額是：樂在其中。
歌樂山下悟道
渣滓洞中參禪
橫額是：極樂世界。
樓上五室對聯：
洞中才數月
世上已千年
橫額是：萬象更新。
樓上二室對聯：
滿園春色關不住
一枝紅杏出牆來
橫額是：春回大地。
對聯現實性強，又比較含蓄。特務們看了莫名其妙。
吃罷午飯，李磊回五靈觀家中團年去了，徐貴林早就拖著老婆、孩子進了城。當班的正好是黃茂才，他是難友們多次教育的策反對象。女室的楊漢秀、胡其芬、曾紫霞等人便大膽地向他提出：春節我們要表演文娛節目，請你行個方便，開門大放風！黃見上司不在，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春節聯歡晚會開始。放風院壩頓時沸騰起來。
頭場的表演謝幕，樓四室的精彩節目“空中筋鬥”開始。表演者頭朝地，腳朝天，翻身騰空旋轉360度，一個筋鬥又一個筋鬥，一邊串人影，形成一根長長的拋物線，從院壩這邊翻到院壩那頭，贏得了同誌們齊聲喝彩。
接著七八個圍攏來站成一個大圓圈，五六個人踩著別人的肩膀再站上去，又形成一個較小的圓圈，三四個人再站上去，一層、二層、三層……最小的圓圈上隻站著一個人，手執紅旗，迎風招展，極目遠眺高牆外的崗哨布置，借此偵查牆頭上的電網設施，這個節目叫“疊羅漢”，是五樓的同誌為刺探敵情，有意安排的。它引來又一陣的歡呼聲。
精彩的節目一個接著一個……
烈士楊漢秀，別名楊稚華，又名楊俊，在延安時期化名“吳銘”。1912年出身於廣安龍台寺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楊淑身，大革命時期曾在國民革命軍二十軍第九師任師長；伯父楊森，是四川五大軍閥之一。楊家擁有田產3000畝，是廣安最大的官僚地主。1926年楊漢秀隨父在部隊駐萬縣時，深受黨代表朱德同誌所喜愛，經常給她講革命道理，對她後來毅然背叛家庭、參加革命有重要影響。然而楊森則出於反革命本性，投靠了蔣介石，也借故“送走”了黨代表朱德，開始了與為敵的罪惡生涯。楊漢秀從此與其伯父勢不兩立。1939年，楊漢秀隨朱總司令到延安，先後在魯迅藝術學院美術係第四期和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參加了南泥灣大生產運動，1942年整風運動中入黨。1943年在延安中國公學第七期學習。1945年被調到關中分區兵站工作，在此期間參加了著名的五台山保衛戰。抗日戰爭勝利後，因國共和談需要，楊漢秀於1946年9月隨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乘美軍觀察組飛機回到重慶。由於國民黨破壞停戰協議，發動了內戰，楊漢秀一下飛機就遭到特務的監視，她在紅岩村（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住了一個晚上便轉到家鄉從事地下工作。楊漢秀下鄉後，便把佃戶組織起來，以練團防和打太極拳的名義，培訓地下武裝，她把自己陪嫁的田地賣掉，購買槍枝彈藥支援華鎣山遊擊隊作革命鬥爭的活動經費。1947年和1948年間，她先後兩次被捕。由於她在渣滓洞組織地下黨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弄得特務機關不知所措。其反動伯父楊森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把她“保釋”出獄，叫她“不再參與活動”，然而遭到楊漢秀義正嚴詞的拒絕。這樣，她才第三次入獄，一直到被其反動伯父親自下令秘密處死。其間，她從來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軟弱與猶豫，始終對革命充滿樂觀主義精神。
楊漢秀殉難時年僅37歲。由於她是被楊森單獨秘密處死的，所以關於她的死極少有人知道。重慶解放後，楊森本人逃到了台灣，關於楊漢秀的情況就沒人說得清了。有關部門根據脫險的同誌介紹她在獄中組織春節聯歡會等表現，就將楊漢秀評為烈士，但因為她的遺骸一直沒有清理到，也不清楚她是否是員。甚至李自才又托另一個農民把小李凱輾轉送到重慶市委時，接手撫養王璞遺孤的雷雨田，都不知道這孩子是楊漢秀保護下來的。直到烈士遇難20多年後的1975年夏天，在金剛坡勞動的當地社員發現其遺骨，並經重慶展覽館（現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派人前往調查並進行發掘，後經重慶醫學院專家驗定，及結合有關特務供詞，最後確認這就是楊漢秀烈士的忠骨。周恩來的秘書龍潛同誌得知這一消息後，雖在病中，依然寫材料證明楊漢秀的黨員身份（詳情見本書第五章“忠誠之忠誠”）。康克清、汪鋒等領導同誌及幹玉梅、朱把清、熊揚等烈士生前師友都提供了證明材料，這樣楊漢秀烈士才被正式確認和宣傳。
1980年11月25日，在重慶烈士墓隆重舉行了“楊漢秀烈士遺骨安葬儀式”。這與她遇難的時間已相差了整整31年。
在渣滓洞監獄，與楊漢秀有著類似經曆的還有一位英雄女性，她的身份更特殊。現在我們到重慶“紅岩革命烈士紀念館”裏，就可以看到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照片。她的照片下麵有一份很珍貴的“簡曆”——：戶主姓名：周恩來；姓名：胡南；性別：女；教育程度：中學；職業：政；服務處所：代表團。
這個名叫“胡南”的女烈士，圓圓的臉，戴著近視眼鏡，顯得十分端莊、文靜，眉睫間又有幾分英氣。上麵這份“簡曆”，是她1946年在南京代表團工作時的戶口冊頁上的內容。
胡南，原名胡永萱，又名胡啟芬，在渣滓洞監獄裏，她的名字又叫胡其芬。這四個不同的名字，如同她的生命曆程中四塊閃亮的革命豐碑一樣，閃閃發光。
在本書的第一章裏曾經講到過在“11·27”大屠殺的前一個星期時，即1949年11月21日，一個以“吉祥”名義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一封信，希望黨組織盡快組織實施營救計劃。後因為敵人的大屠殺計劃提前了，所以營救沒有成功。而據查證，這封“吉祥”的信，也是革命烈士以“獄中組織”名義向當時的重慶地下黨發出的最後一封可以查證的信件。從“吉祥”的筆跡和幾位脫險誌士的證詞證明，此信是烈士胡其芬寫的，這也是這位女英雄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心聲，它被保存下來，同時也充分證明了胡其芬烈士在生命最後時刻那從容、鎮靜和豐富的政治預見及周密的處事能力。是血寫的豐碑，字字發熱，句句閃光。
胡其芬在被捕之前，是以劉國鋕介紹到他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何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身份從事地下工作的。她的被捕也是由於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副書記冉益智叛變造成的。那是1948年4月初的事——
4月4日許建業因叛徒出賣被捕。4月6日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到許建業住處接頭時被守侯在那裏的特務逮捕後叛變，重慶地下黨組織連續遭受重大破壞。身為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其芬馬上得到了市委委員李維嘉（“老黎”地下接頭稱呼）的告警通知，知道市委出事，但是此時***《****》的負責人廖意林、蘇海（辛濤）夫婦正受特務追捕，在地下黨市委機關工作的胡其芬正忙著幫助他們轉移，一時顧不上自己。
原來廖意林和蘇海在三月間被叛徒出賣，特務到蘇海工作的《新民報》搜捕，蘇海事先已佯稱回廣西老家請假離開。這時，特務知道其妻廖意林正懷孕臨產，於是遍搜全市產科病房，企圖抓捕。在此之前，廖意林已由胡其芬送到大姐永芬處，在陸軍醫院安全分娩。因特務尋蹤搜捕，胡其芬匆忙去找蘇海夫婦，傳達組織通知。此時特務已到陸軍醫院追查廖意林下落。胡其芬在江邊碰到蘇海，驚喜地說：“我以為沒辦法見到你們了，居然見到了，真是謝天謝地！現在市委出了大問題，你們的領導老黎也沒法來見你們了，他要我以組織名義通知你們，立即設法離開重慶。上海，你們不能去了，因為原定你們到上海後和南方局接頭的地點和暗號可能被叛徒出賣了。”這樣，就在當天晚上，蘇海夫婦由胡其芬安排到濟民醫院後麵的張肖瑜大夫家裏住下，為了安全起見，孩子送進醫院嬰兒室哺養。
4月9日下午，胡其芬到濟民醫院最後商定了轉移的辦法，並為他們籌集了路費。蘇海回憶此事時說：“我和意姐（廖意林）按照組織的安排，順利地轉移了，但是沒有想到，其芬救活了我們，而自己卻落進了敵人的魔爪，最後犧牲於渣滓洞監獄。至今思之，亦悲慟難名。”
4月9日晚上，胡其芬按約定與老黎（李維嘉）碰頭。因市委書記劉國定出事了，老黎的住處已不安全，胡其芬便邀老黎來江北她家中。次日早晨，她送老黎出門，若有所思，呆了一會兒，匆匆走到庭院摘了一枝紅薔薇遞給老黎，默默無言地分別了。在那白色恐怖嚴重的日子，他們隨時都可能生死最後一別。今朝分別，誰知道還能不能再見麵呢？她目送著老黎走下江岸才回到屋裏。隨後，胡其芬又回到家把家裏安排了一下，趕到濟民醫院，同一位地下黨同誌一起商籌同誌們轉移的路費。深夜，胡其芬又在濟民醫院的樓上秘密收抄新華社廣播的記錄新聞稿。
11日早上，胡其芬想起了還有些文件和《挺進報》保存在何公館裏需要馬上去處理掉。她哪裏知道就在頭一天，何公館裏發生了搜捕劉國鋕、劉國鋕又機智逃脫，徐遠舉與何北衡大鬧一場的事，更不知道便衣特務早已把何公館團團密封的驚險情景。所以，當胡其芬踏進何公館的那一刻，她便發現氣氛不對，於是立即到房間去處理文件和銷毀《挺進報》，然後佯裝鎮定自若地走到客廳裏。這時早已等待在那裏的特務們堵住了她。前一天因為劉國鋕逃跑一事而與特務們鬧得一塌糊塗的何太太一見胡其芬，頓時將所受之氣全都遷怒於胡其芬身上。“你們要抓人就抓她吧！她就是劉國鋕介紹來的家庭教師！”何太太指著胡其芬，對特務們說。
胡其芬就是這樣被特務們抓捕的。作為與劉國鋕有關係的嫌疑犯，她被關進了老街32號——特務機關西南行營二處的辦公所在地。在敵人看來，作為重慶市委婦委書記的胡其芬，同樣具有“重要的利用價值”，所以對她的審訊和用刑也是必然的。而從地下工作轉到監獄鬥爭，對胡其芬來說，隻不過轉換了一個戰場。“在生與死的抉擇之間，必須保持人的革命氣節，這是一個革命者的基本素質。”這是胡其芬平時對從事地下工作的同誌們常說的一句話，而她更是這樣要求自己。
1919年農曆3月26日出生的胡其芬，其父胡彥博是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學日本，胡父為人正直老實，雖在北洋政府的財務部當會計，家境卻並不好，常靠典當衣物維持生活。胡其芬的母親肖石蓴是湖南長沙人，性情豪爽，富有同情心，喜歡幫助窮人，母親的性格對胡其芬有很大影響。6歲時，胡其芬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讀書，並在家跟大姐胡永芬、哥哥胡篤亮學習英語。1929年胡其芬的父親到南京賑濟委員會做會計，胡其芬隨全家遷到南京。1931年，她以優異成績考進了南京女中。“九一八事變”，打破了胡家寧靜的生活，胡其芬開始痛恨日本侵略者，在憂慮、苦悶和思考中，她渴望了解現實生活，追求理想的社會生活，於是父親書櫃裏的《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經典名著，成了她如饑似渴的閱讀書籍，同時也開始閱讀進步的新文藝作品，如《子夜》、《母親》、《夏伯陽》、《毀滅》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領導下掀起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一二·九運動”。胡其芬在南京加入了聲勢浩大的學生示威遊行隊伍的行列，並在兩位堂兄的影響下，成為了南京****的成員。從此革命種子播在了年輕的胡其芬心中。在“南京****”的內部刊物上，胡其芬讀到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斯諾的《西行漫記》，她的心開始飛向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
1937年暑假，胡其芬考取了中央大學經濟係。這時，抗戰爆發。胡其芬一家遷到了長沙。在中央大學，胡其芬參加了“白雪劇團”，後又去長沙抗敵後援會救護訓練班學習，並到傷兵醫院服務。當年12月，經堂兄胡篤仲介紹，胡其芬參加了我黨領導以地方統戰關係建立的湖北湯池農村合作社訓練班學習。就在這個訓練班上，她加入了中國。
1938年7月，胡其芬隨家到了重慶，在新市區委領導下從事地下抗日宣傳工作。這年11月，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胡其芬進了中央大學經濟係，就讀於柏溪分校。作為革命的一顆種子，胡其芬受地下黨沙磁區委的委派，在中央財經大學柏溪分校的地下黨支部中任黨小組組長。當時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過學校的學習救亡聯合會，組織“柏溪劇社”、“歌詠隊”、“宣傳隊”等形式，在校內和附近的農村演出活報劇、教唱救亡歌曲。在這些活動中，胡其芬十分活躍，唱歌、演劇、講演、寫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學們欽佩她的才能，推選她為中大女同學會會長。然而國民黨反動特務們對胡其芬領導的女同學會早已視為眼中釘，不斷借事端對她進行誹謗謾罵和人身攻擊，甚至采取卑鄙下流的手段故意找茬。胡其芬毫無畏懼，機警沉著地積極開展工作，後黨組織獲悉國民黨當局準備秘密抓捕員時，立即決定胡其芬撤離中大。
1939年9月，胡其芬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轉學到北碚複旦大學新聞係。由於胡其芬時常活躍在同學們中間，複旦大學的很多女同學都認識和喜歡她。畢竟胡其芬年輕，她的革命熱情似火，卻缺乏鬥爭經驗，反動當局很快又開始注意這位叫“胡永萱”的女學生。這年冬天至1940年春，蔣介石再次掀起****，大肆搜捕人和進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離複旦大學，被調到《新華日報》研究室擔任英文翻譯工作。從此，她不再用“胡永萱”這個已被敵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現在新的戰鬥崗位上。
“皖南事變”後，為預防國民黨頑固派可能的突然襲擊，南方局決定將《新華日報》的200多工作人員精簡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屬於被疏散隱蔽人員之一，後來組織又決定送她到延安。這對胡其芬來說是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後，她被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擔任秘書。
這是一段難忘的革命火熱生活。活潑可愛的胡其芬到延安如魚得水，像其他女同誌一樣，天天穿著一套灰色軍裝，到處唱啊跳啊，仿佛心中有說不盡的歡樂。到了冬天，她還在頭上戴上一頂自己親手用紅毛線編織的帽子，顯得比周圍的女同誌別致。能幹好學和心地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鬥爭經驗了。她的這些“小資情調”成了整黨運動中的大問題。加上有人“揭發”她曾經參與的“南京****”是“紅旗特務”組織等，戴上這樣駭人的大帽子，使這位未曾經曆過嚴酷鬥爭鍛煉的年輕員，度過了無數個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長達一年多的審查中她受盡了委屈，不過這時的胡其芬則變得成熟和冷靜得多了。她的革命意誌比過去更加堅定和有韌性了。
1945年6月，黨組織給胡其芬作出審查結論，否定了那些不實之詞。
就在這年12月，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來重慶參加政治協商會議。胡其芬作為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隨團來到重慶，在鄧穎超同誌直接領導下從事相關的婦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別4年的山城重慶，胡其芬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飾和打扮也不一樣了，燙了發，常穿著綢緞旗袍，一副上流社會的時髦婦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來，令她家人驚詫和不安，埋怨道：“你怎麽又回到這個老虎窩裏來？特務整天都在抓，你回來不是送死嗎？”
“怕什麽，我額頭上沒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靜地再三叮嚀家人：“我改名啟芬了，記住，以後叫我胡啟芬。”
黨組織根據重慶地下鬥爭的需要，又因胡其芬學曆高、英語好的條件，決定讓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身份參加基督教女青年會，以求通過這個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機構，廣泛聯係各界婦女群眾。在這個女青年會下有個婦女聯誼會，地下黨員李玉鈿任理事長，這樣胡其芬就和李玉鈿以合法身份開展公開的和隱蔽的雙重工作。胡其芬很快適應了變化的環境。她以一個基督教徒的麵貌出現在女青年會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會議，會前領讀聖經，然後討論工作。牧師不在時，她帶領工作人員作祈禱。人們以為她是教會大學出來的虔誠教徒，誰能想到她是無神論者，是員呢。她代表女青年會出席重慶市政府召開的一些會議，從中獲取有用的情報；她拜訪女青年會的董事們和一些上層婦女、社會名流們交往，顯得練達，穩重而又高雅；她密切聯係群眾，深深植根於群體之中。她聯係的婦女聯合會理事長饒國模，還是紅岩村的主人，曾經熱情地支持過八路軍辦事處，對辦事處派回重慶做地下工作的胡其芬，她也予以積極幫助。後來胡其芬還成了這位“紅色女主人”的入黨介紹人。
胡其芬回到重慶工作不久，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便被國民黨強迫撤出重慶。我黨在重慶的工作一下陷入極端困難的複雜局麵。麵對嚴酷的鬥爭形勢，胡其芬沒有畏縮，而是更加團結同誌，以頑強的戰鬥毅力堅守在濃霧籠罩的山城。為了聽到黨中央的聲音，她和李玉鈿等商議，以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名義，集資籌款買了一部收音機，悄悄放在濟民婦產科醫院樓上的院長朱寶粹（地下黨員）的寢室裏。從那時起，胡其芬在每天夜深人靜時，獨自守著收音機，聚精會神地收聽和抄錄新華社廣播的各種新聞和文章。第二天天一亮，便分送出去。除了供婦女聯席會各個小組學習之用外，還通過秘密渠道送給黨的***《****》和《挺進報》使用。這也就有了後來的《挺進報》事件等故事……
在與敵人的周旋和鬥爭中，胡其芬還巧妙地利用合法的新聞工作進行公開的宣傳工作。當時重慶的《新民報》和《新民晚報》是頗有影響的兩張民辦報紙，有地下黨員和一些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在裏麵工作。為了衝破國民黨的***，隻有直接抄收外國通訊社的英文電訊，才有可能向民眾透露一點國民黨中央社不肯報道的消息。於是外文很棒的胡其芬還每天都要擠出些時間為這兩張報紙翻譯一些英文電訊稿，一直堅持到她被捕為止。胡其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和條件，堅持不懈地進行著戰鬥，她的革命熱情與鬥爭精神，如火焰一般濃烈。
1947年10月，根據南方局指示，川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同時改組了重慶市委。市委委員李維嘉（老黎）與胡其芬接上了組織關係。3個月後，重慶市委決定成立婦委，由胡其芬、李玉鈿、林瓊3人組成，胡其芬為書記。這時，基督教女青年會任用了一位外籍幹事，借故裁員，胡其芬不得不另謀一份公開職業。經市委同意，胡其芬由劉國鋕介紹到他的親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的公館作家庭英語教師。叛徒出賣了劉國鋕，也造成了胡其芬的意外被捕。
女員胡其芬就這樣掉入了殺人魔窟裏，開始了她人生中最後的一年零七個月的特殊戰鬥生涯……
又一個“****”重犯落到自己手裏，徐遠舉當時很是興奮了一陣，因為他掰了一下手指：重慶市委的幾位負責人除了許建業和幾個沒有抓到的以外，差不多該“投誠”的和該抓到的都在他手裏。一個“裝斯文”“裝教徒”的小女子就這麽“不聽話”？跟打交道多年了，徐遠舉知道了一些“規律”：凡在內職務越高的人越容易“做交易”，反倒那些沒什麽職務的、家庭普通的或者是窮人出身的反倒都是些“死黨”。因此，像胡其芬這樣見過大世麵、又懂西洋文化的人一定是“識時務者”。
“軟硬兼施，以軟為主，該硬則硬，一硬到底”，這是徐遠舉對付有文化的人的一套手段。胡其芬被押來審訊時，徐遠舉采取的便是這一套做法。但胡其芬的表現讓徐遠舉還是很意外和吃驚。軟的根本不行，於是就對她來硬的。所謂硬的，就是上刑，上毒刑。
“已經到這個份上了，你還有什麽可扛著的？”特務們使出種種刑具，卻仍撬不開她嘴裏的一個“****”的詞來。“劉國鋕是****分子，你是他介紹到何家的，你就跟他沒有一點關係？”
無論特務們如何反反複複責問上麵這類問題，胡其芬還是那句話：“他是，我就一定是了？笑話，你爹是賊，你就一定也是賊？”
特務們氣得不知如何是好，能發泄的隻能是將胡其芬又一頓毒打。
徐遠舉親自上手了，他冷笑著問：“何公館有人告發，你和劉國鋕經常密談到深夜，兩個人在屋子裏嘀嘀咕咕的，你敢說沒關係？”
不想，胡其芬毫無顧忌地反問他：“這青年男女的私事，難道也犯法嗎？你沒有討過老婆？那你肯定斷子絕孫了！”徐遠舉碰了一鼻子灰，又找不到合理的茬，隻好丟下一句狠話：“那就讓她跟劉國鋕享受一樣的待遇吧！”
特務們便把手銬腳鐐給胡其芬戴上……
這樣胡其芬和差不多同一時間被捕的曾紫霞、李惠明等女同誌作為劉國鋕的“同案犯”，被轉押到渣滓洞監獄，關在樓上第六室。這時的劉國鋕被關在樓下第七室。
獄中，她才正式用了“胡其芬”這個名字。入獄後，具有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胡其芬，立即設法與劉國鋕取得聯係，並將在敵人麵前製造他倆是戀人的假象告訴了劉國鋕，好讓劉國鋕這位“花花公子”作掩護。用假象麻痹敵人，這是革命鬥爭的手段之一。
到渣滓洞監獄後，特務們並沒有放棄對胡其芬的繼續審訊。第一次，難友們見她從容不迫地去了，又若無其事地回來，儼然像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特務們隻能對她搖頭。第二次，特務頭子徐遠舉又親自出馬。這次他手頭拿到一張署名“劉仲逸”（即叛徒劉國定）證明胡其芬是員的字條。可胡其芬還是一副清教徒式的一問三不知，就是不承認自己是員。徐遠舉覺得如此一個文弱的女子，怎麽會在老虎凳、狼牙棒等刑具麵前麵不改色、心不多跳？他覺得這是對他這位特務頭子權威的挑釁，於是就瘋狂地吼道：“你的上級把你交出來了，他是市委書記，你在他手下工作，他說你是****，你還有什麽不承認自己是的理由？”任憑大小特務怎樣的狂叫惡打，胡其芬始終不緊不慢地回答他們：“我沒有什麽上級，隻是何公館的家庭教師……”
“你承認了有什麽不好？你們的市委書記劉國定承認了，當了官，過上了好日子。你痛痛快快承認了也有好處，你願意幹什麽都可以，我們馬上放你出去。”徐遠舉換了一個口氣，道。
胡其芬依然冷冷地：“我不知道什麽劉國定，隻知道自己不是。”
“啪！啪！”徐遠舉勃然大怒，重重地打了胡其芬兩個耳光。旁邊的特務們一旁興奮地助威著、嚎叫著。
胡其芬嘴角流血，昏倒在地。特務又趁機踢她、打她，用冷水澆醒她，再讓她招供。
“我就是家庭教師胡其芬，其他什麽都不是。”胡其芬憤怒地麵對敵人，鎮靜地回答。徐遠舉和特務們在這樣的女員麵前隻能泄氣。
胡其芬所在的渣滓洞監獄內的“囚犯”，大都是因1947年“六·一”事件和1948年4月因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劉國定和冉益智叛變事件而被捕的員和革命人士，敵人視為要犯，看管特別嚴密。然而，革命者自有對付敵人的辦法，他們在被禁錮的牢房裏依然能通過秘密渠道暗中聯係，互相通氣。胡其芬入獄後，很快就同難友們聯係上了，特別是和早先入獄的許建業等人建立了聯係。同時她以基督教徒的灰色麵貌為掩護，積極開展另一種更加特殊的革命活動。
原豫豐紗廠的工人黨員牛小吾回憶說：“我於1948年4月初被捕，關在渣滓洞監獄，不久胡其芬就來了，我們同一牢室。隔壁關著許建業同誌一人，重鐐重銬，專門有一個特務班長看守，不準他放風，也不準我們接近。一天放風，特務班長離開了，我沒走，找許建業同誌講幾句話。許坐在門口，我靠在門邊，他告訴我任達哉帶人在茶館裏抓了他，又說他已告訴胡其芬讓她把難友們組織起來。這是許建業同誌親口對我說的，所以我一直認為胡其芬是渣滓洞活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事實上，胡其芬確實也照許建業的囑咐在監獄內進行了各種地下組織活動。她是事實上的監獄地下黨組織負責人。
張坤壁（獄中名張秀真）回憶說：“我在雅安被捕後於5月底或6月初轉押到渣滓洞監獄。當天下午，胡其芬給我介紹了周圍環境、情況，還傳給我一張字條。這是胡春浦同誌給我的，主要問我被捕的情況，叫回條，她傳給男牢室轉交胡春浦。……在放風時，胡春浦告訴我，胡其芬是可以信賴的，有事都可以和她商量。我從進獄到1949年1月出獄，從始至終，她給我很多幫助。”
胡其芬入獄後，注意觀察環境，分析周圍的人，包括監獄的看守人員。好像一個有經驗的老兵，在陷入敵人重圍的情況下尋找衝出包圍圈的突破口。她要打通一條與外麵聯係的秘密通道。她看見被捕入獄的同誌天天增加，知道黨組織遭受了嚴重的破壞，但是她相信黨的組織一定還在山城堅持戰鬥，必須找到可靠的關係同黨組織取得聯係。反動派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不滿的人到處都有，敵人的營壘不可能是鐵板一塊，因此總可以找到一條縫隙。她很快了解到同室難友周香泉通過監獄的醫官劉石人找到堂兄的事。
周香泉來女牢最早，她懷孕在身，入獄後嘔吐厲害，不思飲食。劉石人從醫學觀點考慮到孕婦的需要，又考慮到將來分娩怎麽辦，就利用看病拿藥的機會在藥包內包了一節鉛筆，問她重慶有無親人。周香泉第二次看病時寫了回條，說她丈夫有個堂兄在南岸內二警工作，未見過麵，希望幫她聯係。第二天，劉石人到南岸找到了她的堂兄。不久，周香泉便收到了她堂兄送來的營養食品。胡其芬根據這個情況分析：劉石人敢於違反特務的禁令，冒著極大的風險為*帶信出獄，至少是個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於是她決心進行試探。
劉石人是天津人，作過童工，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軍醫班學習，受過抗日反蔣思想的熏陶，是一個有愛國心的軍醫。因為受排擠一度失業，抗戰勝利後隨著事業軍官登記，編入軍官總隊，分配到“西南行營”檢診所工作。渣滓洞監獄成立分診所，他被派來當醫官。他沒有參加特務組織，所以他對待“*”的態度與其他特務明顯不同。
胡其芬在看病的時候，塞給劉石人一張字條，上麵寫著：“醫官，聽難友說你是好人，難友們需要你幫助的地方很多，尤其我這病人，請接受我代表難友向你表示感謝！”劉石人悄悄將字條收了起來。看完病發藥時，她又塞給劉石人第二張字條：“醫官，不要怕！”劉石人迅速收起字條，沒有聲張。
幾天後，胡其芬又進一步進行試探。看病時，請劉石人帶一張字條到陸軍醫院交給大姐胡永芬，要家裏帶點日用品和藥物。劉石人把信帶給了胡其芬的大姐胡永芬，劉石人本人也見到了胡其芬的父母。胡家對劉石人十分感激，拜托他多加關照監獄中的胡其芬。劉石人把胡永芬寫的回條和托帶的物品帶進獄中，借看病的機會悄悄給了胡其芬。這條和獄外聯係的秘密渠道就是這樣打通的，胡其芬以“吉祥”名字寫給獄外地下黨的信就是通過這個劉石人傳出去的。
監獄的情況非常複雜，當時外麵監獄裏的*送日用品給是受限製的，帶信和書報更是絕對不準許的。劉石人這條渠道打通後，男女牢房找他帶信的人逐漸多了起來。胡其芬發現這個情況後十分重視，經與獄中黨員骨幹研究後，她又給劉石人寫了一張字條：“醫官，大家的條子太多了，你穿著軍裝，不當去的地方你去了，這樣對你太不利，對我們也很危險，因為我們隻有你這一條路子向外聯係，今後我們由幾個可靠的人與你聯係，集中轉交來往的條子，你說好嗎？”事後劉石人也確實這樣做了。
胡其芬是個具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的同誌，為了避免暴露，她在一段時間後，改由張坤壁代替她與劉石人聯係。張坤壁患肺結核病，看病拿藥的機會多，即使同醫官劉石人接觸多一些也不易被敵人懷疑。因此這條秘密聯絡渠道一直隱蔽得很好，直到最後時刻也未被特務發覺。
胡其芬通過劉石人送信是十分慎重的，先是送到家裏，僅限於帶些生活用品之類，以後是經七星崗文通書局轉吳錦再轉給濟民婦產科醫院。經過多次考察，確認劉石人可靠，才開始讓他將信直接送到濟民醫院的朱寶粹院長手裏，然後送給重慶婦委的傅淑華。一天夜晚，難友們對值班的看守說，胡其芬病了，快請醫官來看病。劉石人果真來了，女員李玉鈿站在牢房門口故意高聲向他說：“大胡心髒病發了，快來看看！”劉石人一邊應著一邊走到胡其芬床前，這時胡其芬迅速塞給他一張字條，低聲說：“這裏有人受刑不過，咬上了外麵幾個朋友，請你明早把字條送出去，讓他們躲避一下。”劉石人收下字條，草草“看完病”就走了。
第二天清早，劉石人將信送到七星崗文通書局。吳錦收到信，按信中的囑咐請濟民醫院的張肖瑜大夫去重慶大學找一位同學，通知重慶大學“六一社”社員趕快轉移，使去重慶大學捕人的特務撲了一個空。
監獄的看守中有一個叫黃茂才的青年，出身農家，江竹筠、曾紫霞和胡其芬都對他進行了爭取教育，黃茂才終於被爭取過來。通過他送信給重慶大學的況蜀華，從而又開辟了另外一條與地下黨組織聯係的秘密渠道。解放後重新做人的黃茂才回憶起那段經曆時一直還記得胡其芬等同誌在監獄裏對他的教育和幫助。他說：“胡其芬肯說話，她見到我總喜歡拉扯幾句。看起來東一句、西一句，隨便擺談，其實都是啟發我，教育我。我慢慢明白了一些道理。淮海戰役後，我給他們帶進了報紙，胡其芬對我說：國民黨肯定要垮台，重慶肯定要解放，你是青年，跟著走，為人民做了好事，將來也會歡迎你的。我原來的落後反動思想漸漸轉變了，願意為她們做點事。”
心中有信仰，再艱苦卓絕的環境裏真正的人也仍然充滿樂觀心態。胡其芬就是這樣的人。對她這樣的人，監獄隻能禁錮她的身體，卻禁錮不了她的精神和思想。陰暗潮濕的牢房裏，條件十分差，可胡其芬從來沒有因此產生過悲觀情緒，相反她總是在同誌們麵前時常哼哼歌，做些小玩藝活躍氣氛。她自製過一把團扇（作為烈士在獄中的唯一遺物，保存在歌樂山烈士陵園），在扇麵上題寫了“清風徐來”四個字，同室女囚友們總輪換著拿這把扇子鼓勵自己對敵鬥爭。
在殘酷的監獄裏，有時一些年輕同誌尤其是年輕的女同誌沒有經曆過敵人的殘暴行徑，很難一下經得起這種特殊鬥爭的考驗。胡其芬被關進渣滓洞監獄不久，就有意識地組織女牢的難友進行輔導性的學習。首先是理想和信仰的學習。她和女牢的同誌有一個共同的口號：“活著幹，死了算，活著出去還要幹！”所謂幹，就是幹革命。她和江竹筠、李青林等女黨員骨幹組織女難友們一起學文化、學政治，用革命理論武裝頭腦，收到很好效果。
胡其芬喜歡唱歌，她把教難友們唱歌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一如她過去在抗日宣傳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樣，她教難友們唱各式各樣的歌：有戰鬥的歌，有抒情的歌，特別是解放區和蘇聯的歌曲，更為難友們喜愛。其中一首《青年近衛軍》的歌成為監獄裏最流行的歌之一：
我們迎著曙光前進，
戰鬥的同誌們！
敵人就要崩潰，
勝利就要來臨。
快武裝起來團結緊！
勞動者青年一條心，
我們是無產階級青年近衛軍！
高唱著這樣的戰鬥歌曲，難友們的鬥爭意誌在內心更加堅定，也對勝利更加充滿信心。
對新入獄的難友，特別是缺少鬥爭經驗的年輕同誌，胡其芬總是滿腔熱情地關心她們，幫助她們認清形勢、安定情緒，教她們如何對付敵人，如何對付刑訊。比如進步女青年張坤壁在被押到渣滓洞監獄時，胡其芬就告訴她，這裏要進行複審，一般不用大刑，即使弄到“二處”去用大刑也不要怕，熬過去就沒有什麽了。還同她談氣節問題，告訴她，哪些行為是背叛革命，是叛徒。這些話對張坤壁非常管用，使她在特務審訊前便有了思想準備。特務提她去複審時，心裏就比較鎮定。當特務先叫張坤壁看老虎凳、刑架、皮鞭等刑具，企圖嚇唬一通時，張鎮靜自若地對付了過去，沒有暴露黨的任何機密，後來也一直挺住了敵人的種種威脅和刑拷。
在“11·27”大屠殺中幸運脫險的盛國玉，是因為丈夫被捕而牽連入獄的。胡其芬和難友們對盛國玉熱情幫助，使其終身難忘。她曾這樣回憶說：“她們對我像親姐妹一樣，關心我，安慰我，照顧我，使我不感覺孤獨害怕。大胡（其芬）經常講獄中鬥爭的情況。她說：李二（青林）被敵人的老虎凳折斷了一條腿，但是她仍然愉快地生活，學習，參加鬥爭。江姐受刑那麽重，但她根本不害怕。慘無人道的刑具征服不了革命者堅強的意誌。她告訴我，以後法官來審訊時，膽子放大些不要怕。我們是為了人民的解放而不幸被捕的，不是罪犯，在敵人麵前要理直氣壯。現在我們坐牢，每天隻有兩頓飯，洗冷水，但是這樣的日子不會太長的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由於大胡對我的啟發幫助，我有了信心和勇氣，覺得監獄並沒有什麽可怕。”
監獄裏的鬥爭是複雜的，需要隨機應變，注意策略，既要堅持原則又要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1948年秋，監獄裏來了一個“感訓員”白佐生，對*進行所謂“思想攻心”。這家夥出了不少壞點子，其中一個主意便是出一份《新生壁報》，企圖拉一些不堅定的分子下水，寫所謂的“悔過”、“反省”之類文章來軟化和動搖難友們。如何與之鬥爭呢？“我有辦法。”胡其芬在黨員骨幹討論時，說道，我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我來寫文章。後來她果真寫了一篇題為《紀念耶穌》的文章。文章說：耶穌被叛徒猶大出賣，釘在十字架上，為自己的信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他死得慷慨從容。耶穌那種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文章結尾寫道：“主啊，請你考驗我吧！”難友們放風時看到這篇帶有宗教色彩的文章，一眼就明白其中的含意，而且和自己的境遇聯係起來，精神上受到鼓舞。敵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費盡心機搞的這個壁報反而被*所利用，隻好作罷了。
原新四軍戰士龍光章由於長期的監獄折磨，全身浮腫，病情嚴重。胡其芬向醫官劉石人建議開出病危證明，要求送往陸軍醫院醫治。經過劉石人的多次爭取，特務看守所長被迫同意。胡其芬寫信給在陸軍醫院擔任內科副主任的大姐永芬，要求她盡力挽救這位難友的生命。在胡其芬的關照下，龍光章的病情終於好轉，但是特務不等他痊愈就迫不及待地將他押回監獄。回獄之後，龍光章病情惡化，不久，病逝獄中。難友們為了抗議特務對龍光章的迫害，要求在獄中開追悼會，為此發動了絕食鬥爭。胡其芬抱病和難友們一起絕食三日，終於迫使特務看守所長不得不允許召開追悼會。這天胡其芬和女牢的難友們一個一個戴上小白花，表示對戰友的沉痛哀悼。這是一次勝利的鬥爭，顯示了團結的力量，組織的力量。
胡其芬想通過醫官劉石人營救一些難友出獄。她問劉石人，能不能多開一些疾病證明，爭取使一些患病的難友得到保釋出外就醫的機會。劉石人考慮之後便給一些難友填寫嚴重疾病的病曆，以備特務核查，然後，開出保外就醫的證明。雖然特務沒有全部同意，但其中一些案情較輕的同誌，在1949年和談期間，在外麵配合營救下，終於獲得釋放。
監獄的條件十分惡劣，終日不見陽光，夥食粗劣不堪，許多難友嚴重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有的患了痢疾、肺結核、心髒病。胡其芬入獄後也患了嚴重的心髒病，經常胸悶，氣緊，心絞痛，身體日趨衰弱。但她對自己的病並不介意，依然以火樣的熱情關心和幫助有困難的難友。她把家裏的經濟民婦產科醫院的同誌們給她送來的藥品、奶粉、魚肝油丸等等，分送給有病的難友。左紹英生了孩子，缺奶，她把自己的奶粉送給了嬰兒，雖然她當時的身體也迫切需要營養。她還把自己穿的絨線衫拆了，給嬰兒編織衣服。她時常抱著嬰兒站在風門口，哼著溫柔的曲調。在這個誕生於苦難中的革命後代身上，她寄托著對未來的希望，給孩子取了個蘇聯女革命者的名字“卓婭”。她哪裏想到，這個未滿周歲的嬰兒也會慘死在特務的機槍下呢！
胡其芬以親身經曆寫了員在監獄和法庭進行鬥爭的劇本。她用竹簽當筆，伏在**寫呀寫呀，寫了厚厚一本草稿。這不是一般的劇本，而是真實的記錄，是向黨的匯報，可惜竟沒有一頁保存下來。
胡其芬在黑牢裏戰鬥了590多個漫長的日日夜夜，她始終是一團火，熊熊地燃燒著……她的行動和充滿機智的組織能力，使得革命者在黑暗的監獄裏依然充滿朝氣和信心。
1949年11月27日深夜，當胡其芬和監獄同誌們正在與外麵的地下黨組織準備大營救的實施計劃時，敵人的大屠殺提前開始了——當特務們以轉移為名，將兩間女牢的13名*押到男牢樓下第八室時，守在牢房風門口察看外麵動靜的胡其芬，見一群敵軍湧進放風壩、架起幾挺機槍對準牢房。她立即意識到這是最後的時刻了，故拿出全部力量和感情，奮臂高呼起“中國萬歲”的口號。她的口號帶動和驚醒了所有難友們，於是整個監獄立即響起了驚天動地的口號聲，那聲音震撼了巍峨的歌樂山……
“胡南”——胡其芬犧牲的消息，傳到了首都北京中南海。傳到了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那裏，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長久地沉浸在痛苦的回憶之中，“小胡是個好同誌。”人民總理深深地對天長歎一聲後，叫來秘書，交代秘書一定要安排好烈士父親胡彥博的工作，聘請胡彥博為輕工部專員，以表黨對烈士的崇高敬意。這裏麵也有“戶主”對“家庭人員”胡其芬烈士的一份深切的愛。
男人被抓進監獄，上刑、恐嚇，甚至假槍斃，真槍殺，一道道生死考驗、無數個寂寞孤獨的長夜和饑餓、疾病無人問津等想象不到的種種困難與折磨，在這樣的環境裏能堅持下來的就是英雄好漢。其實從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堅持下來的也屬於正常範疇。生命隻有一次，人的身體是血肉之軀，誰不怕疼？誰不怕死？誰沒有七情六欲？誰沒有兒女情長？
從第二章我們剖析的幾種叛徒他們背叛革命和的行徑的全過程看，也基本上都是屬於或經不起皮肉之苦，或念兒女情長，或貪生求榮，或懼怕一死。而特務徐遠舉能夠在這些人麵前頻頻得手成功，用的招術也差不多靠這類“好漢不吃眼前虧”的種種“規勸”來實現“軟化”目的的。
女人也是人，通常意義上，女人的玉身要比男性弱和柔，俗話說：女人的身子是水做的，女人的性格似柔水一般。可是為什麽女人在敵人麵前竟然表現得那麽堅強和勇敢？為什麽那麽不怕死，那麽經得起重刑拷打，那麽經得起寂寞和折磨？這是一個令筆者十分好奇和值得深究的問題……
同樣是人，按理說，在毒刑麵前，女人更容易扛不住，可“紅岩”裏的女人則比男人更扛得住，而且確實個個扛住了。這是為什麽？筆者經過對“紅岩故事”裏的各種人物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是：
首先是女人的忠貞程度要比男人高。
這裏所說的忠貞，不僅僅是男女之間的愛情忠貞，而是大愛之忠貞，大愛包括了對民族、對國家，尤其是對黨和組織及同誌的那種崇高之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信仰所產生的忠誠與愛。從已知的曆史史實中我們知道，當時在敵人監獄裏受刑最重最多的當算李青林、胡其芬、楊漢秀、鄧惠中、江竹筠（後兩位女英雄在後文另述）等女員，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經受得起敵人最嚴酷的迫害，是因為她們對和所領導的革命事業充滿了信仰的力量，任何反動力量都不可能對這樣的人的信仰產生絲毫的動搖，即使在死的考驗麵前，她們也會表現出視死如歸的英勇氣慨。
其次是女人對建立什麽樣的人生價值觀比較嚴肅認真，一旦建立將牢不可破。
入黨為了什麽？入了黨應該遵守和堅守什麽？這是每一個人都需要認真對待與嚴肅履行的。然而現實生活中，有些員在入黨時就沒有很好解決或者就根本沒有把為什麽入黨、入黨後如何履行黨員的責任與使命放在心上，更有一些人從一開始就是入黨動機不純，他們就是為了升官發財或為獲得更多的利益才加入組織的。那麽沒有解決好為什麽入黨的人和入黨後應該履行什麽樣的責任與使命的人，在和平時期他們還有可能做到一般意義的“積極”、“肯幹”、甚至“能幹”，也還可能成為“先進”和取得某些領導及同誌們的好評而成為了黨的骨幹與領導者。但一旦組織和個人的環境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個人的前途有可能毀滅時，尤其是在生死考驗麵前，他們再也不能繼續服從黨的事業需要，容易出現背叛組織、出賣同誌的行徑。劉國定、冉益智等叛徒就屬於這類人。女人一旦建立自己的人生觀後，就不太容易輕易改變，她們很容易認“死理”，對革命異常堅定。比如叛徒李文祥，也算是一位當了10年縣委書記的“老同誌”了，他在坐了8個月監獄之後“忍受不了”才又當了叛徒，監獄地下黨組織在分析他的變節過程後這樣指出：“事實上，他雖是十年以上的黨員，但並沒有好好的學習過，或者在工作中嚴格地鍛煉自己，他一直記得自己是當過縣委書記的，有十年以上的黨齡，而且苦了這樣多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真是太不值得了……李的戀愛觀點也有問題，把妻子作為從屬於自己的，沒有獨立人格的。那種封建的，嫁雞隨雞，嫁犬隨犬的男性中心思想，就是從他的思想見解——人生觀裏產生出來的，這種封建、落後、自私的觀念，是沒有可能和‘革命思想結合的’。這種思想的不純，就是李文祥之所以叛變的本質上的原因。”相比之下，女性人的思想境界要純潔得多，就像她們對待愛情一樣，一旦許嫁給某一個人後，她們會忠貞到底。楊漢秀烈士的同事曾這樣回憶道，烈士生前經常對她這樣說：“一個人的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事到臨頭，倘若有一天我們失去了自由，那我們就應準備為真理而死吧！這就是一個員的高尚追求……”她們這樣說，也這樣履行自己的誓言。常言道，女人一般不發誓，一旦發誓，誓死不變。男人則容易變，當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善變，那些入黨動機不純、對革命事業本來就缺少熱情和真誠的人，才容易背叛組織和出賣同誌。
第三，女人比男人重感情、講麵子，所以不容易當叛徒。
在白公館和渣滓洞前後關押的23名“女囚”中，她們多數是與被捕的“男囚”有各種關係，多數是因自己的男人牽進案中才被捕的，或者是因為同自己的男人一起從事革命工作而被捕入獄的。這些女同誌對男人的信任和依賴性很強，她們認定自己的男人是英雄好漢，是堅定的革命者，她們對自己男人的那份愛有時超越了對革命信仰與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或者說因為她們所愛的男人的信仰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才使她們也對革命事業和產生了忠誠。知識分子出身的女青年曾紫霞便是這樣的典型女性。她在與戀人劉國鋕的戀愛過程中，對戀人所從事的革命事業與理想追求有了從了解到同樣熱愛的思想轉變，之後她跟隨戀人出生入死進行《挺進報》宣傳與其他黨的地下工作。當她和戀人雙雙被捕後，作為一個年輕的女性、一個過去家庭生活條件比較優越和年輕美貌的女性，她在殘酷的監獄生活中要經受考驗實不容易。然而劉國鋕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麵前和監獄中的表現讓她感到無比自豪和榮耀，在監獄裏，有一個真實的情節同誌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在劉國鋕屢遭敵人的毒刑和折磨後，仍每天在放風時間裏要見一見自己的戀人，而且當女牢放風時，他這位癡情的小夥子總是站立在牢門口一直望著他的戀人曾紫霞，時而向她微笑，時而偷偷說上幾句話。有一次，他竟然高唱起了一支革命同誌都非常熟悉的俄羅斯革命歌曲：
感受不自由，
莫大痛苦。
你光榮的生命，
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英勇，
你英勇地拋棄頭顱！
這歌聲讓戀人曾紫霞激動萬分，一是她第一次發現自己的戀人竟然有那麽好的嗓子，那聲音是那麽的渾厚、高昂、動聽，同時又顯示了劉國鋕決心同敵人作殊死鬥爭的決心。“小曾，你也唱首！”有女難友用胳膊捅捅曾紫霞，慫恿道。曾紫霞本來就潑辣，立即來了情緒，竟當著敵人看守的麵，拉開嗓門就對唱起來：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
他是個真情漢子從不玩虛假，
這才值得人牽掛——
就說他是個窮人也罷，
有錢豈買得著情無價。
就說他是個犯人也罷，
是為什麽？
他才去背犯人的枷。
他是這樣的愛得深、愛得真、愛得大，
他和祖國的命運不分家。
他愛朝陽、愛月夜、愛冰雪天地、愛春花，
更愛黑龍江上天邊一抹紅霞。
我愛他那一份傻嗬，
更愛他跨著如飛的白馬，
越過高山，
越過水，
闖入森林，
闖入青紗，
咬定仇人不放他。
我——
但願和他是一對，
但願他是我的情人，
我愛他，
我愛他……
這首《豈有這樣的人我不愛他》的歌，如**澎湃的夏日甘霖，不僅滋潤了戀人劉國鋕的心，也把整個監獄的難友們的心田**漾了起來，那份革命愛情的美酒，讓所有男女難友們頓時沉浸在無限幸福之中，並且化作任何空洞的口號所不能代替的力量。
有一階段，敵人為了瓦解我革命同誌間的關係，放風說劉國鋕叛變了，也有人把劉國定的叛變誤傳為是劉國鋕叛變了，這個時候是對曾紫霞這樣年輕女同誌的極大考驗。但是曾紫霞憑借著她對戀人的了解，認為像劉國鋕這樣的人不可能背叛革命和出賣同誌，為了支持和鼓勵自己的戀人堅定革命意誌，她用自己在女囚室跟李青林等大姐剛剛學會的繡花手藝，特意親手給劉國鋕製作了一隻繡花枕頭。曾紫霞後來談起此事時仍充滿熾熱的感情，她說：“以前我沒幹過繡花的活，我覺得那手工太細、太複雜學不了，但後來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居然使李青林硬是親自教我繡了一個枕頭，這是我一生繡的唯一一個枕頭。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當我未婚夫劉國鋕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審訊時，他曾要求把我提到辦公室同他見一麵，可敵人用苛刻的條件為難他，使他不得不放棄同我會見的希望。這件事女牢的幾個難友都知道，李青林也知道，她考慮了很久，向我提出讓我繡個枕頭給劉國鋕，安慰他，鼓勵他，因為當時不可能寫信，但送一個枕頭去卻是可能的。我開始感到李青林的建議不能實現，第一沒有布，第二要我繡根本不行，但李青林親自籌劃、親自手把手地教我將它繡出來了。這是一個什麽樣的枕頭呢？布是我的一條長褲改的，李青林設計把褲子的那條縫放在枕頭的三分之一處，接縫處抽了幾股紗鎖成胡椒眼花，使接縫顯不出來。她設計的花是：一麵用紅線繡兩顆紅心，一支箭穿著兩顆心，象征我和國鋕的心是愛神之箭穿著的；另一麵用藍線（代替綠線）繡一顆挺拔的鬆樹，盼他像青鬆一樣堅強。這枕頭兩麵的花都是用的挑花，花繡在三分之一那一邊，十分高雅、別致。當枕頭還沒有作完時，李磊製造的劉國鋕已出獄的謠言就在渣滓洞傳開，我現在記得那樣清楚，我繡這枕頭時簡直是用整個心在繡的，我覺得隻要國鋕收到我的枕頭，他就不會動搖，他會感到有一顆熱愛著他的心！沒有多久，劉國鋕又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審訊，他的到來粉碎了李磊的謊言，使女牢的人都放心了。我把枕頭交給被我們爭取了的看守黃茂才，要他設法轉給劉國鋕，黃茂才在獄中告訴我已交給國鋕……後來我被家人保釋出獄，劉國鋕要羅廣斌如能再見到我時一定告訴我：‘好好選擇自己的道路，繼續完成他未完成的事業，走革命的路’。這成了他的遺言，它鼓勵了我後半輩子的人生道路。”
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女人太不易了。她們一方麵要直接麵對和經受敵人強迫給予的重刑與生死考驗及監獄的艱難困苦條件，另一方麵還有承受自己的男人所作所為而帶給她們的一切，包括榮譽與尊嚴，當然或有恥辱與毀譽。前者當然是榮耀和自豪，而後者就讓這些女性無法接受，然而她們還必須麵對和經受這些特殊考驗。
比如，皮曉雲和牛小吾兩位女青年是同鄉、同學、同時走到城市工作、同在豫豐紗廠當工人，又在1948年4月6日同時同地被捕和同日被關到渣滓洞女牢，因此她倆被渣滓洞許多男犯稱為最鐵的“牛皮”，既取其姓又帶有堅韌的表彰之意。被審訊時，特務把她們親筆寫的自傳攤開要其承認員的身份，她們曾十分不解，為何自傳竟落入敵人之手？當她們被關到渣滓洞樓上六室女牢時，一眼就認出了樓上五室的許建業，並很快同他聯係上了。許建業向她們說出自傳情況和被捕原因，主要是因為他許建業被捕後，輕信了敵特看守陳遠德的允諾，結果敵特們在許建業住處搜出了機密文件、工人自傳。“我後悔，害了你們，也害了許多同誌。”許建業為自己的失誤悔恨不已，曾三次碰壁自殺未遂。“牛皮”二姑娘知道這些情況後，沒有為自己的被捕而對許建業有絲毫的怨恨，誰能沒有失誤呢？雖然這失誤帶來了不小的損失，但許建業在敵人麵前表現出的英勇不屈精神，他整天被敵人戴上了幾十斤重的手銬腳鐐，還仍然在秘密組織監獄裏的員與敵人作鬥爭的表現及關心、愛護同誌，使“牛皮”兩人深深地愛戴這個重慶市委工委書記和她們的革命引路人。可許建業這麽好的黨的領導和師長怎麽會被捕的呢？許建業告訴牛、皮二人：“我在茶館裏看到任達哉來了，身後有特務，我以為他是應付一下，就起身到廁所，可是任達哉追來了，我被捕了，是他出賣了我。”這話對皮曉雲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這是怎麽一回事呢？連好友牛小吾對此都有點發懵了。原來，牛、皮在中央印製廠工作時就認識了任達哉，是他介紹她倆入了黨。可就是這樣的人，竟然出賣了許建業，這已經足以使兩個姑娘震驚，而更使人震驚的是，皮曉雲後來告訴牛小吾：她早已和任達哉戀愛，並且快要結婚。“啊，你，你們……他現在可是最壞最壞的叛徒啊！”牛小吾一聽，便急出一身汗來。她太知道自己的好友皮曉雲了：22歲的皮曉雲把自己最純真的愛奉獻給了這麽一個男人，一個一直在她心目中是理想的支持者、事業的好夥伴。正是因為這個男人，她才有了對事業的美好向往，才不怕敵人的殘酷與黑暗勢力，他是她心目中一切美好的化身。這樣的男人怎麽會變成卑鄙無恥、出賣同誌的惡魔呢？皮曉雲的心陣陣絞痛，一連幾天倒在牢房裏不吃不喝，而且不跟別人說話。她痛苦不堪，同時也不想在自己的同誌麵前丟這個臉。作為好友牛小吾想幫助她，於是通過特殊機會，給一度關在渣滓洞的任達哉寫了一張紙條，質問他“你為什麽要出賣許建業？老許往廁所裏躲去了，你為什麽還要追上去？”任達哉的回答是：“受刑不過，沒辦法。”一切都明了了，僅有的一絲幻想也破滅了，皮曉雲無法忍受！她恨，她恨自己怎麽長了一對不辨真假的眼睛！她感到屈辱，怎麽竟愛上了一個叛徒！渣滓洞本是陰森黑暗的地方，而今皮曉雲覺得難友們看她的眼神也是那麽又冷又寒，年輕姑娘怎能經得住如此痛苦的熬煎？她病倒了，經過多方設法她被送到沙坪壩沙磁醫院去搶救。數日後，當皮曉雲回到渣滓洞女牢時，她原本紅潤的臉色消失了，眼神變得呆滯了，難友們不忍多看她一眼。當許建業於1948年7月22日被公開槍殺後，皮曉雲更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整夜睜著眼不睡覺，同室的難友們為她難過得落淚。一年後的7月22日，渣滓洞停止一切文娛活動，沉重地悼念許建業犧牲一周年。皮曉雲大哭了一場，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著：“老許嗬，如果不是任達哉叛變，你不會被捕的！你不會犧牲的嗬……”皮曉雲後來精神失常了，特務覺得她已經沒有什麽可利用價值，便經一番周折後被保釋了。男人是叛徒，這一恥辱像鐵的烙印一樣永遠地打在這位年輕的姑娘心頭，她唯一堅持的是當特務想利用她精神失常而供出同誌或讓其“自新”時，她悲憤而堅定地回答：“我不會當叛徒！”
女牢中還有個女性經曆的痛苦比皮曉雲更痛苦和難言。她一來到渣滓洞就和李青林、江竹筠、曾紫霞等同住在渣滓洞監獄的樓上六室。她叫熊詠輝，是縣委書記、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革命”李文祥的妻子。1948年5月中旬，特務們把許建業、劉國鋕等提出渣滓洞轉押白公館時，她丈夫李文祥也在裏邊。開始，當難友們聽說她丈夫是李文祥時，覺得她也非常了不起，因為李文祥資格老，初入監獄時表現也很堅強，受刑不屈。熊詠輝與丈夫是同時入獄的，兩人感情也較深。每次與丈夫見麵時，其丈夫在她麵前總是問寒問暖，非常關心，而且總是對著她痛哭，言他“對不起她”，讓她受苦了等等。她感到有這樣的丈夫很光榮，甚至內心一直認為，有這樣的丈夫，即使與他一起死在監獄裏也是值得的。可萬萬沒有料到，1948年12月，監獄裏傳出她丈夫李文祥成了可恥的叛徒，而且還裸地當了特務分子，專門破壞黨組織，出賣了一批革命同誌。監獄裏的同誌都對李文祥的叛變感到不可思議，已經熬過了敵人8個多月的折磨，怎麽還會變節叛變呢？後來進一步證實了李文祥確實當了叛徒，消息證實後，女牢的難友們甚至是男牢的許多同誌都參與了幫助熊詠輝的工作，她也經過了從不相信到不得不相信的十分痛苦的過程，最後熊詠輝寫了一封給男牢的公開信，大意是：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經叛變，我就和他一刀兩斷，是真是假今後難友們看我的表現。她的態度贏得了難友們的同情、支持、讚揚和鼓勵，男牢的信件、紙條向她傳來。她感到無比的溫暖，她增添了戰勝苦痛的無限的勇氣和力量。她的臉恢複了白裏透紅的美麗。在沒有別的指望下，熊詠輝同女牢的夥伴們共同生活著，隻等解放軍解放重慶時重見天日。然而，另一件令她更無法接受的事又傳來了——叛徒丈夫李文祥揚言和多次上監獄來，說要把她接出渣滓洞！熊詠輝的臉上頓時又布滿了愁雲，她成了叛徒的妻子，想劃清界線、繼續坐牢都辦不到啊，這真是要命的事！她真的有些挺不住了，那份恥辱令她生不如死。這時，獄中的黨組織和同誌們則耐心地對她做思想工作，勸告她：“出去一個是一個！哪能因為他留在牢房？隻要自己堅定，什麽情況下也能繼續革命。”“出去吧！出去總有活動的餘地，有機會就離開他跑得遠遠的！”熊詠輝哭了，哭得死去活來，她向難友說：“我往哪裏躲，往哪裏跑？我能去的地方他都知道呀！”這倒是一個難友們不曾想到的事。突然，有一定社會關係的曾紫霞對她說：“我有個可靠朋友不在重慶，這樣就可以躲過李文祥的糾纏，你找她。”並且悄悄把朋友的地址告訴了熊詠輝。就這樣，熊詠輝才離開了渣滓洞。可是後來獲釋的曾紫霞出獄後找到那個朋友，發現熊詠輝根本沒有去那裏。解放後李文祥被人民政府鎮壓了，熊詠輝仍下落不明，實際上也沒有人再去打聽她的情況了。十年動亂期間，曾紫霞從外查內調的工作組人員那裏了解到熊詠輝的地址。當曾紫霞懷著極大的熱忱設法再見到昔日同牢難友時，才知道對方已經有了新的丈夫，並且生活還算不錯，可昔日同牢難友談話怎麽也不投機了。當曾紫霞問熊詠輝當年為什麽不去找她的朋友時，熊說“我已經是那樣的處境了，我怎能、怎敢再去牽連任何一個人？”這句話讓曾紫霞聽後內心產生極大震撼：可不是，一個女人，當她得知自己深愛的、共同生活了相當長時間的男人成了公眾都憎恨的叛徒和反動特務時，她還有何臉麵去麵對這個世界呢？女人的這份內心痛苦又有誰能真正理解呢？
第四，女人與女人在一起更能形成堅不可摧的力量。
不知是老天有意折磨女人還是革命加在女人身上的考驗就這麽難？在監獄那樣的條件下，正常的人也需要闖過一道道難關才可以頑強活下來，很難想象要在監獄裏生兒育女的女人是如何度過。想象不到吧？在渣滓洞的女牢裏，十個“女犯”人，竟然在半年之內要承擔兩個“女犯”的生產和撫育兩個嬰兒的重擔！
這是真實的故事。
其中一個孩子是《紅岩》小說裏曾經提到的“監獄之花”。她的母親叫左紹英，是一位堅強的員。
左紹英，四川合川縣灘子口人，這位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村家庭的女同誌，母親早年病亡，小時候的左紹英常寄居幹媽處，後當了紡織工人，是位老實本分的普通婦女，在當紡織工人時，與王璞結婚。其丈夫又名石果，湖南人，是黨的“七大代表”。抗戰初期，王璞曾任湖南邵陽中心縣委書記。抗戰後，受黨中央委派，到川康區工作，1946年轉入川東區工作，任“川東地下黨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曾一度兼任重慶市委書記。1948年，為了迎接重慶解放，左紹英的丈夫王璞親自下鄉，在武勝縣華鎣山一帶領導武裝起義，威震敵膽，名聲顯赫。1948年9月間，武裝起義的隊伍中發生了一次意外事故，王璞不幸光榮犧牲。當時，起義部隊被敵人重重包圍，戰友們突圍時，沒有來得及掩埋好王璞的屍首，追趕而上的敵人便喪心病狂地將他的頭割下來，即日掛在旗杆上，懸頭示眾，並貼出布告，威脅群眾誰敢收員的屍體，跟走，就槍斃誰。後來是一位老貧農不顧敵人的恫嚇，冒著生命危險，把王璞的屍首偷偷取下來，分埋在好幾個地方。左紹英在認識王璞之前就是工廠的進步群眾，於1939年1月加入中國。1943年她與當時任川東特委書記的王璞結婚後，便擔任川東特委重慶市地下交通工作。1948年9月由於重慶市委負責人的叛變，左紹英此時已有七個月的身孕，組織上決定讓她撤出重慶，回到合川老家。最後還是被特務抓捕。當時她並不知道丈夫在何處，隻知道他在鄉下帶領隊伍在組織艱苦的武裝起義。左紹英押到渣滓洞時，已經挺著肚子了。聽說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武裝隊伍領導人石果（王璞在武裝鬥爭中曾用的名字）的妻子，一心想消滅華鎣山遊擊隊的特務頭子徐遠舉頓時大喜，指派叛徒和特務多次審訊左紹英，讓她說出丈夫石果及革命武裝隊伍的行跡。左紹英外表看起來像個中年家庭婦女，實際上是位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員，麵對敵人的拷問，她佯裝成什麽都不懂的家庭婦女，一問三不知，還不停拍拍肚子，說自己是個快要生娃兒的女人，你們怎麽沒有起碼的同情心嘛！敵人拿她沒有辦法。最後石果犧牲的消息很快傳到了監獄，特務們也不再管她了。可是麵對這樣一位臨產的女員，又知道她懷的是川東臨委書記王璞（石果）的遺腹子，男女牢房都暗暗地驚動了，並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行動起來，準備度過監獄中最難的一關——女人在監獄生孩子，前所未有啊！雖然獄中組織發動難友向敵方提出強烈要求，允許左紹英到醫院生產，可特務們根本不理會。“一定要讓孩子安全地生下來，才能對得起王璞烈士！同時還必須保證左大姐的生命安全！”這是獄中黨組織和女牢房員共同的心聲和要求。在左紹英快要生產的那些日子裏，渣滓洞監獄裏也格外熱鬧起來，雖然表麵上看不出監獄裏有什麽特別的動靜，其實此時的男女牢房內都異常緊張，有興奮的，有擔心的，男牢的同誌們已經開始發起各室送禮物慰問的熱潮，沒有禮的，可以寫信、寫詩前去慰問。除了送禮和慰問外，男牢的難友們最熱鬧的一個話題是：要給即將出世的孩子起個好名字。有同誌說：在苦難中，在煉獄裏出生的孩子，不管是男孩或女孩都給他取名叫“獄生”吧！另一個同誌馬上說：“在新中國誕生之前生的孩子，給他取名‘新生’吧！”可似乎這兩個名字並沒有得到大夥的認同，詩人艾文萱靈機一動，說：“有了！你們聽聽：天快亮，新中國將成立，嬰兒又是在黎明之前生的，不如給他取一個單名，‘晗’字，‘晗’的含意是天將明。”“好，這個名字好，有深意，有文采。”但是男牢的同誌並不知道，左紹英其實懷的是女娃兒！
關於生孩子的事，其實男人們是幫不了什麽忙的。一切都得由女人們來完成。不過，臨產前的那個早晨，當女難友們一睜眼，便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原來，此時在她們的牢房門口，竟然已經堆了很大的一堆禮物了：有從同誌們身上剛脫下來帶有體溫的絨衣，有從被窩裏抽出來熱烘烘的毛毯，也有做尿片墊的舊襯衫，有嶄新的毛巾，有完整的罐頭，也有用了多半還剩下小半筒的奶粉，還有草紙，一小瓶白糖，兩角錢的獄中“代用卷”，小紙包的十幾顆魚肝油精丸……經過數小時的痛苦而緊張的“聯合作戰”——在女囚們的手忙腳亂和左紹英自己的配合下，“監獄之花”順利出世——男獄友們起的名字隻好被擱置，最後用上了女牢房的人早已起好的名字——“卓婭”（乳名“婭婭”）。當時革命者十分敬仰蘇聯，蘇聯小說和實際生活中無數英雄的名字為他們所愛用，左紹英當然笑笑默認了。
監獄裏生孩子不易，要養活孩子其實更不易，這給女人們增添了更多、更複雜的困難。敵人也沒有放鬆利用這些條件來威脅女人。特務頭目徐遠舉就曾借此敲榨左紹英，要她在“自新”和孩子兩者之間選擇其一。不屈不撓的左紹英決不因此向敵人屈服。當孩子出世成為事實後，如何養活娃兒又成了另一樁大事。與左紹英同一室禁囚長達近一年的曾紫霞後來回憶說：“……婭婭雖然順利地來到人間，可並不等於她可以健康地活下來。為了她的生存，女牢裏曾陷入緊張的局麵，並且進行了頑強的鬥爭。左紹英雖然很堅強，但情緒沒有辦法好，情緒不好奶汁就少，加上在那樣惡劣的條件下營養極差，當然奶汁就更少，在那時獄外有關係的人可以設法送點東西到二處（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由二處轉到渣滓洞來，這種東西不定時而且少得可憐，左紹英生產時進行了長久的儲備把生產應付下來，可要維持下去就十分困難了。一切支援的東西吃光了，左紹英奶水沒有了，娃兒餓得直叫喚……這局麵真使人揪心，開水不能使左紹英奶水增長，開水不能讓娃兒吃飽，可就連開水也得一次又一次地‘乞討’！女犯們把每餐飯菜中可擠出的水和營養物全都主動地送到左紹英和婭婭麵前。女犯們凝視著左紹英，而左紹英的淚滴進了碗裏……”
小婭婭這朵“監獄之花”曾經讓其母親和整個女牢花費了全部努力和心血，她在黑暗和苦難中成長著。也因為有了她的存在和成長，使得沉悶的監獄有了許多生機和歡樂。可是，凶殘而無人性的敵人在大屠殺時連這樣無辜的小生命都不放過。1949年11月27日那個夜晚，劊子手們的機槍向監獄內無情地掃射。當時左紹英抱著小婭婭躲在門後，開始並沒有被雨點一般的子彈射中，可才1歲多的小婭婭哪經得住這等場麵，她被嚇得哇哇大哭。她的哭聲讓劊子手們獲得了尋找殘殺的過癮的目標——罪惡的一串子彈射向赤手空拳、毫無抵抗力的左紹英母女……娘兒倆即刻倒在血如河流的地上，睜著四目，悲愴而憤怒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她，
監獄之花的媽媽，
佇立在鐵欄窗下：
閃動著慈祥的眼珠，
凝眸著戰友們親吻她的娃娃。
同誌們稱她“監獄之花”的媽媽，
她不是丹娘，也不是蘇菲婭，
她呀！《夏伯陽》的女槍手，
《第四十一》的馬柳特迦。
她，受過敵人殘酷的刑訊，挨過特務無情的鞭打，
她昂首挺胸，緊咬著牙！
讓無知的敵人在顫栗中嚎叫吧。
這首難友們生前獻給左紹英的題為《她，監獄之花的媽媽》之詩，高度讚美了一個女員的偉大而堅強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其情其景仿佛讓我們曆曆在目。
其實在渣滓洞女牢裏，還有一個很少為人知道的女人生孩子的事。此人名彭燦碧，也是位烈士。彭燦碧是我黨的一位女優秀黨員。她是四川合川縣人，1918年出生在一個封建家庭裏，其生母早死，父親病殘，幼年時曾就讀於白沙鎮毓秀女子學校。畢業後，後母與其父親逼與王姓子弟成婚，王係浪**子，彭自己則在金子小學教書時加入了中國，入黨介紹人是劉石泉。1948年，金子鄉的黨組織暴露後，彭燦碧便回到娘家，組織發動農民武裝。8月，起義軍被敵包圍，經激戰突圍後，彭燦碧與部隊失掉聯係，又回到娘家。不料被敵人發現被捕。被捕後，敵人對其無數次殘酷刑訊，其實彭燦碧那時已有身孕，隻是孕早期而已，所以敵人沒有發現。後來肚子慢慢大了，敵人覺得可以借此威脅和逼她“自新”，彭在敵人的審訊室裏，挺著大肚子，平靜而又慷慨地說：“真正的員是不可能改變信仰的，如果你們一定認為可能改變我的信仰，那麽除非殺掉我們娘兒倆！”特務們覺得對付不了這樣的女“****”，隻好又將其投入監獄。
不當叛徒的女囚，如何在監獄裏完成生產孩子，這對她本人和女牢房的難友們都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如果說左紹英生產的艱難主要在產後對孩子哺乳，那麽彭燦碧的生產卻一開始就讓大家高度緊張。因為彭燦碧是31歲的高齡產婦，有經驗的女人從各種跡象判斷她很有可能難產。怎麽辦？男人們也許不會想得到一個難產的女人的命運是什麽樣，或者不會知道一個女人在難產時所要經曆的那種感受，然而同為女人的女囚室的女難友們則非常清楚這一點。因此她們特別特別的擔心即將要麵臨的這一比特務老虎凳更嚴酷的考驗。為此，她們團結起來，千方百計地與敵方進行交涉，以求把彭燦碧送出獄生產。然而敵看守所的特務們根本不予理睬。眼看彭燦碧就要臨產了，無可奈何中的女牢中難友簡直手忙腳亂，個個心慌意亂，她們知道這是人命關天的事嗬！母子平安必須平安！這是她們的共同心願！可如何保證母子平安呢？她們又似乎誰都想不出招術來……隻有聽天由命了，但絕對不能讓老天作主！臨產那天，十幾個女難友沒有一個合眼，她們圍坐在彭燦碧身邊，年輕的姑娘們隻能哭泣，年長一些的則在輕輕歎氣。“哎呀——”“哎呀——”，產婦彭燦碧的一聲聲痛苦的掙紮，揪著女囚們的心。李青林、江竹筠、鄧惠中等大姐此刻再一次成了大家的中心力量，這力量既有女人那種天生的慈愛力量，更有人忠貞不屈的大愛力量。一小時、兩小時……經過兩天一夜漫長而絕望般的折騰，也許是老天爺的庇佑，31歲的彭燦碧竟然把孩子生下來了，而且母女都活著，這簡直是奇跡！“就叫她蘇菲婭吧，讓她像個英雄一樣活著……”。彭燦碧摟著嬰兒，感激地對女難友們說。“蘇菲婭！好！”“又一個婭婭出世了！”女囚室裏一片歡笑聲、哭泣聲——那是幸福和勝利的哭泣聲！這勝利來之不易，來自於全女牢室的團結攜手，共同意誌。這是隻有在人中間才能實現的勝利！它並不比一場與敵人麵對麵殊死搏鬥的偉大戰役遜色！
女牢裏的女人們，經曆了這樣的戰鬥，怎麽可能再被敵人的恐嚇和老虎凳等毒刑所嚇倒而當叛徒呢？
這就是女人與男人的差別。這就是“紅岩故事”裏的女人為什麽沒有出叛徒的緣故吧！
發生在重慶那兩座“人間地獄”裏的女人和女革命者的傳奇故事還有很多，這裏挑幾個大家熟悉但並不是小說裏所描述的那些女烈士們的故事，及其另外幾位鮮為人知，但事跡更英勇悲壯而偉大的女性，在此一並獻給讀者們。
關於“雙槍老太婆”
《紅岩》小說裏有一個“雙槍老太婆”。那是個沒有進監獄的華鎣山遊擊隊隊長形象。其實，真正的“雙槍老太婆”也是渣滓洞的一位被敵人屠殺致死的革命烈士。她的名字叫鄧惠中。“老太婆”犧牲時隻有49歲。
1950年春，剛剛解放的重慶，到處是翻身的市民們和解放軍在一起為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得滿目瘡痍的山城進行精心的醫治與重建的景象。這一天，一位身著威嚴軍裝的中年人來到渣滓洞，他向依然散發著焦灰味的監獄囚室獻上了一束鮮花，然後默默地三鞠躬……
淒風苦雨山河破，
共求光明兩手分。
中年雙雙入****，
保國何惜獻我頭。
學年未滿纘母績，
闖關赴難不遲疑。
長江吹起進軍號，
四川百姓著戰袍。
這位軍人在現場默詠了這首《吊難妻烈士》。後來知道，這位軍人名叫鄧福謙，他的妻子就是在“11﹒27”大屠殺中遇難的烈士鄧惠中。鄧福謙同時吊唁的還有他的兒子，與母親鄧惠中同時犧牲在渣滓洞的鄧誠……
真實的鄧惠中，與小說中的“雙槍老太婆”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大差異。她生前的一位女戰友的紀念文章中這樣描繪鄧惠中：
……我親自聽見，聽見那笑聲，那充滿了熱情與內容的笑聲，這笑聲讓敵人在發抖——“你這匪徒！你這兩腳獸，你除把我們的弄成肉醬外，你還有什麽辦法？哼哈！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政治生命，已成長壯大了，將揚眉吐氣於世界！”——惠中同誌，我聽見您響亮的笑了！我瞧見了您那豪俠的風度，剛毅的意誌，對敵人威武不屈的精神。在很短的日子裏，曾因工作關係認識了您，您有著和藹爽直的麵貌，有著待人謙和的高貴情感。您親熱的口吻中敘述著您的私生活，您的一對雙生寶寶，當時約有七歲樣子，是那樣可愛，可他們在你培養教育下，就當了宣傳工作的小英雄，打起金錢板來，神氣逼真、生龍活虎地跳躍在我們的隊伍中間，令我欣賞和羨慕不已。您告訴我，您的先生是如何到陝北，與他如何結的婚，在形式上雖然脫不了封建意味，但您們有了孩子以後的感情仍然深厚熾烈，精神上那麽富有！您有領導的天才，您幫助了無數的農民，為他們解決了多少不平的事，在現實生活中去幫助了他們。您的散文投登各縣報館表現人民生活疾苦，講述您如何適應著舊的家庭生活。抗日的時候，您為出征軍人家屬講話，爭取優待權利，替他們寫信，同時又宣傳抗戰的意義，您動員了無數的農民，組織了他們。人們親切地稱呼您為“鄧二姑婆”。您吸收了不少的同誌，您辦了一所私立小學，您救濟了不少的貧苦兒童，在生活上教育他們進步。您常愛寫詩，以此形式而改造環境！——天亮的前夕您竟犧牲了，死在這蔣匪特務們的手裏，他們恨不得把您整個家都要鏟草除根，連您的孩子都不肯放手，您那可愛的孩子也與您一起遭害……這血債如何算得清！
一位在“11·27”大屠殺中脫險的老同誌則用另一種口吻評說鄧惠中：鄧惠中（女），老太婆，小腳，身體不好，老黨員，丈夫在解放區，兒子和她一道被捕，受過刑，在獄中表現好。在****一帶作匪運，對當地武裝起義很有貢獻。
朱光璧，鄧惠中的地下黨上級領導和直接的單線聯係人。他對鄧惠中是這樣介紹的：
鄧惠中是在1938年加入中國。她入黨後，經常在外地任教和深入農村發動群眾進行抗日。根據我所了解，凡是她任教的學校和工作過的地區，師生與農民對她的印象很好。她平時生活艱苦，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特別是同廣大農民和農村婦女打得攏來，沒有架子，很親近人，很多人都親切地稱呼她叫“老大姐”。她對工作認真負責，從不馬虎，雖然她是一個過去纏過腳的女同誌，年齡又比較大了，但為了工作，不辭辛勞，常常步行三四十裏外去做群眾工作，從不叫一聲苦。鄧惠中同誌對黨的工作，一貫積極。在她的直接培養教育下，介紹七八個婦女先後加入中國。她對黨忠誠，為人正派。對任何同誌都是熱情關懷，特別是對上級領導同誌既盡力保護其安全，更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真正是大公無私，真忱相待。她對自己的子女，既要求嚴格，又善於循循誘導。她的兩個兒子，為了黨的事業，一個流盡了自己的熱血；一個在工作台中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而去世。兩個兒子後來都光榮地成為了烈士。她女兒叫鄧葉芸，在她被捕的前一天被敵人抓去，後來轉移到合川集中營，由於平時接受她母親的革命氣節教育，因而被捕後，盡管敵人用竹棍子夾在她的手指縫裏（當時隻不過十四五歲）使勁往一起擠，手指就好像斷了似的，痛得她鑽心，但鄧葉芸始終堅貞不屈，一心想著決不能讓叔叔孃孃遭殃，決不能讓他（她）們受罪；一心想著叔叔孃孃這樣好的人，這樣的正直無私，就更加堅強，更加痛恨敵人。
鄧惠中同誌在1948年8月5日被捕後，據從各方麵的了解，她的表現是很好的。在嶽池的敵人審訊她時，曾勸她“自新”，她狠狠地打了嶽池縣一個罪名昭著的特務頭子曹茀知（1952年11月27日被我政府公審槍決）的耳光，從而她受了一頓苦刑，並被押出敵人的法庭把她捆綁在一個釘牢了的凳子上，任何親人都不讓見麵。鄧惠中同誌被捕後，敵人對她曾進行了多次刑訊。當她還在嶽池監獄時的一個早上，敵人把她的女兒鄧葉芸押到偽衙門裏的一個審訊室裏，鄧惠中同誌也早被押到這個審訊室內，女兒見到媽媽瘦得皮包骨頭的樣子，禁不住痛哭起來，鄧惠中同誌既英勇又慈祥的對她說：“葉芸，你不要哭，抬起頭來，還是聽聽我的口供吧。”當即有一個國民黨的法官拿起一張紙就念起來，其中，除了問鄧惠中同誌的姓名、年齡等外，又問鄧是不是員？鄧答：“是。”問：“上級是誰？”鄧答：“不告訴你。”又問：“穿的什麽衣服？”鄧鄙視地看了他一眼說：“穿一件藍衣服。”還問：“彭華秋、周淑瑞是不是黨員？”答：“不是。是群眾。”隨即敵人決定將鄧惠中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並提出要把鄧葉芸也從嶽池帶走。當時鄧惠中同誌說：“她太小，讓她留下吧！”當天，敵人押著鄧惠中、鄧誠和其他一些同誌到了渣滓洞監獄。
總之，鄧惠中同誌被捕入獄以後，我所知道的凡是她所熟悉的人沒有一個被牽連。說明鄧惠中同誌不但對自己的子女進行革命氣節教育，而她自己也完全以身作則。再拿我來說，鄧惠中同誌明明知道我是她的上級領導，而且到過我住的地方兩次；還有，在我們第九工委作掩護機關和聯絡工作的鄧淑華同誌，是她在嶽池親自接受入黨的一個同誌；另外1942年下半年她在南充青居小學任教時，與袁崇校、袁純潔等是同一個支部，但所有上述關係，都沒有任何一個受過牽連和影響……
一個纏腳的舊式婦女，能夠成為一名中國黨員，這本身就是已經有些傳奇了，可鄧惠中則不然，她還是個使刀弄槍、令敵人聞聲喪膽的“雙槍老太婆”，則更傳奇了。關於鄧惠中的傳說，在民間有多種版本，這裏選擇幾個她與槍的故事：
“假槍真用”：已經是幾個孩子的媽媽的鄧惠中參加革命後，做夢都想得到一支槍，但就是沒有機會。她便學兒童們的辦法，用竹子做了一支假槍，學瞄準射擊。學校內每當童子軍用棒當槍操練時，她也跟著學操練槍上肩、槍放下、臥射、跪射、立射等動作。為了熟練槍法，她還經常秘密地在家後門外的巷道裏練習。她練槍法時，關上後門，叫大兒子和二兒子在前門外放哨。如有人來，便用早已約定的暗號告知她，好立即停止。
“得到槍和學用槍”：1948年以後，上級黨委派她去指導嶽西地下黨支部工作時，支部給了她一支手槍，她喜出望外，愛不釋手。以後，上級黨書記蔡衣渠同誌又發了一支手槍給她。她一段時間有了兩支槍，這就是“雙槍老太婆”稱號的由來，其實鄧惠中那時還不到50歲。可在那個時候的鄉村，50歲的女人算是老太婆了，加上她鄧惠中已經有二兒一女，何況大兒子也有人給說媳婦了，有人叫她“老太婆”，鄧惠中本人並不在意，後來她使著雙槍也在外人麵前說“我這個雙槍老太婆”如何如何，“雙槍老太婆”就這樣出名了。當然，更出名的是她帶領遊擊隊一次次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故事。
再說，鄧惠中得了這兩支槍後，無比高興。她抓住一切機會練習使用，首先是明了槍的性能，再練習上子彈，下子彈，然後練習如何攜帶身上而不暴露。特別是如何做到百發百中、彈無虛發。
“設計巧借槍”：離開戰隻有四五天時間了，直屬支部遊擊隊小隊又增添了十多名戰士，尚差十多條槍，怎麽辦呢？鄧惠中找黨支書商量有無辦法。支書說：形勢逼人囉，我們現在也顧不得什麽親戚家族了，這裏有幾家財主（地主）有家槍，或許能從他們那裏借槍？有個財主對遊擊隊的“借”槍很生氣，鄧惠中等“借”槍還未出門，他就在後麵嘀咕說，明天就到鄉公所報告你們搶槍的事。鄧惠中聽後折身對那老財主笑道，告訴你，這槍是你們家的，可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手裏，但我們一未向你打槍，二未破門而入，三未傷害你家人，你說我們是搶槍，誰能說得清？依我看，你不報則罷，真要去報了，恐怕反而替你自己找麻煩，那鄉公所幾個爺兒們還不趁機敲你一把才怪！這老財主一想鄧惠中講得有道理，隻好把舌頭一伸，好像吃了一根苦瓜似的，低頭輕聲道：“還是你雙槍老太婆厲害！”
“雙槍老太婆”的傳奇可多得很。有人說她走路疾步如飛，可鄧惠中其實是纏小腳的女人，隻是參加革命後她把裹腳布撕了，雙腳開始成了“解放腳”，為了保持行軍時方便和快捷，她走路總讓人感覺是一跳一跳的，所以當地百姓中傳說“雙槍老太婆”又有“飛毛腿”之稱。
這麽個女遊擊隊隊長，她在自家的孩子眼裏到底是個什麽樣的人呢？下麵是她女兒鄧葉芸的回憶：
我媽媽原名張惠中，本是一個農村姑娘。結婚後，在爸爸的支持下進四川嶽池縣女子師範學校學習。報名時，她懷著對員的爸爸的欽佩和深情，幹脆改名叫鄧惠中。我爸爸鄧福謙，是個小學教員，1938年為了抗日救國，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從重慶去延安。媽媽送走爸爸之後，勇敢地承擔起了撫養和教育三個孩子的重擔。因為爸爸走的時候，為了湊路費賣掉了僅有的一點家產，媽媽隻好靠教書來維持全家的生活，日子過得十分艱苦。1939年，媽媽光榮地加入中國，秘密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那時我隻有六歲，我的兩個孿生哥哥才11歲。為了發動農民參加抗日鬥爭，媽媽把哥哥鄧永義、鄧誠放在家裏，托姥姥照管，帶著我到了農村。她在鄉村一邊當教師，一邊為黨的工作奔走於窮鄉僻壤之間。由於經常住山間的破廟，山水沿著石牆滲下來，屋裏非常潮濕，不久，媽媽身上就長滿了疥瘡，一直到她被捕入獄也沒好。
媽媽在鄉下工作了四五年，後來工作緊張，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後，我們三個孩子隻好獨立生活，飽一頓，餓一頓，每當我們看見別的孩子穿得幹幹淨淨背著書包上學，心裏非常羨慕。我們的媽媽隻有過年才回來住幾天。記得有一次，媽媽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費，約定在半路上某個小店門前見麵。我們兄妹三個頭天晚上就睡不好覺，想媽媽也許會順便捎點好吃的東西來，高興極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來上路，我們在家裏等呀，太陽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來。原來大哥在約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還不見媽媽的影子，眼看太陽偏西了，肚子也餓得受不了，才無精打采地回來。我們一聽說沒看見媽媽，失望得哭做一團。
我們三個無娘管的孩子生活極其困難，身體一天天瘦下去。鄰居看到我常常憐憫地說：“這孩子的脖子都像磨盤芯了，她媽媽為什麽不回城教書？”我想媽媽，但也不理解媽媽為什麽竟忍心扔下我們到山溝裏去教書。有一次，媽媽回家，我終於憋不住問她為什麽不照看我們。媽媽說：“我也想你們！但是，現在有成千上萬的孩子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生活，為了救他們，也為了你們以後能過上幸福的日子，我隻好暫時扔下你們，你們要諒解媽媽。”聽了這番話，我更加敬愛媽媽了。
……
（1948年）8月2日晚上，媽媽化裝回來，說二哥被捕了，教我們有人問時應如何對答。八點多鍾，外麵有人敲門，說是清查戶口。媽媽從後門逃出，我去開門，衝進來十幾個持槍的國民黨匪兵。他們搜查了一陣，沒有發現媽媽，就把大哥、張淑珍（二哥的未婚妻）和我投入了監牢。
入獄的第二天晚上，兩個國民黨匪兵傳我去審訊。他們用槍頂著我的後背，經過黑森森的小道，走到縣衙門後麵的參議院裏。一進門，就聽到一陣慘叫聲。這分明是媽媽的聲音啊！我拚命往裏衝，一隻大手把我抓住推到了旁邊的一間屋子裏。過了一會兒才讓我進去，在走廊裏，迎麵碰見我二哥，他一瘸一拐地從我身旁走過，眼睛裏射出憤怒的光芒。等我走進屋子，看見了媽媽。兩個審訊官對我用了刑，問我家裏來過什麽人，但終於問不出什麽情況，其中一個把槍往桌子上一摔，說：“拉下去，和他媽媽、哥哥一起槍斃！”我心想既然我們全家遭了殃，能和媽媽、哥死在一起也就很好了。沒想到匪兵沒有槍斃我，又把我押回了監獄。
幾天以後的一個上午，兩個憲兵把我帶進縣衙門。一抬眼，我看見了日夜思念的媽媽。她坐在長桌子旁邊，頭發白了許多，清瘦的臉上一雙有神的眼睛緊盯著我。我跑到她身邊，緊緊地依偎著她，想起那天晚上媽媽的慘叫聲，我哭了。媽媽用手撫摸著我的背，輕輕地說：“芸兒，不要哭，抬起頭來！”旁邊一個穿便衣的家夥說：“你媽媽就要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你跟不跟她去？”我在獄中聽人說，敵人所謂的轉移，常常是秘密處決。就在我一楞神的工夫，隻聽見媽媽搶著說：“她是個孩子，不懂得什麽，不必了吧。”然後，敵人把我帶出來了，媽媽還想說點什麽，剛一開口，就被憲兵一把推到一邊，那憲兵還惡狠狠地說：“不許說話！”我目送著媽媽被押走了。
在這生離死別的關頭，我哭成一團，竟沒有能再看媽媽和二哥一眼。但是，我心裏暗暗喚著自己的名字：“葉芸呀葉芸，你要為媽媽、二哥報仇！”當天下午，一個管監獄的兵悄悄地送來一張條子，是媽媽寫的，她叫我好好生活，照顧好張淑珍。
從此以後，我就再沒有見到我的媽媽，1949年7月，形勢越來越緊張，國民黨見情況不妙，把我們押送到合川集中營。11月，家鄉解放了，我從牢籠中飛出來。國家是我們人民的了！天空顯得這樣碧藍而深遠，大地變得這樣美麗和寬廣，我從未感到過如此自由和幸福，日夜盼望著媽媽和二哥回來。有一天晚上，我夢見媽媽，二哥喜氣洋洋地回來了，我狂喜地大叫一聲，就醒了。看看黑漆漆、空**的屋子，眼淚止不住淌出來。大哥被我哭醒了，但他裝著睡熟的樣子。第二天，他趕快把我送到鄉下二姑家。二姑家和表姐妹們想盡了辦法逗我高興，但是，我實在惦記媽媽和二哥，偷偷地跑回了家，這才知道，媽媽和二哥已被敵人殺害了……
敵人抓到“雙槍老太婆”鄧惠中，簡直瘋一樣的高興，因為這等於是他們繼“搗毀”《挺進報》後，又“粉碎”華鎣山遊擊隊的一個重大“勝利”。故一抓到鄧惠中，敵特機關就上下全都動了起來，動用一切力量企圖讓這位傳奇的女遊擊隊隊長在他們的麵前服輸。但是他們想錯了。當第一次受審時，鄧惠中除了承認自己帶暴動遊擊隊打過地主老財主外，其他什麽也沒有承認，尤其是沒有承認自己是。第二次又提鄧，當鄧惠中仍不承認是員時，敵特分子就叫了一個名叫陳永福的半瞎子和一個姓賀的學生出來作證。鄧惠中一見這兩個叛徒就大罵了陳永福等人一通，後來茀知之要她交出的負責人和其他的黨員，鄧惠中冷冷一笑，答複了曹：我的負責人就是有名的、朱德同誌，你這個毛蟲狗官敢不敢去見嘛？曹說你交代嶽池縣的****就行。鄧馬上搖頭說，嶽池縣的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會向你說的，這是我們人的規矩和習慣。曹茀知又問：嶽池縣有多少員？鄧說：多得很！不但嶽池多，而且目前世界上幾乎有一半國家都有，尤其是蘇聯，全是。中國已解放了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也全是人！你要我幫你介紹認識他們，你敢去那裏嗎？鄧惠中接著就大罵曹茀知：你這一個毛蟲狗官不幹為人民求解放的好事，專門幹壞事，你想把搞垮整絕，你是白日做夢！告訴你，中國不久就要全部解放，你好事不幹，壞事作盡，看你今後如向交代！曹氣急敗壞道：你竟敢威脅到我頭上來了！便指揮手下對鄧惠中動刑。這時，幾個差使把鄧架到了後堂，把鄧的一對大手指拇釘在板凳上，又將身子綁在鐵樁上用麻繩捆了起來。然而用麻繩做的鞭子抽打鄧，逼她交代。鄧仍然不屈，並大罵曹是民族的敗類，法西斯的走狗。見鄧不招，反而罵他，曹茀知火冒三丈，又叫手下加刑，用削尖了的竹簽子直接往鄧的手指甲裏邊打進去，鄧惠中的十指立即鮮血直流，昏死過去……後來曹茀知又用****穿等十分下流的毒刑想讓鄧惠中“招供”，其結果招來鄧惠中更猛烈的臭罵，根本得不到一句像樣的話。最後曹茀知見硬的不行，又將鄧惠中的兒女全都逮捕來了，跟鄧惠中講條件：如果你交出其他員來，全家就可以一齊放了，如果死心踏地不交代，就殺你全家。鄧惠中不愧是“雙槍老太婆”，她根本不吃這一套，反而又大罵曹茀知，說她和她全家人都不怕死，怕死的隻有你們這些反動狗官！你若殺了我，將來自有人要殺你，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你記好這句話！曹茀知不得不搖頭罷休，並對同事說：他跟班站堂這麽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厲害的女人！不久，國民黨偽中央來令說，凡是捉到真正的員，本地不能關押，一律送重慶渣滓洞監獄，就這樣，鄧惠中和她的二兒子鄧誠被押解到了渣滓洞……
到重慶的這所“人間地獄”的牢房後，一聽說是“雙槍老太婆”來了，渣滓洞監獄難友們歡欣鼓舞，都想目睹一下女英雄的風采。不過，據後來脫險的同誌講，當他們見過鄧惠中後，都說：原來“老太婆”並不老，而且人也看上去很普通的一個婦女，隻是有些人高馬大，但她是裹過小腳的，走路姿勢有些獨特。總之在同誌們的眼裏，鄧惠中隻是個平實的老大姐而已。
在敵人的監獄裏，鄧惠中時時處處以老大姐的身份，在女牢房內積極發揮作用，特別是對那些身體虛弱的年輕同誌，時常幫助和關照她們。別看鄧惠中年歲比較大，但她也很活躍。獄中組織的“春節聯歡”會上，她提著竹筒，扭著有些笨拙的身姿跟著大夥兒扭秧歌，給同誌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11月27日夜晚的那場大屠殺中，鄧惠中和她的兒子鄧誠，同一時間被殘暴的敵人用機槍掃射而犧牲。“雙槍老太婆”鄧惠中，犧牲時其實也隻有49歲。一個女人的這個年齡，如果在今天的話，仍然是嬌豔和風采照人的年齡，然而在革命鬥爭時代，49歲竟成“老太婆”了。革命者的犧牲常常是多方麵的。
關於“江姐”——江竹筠的故事
1943年，年僅23歲的員江竹筠接到一項令她十分為難為卻必須去完成的任務——與市委第一委員彭詠梧假扮“夫妻”。也許別的女性會提出種種理由向組織推掉這樣的任務，然而組織觀念極強的江竹筠，在經過考慮後接受了這項工作。接受這項任務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也使這位女性日後成為了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人物，並載入中國的史冊。
假扮夫妻，從事敵後革命工作，這是中國進行地下鬥爭時常用的一種工作手段。江竹筠與彭詠梧的“假夫妻”故事，還得追述到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運動，即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
那是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後，中央決定利用局勢比較穩定的有利條件，進行整風運動。1942年2月，在延安黨校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接著，在幹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4月3日，中央宣傳部作出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同誌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這以後，大規模的整風學習運動開始了。
當時的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整風學習文件，並編印成冊發給黨員和進步人士學習。南方局分批調集所轄各地區地下黨主要領導幹部參加整風學習班。作為市委第一委員的彭詠梧來到紅岩村參加了南方局舉辦的整風學習班。1943年5月，彭詠梧從南方局帶回一份重要文件《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根據南方局的部署，決定在地下黨組織中開展整風運動，要求每個黨員秘密閱讀整風文獻，聯係實際，寫出思想、工作、生活總結。逐層轉到彭詠梧手中，由他弄清每個人的情況，記入腦海，並提出問題與市委的其他同誌研究解決，然後，再把這些材料銷毀。
當時彭詠梧雖是中央信托局的中級職員，但因沒有家眷，隻能住在單身集體宿舍，十幾個人住在一起，而彭詠梧手中，有七八十個黨員的關係，這樣的環境，很不利於領導整風學習。恰巧這時中信局剛修好職工宿舍，因此組織上決定給彭詠梧派一位女同誌來協助工作，與他假扮夫妻，可借口有了家庭，分到一套住房，更好地開展工作。其實，這時的彭詠梧已經有了家室，並有一個近4歲的兒子。其妻子譚正倫正在老家雲陽。彭詠梧1941年8月根據組織決定調到重慶，擔任重慶市委第一委員。他到重慶不久，即經過組織同意，給妻子寫了一封信，叫她帶上兒子到重慶來。但是，因當時兒子正在出麻疹，其妻舉債在雲陽辦的一個家庭紡織作坊剛剛開張，所以妻子回信給丈夫，希望過段時間再到重慶團聚。譚正倫的回信，引起了市委同誌的擔心和警惕。當時重慶正處於白色恐怖之中，形勢極其險惡，特務四處搜捕地下黨員，稍有不慎，即可能給組織造成很大破壞。如果特務截獲了他的信件，那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彭詠梧來重慶時，市委第二委員莫達在公開介紹彭詠梧時，說他是中央大學的畢業生，又在北平銀行當職員。當時莫達建議彭詠梧立即斷絕與下川東的一切聯絡，包括與妻子的通信。莫達的建議得到了其他同誌的讚同，並計劃在適當的時候，派人將他的妻兒接到重慶。然而，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這一計劃沒有實施。
現在，需要有家庭作掩護時，彭詠梧提出是否把妻兒接來。考慮到彭詠梧的工作性質，他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涉及到地下黨組織的核心機密，特別是整風期間，有大量的文字工作和聯絡工作需要處理，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根本不能起到幫助老彭工作的作用。盡管彭詠梧在雲陽從事地下工作時，譚正倫也進行了大量的掩護工作，但畢竟她還不是黨員，更不要說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因此同誌們提出，能夠掩護彭詠梧的，應該是穩健而有學識、能應付各種複雜環境、有鬥爭經驗的黨內的女同誌。這些建議，無疑是很有道理的。彭詠梧本人對此雖感到無奈，但根據黨的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他也隻好麵對現實。
在人選的問題上，市委經過討論，選中了雖然年輕但卻有著豐富鬥爭經驗的江竹筠。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出生於四川自貢一個貧苦家庭，江竹筠是她被捕後用的名字。
8歲時，由於家鄉的一場特大旱災，江竹筠姐弟在母親的帶領下，從自貢鄉下到重慶，投奔三舅李銘義。12歲時，她接受三舅的安排，進一所孤兒院小學讀書。1936年秋，江竹筠小學畢業，考入南岸中學。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爆發，重慶南岸中學的抗日活動像全國各地一樣迅速高漲。身材矮小、一向文靜而不愛出風頭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她和同學們組織歌詠隊、宣傳隊，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演活報劇，唱救亡歌曲，貼標語。在抗日救亡運動的戰鬥洗禮下，江竹筠迅速成長。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愛國科學家、教育家何魯辦的中國公學附屬中學讀高中，也就是在這年夏天，她加入中國，開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1940年，中國公學附屬中學停辦，江竹筠轉到中華職校學習會計專業，擔任了該校及附近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主要是做青年學生的工作。1941年夏末，21歲的江竹筠離開中華職校後，被地下黨組織安插到重慶婦女慰勞總會工作。1941年1月，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再次作出調整重慶地下黨組織、緊縮黨員數量的決定，有些黨員暫時停止了組織生活，失掉了關係的黨員也暫不恢複組織關係，讓他們以個人身份與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社保持秘密的工作關係，隻留下少數骨幹單線聯係一部分黨員。江竹筠雖然參加了進步活動，但在鬥爭中她不突出個人，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她和她領導的組織始終未暴露。她也成了這少數骨幹中的一個。1941年秋，江竹筠被川東特委指派擔任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負責單線聯係沙坪壩一些高校的黨員和新市區內的女黨員。
對於這樣一位年輕的女員，市委委員彭詠梧很容易了解其一切基本情況。江竹筠來到彭的身邊，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算很自然的事。兩人過去雖未曾謀麵，但卻似神交已久。之前，這對“假夫妻”一直同在一個城市從事地下工作。彭詠梧從雲陽調到重慶任市委第一委員後，除全麵負責市委工作外，還具體負責建立和領導重慶沙磁區、新市區一帶的地下黨組織和***。而江竹筠是新市區區委委員，負責單線聯係的黨員正是在彭詠梧具體負責的這一地區，兩個人的工作神秘地交叉著。江竹筠雖然沒有直接與彭詠梧相識過，可她單線聯係的直接領導——新市區區委書記魏興學，就是彭詠梧的直接下級。
彭詠梧從魏興學那裏了解到的江竹筠，“雖年輕，卻穩重、幹練，把新市區的女黨員聯係得很成功……”。
“噢，新市區竟然有這樣一位優秀的女同誌，有機會我倒很想見一下。”彭詠梧對魏興學曾這樣說過。
現在竟然是組織上安排他們成為一對“假夫妻”了！第一次見麵竟如此尷尬。
江竹筠和彭詠梧都是組織原則十分堅定的員，“為了革命工作需要，什麽都可以舍去的”理念，在他倆身上似乎不用說一句話來作解釋，一切都是多餘的。但對從來沒有戀愛經曆的江竹筠來說，這“假”夫妻讓她內心仍然極其不易接受：以後讓我怎麽再找對象呢？假如時間一長，我真的愛上了彭委員又怎麽辦呢？他可是個有家室的人哪——
不是沒有顧慮，隻是迫不及待領受任務的江竹筠改不掉“組織上交給的任務必須堅決執行”的作風，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毅然地接受了這份特殊任務。江竹筠從此成了同誌們和鄰居眼裏的“彭太太”……
剛開始，江竹筠很不習慣做“彭太太”。有人這麽稱呼她時，還以為不是叫她。這立即引起她的警覺：我是為革命來做“彭太太”的，一旦被人發現這是假象時，敵人不也就容易把老彭和重慶地下黨組織連窩端了嗎？“彭太太”不寒而栗。此後，江竹筠不再為自己不是“彭太太”而心愁了，她要做一個真正的“彭太太”。
工作不要命的彭詠梧，患有嚴重肺病，急需合理調配膳食，鄰居們從此經常看到身材嬌小的江竹筠每天清晨提著籃子上街買各種富有營養的菜，弄給自己的“男人”吃。每當彭詠梧工作到深夜，她就把煮好的蓮米湯或銀耳湯送到他的桌上。漸漸地，街坊們發現，原來臉色蒼白的彭先生，現在臉色紅潤，每天進進出出，總是哼著愉快的小曲。鄰居們還經常看到這對“夫妻”手挽手，有說有笑地一起出去散步。“真是一對恩愛小夫妻！”鄰居們都這麽說。江竹筠聽了這樣的話，臉上通紅，她一麵感到欣慰——組織上交給的任務完成得不錯，另一方麵又羞愧無比：自己是不是真愛上了彭委員，不知他是不是也……
江竹筠已經開始深深地戀上這個“家”了：關起門，她能自由地閱讀黨的文件，不懂的地方可以隨時得到“四哥”的指點——江竹筠在自己的親戚和父母麵前這樣稱呼彭委員。走出“家”門，她可以手挽手，跟著外表俊朗、談吐優雅、經驗豐富的“老彭”，去周旋各種風雨。日常裏，“四哥”平易近人，他那不經意間流露出的每一分關心和嗬護，讓從小缺少父愛的江竹筠怦然心動……
其實，在彭詠梧眼裏，自從有了這位“嬌妻”的協助，他工作起來輕鬆愉快，如魚得水，得心應手，並且似乎又有了家的感覺。彭詠梧發現自己已經不知不覺地依戀上了她。然而這種情緒一冒出，他的內心就騰升起一種深深的自責：結婚九載了，他虧欠自己妻子譚正倫太多了。“我不能啊！”一種痛苦在彭詠梧的心裏掙紮著。
雖然這對假夫妻彼此都在壓製著強烈的情感，但現實的生活環境，又在不斷地催生著這份情感，使得這份情感猶如夏季的禾苗，任由狂風暴雨、乍寒乍暖，總在一個勁地竄長著……他們的彼此相愛令兩人之間的距離，隻剩下一層未被捅破的薄紙了。
一個意外的突發事件，改變了原有的一切：
1944年的春天，江竹筠同摯友何理立一道去《新華日報》營業部買蘇聯小說《虹》，從報社出來，就被特務跟蹤了。她發現後，想了很多辦法才甩掉了“尾巴”。黨組織知道後，為了保障市委機關的安全，決定她倆先後轉移到成都。江竹筠因此意外地離別了這個純潔無瑕、溫馨愜意而又充滿戲劇色彩的“小家”。
到成都後，江竹筠根據組織安排，考入四川大學。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繁忙的學習和火熱的鬥爭中。然而，當她靜下來，梳理著和彭詠梧的感情時，卻發現這份情感真是剪不斷，理還亂。她明白自己人雖離去，卻並不能就此扼斷對“四哥”的這份已然生根萌芽但尚未破土的愛情。“我愛你——四哥！”無數個夜晚，無數個夢鄉中，江竹筠默默地對著重慶的方向，心中這樣呼喊著。她的心頭，時常湧動起一種難以言狀的酸楚。
“夫妻”分離，也讓這邊的彭詠梧產生了難以言說的失落感。他一下子從溫暖的“家”回到了以前單身的日子裏。每當像從前一樣，忙完工作，匆匆趕回家的時候，才發現再沒有以前那種溫馨，一切依然，隻是伊人已去。他本以為兩人分離後，可以斬斷他們之間的情絲，沒想到卻是抽刀斷水水更流。
“竹，組織已經同意我們正式結婚了！”有一天，彭詠梧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江竹筠。“真的？那我可以回到你身邊了？”江竹筠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成熟老練的“四哥”不會跟她開這種玩笑的。“可，你那邊的家怎麽辦呢？”她立即想到了這件事。
“既然是組織上的安排，我們就不用操心了。”“四哥”這話，讓江竹筠感激組織，心頭卻更多了一份內疚。
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慶，終於見到了分別半年的彭四哥，兩人萬分激動，百般恩愛。“蜜月”之後，江竹筠回到成都繼續學習，同時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了****中去。這時，她獲得了一份意外的禮物——她懷孕了。這讓江竹筠激動不已，並通過好友立刻告訴了遠在重慶的丈夫——彭“四哥”。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分娩了，可偏偏又是難產。手術前，江竹筠做出了大膽的決定，請求醫生將剖腹手術和絕育手術同時做。“啥，你不是說胡話吧？”醫生一聽，就驚呆了。這樣的事在當時幾乎是不可能碰到的事：生頭胎就做絕育手術，隻有一種可能，除非是夫妻關係不好。江竹筠的好友和同學也不能理解。然而江竹筠何嚐不想多要幾個孩子？可地下鬥爭那麽殘酷，她和老彭時刻處在生死邊緣，她隻能忍痛割愛！
半個月後，彭詠梧才聞訊匆匆趕來。得知妻子做了絕育手術，老彭雖難過，卻能理解江竹筠的這一份決定。當時孩子還未取名，彭詠梧想了想，說：“孩子是雲陽人，又出生在這風雲變幻的年代，就叫彭雲吧！”
彭詠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慶。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烽火硝煙的***時刻都在吸引著她。1946年7月中旬，江竹筠帶著出生才三個月的兒子彭雲，從成都回到了重慶。根據組織決定，江竹筠的工作是協助彭詠梧負責搞好市委的宣傳和****工作。現在，他們可以有個正式的家了。既為工作，也為三口之家，江竹筠以丈夫的名義，在大梁子青年會的三樓租了一套住房。
作為地下黨的重要聯絡員，江竹筠本人也不宜單純以家庭婦女作掩護，為了便於外出活動，她必須有個社會職業，於是在舅父的幫助下，她在舅父和馮玉祥合辦的敬善中學做了兼職會計。從此，有了一個新家的江竹筠，又有了一個很好的社會職業做身份掩護。成了敬善中學掛名職員的她，不僅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行動自由，秘密工作起來得心應手。為了更好地掩護身份，當她看到三舅李義銘思想傾向進步時，江竹筠主動捐棄了以前因政見不同而和舅父產生的隔閡，經常帶著彭詠梧和小彭雲造訪與上層社會交往較密切的三舅家，讓許多人都知道這個殷實富家有這樣一門親戚，李義銘很喜歡這位風度翩翩的甥婿。另一方麵，作為有中信局職員公開身份的彭詠梧，也因工作需要，常不得不帶著江竹筠去出席許多無聊的社會應酬，曾有一段時間，夫妻倆常在下午去“頤之時餐廳”的舞廳跳舞聽歌。這一來，在人們的眼中，江竹筠和彭詠梧就是一對大方瀟灑、愛玩會玩的年輕夫婦，誰也不知道他倆其實是地下黨重慶市委裏舉足輕重的人物。
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相濡以沫，他們的感情也一天天深厚。但夫妻倆都在心底裏牽掛著另外兩個常令他們揪心的人——彭詠梧的原配妻子和其子彭炳忠。多年來沒有一點音信，不知他們過得可好？
然而，一次偶然的機會，彭詠梧卻知道了譚正倫和大兒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開的四川省委和地下重慶市委在重慶國泰電影院舉辦了一場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勝利29周年的電影晚會。電影快開映時，彭詠梧正匆匆朝電影院走去，突然聽到身邊有人驚喜地輕喚了他一聲：“邦哥！”彭詠梧驚詫地側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沒見的譚正倫的弟弟譚竹安！
“竹安？是你？”親人相見，欣喜萬分，彭詠梧驚喜地一把攬住內弟竹安的肩膀。後來，彭詠梧很快從譚竹安那裏知道了他的原配夫人和大兒子彭炳忠的情況。
“竹安，我對不起你姐……”
譚竹安許久沒有說話。關於自己的姐夫又有了家這件事，在經過兩年的苦苦尋找之後，譚竹安不久前已經從另一個地下黨同誌那裏知道了。雖然譚竹安也為自己姐姐的命運抱不平，但他能夠理解姐夫彭詠梧的所作所為。
與譚竹安見麵的事，彭詠梧本想瞞住江竹筠，在情感上，他覺得已經對不住一個女人了，他不忍心再傷害另一個女人。更何況，現在鬥爭的局勢越來越緊張，他不願在情感問題上過分耗費精力而影響工作。但細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覺了，她真摯地對丈夫說：“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樣，對幺姐都懷著歉疚。你對幺姐感情的執著，恰恰證明你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不僅絲毫不影響我對你的感情，反而更加深了我對你的愛。我不是一個妒婦，在必要的時候，我願意把你還給幺姐。你放心和竹安來往吧。這幾年，他們夠苦的了。”江竹筠的一席話，說得彭詠梧熱淚盈眶。他為自己當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緊緊攥住竹筠的手，聲音哽咽：“竹筠，謝謝你的寬容和大度。我彭詠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賜，把兩位這麽好的女人派到我身邊，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報你們的深情。”
為了爭取得到譚家人的真正諒解，江竹筠決定找機會與譚竹安接觸。
機會終於來了。一天，一位青年來找江竹筠聯係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樣，熱情地接待，細心而又簡練地布置任務。在交談中，當得知這青年就是譚竹安時，她立刻明白這是黨組織暗中的善意安排。布置完工作後，她親切地問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況。江竹筠的幹練和平易近人，已經給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江竹筠問起他的家庭情況時，他很是感動，禁不住衝動地把憋在心裏很久的對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腦兒地說了出來。
江竹筠沒有打斷他的話，她一直麵帶微笑，靜靜地聽著譚竹安的傾訴。等到竹安說完，她這才輕輕地說：“你知道嗎？我就是你說的江竹筠……”
譚竹安頓時驚愕萬分，怔怔地看著麵前這個依然微笑著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這樣拋棄了你姐姐，也恨我這麽狠心地奪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著溫和地說，“其實，我和你姐夫也都不願這樣，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兩年，我們都一直克製著感情，一直沒有做過對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對你姐姐的這種忠貞，一直讓我敬佩，說實在的，這一點，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讓我更傾慕他。要不是組織上根據工作需要，讓我跟他真正結婚，我想都不敢想。為這份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長時間的煎熬。地下工作太複雜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從同誌到戰友、到夫妻這種情感經曆嗎？我也覺得對不起你姐姐，其實，你姐夫在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比你還要深呢。但全都是為了革命，竹安弟，你能諒解嗎？革命總要有犧牲，我和你姐夫說不定什麽時候就有被殺頭的危險。如果革命勝利了，我們都還活著，到時候才能真正考慮怎樣理清這種關係，需要的話，我會把你姐夫還給你姐姐。你能理解我這種想法嗎？竹安弟，我們互相諒解，好好為革命工作，以後就姐弟相稱，好嗎？我們其實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譚竹安聽著，禁不住地點頭。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親切又如此直率，一點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實感，心裏感慨萬千。這麽好的一個女人，連自己都一見生敬，難怪姐夫邦哥動情啊！何況邦哥與江姐的確是這麽般配的一對，又是因革命的需要走到一起的。而且有江姐這樣優秀、幹練的女同誌做姐夫邦哥的助手，對黨和革命工作多麽有利，這的確也是自己的親姐姐——幺姐所不能替代的啊！
江竹筠的一席肺腑之言，感動著譚竹安。隨著以後接觸增多，他對江竹筠更加敬佩，後來他們一直以“姐弟”相稱。這樣的結果，讓江竹筠和彭詠梧終於有了一點安慰，日益緊張的嚴酷鬥爭局勢也不可能讓他們一直沉湎於在感情糾葛之中。
1947年秋，川東臨委決定由川東臨委委員彭詠梧去下川東地區，在“抗捐、抗丁、抗糧”三抗基礎上，組織武裝鬥爭，江竹筠一同前往協助工作，擔任川東臨委與下川東地工委的聯絡員。夫婦倆愉快地接受了這一艱巨的任務，但是，一道難題橫在他們麵前——就是小雲兒的撫養。不可能背著一個孩子行軍打仗，隻能留在重慶，當時雲兒才一歲多，需要有人照顧。夫婦倆經過商量，決定請譚正倫來重慶照顧彭雲。
他們找到譚竹安。一陣寒暄後，對譚竹安說明了來意：他們馬上要到很遠的農村工作，無暇照顧彭雲，想請正倫來重慶，這樣炳忠可以在重慶讀書，同時，也可以照顧雲兒。譚竹安聽後，麵帶難色，夫婦倆以為譚竹安心中還存芥蒂，一時顯得有點局促，空氣也顯得有點沉悶。其實江竹筠和彭詠梧並不知道，做弟弟的譚竹安至今還一直瞞著幺姐在重慶發生的一切。想著自己的姐姐在雲陽老家苦苦煎熬著，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著姐夫的下落，現在卻還要向她提出叫她來重慶撫養姐夫和另一個女人的孩子，幺姐會怎麽想？他該如何勸說姐姐？
是江竹筠看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對幺姐心存內疚，也一直覺得幺姐是個最善良、最通情達理、最深明大義的人，我總感覺這樣雖然對幺姐是個委屈，但她要是明白這一切都是為了革命就會接受這個主意的，況且我們終究是一家啊！”
聽了江姐一席話，譚竹安動情地說道：“請竹姐和邦哥放心。隻是我一直沒有把你們的情況寫信告訴她，但是姐姐是個深明大義的人，能顧全大局，不計個人恩怨。我相信她會來重慶。相信我們會把雲兒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
當即，譚竹安給姐姐寫了封長信，詳細談了老彭離家以後的情況，並說明老彭現在要到農村去，走得很遠，雲兒無人照看，希望她馬上來與自己一起撫養彭雲。
這封信輾轉送到譚正倫手上，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時，她在雲陽已經苦苦地等待丈夫彭慶邦(即彭詠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來信，猶如晴天霹靂。她讀著讀著，熱淚浸濕了衣襟，她怎麽也沒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卻是如此的打擊。她怎麽也沒料到曾經與她海誓山盟、靠她供養才走上社會的丈夫，竟然在重慶另外結了婚，而且，還讓竹安弟向她提出請她去重慶撫養他與另一個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與理智、家庭與革命的抉擇麵前，她很快就冷靜下來，表現出了一般農婦少有的豁達胸懷，她給弟弟回信說：請轉告黨組織，我雖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慶邦，理解竹筠。我會很快來重慶……
可是，信發出去了，卻一時半刻動身不得。她和親戚正合辦著一個家庭紡織作坊，在她離開前，得對財產進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給彭詠梧上學和革命時借下的積債，總得償還一些，還得把家產變賣後積攢一些錢，以便應付到重慶後的開銷。
得到譚竹安的支持，雲兒有了好的去處，江竹筠和彭詠梧自是十分感動。他們各自緊鑼密鼓地處理在重慶的事宜，辦理各項移交，並進行著出發前的準備。
在幺姐還沒有來重慶以前，江竹筠決定暫時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養雲兒。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礦白廟子小學教書。他們寫了封信給王珍如，說是有急事請她進城來一趟，王接信後於十月初來到江竹筠家。
當王珍如急急趕到江竹筠家裏時，他倆正在家裏整理一些將要處理的東西。見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裏屋，悄悄地說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農村去了。雲兒不能帶去，想來想去還是覺得請你或者理立先帶著他最合適。可是，理立家的先生仲秋元被捕入獄了，不可能叫她帶了。隻有拜托你把雲兒帶到白廟子撫養了。叫你急著來就為這事……”說著，江竹筠不禁眼圈紅了，聲音哽塞起來，“萬一，我和四哥回不來，你就……就當雲兒是你的孩子吧！”
王珍如明知道自己一個大姑娘帶著小彭雲有說不出的難處，但她明白這是竹筠和彭詠梧對自己最深摯的信任。她欣然承擔起了這個義務。
雲兒馬上就要讓王珍如帶走，夫婦倆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鋪給雲兒買了件美軍毛毯改製的兒童大衣和一頂小軍帽。但由於衣服太小，於是江竹筠又急忙趕到店鋪，換回一件大號的軍毯改製的兒童大衣。當她趕回來時，已經滿臉是汗，氣喘籲籲了。兩人親手給彭雲穿戴好衣帽後，帶著彭雲到千秋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這張照片也成為他們一家唯一的合影。
夫婦倆抱著雲兒到汽車站送行。真的就要分別了。彭詠梧和江竹筠心裏一下有了生離死別般的難受。臨上車前，江竹筠抱著雲兒親了又親，彭詠梧默默站在一旁注視，眼眶裏滾動著淚水。當汽車啟動時，雲兒卻突然“哇”地大哭，張著小手淒厲地哭喊：“媽媽——！”而堅強的江竹筠這時緊緊挽著彭詠梧的手，已是淚流滿麵了。
至此，雲兒的事算是安排妥當。11月底，彭詠梧和江竹筠滿懷戰鬥豪情，離開重慶，踏上了到下川東組織武裝起義的征程。彭、江扮作夫妻還鄉，他們第一站是萬縣地工委機關，在那裏停留數天，與地委商定：以雲陽、奉節、巫山、巫溪為前線，由彭詠梧指揮。萬縣、開縣為二線地區，由塗孝文分管。會後，彭、江繼續東下，到達雲陽，12月初，在雲陽農壩鄉爐塘坪召開重要軍事會議，決定成立川東民主聯軍(後改為川東遊擊縱隊)，由彭詠梧任縱隊政委，趙唯任縱隊司令，蔣仁風為參謀長。爐塘坪會議後，彭詠梧、江竹筠隨即奔赴武裝起義的大本營奉節青蓮鄉，彭詠梧以新聘教師身份，住進青蓮中學。經過緊張的籌備，決定將起義定於1948年1月28日。由於深感幹部缺乏，起義前夕，彭詠梧要江竹筠回重慶一趟，向臨委匯報下川東的情況，並請求盡快派一批知識分子幹部來做骨幹，同時為遊擊隊籌備些給養。
1948年1月初的一天，江竹筠離開奉大巫支隊的暴動中心——奉節縣青蓮鄉，秘密潛往重慶向川東臨委匯報工作並選調幹部。
離開火熱的革命暴動中心的那一天，江竹筠特意穿上那件她平時最喜歡的藍旗袍，外麵罩上下鄉時穿的黑毛衣，由兩位即將參加暴動的農民戰士，扮成轎夫，抬著離開青蓮鄉。分別時，江竹筠深情地看著來送行的同誌們，最後目光定在丈夫彭詠梧身上，眼圈有些發紅。與這對革命夫婦關係最親近的吳子見忍不住地開玩笑說：“表姐，這樣舍不得離開姐夫，就快點回來嘍！難過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裝笑容說：“哪個難過了？不就是暫時分開十天半月嘛！”彭詠梧也接過話頭：“有道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別，竟然是彭詠梧和江竹筠這對恩愛夫婦的永訣！
到重慶後，江竹筠強抑思子之情，馬不停蹄，聯係上了川東臨委的主要領導人，向他們匯報了下川東武裝鬥爭準備情況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務。江竹筠又找到跟上層關係好的沙磁區****特支書記劉國鋕，請他幫助籌措一些給養以及醫藥。接著，她找到了辦《挺進報》的蔣一葦，轉達了吳子見的問候，告訴了下川東武裝鬥爭的情況和動向，蔣一葦、陳曦夫婦都特別高興。蔣一葦告訴了她雲兒的近況：王珍如帶著小雲很困難，學校懷疑小雲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沒有別的好辦法，就把小雲兒放他那裏帶養。
江竹筠沒想到王珍如帶著彭雲竟遭受人們這樣刻薄的詰難，內心既感激又不安。告別了蔣一葦他們，她趕緊去《大公報》找譚竹安，問幺姐到底能不能來重慶帶彭雲。譚竹安告訴她：“幺姐已來信了，已同意來重慶，隻是家裏有些事務需要處理，大概時間不會太久。”
這使江竹筠很感動，幺姐果然是個好姐姐啊！她渴望幺姐真的就在這幾天來重慶，既完滿解決了雲兒的撫養問題，自己也能見見這個丈夫的“原配夫人”，見一見自己一直既覺得對不住，又特別敬重信任的好姐姐。
處理完一切事務後，她立即趕往王珍如那裏，去見日思夜念的雲兒。到達學校時，已近黃昏了，她悄悄地來到王珍如家，當看到正玩得高興的彭雲時，江竹筠猛地跑過去，蹲在地上，雙手拉著雲兒，癡癡地看著他，激動得竟然沒有立刻呼喚。好在王珍如平時就拿著他們的合影照片，教彭雲認爸爸媽媽，因此，對江竹筠突然的舉動，他雖然感到惶恐，卻也沒有哭喊和掙紮。王珍如在旁邊叫他喊媽媽，他竟順從地怯怯地叫了江竹筠一聲：“媽媽。”
這一聲親切的渴盼已久的稱呼，刹那間使江竹筠再也抑製不住淚水，她哽咽著說了一聲：“好雲兒，媽媽好想你呀……”便泣不成聲。
平靜下來後，江竹筠感激地說：“珍姐，為雲兒，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裏真不曉得說啥子好。我想……這次就把雲兒接走……”
王珍如一聽便有些急，可很快平靜下來，說：“你和老彭為了革命舍家棄兒，我這點算啥子嘛？我聽你的安排……”
說服王珍如後，江竹筠連夜帶著雲兒回到市區，並把雲兒交給蔣一葦、陳曦夫婦。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帶上楊建成、劉本德、羅曙南、周毅四名幹部起程返下川東。23日，住雲陽董家壩彭詠梧外婆家，在這裏等待和接頭的人見麵。但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等來的卻是彭詠梧犧牲的消息。那是1月31日，他們在這裏已經待了整整七天。前一天，盧光特和他們見麵，已經談到了關於彭詠梧犧牲的傳言，雖然未經證實，但是江竹筠就已經預感到丈夫彭詠梧可能凶多吉少。當吳子見把彭詠梧犧牲的確切消息帶來時，早有心理準備的江竹筠仍感到猶如萬箭穿心般的痛苦。尤其聽到彭詠梧犧牲的具體細節時，她抑製不住地“哇”的一聲哭起來，但她隨即猛地止住抽泣，強作鎮定地對吳子見、盧光特說：“老彭犧牲了，我們更不宜在此久留了，得趕緊商量下一步啷個辦吧！”
江竹筠強忍著內心的悲痛，和盧光特、吳子見一起認真地研究應變的措施，直到夜深。
根據商量後的決定，他們需立即撤離。第二天早飯後，江竹筠和帶去的四位同誌以及吳子見、盧光特、劉德彬八人分頭離開董家壩，乘木船溯江而上。船抵雲陽故陵沱時，按照行前江竹筠的安排，吳子見帶著楊建成、劉本德、羅曙南下船，去雲奉南岸齊曜山開辟工作，江竹筠則帶著盧光特、劉德彬、周毅繼續溯江而上。船到萬縣時，她安排周毅暫留在萬縣，劉德彬去墊江，她自己則繼續溯江而上，去重慶向川東臨委匯報下川東遊擊隊的情況，聽取新的指示。
中途，江竹筠有個願望：她要去奉節親自確認一下丈夫彭詠梧犧牲的事。於是，也就有了下麵的一幕：
這是一個陰雨連綿的日子，江竹筠打著雨傘，行走在奉節縣城。剛走攏城門口，見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仰頭望著什麽，又恐慌地竊竊私語著。她走近後，不自覺地跟著望上一看，卻見城頭上懸著一排木籠，那木籠裏裝著一顆顆血淋淋的人頭。她想：不知是哪些革命者犧牲了，心裏覺得很難過。正想走開，她想到應該把事情弄清楚好向黨匯報。可是人頭已經腐爛，無法辨認，隻得走到旁邊去看布告。布告上，粗暴的紅筆勾去了一連串的名子，幾個熟悉的字跡很快跳入她的眼簾：“匪首彭詠梧……”
“是老彭啊！”這是多麽殘酷，無情的打擊啊！江竹筠感到眼前一片發黑，那城門、木籠……好像在空中旋轉，悲憤的淚水正要奪眶而出。然而，她沒有這個權利在此時此刻為自己的親人流一滴淚、嚎一聲哀，因為城門口還站著一排荷槍實彈的匪兵。不能遲疑，必須馬上離開。就這樣，江竹筠強忍心頭的悲憤，朝木籠深深地望了最後一眼，便快速離開了現場……
2月7日傍晚，江竹筠和地下的同誌們到達了久別的重慶。次日，在約定的地點和時間，她見到了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等領導人，隨即匯報了下川東武裝暴動後的危急情況以及彭詠梧犧牲等情況，並希望組織上派她繼續到下川東。
2月8日晚上，正是農曆除夕夜，這是眾人的喜慶之夜，有錢人觥籌交錯，窮人也盼著一家團圓，剛剛忙完工作的江竹筠卻是無家可歸，她獨自一人，躑躅在大街上。街上顯得十分冷清，偶爾有幾個過往的行人，也是步履匆匆。周圍不時傳來零星的爆竹聲。徘徊在大街上，想到丈夫的犧牲，自己有家不能回，不禁悲從心生，眼淚橫流……大哭一場後，江竹筠感覺心裏輕鬆了好多，但她很快警醒：這樣的夜晚，一個女子在外，容易招致敵人的懷疑。她想了想，決定到小龍坎投奔摯友何理立。
何理立剛好在家，江竹筠便在此安頓一宿。次日是正月初一，吃過早餐，江竹筠來到蔣一葦家，她要見自己日夜思念的雲兒。
到了棗子嵐埡的蔣家，江竹筠遠遠就一眼看到兒子彭雲了。“雲兒，媽媽來看你了——！”江竹筠一步跨上前去，雙手抱起兒子，在兒子的臉上親了個夠。小雲兒先是一愣，但畢竟分別才半個多月，他馬上認出了眼前的這位親媽媽，便歡快地連聲叫著“媽媽”“媽媽”。兒子的幾聲呼喊，觸動了江竹筠對丈夫的那片哀思，她忍不住顫動著嘴唇，一邊啼哭一邊萬分悲慟起來：“雲兒，爸爸叫媽媽來看你，可他……”話沒說完，便悲不能遏地大聲痛哭起來，那大滴大滴的淚珠滴落在兒子的臉頰上。小彭雲見媽媽如此慟哭，不由跟著放聲大哭起來。母子倆的哭聲，驚動了正在整理家務的陳婆婆，她連忙跑出來，發現母子二人哭作一團，大驚失色。中國有傳統的風俗：正月初一有人在家哭是不吉利的。蔣一葦夫婦回來後一聽陳媽媽說江竹筠今天到這裏後，抱著兒子便大哭，蔣一葦夫婦也覺奇怪，後來才知道她剛剛失去自己的丈夫與戰友，內心不由感歎：江姐啊，你為了革命不知以後還要受多少痛苦……
在重慶市民們歡度春節的日子裏，江竹筠卻強忍著內心失去親人的悲痛，每天奔走著作再次赴下川東的準備。
她去《大公報》宿舍找了譚竹安，一方麵催他幫助落實幺姐譚正倫來重慶帶彭雲的事，一方麵向他再講講當前對敵鬥爭的形勢和任務。接著，江竹筠再次找到川東臨委負責人，表示自己重返下川東的決心。組織上考慮到江竹筠經受的打擊，再三要她留在重慶工作，也好照顧孩子。可江竹筠堅決拒絕，說：“這條線的關係隻有我熟悉，別人代替有困難。請黨相信我，我要到老彭犧牲的地方工作。”
臨委拗不過她，也尊重她的意見，鑒於彭詠梧犧牲後的確隻有她最熟悉下川東農村這條線上的各種關係，決定讓她再去雲陽，到湯溪工委幫助李汝為、趙唯工作，那裏已成為整個下川東武裝鬥爭的重點地區了。這是江竹筠在非常時期的一次義無反顧、赴湯蹈火的抉擇。她知道，這一去，就可能像丈夫彭詠梧一樣犧牲，再也難以回重慶了。就像她對摯友何理立說的那樣，“此去已有了赴死的決心”。
1948年2月中旬，春節還沒過完，江竹筠就輕裝上陣，連被子行李都沒帶，隻懷揣著從譚竹安那兒拿的那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便離開重慶，乘船去了萬縣。
也巧，就在江竹筠去萬縣不久，彭詠梧的原配夫人譚正倫就帶著與彭詠梧所生的兒子彭炳忠到了重慶，又從蔣一葦、陳曦夫婦手中接過隻有一歲零十個月的彭雲。雖然陰差陽錯，江竹筠一直沒能見到她渴望能見到的、令她尊敬的彭詠梧的第一個妻子幺姐，但彭雲這根紐帶，卻始終將兩顆女性的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江竹筠此次一腔熱血來到下川東，準備在丈夫犧牲的地方，重新舉起暴動火炬，與敵人展開一場殊死戰鬥。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暴動地區的風聲很緊，組織上告訴她暫時不能去老彭工作過的地方。尤其是下川東工委書記塗孝文等曾對江竹筠的工作有過幾種考慮，甚至想派她和盧光特經宜昌去大別山解放區，引一支部隊進入兩巫，但都因為條件未成熟擱置下來。
江竹筠暫留萬縣，等待組織上的安排。等待的日子，是孤寂的。她活得不太快活，也不太悲傷，當然有時也不禁淒然為死了的人而流淚。更多的時候，江竹筠把內心的痛苦深藏起來，不讓她的同誌們有絲毫的覺察。她默默地承受喪失親人的痛楚，她無法從情感深處排遣自己的哀傷，她強抑著煩悶和痛苦，一封接一封地給重慶的譚竹安寫家信，委婉地交流自己的感受，得到一些慰藉。
在萬縣的日子裏，她一共給譚竹安寫了七封信。這些信裏，流露出她對戰友、良師、愛人彭詠梧的深深懷念：
……由於生活不定，心緒也就不安，腦海裏常常惱著一些不必要的幻想。他，是越來越不能忘了……
……四哥，他是完了，“絕望”了，這慘痛的襲擊你們是不會領略得到的，家裏死過很多人甚至我親愛的母親，可是都沒有今天這樣叫人窒息得透不過氣來。
可是，竹安弟，你別為我太難過，我知道我該怎麽樣子地活著，當然人總是人，總不能不為這慘痛的死亡而傷心。我記得不知是誰說過：“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裏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著。”你覺得是嗎？所以他是活著的，而且永遠地在我的心裏……
彭詠梧犧牲後，雲兒就成為她心靈的寄托，她懷念老彭，更深愛著年幼的彭雲，因此每封信中，她總是不能不表達對雲兒的思念。
……現在我非常擔心雲兒，他將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後也不會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帶在我身邊，現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顧他，連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顧。你最近去看過他吧？他還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要是祈禱有靈的話，我真想為他的健康祈禱。最後我希望你常常告訴我雲兒的消息，來信可交：萬縣兩層橋地方法院廖榮震推士轉我(江竹)即可，他是我大學同學，感情上還算是一位好朋友，信沒有問題，他是會給我轉來，或者去拿的，東西可不能寄到他這兒來，待以後我有一定的地址後再寄來。
你願照顧雲兒的話，我很感激，我想你會常去看他的，我不希望他要吃好穿好，養成一個嬌少年，我隻希望你們能照顧他的病痛，最好是不要有病痛，若有就得盡一切力量給他治療。重慶醫療是方便的，這就是我不帶他到鄉下去的原因……
……你去看雲兒沒有呢？他還好吧？這個月(四月)十八日他滿兩歲了，他這一陣子衣服有穿的嗎？由於生活無聊，很想念他的。生活安定我很想同他在一塊兒的，奈何不得，我現在都寄食在朋友家裏。沒事來信吧，我記得曾向你談過信交在萬縣兩層橋地方法院廖榮震推士轉我(江竹)即得。
雲兒的消息我希望在你那兒不斷地得到……
……雲兒也成了我時刻惦記的對象。我感謝你，和其他的朋友。雲兒是生龍活虎的，我知道他會這樣，在你們的撫育之下，他是會健康而愉快地成長的。可是，我不願意他過多地耗費你們的金錢和時間，吃得飽，穿得暖足也。可別嬌養，但是得特別注意他的病痛，春天來了得嚴防腦膜炎……
……今日進城來二哥處，看是否有你的信。的確我非常想能快點看到雲兒的像，他的像照了嗎？寄來了沒有呢？仍寄原處可收到……
老彭犧牲了，留下兩個他愛過的女人踽踽而行。在江竹筠心裏，幺姐譚正倫，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心裏渴望著見到這位令她一直感激敬佩的、從未謀麵的幺姐譚正倫，兩姐妹好好地聊聊體己之話，她甚至動過到重慶去看幺姐的念頭，她在信中寫道：
……我真想去看看幺姐，也可以混混這無聊的日子，但是又哪裏那麽容易，不過，要下周仍不安定的話，我就一定到幺姐那兒玩幾天去，我想該不會有什麽問題吧。不過也不定去得成，隻不過我在這兒想罷了。……幺姐，也成了我不能忘記的人物。可是我能給她一些什麽幫助呢？我想去看她，而且很想在春假裏去，但是又有多大的好處啊？除了感情上大家得到一些安慰而外，而且，我的身子多病，恐怕在路上出毛病，所以去不去都叫我很難決定，我知道她會像愛親生的孩子一樣的愛雲兒，就像我對炳忠一樣，基於人類的真誠的愛是不能否認的，我尤其相信……
譚竹安的信，成為她痛苦生活中的很大慰藉，她在信中這樣寫道：
你三月廿四日的信我收到了，謝謝你。信給了我溫馨，也給了我鼓勵，我把它看了兩次，的確，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雖然自己一直處於痛苦之中，但江竹筠卻時刻關心著譚竹安的成長和幺姐及炳忠的健康。自從沒能說服弟弟江正榜離開國民黨投身革命陣營後，她江竹筠就把譚竹安當成親弟弟一樣關心培養，總是能從他這裏得到一些補償似的慰藉。來下川東之前，她曾找到重慶地下黨組織的聯係人，談了自己介紹譚竹安入黨的情況，聯係人很尊重她的意見，答應很快就派一個化名李清的同誌去找譚竹安落實。這位同誌的確很快去找了譚竹安，隻因譚竹安太過謹慎，遺憾地錯過了這次機會。當江竹筠從信中知道此事後，她立即回信給譚竹安，對此表示了深深遺憾。
到了四月下旬，臨委和下川東地工委決定：留江竹筠在萬縣，暫時與萬縣縣委書記雷震、副書記李青林等一起工作。
不能去丈夫彭詠梧犧牲的地方戰鬥，江竹筠內心很是遺憾，但留在萬縣有了較具體的工作任務，畢竟比苦等著有勁使不出要好得多。江竹筠想到這裏也就靜下心了。
萬縣地方法院在萬縣城一馬路法院街，萬縣地下黨縣委書記雷震此時是該院統計室主任，人稱“雷書記官”。江竹筠與雷震同在國民黨的專政機關地方法院工作，又都住在該院的兩層橋宿舍，既是同事又是鄰居，一起商量起工作來，非常方便。為了更好地掩護工作，江竹筠到地方法院後，又立即與檢察官龔雲奎、會計龐勉組成三人的夥食團，雇了一位姓牟的大娘煮飯洗衣，終日與威風凜凜的法官、檢察官在一起，讓敵人更加懷疑不上。
那時，萬縣縣委副書記李青林也常來雷震家，一來就幫雷震妻子劉毓芳做家務，飯菜針線樣樣都很拿手，外人都以為她是雷震在瀘州老家的親戚，她因此與雷震、江竹筠常來常往也不引人注意。江竹筠開始隻知道李青林與雷震是老鄉，是個比自己年長七歲卻還未成家的老姑娘。後來相熟了，也知道了李青林的一些經曆，兩個在婚姻家庭上都遭受了挫折的姐妹就在工作與情感上更加投緣了。白天忙完了收費處的工作，休息時江竹筠常到雷震家走動，與雷震書記商量些事情，有時抱著雷震的小兒子換國逗樂。大家都覺得江竹筠平易近人，很有大家閨秀和知識女性的風範，卻不知道她內心深藏著暴動失利和丈夫彭詠梧犧牲所帶來的深切痛苦，尤其是為了革命她不得不將幼子雲兒放在老彭的前妻那裏。由譚正倫大姐領養著自己的兒子，江竹筠應該是放心的，但畢竟這是她同彭詠梧的孩子，她每天都在惦記著雲兒：……他又長高了嗎？還記不記得親生父母的音容笑貌了？再看到他的時候，雲兒還會不會認得出她？思念兒子，是江竹筠在萬縣那一段時間裏一有空就想得最多的事。天下母親的思子之情在江竹筠的心頭何嚐不是那麽強烈！這年6月11日是端午節。節前的晚上，江竹筠給譚竹安寫下了她在萬縣的最後一封家書，寄托了對兒子的一片思念之情。把信寄出去後，她又動過這樣的念頭，到重慶看看幺姐，看看雲兒，她甚至買好了給炳忠的禮物，一隻漂亮的書包。然而，江竹筠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因為就在端午節發出給譚竹安的信時，重慶的叛徒就帶著一批特務來到了萬縣城……
1948年6月14日，由於叛徒的出賣，江竹筠不幸被捕，6月15日，特務將江竹筠和李青林一行12人由萬縣押往重慶，關押於重慶渣滓洞看守所。
下川東地區工委書記塗孝文叛變後，雖然出賣了一些地、縣領導人，但對暴動地區的組織領導和鄉村基層組織卻佯裝不知，把責任完全推卸在已犧牲的彭詠梧身上。特務頭子徐遠舉知道江竹筠是彭詠梧的妻子和助手，命令二處偵防課長陸堅如和司法股股長張界對她嚴加刑訊，妄圖從她身上打開暴動地區和萬縣鄉村組織的缺口。
張界在提審江竹筠時，開始時煞有介事地接著一連提了十多個問題，江竹筠都一概是一問三不知，甚至連彭詠梧都說不認得，後來幹脆啥都不回答了。
碰了一鼻子灰的張界，命令軍士對江竹筠使用酷刑。夾竹筷子，老虎凳，江竹筠多次痛得昏死過去，又被涼水澆醒。反複多次，但得到的仍是江竹筠的厲聲斥罵：“你們這幫狗東西！整斷我的手，殺我的頭，要命就這一條，要組織，沒有！”
關於江竹筠在敵人監獄受刑和受刑過程中的表現，原審訊她的敵特分子張界於1972年在四川省第二監獄服刑期間有過交代。他這樣說：
……一開始，徐遠舉就耍盡威逼利誘的手法，讓她江竹筠把組織和組織上的人全部交出來，可以“自新”，否則後果你是會知道的。交出你的組織的人在這裏，不信，可以給你見麵，你不交組織是不行的。可無論徐遠舉如何威逼，江烈士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地下黨員。徐遠舉拍桌大叫：“如果不交出組織，馬上就用嚴刑。”江烈士說：“殺我的頭，我也不是地下黨，誰交我的組織，我不是地下黨，誰也交不出我的組織，那是他的胡言亂語。”徐遠舉就冒出反動的火來，叫當班的軍士把竹筷子拿來，頃刻一把新竹筷子放在江烈士的十個指尖，當班特務軍士，兩手緊握筷子的兩頭，來回在烈士的手指上猛夾，江烈士忍著痛，連聲喊：“喲！喲！”彎腰下去站不起來，江烈士滿臉流著革命的汗水，頃刻臉都變得蒼白，聲音也發不出來，徐遠舉叫特務軍士把手放開讓她說，江烈士站起來說：“今天，你就是把我殺了，我沒有組織總是沒有組織。”徐遠舉叫嚷：“不說就把你吊起來，看你說不說。”於是當班特務軍士拿繩子來，匪軍士拿了一根又長又粗的麻繩來，使力向樓板上一甩，徐遠舉以為這一下可以把江烈士威脅倒，可是江烈士對麻繩連一眼都沒有望。這時徐匪的門外站著很多男特務和兩個女特務，看江烈士英勇鬥爭的精神，都在紛紛議論。徐遠舉從上午九點多鍾整到十一點多鍾，完全失敗了。當天下午，徐遠舉又叫陸堅如繼續進行迫害，陸堅如總認為他的反動本領大，特別是徐遠舉問不出組織來的案件，到了他的手，他的反動勁頭就更大。憑他的反動言論，是騙不出江烈士的組織來的，胡話說了不到半小時，竹筷子又夾到江烈士的十個指上，當班的軍士都是從軍統特務團改編時調來的，個個反動勁頭頂大，都是一些吃人的野獸，一叫他夾筷子，他就拚命的夾，筷子一上江烈士的手，江烈士就蹲下來，由於江烈士上午剛受過筷子夾的創傷，還未得到恢複，又在創傷上繼續用原刑，使痛更深一層。陸堅如叫嚷：“什麽時候說出組織來才放下筷子。筷子一陣又一陣來回在江烈士手上猛夾，江烈士痛得死去活來，頭都樹立不起，竹筷子還在夾。江烈士一直不承認她是地下黨員，從一點多鍾整到四點多鍾，江烈士雖然受盡苦痛，她堅強的革命意誌絲毫未變，江烈士喘了一口氣說：“刀，也好，槍，也好，都不能使一個不是地下黨員變成地下黨員的。”陸堅如聽了更加囂張起來，“老虎凳”也搬了來，江烈士正在準備接受第二種刑具迫害。陸堅如跑去和徐遠舉籌劃對策，第二天徐遠舉把江烈士送往匪渣滓洞看守所關押。一個星期後，徐遠舉叫我和作海文去渣滓洞再一次對江烈士進行迫害。江烈士來到“偵訊”地方，態度自若、毫無畏懼的樣子，開始問她的話，她答複得很自然，她說：“我也受了不少痛苦，如果是地下黨，我早就把組織交出來了，我確實不是地下黨，說我是地下黨的人，是騙你們害我的，希望你們再不受那個人的騙了。”竹筷子又夾在江烈士手上，江烈士雙眼現出無比憤恨的神情，說：“你們是這樣的橫蠻，總以為刑具可以改變真相，可那是改變不了的，還是收起來吧，如果我是地下黨，也不等到今天，早決來了，老實告訴你們，這樣做是枉費心機的，永遠也不會達到你們的目的，我不是地下黨，死，我也不能說我是地下黨的……
江竹筠的堅貞不屈精神，一掃因組織遭到大破壞而給當時的渣滓洞監獄帶來的沉悶氣氛，激勵了整個渣滓洞內關押的難友們，他們因此親切地稱她為“江姐”。
敵人對江竹筠的用刑惡毒，每每她被特務們從審訊室拖回囚室後，獄中同誌們都會為她的英雄行為感到驕傲。女牢房的同誌們見她們的江姐受傷的手指流著血，一個個一邊哽咽欲泣，一邊忙著將獄中能夠弄到的一點兒冷鹽開水、紅藥和布條，給她的傷口進行了簡易的消毒和包紮。男獄室的同誌們有的寫慰問信，有的收集慰問品。雖都是些最菲薄的禮物，但卻包含著難友們金子般的情意。那些用自製筆墨或竹簽子、紅藥水寫在草紙上的簡短贈言，都發自素不相識的同誌們的肺腑……
清晨，男牢的一位同誌對著女囚室大聲朗誦起讚美江竹筠的詩來：
熱鐵烙在胸脯上，
竹簽子釘進每一根指尖，
用涼水來灌鼻孔，
用電流通過全身，
人和意誌呀！
在地獄的毒火裏熬煉，
像金子一般的亮，
像金子一般的堅。
……
可以使皮肉燒焦，
可以使筋骨折斷，
鐵的棍子，木的杠子，
撬不開緊咬著的嘴唇，
——那是千百萬個戰士的安全線啊！
用刺刀來切剖胸腹吧，
挖得出的——
是一顆又熱又紅的心肝！……
更有“戰士詩人”之稱的何雪鬆的**詩篇，讓整個監獄都在傳頌這樣的一位丹娘式的“江姐”——
你是蘇菲亞的靈魂，
你是丹娘的化身，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華革命兒女的典型
“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屈楚代表樓下一室寫給江姐：
忍耐和毅力將換得真正的自由，
準備著死也準備著勝利。
……
每次毒刑給你的傷痛
像皮鞭抽打著我們的心！
你，我們的丹娘，
你並不孤獨。
戰友的激勵和鼓舞，給了江竹筠極大力量。作為一名革命者，江竹筠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然而作為一位母親，她依然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兒子彭雲。她常常在最痛苦的時候對難友們念叨著她的雲兒：“我真想雲兒呀！不知道他長得啷個樣，不知道竹安和幺姐他們是不是嬌養他……你們說，兩歲的他還記得他爸嗎？”
作為妻子，她更思念英勇犧牲的丈夫彭詠梧。1949年1月16日，是彭詠梧犧牲周年忌日。江竹筠暗暗地記著這個悲痛的日子。前一天晚上，她躺在**，暗自垂淚。她不想讓姐妹們知道，難友們在獄中的日子已經夠苦了，特別是坐牢八個月的李文祥叛變，獄中的氣氛已經夠沉重了。細心的李青林還是發現了，她走到江竹筠麵前，關切地問道：“江姐，怎麽了？”
論年齡，李青林要比江姐大七歲，但獄中的同誌們都稱江竹筠為“江姐”，以示對她的尊敬，李青林自然也這樣稱呼她。
江竹筠搖搖頭，掩飾內心的痛苦地說:“沒，沒事……”
“不，你有心事！”李青林關心地問,“是不是你又想著老彭，想著雲兒？”
“大姐，老彭犧牲一年了，我好想雲兒，好想他們。”江竹筠一把摟住李青林，熱淚滾滾，止不住輕輕抽泣。
李青林連忙安慰道:“你的心情我理解。對於犧牲的同誌，我們也痛心，也都懷念他們。但是現在環境十分惡劣，我們不能過於悲傷，我們必須好好地活著，活下來就是對他們最好的懷念。”
麵對李青林大姐的關心，江竹筠既感欣慰，又覺過意不去，她趕緊說道:“大姐，我知道，我沒事。隻是想他們，控製不住，你睡吧，對不起，我吵醒大家了。”
第二天，江竹筠早早起了床，紮了朵小白花，默默戴在頭上。沒想到，男牢中彭詠梧的戰友楊虞裳、唐虛穀、陳作儀、劉德彬等同樣牢記著這個日子，他們發起全獄難友在這一天停止唱歌，紀念彭詠梧烈士。他們還趁放風的時候，將寫好的慰問信揉成一團，悄悄地扔進女牢：
敬愛的江姐：
詠梧同誌犧牲整整一年了，人民勝利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這裏麵有彭詠梧的鮮血，我們將永遠不忘。一定化悲痛為力量。祝健康，盼節哀。
值此彭詠梧犧牲周年之際，我們表示深切的慰問江姐，你和彭詠梧永遠是我們的榜樣！
還有一間牢房的同誌集體寫來的慰問信：
親愛的江姐：
一個多月來的嚴刑拷問，並沒有能使你屈服。
我們深深知道，一切毒刑隻有對那些懦夫和軟弱的人,才會有效；對於一個真正的員，它是不會起任何作用的。
一封封熱情洋溢的信，猶如冬天裏燃起的一團團的火，溫暖著江姐的心。她捧讀著這些信，眼中情不自禁地湧出晶瑩的淚，這不是悲傷，這是幸福的湧泉。“我真感謝同誌們的愛護。同誌，你幫我給大家寫封回信吧！”江竹筠深情地對身邊的女難友們說。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驗！”“竹簽子是竹做的，但是員的意誌是鋼的！”——這是難友們記下的江竹筠在監獄裏給同誌們的回複。
1949年8月，經過營救，同獄的年輕女難友曾紫霞因保獲釋。
出獄的頭天晚上，江姐和難友們對小曾出獄後要注意的事項進行了詳細的交代。最後，曾紫霞問她:“江姐，你自己，有沒有什麽事情要讓我辦？”
江竹筠想了許久才說:“你給我帶一封信，給我的親戚譚竹安。”
江竹筠凝神地望著，目光似乎洞穿了牢房的牆壁，投向很遠很遠的地方，近乎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我有什麽不測，這封信也算是我的遺書吧！”
江竹筠取出一支竹簽子削成了筆。曾紫霞燒了一小團棉花，在灰上加了點水，調成墨汁。江竹筠握筆想了想，蘸蘸墨汁，俯身疾書——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況，我感到非常難受。兩個孩子給你的負擔的確是太重了，尤其是現在的物價情況下，以你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麽樣子。我除了傷心而外，就隻有恨了……我想你決不會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難的日子快完了，除了這希望的日子快點到來而外，我什麽都不能兌現，安弟，的確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勝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獄日起(去年六月被捕)，我就下了兩年坐牢的決心，現在時局變化的情況，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蔣王八的來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如何頑固，現在戰事已近川邊，這是事實，重慶再強也不能和平、津、穗相比，因此大方地給它三四月的活命就會完蛋的，我們在牢裏也不白坐，我們一直是不斷地在學習。希望我倆見麵時你更有驚人的進步，這點我們當然及不上外麵的朋友。
話又得說回來，我們到底還是虎口裏的人，生死未定，萬一他作破壞到底的孤注一擲，一個炸彈兩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這種可能性我們估計的確很少，但是並不等於沒有，假如不幸的話，雲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誌，為事業奮鬥到底。孩子們決不要嬌養，粗服淡飯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慶？若在，雲兒可以不必送托兒所，可節省一筆費用，你以為如何？就這樣吧，願我們早日見麵,握別,願你們都健康！
來人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談。
竹姐八、廿七
曾紫霞一出獄，立即把信交給了譚竹安。譚竹安流著眼淚看完了來信，他立即找到幺姐譚正倫，把江姐的情況告訴了她。善良而深明大義的譚正倫，此時不僅已經理解了丈夫彭詠梧和江竹筠結合這件曾令她痛苦莫名的事，同時又十分敬佩江姐和彭詠梧出生入死的精神。她表示一定要精心地照顧彭雲。之後譚正倫確實也做到了，為了保證江姐兒子彭雲的安全，她東躲西藏，吃盡了苦頭。
好心的譚正倫，為了讓獄中的江竹筠放心，她特意同弟弟譚竹安一起，帶著彭雲到照相館拍了一張相片，並托曾紫霞設法帶給獄中的江姐。
收到雲兒照片的江竹筠，欣喜萬分。她長久地親吻著雲兒的照片，然後將它放在胸前，那股甜蜜勁深深地感染了整個監獄的難友們，女囚室的同誌們爭著與江竹筠一起分享這份來之不易的甜蜜……
1949年11月14日，一群武裝特務出現在女牢門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趕快收拾行李，馬上轉移。”
江竹筠知道這是她和同誌們離別的時候到了。她毫無畏懼之感，先是把自己在獄中默寫下來的《新民主主義論》交給了同牢難友黃玉清，說:“這是我們默寫出來的文件，收好了，你們接著學吧。”然後脫下囚衣，換上自己的陰丹士林布旗袍，外麵罩著一件紅色毛衣。她把雲兒的照片拿出來，輕輕地親吻了一下，放在貼胸口的地方。
“同誌們，再見了！”江竹筠鎮靜自若地與難友們揮手告別，像重新踏上新的戰鬥征程。
這一天傍晚，江竹筠和李青林等二十幾位員，被敵人秘密殺害。麵對敵人從背後掃射來的子彈，她使出最後的力量高呼著：“中國萬歲——！”
關於江竹筠，因為《紅岩》的原因，她成為小說中的“江姐”，成為全中國人民人人都熟悉的女英雄。“江姐”的精神和傳奇故事，深深地植根在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心中。在這裏，作為紀實作品，筆者還想告訴讀者們有關真實“江姐”的兩件事：一是她在獄中的情況，以前文學作品裏都有一個情節：特務們用竹簽釘她十指的毒刑，其實這是沒有的，用筷子夾她十指確有其事。在監獄裏，敵人將江竹筠是作為重犯，所以對她平時使用腳鐐。而江竹筠的腳特別小，小到竟然能從腳鐐的鐵圈裏抽脫出來。女囚室的難友們當時發現這一秘密後無不興高采烈，於是她們為了保護江竹筠，每天大部分時間讓她躺在**，用被子蓋住她的雙腳，不讓外人看到她從腳鐐裏脫出雙腳的“秘密”，隻有在敵人審訊和放風的時候，大家用特殊的辦法為江竹筠掩蔽著悄悄將腳鐐套上。這個“秘密”是後來獲保釋的劉國鋕的未婚妻曾紫霞披露的。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說：“江竹筠的腳小得出奇，在角度恰當時，她的腳可以從上了鎖的腳鐐脫出來！女犯們幾乎驚叫起來。從此以後，江竹筠在未取腳鐐之前，除大小便外，幾乎整天都用被子蓋在身上坐著，或躺在**。有的女犯也不知道她在**時根本沒有戴上腳鐐，隻要有特務喊女牢的人出去或進女牢時，自有女犯早已機靈地把江竹筠的腳放入了腳鐐，沒想到這件當初隻對敵特保密的事幾十年來竟無人知曉……”另一件事是：她的兒子彭雲，後來一直由其養母譚正倫撫養。長大後的彭雲，繼承了父母的革命遺誌，成為一個優秀的革命接班人。彭雲在少年時代，就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發文章說：“我的媽媽和許許多多的革命烈士犧牲了。他們忍受種種磨難，堅貞不屈地鬥爭到最後一口氣，為的是全中國的解放，為的是下一代的幸福，正像一首囚歌唱的：‘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願把這牢底坐穿！’烈士們生前想到要‘破壞一個舊中國，建設一個新中國，要把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幸福的新中國。’烈士們犧牲了，他們的理想要我們來實現，他們留下的擔子要我們來擔。我現在在叔叔、阿姨們的關懷和照顧下，生活得很愉快、幸福。可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幸福生活，是無數先烈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媽媽在從獄中捎出來的遺書中說過，要我從小艱苦錘煉，粗茶淡飯，沿著父母的足跡前進，以建設新中國為誌，將來成為革命的接班人。我決不能辜負媽媽和許多革命前輩的期望，要以他們對待工作的高度責任心對待學習和社會工作，像他們對待敵人的嚴刑一樣地對待困難，紀念他們，學習他們，做一個像他們一樣堅定勇敢的戰士。”1981年，學習成績優秀的彭雲，以優異成績，被美國一所著名大學錄取為研究生，如今已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學家。九泉之下的烈士江竹筠和彭詠梧，一定會為他們的兒子感到欣慰。
關於一個更加傳奇的“美女間諜”
如果她還活著，今年正好90歲。她的出生年也是中國成立的那一年：1921年。90歲的女人，肯定是非常老了，但她是在66年前犧牲的，那時她才24歲，花一樣嬌豔的年齡，加上她天生麗質，所以她活在那些熟悉她的戰友與同誌心目中，永遠是那樣的年輕、漂亮和美麗。
她在“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裏的名字叫張露萍。其實她的名字有好幾個：餘家英、餘碩卿、餘慧琳、黎琳、張露萍等。就因為她的名字太多，從事的又是秘密的地下工作，又一直與組織是單線聯係，故而在她被敵人殘殺後的幾十年裏竟然誰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誰？她是不是員？到了1982年——在烈士犧牲37年後，四川省委的複查組經過一年多時間，跑了14個省、市、自治區和19個部委，找了100多位當事人和相關人員，最後由時任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元帥出麵證明，才算把這位無名女英雄的身份正式弄清楚。“我想得起了，張露萍在延安時叫黎琳，外號叫‘幹一場’！”這是葉帥在聽取一位解放前在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同誌報告了四川省委複查組在對當年發生在重慶的“軍統電台特支案”複查時，十分激動地回憶起張露萍時說的話。
後來葉帥又專門向專程從成都趕到北京的複查組的同誌詳細介紹了情況：40年代初，我黨兩名同誌打入了蔣介石的特務頭子戴笠內部，後來暴露了。一天，有一個叫馮傳慶的人找到周公館，我們決定送他去延安。我送給他一件皮大衣。並且派人把他送到江邊。但他來的時候已被特務盯上了，後來被戴笠的人捕去了。馮傳慶的案件主要與張露萍有關，她是當年由黨在重慶的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曾希聖同誌親自派去在敵人心髒建立的“電台特支”負責人。
張露萍的故事迷離複雜，從她犧牲的1945年到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裏，這位有“美女間諜”之稱的女員，犧牲後卻一直不被有關組織部門所認可，一般公眾就更不可能對這樣的英雄有所了解了。但即使這樣，從解放初一直到張露萍烈士被正式確認之前的幾十年裏，每年清明時節的紛紛細雨中，有一位老人總要到一個無名烈士墓前去祭掃，這個老人就是小說《紅岩》裏的“瘋老頭”原型人物韓子棟，老人後來當了貴州省政協副主席。他在敵人的白公館監獄和貴州息烽監獄都呆過，他了解和熟悉張露萍等烈士的情況，所以他堅信她和那六位與她一起被敵人槍殺的年輕人都是優秀的員和真正的革命烈士。他曾如此深情地說：“我對這些一起戰鬥過的同誌有著深厚感情。我忘不了他們……”
確實，凡是看過一次張露萍等人的英勇事跡，我相信都是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張露萍等人的故事本身具有典型的“諜戰”故事，其驚險複雜、曲折迷離的故事，遠比《暗算》、《潛伏》等電視劇要精彩和生動。國民黨時代的大特務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一書中，談到張露萍打入軍統一案時，曾說：“蔣介石為這事把戴笠罵得狗血噴頭，戴笠差點被撤職查辦。”這是戴笠“一生的奇恥大辱”。
這也難怪，當時國民黨最核心和重要的軍統電訊總台竟然都是由一群年輕的地下人掌握著，並不時地將重要的情報源源不斷地發往延安總部，蔣介石能不怒發衝冠嗎？
所有這一切皆與一位年輕美麗的女“間諜”有關。張露萍的故事的精彩與傳奇也在於此。
上世紀40年代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總部的電訊總台，設在當時的山城重慶最高點——浮圖關下遺愛祠。這裏的一座小樓時刻戒備森嚴，窗簾緊閉，若明若暗的燈光晝夜不息，來往人員總是行色匆匆……顯示了這裏的每一個細微風聲都充滿了神秘和要緊。
1940年的一天，這裏像挨了一顆重磅炸彈一樣，幾乎癱瘓，停止收發報，更換密碼，武裝特務封鎖了進出口，將所有人員挨個查問。原來這裏發現了一個的“紅色電台”。那一刻特務總頭目戴笠，差點把嘴都氣歪了！
你想，從電訊總台領班、報務副主任馮傳慶，到電訊員張蔚林、王席珍、趙力耕、楊洮、陳國柱這些電台的骨幹，竟然都是地下黨員。蔣介石和戴笠的麵子何處放？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秘密還何在？延安的能不贏才怪！
出事的那一天，蔣介石把茶杯都摔在地上，指著戴笠的鼻子，罵道：“娘希匹，我斃了你！你平時口口聲聲說軍統組織如何如何的嚴密！實際上是人家早鑽進了你的心髒，你還糊裏糊塗不知道。馬上查！否則……”戴笠從來不曾這麽丟過麵子，他下令立刻把電台總台台長抓起來。軍統的一位所長叫毛烈，不知何故，給員、電訊員張蔚林寫了一封信，戴笠不聽任何申辯，拔槍就把他槍斃了。
抓到“紅色電台”的“犯人”之後，戴笠親自率領軍統局督察室主任、秘書、司法科長和軍統特別行動處幾位處長等人趕到看守所。他一看幾張熟悉的“男犯”臉，不由分說，上前就各打了一記耳光，可這些被打耳光的年輕人竟然對這位昔日的“大老板”根本不放在眼裏，還在嘲笑他、罵他。再看看唯一的一位女****——他媽的，還這麽年輕漂亮！
“美人計！的美人計！”戴笠一看就明白了。於是他把所有的火氣撒在了這個年輕的女人身上：“說，是誰派你來的？”這對戴笠來說太重要了，如果“犯人”承認是周公館——、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那裏派來的，好，那就是有意破壞“國共合作”！但戴笠什麽都沒有獲得。那年輕漂亮的女員竟然隻承認自己叫餘慧琳，是當時一位名豪的私生女，與電台的張蔚林是戀愛關係，並經張介紹才認識馮傳慶副台長的，所以常到遺愛祠來玩的。
“你別以為我戴笠、我軍統都是吃閑飯的。你的身份我們已經清楚，也知道你是從延安那邊過來的。說，延安派你回來，任務是什麽？”這是第三天、第三次審訊時戴笠的問話。
“你既然知道了還問我什麽？”年輕女員不屑一顧的樣兒，讓戴笠更氣不打一處出。
“你以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揮手：“上刑！”
特務們立即七手八腳地上前將年輕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劈啪劈啪”猛抽……
“現在可以開口了吧！說，延安派你到這兒，是不是周公館又派你到這兒來勾引我們幾個蠢蛋的？”
“還是上次說的幾句話：我是從延安回來的，因為過不慣延安的生活才逃回來的，沒有哪個給我任務。”
“那麽你啥時參加的？”
“我想都沒想過要參加。”
戴笠的嘴再次氣歪了。“打！”
“繼續打！”
“繼續再打！”
但最後還是什麽都沒有招。“統統死刑！”戴笠咬著牙作出這樣的決定，同時也為了拉回麵子而期待有一日“感化”這些讓他丟盡臉的員。這樣，“紅色電台案”的7個人全被押進監獄……
六男一女，個個年輕青春。盡管都已遍體傷痕，但他們則以勝利者的姿態，在幸福和光榮地笑著，笑他們戰勝了酷刑與無數次審訊，笑敵人無可奈何，笑他們自己是光榮而堅強的員。
笑得最美麗的自然是最年輕和漂亮的張露萍。那一年她才19歲。是這群讓蔣介石差點把戴笠這樣的“忠臣”都要革職的年輕員中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最小的一位員。她感到自豪，感到對得起她的組織——親愛的中國。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的進步青年中什麽樣的人生道路最值得驕傲？恐怕就是奔赴延安、參加中國的隊伍這條革命道路。因此一曲“黃河之濱”總會讓無數愛國的熱血青年感到無比的力量。她張露萍自然就是這批青年人中的佼佼者。
河裏水黃又黃，
東洋鬼子太猖狂，
今天燒了王家莊，
明天又燒了張莊，
逼著青年當炮灰，
逼著老人運軍糧；
青年打死丟山坑，
老年運糧死路旁；
這樣活著有啥用，
拿起刀槍幹一場，
拿起刀槍幹一場——
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革命中心——延安非常流行的一首抗日革命歌曲。延安抗大中的一位女學員特別喜歡唱它，並在每次學校拉歌時，她總是特別有勁頭拿出這首歌來指揮她的戰友們跟人家比賽。她指揮這首歌時異常投入，而且總能取得勝利，因此她一出場指揮，大家就笑著喊起“幹一場”“來一個”！“來一個”“幹一場”！
“幹一場”，漸漸成了她的“外號”，連中央首長們都笑著喊她是“幹一場”。張露萍那個時候她的名字叫黎琳，被人呼作“幹一場”的就是她。
張露萍投奔延安之前是成都建國中學女子班的學生。她是四川崇慶縣人，父親餘澤安是位老實忠厚的私熟先生。那時她的名字叫餘家英，她的大姐餘碩彥嫁給了四川地方軍暫編一師師長餘安民，大姐為了兩個妹妹的前途，就把她們帶到了成都，因為姐夫餘安民是位心腸很花又很惡的小軍閥，所以在餘家英的小小心靈裏很恨她當時居住的“餘家公館”。1935年秋，十四五歲的她考上了成都建國中學女子班，並改名叫餘碩卿。在這個女子班上，有位瘦瘦的姑娘，叫車崇英，是當時四川省委軍委車耀先的女兒。張露萍與車崇英的座位挨著，張露萍（餘碩卿）天性活潑，愛唱愛跳，人又長得漂亮，自然得到同學們的異常關注，車崇英對她當然也很關注，後來慢慢地將其引到了革命道路。解放後，作為好同學的車崇英曾經有過對這一時期的張露萍回憶：“我和張露萍都是成都建國中學的學生。1935年秋，張露萍（原名餘碩卿）也考進這個學校，我們同在初女五班。她聰明、剛毅、天真、活潑，愛唱歌，喜歡打乒乓。我們常常談論人生的向往，講婦女的社會責任。由於我們誌趣相投，情同手足。後來，同我坐在一起的周玉斌、楊夢萍，也常常在一起擺談，特別是東北三省失守、平津淪陷，‘一二九’***的迅猛發展，成都的抗日氣氛越來越濃，我們唱起了流行的抗日歌曲，又到校外參加救亡團體的活動。這樣，我們四人便結拜成姐妹：周玉斌年長，是大姐；露萍其次；夢萍行三，我最小，行四。1936年秋，北大學生韓天石到四川搞***，發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我們姐妹四人平時就受我父親的革命熏陶，懂得隻有反帝反封建，才能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因此，韓天石在成都組織秘密報告會時，我們四人都去參加了。記得那一天的天氣特別好，秋風拂麵，氣候宜人，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動。那一天作報告的還有從根據地來的肖玲大姐，她向我們講了革命形勢，革命的任務。也就在這一天，我被批準參加了‘民先隊’；後來，我又介紹玉斌、露萍、夢萍加入了‘民先隊’，從此，我們不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誌了。‘七七’事變，我父親車耀先主辦了《大生》周刊。這時抗日烽火彌漫全川，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投降的陰謀已經暴露，父親便在周刊上連續發表文章，揭露國民黨破壞團結，製造摩擦，槍口對內，以達到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目的。父親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大聲疾呼，並組織成立了統一戰線，同國民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姐妹四人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盡我們的赤子心，度過了多少難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願望，並要求我向父親轉達她們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親的幫助。我非常讚同，隻是由於我幼年時右腿殘廢，不能同行。後來，由我父親通過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把露萍、玉斌，還有同班同學李隆蔚、劉蘋非等四人順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說，革命家車耀先是張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為他的原因，張露萍和車崇英、周玉斌、楊夢萍成了誌同道合的四姐妹。在離開成都之前，她們四人手握車耀先辦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張照片，在那張相片後麵，張露萍寫下了如下詩句：
“真理”織成了她們的心幕，
“親愛”時刻從心弦彈出
勝利更是充滿了她們的內心，
微笑代替了她們的一切情緒。
這些禮物是誰送的呢？
是誰？就是手握著的它，
可愛而可敬的《大生》嗬！
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的張露萍已是個誌向明確、熱血沸騰的進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當時的全部理想。
在張露萍與幾個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幾位重慶高工學的男生與他們同搭一輛車到延安參加革命。一路上他們遇到了國民黨反動軍官的追蹤與督察的驚險經曆。當年與張露萍一路同行的重慶高工學的男生之一、後任江津白沙川南工業管理學校領導幹部的胡代華，在1983年10月3日回憶了與張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們重慶高工校的幾名青年學生決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門汽車站。重慶學生的裝束一眼就能認得出來，都是穿著盧作孚公司出的那種三峽牌苧麻布做的學生裝。這時汽車站來來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準備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個人，其中一個女的穿的服裝很樸素，她就是張露萍，當時的名字叫餘碩卿。這學生齊耳的短發，十六七歲，大方端正，紅紅的蘋果臉。她主動招呼我，說她是成都建國中學的，我看樣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頭，別人叫她“姐姐”、“三姐”什麽的。我就把我們三個高工校的同學介紹與她認識了。開始都沒有談到去延安這個話題，後來大家熟悉了，一談，原來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聲說：以後互相關照。之後我們一起坐上一部從成都至寶雞的客車。
汽車直開寶雞，車上一位川大的教師，看樣子四十歲上下，河南新鄉人，姓什麽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們就主動與他交談，他說他喜歡我們年輕人。車到第一站廣元後，我們住在一個旅館，那個川大的教師告訴我們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們注意安全。第二天，車換成了敞篷車，沒有座位，我們也不好多問，司機還是原來兩個人。車到川陝交界，叫作朝天驛的地方，是個路口，一個小鎮，來了幾個國民黨的兵，不買票強行乘車，也不和誰打招呼就坐進駕駛室。我們趕快叫餘碩卿等幾位女同學坐到車角去，我們幾個男同學圍坐在她們的外麵。可那幾個國民黨兵卻故意從女同學的身邊踩過去，還說下流話，大家隻好忍受著，不理他們，車行一小時後，這些兵下車去了，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這時天已下起小雪來，就隻能在一個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來一看，漫天大雪，司機說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說，我們隻好多呆了一天。沒事幹，大家坐在一起就開始擺龍門陣。我們的一位男同學就請“三姐”餘碩卿說說成都的事，餘就介紹說：這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動很熱烈，街上演劇、唱歌、跳舞，各學校都辦了壁報，車耀先辦了個叫《大聲》的刊物，這半年來，她說她因為一直看這個刊物，所以學到了很多知識，看清楚了國民黨的無能，她越說越氣憤。接著我介紹說：我們重慶救亡運動有個《新蜀報》編輯叫漆魯魚，有40多歲，帶個眼鏡，是從新四軍部隊中受傷回到重慶的，地下黨是他先搞起來的，他寫社論，組織我們搞讀書活動。“西安事變”後，重慶的救亡活動就搞起來了。這時，大家又談起“西安事變”。餘碩卿說：“西安事變”的內部情況不清楚，但是和國民黨打了十多年，抓住蔣介石不殺，這是個了不起的事情。看上去餘碩卿十分佩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於是大家又談到範長江的通訊。餘碩卿說，她早聽車耀先說過，還說對抗日救亡都有著作論述，抗日救亡是提出來的。看起來她的消息比我們靈通，道理比我們懂得多，後來才知道她經常與車耀先等地下黨領導人接觸，受他們的引導和教育。談到“盧溝橋事變”，談到蔣介石不抗日，大家越說越氣憤，餘碩卿說：蔣介石就是賣國賊，他把東北三省賣了，現在華北四省又危急，我們到延安，就是為了抗日。她的抗日**和對延安的向往，深深地感染了我們，所以我們相互之間也變得親切與親近了。
次日天晴了，車開前來了一位國民黨軍官，大搖大擺的坐上駕駛室，對我們好像不放心，大家感到緊張起來，不敢再提到去延安的事，隻說到西安考學校。第二站等汽車發動時又來了一個軍官，比昨天那個年輕些，穿著整齊。這兩個軍官在一邊嘀咕一邊朝我們看，後來前一天來的那個軍官下車了，看來他們是在輪換監視我們。
車到第四站是鳳縣。我們在叫做雙石鋪的地方找旅館住下了，偏偏那個國民黨軍官就住我們隔壁，大家不敢多說話，吃了飯就睡覺。
到了寶雞後，餘碩卿悄悄對我們說，要找個便宜點的旅館住，這樣好甩掉那個軍官。他果然不來住，但此人很狡猾，很快又把我們找到了，並很凶地對餘碩卿說，小姐為什麽要找這麽個很髒的地方住下呢？餘碩卿說，我們都是窮學生，沒錢住好的。那軍官似乎信了，就走了。我們以為這樣就擺脫了那個盯稍，結果第二天乘寶雞到西安的火車時，發現那家夥也在我們身邊坐著。這時，那個軍官向我們攤牌了，他說我也讚成國共合作，有意想套我們的話。餘碩卿很聰明，忙給我們遞眼色，於是大家都不理他。後來那軍官死纏著要問我們到底幹什麽去？我們隻好對他說是到西安考學校，他連忙說好、好，並說我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漢口辦了個複光大學，我可以介紹你們去。他自己吹自己是校官推薦的，可以介紹去。但我們不敢隨便理他。到西安已是半夜了，又住在一個小旅館裏。那軍官仍跟著我們。餘碩卿就悄悄對我們說，我來應付他，你們幾個男同學拿介紹信先到八路軍辦事處去聯係。於是我們陸續擺脫了那軍官的糾纏，後來機智的餘碩卿也來到了八路軍辦事處。接待人員對我們很熱情，表示歡迎我們去延安，但提出要考試。結果是個別口試，題目是共同的：延安很苦，吃小米，風沙大，你們去怕不怕。我聽餘碩卿搶先勇敢地回答道：我不怕苦！要革命連命都舍出來了，還怕啥苦？我們都這樣回答，結果全被收了……
在這個時候，張露萍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黎琳”，這一次改名是她出自對革命的追求和告別舊世界的她的一種境界的提升：琳，美玉，女性；黎，黎明，朝霞。一個追求革命理想的美麗女性。
到延安後的張露萍，就像一隻飛出牢籠的自由鳥，她興奮，歡樂，充滿著幸福感。雖然那裏條件艱苦，但張露萍依然整天生活在快樂之中。有時也會耍點小脾氣，尤其是來自天府之國的她吃不慣小米和窩窩頭時，她像所有愛撒嬌的小女孩一樣，會在朋友之間發發牢騷。她曾寫信給革命的恩師車耀先，說：“我多想吃成都的花米糖啊！”車耀先熱情地回信教育她：“思想改造是長期的。青年必須通過艱苦的磨練，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戰士。”後來她進了抗大，直接接受了、朱德、周恩來等無產階級革命革命家們的教育。張露萍的學習成績很好，她聰明機靈，又愛唱愛動，長得又漂亮，所以很受大家的喜愛。每次學校和延安有什麽大活動時，經常有她出麵指揮唱歌。抗大畢業後，她被分配到***通訊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在這裏她加入了中國。1939年，經組織批準，張露萍和同時到達延安的革命青年陳寶琦結了婚。新婚不久，突然有一天她對新婚丈夫說：“寶琦，領導要派我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領導？哪位領導？”丈夫寶琦以為年輕妻子跟他開玩笑。“是……是陳雲同誌。”張露萍不想瞞著自己的丈夫，雖然她接受的是一項特殊任務：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間諜任務。“陳雲同誌？那……那一定是特別重要的任務。”陳寶琦馬上明白，正是因為明白年輕妻子要去接受這樣重要的任務，所以他有些擔心道：“你一個人去？還是我們兩個一起去？”張露萍摟著丈夫的脖子，溫柔而又不舍地：“是叫我一個人去，因為任務很特殊，我們兩個一起去反而會不好的……”寶琦明白了，說：“可我很擔心，你還不到20歲的四川娃兒。”張露萍立即小嘴一撅，說：“哼，小瞧我！”寶琦笑著用手指頂著嬌妻的鼻子，說：“看你這樣，不還是娃兒嘛！”說著，將她緊緊地摟在懷裏……
“等著我，等勝利了，我就回來。”第二天，延安兵站上，張露萍對自己的丈夫留下這句話後，便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這一幕，對她的丈夫來說，是記憶中他們夫妻倆的最後一次定格。幾十年後，張露萍的丈夫回憶起那一幕，仍是深情難忘:“當時天氣很冷，但張露萍的心卻熱乎乎的，充滿了戰士出征前的豪情。我們互相鼓勵，別後雖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於黨，奮發地為人民工作。依依不舍之情，至今難忘！”
從這一天開始，曾經名揚一時的“幹一場”，再也沒有在延安出現過。不過，幾天後的成都街頭，則多了一位異常洋氣和美麗的年輕女郎。她就是張露萍。
與成都的女友楊夢萍分手後，張露萍在組織的安排下，很快抵達了山城重慶。這裏是國民黨政府的陪都，此地到處都是特務和警察。這一天，一輛從成都方向來的汽車，滿載乘客駛進車站。車子剛停穩，稽查處檢查哨的幾個特務便捷步過去，挨個盤查下車旅客。一位頭戴法蘭絨小帽、露出披肩的長發、身穿淺咖啡色薄呢連衣裙、腳蹬棕色小皮靴、手提著精致小羊皮箱的時髦女郎出現在特務麵前。她那目中無人的傲氣，竟然讓一向狗仗人勢的小特務們看傻了，呆呆地接過她遞來的證件，一定神，才發現那位傲氣淩人的小姐早已出站了。
這就是由延安來到重慶執行特別任務的張露萍。此時的她，邁著不緊不慢的步子，走在乞丐遍街、滿目瘡痍的“陪都”大街上，似乎在閑情中觀景，又似乎在借著觀景在等什麽人……突然，她趁旁人不注意的那一瞬間，迅速轉過身子，抬起那雙驕傲的眼睛，確定身後沒有“尾巴”時，立即一改懶散的樣兒，猛地加快腳步，一拐彎就進了中央南方局辦事處——曾家岩50號周公館。
這個性急的姑娘還沒坐下就嚷嚷“要工作”、“給任務”。“小同誌，你一路辛苦了。好好休息幾天，任務和工作嘛，肯定少不了你。”此時，在周公館主持南方局工作的是葉劍英，他見這位年輕而漂亮的女同誌這麽性急，便安慰道：“重慶是個好地方，有得玩，有得吃，你先適應幾天，再談工作和任務如何？”“那好吧，我服從首長命令。”張露萍小嘴一撅，生氣時仍然那麽惹人喜愛。
“這個小鬼！”葉劍英望著離去的張露萍的身影，笑著對曾希聖、雷英夫說。
之後的日子，張露萍正是過著十分閑散的生活，每天逛街、觀景，並把重慶幾大“名吃”嚐了個遍。而她並不知道，這些日子裏，周公館發生了一件讓葉劍英等領導都有些意外的事——
一日黃昏，突然有位年輕人趁著黑暗，偷偷潛入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
“同誌，我要找你們的負責人。”
周公館是八路軍和南方局辦事處的駐地，外麵到處是國民黨特務分子。這裏的一舉一動，都會讓敵我雙方異常敏感。值班的警衛人員見這位瘦高個兒、白淨臉的文弱書生突然闖入，不免幾分警惕道：“你認識誰嗎？”
那年輕人搖搖頭。“可我有急事呀！”他緊張而急促地說道。
“那你跟我進來吧。”警衛人員帶他進了屋。“我要見你們的最高領導，”他堅持說。
這時，樓上的葉劍英和曾希聖等同誌正在商量要事，他們一聽值班人員介紹說有位不明身份的青年來了，葉劍英和曾希聖用眼睛對視了一下，說：“你先去看看。”
曾希聖下樓。見了這位青年問：“請問，你是……”
“我姓張。”年輕人顯得特別興奮，因為他一看出現在麵前的是一位“領導”。接著他扶了扶金黃色絲眼鏡，道：“我叫張蔚林，在戴笠軍統總部幹電訊工作。”
戴笠手下的軍統總部幹電訊工作？這不是敵人心髒的人物嗎？曾希聖一聽內心強烈一震。他強忍震動地靜心聽著小夥子繼續講：“我是來找黨的。我在上海加入過，後來關係斷了，我希望能夠繼續為黨工作，並且恢複我的組織關係……”
竟然會有這樣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聖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慶這個抗戰大後方，什麽事都有可能發生，要隨時警惕。這也是中央和周恩來副主席一向強調的原則。他感到眼前這個年輕人太特別了。
“我恨透了國民黨對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離開這個特務狼窩！請讓我到延安去吧！”年輕人很慷慨激昂地說著。
曾希聖畢竟是位老革命者，麵對這類事，他開始冷靜起來，並帶著笑容對小夥子說：“你的愛國熱情很好。不過，關於你的黨籍問題，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還要調查研究。不管怎樣，我們歡迎你為人民、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輕人很感動地點頭。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樣，那麽你應該知道，你這樣一走在敵人方麵會很快察覺出來，這樣對你和對你追求的目標都可能是件考慮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議如果你那邊還沒有發覺你的行動的話，是否應該先回去，然後，我們經過調查和研究再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聖說。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輕人更是連連點頭。“好，我馬上回去，他們沒有發現我到這裏……”年輕人再次扶了扶眼鏡，很感激也很興奮地與曾希聖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館，隨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這件事在周公館引起了一陣小小**，不過很快又平靜了，因為像類似的事，周公館常有，在敵人的眼皮底下，什麽怪事都有可能發生。“警惕，再警惕！”這也是周恩來經常教育大家的話。
然而意外的是，過了幾天，那個張蔚林不僅又悄悄地來到了周公館，而且還帶了一位年紀比他稍大一點的另一人。他給曾希聖介紹，說這位高個子是他的同事，叫馮傳慶，同在戴笠的軍統總部搞電訊。兩人的要求一樣：想到延安去，跟蔣介石對著幹！
這事有點玄乎！葉劍英聽取曾希聖匯報後說，對這兩個年輕人要進行教育和考察，視教育和考察之後的情況再定。
曾希聖按照葉劍英同誌的指示，對張、馮二人進行了認真的談話，建議他們先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工作，為人民解放事業作貢獻。
張、馮二人後來確實積極主動地把蔣介石方麵不少重要的情報送到了周公館，而且這些情報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價值。幹這樣的事肯定屬於要殺頭的，但張、馮仍在繼續幹著。
“他們過去是否是黨員我們弄不清楚，但表現比較進步，同情、支持，主動到曾家岩50號周公館來聯係，送情報，並多次要求承認他們是黨員，要求到延安去。經我們反複研究，同意發展張、馮為黨員，並由葉帥和曾希聖同誌為介紹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50號周公館樓下，我住的一間小屋內，葉帥、曾希聖同誌親自為張、馮舉行了入黨儀式……”曾與葉劍英和曾希聖等同誌一起處理張、馮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在解放後這樣回憶說。
這個看起來很離奇的故事，其實就是當時發生在重慶敵我雙方最高層的一件想編都難以編出的真事。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從戴笠手底下跑到的周公館來的幾位“毛小夥”吧：
張蔚林，一個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資料的年輕人，隻有在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檔案裏留下這樣的文字記載：
張蔚林(1916—1945)，江蘇無錫人，黨員，1916年10月，出生在無錫一個士紳家庭。在中學讀書時，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尤其喜愛進步的文藝作品。平時，他常常到一個進步的語文教師那裏去借書，然後在晚上偷偷地閱讀。在這位老師的熏陶下，他不但學到了文學知識，而且初步萌發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思想。不多久，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師突然失蹤了。後來他才知道，這位老師是黨員，被國民黨秘密逮捕後殺害了。這件事對張蔚林的觸動很大，他想，這位知識淵博，善良可親的人，怎麽會是“殺人放火”的赤色分子？從此，他對國民黨的****宣傳，就開始抱懷疑的態度。
1936年秋，張蔚林考入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這個學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長是後來成為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長的魏大銘。魏原是上海國際電台的國際報務科長，因私設電台、從事金融投機而被國民黨交通部開除。魏與戴笠是同鄉，在戴的介紹下參加了複興社，並被委派為三極無線電學校的校長。在三極無線電學校的學生中，魏大銘每期以動員到軍隊服務為名，蒙蔽、欺騙一些人去軍統工作。張蔚林在魏的欺騙下，被轉往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第八期受訓。半年後畢業，分配到軍統南京無線電總台(後遷重慶)擔任通訊工作。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領南京。軍統在撤離南京前，派張蔚林到皖南贛北一帶，在敵占區從事秘密電台的潛伏工作，任景德鎮分台台長。在此期間，他目睹了國民黨軍隊無能，不戰而退，大片國土淪陷在敵人鐵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燒殺搶掠，****婦女的累累罪行，激發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憤慨。而的軍隊，裝備雖然落後，卻能出奇製勝，消滅敵人，又使張蔚林由衷地佩服。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傾向於革命。1938年5月，他暗中串連趙力耕、楊洗等人和其他電台人員，聯名向軍統局拍發電報，要求增加工資，搞得上司們十分狼狽。於是，電台科長以張蔚林秘密串連、煽動鬧事為名，報請電訊處，請求批準給他嚴重處分。當時，電訊處長魏大銘是掛名的，實權掌握在副處長董益三手中。董曾擔任過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主任，張蔚林是他的得意門生。因此，董收到請求處分張蔚林的電報後，把它悄悄壓了下來，並借機把張蔚林調到重慶，分配在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電訊監察科，負責偵收各個電台發出的訊號和控製電訊器材的供應工作。
張蔚林來到重慶後，看到了國民黨大後方的黑暗、腐化和軍統特務機關內部的種種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悶、彷徨，決心尋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訂了一份《新華日報》，暗地裏和馮傳慶、趙力耕等人傳閱。幾位年輕人在一起時常議論時局，抨擊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痛恨自己身陷敵營，決心找到，把自己的青春獻給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對於張蔚林訂閱《新華日報》，董益三在解放後的回憶材料中寫到：
張在一科工作一段時間後，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說張的行蹤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還訂閱《新華日報》。這裏僅有他一個人訂此報紙。我即找他來個別談話，問他為什麽要訂這種報紙，他回答是出於好奇，因這種報紙上載的文章與別的不同。最後他對我說：“董處長既然這樣，我以後就不訂了。”我又問他是否有組織聯係。他說絕對沒有，這件事就這樣算了。
關於馮傳慶，紅岩革命烈士陵園檔案中是這樣記載的：
馮傳慶(1912—1945)，又名馮小虞，黨員，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個電訊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親馮念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變”前任綏遠歸化電報局長，後因不願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離開歸化，不久病逝。母親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歸化納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帶著八歲的兒子馮傳慶和一歲的女兒馮曉湘回到杭州，以養蠶刺繡撫養兒女。1922年，10歲的馮傳慶患了一場麻疹，因母親忙於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燒不退，臉上長滿了瘡疤，奇癢難禁。他咬緊牙關，頑強地與死亡搏鬥，終於活了下來，但臉上卻從此留下了幾顆清淡的麻點。寡母的勤奮操勞，幼年生活的窮苦，疾病的折磨，培養了他頑強堅毅的性格。
馮傳慶自幼聰穎好學，憤發讀書，且多才多藝，琴棋書畫，吹彈歌舞，無所不會。他尤其喜歡書法，一手蠅頭小楷寫得比刻的還好。他從小富於理想，熱愛生活，憧憬光明的未來。高中畢業後，他考入上海三極無線電學校。由於學習成績優秀，畢業後被派到山東威海衛當電台報務員，後調到國民黨交通部所屬的天津電信局任無線電報務員。由於他的勤奮，在實際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無線電通訊技術。他能在複雜紛亂的電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電台呼號；他能排除種種幹擾，搞清並收聽對方的電碼；他能修理中外各種無線電收發報機。這些，使他在國民黨交通部無線電通訊係統內部，被譽為第一流通訊技術人員，也使他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馮傳慶被戴笠發現並看中了，強行把他由國民黨交通部調到軍統局工作，並要他在這之前，先到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受訓。這時，“七七”事變已經爆發，日本侵略者的鐵蹄，正踐踏著我大片美麗的國土。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助長了侵略者的氣焰。馮傳慶先是迷惑不解，繼而逐步看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對於軍統是一種什麽樣的機構，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卻要去廬山受訓，然後到軍統去工作，他感到痛苦、不滿，但又無能為力。在廬山受訓期間，馮傳慶給母親、妹妹寫了一些信，敘述了自己的苦悶心緒。在信中，他還給妹妹馮曉湘寫了七言詩發抒胸臆。
1937年深秋，馮傳慶來到軍統局重慶電訊總台，擔任總台領班。不久，升為僅次於總台長倪耐冰的報務主任，直接管轄著幾百部電台和上千名報務人員。他為人正直謙和，對他下屬的領班、主任報務員和報務人員都一視同仁。他看不慣那些包括戴笠在內的高級特務們專橫跋扈、諂上壓下的作風。對他們利用職權，貪汙腐化，荒誕無恥以及以種種莫須有罪名，隨意監禁、殺掉電台工作人員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惡痛絕。尤其使他感到憤慨的是，直接聽命於蔣介石的軍統局，不是去做對抗戰有益的工作，而是壓製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動，逮捕、囚禁、殺害黨員和愛國學生，甚至派遣特務去延安潛伏，破壞國共合作和抗戰。他厭惡國民黨，更厭惡軍統，擁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決心尋找新的出路，為抗日救國獻出自己的一切。馮傳慶來到軍統局任職以後，他的母親、妹妹和妹夫趙名高一家，也先後遷到了重慶。這時，他已經26歲了，還是單身一人。母親和妹妹都十分關心他的個人問題，但每次提到此事，他總以“國難當頭，好男兒應為國家分憂，而不為家室所累”為由謝絕了母親和妹妹對他個人婚姻的關心和焦慮。
1939年初，馮傳慶和張蔚林因工作上的關係而結識了。由於有著共同的思想和語言，他們很快成為莫逆之交，無話不談。
1939年1月，國民黨拋出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後，在全國各地製造了平江、確山等慘案，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醜惡麵目更清晰地顯現出來了。8月下旬一個炎熱的下午，張蔚林、馮傳慶再也壓抑不住內心的火山，一起來到周公館要求見“領導同誌”，於是就發生了前麵講述的曾希聖受葉劍英同誌委托，並決定吸收他們為黨員，負責打入軍統內部的一個突破口。這個決定是兼任南方局書記的中央副主席周恩來和時任南方局軍事組組長的葉劍英共同作出的。
後來，張蔚林、馮傳慶又介紹了具有進步思想的軍統電台報務員楊光、趙力耕、王席珍、陳國柱、安文元入黨。安文元後來當了叛徒。其餘幾人都在“紅色電台”案中被敵人殺害。我們在此介紹一下這幾位為中國解放事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戰鬥在敵人心髒的年輕員的基本情況吧：
楊光烈士（1917—1945），遼寧海城縣人。原在家鄉讀中學，“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關內，後在西安等地繼續讀完高中。故鄉的淪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楊光的心靈上留下了十分難忘的記憶。他深知，這一切都是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對蔣介石及其賣國投降的國民黨政府，表示了極大的憤慨。1938年秋，楊光因生活所迫，考入軍統武漢電訊第12期受訓，於同年10月被分到軍統重慶第一電訊總台任報務員。本來，楊光報名投考軍校，是想獻身於抗日救國事業，誰知卻受了欺騙，進入軍統，充當了蔣介石****反人民的幫凶，這使他心情異常沉重。而當他進入重慶電訊總台後，目睹了軍統的種種罪行，更使他悔恨萬分，決心尋找光明的出路。在員張蔚林、馮傳慶的教育幫助下，他的覺悟不斷提高，主動要求從敵人的營壘中殺出來，投身於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後在張蔚林、馮傳慶推薦下，由南方局批準為秘密黨員。1940年3月，楊光在敵人的大搜捕中被捕，於1941年3月被敵人轉囚於息烽集中營。在四年多的鐵窗生活中，他立場堅定，對黨忠誠，樂觀開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絕了敵人要他在“悔過書”上簽字的企圖，堅信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愛國的。1945年7月14日，楊光同誌與張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敵人以押到重慶釋放為名，秘密槍殺於息烽快活嶺，時年28歲！
趙力耕烈士（1917—1945），遼寧省海城縣人。趙力耕自幼刻苦讀書，成績優良，尊敬師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趙力耕正在海城中學初二讀書，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東北三省淪陷，趙被迫離開故鄉，流亡關內，幾經輾轉，於1934年到達西安，在這裏繼續讀完高中。在從海城流亡到關內的途中，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在**擄掠、血腥屠殺的種種殘暴罪行和東北同胞扶老攜幼、流離失所、倍受**的苦難，對國民黨的投降賣國政策無比仇恨。1938年，因生活所迫，趙力耕考入軍統武漢電訊班第12期，畢業後被分到軍統重慶電訊總台任報務員。與張蔚林、馮傳慶結識後，在他們的影響下，趙力耕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後經張蔚林、馮傳慶推薦，由南方局發展為秘密黨員。他經常利用值班之機，截獲軍統的重要情報，經破譯後轉交張露萍。有時情況緊急，他還以他熟練的發報技術，巧妙地將重要情報直接拍發給延安，作出了重大貢獻。同因“紅色電台”案被敵人殺害，犧牲時28歲。
王席珍烈士（1917—1945），河南汲縣人。王席珍是一個充滿愛國熱忱的青年學生，後因生活所迫，於1938年考入軍統武漢電訊班第12期，畢業後被分在軍統重慶電訊總台任報務員。後與張蔚林、馮傳慶接觸，接受了革命思想，經南方局批準為秘密黨員。地下黨組織在軍統局電訊處地下特支成立後，在張露萍和特支領導下，王席珍積極投入艱巨的地下秘密鬥爭，做了大量工作。後王席珍在“紅色電台案”中被捕，在獄中他堅毅不屈，痛斥國民黨的賣國政策，揭露軍統的黑暗，受到同監難友的愛戴。當監獄當局要他在“悔過書”上簽字時，王席珍同誌予以斷然拒絕。犧牲時年僅28歲。
還有一位陳國柱烈士的情況，我們沒有找到他的相關檔案。
在國民黨的特務機構——軍統組織的首腦機關裏，有了這樣一批年輕而忠誠於革命事業的中國員，可想而知，軍統的所謂“固若金湯”必定會鬧出莫大的笑話來。
張蔚林、馮傳慶等秘密員，整天活動在敵人的心髒，如何把情報送到我黨手中，並不能讓敵人發現，這是個非常難的大題目。正當周恩來和葉劍英等為此事犯難之時，延安來的美女——張露萍的出現，讓葉劍英靈機一動，向周恩來作了匯報：派她去，借張蔚林的妹妹為名，建立我“軍統電台特支”，開展最機密的地下情報工作。周恩來征求曾希聖和雷英夫等我黨情報機關的內行們的意見，結果都與葉劍英的觀點一致：好主意！
一天，張露萍從外麵回到周公館，葉劍英就把她找到辦公室，非常認真而嚴肅地對她宣布了組織決定由她去領導“軍統電台特支”的任務，最後語重心長地說：“小鬼，這個任務非常艱巨而複雜，屬於黨的高度機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對黨絕對忠誠，又要準備當無名英雄。怎麽樣，這回你真的可以去‘幹一場’囉！”葉劍英不失幽默地對張露萍說。
“是，首長，我堅決服從黨的安排，保證完成好任務，絕對保守黨的機密！”張露萍向葉劍英行了個標準的軍禮。
就這樣，根據組織的安排，這年11月底，張蔚林便從軍統電訊總台宿舍中搬出來，在牛角沱附近租了兩間房子，與張露萍在那裏住下來。這時，南方局軍事組對她平時穿什麽衣服，如何化裝，上街要注意什麽問題，如何與中間聯絡站聯絡的方法和暗號等等細節問題，都進行了嚴密的布置和安排。從此，穿著闊氣，風度翩翩的張露萍，經常以給哥哥帶東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為名，時不時地出現在軍統電訊總台會客室和馬鞍山軍統人員宿舍。與之同時，源源不斷的敵方情報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軍事組，甚至連敵人的電報密碼也被偷了出來。張露萍等有時情況緊急來不及將情報往周公館送，便順手利用敵人的電台幹脆直接把情報發向延安。這群年輕人就像安在敵人心髒的一台台“X光透視機”，把蔣幫特務機關和國民黨的核心機密透了個通體給我黨我軍。負責情報接收的雷英夫曾在解放後向有關部門寫信證明張露萍他們的這份特殊貢獻：“我們從軍統局獲得了電報密碼、
電台呼號、波長、軍統內部組織概況、軍統收集情報和準備打入我黨我軍的計劃等。一個特務潛伏小組準備打入延安，由於張露萍他們提供了準確情報，使這個特務小組還未進入延安，即被我軍抓獲。我地下黨哪些組織被敵人發現，根據他們截獲的敵人情報，也能夠及時地安全轉移。總之，他們做了大量工作，對於中央和南方局開展抗日統戰工作，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極大的方便。這些，對我們都是很有用處的。”
然而，就在“軍統電台特支”的這群年輕員們全心全意、英勇奮戰在敵人心髒，為我黨獲得源源不斷情報的緊要關頭，一件意外的事，讓這個寶貴的地下黨組織遇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1940年2月中旬，張蔚林在工作時因不小心燒壞了收報機上的一個電子管，而當時電子元件管理得特別嚴，他被關了禁閉。這時，張蔚林十分緊張，他腦子裏一直在盤算著自己的真實身份會不會暴露等問題。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經驗的張蔚林趁敵人防範不嚴之際，逃了出來，並徑直到周公館向南方局軍事組匯報了此事。
軍統這邊，馬上發現了張蔚林的逃跑，於是特務們迅速搜查了他的住處，從抽屜裏發現了有張露萍寫給他的一封暗語信:“蔚兄，現將媽媽借用的東西奉還，天冷了，要注意防寒。”還有抄寫的軍統局職員名冊。“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館這邊在聽取張蔚林自己的陳述後，在並不了解敵人已經對他的宿舍搜查之時，認為張燒壞電子管僅是業務上的過失，敵人現在扣押他可能隻是為了懲罰，倘若現在逃跑反而會暴露自己和組織，加上他與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有師生之誼，可以求他說情，掩護過去。所以建議他還是先回去，以觀後情再定。這樣，張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響了他的恩師董益三的家門。但這時情況已經極其嚴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後對此有過這樣的回憶：“他把三個真空管燒壞了，當時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關了起來。第二天他從禁閉室跑掉了，電訊檢查科科長肖茂如就打電話告訴了我，同時稽查處又派人四處搜尋，後到了他住的張家花園，結果在那間屋裏搜出了入黨申請書和黨內的一些材料……我說趕快向軍統局本部報告，待我電話剛放下，外邊守門的警衛來報告說張蔚林要見我，我即通告他進來，我氣憤地問他:‘張蔚林，當初我問你有無組織關係，你說沒有，現從你家搜出了東西，看你還有什麽說的。今天事情到了這步，無法幫助你了。’隨後我派了二個哨兵，把他送交毛人鳳了……”
張蔚林被關在稽查處看守所。想到組織和馮傳慶等同誌的安全，心急如焚。怎麽辦？張蔚林看準了這個看守所所長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對情況不熟，於是張蔚林謊稱要取錢用，求請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崗四德裏，並許諾信送到即給毛烈50元“辛苦費”。毛烈上了當，手下的人把張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於是幾位地下黨同誌安全撤離。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結果撲了個空。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拔槍就把毛烈給斃了的後話。
張蔚林被捕當晚，特務總隊立即包圍了電訊總台，由台長倪耐冰集合總台全體人員點名，當即逮捕了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楊洗、安文元。
馮傳慶正在報房值班，突然發現一輛輛軍車開到電訊總台大樓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隊隊荷槍實彈的特務已將整幢大樓包圍，樓道內也布滿了軍警，情知不妙，借著夜幕，機警地翻後牆走了。馮傳慶一路狂跑，竟然“飛”到周公館。這時，同誌們正在為張蔚林被捕而焦急萬分，突見馮傳慶闖進來，身後還有“尾巴”緊追不舍，知道壞了大事。氣喘噓噓的馮傳慶一進周公館就要求見葉劍英或曾希聖和雷英夫，因為他不認識其他人。周公館的工作人員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貿然讓他去見葉劍英，於是臨時決定由一般幹部陳家康去見了馮傳慶。馮傳慶簡單地把情況講了一遍，然後異常緊張地說他們已經暴露了，國民黨特務在抓他，現在無路可走，隻有到這裏來請組織上想辦法。一聽這個情況，周公館的同誌便向葉劍英作了匯報，葉劍英馬上從三樓走下來，問馮傳慶到底怎麽回事。馮說:“電台已被包圍，正在抓人，我是翻牆跑出來的……”又補充說：“我還回電台嗎？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呀！”
葉劍英朝他擺擺手，臉色異常嚴峻:“其他同誌可能已經被捕了，你必須馬上轉移到延安去。”
馮傳慶望著葉劍英的表情，說:“我是黨員，一定服從組織安排。”
“先休息，調整一下情緒和心情，再作行動。”葉劍英一邊安慰，一邊要求馮傳慶他要鎮定和經受住新的考驗，並告訴了他怎樣轉移，及轉移途中的聯絡地點和暗號。因為情況緊急，必須馬上轉移。見馮傳慶因倉促出走，穿得單薄，葉劍英便脫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銅色皮袍，披在馮傳慶的身上，又幫他化上裝，戴上禮帽，手拿文明棍，裝成一位有錢人，還交給他200塊大洋做路費。末後一再叮囑馮專慶:“路上要住在旅館、大飯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兩點，兩位同誌帶著馮傳慶從周公館下麵防空洞鑽出來，到了嘉陵江邊，經過偵察沒有發現特務，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過江。
經過這半夜的折騰，加上又驚又累，馮傳慶過江後便在江邊的一個漁民草棚子裏倒下睡著了……早晨漁民一來，發現有個打扮闊氣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裏，頓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處抓人空手而歸的特務們拿出通緝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馮傳慶啊！
張蔚林他們出事時，張露萍並不在重慶，她剛好去了成都探親，對這邊的事一無所知。這天，她突然接到張蔚林發來的電報:“兄病，速回渝”。按照紀律，她給南方局軍事組寫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張蔚林電報，已動身回重慶。成都到重慶相距幾百公裏，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軍統局設的圈套，趕快派人到各車站守候，然而已經來不及了，張露萍一到重慶即被等候在關卡上的特務抓捕了。原來，特務的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為，他供出了“軍統電台特支”的整個組織情況及張露萍在成都的地址，於是軍統特務便以張蔚林的名義拍了這份電報，於是也就有了張露萍在重慶一露麵便被抓的結局。
張露萍被捕後，據周公館的同誌們介紹，曾出現過一件怪事：不久，張露萍突然出現在了周公館附近。許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現，因為當時她站在離周公館大門隻有一米來遠的地方。隻要輕輕跨一步，就可以進院子裏。那裏麵有她敬愛的首長，有她親愛的同誌……但張露萍就是沒有進去，連看都沒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後跟蹤的特務們隻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後也遠遠地走了。對此情況，雷英夫後來回憶分析道：“我們當時判斷有兩種可能：一個是她很堅定，什麽也不承認，特務機關沒有辦法，就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手段，把她放出來，看她跟誰說話，看她到底進不進周公館。如果誰同她講話就抓誰，如果進周公館就砸周公館；第二種可能就是她叛變了，引著國民黨特務來抓人。但是張露萍出現了以後，見到我們的同誌並沒有說話，臉繃得緊緊的，表情很嚴肅。經過我們門口的時候，她離大門隻有一米遠，跨一步就可以進到院子裏來，但她不進，連看都不看就走過去了。因此，我們當時判斷是第一種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種可能性，因為到底是怎麽一回事還搞不清楚，隻是一種估計。現在看來，張露萍同誌看穿了敵人的陰謀，她采取的行動是很正確，很聰明，很成熟的。後來，我們看到有些材料上講，國民黨特務機關認為，領導張露萍的不是周公館，而是重慶地下市委。這就說明，張露萍同誌的行動保護了南方局領導機關沒有受到損失。”
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等人的“紅色電台案”震驚了國民黨最高當局，一向自認為對付“最有一套”的戴笠丟足了臉麵，因此對該案的審訊異常機密而歇斯底裏。特別是在對付“美女間諜”張露萍身上最花力氣。但所有的審訊結果幾乎都是一致的：張根本不承認自己是派到軍統電台的“間諜”，她僅僅是“因不滿家庭包辦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後來吃不了苦，逃了回來。在重慶，路遇張蔚林，發生戀愛。至於馮傳慶、楊洗、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是因張蔚林認識的……”這樣的供詞。
從張蔚林那裏獲得的口供也隻有:“同張露萍在路上相遇認識，彼此戀愛，並無政治關係。”
馮傳慶、楊洗、趙力耕、陳國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詰訊，堅不承認”，馮傳慶還一把撕碎了特務替他寫好的“自首書”。
戴笠黔驢技窮了，他命令司法科長餘鋒判張露萍等7人死刑，暫不執行，等抗戰結束後，作為破壞統一戰線的證據，與我黨鬥爭。經蔣介石批準，他們7人被釘上死鐐，最先囚禁在白公館。1941年3月，張露萍等7人與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貴州息烽監獄。
張露萍在息烽監獄的日子裏，還流傳著她痛斥和痛打特務頭目、俗稱“笑麵虎”的監獄主任周養浩的故事。
周養浩是個人麵獸心的家夥，對美貌如畫的張露萍垂涎三尺。一日，他把張露萍叫到辦公室“個別談話”，沒說兩句便嬉皮笑臉，上前想耍流氓。張露萍厲聲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認錯人了！”厚顏無恥的周養浩不信這一套，繼續將身子挨緊張露萍，欲動手動腳。“啪啪！”張露萍毫不含糊，舉手就給了他兩巴掌。周養浩惱羞成怒，卻又不敢張揚，指著張露萍威脅道:“你！你不識抬舉，等著瞧！”張露萍痛打周養浩的事，很快傳遍了全獄，搞得這個衣冠禽獸坐臥難安，狼狽不堪。
又有一日，獄方突然搜查難友李任夫的鋪位，發現李與張露萍在來往的紙條中大罵周養浩是“活王八”。“媽的，他們反了！”周養浩氣得七竅生煙，立即召集全體監獄“犯人”，當眾毒打李任夫40大板，並罰戴重鐐和吃鹽水飯一個月。張露萍也被連帶上了重鐐，罰吃半月鹽水飯。賊心不死的周養浩，又利用這個機會假獻殷勤，再次找張露萍“單獨談話”，又嬉皮笑臉地誇她如何“年輕漂亮”，“前途遠大”，隻要“聽話”，就可以釋放等等花言巧語，還寫條子叫會計室發200百元特別補助費給張露萍。“見你龜兒子去！”張露萍一把抓過條子，“刷刷”撕成兩半。
“你等著死吧！”周養浩氣急敗壞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監獄看守突然通知張露萍收拾行李，說有專車送她和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洗、陳國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慶開釋。
開釋？笑話！機警的張露萍立即輕蔑地對特務說:“你們不必隱瞞，死是決定了的，我們並不害怕。”隨後，她鎮靜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將頭發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認為最滿意、最時髦的發型。“徐大姐，好看嗎？”張露萍低聲地問“小蘿卜頭”的母親徐林俠。“後邊的夠不到，你再給我梳梳。”徐林俠默默地為張露萍梳著，眼淚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臉頰上……“徐大姐，我們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說是嗎？”說完，張露萍從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換上從延安回來時穿的那套咖啡色連衣裙，並戴上紅寶石戒指，然而像個美麗的神女，昂首走進牢房……
特務們的汽車迅速將張露萍等“紅色電台案”的員們拉出息烽監獄，駛向密密的快活嶺叢林。這是一次預謀的屠殺：特務們將車子行至離息烽縣城三公裏左右的快活嶺的一個軍統被服倉庫時，便按事先準備的計劃，謊稱汽車要加油，強行叫張露萍等七人下車。當張露萍他們剛剛下車，走上倉庫的台階時，“噠噠……”隻聽一梭梭罪惡的子彈從背後飛來。猝不及防的張露萍、張蔚林和馮傳關等人中彈倒下……當劊子手正在為自己“幹得漂亮”而狂笑之際，突然，張露萍從血泊中站了起來，她扭過頭來，怒目圓瞪，手指著流著鮮血的胸脯，向劊子手罵道:“笨蛋，朝這兒來，打準點！”這一情景，嚇得劊子手個個汗毛倒豎，連退幾步。“噠！噠噠！”少許，才又見一個特務慌忙地連放數槍，張露萍再中六彈後才倒下沒有再起來……她死的時候，那雙美麗而仇恨的眼睛一直睜著，永遠盯著那些向她掃射子彈的敵人。女英烈的這一幕，讓心懷鬼胎的特務們仿佛中了魔一樣害怕，後來傳說在特務的營房裏經常有人突然會喊：“張露萍顯靈了！”開始，特務們還是咬著耳朵悄悄地說此事，後來所有的特務都知道了，個個心驚肉跳。有特務說，他在晚上站完崗回宿舍時，走著走著，突然覺得背後挨了一掌，他猛回頭一看，是張露萍在朝他笑，嚇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個特務提著油燈巡夜，當他走到“義齋”附近時，突然一陣狂風，油燈被刮熄了，他回頭就跑，邊跑邊喊：“253顯靈了！253顯靈了！”。小特務這麽一嚎叫，把所有特務們都嚇得從**滾了下來，鬧得整個看守所雞犬不寧，徹夜無眠。最要命的是那個周養浩，他本來就做賊心虛，知道張露萍的“鬼魂”最會來糾纏他，於是備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內的豐盛祭品，擺在張露萍的墓前。周養浩像條喪家狗似的一邊叩頭，一邊跪著祈求饒恕道：“殺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責任，這是上峰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靈饒恕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