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第一章的讀者，相信都會為敵人的殘暴所憤慨，也相信都會被烈士們慷慨就義時的那種英雄氣慨所折服。小說《紅岩》就是根據在重慶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裏，國民黨反動派對我人和革命誌士進行殘酷鎮壓和屠殺的史實，以及我獄中人堅強不屈同敵人展開鬥爭的經曆而完成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紅岩》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以及最初參與報告文學《在烈火中永生》的劉德彬，他們都親身經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殺。《紅岩》作為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所產生的影響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隨著歲月的流長而久遠。然而，《紅岩》畢竟受人物塑造等文學創作手法和文學文本自身的局限，遠沒能更廣闊、更深刻和更真實地反映出重慶解放前夕敵我之間那種交錯複雜、糾結而又殘酷的殊死搏鬥和人物形態，尤其對敵我兩個陣營在力量懸殊、環境特殊的條件下，彼此所表現出的卑鄙與崇高、背叛與忠誠、狼性與人性方麵的那種豐富與生動、精彩和深刻的曆史本來麵目。這也是筆者為什麽致力重寫“紅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殺，敵人在垂死掙紮時的殘暴以及留給中國人和革命誌士的那筆血債當永遠記著，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更需要我們黨內和革命陣營內部進行深刻反思的，就是為什麽我們有那麽多優秀的人被敵人逮捕並在共和國已經成立的日子裏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為什麽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幾乎受到敵人毀滅性的破壞和打擊？
小說《紅岩》裏對此有所記載，似乎都是因為一個叛徒“甫誌高”的原因，這“甫誌高”也從此成為革命陣營裏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誌高”確實可恨。沒有這樣的叛徒，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裏就不會關進那麽多人和革命誌士，當然也不會有後來的“11·27”大屠殺那麽悲憤的一幕。然而，當筆者走進“非虛構”的“紅岩”革命鬥爭史中，抹去掩飾在那些被文學藝術所虛構的成分時，發現了許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嚴肅問題——
比如，為什麽叛徒“甫誌高”的原型之一蒲華輔這樣一個真實的叛徒，最後其實是喊著“中國萬歲”的口號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還早十幾天時間就被敵人殺害了？
為什麽當時的重慶地下黨中職務越高的領導幹部在被敵人逮捕後當叛徒比誰都當得快，而且好幾位後來都成為了喪心病狂殘害革命者的特務分子？
為什麽在許多普通黨員印象中那些平時“唱馬列主義調子”比誰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敵人的監獄和“老虎凳”麵前時，卻經不住一頓酷刑嚴打而當了叛徒？……
“11·27”大屠殺和重慶地下黨如此慘痛的教訓，曾是獄中員們思考最多、最深的問題，這也是“江姐”、“許雲峰”等員在犧牲之前最想向組織反映的問題。為此，他們經過了漫長而周密的思考與準備後，認為當時最有可能出獄的羅廣斌可以代他們完成這一用“血的教訓”換來的使命，因而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通過各種途徑，最終形成了凝結集體智慧的一份“向黨匯報”的寶貴材料——這就是羅廣斌在創作《紅岩》之前、於1949年12月就向黨組織秘密上交的這份題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一極其寶貴的報告，是我黨罕見的重要文獻，因為它是那些在敵人監獄裏的人對自己的組織內部所出現的問題的思考和反省。雖然它真正讓我們了解它基本內容的時間才僅僅幾年，然而在筆者看來，它的價值其實遠比《紅岩》小說要重要得多。
羅廣斌出獄後便壓抑住內心的悲痛，開始進行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這就是那些已經犧牲了的獄中同誌們囑托他代向黨組織提交的這份《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據那些從監獄裏脫險的同誌介紹，當時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員們麵對地下黨領導人的變節、投降而造成那麽多黨員及革命同誌被捕和帶給黨組織的毀滅性破壞，心情無比悲憤與痛苦，同時對地下黨個別領導在敵人麵前屈膝求榮、賣身投靠既震驚又憤恨，由此對黨的建設和事業發展產生了萬分擔憂之心。在獄中，他們一方麵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同時又為自己不能活著出去迎接如紅日升起的新中國而感到痛苦與悲傷。他們在明知敵人一定會殺害他們的最後時刻，並沒有忘了還有最後一份責任，這就是要向自己的黨說說“心裏話”，這心裏話集中起來就是：自己的黨必須保持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此，他們在獄中秘密地下黨組織的動議下，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和認真嚴肅的精神，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等方麵進行回顧總結，他們相互囑托，若有人有機會活著出去，一定要把他們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形成報告交給黨組織。
到了1949年九十月份，國民黨開始有計劃地槍殺獄中的員和革命同誌了，加上獄外黨組織所準備的“越獄計劃”因敵人的提前屠殺而不能實施，尤其是10月28日陳然、王樸等獄中幾位重要的黨組織骨幹被槍殺後，白公館“監獄支部”內的許曉軒、譚沈明、劉國鋕等經過認真研究後作出決定，要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而獲得出獄機會。當獄中黨支部將這一決定向羅廣斌交代後，他本人卻覺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苛求自己做到的。但進一步地‘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曾在解放後談到這件事是這樣解釋自己當時的心境。為此，“獄中支部”負責人之一的譚沈明告訴他：“為了數百同誌，犧牲自己是應該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應該犧牲的。我們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能‘忍辱負重’。”正是這種特殊的交代，羅廣斌最後服從了組織的決定。而獄中組織還專門為羅廣斌用書麵形式對他寫了獄中表現的組織結論，並對獄中黨組織要求他“自新悔過”（假叛變）出獄的問題作了特別說明。但後來敵人的大屠殺提前了，羅廣斌借“自新悔過”的假叛變出獄計劃沒能實現，而幸運的是他在大屠殺的最後時刻通過策反看守楊欽典成功，與另外十幾位同誌成功脫險，這樣的命運才使得羅廣斌有了完成獄中支部交給他完成向黨組織報告的任務。
出獄後的羅廣斌身體極度虛弱，可他仿佛自己還在獄中，尤其是他無法相信自己親愛的戰友、同誌許曉軒、劉國鋕、譚沈明等不在人間了，他更無法忘記獄中同誌們在臨刑前用一個個眼神、一次次緊緊的握手所給予他的重托，這些都促使他出獄後就埋頭開始寫《報告》。
“老羅出獄後沒多久，就把自己關在家裏，整天不出門，一直埋頭在寫材料，至於寫什麽我們家裏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也從來沒有告訴過誰，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沒有跟我們說過這件事……”2009年3月，筆者登門采訪羅廣斌的夫人時，老人親口對我這樣說，並補充道：“連跟他一起寫《紅岩》的人也沒聽他說過這個《報告》的事。”
羅廣斌知道這是一份異同尋常的《報告》，是黨內極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黨組織報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人透露一點點兒內容。這是組織紀律，也是烈士們的另一種生命，需要對其異常的遵重和保護，所以直到死，他也沒有向除了黨組織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這項神聖的任務。
《報告》全文約兩萬字，共有七個部分，分別為：第一部分“案情發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獄中情形”、第四部分“脫險人物——白公館（全部）”……第七部分“獄中意見”。這份《報告》現在被存放在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中，關於這份《報告》以及《報告》的內容一直是被視為“黨的高級機密”而沒讓外界人所知。
《報告》裏到底寫了些什麽，現在已經可以公布了。但其中有一個“謎”至今也沒有弄清楚，那就是這份“帶血的報告”中竟然缺了第四部分“脫險人物”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獄中人物”的一部分、第六部分的全部內容。這些內容到哪兒去了？
是羅廣斌沒有寫這些內容？那幾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斷，因為從“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間顯然是少了兩頁紙而非寫報告人特意“空”出的兩個沒寫的章節。
是無意間被什麽人丟失了？似乎不像。因為要“丟失”的話，也應該或連最後的“第七部分”或連“第四部分”的個別內容也會丟失，不可能中間正好丟了兩頁紙。
這個“謎”現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終無結論。因此，關於丟失的這兩個部分的內容更成為了“謎”。它到底寫了些什麽？為什麽有人那麽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讓我們多少能夠驚出一身冷汗：
這份《報告》發現者和發現《報告》中“丟失”兩部分內容的當事人、現任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館長厲華先生在1988年時，當他第一次遇見這份《報告》時那份驚喜是可想而知的，而當他發現有兩個部分被失之後，那份焦慮之心也著實讓他陷入了漫長而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筆者多次聽到厲華“可惜！可惜”的哀歎聲。
起初，厲華先生還天真地希望能夠找到缺失的《報告》內容，因為這對研究真實的“紅岩”革命鬥爭史實在太寶貴了！可是幾年下來，厲華終於明白了：這已經是永遠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裏，經常有人突然會給我打電話。不報名、隻說事，而且經常帶有威脅的口氣。有幾回我生氣了，回敬對方：‘你肯定是漏網特務！’這樣對方就再不來電話了。”厲華說。
當年蔣介石和他的特務機構為了給我領導的新中國留下一個“稀巴爛”的重慶，他們在撤離山城之前，除了殘酷殺害以為主要代表的眾多“*”外，還處心積慮地做了兩件事：一是對重慶所有重要的設施進行大破壞；二是埋伏眾多隨時企圖破壞新中國建設的隱藏的特務分子，這些特務遍布各個領域、各個角落。重慶解放之時和之後的曆次運動中，我們鎮壓和消滅了一大批隱藏的國民黨反革命殘餘分子，然而，誰敢說就徹底消滅了這些隱藏的敵人了？
肯定沒有。
所有的“謎”可以從這樣的可能性中獲得某種解釋。但難道說我們自己內部就沒有了像“甫誌高”那樣的叛徒了？
同樣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羅廣斌死於“文革”初期，從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時間。“被抓走的時候，他隻給我寫了一個條子：‘有事轉文聯，轉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了骨灰盒裏的一團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隻對我說了一句：‘他已經被處理了。’”羅妻子悲切地回憶道。
斷了線的懸念和成了“謎”的曆史，其實常常是另一種清晰而明白的事實在以另一種方式告誡我們：敵我之間的鬥爭永遠是長期的、複雜的和嚴酷的。
現在當我們可以拿出《報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內容——現今常被稱作“獄中八條”來看一看時，就會有這種感受。這“獄中八條”的主要內容是：
一、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鍛煉；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整黨整風；八、嚴懲叛徒、特務。
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淚凝結的囑托，也是那些對黨最忠誠的戰士們在生命最後一刻向自己的組織和同誌們發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這“獄中八條”的內容，再同今天我們的黨經常警示大家的內容相比較一下，難道我們沒有意識和感覺到烈士們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現實性和重要性，以及他們的反思是多麽發人深省嗎？
當年重慶地下黨的慘痛教訓和眾多優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犧牲生命的代價，太值得今天我們生活在和平時期的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去對照這“獄中八條”進行黨內的自我教育和組織整頓了！
很長時間內，我麵對歌樂山，卻總也不明白為什麽這座埋葬了無數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譜寫了那麽多悲愴故事的山竟然會叫歌樂山？後來我終於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後繼的人為誕生人民共和國而犧牲後所選擇的一塊天造的安魂之地。過去，我也不明白為什麽這片被汽油和彈藥燒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紅岩？後來我也終於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冷的石頭其實是革命先烈們用鮮血將其染紅了的岩體，或者說紅岩就是革命先烈的化身。
歌樂山從此也在我心目中變得名副其實。
還是讓我們回到講述“紅岩”的真實故事上來吧——
在看完第一章後，讀者自然會問：除了敵人的垂死掙紮外，我們的黨還有什麽責任值得反省呢？
這是顯而易見的。歸納成簡單的一句話是：出在黨內領導幹部身上的蛻變問題，最嚴重、最可怕！
對川東地下黨的破壞應當是從《挺進報》事件開始的。
要講《挺進報》，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慶為什麽有這份特殊的報紙。這還得從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那段曆史講起：
當時的蔣介石頑固地堅持獨裁和內戰的方針，依仗他所擁有的遠遠大於中國的軍事力量，企圖消滅，消滅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演講中指出：“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采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讚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後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著人民來製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
此刻的蔣介石，一麵積極加緊內戰準備，一麵又裝出要和平的姿態。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打電報請赴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重慶那時還是中國的“陪都”，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都在那裏。
8月24日，中國決定派、周恩來、王若飛去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8月28日，一行在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到達重慶。
在那裏，留下了光輝的《沁園春·雪》。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正式簽署了《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安全回到延安後，立即告誡全黨：“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向國民黨軍隊發布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命令，並向各戰區印發了他在1933年“圍剿”紅軍時編寫的《剿匪手本》。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麵目徹底暴露。但是，蔣介石在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在戰場上同樣也得不到。軍事戰場上的節節失利，使蔣介石又被迫回到談判桌上。1945年12月，蔣介石同意按照“雙十協定”的規定，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2月16日，周恩來率代表團到重慶出席會議。
1946年1月10日，中國同國民黨正式達成停戰協議。同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31日閉幕。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關於軍事問題、關於憲法草案問題、關於政府組織問題、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協議。但是，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於政協會議報告之決議案”，從根本上推翻了政協決議。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
51天後的6月26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發動了全麵的內戰。
蔣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內戰，破壞民主和平，重慶的組織也經受了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嚴峻考驗。1947年2月，國民黨下令封閉駐上海、南京、重慶辦事機構。
麵對國民黨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頑強戰鬥，他們高揚革命氣節，前仆後繼，和敵人作殊死的鬥爭。此時在重慶的地下組織大體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領導下成立了地下黨重慶市委，王璞任書記，劉國定任副書記，彭詠梧、駱安靖任委員。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東臨委。三、1949年1月至重慶解放的川東特委。1946年4月13日，南方局遷至南京，周恩來宣布成立公開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封閉了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並強令所有人員立即撤回延安。重慶地下黨組織突遭巨變，一度失去與上級的聯係。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慶成立了“川東地區臨時工作委員會”，川東臨委由王璞任書記，之下，在廣安設立上川東地工委，王璞兼書記，駱安靖、曾霖任委員；在萬縣設立下川東地工委，塗孝文任書記，彭詠梧任副書記，楊虞裳、唐虛穀任委員；在重慶市區設立重慶市工委，劉國定任書記，冉益智任副書記，李維嘉、許建業任委員。
1948年12月，川東臨委結束。
1949年1月，在重慶重新成立了“川東特委”，肖澤寬任書記，鄧照明任副書記，直至重慶解放結束。
在重慶這個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白色恐怖下的地下黨組織想繼續在此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是難以想象的事。因為無論在抗日戰爭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蔣介石國民黨和各種特務機關，他們從未放鬆過對組織的破壞，尤其是對重慶的地下黨工作者的鎮壓和屠殺更是殘酷。我重慶地下黨組織和地下黨工作者為了抗日救亡、為了爭民主和平、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負重地開展救亡活動，忘我無私地從事革命活動，甚至常常是在無援的情況下獨立地與瘋狂而強大的敵人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當時對國統區的黨建工作有四句話：“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重慶地下黨就是根據這樣的精神，堅持地下鬥爭，他們相互之間均為單線聯係，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所有活動都是秘密進行，並隨時可能被捕和被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我員們自覺地履行著自己的戰鬥責任，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6年的下半年，蔣一葦、劉鎔鑄、陳然、吳子見(劉是黨員，陳是1939年入黨，1942年失去組織關係，蔣、吳是黨培養的積極分子)幾位同誌和一些進步的青年積極分子，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究、學習，他們策劃辦一個雜誌來吸引青年開展革命活動。
1947年元旦，一個公開的刊物《彷徨》在重慶市麵上正式問世。關於這本很特別的地下黨進步刊物的創辦過程，創辦者之一的蔣一葦在解放後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道：
抗戰期間我在廣西和黨內的一些同誌有接觸，雖受他們的影響，但他們都沒有公開身份，我沒有能解決組織問題。1944年，湘桂撤退時，我下決心到重慶，因為重慶有《新華日報》，可以找到黨的關係。
到重慶後沒有任何關係可以介紹，我就“毛遂自薦”，寫了一封萬言長信，說明自己的經曆和願望，用蔣國棟的化名寄給了《新華日報》。不久，《新華日報》登了一則代郵：“國棟兄：請於×月×日來化龍橋本報編輯部一敘。”我如約前去，接見我的是林默涵，當時化名林軍，是負責編《群眾》周刊的。以後我每個禮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黨。他還不了解我的底細，哄我說，與國民黨有協議，在國統區不發展黨組織，但可與他們經常聯係。所以，我就替《群眾》周刊寫稿，保持聯係。這是1945年初的事。以後比較熟了，林默涵說：“你經常到化龍橋來，太危險，我另外給你介紹一個人，就不要往這裏跑了。”於是，把我介紹給劉光，由劉光與我聯係；劉光之後是張黎群(張佛翔)；張黎群之後是周力行，直到和談快破裂，內戰實際已經打起來了，周力行決定解決我的組織問題。剛剛寫好自傳，周力行調到南京“軍調部”去了，他走前說：“你的關係交給了張友漁同誌。”等我去找張老，張老說：“你的工作關係交來了，黨的組織關係，周力行沒有說，也不要緊，我們馬上打電報到南京去問。”沒有過幾天，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被迫撤回延安，我和黨的聯係就斷了。
張友漁同誌說的工作關係是什麽呢？那是在抗戰勝利以後，組織上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辦一個刊物，叫《科學與生活》，目的是通過這個刊物來團結與聯係一些科學技術工作者。當時估計“和談”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成功，可以動員一批科學家、技術人員到解放區去。《科學與生活》的社長嚴希純，是一位秘密黨員，很老的同誌，一直到死都沒有公開黨員身份，後來作致公黨的秘書長。這裏提到《科學與生活》，是因為這時的《科學與生活》，與後來的《挺進報》有某些間接的關係。如成善謀烈士，就是《科學與生活》的編委，是嚴希純介紹來的。《科學與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後開始籌備，1946年元旦創刊的。許多著名的學者，如郭沫若等，都為刊物撰稿，積極支持這個在白區第一個黨領導下的科學刊物，這樣搞了一年，“和談”破裂，這個計劃不行了。經黨組織研究，為了長期隱蔽，要深入社會底層，要我改辦另一個刊物，叫《彷徨》，工作對象是社會職業青年，麵目是灰色的，競爭對象是黃色刊物。《彷徨》於1947年1月創刊。這刊物籌辦時還是周力行領導我們，周力行走時把我交給張友漁，這就是張老所說的“工作關係”。賡續，張老派何其芳來領導《彷徨》。何其芳更明確指出，這個雜誌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紅心”的原則來辦。他親自擔任為《彷徨》寫“書評”的工作，第一篇是《評“北極風情畫”》，第二篇是《評“姨太太外傳”》，由此可見，當時要求這個雜誌保持的特色。雜誌的內容，講的都是失學、失業、失戀之類的問題，麵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則通過“讀者信箱”和發展“社友”等辦法來聯係讀者。對重慶的讀者，我們以“《彷徨》社友”的名義，組織了一些小型讀書會，發展了一批進步青年。當時這個雜誌在職業青年中很受歡迎，很暢銷。
《彷徨》這個頗為“海派”的雜誌，卻很得《新華日報》的支持。就在創刊的時候，1947年1月3日，《新華日報》在刊頭下免費登了一則大幅廣告，廣告上是一個大“？”下麵說：“你在彷徨嗎？你感到苦悶嗎？請試讀《彷徨》雜誌——它將給你解答和鼓勵。”這幅廣告很新穎醒目，當時《新華日報》很少這樣處理。過了兩天，《新華日報》又在刊頭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時，在“《中央日報》”、“《掃**報》”上也照這樣登廣告。
這時，參加辦《彷徨》的人比較多，核心分子有三個：一個是陳然，管“讀者信箱”，聯係讀者；一個是劉鎔鑄，因他在開明圖書局工作，就兼管發行；再就是我，和過去辦《科學與生活》一樣，是主編。此外，有呂雪棠負責美術裝幀；還有吳子見(原名吳盛儒)也參加了編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紹來參加《彷徨》的。這幾個人都和後來辦《挺進報》有聯係。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編委，後來他們成為市委機關刊物——《****》的骨幹分子。其他還有搞會計、出納、校對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積極分子來承擔。
《彷徨》出了兩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被封閉撤回延安去了，我們和上級領導斷了關係。怎麽辦呢？我們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級叫我們長期隱蔽，我們就按原方針堅持下去。當時，我們通信是在郵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間，從信箱內收到一卷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發的油印新華通訊稿。這時的重慶一片烏黑，盡是“中央社”、“《掃**報》”消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觀情緒很重。看到新華通訊稿講解放區戰場如何如何取得勝利，大家可高興了。我們幾個核心分子互相傳看後，劉鎔鑄主張把它翻印出來往外傳。但通訊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來摘編。這種通訊稿也不是經常收到，有的被郵檢檢掉了，據說當時香港新華社對所有公開報刊，不管進步的，反動的，一律都寄，這樣不像是專門寄給我們的，可以避免敵人的注意。有時我們收到的是夾在香港黃色報紙裏寄來的，到後來連《群眾》周刊也偶爾收到過。每收到這種“通訊稿”後，就由我摘編、刻印。這時，這個“小報”沒有名字，印得很少，我隻留幾份，給吳子見等少數幾個可靠的熟人傳看，其餘都由劉鎔鑄設法散發出去。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於《彷徨》同黨的《新華日報》有秘密的關係，更在於這個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紅心”的內容，所以，它的發行量在短時間內就大增。原因是，自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撤走後，重慶地下黨組織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員們，麵對嚴峻的形勢，有人苦悶焦慮，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時失去信心。針對上麵的種種情況，陳然等幾位辦刊人大聲疾呼：越在此等形勢下，更要保持人的革命氣節！經過幾天討論之後，陳然疾書了一篇題為《論氣節》的文章，作為“小論談”在《彷徨》雜誌上發表。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革命同誌間引起強烈反響，它給予那些苦於聽不到戰場聲音，聽不到黨的聲音的地下工作者以巨大鼓舞，革命同誌們如在黑暗的大海裏行船，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標一樣，如饑似渴地讀著陳然的《論氣節》。陳然在這篇文章中如此論述氣節：
氣節，是中國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精神。
什麽是氣節？
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這種磅礴天地的精神。也就是《禮記》上所提出的“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的這種擇善固執的精神。中國知識分子憑著這種精神，在四千多年的曆史中，盡了他所應盡，所能盡的責任。
文天祥在《正氣歌》裏這樣地歌頌著：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錐，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這一連串光輝的史實告訴我們：在我們的曆史上，有許多先賢用頭顱、熱血、齒、舌，在是與非、黑與白、真理與狂妄、正義與罪惡、善良與暴戾之間，築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這界碑指引著曆史走向進步的一邊！
氣節，是個人修養的最高一級，也是最後的考驗。
許多人在平時，盡管修身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地步；盡管如何標榜“為聖人立言，為天地立心”的大誌；盡管如何養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貴”就癱瘓了；隻好閉起眼，昧著良心去升官發財了。許多人在平時都是英雄、誌士，談道理口若懸河，愛國愛民，一片菩薩心腸，但到了“威武”麵前，低頭了，屈膝了，不惜出賣朋友，出賣人民以求個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個縮頭烏龜“閉門讀書”去了。
叛國事敵的漢奸和那些賣身投靠的政客們，不都是些“修養有素”的一時俊傑嗎？到了是非黑白的鬥爭最尖銳的時候，到了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他們變了，他們抖著雙手，厚著麵皮，裝著貓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滿血汙的盆裏去分一杯羹了，汪精衛就是這類“英雄”們的一個典型代表。
他們也是知識分子，但，卻是知識分子裏的敗類……
隻有那種“舍己為人”、“舍身取義”、為萬民、為真理與正義的氣節，才是值得我們宣揚和繼承的。這種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氣歌》裏麵所歌頌的先賢們，像辛亥革命時慷慨就義的烈士們，像為科學真理而犧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魯納；為“不自由毋寧死”而上斷頭台的羅曼夫人……我們試冥目想想，一部社會鬥爭史有多少這類可歌可泣的光輝例子！在災難降臨的時候，他們不妥協、不退縮、不苟免、不更其守！固執著真理去接受曆史的考驗！這種氣節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平時能安貧樂道，堅守自己的崗位；在富貴榮華的**之下能不動心誌；在狂風暴雨襲擊下能堅定信念，而不驚慌失措，以至於“臨難毋苟免”，以身殉真理。這種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它需要培養！然而這培養又不是“修心養性”，用主觀的“毅力”、“決心”之類來駕馭自己的行為所能辦到。因為氣節並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總不免有個人的生活、生存。情感是傾向的，當財色炫耀在你的麵前，刑刀架在你頸上，這時你的情感會變得脆弱無比，這時隻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擔得起考驗的重擔。
……
是什麽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對世界、對人生的一種正確、堅定而深徹的認識。不讓自己的行為違悖自己這種認識，而且能堅持到最後，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種真正偉大的氣節。
陳然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充滿革命豪情和英雄氣慨的文章，是與他鐵骨錚錚做人品質和他內心所擁有的信仰和遠大理想有關。也正是他把人的個人視為“修養的最高一級，也是最後的考驗”，所以他才有可能當敵人將他押赴刑場時還能一邊高聲吟誦著“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我不需要什麽‘自白’，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隻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的“一個員的‘自白’”這般豪氣衝天的光輝詩篇。
《彷徨》與《科學與生活》社址先後設在重慶市棗子嵐埡72號蔣一葦家裏；同時，分別還在郵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讓陳然等幾個辦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場新的戰鬥。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蔣一葦來到民生路‘開明圖書局’三樓我的住處，笑嘻嘻地從提包裏取出一卷東西交給我，並說：‘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編印的油印新聞稿，我和陳然都看過了，現在給你看，以後收到新聞稿，先讓你看。’當天晚上，我將新聞稿反複讀了好多遍，幾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誦了，還愛不釋手，猶如重逢久別的親人。”當年《彷徨》的辦刊人之一的劉鎔鑄回憶說：“讀著新聞稿，我想到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要是把新聞稿翻印若幹份，秘密散發給群眾，讓群眾知道我軍在東北、華北、西北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該多好呀！作為一個員，凡是有利於革命的事，就應該挺身而出。但又想到，黨組織對這項工作又是什麽態度呢？我沒法向組織上匯報，更無從聽取組織上的指示——當時我的組織關係已由賴衛民轉給王煥新，‘二二八’後，王煥新一直沒有來找我，因而組織關係還未接上。當晚，我一夜沒有入睡。翻來覆去地思索的結果是，我認為，翻印黨的新聞稿，把它散發給群眾，以揭露國民黨的無恥謠言，擴大黨的影響，不僅沒有錯，而且非常必要。當然，這要冒很大的風險。我是組織上用黨費撫養成人的，現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風險，難道我能畏縮不前嗎？於是，我決定一個人先幹起來。或許組織上看到這份無名小報，猜出一些線索，會立刻派人來找我聯係。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鏡框的工人製做了一個能放進半張蠟紙的木框，代替油印機，削了一塊楠竹片代替滾筒，當夜就動手刻寫蠟紙。我把新聞稿刻印成16開大小的小報，字雖然寫得不好，卻還清楚整齊。經過通宵工作，無名小報出版了。發行的準備工作也完成了。天剛麻麻亮，我用提包裝著百多卷寫好地址的印刷品，從民生路出發繞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後回店，在路上，我邊走邊想：如果這份無名小報又轉回我的手中，說明沒有人懷疑我，這證明，這份‘無名小報’可以幸運而生了；如果沒有一張轉回來，那可就要小心了。……”
轉載新華社新聞的“無名小報”發出的第三天晚上，陳然抱著四卷新聞稿，興衝衝地跑到劉鎔鑄、蔣一葦麵前，又從內衣口袋裏掏出一張油印小報，指著上麵的文章，說：“你們看看，有人已經搶在我們前麵了，這張小報上的新聞全是新聞稿上摘錄的。”然後，他興致勃勃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我們也該辦一張這樣的報紙，專門轉載新華社的電訊。老劉，你讚成嗎？”劉鎔鑄內心竊笑，心想：自己的“無名小報”竟然連陳然這樣聰明的人都瞞過了，證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風險太大，不出事也罷，要一出事，可就是剃頭匠擲骰子，要輸幾個腦殼的。”陳然一聽便急了：“老劉你啥時候變成膽小鬼了？”劉鎔鑄這時更裝得一副害怕的樣子，說：“我反正是光棍漢，大不了進敵人的監獄也沒啥牽掛的，陳然你和老蔣可不一樣，你們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們得三思而行啊！”陳然更急了，紅著臉：“你老劉這是不相信我們，是嗎？”這時，書店正好有人來找劉鎔鑄，於是，他便推說有事先走了，臨別時表情怪怪地對陳然說：“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說著便到了家住棗子嵐埡72號的蔣一葦那兒去了。不一會，陳然也隨之而到。在這裏，幾個《彷徨》的辦刊人正式就辦一份油印小報問題進行了磋商。
“商議結果：小報定名《讀者新聞》，暫定每周出兩期，每期印8開版麵一張或兩張，確定蔣、陳負責開信箱取新聞稿；蔣負責編輯和刻蠟紙；陳負責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術之前，由我帶徒弟；我負責籌集經費購買蠟紙、油墨和紙張。”劉鎔鑄回憶說：“一切商妥後，陳然說：‘我們三個人現在都沒有黨組織關係，最多隻能算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我們共同創辦《讀者新聞》，總得有個規矩，還得有個頭頭。’蔣一葦說：‘老劉有秘密工作的經驗，我提議老劉當頭頭。’而我卻推選陳然當頭頭。陳然說：‘還是你當比較合適，少數服從多數，不必推辭了。’我說：‘既承兩位信任，甘願效勞。不過，醜話得說在前頭，辦***，隨時都有殺身之禍。我們切不可將中統、軍統都看成飯桶，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還是靈敏的。俗話說：未曾行兵，先尋敗路，我們得有精神準備，以便臨事不驚。’為了嚴守秘密，我們三人還訂出幾條約束的紀律：一、未經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將《讀者新聞》的事告訴任何人，即使是親生父母、結發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隻要敵人沒有拿住證據，就堅決否認與《讀者新聞》的關係，如果敵人拿住真憑實據，個人就承擔一切責任，決不牽連別人；三、小報的編印和發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辦法辦理。因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會關係，各人寄送的讀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過問。”
小報的事就這麽定了下來。末後，陳然一把拉住劉鎔鑄的袖子，問：“老劉，我有一句不該問的話，可否領教？”劉鎔鑄佯裝驚詫地說：“什麽事？問吧。”陳說：“外麵流傳的那份無名油印小報，是不是你搞的？我斷定是你。”劉問：“何以見得？”陳說：“理由是：今天我給你送新聞稿，拿出那張小報，你處之泰然，毫無驚異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幾分。後來跟老蔣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來，我們馬上對筆跡。”劉鎔鑄知道事已至此，再也瞞不住聰明絕頂的陳然了，便做了個投降狀：“不用對了。真神麵前不燒假香，我認賬就得了。”“好你個狡猾狡猾的老劉啊！”陳然氣得真想揮拳“揍”一頓劉鎔鑄。不過，最後還是和老劉與蔣一葦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興，證明‘英雄所見略同’還是有的。”臨別時，陳然依然沉浸在興奮之中。
《讀者新聞》出版了兩期，一天，蔣一葦從太平門取新聞稿回來，路過在開明圖書局的劉鎔鑄那兒，跟他談了兩件事：一是他和陳然推薦呂雪棠和吳盛儒（後改名吳子見）參加《讀者新聞》，征求劉的意見。二是想把《讀者新聞》的報名改一下。“缺乏戰鬥力，最好改個更有戰鬥力的報名。”蔣一葦說。“呂和吳都是進步同誌，他們都是我們《彷徨》的熱心作者，尤其是吳盛儒，他在《彷徨》上發表的那篇《我倆走向結婚》的文章很不錯。我對他們兩人加入我們的隊伍沒意見。改報名嘛，我也同意。”劉鎔鑄建議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時開個會吧。正好我把兩位新同誌介紹你認識認識。”蔣一葦說。
其實，蔣一葦與陳然之所以動議改報名，是因為在這之前，吳盛儒曾把一期油印小報《讀者新聞》給了好友、員劉國鋕看了。劉國鋕當時就指出，最好把報名改一改，這樣更突出其內容在敵占區的戰鬥力。同時劉國鋕還指出，不能在報上注明出版日期，否則，一旦落入敵人手中，容易被追蹤。
第二天下午，陳然、劉鎔鑄和新加入《讀者新聞》的呂雪棠、吳盛儒準時到了蔣一葦家，就改報名展開了熱烈討論。吳盛儒首先提出了劉國鋕的建議，“我建議改名為《挺進報》，因為‘挺進’二字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用以紀念我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劉鄧大軍飛渡黃河，挺進大別山，恰似一把鋼刀插入敵人心髒；二層是我們都是革命者，應當挺起胸膛向前進，任何敵人都無法阻擋我們向前挺進的步伐。”吳盛儒其實是重複了劉國鋕的意見。
“好，《挺進報》這個名字好！”陳然第一個讚同。
“我也讚成！‘挺進報’很有戰鬥力。”蔣一葦等都表示同意。
“吳兄，你的隸體寫得好，我們《挺進報》的刊頭由你來完成。”蔣一葦提議道。
“那恭敬不如從命了。”吳盛儒笑笑，欣然提筆，隨即寫下了“挺進報”三個大字。
“我認為還有一件事特別重要。”陳然一邊踱步，一邊思忖道：“我們應該給這份報紙找個‘靠山’。”
“是應該有個‘靠山’。”吳儒盛立即附和道。於是，眾人紛紛點頭，因為他們都知道陳然說的“靠山”，就是指黨組織。
是的，可黨在哪裏啊？這是大家最關心，也是最憂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撤出重慶後，我地下黨組織一直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幾乎沒有什麽活動。多數員幾乎都處在無組織的“自由”狀態。他們多麽期待黨組織能夠回到自己的身邊！
然而，黨在哪裏呢？
山城重慶的春季，總是雨霧茫茫。陳然他們在蔣一葦家開完會十天左右、《挺進報》出版二期的一天，在開明圖書局門市當店員的劉鎔鑄正忙著整理書架時，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劉鎔鑄回頭一看，見一位穿著西服、打著領帶、頭頂咖啡色禮帽的“紳士”站在他身後。
“你是劉鎔鑄先生嗎？”“紳士”禮貌地問。
劉鎔鑄默默地點點頭。
“我們學校圖書館準備買一批圖書。”對方在說暗號。劉鎔鑄明白了，便警惕地與其對暗號：“書單帶來了嗎？”
“劉先生可以另找一個地方嗎？”
暗號已經對上。
“請上樓。”劉鎔鑄將“紳士”帶上閣樓。
“你們辦的油印報紙，每期我們都收到了。組織上認為你們做得對。我叫彭詠梧，市委委員，今天，特地來找你接組織關係。”“紳士”脫下禮帽，放在寫字台上，然後慢條斯理地說。
“請拿來！”劉鎔鑄突然嚴肅地對“紳士”說。
“拿什麽？”
“拿組織關係。”
“要是拿不出呢？”“紳士”看看劉鎔鑄，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劉鎔鑄的表情立即沉了下來。
小閣樓上的氣氛馬上緊張起來。
片刻，“紳士”站立起來，有些激動地說：“鎔鑄同誌，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後，留下的同誌都疏散隱蔽了。為了找你，我們費了很大勁。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劉鎔鑄穩了穩情緒，說：“詠梧同誌，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員，也相信你是黨派來找我接組織關係的。可‘二二八’後，我同黨中斷了聯係，早就希望接上。《挺進報》的幾位朋友也委托我找黨組織，我們多麽盼望黨來領導《挺進報》啊！但是，就憑你的一句話，還不能接關係。”
被叫作彭詠梧的這回情緒穩定了一下，問：“那麽，要怎樣才能接關係呢？”
“‘二二八’前夕，領導我的同誌對我說：‘今後可能由別的同誌來同你聯係。目前國統區形勢日益惡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親筆簽了字，交給他，言定憑名片接關係。你沒有帶名片來，怎麽接關係呢？”
“好，我們就談到這裏，下次再來。”彭詠梧戴上禮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後，彭詠梧又來了，仍然沒有帶名片。但他說出劉鎔鑄原來的組織領導人王煥新的社會身份。麵前這位黨派來接頭的領導同誌是無疑的了。劉鎔鑄心想。
“如果我不憑名片，是否可以同你們《挺進報》的幾個同誌接關係呢？”彭詠梧問。
“不可以。”劉鎔鑄搖搖頭，堅決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條件下，這是起碼的組織紀律。
“那好吧。這個先放一放。”彭換了一個話題，說：“根據重慶市委的精神，你們的《挺進報》需要進行組織改造，辦還可以由你們幾個辦，但得歸市委領導，發行也有市委統一安排，你們這邊可以留一部分發給原來的讀者。你看怎麽樣？”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彭委員……”劉鎔鑄依然很倔的樣子，搖頭道。
“這是為什麽？”彭詠梧的口氣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領導，你當然知道為什麽。”劉鎔鑄沒有客氣。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說到這裏。”彭詠梧突然大笑起來，說著，拿起禮帽出了書店。
組織關係沒接上，劉鎔鑄當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著遠去的彭詠梧，又想喊住他，可鐵的組織紀律告訴他，必須這樣做！
過了四五天，“紳士”彭詠梧再次出現在書店門市部。這一回，他見了劉鎔鑄，就笑容滿麵地說：“劉經理，我們的那筆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盤’了。”
“彭先生請——！”劉鎔鑄帶彭上了樓，並給他沏上茶。
這回，彭詠梧坐下後，從容地將手****口袋，然後摸出一張名片，遞給劉鎔鑄，問：“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細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簽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筆跡？”
“是！就是我的！上麵的筆跡也是我的！”這次特別的激動，輪到了劉鎔鑄。隻見他迅速伸出雙手，緊緊握住彭詠梧的手，連聲道：“老彭，我們終於找到組織了！終於找到組織了！”
“你們辛苦了！黨沒有忘記你們，也知道你們的情況。”彭詠梧也有些激動。
“根據形勢需要和重慶地下黨的實際情況，現在我宣布市委的幾項決定：一、《挺進報》從現在起將作為市委的機關報，由市委直接領導，具體由我來負責並與你們聯係；二、報紙的印數要盡可能增加，印刷質量也要設法提高，報紙印出後全部交給市委發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經辦人員處理；三、辦報所需經費，目前組織上無力支付，繼續由你劉鎔鑄同誌負責籌集，但不得以黨組織或《挺進報》的名義籌措經費，唯自願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絕；四、《挺進報》的編輯方針和內部人員分工不變。”彭詠梧以市委領導的身份，向劉鎔鑄宣布道。最後，他又交代了幾件事：“目前《挺進報》隻有你是黨員，你要挑起這副重擔，組織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務。我們今天的談話，可以全部告訴陳然和蔣一葦。吳盛儒今後不來了，你們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經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劉鎔鑄馬上明白，當初吳盛儒進來參與《讀者新聞》，肯定也是“組織行為”，便笑問彭詠梧：“是不是你派老吳打進我們《挺進報》的？”彭詠梧笑笑，說：“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說了。”
彭詠梧前腳剛離開書店，劉鎔鑄立即收拾了一下書店門市，便飛步趕到棗子嵐埡蔣一葦家，將找到“靠山”的事告訴了蔣一葦，並說：“這麽好的消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訴陳然，他會高興死的！”
“我馬上就去。”蔣一葦說。
一份地下的“無名小報”，竟然被收歸為市委機關報，這是陳然等開始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後，這件事就這樣迅速被確認了。
“我們幾個朋友合辦的《挺進報》，現在居然成了重慶市委的機關報，並由市委直接領導，這對我們來說，的確做夢也沒有想到。”劉鎔鑄激動地回憶道：“由於無法抑止的興奮，也出於對革命工作的責任感，之後，我們立即聚集在一起討論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來的分工，對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別提出措施和要求：負責刻寫蠟紙的蔣一葦，逐步爭取刻出老五號大小的仿宋字，落筆輕重適宜，漏墨均勻，鋼板要經常刷洗，刻好的蠟紙要小心收卷，勿使產生折疊痕跡；負責油印的陳然，從蠟紙上墨到印完，都要細心從事，防止擦破、掛破，如發現蠟紙出現裂縫，要立即采取補救措施，盡可能增加印數；負責采購材料的劉鎔鑄，要盡可能選購優質材料，如蠟紙以戴高樂牌為佳，紙張質量要細、薄而富有韌性，紙麵無光澤，吸置油墨要細膩易幹。經過同誌們的努力，報紙的印刷質量顯著提高，每張蠟紙的印數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揚。”
不久，彭詠梧又向劉鎔鑄他們傳達了市委的兩項新決定：第一，建立《挺進報》特別支部，由劉鎔鑄擔任書記；第二，可以發展黨員。劉鎔鑄接受新指令後，立即著手在《挺進報》內部建立黨的組織。其實，陳然和蔣一葦早已是黨員了，但由於特殊的經曆，他倆的黨員身份都已中斷了。陳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黨，那時他才16歲。後來因為一度離開了重慶而脫離了組織關係。現在他要恢複黨籍，必須接受組織的重新調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請。蔣一葦，則在當時屬於組織之內準備入黨的先進青年。正當陳然和蔣一葦準備接受黨的進一步考驗時，彭詠梧被調到下川東(萬縣、雲陽一帶)領導武裝鬥爭，《挺進報》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維嘉代為負責。李維嘉到任不久，便傳達了市委的決定：批準陳然重新入黨，並指定他擔任特支組織委員。幾個月後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準蔣一葦加入中國，並擔任《挺進報》特支的宣傳委員。
為了達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標，陳然、蔣一葦刻苦鑽研刻寫、印刷技藝，使報紙的質量逐步提高，印數也逐期增加。陳然經過反複試驗，摸索出預防蠟紙自然裂縫的措施和破裂後的貼補辦法。他還經常練習刻寫蠟紙，經過一段時期的刻苦琢磨，終於能刻出老五號大小的仿宋字，準備在必要時接替刻寫工作。以後呂雪棠、古承鑠二人也參加過《挺進報》的刻寫工作。
組織的建立，使得陳然等一批年輕人像一團團火焰般熱情地投入到了辦《挺進報》的工作中去。那時條件非常艱苦，又是地下工作，風險極大。根據分工，蔣一葦負責刻蠟紙，陳然負責油印，劉鎔鑄負責材料供應和籌措，吳盛儒負責發行，吳隨彭詠梧離開後，發行由劉鎔鑄兼擔起來。他們的上麵有專人負責把抄錄的新華社新聞稿傳遞，這一工作，在相當一段時間是由彭詠梧的愛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負責。而在江竹筠上麵還有一個地下黨的“特支”，即專門通過電台收聽新華社新聞消息的“電台特支”，程途為這個特支的書記，成善謀等人是專門收聽電台新聞消息的支委。市委書記劉國定直接領導這個電台特支。出於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兩個“特支”之間都是單線聯係，相互不認識，或認識也不知道各自是幹什麽的。
在十分艱苦和白色恐怖條件下辦這樣一份革命報紙，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蠟紙、油印，雖然艱苦，也有風險，但畢竟是一個人關著門幹的活，暴露的機會要少一些。運送和發行就不同了，它要經過很多人的手，通過若幹關卡、碼頭，既要考慮發行人和傳送人的安全，更要保護收報人的安全。韭然吧，把報紙印刷完後，還得考慮如何把印好的報紙送運出去，這個難度很大，風險更大。他得每期將在家裏印刷好的上千份《挺進報》，先包裝好後，再渡長江，有時還要繞渡嘉陵江，然後經朝天門、小什字、夫子池，最後才到民生路開明圖書局。過輪渡時，要上下躉船，躉船上有軍、警、憲、特盤查過往行人，稍有不慎，便會險象環生。然而，陳然卻從未出過紕漏。
之後由劉鎔鑄負責的發行，就更需要機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為報紙送到他手後，必須立刻發出去。留在手上時間越長，危險也就越大。發行人員除了嚴密的保密意識外，還得有高度的時間觀念，要精確安排和嚴格遵守時間，避免取報人互相見麵，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另外，發行時間縮短，對發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當時《挺進報》的發行采取委托轉發和郵寄兩種方式。拿劉鎔鑄經辦的發行環節來說，一般先從他手中直接、間接取報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隻取幾份，有的要取數十份或者上百份。劉鎔鑄不能用筆或其他方式登記取報人的姓名、份數，隻能靠牢牢記住他們的相貌與服飾及領取的份數來確認。
《挺進報》發行的對象，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那些具有進步傾向的讀者和有統戰關係的讀者，給這些人發報相對安全和好辦些。另一類對象就比較困難和危險了，那就是些特別“讀者”——國民黨的軍、政官員，這是地下黨為了瓦解和粉碎敵人囂張氣焰而精心安排的對象。通常做法是，將《挺進報》裝入那些印有“重慶警察總局”、“中央銀行”等官方部門的信封套中，這些信封套則是陳然、劉鎔鑄名正言順以《彷徨》這樣的公開雜誌社名義去某些印刷廠索取或買來的，也有他們平時收集和儲存起來的。這樣做的好處是，敵人和特務機關一旦發現想追查，也找不到任何線索。
進入1948年，盤踞在重慶的國民黨反動勢力越來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這一垂暮的景況，使得敵人對的鎮壓更加瘋狂。作為“刺向敵人的一把尖刀”的《挺進報》的工作更加困難重重。這時，重慶地下黨的形勢也十分嚴峻。特支書記劉鎔鑄被調出重慶市區去從事新的戰鬥工作，陳然代為《挺進報》的特支書記。這位年輕員幾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熱情投入到了辦報工作中。他的戰友對他當時的工作情形有過如下描述——
7月，重慶山城熾熱如火。陳然利用住房旁邊的一間儲藏室，用厚紙把板壁糊住，在窗後掛上毯子，再用黑紙作了一個燈罩，布置成為一個印刷間。他再把刻好的蠟紙，一頭用圖釘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來代替油印滾筒，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後，把蠟紙一燒，竹片一丟，不留任何痕跡。
經過一夜奮鬥，按照市委要求的8開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進報》，在黎明時分印成了。陳然心急如火，不顧疲勞，立即帶上報紙，趕到江邊。這時，輪渡尚未開航，他雇了一條小船，橫渡長江進城，直接送到市委負責聯絡的同誌那裏。
但是，第一期報紙的印刷質量卻並不理想。一張蠟紙印不到六七十張，字跡就模糊不清，隻得換刻一張蠟紙再印。就這樣，連續刻寫三張蠟紙，又連續印刷了一個通夜，方才達到市委所要求的報紙數目。
……又是連續3個夜晚，陳然堅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裝訂精致的重要文件，終於趕製出來，總數達到3500份。
由於隆冬嚴寒，勞累過度，陳然病了，高燒達到39．6℃。但是，他很興奮，因為目前形勢已經達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的確，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
這時，除了編寫和刻字仍由蔣一葦負責外，陳然的擔子更加重了，和上級聯係，采購油墨、紙張，取電訊稿，輸送和投寄報紙，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時，為了防止意外，李維嘉已不直接到陳然家來，而改為定期在外麵找地方約會。因為，重慶的環境已十分險惡，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鬥爭更為艱巨、複雜。然而，陳然的鬥誌卻更加旺盛。他采取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報紙為例：他為了不致被“郵檢”扣留，放棄集中投遞的辦法，采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分別到南岸、江北多點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種形式的信封，運用多種筆跡，一次又一次地和敵人“捉謎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資本開設的大商號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郵。這些報紙很快就被守候著的特務發現，他們根據這些線索，對這幾家商號進行搜查。嚇得目瞪口呆的大老板們，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詐勒索。又一次，他在幾所被三青團分子把持、一貫壓製進步同學的學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進報》，這就引起特務懷疑，對學校當局作了一番徹底的清查……
《挺進報》在陳然等人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華社的消息外，還有一些小的言論評論以及川東臨委和重慶市委關於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原則，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思想指導方麵的文章，特別是有關解放區的消息和戰場方麵的報道最多，這對於白色恐怖下的地下黨的同誌和重慶市民來說，仿佛在黑暗中見一盞明燈。而同時，《挺進報》也從不放鬆對敵展開攻心工作，適時刊登那些令敵人心驚肉跳的文章和新聞消息。比如，《挺進報》發表過一篇由一位老者寫的題為《勸告蔣軍軍官》的文章：“……蔣軍中的士兵大都是無產階級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窮人是一家的道理。在這窮人要翻身的時候，不僅不讓翻身，反要替蔣介石賣命。所以，我不必勸蔣軍中的士兵，隻勸蔣軍中的軍官。我來現身說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數十年，可算知識階級中人，愚夫妻擁有土地和其他財產，也可算有產階級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卻一反以前不問國事的態度，實在是為正義感所驅使，看到了蔣介石禍國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國家快要亡，現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為凡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不應隻顧自己安富尊榮，須念及同胞水深火熱，而替蔣介石打內戰的軍官們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彌天罪惡，一定遲早命都不保，為解放與革命而死是有價值而且光榮，為賣國與獨裁而死是毫無意義而可恥。”
從現存的檔案中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進報》，那報眼的左右是兩個加框的口號，左邊為：“蔣區人民武裝起來，抗丁抗糧，分田廢債！”右邊是：“蔣管區官兵們，不要替貪汙土劣打仗！”具有很強的戰鬥性。再如一篇題為《蔣軍士兵好消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內容，對國民黨士兵也極有鼓動性。
《挺進報》上發表的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著作，更是對敵占區的民眾以極大的鼓舞，同時對反革命陣營也具有毀滅性的精神打擊力量。
《挺進報》在重慶的影響越來越大，令國民政府氣急敗壞。
原以為在四川省委撤離重慶和《新華日報》被封閉後可以安然大睡的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著的一隻“朱紹良主任親啟”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進報》，這位行轅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幾分鍾。因為那張用油墨印製的紙上有一排大字：“審判戰爭罪犯！準許將功折罪！”
朱紹良癱坐在椅子上，久久沒有緩過氣來：難道真是斬不盡，殺不絕？
“徐遠舉處長，你給我馬上過來！”朱紹良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抓起電話，瘋一般地對著話筒大叫起來。
現在的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業務檔案(B-145)材料中，有徐遠舉交代當時這一情景的文字：
朱紹良在西南長官公署辦公室打電話叫我去，一進門就熊了我一頓。朱紹良素以儒將自詡，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熊人。我挨了熊，自知禍事來臨。果然，交給我一封信。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他怒氣衝衝地說：“現在還未到時候，就搞到我頭上來了。在重慶這樣囂張還了得！這個火種非撲滅不可，你務必破案。”提筆就給我寫了一個限期破案的嚴厲手令。
那天西南長官公署照例舉行黨政軍幹部會報，重慶的黨、團、軍、政、特等重要頭目都參加了。出席的有重慶市警備司令蕭毅肅、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龍文治、三青團特務頭子羅才榮、重慶市警察局長施覺民、社會局局長趙冠先、中統西南督導兼重慶實驗區區長徐政、憲兵二十四團團長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紹良一上來就提出《挺進報》的問題，訓了一頓，接著責令軍警特務機關對地下黨組織務必清查破獲，並說：不要以為代表團和《新華日報》撤走了，就平安無事了。然後命令我與有關機關會商，限期破案。反動頭子們麵麵相覷，會議一散，一個個腆顏而退……
徐遠舉從朱紹良的辦公室出來後坐上小車，開始秘密策劃對《挺進報》的偵破行動。自從1932年在國民黨軍委會團警幹部訓練班參加軍統以來，他同打交道已有16年的時間了，當上這個少將處長也可算是“戰績”累累。可《挺進報》秘密發行已有一段時間了，還寄向各方，這次居然寄到了朱紹良主任的手裏，實在太猖狂了！頂頭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麵的責難，使徐遠舉感到了一種巨大壓力。
《血手染紅岩》是徐遠舉在被關進人民政府的戰犯監獄改造所裏寫的交代材料，在這一份材料記錄了他反動一生，尤其是屠殺重慶地下黨人和革命誌士的罪惡過程。關於《挺進報》事件，也有專章敘述。當時徐遠舉對“限期破案”《挺進報》任務有如下布置：
本來丙種會報，屬於憲兵、警察、中統、軍統四個特務機關的聯合會報，是秉承南京黨政會報(又稱特種會報)之命，危害革命、鎮壓****的聯合行動機構。該會報由憲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設有會報秘書處，作為領導各地丙種會報的總機構，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處長任秘書處處長。按南京丙種會報規定，指定我和重慶警察局局長施覺民、重慶憲兵二十四團團長沙吉夫、中統西南區督導徐政四個人組成重慶丙種會報。經我們四個人商量，用“轉轉會”的方式，聚餐聯係。為對付重慶工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團特務頭子羅才榮和重慶稽查處處長羅國熙參加。以後我又把丙種會報改為一個常設機構，配屬於重慶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來危害革命人士。
西南長官公署舉行的這次會報邀請來的人，談什麽問題，大家都明白。雖然滿桌子酒菜，但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這次會上，除中統方麵有所推諉外，警察、憲兵、稽查方麵都表示將積極配合。最後，徐遠舉拿出了他的破案計劃，他說：
《挺進報》流傳所及，影響人心，但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對付他們……一、按照《挺進報》寄**況來看，《挺進報》肯定在重慶市或郊區。我主張立即清查郵路，守候郵筒，嚴密監視《挺進報》投郵情況，派人守候緝捕，特別注意早晚時間和郵局的郵工。二、搜索赤色書刊，嚴密偵查新聞界、文化界左傾人士的活動，尤其是幾家民營報紙。請黨團新聞會報多多負責，隨時交換情況。請市黨部宣傳處立即配合軍警搜查各書店。三、由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續派得力人員馳赴華鎣山區，配合清剿部隊嚴密搜捕，務必清出地下黨的組織關係，招撫被誘騙的青年。四、多方運用內線布置，設法接近地下黨組織。五、必要時在全市進行突擊大檢查。目前不必打草驚蛇，請憲警在市郊區多加巡邏。六、特別注意各工廠的工人活動。各兵工廠要嚴密偵查戒備，工運組織要多深入下去。工廠方麵最可能發現問題。
特務們對各種“案件”處理是有分工的，所謂的《挺進報》一類的案件，屬於“丙種會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的一種分類案件名稱。從徐遠舉的這份“行動布置”來看，敵人對《挺進報》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處理，方可解他們的心頭之恨。
徐遠舉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頭反動鷹犬，現在既然朱紹良把《挺進報》的事交代給了他，如果他徐遠舉做得不得力，朱紹良那裏肯定不會給他好臉看。因此徐遠舉得到朱紹良要搞掉《挺進報》的指令後，立即把執行計劃做好，並迅速呈報後得到朱紹良的親自批準。
“軍、警、憲、特四個方麵的力量，全部由你調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從《挺進報》入手，徹底搞掉重慶地下黨！”朱紹良特意交代道。
“長官放心，卑職一定全力以赴。”徐遠舉在上司麵前立下軍令狀。
得令後的徐遠舉親自坐鎮指揮，他要求各方麵的軍警和特務分子每天將搜集的情報及時上報給他，試圖從蛛絲馬跡中找出線索。他規定：破案立功者獎，怠慢疏忽者罰。在他的嚴厲督陣下，各路軍警和特務們開始瘋狂地搜查線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陰謀詭計。
於是，在重慶大街上，便衣特務暗藏四處，瞪著那似鷹一般的眼睛，隻要覺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偽裝改扮成學生、工人的特務分子，滲入重慶及下川東的學校、工廠裏，嚴密監視學生、工人的活動，他們對此行為也叫“深入基層”。
重慶的所有重點書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擊檢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強行搜查。各道路、碼頭、旅店，更是特務分子緊急戒嚴，重點清查的地方。
為了從“根本”上鏟除《挺進報》與地下的聯係，徐遠舉要求特務們將“戰線”拉長到各郊區，如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長壽、墊江、大竹、鄰水、廣安、南川和萬縣、雲陽等地的特務，也跟著紛紛出動，到處清剿搜查。
“報告徐長官：雲陽方麵有重要收獲！”不日，重慶站的特務向徐遠舉報告說，他們抓到了一個雲陽的青年知識分子，叫盛超群。“從確鑿的證據看，此人肯定是，並且與《挺進報》有密切關係。”
“你們在雲陽那邊盤問過沒有？有沒有收獲？”徐問。
“拷問了，但他很狡猾，沒有說啥子名堂。不過，他的事已經鐵板釘釘。我們還把他的弟弟盛亞群也逮捕了，兄弟倆還都挺硬，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吐一個字出來。現在分別關在渣滓洞的樓上六室和樓下六室。”
徐遠舉一聽，異常興奮。“好，我馬上派偵防課長陸堅如去刑審，看他吐不吐嘛！”
心狠手辣的陸堅如得令後，立即對盛超群用大刑。然而，他們哪裏想得到年年輕輕、文文靜靜的盛超群原來是個他們根本想不到的奇才，竟然讓狡猾的特務分子上了一個大當。
盛超群，雲陽人。1938年在延安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畢業。後受黨的指派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1938年8月回到雲陽的他，先在雲陽中學校宣傳抗大的內容和八路軍的好處，促使當時的雲陽中學中有22位同學由城口縣翻山路去考抗大。盛超群此時參加了一起告發雲陽縣長陳言福、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楊秩東的貪汙事件，曾轟動一時。這事激怒了當地的反動勢力，他們視盛超群為眼中釘、肉中刺，後由國民黨分子劉障東等十多人聯合起來控告盛超群是，說他在鄉間宣傳、阻擋兵役法實施和攻擊政府，當年12月縣警兵張俊等六人將盛超群鎖押到縣府。後因盛超群家人和親戚出錢保釋方算了事。雖然盛超群獲得保釋，可仍被軟押在縣黨部內不準隨便自由亂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帶。1942年底才重新回到雲陽。不久，他在《雲陽公報》上揭露桑坪鄉長劉障東的貪汙事實，結果反被對方告發“盛是抗大回來的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兩個多月後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獄的條件是：盛不能再在雲陽。無奈，盛超群到了萬縣。
1943年到1945年期間，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學院章倉萍教授主辦的《中外春秋報》，不斷揭露和攻擊當地的國民黨貪汙分子，加上他的文章總是鋒芒畢露，又頻頻將那些貪官的事見於報端，盛超群一方麵名聲大震，另一方麵得罪了諸多當地反動官僚。比如，他揭露萬縣九區專員曾德威、萬縣警察局長艾興權的貪汙事實，在報上登出，題為《大官問小官，鄉裏情況如何，小官答曰，煙毒已盡土匪絕跡》文章，惹得曾德威、艾興權等派十多個荷槍實彈的兵卒，前去追殺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園坐著，好在有人事先去給他報信，他趁拿槍追殺的兵卒趕到之前的那一瞬間，急忙從後窗跳逃，一口氣跑到一艘開啟的輪船上才算撿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為，與反動官僚和貪汙分子如此高調對抗，加上他在《挺進報》還登載了題為《不怕你貪官槍尖上有血，隻要我記者筆尖上有墨》一類的文章，作為此次特務分子尋找“****”的《挺進報》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個。
盛超群的弟弟盛亞群回憶說：“1948年1月7日早上，我開門看見牆上貼了很多快郵代電，其中有一則題為‘速捉****盛超群’。我一看，就拔腿往家裏跑，告訴哥哥要他馬上逃跑。哥哥聽了我的話，但1月9日晚上，他卻在萬縣被逮捕了。我於十日到萬縣四處打聽，尋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沒有找到。後來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長，才知道了他的情況，當我到看守所見他時，不由心痛萬分。隻見我哥超群他雙手帶手銬，腳上是副五十斤多重的大鐵鐐，已經被刑罰整得麵不像人。看守班長對我說，這大腳鐐是專門對盛超群定製的，因為上麵的人說盛超群很凶，我們萬縣方麵已經管不住他了，馬上要押到重慶去……四月十九日我就被重慶行轅二處派來的特務杜傑（巫山人）逮捕了，特務給我帶上腳鐐、手銬，二天送到萬縣警察局審問，要我說出大哥的活動情況，我不說，把我用電刑、老虎凳整昏死幾次，連整帶審七八天後，我一點沒有說，杜傑將我送到重慶行轅二處，由姓張的法官審問，他拿出我給另一個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騰芳的信（特務在郵局查到的），依此，特務們要我說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動情況。我不說，又用電刑、老虎凳，將我整昏死數次，連整帶審半個月後，我一直沒說出什麽，就把我關進渣滓洞裏。在渣滓洞裏，我大哥盛超群關在樓上六室，我關在樓下六室，盛騰芳關在樓下八室，我們關在裏麵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處特務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利害，連整三天逼他交出組織，他受不住刑時，就把國民黨雲陽縣的各單位警察局長等咬上去，說他們都是……”
盛超群的弟弟盛亞群被關押了一年多後被釋放，另一個哥哥盛騰芳更因為與盛超群及《挺進報》無任何聯係，便在審訊後幾日回到了南京。而對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繼續……
“處座，盛超群終於招了！這回我們收獲大大的，盛已經招供他是雲陽縣的地下黨負責人，這是他供出的地下黨員名單……”
徐遠舉拿著偵防課課長陸堅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單，手都有些顫抖了——這是這位老特務多麽期待的東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雲陽地下黨負責人，在雲陽準備武裝暴動，預定某時起事。還供了雲陽地下黨組織的計劃以及開會情況，提出了一張黑名單。我當時認為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複訊就命令呂世琨、雷天元率領二處特務前往萬縣，會同萬縣區行政督察專員李鴻燾馳往逮捕。”徐遠舉回憶此次行動說：“萬縣專員李鴻燾，係鄧錫侯的舊部，以其管轄區出了這樣大的問題，就率領保安部隊，開了一艘專輪直下雲陽，將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餘人，一並逮捕，解到重慶。經我一了解，被捕的人，有的是縣警察局局長，有的是縣財務委員會委員長，有的是縣參議員。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動黨團分子及雲陽地方豪紳，是欺壓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動統治的支柱，與地下黨無關。全案撲了大空，不得不將在雲陽縣被捕的人全部釋放，並請重慶警察局刑警處長、雲陽籍的軍統特務頭子許乾剛出麵，安撫他們，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餐，致歉，並囑他們在雲陽縣團結一致，****清共。至於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後殺害於渣滓洞，還追索他哥哥盛騰芳在南京《新民報》的情況。他兄弟盛亞群，也被株連，關了一年多才予以釋放。”
徐遠舉在盛超群問題上，大出洋相。當時特務們到雲陽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員後，震驚雲陽各界，一時間，雲陽政府亂成一片，百姓拍手稱好。回到渣滓洞，徐遠舉親自審問，欲給自己拉回麵子，便重刑對付盛超群，問他為什麽這麽幹？不想，盛超群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說沒有的組織關係，你們不相信，你們的人撬斷了我的腿，我隻得編一套交出來。”
盛超群從此在渣滓洞監獄裏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給難友們出高招對付敵人。
後來，徐遠舉還上過一次當。但這一次他雖然沒有抓到一個，卻破壞了一個革命組織——四川民盟。民盟成員、“黑牢詩人”蔡夢慰就是在敵人的這次行動中被捕的。
然而，敵人畢竟已經在重慶城鄉各處撒下天羅地網，任何一點關於《挺進報》的風吹草動，皆在他們“全力以赴”的偵察範圍之內。這樣一份想在敵人眼皮底下不透一絲風聲的革命報紙就因為一絲不慎的細縫終於造成了重慶地下黨的巨大悲劇——
事情是從一個年輕的地下黨身上發生的。這位叫陳柏林的年輕黨員才18歲，他是民生路上的“文成書店”的一個職員，在特務們撒大網搜查線索時被迫暫停營業。店員陳柏林轉到草堂國專暫住。
在這裏，有位叫姚仿桓的保密局情報員正好與陳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遠舉派出的“紅旗特務”，即以進步分子的身份，潛伏到工人、農民和進步知識分子中間，表現異常紅色，最後在摸清革命陣線的情況下將進步分子一網打盡，故敵特機構稱這樣的特務叫“紅旗特務”。陳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細，兩人在一起時陳對國民黨特務查封他的書店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一麵強烈抗議國民黨特務的陰謀活動，一麵表示將盡一切力量要恢複書店或重新辦一個書店。姚仿桓佯裝思想進步，附和著陳柏林大罵國民黨無能，這使陳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個進步青年。陳柏林主動拿出一本《新中國初型》給姚仿桓看，姚仿桓翻書時發現書中夾有一張《挺進報》。
“老板，這裏有情況……”姚枋恒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保密局重慶站組長李克昌。
“好，你繼續盯住陳，我另派人接近這個陳。”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繼續行動嗎？為什麽還要專門派人來呢？”姚仿恒見立功機會快到了，卻聽上司要另派人來搶功，有些不悅。
“你的腿腳不利索，萬一讓陳跑了怎麽辦？”李克昌訓斥姚。“長官，那我服從。”跛腳的特務姚仿恒隻好放棄立功機會，讓給了另一個假裝失業青年的特務曾紀綱。
經姚仿桓的介紹，曾紀綱認識了陳柏林。曾紀綱以自己失業的“親身體會”與陳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談，對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國表示了極大的熱情，這使陳柏林有一種幸遇知音的感覺。特別是曾紀綱投其所好，提出要辦書店的想法時，陳柏林非常興奮。為了尋找線索，曾紀綱提出應搬回書店去，陳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慶站副站長呂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慶各工廠發展了許多“通信員”、“情報員”，徐遠舉對他的評價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層活動……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個特務。”李克昌指示曾紀綱要盡快摸清陳的上級和《挺進報》的情況。
在文成書店，曾紀綱與陳柏林徹夜交談，談苦悶、談誌向追求、談人生理想，表現出了一副比誰都革命的假象。陳柏林完全被“紅旗特務”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還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這樣的進步分子介紹到黨內。
1948年3月28日，陳柏林向上級“老顧”匯報了與曾紀綱交往的經過和對他的認識情況，“老顧”要陳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輕信人，但陳柏林十分堅決地認為曾紀綱最起碼是一個非常進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顧”親自考察一下。“老顧”從發展進步力量的角度考慮，同意先見見麵，約定4月1日下午3時在紅球壩見麵。
曾紀綱立即向李克昌報告了這一情況，李克昌又報告給副站長呂世琨，呂指示李克昌要曾紀綱“繼續偽裝，擴大線索”。
但是，徐遠舉知道這一消息後，卻等不及了，他命令呂世琨做好行動準備，將陳柏林、“老顧”秘密逮捕。4月1日，呂世琨帶二處警衛組的大批特務在紅球壩周圍秘密潛伏。
這天下午，陳柏林興致勃勃地帶著曾紀綱去紅球壩見上級“老顧”。路上，陳柏林告訴曾紀綱怎樣介紹自己，如何回答上級的提問。在紅球壩，陳柏林還未及作介紹，潛伏的特務便蜂擁而上，將他和“老顧”逮捕。雙手被手銬卡住的陳柏林，看見曾紀綱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時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麽愚蠢的事，從不輕易哭的陳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淚。陳柏林自然還不知道因為自己的這一失足，使得重慶市委和重慶地下黨幾乎徹底被敵人破壞，也並不知道由此給多少優秀的員及革命誌士帶來了毀滅性的生命打擊。陳柏林後來一直被敵人關在渣滓洞，犧牲於“11·27”大屠殺之中。陳太年輕了，狡猾的敵人讓我們的年輕人和我們的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黨和同誌們必須牢牢記住。
不過，李克昌在抓獲“老顧”時，竟然霧了一頭水：“怎麽是你啊？”這個的“老顧”原來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經的特務機關的軍統情報員，真名叫任達哉。
抓獲陳柏林和他的上級“老顧”，這讓特務機關的行轅二處一時喧囂起來。徐遠舉在《血手染紅岩》的交代材料中對如何審訊，有這樣一段自白：
“我對地下黨員的嚴刑審訊，有三套惡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訛詐；三、誘降。利用他們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們貪生的心理，利用他們的家庭觀念，利用他們身體上的弱點，用各種威脅利誘和欺騙訛詐手段來**，以動搖他們的革命意誌。比如說，你的上級將你出賣了，你不說不行。比如說，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況，不說也不行。比如說，你的妻子已將你的情況全部說出來了。施加種種欺騙**，以及生與死的威脅。我認為隻要他們說一個字，開一句腔，就有辦法……”
陳柏林雖年輕，但並沒有出賣黨和失去一個員的忠誠。在現今的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業務檔案（A-81）卷宗中，關於當年陳柏林的情況有這樣一段結論性的評語：
因向成義送《報》被捕，受刑很重，沒有承認身份，未交人，獄中努力讀英文，希望以後獲得自由時辦一個書店。
當時特務機構的二處對革命誌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蘆、踩杠子、吊杠子、竹簽子種種毒刑。受過這種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夠幸免於死，也會終身殘廢。按特務機關對革命人士的審訊手段，一上來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進監門就先打五十棍棒。他們妄圖用這種血腥的恐怖，從生理上和心理上來打擊革命人士堅強的意誌，打得你昏頭轉向，失去了冷靜的頭腦，而落入特務的圈套。
徐遠舉分析了陳柏林和“老顧”的情況後，認為首先要從年輕的身上打開缺口，年僅18歲的陳柏林在徐遠舉的眼裏不是什麽難對付的角色。
刑訊室裏，徐遠舉和二處偵防課課長陸堅如想象陳柏林一見這些刑罰就會發抖，隻要略施小計就可以了。但不論特務們耐心開導，還是**威相逼，陳柏林隻是一言不發，他憤怒地瞪著雙眼……徐遠舉失去了耐心，命令對陳柏林動大刑。年輕的陳柏林忍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沒有吐出一個字，這讓徐遠舉不曾想到。
“換一個！”徐遠舉憤忿地說。
“老顧”被帶了上來，徐遠舉從李克昌那裏已經知道了“老顧”——任達哉的底細。任達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印刷工人。抗戰期間，任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印刷工人。抗戰勝利後，中央印刷廠遷回南京，任達哉失業。經人介紹，任達哉認識了李克昌，在幫忙找職業、給經費的**下，任達哉做了軍統的通信員。隨後，任達哉被介紹到民盟機關報《民主報》工作，同時負責監視民盟機關的活動情況。由於後來任達哉隻提供過一次情報，工作上無甚“成績”，李克昌乃與任達哉漸漸疏遠，任卻在另一個陣營幹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聽說你過去與我們還是一條船上的同誌啊！”陰森森的審訊室裏，徐遠舉仔細地上下打量著任達哉，見對方低著頭悶在那兒，心裏多少有些把握了：對這樣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開他的嘴並不複雜。
“說！你是怎麽從一個軍統的同誌，變成的？”徐遠舉突然高聲一句話。
“不是的，長官，我本來就是你們的同誌，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現在還是你們的情報員，隻是沒有完成好任務……”渾身在發抖的任達哉試圖用過去的曆史擋一下徐遠舉的凶惡的目光。
“任先生當真不是****分子？”徐遠舉的眼睛幾乎貼近任達哉的臉。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聲音是顫抖的。
“與《挺進報》也沒有啥關係？”
“沒、沒有。一點……關係都、都沒有。”回答的聲音更顫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遠舉怒吼一聲。
“小子，請上老虎凳吧！”陸堅如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把將半癱在地的任達哉拖到刑具上，使勁加上兩塊磚……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聲後，又“嗚嗚”地哭了起來。
徐遠舉鄙夷地看了一眼癱在地上的任達哉，對陸堅如說：“把他交給你了！”
任達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黨的經過，後又供出了自己的領導人“楊清”，並說楊是重慶地下黨市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任達哉同時還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進報》發行和地下黨員情況。
“最近你們還有什麽活動？”審訊已經一天一夜了，特務有些疲倦地問。
“有有。”任達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經同‘楊清’約定過幾天聯絡接頭，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務。”
“太好了！這回我們可以釣一條大魚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務那種異常敏感嗅覺的徐遠舉，頓時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戲”開始了——
1948年4月4日，特務季縷按照徐遠舉的精心布置，帶著叛徒任達哉和一批便衣特務，像一群凶殘的餓狼似的撲向重慶磁器街的嘉陽茶館——這是任達哉經常與許建業接頭的地方。這一天，許建業正在茶館裏與另一位地下黨高正明商談工作，突然見任達哉與幾個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在茶館外麵探頭探腦，立即意識到事情不妙。“有情況，快走！”許建業輕聲催促高正明一句後，借機將茶凳絆倒，引起茶館內一陣混亂，於是高正明裝做上廁所，從後門脫身遠去。
“他就是楊清。”任達哉指著許建業，對特務說。
“抓！”特務們立即一擁而上。許建業蔑視了看了一眼任達哉，大義凜然地甩了一下特務們伸出來的手，說：“我自己會走！”
許建業的被捕，立即驚動了重慶的特務機關。當晚，徐遠舉馬上驅車前往重慶特務秘密機關所在地老街32號慈居，他要親自審問這位重慶地下黨的領導人。
徐遠舉，湖北人，1932年參加軍統特務，時任國民黨軍統局本部行動處少將處長、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是位“見多識廣”、殺人不見血的老牌特務。在他的眼裏，人隻不過像他腳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螞蟻一般，隻要用點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來點“心理戰術”，肯定會像任達哉那樣“求饒”還來不及呢！可是，他沒有想到，眼前的這位“楊清”讓他吃驚不小。在徐遠舉自述罪行的《血手染紅岩》中他這樣描寫道：
“楊清身體強壯，氣宇昂揚，有革命英雄氣概。我問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他一字不答，經用各種酷刑拷打，幾上幾放，隻說他叫楊清，鄰水人，住在過街樓某旅館。經過調查，過街樓根本沒有這個旅館。從他身上檢查，也無片紙隻字。經過一天一夜的審訊，用盡各種手段，不得要領。我怕線索中斷，即命二處嚴加看守，注意楊的每一動態……”
關於特務如何對這位重慶工人領袖用刑和許建業如何在敵人麵前寧死不屈，監獄裏的敵我雙方都有不少親曆者的回憶。筆者看到《重慶工運史》編寫組邱富貴、唐有武等人寫的許建業剛入獄時的三次重刑情景：
……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見這位身穿藍布衫，身材魁偉的年輕人毫無畏懼地站立在辦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著窗外，覺得對付此人不能疏忽大意，他假意請許建業坐下，然後說：
“你叫楊清嗎？”
“不錯”。
“幹什麽職業？”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輕人，你應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徐遠舉臉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這就是實話。”許建業不慌不忙地說。
徐遠舉沉不住氣了說：“我知道你是，必須交代出你們的組織，同黨和領導人”。
許建業一聽“交代”“同黨”，氣湧心頭，嚴正地說：“我們做買賣的，隻曉得將本求利，賺錢謀生，不懂什麽叫。”
“真不說？真不交代你的組織？”
“有什麽可說的？我連都不是，還有什麽組織可交代？”
徐遠舉惱怒了，隻得攤牌說：“你真的不講嘛！那好，我叫一個人來與你見見麵。”他一按電鈴，叛徒任達哉立即走進辦公室，勾著腦殼，龜縮在一旁，膽怯地低聲說：“老楊，他們都知道了，你就講了吧！”
許建業一見叛徒任達哉，怒火萬丈，罵道：“劣種，可恥叛徒！”
徐遠舉的審訊成了僵局，隻得草草收場。
徐遠舉不甘心失敗，決定對許建業采用刑訊逼供，妄圖用皮鞭、棍棒來撬開許建業的嘴，達到破壞地下黨組織的罪惡目的。
夜裏，許建業被幾個凶神惡煞的劊子手綁進刑訊室，室內陰森恐怖，燈光微弱，寒氣逼人，四周牆上掛滿了麻繩，帶釘棍棒，鋼心皮鞭。屋中間擺著老虎凳，電刑坐椅……
而對著刑訊室裏的一切，許建業巍然屹立。重慶行轅二處偵防課課長陸堅如，二處渝組組長雷天元，渝組副組長王仁德同時出馬。許建業麵對凶殘狠毒的特務，怒目而視，一聲不吭。
陸堅如先是耐著性子，裝出和緩的樣子說：“楊先生，徐處長給你講得很多了，有的問題你們的人都說了，何必還要隱瞞呢？希望你將領導人和組織交出來，這樣對你來說是很有好處的。”
“既然叛徒都給你們講了，還來問我幹什麽？！”許建業以鄙視的口吻說。
陸堅如威脅地說：“你不要嘴硬，現在你已失去了自由，隻有交出組織和同黨才能重新獲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許建業斬釘截鐵地說：“少囉嗦，我沒有什麽可講的！”
陸堅如見許建業態度強硬，進一步威逼說：“到了我這裏，就由不得你不講，放明白點，好漢不吃眼前虧。”
“你的意思無外乎要動刑，就是殺頭我也沒什麽可講。”許建業剛毅地回擊。
此時，陸堅如凶相畢露，猛擊桌子吼道：“給我吊起來！”話聲剛落，幾個劊子手立即將許建業捆綁起來，反吊在屋中大梁中。許建業頭上豌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緊牙關，忍住劇痛，不叫不哼。幾個特務手執皮鞭、棍棒，邊抽打邊問：“說不說？”許仍以“無聲”對抗，劊子手們聲嘶力竭地狂吠一陣之後，無可奈何，隻好將許建業放下，這時，許建業的手腳已嚴重損傷，昏迷過去，但他緊咬牙關，堅強地戰勝了敵人的第一次酷刑。
絕滅人性的特務沒讓許建業有喘息機會，待用冷水將許潑醒後，又綁上刑椅，劊子手包樹成舉起大號白鐵水壺，向許建業鼻孔猛烈衝灌。帶刺激性的水衝入鼻孔，嗆入氣管、肺部，痛如針插刀絞，但許建業一聲不吭，仍然以極大的毅力戰勝了特務的第二次酷刑。
敵人兩次刑訊失敗後，對許建業使用了更凶殘的毒刑，他們將許建業綁在老虎凳上，這是一種既原始又殘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腳骨折斷，癱瘓致殘，墊到第三塊磚時，見他的膝蓋骨吱吱作響，昏迷過去，敵人用涼水將其潑醒後，又加磚頭，許建業再次昏迷，雖然幾次反複，但許建業仍未吐出一字半語，充分顯示出他“寧可筋骨斷，意誌絕不屈”的大無畏精神。
經過一整夜的折騰，敵人一無所獲，特務頭目陸堅如惱羞成怒，對許建業最後狂吠道：“你再不說，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屍不全。”
這時許建業已是遍體鱗傷，精神不支，但一聽陸堅如的狂吠，立即掙紮起來以仇恨的目光怒視陸堅如，高聲喊道：“我是中國黨員，這就是我要說的；其他任何事情你們都休想知道！”
特務們歇斯底裏地說：“我們有四十八套刑罰，你受得了？”
許回答道：“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員！”
又是一頓雨點般的鞭子抽打。“說不說？”“不說！你們別想從我嘴裏聽到一句對你們有用的話！”
麵對如此硬骨頭的人，特務們再無進攻能力了，隻得灰溜溜地收場……
特務們對許建業可是下了功夫的，因為徐遠舉知道，隻要把許的嘴“撬開”，《挺進報》乃至整個重慶地下黨就有可能“徹底解決”。為此，他招呼手下特務們要使盡一切辦法讓許建業“招認”。
“老許初入獄時，蒙著頭，不許任何人看，他腳上上了重鐐，手上有銬子，不給飯吃，不給他鬆銬子，看守把他說得神乎其神，說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氣大，有武功，受幾十種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懼。”有獄友這樣回憶說。
許建業，《紅岩》中的許雲峰的主要原型，這位讓敵人傳得神乎其神的重慶市委領導，到底是位什麽樣的人物？在此，我們稍作介紹：許建業是四川鄰水縣人，1920年生，原叫許明德，後名許明義，許立德，化名楊紹武、楊清等。四歲時父親許良棟病故，剩下母親，妹妹三人，寡婦幼子，孤苦伶仃，隻得投靠心地狠毒的伯父，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伯父的兒子經常欺壓幼小瘦弱的許建業。母親見兒子被人踐踏打罵，常痛哭失聲。於是，變賣嫁妝首飾，決定讓許建業上學讀書，以求將來成家立業。許建業很有出息，先讀私塾，後入縣立小學；為了早謀職業，減輕慈母負擔，他13歲考入鄰水縣鄉村師範訓練班。許建業追求進步，1938年18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後來一直從事重慶的地下工人運動，是位有廣泛影響的工運領導者，也是位作風正派、意誌堅強的員，在群眾中有相當好的口碑和威望。
由於特務認為許建業是條“大魚”，所以，對他用刑特別重。被捕後的兩天中，數度用刑，但都沒有從許建業的嘴裏獲得任何東西，特務無奈隻好將其單獨關在一間潮濕的牢房。監獄內的特務們對“*”們管得異常嚴厲，但這裏也是個特殊的戰場。這兒每天出現的情況，都會馬上被獄內的難友了解，並迅速傳播開去。許建業入獄和他在敵人麵前表現出的寧死不屈精神，加上他已經是暴露身份的“*”中最高領導，所以他的出現，立即在整個渣滓洞內的難友們中引起“**，尤其是那些人，他們暗暗都在為自己有這樣的優秀領導者而感到自豪和興奮，並通過各種渠道向許建業致意”。
飽受皮肉之苦的許建業，一方麵感受到監獄裏的同誌們的關懷，另一方麵更加憂慮著一個嚴重的問題：黨內出了叛徒，會不會引起更多的同誌被捕，黨組織怎麽辦？他為此徹夜難眠……
早晨，牢房門“嘎吱”打開。看上去也就十歲的看守陳遠德，端著一碗水走到許的身邊，似乎很同情地說：“楊先生，你受苦了，喝碗水吧！”一夜的酷刑使許建業嘴唇破裂，渾身疼痛。但當他發現對方是監獄裏的小特務時，馬上警惕起來，瞟一眼後沒有搭理對方。中午，陳遠德又送來牢飯，並且主動地向許建業訴說他的“身世”，說他家住農村，很貧窮，是被拉壯丁出來當兵的，在國民黨監獄幹事又如何如何的“不落好”。許建業仍然半信半疑，但顯然若有所動。傍晚，陳遠德又端來熱騰騰的飯菜，表示願意幫助許建業做點事情。
監獄畢竟是個非常之地，又加之特務們通常是劊子手一般的殘暴，許建業感到眼前的這位年輕看守確實跟審訊他的特務們很不一樣，心頭焦慮著外麵的同誌和組織命運的許建業，此刻內心產生了一種期待和希望：如果能通過一個人把自己住處保留的黨內文件和要求進步的同誌們寫給黨組織的入黨申請書銷毀，以免落入敵人之手，那該是多麽重要和緊急的事嗬！
許建業知道自己已經落入魔掌，想離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於是內心強烈地希望能夠找到這樣一個人。眼前的這個小看守也許可以利用。
“小夥子，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可不可以？”許建業試探性地問陳遠德。
“楊先生你要是相信我，就交給我辦吧。”陳遠德的胸膛挺得直直的，並且又加了一句：“我知道你們是為窮人辦事的，我也是苦出身嘛。”
許建業重重地看了一眼對方，又深思片刻，下定了決心，道：“你能不能做好？”
“保證！”
“好。”許建業特意強調道：“你把事情辦好了，我會付你三千萬元酬金。等重慶解放了，以後也會給你找份好的工作。”
陳遠德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楊先生盡管放心，我一定把你的事做好來報答你！”
許建業點點頭，便悄悄地在一張廢紙上給電力公司劉德惠（黨員，誌誠公司董事）寫了一封簡信，同時也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一封絕命信，前麵一封信的內容是讓劉德惠趕快通知組織，說是內部出了叛徒和他許建業已經被捕的情況。另，特別吩咐陳遠德，到他住處的箱子裏取一個包，將包裏的材料全部毀掉。後一封信的大意是：親愛的母親，兒子落入敵人手中，不能孝忠，以後有困難可以找組織幫助等等。
“楊先生放心，我馬上去辦。”陳遠德拿到信後，裝出很認真的樣子，然後出了監獄。
許建業哪知這是特務設下的圈套？
這條披著人皮的豺狼，出了監獄，卻直奔特務機關，當麵將許建業交給他的信和交代辦的事全部跟主子徐遠舉統統倒了個幹淨。
“好！”徐遠舉興奮得拍了一下大腿，立即召來特務季縷、漆玉林等，吩咐道：“馬上到許建業所在的誌誠公司！”
“是。”
“重慶諜報組和警衛組特務去誌誠公司搜查，收獲出乎意料。”徐遠舉後來談及此事這樣說：“首先拿來的證物就是許建業床下一個黑皮包，皮包內有三件東西，一是許建業三個身份證，二是《挺進報》一卷，三是二三十份黨員入黨申請書。這樣，我進一步叫陸堅如率領匪二處特務去追查誌誠公司的背景及有關的人，指示將誌誠公司包圍封鎖隻準進不準出，將有關的人都抓來。我記得先後抓的人有經理周則詢（重慶電力公司總務課課長）、董事長黃大庸（重慶電力公司會計課課長）和誌誠公司一個會計劉國定……”徐遠舉又交代：“記得匪特們去搜查誌誠公司後，在當天上午11時就將許建業的黑皮包拿來了，當時我給了陳遠德二百萬元偽法幣，由‘上士’提拔為‘準尉’。”
次日，特務根據從許建業皮包中拿到的黨員名單和那些入黨申請人的材料，分別在重慶兵工廠、鉛筆廠等地將陳丹墀、餘祖勝、皮曉雲、牛小吾、蔡夢慰、雷誌震、潘鴻誌、劉祖春、孫誌誠等秘密逮捕。
另一方麵，當時特務從誌誠公司搜查物品中得知許建業是重慶地下黨的重要人物，但不知道具體職務和真實姓名。於是4月6日，徐遠舉又一次審訊許建業，但剛阿不屈的許建業依然橫眉冷對，一字不吐。
“你不說，可是這些東西已經幫你開口了。”徐遠舉突然拿出從誌誠公司那裏搜查到的那隻裝滿黨組織材料的皮包，以此來要挾許建業。
“你們……”許建業一看是自己的東西，而且這正是他入獄兩天來一直最怕被敵人發現的事，竟然現在都在特務手裏。他知道上了特務的當了。後悔莫及的許建業乘特務不備的一刹那，一頭撞到牆上……“快擋住他！”徐遠舉見要出事，命令嘍囉們拉住尋短見的許建業，可還是晚矣。
許建業當場撞在牆上，滿頭鮮血……如果不是特務阻擋，性命難保。
為了從許建業這位重慶地下黨負責人口中獲得更多的情況，敵人使盡了各種刑具和勸降招術，但酷刑都沒有使許建業屈服動搖。
“我就不信！”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參加圍剿中國工農紅軍的****老手、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決定親自出馬。
那天，朱紹良來到提審室，先裝模作樣地作出一番“文明”狀，讓許建業坐下，然後打量了一下滿身皮開肉綻的許建業，陰陽怪氣地開腔道：“許先生，怨我來遲一步，竟把你弄成這個樣子”。
許建業怒目而視，不發一言。
“不過許先生，你也太任性了，希望你能與我們合作，共建國家……”這回未等朱紹良說完，許建業立即回答說：“別來這一套，同你們沒有什麽好講的，快送我回監獄！”
朱紹良依然漫無邊際地大談其人生哲學和金觀錢，並繼續以高官厚祿為誘餌，勸許建業歸順國民黨。許建業越聽越憤怒，作為重慶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麵對眼前這個雙手沾滿人鮮血的國民黨西南的頭號敵人，不由得怒火從胸中起：“無恥之尤！你們不懂得人的心靈，我們把官位，錢財視如糞土，你要殺就殺，少講廢話。”
朱紹良再也忍耐不住了：“給我拉出去！重刑伺候！”
入獄以後，特務仍多次對許建業施重刑，然而許建業始終保持忠誠於黨的崇高氣節。1948年7月22日，許建業在重慶大坪刑場被公開槍殺。臨刑前，他一路高唱《國際歌》和高呼革命口號，成為當時重慶百姓中廣為流傳的英雄人物。
據徐遠舉在解放後供認，殺害許建業原因有三：“一、許建業是一條硬漢子，根本無誘降的餘地；二、不殺許建業就不能施展瓦解地下黨組織、軟化地下黨員的狠毒陰謀；三、怕許建業在監獄中起作用，發生影響，因此是非殺不可的。”
由於許建業在黨內的威望高，加之在監獄裏視死如歸的精神，他被敵人殺害後，對當時白公館和渣滓洞內的人和革命誌士影響巨大，大家紛紛引他為自豪、以他為榜樣。後也成為革命烈士的唐弘仁寫下詩文悼念他的戰友：
噩耗傳來入禁宮，
悲傷切齒眾心同。
文山大節垂青史，
葉挺孤忠有古風。
十次苦刑猶罵賊，
從容就義氣如虹。
臨危慷慨高歌日，
爭睹英雄萬巷空。
話說在許建業被捕之後的幾日內，由於敵人“意外”地從許建業的皮包中獲取了不少重慶地下黨組織的材料和一批要求申請入黨的先進分子名單，特務們很快在重慶各個角落布下了特務網。而就在這個時候，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和副書記冉益智的被捕及這兩位重慶市委主要領導的叛變，使得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受了毀滅性的大破壞。這一過程中，我們看到了黨內出叛徒尤其是黨內主要領導背叛黨的嚴重危害性。
1948年4月6日，重慶地下黨市工委書記劉國定帶地下黨員塗緒勳去誌誠公司找許建業聯係工運工作。劉國定當時並不知道許建業這邊已經出事，便衣特務們在誌誠公司四周密布了暗哨，所以，當劉國定一到許建業的辦公室就被守候在那裏的特務扣下。
在外等候的塗緒勳見劉久未出，也進到許建業的辦公室，特務順其自然也將其扣下。因在辦公室現場訊問時，頗為機智的塗緒勳堅持自己是來找許建業聯係有關公司業務的，並一口咬定與劉國定不認識，加上誌誠公司的多名員工也證明未見過此人，特務便不耐煩地揮揮手：“你趕緊走吧！”這樣塗緒勳得以逃脫。
劉國定則不一樣，他聲稱自己是南岸牛奶場的會計主任劉仲逸(這是他當時的掩護身份)，但特務不傻，他們在另一間房子裏詢問誌誠公司員工，結果都說劉國定是“黃先生”，並且經常與一個叫“肖胖子”的人來找許建業。特務一聽劉國定“不老實”，知道這其中必有詐，所以抓住這一破綻逼迫劉國定交代與許建業的關係。
“別以為我們都是傻瓜，你說是南岸牛奶場會計，姓‘劉’，可為啥平時來誌誠時你卻稱自己姓‘黃’，誰信啊？快，趕緊交代你是不是！”特務們也不是吃白飯的，又是拍桌又是瞪眼地審問劉國定。
“他、他們弄錯了。我就是姓劉……”劉國定想嘴硬，卻又無法自圓其說，最後隻得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剛剛入黨兩個月的候補黨員，並反複強調自己除了幫許建業送過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錢莊，交給餘天、李忠良以外，什麽活動也沒有參加過。
“那你把這個情況寫下來。”特務拿來紙和筆。
劉國定無奈坐下來，將自己所說的寫在紙上。作為市委書記，劉國定畢竟手頭有不少黨內“資源”，了解的黨員情況也多，但由於情況來得突然，一時弄不明白許建業是怎麽被捕的？“特務找誌誠公司的人了解我的身份，證明特務們還不知道我的底細和身份。南岸永生錢莊的餘天和李忠良是因為在農村武裝起義失敗後逃來重慶的，是按我劉國定前幾天的安排，他們也應轉移走了。現在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會馬上去核查，那隻能是除了能證明有過這兩個人外，其他的什麽都得不到，這樣特務們也無法證明我是什麽人，充其量也就是我被多關幾天放出來吧！”劉國定這麽一想，所以，裝著很自然地承認自己是許建業發展的“新黨員”，供出了兩個根本抓不到的“同黨”。
“跟我們走！”特務收起劉國定的“供詞”，便吆喝著將其押到了渣滓洞。
“喂，喂喂！我什麽都不是，你們還不放我出去！”劉國定一看到了監獄，內心很恐慌地衝拂袖而去的特務們喊道。
“老實等著吧！”特務們頭也不回地告訴他，因為這些人整天跟打交道，用他們的話說，你劉先生“玩”的這一套別想糊弄我們，是不是啥都不是，等我們抓住了另外兩個****後再核實了看情況吧！自許建業抓住後，所有本案的每一個細節，徐遠舉都親自過問，甚至直接處理。
4月7日，徐遠舉親自帶領特務趕到南岸海棠溪永生錢莊經理李量才家中，以劉國定的名義騙出李量才之子李忠良和餘天，在問及劉國定所送信的內容時，李、餘所答不一，徐遠舉將二人帶回嚴審。
審訊室裏，李忠良經不住嚴刑拷打，在“殺頭”的威脅下，沒用幾下刑就一瓜腦當了可恥的叛徒。李忠良根本不“忠良”，從他口中供出的情況有：一、梁大達武裝起義領導人——鄧照明、王敏、陳以文和參加武裝起義的30多人；二、在重慶一起參加抗暴活動的地下黨員劉國鋕的地址；三、指認一起被捕的餘天是梁大達起義後被通緝的鄧興豐；四、與鄧興豐有關的重慶銀行地下組織外圍積極分子餘永安。
“這回不僅有好戲看了，而且必定是一場大戲了！”徐遠舉拿著李忠良供出的長長一串“****”名單，心頭萬分狂喜地對手下特務們說：“你們辛苦點，這回我有得給你們升官發財的機會了！”
根據李忠良的交代，特務立即出動去捕抓劉國鋕和餘永安。徐永安的被捕過程很簡單，特務一到其所在的銀行，正在上班的餘永安一下被抓獲。而特務們抓劉國鋕可是頗費了一番精力。
當年的老特務漆玉麟在1972年9月5日四川省第二監獄接受有關部門審訊時有過特務們如何抓捕劉國鋕的詳細交代。漆說：“處長徐遠舉當依據劉國定的出賣情況，當指派偵防大隊大隊長季縷（又叫季子南，江蘇人，他1949年12月從成都逃竄到台灣）領著偵防特務數人到曾家岩何公館處進行逮捕劉國鋕的，當時何北衡是四川省建設廳廳長，在社會上很有地位，是不能隨便闖進去抓人的，而季縷他就采取法西斯手段進入何公館去，進行誘捕劉國鋕。但劉國鋕當時就發現季縷的手段，他就借口說：‘我上樓去打個電話後，就和你一同去會某人好吧’。季縷在樓梯下等了一會，不見劉國鋕下樓，即上樓去看，才發覺樓通道那邊還有兩個樓梯口。劉國鋕上樓後，就從西樓通道溜掉了。季縷馬上用何公館的電話打給匪處長徐遠舉說：劉國鋕以借上樓去打電話的名義逃走了，處長徐遠舉當即暴跳如雷他親自到曾家岩何公館去，強行要何公館交出家庭教師劉國鋕和來當家庭教師的介紹人吳繼時，當何公館交出介紹人是重慶‘和成銀行’總務處長劉某某（名我忘，他是劉國鋕的哥哥。此人和徐遠舉關係很密切）時，徐遠舉便親自到和成銀行，逼劉國鋕的哥哥交出了其弟與弟媳（其實是劉國鋕的未婚妻——編者注）曾某二人的像片，以及有可能逃往的地方等等情況。劉的哥哥當時在交出二人的像片時，特別說明了其弟有可能去榮昌縣城的郭姓姑母處。徐遠舉當即派我帶領警衛組的組長黃聲揚，組員陳林、章加愈帶著劉國鋕和曾紫霞二人的像片到榮昌縣縣城逮捕劉、曾二人的。臨走時，徐遠舉還特意對我說，你們要知道啊，季縷這人他是夠滑頭的了，但劉國鋕比季縷還要滑頭。你們這次到榮昌縣去時，不要坐專車去，借一輛商鋪號的小轎車去好了，這樣不易被懷疑是我們特務機關的。到達距離榮昌縣城的一公裏之處，就要下汽車，然後步行進城，再悄悄摸清郭某某的住址及他家近日來的動靜後再作行動。我等就是按照徐遠舉的指示去辦的。
“當時我們去了四人。在到達榮昌縣府時，由一名姓何的接待，他是國民黨榮昌縣工黨的。在何某的安排和配合下，當天深夜三更，我們就去包圍了郭家公館。第二天，我們在當地國民黨黨部一位主任職務的特務帶領下進了郭家。在郭家的後院花園裏，我看到一位年輕人，已知三分是劉國鋕了，因為我們手裏有他的照片。我上前問：你是什麽人，劉反問我：你是什麽人？憑什麽私闖民宅？我在自己的花園裏透透空氣還要有人管啊？我對他說，我不管你是什麽人，請你站住不要動！這時，我們一起去的陳林拿著照片過來，說：就是他。於是我們立即將其抓捕了！幾分鍾後，又將曾某一起抓了……”
劉國鋕的未婚妻姓曾名紫霞，是位美麗漂亮的姑娘。後來由於特務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劉國鋕身上，又沒有查出曾紫霞是不是員，加上劉國鋕家人疏通各種關係，所以曾在被捕數月後被保釋出來。曾紫霞最清楚她誌同道合的未婚夫被捕的整個過程。下麵是她的自述——
特務頭目徐遠舉聽說劉國鋕住在四川省建設廳廳長何北衡公館，想到何北衡是政學係頭目張群手下的紅人，而劉國鋕的五哥劉國其是川鹽銀行香港分行經理何北衡的大女婿。他認為逮捕劉國鋕必須小心從事。他曉得以前軍統、中統特務因為亂抓孫科、翁文灝左右的人都碰過釘子，受過蔣介石處分。況且這何公館地理位置有點特別，在曾家岩求精中學裏院，求精中學有那麽多學生，如果去的特務太多引起學生**，那就要惹出更多麻煩。經過精心策劃，決定以“誘捕”“綁架”的方法逮捕劉國鋕。徐遠舉派出了最精幹的特務、渝組組長、偵防大隊長季縷去執行這個任務。季縷連夜部署，於1948年4月10日清晨，化好裝，乘一輛吉普車出發，將吉普車停在求精中學大門之外，帶上幾名經挑選的特務進入求精中學，又將這幾個特務布置在何公館門外，然後他獨自一人走進了何公館。
這時天剛亮，適存高商的洪寶書同誌已經如約來到何公館。國鋕同洪寶書同誌正坐在何公館客廳靠窗的沙發上，談著工作。國鋕向洪寶書同誌交代說：“組織已決定我立即轉移，我走後有人按規定暗號來同你聯係。”“組織同你聯係上以後，你把你們學校的牟以石同誌的關係也交給組織。”正值此時，何公館守門的向胡子在外邊喊道：“七少爺，有人會！”國鋕走出客廳正門，下了台階，機警地看著大門口走進的來人，形跡可疑，他便十分沉著、自然地應了一聲：“七少爺不在！”立即轉身緩步走入客廳，迅速挨近洪寶書同誌，並耳語道：“特務來了，你找機會迅速離開這裏！”他說完立即背向洪寶書同誌走出客廳的側門。季縷聽到“七少爺不在”的答話，正在狐疑並往客廳方向而來，見國鋕出客廳側門，就向側門走來。洪寶書同誌眼看客廳側門外，一個身穿黃色軍便服、副官模樣打扮的人正同一個頭戴呢帽、穿黑呢大衣的，他判斷是特務的人爭執起來，好像是要特務在客廳等候，不許上樓。誰也沒有注意客廳沙發上坐著的人，洪寶書同誌趁機從客廳正門走出去，大搖大擺地下了台階，走出何北衡公館，到求精中學一個教師那裏，過了一陣就安全地離去。
國鋕一出客廳側門，立即跑向三樓他的臥室，將幾份絕密材料付之一炬，來不及銷毀的部分文件、材料，迅速藏入安排好的地方。處理了幾分鍾他就下到二樓，邊敲門、邊走進何北衡太太的臥室說：“何伯母！外麵有人要抓我！”何太太尚未起床，一聽連忙起身，邊穿衣服邊說：“不要怕，有我呢！”國鋕說：“他們是抓的，準是搞錯了。你打電話問一下蕭毅肅、李根固他們吧，問一下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何太太說：“哪裏有啥子，我打電話就是了。”於是，國鋕隨何太太從二樓下來。此時，季縷見何太太同國鋕一起出來，眼見誘捕不成，就向何太太說明是奉上方命令逮捕劉國鋕這個的。何太太說：“劉國鋕是我家親戚，他哪裏會是什麽？！準是有誤會，搞錯了。”說著何太太請季縷到客廳坐，又說：“你們坐坐喝點茶，用一點點心，我打個電話問一下蕭毅肅”，“他人就在這，也跑不了”。季縷此時已將何公館外麵的特務叫了進來，他想劉國鋕也確實跑不了，廳長夫人要給蕭毅肅打個電話他不能不允。何太太電話一次沒有撥通，又撥第二次，最後特務還幫忙著撥。電話撥通了，來接電話的不是蕭毅肅，而是蕭太太，隻聽蕭太太說：“參謀長還沒有起床！”就在此時，季縷發現劉國鋕已經不見了，國鋕在特務的眼皮底下已是無影無蹤。季縷發現國鋕不見了，他像熱鍋上的螞蟻、焦躁萬狀。可他既無權、也不能立即搜查，隻得火速開車返回行轅二處，向徐遠舉稟報誘捕劉國鋕未成的詳細經過。他認為是何太太將劉國鋕藏匿起來了，他為了減輕、開脫罪責，把何太太的氣勢著實地形容了一番，並說何太太罵他：“你們是哪一部分的？怎麽到我家抓起人來了？我家犯了什麽法呀？！”徐遠舉一聽季縷的報告，火冒三丈、勃然大怒，臭罵季縷：“你這蠢貨！我叫你把人騙出來，你倒好，反而讓人家給騙了！”季縷一貫逞能、心狠手辣，而今居然讓劉國鋕在他麵前跑掉了。按照特務機關的常規，這種情況是要嚴懲的，隻因季縷是徐遠舉的心腹、幹將，而且徐遠舉還有用他的必要，因而幸免於處分。但是這件事卻成了特務內部諷刺季縷的笑料。
徐遠舉感到事情很棘手，立即向綏靖公署朱紹良、參謀長蕭毅肅報告，說是何北衡太太如何氣勢洶洶，如何將劉國鋕藏匿了起來。蕭毅肅一聽，怒不可遏，下令包圍何北衡公館，嚴密搜查，一定要何北衡太太將劉國鋕交出來。蕭毅肅立即打電話到成都找何北衡，何正在劉文輝家裏同鄧錫侯、王陵基商討什麽事，電話就接到劉文輝府上。蕭毅肅指責何北衡太太窩藏、放跑，並威脅說：“如果抓不到劉國鋕，隻有請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一聽此話，大為不滿，也怒氣衝衝地說：“我太太是個婦道人家，她懂什麽？要坐班房嘛，我辭職到重慶抵案好了。”蕭毅肅、何北衡二人在長途電話裏對吵起來。劉文輝等見吵得太凶，才勸解下來。朱紹良眼看沒有抓到劉國鋕，蕭、何二人又在電話上發生爭吵，感覺事情不妙，幹脆電告蔣介石和行政院長張群，檢舉何北衡包庇、放縱，並命令將執行任務不力的特務先扣押起來。此時的徐遠舉，因沒有抓到劉國鋕已是十分惱火；又見蕭、何二人發生矛盾，心想著何北衡、蕭毅肅乃張群的手下的文、武二將，自己也是張群的人，不知如何處理此事才好；又聽說朱紹良把何北衡告了，還牽連自己有褻職之錯，深感左右為難……若是何北衡真回重慶，這局麵又如何收拾呢？想來想去，他也給何北衡掛了個長途電話，對何北衡說：“現在事情鬧大了，你也要識相一點。你就留在成都不要回重慶來，我隻有盡量設法把劉國鋕抓到，大家才好脫手。”何北衡雖官居要職，但風頭不對，擔當不起包庇的罪名，不敢立即返回重慶了。
劉國鋕的逃脫，把國民黨的警、特機關鬧得烏煙瘴氣。特務頭子徐遠舉親自上陣，演出了一場追捕劉國鋕的鬧劇。
徐遠舉率領大批特務，浩浩****到了何北衡公館，把個何公館包圍得水泄不通，在何公館的樓上、樓下、廁所、廚房，裏裏外外搜查幾遍，也找不到劉國鋕的人影。此時的徐遠舉，對廳長夫人不再講究官場禮儀，逼著何太太交出劉國鋕來。何太太一貫養尊處優、深居官府，哪裏見過如此嚇人的場麵呢？她早已哭哭啼啼地抽泣不止，說：“劉國鋕就是大姑爺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裏知道他真是？我不曉得他跑到哪裏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裏去找？要人你向劉家的人去要。”徐遠舉親自搜查了何公館，又見何太太此時這般模樣，估計劉國鋕已不在。於是，他逼著何太太把劉家的人找來。何太太打電話到美豐銀行，將國鋕的三姐國鳳叫到何公館，三姐根本不知道怎麽回事，到了何公館，才知道七弟出事了。何太太打電話到鐵路局，將國鋕的六哥國錚叫回何公館，特務押著他，將國鋕的住房作了仔細搜查，隻抄到幾本進步書籍及家人信件。徐遠舉即令將三姐、六哥押到重慶老街32號行轅二處，並派特務留守在何公館。
徐遠舉威脅國鋕的三姐、六哥說：“抓不到劉國鋕，你們不要想出去。隻有等我把劉國鋕抓到後，我才會放你們。”徐遠舉把國鋕三姐、六哥當作人質關在老街32號並逼他們將在重慶的親戚地址說出來，還每天押著六哥在重慶市中區、南岸區等地追捕劉國鋕。
經國鋕介紹到何北衡家中做家庭英文教師的胡其芬同誌（原名胡南），沙磁區特支委員張文江（又名張國維）同誌得到了轉移通知，想了解轉移的原因，他同未婚妻李惠明同誌前去何公館，都被守在何公館的特務逮捕。
國鋕的表侄女屈義蒿同誌，受國鋕囑托進城去通知國鋕的三姐，要三姐設法銷毀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當她得知三姐到何公館去了，想借機探點虛實，誰知一到何公館，不容分說地也被關到了老街32號。
特務到民建中學去逮捕國鋕的侄子劉以治，劉以治已離開，才未被捕。
國鋕和我的相片，不知被翻印了多少張，幾十個特務拿著我們的照片，在飛機場、輪船碼頭、汽車站設關卡，四處搜索，幾輛吉普車日夜穿梭追捕國鋕。
被關在老街32號的親友們，他們眼看特務整天忙忙碌碌、慌慌張張、進進出出，甚至聽到這個說：“今天追錯了一個人追了好久”，那個說：“抓了一個，不是劉國鋕”等特務們的各種言語。他們沒有為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安，他們愈是看到特務焦躁愈是喜悅。他們隻有一個心願：國鋕嗬！快跑吧！跑遠一點再遠一點，千萬不要被這群惡魔抓了回來！
國鋕，他在哪裏，他脫險了沒有？
國鋕從客廳側門跑上三樓臥室銷毀絕密材料時，他臨危不慌張，他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情況：敵人雖是隻身進入何公館的，但周圍肯定有警戒，這是表麵溫和有禮而實際卻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最緊張時刻。他判斷如果馬上逃走，不僅會影響洪寶書同誌的轉移，而且自己也不一定能逃出魔掌。他果敢地決定，拖住敵人、麻痹敵人，選擇有利時機行事。於是，他叫起了何姻伯母，用何太太去同特務周旋。當他同何太太從二樓下來以後，他見到特務對何太太仍裝著彬彬有禮時，就裝著膽怯、委曲，的確像是誤會的神態，順從地陪伴女主人，毫無一點不馴的樣子；當他看到特務正忙於幫何太太撥電話分神的時刻，國鋕機警地溜出客廳，迅速地從何公館右後側的山坡上，滾下坡去了。他滾下坡後，將身上的泥土拍打幹淨，就鎮靜地、神態自若地沿著一條小路穿過上清寺、插到牛角沱，擠進奔流的人群中去了。
國鋕驚險地逃出虎口後，考慮到同誌們的安全和必須向組織報告，他從牛角沱繞到兩路口鐵路新村，找到在鐵路局工作的六哥國錚，請六哥火速到七星崗女青會找我去。六哥將我帶到成渝鐵路局內的一間小屋同他見麵，在屋外放哨去了。國鋕向我簡述了特務抓他的經過，並指示我立即通知有關人員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聯係的人暫時轉移，然後要我按約定的時間、地點向上級張德明匯報。當他談到與上級聯係時，十分嚴肅地說：“你是新入黨的黨員，不懂得同組織失去聯係的嚴重性。一個員如果是自己和組織失掉聯係就是自己脫黨。你沒有經曆過失掉同黨組織關係的滋味，無法理解我說的重要性。我告訴你，組織關係比我的生命、比我們的愛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後不能隨便離開，一定要在重慶等組織的安排、決定。組織如果征求我們的意見，你就說我的意見是：如果組織上認為我們不宜繼續留在重慶工作，可否將我們的關係轉到昆明或成都，因為昆明我比較熟悉，有條件開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條件。你一定要記住，千萬不能把我們的組織關係弄掉了。同組織失去聯係後是十分艱難的，再找到組織關係也是極端困難的，我吃夠了這個苦處！”我仔細地聽著他囑咐的一切，看到他那嚴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一個地下黨員的組織關係的重要性，“失去了組織聯係，將會影響一切、我們的一生”這是我受到的啟發和感染。我們約定了碰頭的地點後，他就離開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門邊，眼看他走下山坡，沿著一條小路走向另一山凹處，直到見不到他的身影，我們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裏又呆了一陣，也就離開了鐵路新村。
我從兩路口回到七星崗女青會，處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單位的負責人報告家有急事請假離開了。我趕緊到了重慶大學，通知有關人員轉移等事後，又馬上返回城內。1948年4月11號下午3時，我如約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館，見到了國鋕的上級、我入黨的監誓人張德明，直到此時我並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書記冉益智。他向我詳細了解了國鋕被捕、脫險經過、國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對國鋕請示的轉移與否的問題沒有答複，隻要我再到沙坪壩去通知有關的人員。我在市中區、沙坪壩來回地奔跑了兩天。此時，我早就認識的我姐姐的好友張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訴我，我的工作地點已經有特務守候，要我立即離開重慶，並給我介紹了在青木關中學工作的鄒某，說他可以幫助我越過青木關檢查站等。當時，雖知周是老黨員，抗戰勝利後他從延安回來時我就認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們沒有組織關係，就不敢將當時的真實情況完全告訴他們，特別不能告訴他們我必須等待上級的決定。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時許，我在李子壩武漢療養院又同張德明見了麵。我向他匯報了幾天來我所了解的情況以及我工作地點已有特務把守的事後，他要我立即離開重慶去國鋕處，我又再次請示他關於我們的組織關係是否轉到昆明或成都。他說要我們等候組織派人聯係通知我們，要我先去國鋕處，不能留在重慶了。我怕他遺忘國鋕住地，直等他當我麵背出“榮昌縣大東街159號”時，我才放了心。由於當時我已不能去別處要錢，他當即給了我叁佰萬元。我立即籌備離開重慶。
我在重大同學王某的護送下，從沙坪壩走小路，翻過歌樂山到了青木關。王某離去後，我到青木關中學住宿了一夜，在鄒某的幫助下，繞開檢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個“黃魚”車離開了青木關。我在途中下了車，步行了一段路，到了榮昌大東街159號國鋕的住地。我向國鋕詳細介紹了幾天來所知道的情況，並仔細匯報了兩次同上級張德明見麵的內容、對話及上級指示。他告訴我，離開鐵路新村後，當晚住在新橋適存高商，他怕按組織手續通知有關人員轉移時，某個環節出問題，耽誤時間，因此當晚設法通知了有關人員，他要表侄女屈義蒿到城裏某處去找我，但沒有見到。國鋕還讓屈義蒿去通知成善謀同誌轉移，但沒有通知到。國鋕在那樣緊張、艱難的情況下，還專程到了璧山，給在那裏養病的鄧平同誌報警，讓他有足夠的準備，並將身邊極少的錢拿出一部分，給這位貧病交加的戰友。當時，他沒有把到璧山見鄧平同誌的情況告訴我，為的是保守秘密，不讓我知道鄧平同誌住的地方。
國鋕的確是脫險了！他已經遠離重慶。當沙磁區的同誌得知國鋕機智、勇敢地逃出敵人魔掌的消息時，他們是那樣的歡暢！適存高商學校裏見到國鋕的同誌，悄悄地向其他的同誌報告這一喜訊時，都十分驕傲、自豪，他們說：“國鋕不隻是機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後想到的是同誌、是黨，他沒有為自己的危險境地而驚怕，而是鼓舞同誌們要勇敢鬥爭，要善於隱蔽！”沒有幾天，同誌們聽到了國鋕被捕的消息，大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當時流傳著各種各樣的國鋕被捕傳聞的細節，有的說他回到重慶找我被捕了，有的說被敵人跟蹤了，有說是謠言。然而，國鋕的確被捕了，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原來，當我4月14日在李子壩武漢療養院同張德明會見之後，張德明被叛徒出賣，於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這個市委副書記、國鋕的上級在敵人的刑訊下叛變了，供出了國鋕的去向。徐遠舉從這個叛徒口裏得知了劉國鋕的下落，簡直欣喜若狂！當即同榮昌匪特通了電話，讓榮昌方麵做好準備，並親自同二處特務作了詳細、周密的安排。他向行動組長漆玉麟交代說：“你要知道，季縷已經夠滑頭的了，可是這個劉國鋕比季縷還要滑。你大意不得一點。你們到榮昌去，不要坐軍字號牌的汽車，我給你們借一輛商字號牌的車子。你們到離榮昌縣城還有一公裏遠的地方就下車，步行進城，讓汽車開到銀行旁邊停下，向司機交代對外說是重慶銀行的人坐的。”並對漆玉麟千叮嚀萬囑咐，一再強調決不能再讓劉國鋕跑掉等等。特務組長帶著警衛組長黃聲揚、陳林、章加三人，化裝後坐了一輛銀行的小轎車就出發了，當天下午趕到了榮昌。特務們按徐遠舉的部署，立即同榮昌縣政府聯係，他們同榮昌縣政府、榮昌縣黨部主任密商後，連夜決定了逮捕劉國鋕並緊張地部署了一切。
我是4月16（或17日）日到榮昌的，國鋕比我早去兩三天。這是國鋕大姐夫郭家，他大姐夫比國鋕約長一二十歲，因二伯無後、自幼過繼二伯，早年出嫁在郭家，很少同弟兄見麵。我們在郭家是作客，國鋕說是陪我回家去見未來的嶽父母，因而受到郭家盛宴款待。郭家是當地大財主，人住在縣城，鄉下有許多土地，還有碉樓之類。我和國鋕商定，隻能在縣城呆兩天，然後就說同去鄉下玩耍，國鋕借故留在鄉下，由我返回縣城內來等候與組織聯係，過一段時間再看情況是否回重慶的問題。無論是國鋕和我都沒料到事情發展地如此迅速，絕沒想到冉益智已經被捕而且將我們出賣了。我們還在研究著各種方案、準備下一步的工作。1948年4月19日清晨四五點鍾，天還是漆黑的，國鋕已經發覺了特務包圍了住處，立即跑出郭家後花園，到了城牆的缺口處，試圖再次逃脫。但特務們已是層層包圍……我躺在**，聽到院內急促的腳步聲，然後是眾多的跑步聲，隻聽喊道：“快！快！跑了！又跑了！”我這時一動也沒有動，隻盼望國鋕能跑掉，我是跑不掉、也不想跑了。特務隨即闖進我的臥室，掀開蚊帳，喝令我起床，拿著照片，不管我回答的什麽名字，押著我就往外走。這時，這街上沒有行人，特務將我押進榮昌縣政府，我聽到國鋕的聲音：“你們憑什麽抓人？”進入一間屋子時，我看見國鋕已先到這裏，手上戴著手銬。
特務們沒有在榮昌停留，當即將國鋕和我押進一輛小轎車。我倆在後座的中間，兩邊各一個特務，司機旁邊還有一個特務。這時，我才注意到馬路上有很多持槍的家夥，我們坐的這輛車前後還有吉普車、卡車……車向重慶方向駛去。我在想：究竟是誰叛變了？我仔細地回憶幾天來的一點一滴每一個細小情節，可我這天真、幼稚的腦袋，怎麽也沒有想過國鋕的上級、我的入黨監誓人……我是那麽真誠地希望隻有我一個人被捕，我感到沒有盡到保護國鋕的責任，我難過……當我想著、凝視著他的時候，他是那樣鎮靜、安詳，他艱難地伸過戴著手銬的左手，緊緊地握住我的右手，輕聲地說道：“小東西！堅強些！考驗我們的時刻到了！”一股巨大的暖流流到我的全身，我笑了。這時，我才感到：他哪怕成了囚犯，也一樣給我巨大的力量，幸運的是我還在他身旁。這是我們最後能緊緊地靠在一起的時光，讓溫暖永遠留在我們身上吧。他旁邊的一個特務拿出一張照片向我們中間遞來，向著國鋕說道：“少爺！你究竟有多少女朋友呢？這個也是嗎？”特務用手指著照片，同時奸笑地望著我，我已經看清了照片上是誰，國鋕淡淡地“哼”了一聲，向著我深情地一笑，我也領悟地笑了。我們笑著，我們笑得那樣香甜，仿佛不是在囚車上……
劉國鋕和他的心愛之人就這樣一起被特務逮捕了。徐遠舉興奮不已，以為可以用他的那套對付的本領，讓這位“七少爺”招供，結果劉國鋕又同許建業一樣是位鐵骨錚錚的對黨赤膽忠誠的革命者，根本沒有讓特務們獲得絲毫有用的東西，反而在監獄裏與其他同誌一起不斷組織革命誌士進行各種鬥爭，令特務們傷透腦筋，這也使得劉國鋕成為了《紅岩》小說中讓人難忘的青年英雄——劉思揚的原型人物。
這當然是後話。
我們再回到1948年4月中旬當許建業被抓後的十餘天時間裏發生在敵我之間一場場生死博弈吧。
這些日子，特務頭目徐遠舉和他的爪牙們的神經實在是太亢奮了，他們每天都像一頭頭餓狼在四處尋覓“獵食”——地下組織和地下人的蛛絲馬跡。顯然，抓獲許建業這樣的地下黨重要人物，還有生擒有特殊背景的員劉國鋕等人，特務們已經興奮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從已經抓獲的“****”的人數來看，尤其像任達哉等這樣的“軟骨頭”配合下，他們便足可以到上司麵前邀功請賞、把腰包裝得鼓鼓的了。但特務頭目徐遠舉則想得更遠、更惡毒——“****”的厲害並不在於人數多少，最關鍵是他們的組織，隻要組織存在，哪怕是還有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跟你鬥爭，最後輸的肯定是國民黨，這一點效忠了蔣介石國民黨近二十年的徐遠舉體會深切。
“大家不要高興得太早。如果我們想睡安穩覺，光看到抓了那麽多****人數，絕對不是最後的勝利，如果能把許建業、劉國鋕這樣的嘴給撬開，或者抓到比他們還要大的魚兒，那才是我們的最後勝利。弟兄們，大家加把力，趁熱打鐵，乘勝追擊，爭取將重慶地下黨組織一網打盡，那個時候，我到毛局長甚至蔣委員長那裏給你們要錢、要官！”15日晚，徐遠舉在自己的辦公室，把手下的幾個得力部下召到身邊，著實鼓動了一番。特務們臨散去時又得令：“明後天是關鍵，我們要內外分頭行動，爭取有根本性的突破。”徐遠舉說。
“長官放心！保證收獲！效忠黨國！”特務們在主子麵前一個個爭相表現。
讀者自然還記得那個同劉國鋕一起被李忠良招供的在銀行裏工作的地下黨員餘永安吧！他一被捕後，老虎凳上沒呆多少功夫，就把自己的直接聯係人、上級“老張”給招了出來，但餘不知道“老張”住在何處。
“這是真的？”特務咬住餘永安不放。
“是真的，有半點假的你拿我全家的人性命抵押。”這時的餘永安在怕丟性命麵前，倒是對敵人顯然特別“忠誠”，他說這樣的硬話還真讓特務們相信了他。
“那無論如何你得把‘老張’給我們引起來。否則，我們無法相信你說過的話……”
“那一定。”餘永安又一次低下頭。
4月16日，餘永安的“運氣”來了，他老婆從家裏給他打電話——這也是特務們設下的圈套之一：你既然被捕並供認了，為了避免地下黨組織和“同黨”發現，或者看你若不“老實”，就拿你家人的性命來辦你，所以抓你不抓你家人是徐遠舉在對付時自己發明的招術，他徐遠舉對此曾頗為得意地總結成“經驗”。
“老張今天約你到北碚接頭……”餘永安的老婆悄悄打電話過來。餘永安立即將這一情況向特務們報告。
“老張知不知道我現在在什麽地方？你有沒有告訴他我已經……已經被捕了？”餘永安按照特務們的要求又給老婆回了一個電話，詢問道。
“沒有。我啥都沒說嘛！隻說你到了一個鄉下的親戚家去了。”老婆說：“可老張好像很著急，說無論如何明天一定要與他見麵。”
“知道了。”餘永安說。特務們覺得沒有破綻，當晚便押著餘永安到了北碚。
1948年4月17日，這是一個普通的日子，然而對重慶地下黨來說，這一天是極其黑暗的一天。
這一天，地下黨重慶市委的一位正書記、一位副書記同時成了可恥的叛徒，徹底導致了重慶市委組織的癱瘓和一大批地下黨員落入敵人魔掌的悲劇……
發生在同一天的這兩個主要領導的叛變，讓特務們欣喜若狂，而我們的革命同誌則為此付了血的代價！
我們先說那個叫餘永安的是如何帶著特務抓到那個“老張”和化名“老張”的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的醜惡表現吧——
17日，重慶北碚。
餘永安若無其事地像以往一樣在街頭轉悠，不同的是一大批便衣特務在四周早已埋伏。
“老張”出現了。“老張”立即被特務們一擁而上逮住了。
“你們想幹什麽？”“老張”想反抗，但沒有力氣，幾個特務挾著他，使他動彈不得。還有，那個站在特務一邊的餘永安紅著臉躲在一旁，使“老張”異常憤怒地意識到自己被這個“龜兒子”出賣了。
“老張”被特務們押到附近的一家旅店。
領頭的特務上前朝“老張”臉上“劈啪”兩記耳光，二話不說，找來幾支筷子，又捉住“老張”的手指，動上了“夾竹筷”的小刑具。
“哎呀呀——！”“老張”痛得哇哇大叫。
特務一見苗頭不對，他們怕驚動四周，便上來兩個人將“老張”一下推倒在**，然而拉過枕頭、被子，死死地捂住他的頭。
“嗯！嗯——”“老張”頓時感到氣短胸悶，頭腦昏沉，死亡的恐懼仿佛一下子籠罩全身。“老張”立即意識到必須在生與死的麵前“選擇”了——他不禁渾身顫抖，兩手慌亂地搖擺，拚盡最後一口氣喊叫道：“不要……我……說……全部說！”
特務一聽大喜，鬆開手，把“老張”拖起來扔在地上，又一腳踩在他的脖子上，厲聲喝道：“老實交代！不然就踩斷你的小頸子！”
“饒命！幾個大爺饒命！我交代！我交代！“老張”再次擺手求饒，特務才讓他坐在地上，喘息幾口。
“老張”定了定神後，似乎又有些猶豫，“我、我隻是個普通人而已……路過北碚，順便看看餘永安。你們不要聽他餘永安瞎說……”
“他瞎說？我看是你在瞎眼說話呢！”特務一擁而上，幾條腿從四麵八方朝“老張”踢去。
“哎呀呀！我說！我說嘛！”“老張”又服軟了，這回是徹底的服軟。接著他真的“清醒”了——他的“清醒”令特務們大吃一驚過後大喜不已，原來“老張”交代自己是重慶市委工委副書記，名叫冉益智。
“你——？****重慶市委副書記？”特務中有人不太相信。
“這個不假，我拿性命保證！”冉益智這回立即來了官氣：“老張是我的化名。重慶地下黨的情況我一清二楚……”
“既然這樣，你說我們寫……”特務們高興得心都快要跳出來了，知道嗎？抓住重慶地下黨頭目，獎賞是多少嗎？哈哈，還能升遷官職呢！這樣的好事居然得來全不費功夫！
“我說，你們記……”冉益智果然有一副“領導”氣派。他首先擺起自己的資格：生於1910年，1938年加入。“老黨員了……”他說完此話，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神態，還竟然衝特務們笑了笑。
一個地方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如此嘴臉，接下去就不會再考慮他這麽做會給組織和自己曾經的同誌的命運帶來什麽結果了。這就是厚臉無恥！這就是黨的領導幹部變質要比普通黨員變質的破壞程度不知要嚴重多少倍！
當場，冉益智又供出了北碚****特支書記胡有猷。
這是叛徒向敵人獻上的第一份“厚禮”，因為胡有猷，又名胡笳，其實早已是特務們“眼中釘，肉中刺”了，隻是不知道他就是而一直不好抓。現在由他們的“市委副書記”親自確認其身份，抓這樣一位***的領袖人物，難道不是一份“厚禮”嗎？
特務們認為冉益智確實是從的理想道路上“回心轉意”了。乘著特務們得意之時，我們借此來認識一下重慶北碚****特支書記胡有猷。
胡有猷，1911年9月1日出生於貴州省鳳崗縣城一個商人家庭。鳳崗地處貴州高原東北的大婁山脈，是一個所謂“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的窮山區。父親胡懷中，經營黃絲、鹽巴生意，早年，不幸在山洪爆發中死去。胡有猷有一個哥哥、有個妹妹。自幼個性倔強的胡有猷，妹妹總喜歡叫他“牛哥”。他六歲入私塾，十四歲入縣立高級小學讀書，天資聰慧，學習勤奮，是縣裏出類拔萃的學生，學校每次考試張榜，總是名列前茅。1929年，胡有猷以優異的成績考取省立貴陽師範學校。在校六年，成績特佳，深得老師的器重，他不僅認真學習課文，而且喜歡閱讀文藝作品和進步書刊。在進步教師的影響和革命思想的熏陶下，他同情勞動人民，不滿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官僚對貴州人民的荼毒，立誌要打碎萬惡的舊社會，為勞苦大眾服務。1935年，他在貴陽師範畢業時，正值紅軍長征路過貴州。紅軍強渡烏江、飛越婁山、攻克遵義，都發生在他家鄉附近。紅軍的勝利，鼓舞了苦難的貴州各族群眾，也激起了胡有猷投身革命的強烈願望。1936年，他在貴陽中蘇文化協會工作時經人介紹加入中國。不久，考入武昌私立中華大學，與同鄉同學利用課餘時間創辦《滇黔月刊》，宣傳革命思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胡有猷返回貴陽入私立大夏大學讀書。他與生活書店聯係，以“讀書座談會”和“戰時科學座談會”名義，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革命理論，讀《新華日報》，討論時事，探討抗日救國大計。同年8月13日，由於他積極參加和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出版《民先導報》，被當局逮捕。在獄中半月，毫不屈服，每天同被捕的“民先”隊員一起唱“民先隊歌”，他在日記中寫道：“為了民主解放奮鬥，這次鬥爭增加了不少經驗教訓，應該保持優良傳統，繼續努力邁進。”經親友保釋出獄後，他在貴陽師範附屬小學教書，創辦《小學教育周刊》，繼續從事抗日宣傳。同時，在中蘇文化協會主辦的俄文專修學校貴陽分校學俄文，為今後赴蘇聯學習革命理論和建設本領做充分準備。
1939年秋，胡有猷離貴陽來重慶，準備奔往延安抗大學習，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第一次****，大肆捕殺赴陝北青年，沒有去成。經黨組織同意，來到重慶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開展統戰活動，深得該社負責人黃炎培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的嘉許。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後，重慶白色恐怖更加嚴重，他轉移到川北一帶做地下工作。1943年，他調回重慶，先後在寸灘中心學校、廣益中學、建川中學和中華職業學校任教。他在中央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根據“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指示，積極進行革命活動。這段時間，家鄉親友曾多次勸他回黔競選國大代表，有人還推薦他去當鳳崗縣長和遵義教育局長，都被他婉言推辭，他說：“我對政界工作不感興趣，我熱愛的是教育事業。”實際上，他拋棄個人名譽地位，完全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服從黨的決定留在重慶從事革命鬥爭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南方局遷往南京，黨在重慶建立了四川省委。次年又建立了地下重慶市委。這時的胡有猷在市委委員彭詠梧的領導下，主要專門從事****工作。
為了更好領導和開展全市***，市委決定成立沙磁、北碚及城區南岸三個****特別支部。胡有猷任北碚特支書記，負責北碚各大中學校的黨組織和****工作。北碚是重慶重要的文化區之一，有鄉村建設學院、湘輝****和勉仁中學等數十所大中學校，黨的力量比較強。黨員分別由南方局青年組和重慶、巴縣地方黨組織領導，同一個學校就有三個係統互不聯係，沒有形成統一的戰鬥的組織，胡有猷首先花了很大力量來清理關係，建立了統一的黨支部。
1947年暑假的一天，山城驕陽似火。胡有猷頂著烈日來到城區蓮花池，向鄉建學院學生黨員甘光餘布置工作，在聽取了甘光餘匯報學院的情況後，又向甘傳達了市委決定：“鄉建學院建立統一支部，由你擔任支部書記，回去要盡快把學生組織發動起來。”之後，在胡有猷的直接領導下，北碚地區的****風風火火，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我黨的組織發展工作也十分活躍，一批優秀青年加入到組織中來。
1948年春天，正當聲勢浩大的愛國***搞得敵人焦頭爛額時，特務機關發現了重慶市委秘密印發的《挺進報》，隨即黨內又出現了叛徒，形勢更加惡化。4月中旬，胡有猷接到上級的緊急通知，說黨內出現了叛徒，要他提高警惕，防止發生意外。同時，得知他的直接領導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已經由城內轉移來到北碚。他深知情況嚴重，趕緊通知了有關同誌，銷毀、轉移了秘密文件，作了各種應急準備。
4月17日下午，胡有猷正在教室上課，突然有人通知他到院長辦公室。他警覺到可能發生意外，但仍沉著鎮靜地走進院長辦公室。
“你是胡有猷嗎？”一個便衣特務問。
“我是。”他微微點頭回答。
“胡先生，請跟我們走一趟。”特務假裝客氣地說。
“好吧！先找我妻子拿點衣服。”他想乘機把被捕的消息告訴妻子。
“不行，你的女人也一起帶走！”特務惡狠狠地給他帶上了手銬。敵人在他家裏沒有搜出什麽東西，就把他的妻子和保姆也一起抓走，並奪下了她們懷中的兩個孩子，扔給鄰居。他們被抓走後，半歲的女兒哇哇哭叫，兩歲的兒子不停地呼喊：“我要媽媽！”“我要媽媽！”
育幼院離北碚中心還有十來裏路，山高路窄，特務怕胡有猷逃跑，一押出校門，就將他捆在滑竿上抬走。快到北碚街口時，特務突然問他：“你認識蔣啟予嗎？”
他驀然一驚：難道蔣啟予也被捕了？平靜地回答：“我不認識。”
“他家住在什麽地方？”特務又追問一句。
“我與他素不相識，怎麽知道他住在哪裏？”胡有猷放心了，敵人不知道地址，說明北碚師範的黨員蔣啟予沒有發生危險。但出乎他的意料，特務押著他走了一段路，竟直接走到蔣家對麵馬路口的縫紉店。一個特務拿著一封信，冒充蔣的朋友，欺騙蔣的母親說，是蔣啟予約他從沙坪壩趕來的。蔣母不知真情，就叫保姆馬上到街上去找蔣。胡有猷見狀心如火焚，隻有一個念頭：快想辦法營救同誌！這時，蔣的妻子坐月子睡在裏屋，發覺情況有異，伸出頭來探望。胡有猷急中生智，想到自己常去蔣家，與蔣妻相識，於是故意咳嗽一聲。當蔣妻用驚詫的目光看他時，他故意低下頭，裝著不認識。胡的反常舉動，引起了蔣妻的警覺，趕忙抱著小孩，裝著逛街，抄小路攔住回家的蔣啟予，叫他趕快過江，轉移到隆昌老家去。胡有猷見蔣妻鎮定地抱著孩子回來，估計蔣啟予可能已經安全脫險。他為自己巧妙地保護了同誌而暗暗高興。
特務等了一陣不見蔣的蹤影，知道上了當，就將胡有猷押到興江旅館一個房間。進行突擊審問：“快說，蔣啟予是不是？甘光餘是不是？”
胡答：“我不認識他們，是不是我不曉得。”
特務“啪”地一聲打了他一耳光，進一步追問：“你與鄉建學院的甘光餘是什麽關係？”
“我是育幼院的老師，教的是小學生，與大學沒有什麽關係。”
特務見他不說，就用被蓋捂住頭打屁股，打一陣問一陣，結果什麽也沒問出。當時，胡的妻子也押在那裏，他趁沒人時悄悄暗示她設法通知同誌。後來，甘光餘收到胡妻托專人送去的信，及時采取了措施，使黨組織避免了損失，這是後話。
17日當天傍晚，夜幕下一輛美製囚車沿嘉陵江向重慶市內急馳。車上，緊銬雙手的胡有猷陷入了沉思：自己為什麽會突然被捕？敵人為什麽知道蔣啟予的地址和甘光餘的名字？憑著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他分析可能是上級領導人出了問題。他感到作為一個員在敵人威逼下叛黨出賣同誌是最可恥的，因此不管自己麵臨多麽嚴峻的考驗，都要堅定不移地保衛組織，保護同誌。
胡有猷很快也知道了自己的被捕，是因為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出賣的。而蔣啟予、甘光餘也是叛徒一起供出的。好在由於胡有猷給蔣妻的巧妙暗示，使蔣啟予得以虎口脫險，甘光餘和北碚的其他黨員才沒有發生以外，北碚的黨組織因此得以保存了下來。
再說敵人從叛徒的口裏知道胡有猷是地下黨北碚特支書記時，便妄想從他身上打開缺口，把北碚地區的黨員一網打盡。在用盡了種種酷刑，什麽也沒有得到的時刻，特務們隻好拿出最後一張“王牌”——讓叛徒出麵“對質”。
“老胡，快招了吧。我和你的身份、職務，他們全知道了。”叛徒冉益智用卑怯的目光望著胡有猷，低聲下氣地“勸說”。
“無恥！”胡有猷凜然挺立，大聲喝住叛徒，並對特務說：“既然你們知道我是員，特支書記，那就別想問出什麽東西。”盡管胡有猷受盡毒刑拷打，但他所領導和發展的數十名員，一個也未暴露。
特務撬不開革命者的鐵嘴，隻好求助於叛徒這根“稻草”。1948年7月27日，重慶各報刊載了叛徒冉益智的“自白書”和“供詞”：“北碚區之胡有猷，曾在湘輝學院吸收金臣麟，在鄉建學院吸收呂雯然等為黨員，在北碚師範有外圍組織創造研究社及群眾三人。”敵人根據冉的供詞，先後逮捕了金臣麟、呂雯然、甘光餘等人。由於金、甘、呂，是通過胡有猷來領導的，冉益智和他們沒有見過麵，不敢與他們“對質”，更供不出他們所領導的黨員，因此，敵人仍千方百計在胡有猷身上打主意。在叛徒指認和敵人嚴刑逼供的極端險惡情況下，胡有猷明知呂雯然是員，甘光餘是支部書記，金臣麟與自己是同一個黨小組，可始終堅持不承認他們這些人是中國黨員。由於胡有猷堅定不移地守衛住保護同誌的堅強防線，使這幾位同誌能夠否認自己是黨員，能夠在公開審判時申辯開脫，於1949年初國共和談時保釋出獄。他們所在的鄉建學院、湘輝學院和北碚師範的黨組織，一直到重慶解放也未遭到破壞。
敵人沒能從胡有猷口中得到任何東西，便把他長期監禁在陰森可怕的人間魔窟——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胡有猷和江竹筠、楊虞棠等十幾位難友一起，被反動派槍殺於電台嵐埡。在胡有猷身後，他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名“慶中”，二兒子名“慶國”，一對孿生兄妹名“慶新”和“慶生”，兒女名字末尾四字聯在一起，就是“中國新生”。一位忠誠於中國的優秀戰士，他將自己的全部心願和希望，都傾注在新中國的誕生和下一代的成長上，自己則被無恥的叛徒出賣後犧牲了……
沒有比這樣的教訓更深刻了！
然而，叛徒冉益智的可恥行為並沒有在招認胡有猷等一批下級地下黨員後而停止，相反，他正在向敵人出賣更多更高的黨組織成員。在冉益智被捕的當天，特務如獲至寶地把他押回重慶特務機關所在地，直接交給了徐遠舉親自審訊。
“你把《挺進報》頭目劉國鋕給我交給出來！”徐遠舉知道身為重慶市委副書記的冉益智肯定對《挺進報》的事一清二楚，所以一見冉，便直截了當地問。後來有人評說道，如果這個時間冉益智對叛變行為後悔的話，還是有改過的機會。因為他可順著徐遠舉的話，借口說劉國鋕是上級，地下黨的規定是下級不知道上級的住址，如此可以推脫審問，然而冉益智卻與此相反，他在敵人麵前表現出一副身為重要領導者的優越姿態，竟然恬不知恥地對徐遠舉說：“哈，你們搞錯了，劉國鋕根本不是我的上級，他隻是沙磁學運特支書記，相反，我是他的上級！”並且告訴徐遠舉，劉國鋕已按照他的安排轉移到榮昌，等候他的下一步指示。
“好啊，既然這樣，請冉先生把劉在榮昌的地址告訴我。”徐遠舉拍了拍冉益智的肩膀說。劉國鋕就是這樣被自己一直“尊敬的領導”出賣的。
冉益智又指認已被捕的劉國定是重慶市工委書記，許建業是市工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還交出了一批學校地下黨組織成員以及地下黨外圍組織“六一”社的組織機構和社員名單。
在地下黨同誌眼裏，冉益智被捕前後判若兩人。被捕前，冉益智在黨內的印象是“經常表現出革命的堅定”、“機警”。劉國鋕在獄中曾談到，“出事”之前，在劉國鋕接觸的黨內同誌中，最佩服甚至可以說最崇拜的人就是冉益智。因為冉益智理論水平高，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理論，以及黨的政策、路線等政治理論，講起來思路活躍，條理清晰，觀點明確，引經據典，理論性強；對事物的解釋往往有獨到的見解，對任何大小問題都可以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做出深刻的分析，一番口若懸河的大段經典著作背誦之後，必能收到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劉國鋕本人也是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深感理論修養達到這樣的水平非常不簡單。當時冉益智的一些下級，對冉益智的崇拜程度可以說已達到今天追星族的水平。例如，有一個地下黨員，平時連說話的腔調、姿態都模仿冉益智。劉國鋕還清楚地記得，就在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大破壞之前，他的戀人曾紫霞經過長期考驗被吸收為黨員。在曾紫霞入黨宣誓儀式上，是冉益智一再語重心長地強調革命者的氣節、人格和犧牲精神，把氣氛渲染得莊嚴激越、神聖無比。然而萬萬沒有想到的，正是這樣的領導卻把自己的組織和同誌們全部都給出賣了！還有，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與北碚****特支書記胡有猷商量應對特務大破壞的工作，冉益智對胡有猷慷慨激昂地談論氣節問題，還表示如果自己不幸被捕，絕對以必死的堅強意誌抗擊特務的任何迫害。結果，第二天冉益智一被捕就叛變，叛變後第一個就把胡有猷供出來！
後來，獄中同誌在對叛徒現象進行總結時，發現冉益智還有一個以前大家忽視掉的特點，那就是“對任何一件事，他都有理由，有解釋”。冉益智被捕初期關押在普通監房時，對同室難友百般辯解他叛變的理由，難友們最後得出結論說：“連叛變他都找得出理由，都是符合辯證法的！”其實，這種假員想的、說的和做的各是一套，他們的本來麵目在平時也不是沒有表現。比如，榮世正在獄中就回憶起一個細節。有一次，他和其他同誌隨冉益智一起坐船，船上很擠，冉益智夫婦鋪開行李後，發現人太多，就對跟隨的下級黨員說：“我們要有群眾觀點，要為群眾服務。最好擠攏點，讓些地方出來。”結果，跟隨的同誌都聽他的話，擠在一起靠著坐了一夜，而冉益智和老婆照樣睡在打開的鋪位上。對這樣的行為，冉益智找不出任何理由來解釋了，所以叛變後，他在勸降羅廣斌時別有用心地說：“員在群眾中起的領導作用、以身作則的態度是裝出來給群眾看的。”羅廣斌後來評論說，冉益智的這句話完全解釋了他一向的工作觀點、思想方法和在任何工作中表現出的鬼聰明。在組織中殘留這種不純的、非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永遠不可能真正被群眾信任！
冉益智在獄中怕死、動搖、神經過敏，他沒有好好睡過一夜，半夜起來寫遺囑，白天歎氣，走著走著突然坐下來往**打一拳。同室難友看不過，反倒來勸他，卻沒有用。他心裏在盤算，國民黨的垮台是必然的，勝利後，他也屬於有資格被槍斃的，唉，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為了活命，他不斷地向特務獻媚、表忠心、配合特務抓捕地下黨員。當他聽說劉國定也叛變，幫助特務破獲了《挺進報》機關後，為了讓特務認識他的價值，於是搶在劉國定之前出賣下川東地下黨組織，並跟特務一起到萬縣指認、抓捕了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等，為特務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立了一大功。徐遠舉看他背叛得徹底，就讓他參加了特務組織，委任為保密局西南特區少校專員，後來又升為中校。1948年底，他又出賣了川西特委地下黨組織領導蒲華輔等人。
他還在國民黨報紙上發表****宣傳文章，並為特務機關編寫《四川地下活動概況》、《放手政策》、《***》、《鄉村工作》等****材料，在特務訓練班專門講授“內幕”、“地下黨組織”等課程。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前夕，他又擔任了徐遠舉的秘書。
重慶解放後，冉益智還想蒙混過關，先跑到“脫險誌士聯絡處”去登記，想冒充脫險誌士，被知道他底細的同誌憤怒地轟了出去。後又跑到組織部門去主動匯報情況，著重說明他被捕後保留了一大批組織和地下黨員，有100多人沒有交給特務，自稱是有立功贖罪表現的。其實，他當初叛變交人時的原則不是分輕重，而是依據對自己的危險程度而定的。凡是可能影響他的，他就交，否則便保留下來作為另一種“政治資本”，用來在解放後解釋自己是“被迫”叛變的證據。劉國定曾對另一個叛徒調侃說：冉益智手上掌握的女黨員都沒有交。由於剛剛解放，當時組織上還不能一下子查清他的罪惡，就讓他先回去好好反省。結果在上街的時候，正好碰上了已經投誠的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李修凱，李修凱對人民政府的寬大心存感激，正想著如何報答，當即就將冉益智扭送至公安部門，揭發了冉益智先叛黨後當特務的罪行。
後來，西康省委書記廖誌高來渝開會時，特地問：“叛徒冉益智槍斃了嗎？”當得知冉仍是自由身，且還三番五次找組織解決工作問題時，廖十分震驚，聲稱絕不能讓這樣的叛徒逍遙法外。於是，1950年5月，重慶市委就冉益智問題向西南局政委*呈遞了專題報告，認為冉益智“叛黨後即溶進了敵特垃圾堆中，造成川東地下黨慘重損失，知之者無不憤恨燒心，許多烈士遺言仍清晰在耳，此人若不法辦，對黨員的氣節教育有損，且難平眾忿，難安死者”。經*批準，冉益智被抓了起來。解放後，冉益智一直心存僥幸，他在所寫的交代材料中還特地提出了“我的願望和要求”：“我以待罪之身，除靜候組織的處分外，不知今後能否準許我以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資格去參加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以求立功自贖。為了免犯錯誤和以觀後效，可否給我以一定的工作聯係。此外可否投考軍政大學或其他的學校，以俾重新學習，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並待指示！
然而，曆史並不寬容給革命事業造成危害的叛徒。1951年2月5日，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冉益智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那個出賣冉益智的餘永安，因為當時不是黨員，隻是一個傾向革命的進步群眾，所以，解放後有關部門對他沒有按叛徒論罪，而是按“壞分子”身份對他實行關押改造。
這是叛徒的應有下場。
監獄裏的革命者用鮮血將“忠誠”鐫刻在每個後人心中；監獄外，受到破壞的川東地下黨幸存同誌沒有被叛徒的出賣和敵人的屠刀所嚇倒，他們昂起頭顱，前赴後繼執著追求黨的事業，他們的忠誠同樣令人刻骨銘心。
這裏就有一段這樣的鮮為人知的真實的傳奇故事。
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時重慶地下黨曾經辦過兩份革命刊物，一份是《挺進報》，還有一份是《****》，它們都是重慶地下黨與國民黨反動當局鬥爭的主要陣地，後來因為根據對敵鬥爭的需要和充實《挺進報》的力量，《****》就停辦了，但辦《****》的一批地下黨員當時已經有一個“特支”，書記叫吳斌，黨員們都是些年輕同誌。這個特支也受重慶市委領導，直接領導者正是負責****工作的冉益智。由於特支書記吳斌等同誌的機智勇敢，這部分的黨組織和黨員同誌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他們在失去上級領導、沒有組織支持的情況下，依靠自我對黨的忠誠，譜寫了一典英勇奮鬥的傳奇故事。下麵是吳斌在解放後回憶革命最困難、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連續出現叛變的1948年4月份之後的那段驚心動魄的曆史——
1948年4月的一天，上級黨組織及“***城中心與南岸區特別支部”的聯係人“張某”匆匆趕來捍衛中學找我（我當時是該校教員）。我一見到他，就敏感到可能出了事故，因為通常接頭都事先約定時間、地點，他極少到我的住所來。果然，他告訴我，有一個姓劉的重要幹部被捕，特支要著手準備應變。
***城中心與南岸區特別支部是重慶地下市委為了建立對這一地區****的統一領導，以利於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在1948年初成立的。上級黨組織指定周應德、向洛新和我組成特支委員會，並指定我為書記。特支所屬的組織主要有西南學院的黨支部和“六一”社、市一中的“六一”社、渝女師的“六一”社。這幾所學校在抗暴運動中已嶄露頭角，成為全市****的重要據點或市中心地區****的主要據點……
“張某”向我布置的具體應變措施是：一、立即通知周應德，劉某被捕，要他撤離重慶；二、由於被捕者不知道我，決定留我在原地堅持工作，但應輕裝，將家屬撤走；三、根據組織上得到的情報，渝女師“六一”社負責人羅宗哲正受到西南長官公署的注意，要盡快將她轉移。“張某”走以後，我趕往地方法院找到周應德（他當時在該院任書記官），傳達了上級的決定，經過商量同意了他本人提出的撤往南京的意見。接著，安排羅宗哲撤往江津白沙。又去《世界日報》社會見了向洛新（他在該報任編輯），把有關情況通知了他。隨後，我妻子羅宗濬帶著我們剛滿月的女兒啟程前往樂山她的老家。
過了幾天，“張某”又來找過我一次，告訴我局勢很緊張，要隨時準備發生變故，並說他自己要離開市區一段時間，約定了今後接頭的時間、地點。“張某”才走，就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渝女師一個姓刁的反動教員，用“太平洋通訊社”的名義在報上發了一條消息，把羅宗哲的離校說成是“失蹤”，造謠說她是“受****煽動下鄉打遊擊”去了。由於我與羅宗哲之間存在的公開的親戚關係，此事有可能牽連到我，與其他同誌商量後，決定避開一下，以觀察事態的發展。我前往白沙，安排羅宗哲撤往成都。一星期左右，我回到重慶，得知在我離開捍衛中學後兩三天，敵人突然派兵在夜間前來逮捕我。這表明我已暴露，但當時還無法準確判斷其原因，一心急著向組織匯報，以便確定下一步的行動，就按上次約定的時間、地點去與上級接頭。但守候了許久，一直不見“張某”的蹤影。從此，特支失去與上級黨的聯係，時間在4月下旬。
為了在離市區不遠的地方找一個安身場所，以便照料工作，4月底我去白市驛找王大勣（即王覺），希望在他家暫時借住。不料見到他時，他本人正因安全受到威脅，已決定當天下午離家進城，無法留我住下。於是，我與他一道折回市區。在這次短暫的接觸中，我們相互向對方公開了黨員身份。他告訴我：組織上所說的那個被捕者名叫劉國定，是地下市委的書記，現已叛變，因而全市的地下黨組織已遭到嚴重破壞，局勢正在繼續惡化中，估計在當地已無法找到上級黨。他進城與區委一位同誌接頭後，可能離開重慶前往解放區，希望我從上述局勢出發來慎重考慮對策，及早打主意。
我一返回城區，立即與向洛新、王大昭一道討論當前重慶的局勢和特支應變的措施。根據王大勣所通報的情況，我們一致認為：特支失去上級聯係和敵人派兵搜捕我，是由於地下市委出了叛徒引起的（直到這時，我們還不知道直接聯係特支的“張某”也已經被捕叛變了。）因此，完全可以肯定：特支已經暴露，正受到敵人的直接威脅，處境十分危急，並且在短期內不可能恢複與上級黨的聯係，必須獨立對付變局。根據這一估計，我們的一致態度是：要克服一切困難，盡最大努力使特支整個組織不受破壞，不被打散。為此，一致決定：一、堅決地、迅速地把大部分骨幹從目前所在單位和住處撤退出來……重新隱蔽，力爭逐步開辟新的據點。二、原有的工作陣地不要輕易放棄，要留下少數確實沒有暴露的人員堅持工作。三、由於不少同誌在轉移中失去了生活來源或需要旅費，必須設法籌集一筆活動經費。四、要積極尋找上級黨。鑒於當地領導機關已遭嚴重破壞，主要應從外地想法。相信隻要我們自己堅持鬥爭，遲早必定能夠找到。因為從全局來看，解放戰爭早已轉入全國規模的****，國統區的群眾運動正在持續高漲。
從5月到10月，特支所屬的絕大多數黨員、社員，堅決實行了上述各項決定。由於抓緊進行了大量轉移安置和政治思想工作，特支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除去到川西的兩個同誌關係無法轉走外，所有的同誌都沒有中斷與特支的工作關係。我們一方麵停止了發展黨員的工作，但吸收了一些早已準備發展的骨幹入黨，同時，發展了一批“六一”社員。另一方麵，為了多保存力量，經過可靠的介紹和了解，還陸續接管一些在大破壞期間失去了上級聯係的黨員與社員。因此，到九十月間，特支所屬的黨員已由十幾人增加到三十多人，“六一”社員由9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除在市區與城區、南岸、黃桷坪的大部分主要大、中學校建立了組織聯係，在職業青年中開辟了若幹新據點外，還通過疏散出去的人員在巴縣、江津、江北開辟了據點……
大約是8月間，重慶七家報紙刊登了重慶警備司令部發布的署名“張德明”的叛徒自首書，其中出賣了我和我們特支，還出賣了沙磁區****特支及其負責人劉國鋕，北碚區****特支及其負責人胡有猷。我們判斷：這個叛徒就是那個直接聯係過特支的“張某”。隨後，從側麵聽說其本名叫冉益智，叛變前是地下市委分管****的負責人。顯然，上次敵人派兵到捍衛中學來抓我就是由於他的出賣。僅僅因為出了所謂“羅宗哲失蹤”這件事，我碰巧避開了，才沒有抓到。我肯定仍然是特務追尋的對象，在當地恢複上級聯係已更加困難，必須準備長期獨立工作。根據這種新情況，我和向洛新商定，吸收王大昭、張亞濱參加，由我們四人組成了臨時特支委員會。在人員轉移和重新部署力量大體就緒後，逐步恢複了各項正常的工作。
從應變之初，我們便著手尋找上級黨。王大勣離渝前，我們曾委托他進解放區後代為反映情況。同時，我們估計：公開的四川省委被國民黨當局封閉後，四川黨組織可能是由上海那邊領導。根據這一估計，曾布置周應德去蘇州找陳邦幸，告訴他自己失去上級黨的聯係，處境困難，請他代向上海領導機關反映，希望允許我去上海接關係。陳邦幸是我在武漢大學念書時的同學。1946年夏天以前，在南方局青年組領導下與我一道工作過，後調華東。陳回信暗示已代為向上麵反映，叫我等候答複。8月下旬又來信表示不同意我去上海，並說“老友賴兄不久將赴渝，當看望兄等。”我懂得這是通知我：以前在四川省委青委領導過我們的賴衛民將要來重慶接關係。這個好消息使我非常興奮，但結果落了空，賴終於沒有來。……9月間，我收到在香港工作的一位老友羅承勳的來信，談到他在那邊會到了朱語今。由於前一向我也曾寫過信托他找領導機關，我懂得這就是他給予我的一個間接答複，因為他知道抗戰末期朱語今在南方局青年組工作時曾領導過我，於是我立即發信給他，用暗語托他代為向朱反映：我向上海方麵申請恢複聯係至今未得結果，處境極為艱難，請朱給予幫助，使我早日找到上級黨。
當我們正在迫切等待答複的時刻，由於麻痹疏忽，發生了一件意外的重大事故。這年9月間，我曾經在唐家沱宋笠家中避居過一段時間，因宋家的住宅突然被市政府收回，他們全家遷居市區捍衛路的新居，我當然不能隨往。倉促間無法找到住處，隻得通過關係在江北縣龍興場租到一間房子，化名佯稱養病暫時住下了。搬去後約一月，一天剛天黑，場上的警察所派人來搜查我的住屋，然後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場上，囚禁在該所牢房裏，在獄中的一周裏，從跡象判斷，我們的真實姓名與政治麵貌並未被發覺，是因嫌疑被捕的。後來才知道其原因是我們手邊有一本俄文蘇聯日曆，不慎被房東的一個當縣參議的親戚看到了，他向警所告了密。囚禁了一周以後，警所派了一名警長和兩名警察把我和王大昭押往大竹林江北縣警局。我們分析當時的處境，估計縣裏弄不出結果必定往上送到重慶，到那時一碰上叛徒就糟了。因此，應當盡一切可能力爭在途中逃脫。碰巧押送的兩名警察中，有一名是可能爭取的。因為在牢裏時，我們與他有接觸，了解到他當時才十六七歲，對警所的黑暗腐朽不滿，並認識育才學校的一兩個學生，向往育才，渴望擺脫偽警生涯。於是，利用押解途中步行三十裏與途經市區留宿朝天門一家旅館的機會，先說服了他同意與我們一道出走，接著以接洽借錢為名由王大昭與張遐君、李詩穠接上了頭，約定了聯絡辦法。當夜通過這個青年警察，以給予一筆款子為條件爭取到另一名中年警察同意放走我們。這樣，第二天一早，四人合謀騙過了那個警長，借口押解取款，前往約定的小什字一家茶館。到達時，李詩穠、向洛新、李詩強已分頭守候在那裏。王大昭從他們手中接過錢，交給那個中年警察，我們就分幾路離開那裏，得以脫險（那個青年警察解放後入黨了）
脫險以後，向洛新、張亞濱先告訴我：香港的那位老友已有回音，說朱語今要我速赴香港。我們像長久與父母失散的孩子將重新見到母親一樣，為即將與黨的領導機關恢複聯係而無比慶幸，產生了一種漫漫寒夜已接近盡頭的感覺。到香港後，我向組織匯報了重慶地下黨和****組織的情況後，上級代表對我說：本來你既已暴露，按常規是不宜再回重慶去的，但是，由於特支與當地黨的領導還沒有接上關係，更由於需要通過你去向那裏的領導同誌傳達上級指示，所以經過鄭重考慮，仍決定你立即返回重慶。他接著向我布置了具體的任務：第一，設法盡快與鄧照明見麵，接上關係後特支即由他聯係，但萬一找不到他，則暫時由香港直接聯係；第二，通知鄧：在他自己和蕭兩人中，要確定一人迅速來港接頭；第三，向鄧傳達領導機關關於形勢和川東農村工作任務的意見。為了執行最後這項任務，他交給我一份題為《目前形勢和川東黨的任務》的文件，並對這份文件的基本觀點和主要精神作了解釋，囑咐我認真領會和背誦，回去後憑記憶向鄧照明轉述，不允許帶回片紙隻字……
回到重慶已是12月份了。我很快把帶回的信息傳遞給了鄧照明，隨即由他約定了會晤的時間、地點。記得那是在一天傍晚，我和鄧在化龍橋一家茶館相見了，我們原不相識，是由向洛新和那位進步朋友分別陪同，從中介紹的。略事寒暄後，他們先行離去，鄧照明領我步行去到一所學校（後來才知道那是適存商專），在一間象是教職工宿舍的房子裏，開始正式交談。那一晚，彼此的心情都很興奮。從我來說，率領一支小小的隊伍，孤軍苦鬥八個月之後，終於與當地黨的領導機關接上了關係，真象是亂離後親人相聚，一顆久久懸著的心放下了，那種無依無靠的感覺也消失了……
1949年3月，鄧照明傳達領導機關的決定，要我前往香港，轉道進解放區。經與他商定，特支書記由向洛新繼任。這個月中旬，我辦好移交後就乘飛機離開重慶，到達香港後才知道是指派我去出席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回顧這一段曆程，我相信每一個走過來的同誌都是難以忘懷的。它將激勵我們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堅定不移地相信黨，百折不回地跟黨走到底的革命朝氣。
“中國人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幹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這就是像吳斌這樣的員在血雨腥風中的選擇。在這段親身經曆中，我們感受到了那段特殊歲月裏的驚心動魄，感受到了人“堅定不移地相信黨、百折不回地跟黨走到底”的大忠誠！
吳斌的這份資料彌足珍貴，它讓我們看到了重慶地下黨另一個未被破壞的“特支”的黨員們前赴後繼、獨立鬥爭的曆史場麵。
我們再把鏡頭搖到1948年重慶地下黨負責人連連叛變後的嚴峻形勢下的殘酷鬥爭——
1948年4月17日這一天，重慶市委可以說被兩個敗類丟盡了一個政黨的全部尊嚴，因為就在市委副書記冉益智將自己的部屬、北碚****特支書記胡有猷出賣的同一時間，市委書記劉國定則在向國民黨特務分子葉翔之與徐遠舉出賣重慶地下黨組織更大的情報。
事情這樣的，自抓獲許建業後，特別是當徐遠舉聽取各路手下匯報的情況看，那位自稱隻是許建業才發展兩個月的“新黨員”——“老黃”很可疑，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地下黨被捕，重慶市委組織似乎也快浮出水麵了。一旦重慶市委的主要負責人都抓在手，那該是何等的局麵！想到這裏，徐遠舉向上司作了匯報，請示加強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剛剛得知他們又抓獲了一條“大魚”，並且這條“大魚”已經投誠於他們國民黨特務機關。於是，國民黨西南軍公署長官朱紹良立即派了國防部保密局二處處長葉翔之配合徐遠舉，在這一天兩人一起連夜再次提審了許建業和劉國定。由於許建業依然拒不交代任何問題，兩個大特務隻得轉過頭來集中精力全力對付劉國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從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麽能耐的劉國定，之所以最初特務並不把他當回事，確實與他的長相和那種“沒有官派”的言行有關。劉國定被扔在渣滓洞十來天後，對外麵的情況一無所知，這對於一個長期從事地下工作、慣於收集各種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斷，從而把握局勢發展的人來說，簡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雙眼：眼睛睜得大大的，眼前卻漆黑一片。在這一片黑暗中，劉國定感到茫然、恐懼，他始終想不明白：“這革命正搞得轟轟烈烈的時候，怎麽突然就變成了這個樣子？這麽多年了，什麽大風大浪沒見過？可這次總覺得不對勁，難道真要在小陰溝翻船？許建業的地點是非常機密的，特務怎麽知道的呢？隻有一個可能，就是許建業出事了！而特務到現在還把自己當小人物看待，說明許建業並沒有對特務說什麽情況。許建業加自己，重慶市委委員一下子栽了兩個！冉益智呢？我不說，還有誰知道他在哪裏呢？李忠良和餘天怎麽樣？千萬千萬不要被特務逮到，他們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後在黨內我說得清楚嗎？我的前途呢？這次特務會對我怎麽樣呢？會不會一直關下去？一直關下去對他們有什麽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這幾天怎麽樣了？肯定急壞了，千萬不要動了胎氣！漢利藥房的那筆生意做得怎麽樣了？這段時間物價飛漲，還是該晚點出手才有賺頭！前段時間王璞來過問藥房的生意，什麽意思嘛，信不過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發有經濟問題，好在沒成功，媽的，以後有機會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別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劉是誰？大小也是重慶市委書記！這口惡氣不出，以後還怎麽把控整個重慶全市的地下黨組織？可是，這麽多天了，特務也沒來過問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寫悔過書的，我寫還是不寫呢？”
就這樣，劉國定整天在渣滓洞監獄裏胡思亂想。現在，終於等來押到二處問話的命令。是福是禍，一路上劉國定的心裏一直在打鼓……
到了特務機關的審訊室，劉國定忍不住抬頭打量了一下正麵桌子後邊坐著的兩個扛著少將軍銜的軍官，在他們兩邊是站著的幾個凶神惡煞的粗壯漢子。劉國定頓時心頭一顫：媽的，今晚凶多吉少啊！再看看這兩個國民黨少將，其中有一個他認識，在地下黨收集的重慶敵特重要頭目照片中見到過，是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另一個不認識。如此兩個少將來親自審問他一個“小人物”，劉國定想到這裏心頭直呼不妙。
“坐下！”這時，押送的特務將劉國定猛推一把，順勢將他按在凳子上坐下。等劉國定再抬起頭時，審訊室內所有一雙雙凶狠的目光齊刷刷地在死盯著他……劉國定臉上的肌肉頓時**起來，露出一副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難看表情。他趕緊低頭看著自己的腳尖。
見劉國定如此反應，大特務徐遠舉和葉翔之相視會心一笑。葉翔之站起身來，背著手，走到劉國定身邊，盯著劉國定圍著轉了幾圈，不時哼哼地冷笑幾聲。
劉國定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隨著葉翔之轉圈圈，轉得頭昏昏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兒了，一股股涼氣從五髒六腑透出來，渾身微微顫抖，腮幫子發緊。他極力想止住身體的顫抖，不想讓自己在特務麵前表現得太懦弱，就用四處張望來分散注意力，一抬頭正好與徐遠舉的目光相對，隻見徐遠舉舒適地靠在椅背上，一隻手放在桌子上，手指無意識地敲打著桌麵，雙目微眯，兩道寒光直射過來，劉國定脖子一縮，趕緊又低下頭。
“市委書記——劉國定！”沉寂中，葉翔之猛地喊了一聲。“我……”劉國定本能地站起來。“完了！”他腦袋嗡地一響，隨即無力地坐回到凳子上，張著嘴巴呆呆地望著葉翔之。
“很好！”葉翔之臉帶笑容地拍拍劉國定的肩膀，“希望你成為我們的朋友。”
“不是！我不是！”劉國定突然像是從地獄裏回過神來，狂躁地搖頭擺手，仿佛要將剛才的失態抹個幹淨，可又陷入跳進黃河洗不清的極度尷尬之中。
“嘭！”徐遠舉今天是唱黑臉來的。隻見他一掌擊在桌上，向旁邊的幾個大漢歪了一下頭。頓時，幾個大漢三下五除二就把劉國定綁吊在刑架上，拿起皮鞭就往他的身上抽去……。
“哎喲喲……別別！我、我……”劉國定痛得大叫。
特務們好像並不在乎這位市委書記此刻會有什麽反應，一門心思地進行著他們對付人的“規定動作”——鞭抽一陣後再搬來火盆，把燒紅的烙鐵猛地往劉國定的身上烙去……“求求各位！不要、不要燙了……我交代！我招！”
劉國定，這位在川東臨委排名“第三把手”、又是重慶市委的最高領導，他的變節，便意味著整個重慶地下黨組織的秘密全部暴露在敵人麵前，同時整個重慶地區和四川省的地下黨組織也被推到了最危險的境地……
根據後來查明，劉國定向特務交出了：重慶及四川地區地下黨的組織機構和人員名單；川康特委負責人華健及其在重慶的聯係接頭地點；彭詠梧領導的下川東武裝起義失敗後人員轉移的情況；豐都、石柱、雲陽、巫溪、宜昌的地下黨組織人事的情況；閬中縣委鄭伯克調去雲南工作的情況；重慶及四川地下黨組織與長江局(南方局)的聯係情況；地下黨在廣安開展統戰工作的情況等等。還出賣了重慶城區區委書記李文祥和妻子熊詠輝以及王璞、羅廣斌、江竹筠、劉國鋕等人；出賣了上川東工委書記駱安靖(後叛變)。劉國定對特務最大的“功勞”，就是最直接地幫助了特務破獲《挺進報》特支及“電台”支部，抓捕了陳然、成善謀等人，使徐遠舉完成了國民黨重慶行轅下達的限期破獲《挺進報》的任務，徐遠舉因此而受到加官晉爵，成為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
當然，劉國定的出賣行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畢竟，“官場”上的事，他這樣職務的人，知道不少。所以在經過叛變初期的驚恐後，劉國定很快製定了自己下一步行動原則，這就是：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黨情況不但是保命的資源，而且也是重新規劃自己人生的資源，不能白白地提供給特務，還要以此與特務做利益交換。因此，劉國定這個叛徒再後來就不隻是可恥了，更是無恥了！他拿著自己是“重慶市委書記”這張王牌，竟然敢對徐遠舉提出，“願意參加特務工作掉轉槍口打擊，但自己原來在方麵是省委級幹部，現在我若到了你們國民黨政府，至少地位和待遇上不能太低了，起碼是處長級，否則大家都不玩了！”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後雙方以劉國定任保密局西南特區中校專員成交。這正是劉國定最無恥的一幕，讓所有人感到丟臉的是：這樣的流氓惡棍，怎麽會曾經是重慶市委的書記？
更令人發指的是，劉國定在叛變後，除了不斷地出賣重慶地區的地下黨組織和地下黨員外，還挖空心思找新的“賣點”與“副書記”冉益智等叛徒進行相互間的招供“競爭”。當他得知冉益智帶特務到萬縣破壞了下川東地下黨組織，塗孝文也叛變後，又搶先出賣了上川東地下黨組織，致使駱安靖(後叛變)等人被捕。
為了體現自己的價值，劉國定又把出賣的目標由重慶地區轉往外地，向特務出賣了他所掌握的重慶地下黨組織與南方局遷到上海後的聯係機關，並帶特務到上海企圖抓捕南方局負責西南地區黨的工作的負責人錢瑛，由於南方局機關得知重慶地下黨出了叛徒後就遷到香港去了，劉國定的計劃落空，但還是帶特務抓捕了一批在上海、南京一帶未及時撤走的地下黨員。劉國定這麽為國民黨特務機關賣力，實際上為的是能夠取得新主子的信任，以求保全生命，爭取個人的榮華富貴。這位“****英雄”，後來在南京受到毛人鳳的接見和表彰。這一激動，他又向特務提供了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的線索。因此，劉國定被任命為川西特偵組組長，領導特務們在成都破獲了川康特委地下黨組織，逮捕了一大批地下黨員，劉本人****資本越來越“雄厚”，官銜也由中校晉級為上校。這時的劉國定，已不再是可恥、無恥了，而且連起碼的廉恥都不會顧及了，他積極參與組織所謂的“經濟問題研究所”，專門從事提供****策略，最終成為比國民黨特務還要反動惡毒的家夥。
劉國定於1938年入黨。20歲就入黨的他，其實從最初開始就抱有一種“入黨升官”的思想。為了實現自己的這一“抱負”，他很會掩飾自己內心的醜惡的一麵，平時能人模狗樣地工作，並且主要靠討好上一級領導往上鑽營，一直升到了市委書記之職。“這是一個極端利已主義者，不是我們平時一點也不知道，也不是他沒有表現出這樣的問題，而是由於這種人很會利用自己在黨內的關係，尤其會利用靠山來幫助自己擺脫那些不利於他的指責與批評。”曾與劉國定長期一起工作的何忠發，是位黨內的錢財“管家”，他在難友麵前這樣評價劉國定，並揭發劉在被抓之前早就“喜歡亂抓錢、想討小老婆”的毛病。隻是後來因為他身居黨內要職，再沒有人敢公開製止“市委書記”的這些毛病而已。叛變後的劉國定，也不再偽裝了，內心的那種追求個人享受和對利益的崇尚更是變本加厲。據說他在與徐遠舉討價還價期間，一直住在楊家山原戴笠公館裏接受特務機關的優待。身邊雇了兩個女仆專門服侍他和他的老婆，對兩個女仆頤指氣使，隨意嗬罵。當上特務後他更顯神氣，一般的特務他根本瞧不起，弄得其他特務也很討厭他。地下黨老同誌劉隆華痛斥劉國定是“黨內的剝削階級”！
原國民黨軍統大特務沈醉，在任保密局雲南站站長期間，於1948年年底受毛人鳳委托，從昆明到重慶來調解徐遠舉和西南特區副區長周養浩之間的矛盾，其間他與劉國定有過接觸，解放後沈醉在材料中記錄了所見到的劉國定的印象：
我雖然是奉命來調解他們之間的糾紛的，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能把劉國定帶到昆明去，幫我破壞雲南地下黨的組織。所以當天晚上我和周養浩談了希望他和徐遠舉要以大局為重，通力合作，第二天便和周一道去徐遠舉辦公室。我要徐遠舉把劉國定找來，想當麵問問他雲南地下黨的情況。徐遠舉很快把他找來了。這個叛徒穿著嶄新的軍服，佩中校肩章，看到我們三人坐在一起，便脫下軍帽先向我們三人鞠躬。徐向他介紹了我之後，我便讓他坐下。徐遠舉從茶幾上拿一支香煙朝他丟過去，他很熟練地接住，不敢抽，我又把打火機遞給他。他趕忙從口袋中掏出火柴，連說：“有火，有火！”那一副奴才相，看了使人發笑。那次他給我的印象很壞，他表示隻認識一兩個負責人，對雲南地下黨工委在什麽地方設有聯絡處並不知道，要抓到他們，隻有到昆明街上去碰碰運氣。對這種海底撈針的辦法，我不感興趣，加上劉國定剛從南京回來不久，又要到川西一帶去破壞川西的地下黨組織，所以我們隻談了一會，便向徐一使眼色。徐說了一聲：“你可以走了！”劉國定站起來向我們三人各鞠了一躬。他站的是立正姿式，向後轉本應當右腳退後向右轉動，他卻左腳退了很遠向左邊轉過去……
重慶解放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從市委書記、到革命叛徒、再到國民黨上校特務的劉國定非常清楚自己今後的日子一定是凶多吉少。他本想逃往香港，但由於平日花天酒地，加之當時物價飛漲，手中缺錢的他因為害怕自己落得個難民漂泊流浪的結果，故打消了外逃的心，留在成都得過且過。成都解放後，迫於外界壓力，1950年初劉國定向成都市軍管會登記自首，被西南公安部押回重慶。歸案後，劉國定和冉益智一樣，竟厚顏無恥地向政府“表功”，說什麽因為自己叛變後沒有全部交代，所以“保護了相當多的同誌”，“故請求寬大處理”。他在交代材料中還有一番自認為“挺精彩”的悔過：
我背叛了黨，破壞了黨組織，這是貪生怕死的結果……作為過去是一個黨員，我願意接受黨的嚴厲處分，作為形式上的特務，我也願意受人民政府的處罰。如果黨和政府的處分和懲罰不至於“的毀滅”，則我請求能速做決定以便於早在實際的工作中贖取自己的罪惡。我過去畢竟是黨員，雖然叛變而且形式上又落在特務陣營中，也許你們懷疑我所提供的材料不夠完全，但事實總是事實。將來從其他特務口中是能證明的。我從前年恢複自由後即用各種方法希望找黨，願意承受一切罪惡和懲罰，固然我以前貪生怕死以致鑄大錯，等覺醒後一切已過。若果我要逃避處分，不是完全不可能，相反的，我是自動積極出來，作為黨的叛逆的兒女，我隻希望早一天處決，即使是“毀滅”，因為心裏的苦痛和譴責遠比其他為甚。我請求你們研究我的材料和問題，並適當使用我在反特務或其他工作中，以求有益於黨和人民。
叛徒的下場是必然的。1951年2月5日，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劉國定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然而，像劉國定這樣的半流氓政治人物，為什麽能夠成為一名黨內高級幹部，而且組織上竟然沒有對這種人進行過適度的職務限製？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像戰鬥在白色恐怖異常殘酷的重慶市委內部，竟然會出現正副書記都當了革命的叛徒？難道我們的組織考察和選拔領導幹部的機製流於形式，不起任何作用？今天我們黨內對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考察機製、選拔機製就一定沒有問題了？
劉國定、冉益智這兩位地下黨重慶市委正副書記的背叛，使得整個重慶地下黨組遭受來頂之災。由於他們的地位決定了他們的破壞力非普通黨員可比，特別是他們的地位和身份，決定了他們既掌控了手下的組織與人員情況，同時又了解上下左右的組織情況，這種破壞力對黨組織來說是毀滅性的。
1948年6月11日，由於冉益智的出賣，川東臨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在離重慶城區數百裏的萬縣被捕，再一次使重慶地區的地下黨組織經受“刨根底”式的破壞。
塗孝文生於1910年，是1937年入黨的老黨員，地下工作經驗豐富，還是黨的七大代表，然而，他對敵人的逮捕沒有思想準備。當冉益智和劉國定先後叛變後，組織上多次通知他轉移，可塗孝文堅持認為萬縣離重慶很遠，安全沒有問題，繼續在萬縣輔成學院以學生身份過著悠閑的生活。所以，當冉益智帶著特務找來時，塗孝書完全陷入驚慌失措之態，不知如何應對。特務把他帶到駐地後，開始塗孝文隻是以沉默來回答提問，但當特務左誌良用手槍頂住他的頭，威脅說再不交代就搞死他的時候，塗孝文僅有的一點抵抗也就崩潰了。
筆者看過“歌樂山革命烈士曆史檔案”史料，常常被那些在敵人麵前堅貞不屈的員的犧牲精神所感動，但同時也看了不少背叛黨和革命事業的那些叛徒們的材料，得出一個直接和樸素的結論是：一些黨內職務相對高的領導幹部，通常在敵人嚴刑拷打麵前總是很容易當叛徒、出賣黨，這到底是為什麽？我沒有弄明白，隻是感覺這些身居黨內要職，平時一副道貌岸然，比誰都革命的投機分子，其實是特別需要警惕的。
我們再來說塗孝文被捕之後的事吧：
這之前，冉益智已經出賣了下川東地工委委員唐虛穀和楊虞裳，但冉益智不知道他們所居住的具體地址，所以當塗孝文被捕後，特務們就直截了當地追問這兩個人的下落。塗孝文因此便交代了屬於他領導的唐虛穀和楊虞裳等地下黨員的住地。“書記叛變，全黨遭殃”。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的叛變，使得下川東地下黨組織係統幾乎是徹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張靜芳、唐慕陶、黃玉清、陳繼賢、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黨骨幹分子幾乎無一例外地被敵人逮捕。徐遠舉等特務們一方麵為“方法得當”使得重慶市委主要領導及下川東地下黨負責人相繼變節而欣喜若狂，另一方麵又萬萬沒有想到像陳然、劉國鋕、江竹筠、許建業這樣的員竟那麽堅強不屈，視死如歸。這是反動特務分子所不可能理會的，因為他們並不了解真正的人是些什麽樣的人。自然，那些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也不會真正了解曾經是他們的“同誌”的人。叛徒塗孝文就遇到這種情況。由他出賣的萬縣縣委副書記李青林是位女員，敵人在萬縣將其抓捕後使盡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斷了她的一條腿，李青林依然寧死不屈。到重慶後，她仍然抗拒任何審訊，甚至連員的身份也不承認。特務們無奈，隻好把塗孝文叫去與李青林對質。不能不說塗孝文也算是個講麵子的人，當特務叫他去與李青林對質時，他十萬個不願意，可又沒有選擇，隻好硬起頭皮跟著特務來到渣滓洞。見到李青林——這個被自己出賣的昔日的下級同誌，拖著一條斷腿，滿身血汙卻正氣凜然。尤其是碰到李青林向他射來的兩道利刀一般的目光時，塗孝文感覺無地自容。當特務問李青林認不認識塗孝文時，沒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認：“我當然認識他！”並說：“這個人是個混蛋！抗戰時期，我跟他一起在瀘州的一所小學裏教書，他追求過我，我不喜歡他，他就死糾濫纏。我為了躲他跑到萬縣來，他又追過來纏我，有一次還要強迫接吻，我氣壞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沒想到他竟然報複我，栽誣我，像瘋狗一樣亂咬人，讓我坐牢，簡直不是個東西！真是太混蛋、太氣人啦！塗孝文，你說是不是這麽一回事？”李青林的這番話，使塗孝文羞愧難當，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這次對質給塗孝文刺激太大，尤其是李青林的痛罵時時在耳邊響起，一閉上眼就浮現出李青林憤怒而鄙夷的目光，再加上從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負罪感和特務表麵上客氣而實際上把他當棋子耍的那種身不由己、百般無奈的境遇，塗孝文開始痛悔自己的叛變，甚至經常痛恨自己為什麽當初不能像李青林他們堅持咬咬牙挺過來嘛！唉，大不了一個死字，怕什麽呢？矛盾之中的塗孝文開始不配合特務的審訊了，這讓特務頭目徐遠舉又氣又急。其實徐遠舉一直非常重視塗孝文，他從劉國定口中知道塗孝文在黨內的地位比劉國定還高，故推斷塗孝文所知道的東西肯定比劉國定更多，價值更大。現在塗孝文突然要“刹車”，這讓徐遠舉很不甘心。為了不想讓塗孝文這樣輕易地“到此為止”，老奸巨滑的徐遠舉決定除了嚴加訊問以外，還強迫塗孝文參加特務工作，企圖將其徹底地捆綁在他的戰車上，但塗孝文這回因對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沒有立即同意徐遠舉的條件。他甚至曾私下對駱安靖說：叛徒劉國定、冉益智爬出監獄後當了特務的專員未免“太血淋淋”的了！可塗孝文畢竟隻是個革命的投機分子，他在麵對命運的矛盾之時還頗為天真地準備“假如特務放我們出去時要我們參加工作，我們最好不要搞行動，隻做研究工作”。
徐遠舉對塗孝文的變化看在眼裏，又無可奈何，作為一種懲罰，將塗孝文從楊家山的“優待室”轉押到白公館，像所有“*”一樣投入牢房。
在白公館，塗孝文和忠誠的戰士劉國鋕、陳然、王樸等朝夕相處，這些革命同誌了解到塗孝文這種類型的叛徒，其內心尚存一絲良知，於是主動找他們交談溝通，勸他們保持“最後一道防線”。怎麽說塗孝文也算是黨內的“老幹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嚴厲痛斥下所受到的強烈震撼，現在又通過劉國鋕、陳然、王樸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麽是真正的人。兩相對照，塗孝文羞愧無比，痛定思痛之後，他決心以行動來彌補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務交供自己手上還保留的部分組織和人員；二是拒絕參加特務工作，不接受以特務身份換取自由。
塗孝文的轉變，得到獄中革命者和黨組織的認可。重慶解放後，羅廣斌在那份向組織提交的《報告》中這樣評價塗孝文：到底是經過黨多年的培養的，所以臨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塗交了“川東一部分組織而已，其他是穩住了”。他知道的比劉國定多，劉向徐遠舉也是這樣報告的，因此塗經過的考驗也十分嚴酷，兩次到楊家山被強迫參加研究工作，他拒絕了。後來連草紙也不發給他用，生活很艱苦，但沒有出事，加上一般難友不知道他還“堅守”“最後防線”，對他的態度也很使他難堪。在兩重壓迫下，王樸、劉國鋕等最擔心他是否能堅持住。三出三進白公館的塗，在最後的時刻，態度很明確，他認識到是自己不堅強，犯了錯誤，而且過失太大，組織上無法原諒，前途是沒有的了，所以除了願意接受處分外，自己仍願望盡力從事些建設工作。這時，白公館的朋友對他比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顧、接濟他，他也很冷靜，經常讀書，不大說話。《報告》中，羅廣斌還向組織鄭重地轉達了王樸、陳然、劉國鋕等革命同誌的意見：以塗的素質來講，是很不夠、很不徹底的，之所以有後來的堅持，完全是由於黨的長期教育、長期培養的結果。從塗的叛變過程看，我們希望組織上對提拔幹部、審查幹部、培養幹部一定要更進一步謹慎和嚴格。
革命者對黨的這份忠誠昭日可見！這樣的意見，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應當被全黨所重視、所接受。
對塗孝文的問題，敵人方麵則覺得此人已“無可救藥”了，惱怒之下，徐遠舉在簽發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殺革命者的名單上也將塗孝文一起列了進去，這樣，塗孝文和陳然、王樸等10人被一同公開“審判”，並押至大坪刑場公開槍殺。據有目擊者回憶，槍殺前，10人都高唱《國際歌》，高喊“萬歲”等口號，其中當然也包括塗孝文。一個對革命事業造成巨大危害的的叛徒，在臨死前卻高喊“萬歲”，我們既感歎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複雜性，又無比欽佩獄中革命者對反麵人物的感召力和轉化能力。
需要特別感歎的是：當一名忠誠於黨的戰士，何等不易啊！
其實在第一章裏，筆者曾經提到過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謂的“公審”中，除了塗孝文外，還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華輔。這位蒲華輔，被捕前任川康特委書記。川康特委在組織係統上是與川東臨委平行的地下黨組織，白公館和渣滓洞的難友多為川東臨委組織係統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華輔。蒲華輔被捕後，特務同時抓捕了他的妻子，連同兩個小孩，一家人一起被關押在白公館，未與其他難友同室關押過，其他難友隻有在放風時間有可能與他接觸。據《紅岩》作者羅廣斌回憶，難友們與蒲華輔性情上不是很投緣，覺得他“不大說話”，“態度一直很矜持”，接觸很少，所以我們掌握的關於蒲華輔言論、思想情況的材料很少。重慶紅岩革命曆史博物館存有一份1950年製的蒲華輔《被難人士登記表》(檔案號：B674)，上麵記載了關於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應，化名：蒲華輔；男，36歲；銅梁人，上海中國公學肄業。1926年棄舊學入銅梁縣中肄業，1927年加入，積極活動，被開除，後入上海中國公學，一年後返銅梁縣中任教，領導該縣土橋事件。1930年於渝被捕，囚3年餘。1937年返縣任教，1939年任江北縣委書記，1940年在萬縣工作，下半年又去瀘縣整理組織，1941年起工作於成都7年之久。川康工作委員會書記。著作不少，精於地理，被國特搜刮一空。
在整個“紅岩故事”中出現的幾個叛徒中，蒲華輔的年齡最大，黨齡最長，黨內職務最高。他的叛變經曆類似塗孝文，也屬於“先軟後硬型”。他被捕叛變後，交出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特務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數十名地下黨員，其中韓子重、齊亮、馬秀英、張學雲、韓秉煬等被送押重慶並殺害。
蒲華輔被捕，是由劉國定和冉益智共同出賣而造成的。劉國定叛變不久，就向特務交代認識川康特委負責人，外號叫“鄭眼鏡”，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鄭眼鏡”的真實姓名和住址。當時特務先忙於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及鎮壓華鎣山武裝起義，沒有立即追查這條線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務認為重慶地下黨組織已經被打垮了，決定把破壞活動向川西推進，但苦於找不到進一步深入的線索。一天，特務雷天元與冉益智閑聊時，說到劉國定出賣的“鄭眼鏡”的情況，冉益智馬上說：“這個人呀，我認識，我們還一起工作過！”“鄭眼鏡”真名叫蒲華輔，本名叫蒲文昶，是銅梁人。特務雷天元一聽眼睛就放光了，因為雷天元也是銅梁人，他早就認識原來叫蒲文昶的蒲華輔，雷天元和蒲華輔還是銅梁縣中學的校友。
真是無巧不成書。有這麽個線索，使徐遠舉興奮不已，他當即飛到成都親自摸底，然後成立了一個“川西特偵組”，並任命劉國定為組長，雷天元為副組長，同時任命另一位叛徒駱安靖為書記員，到成都具體執行破壞川西地下黨組織的任務。徐遠舉的這項特別任命，讓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為他根本不把劉國定放在眼裏，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遠舉報告，所以實際上雷天元才是“特偵組”真正領導。劉國定解放後交代說：“12月20日前後，徐遠舉由渝來成都，決定派雷天元(二處專員)、駱安靖(叛徒)來成都與我共三人建立一個小組，準備設法破壞成都地下黨。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駱安靖二人來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偵組，名義上我是組長，雷天元是副組長，駱安靖是書記，實際上雷天元又代表徐遠舉處理一切，怕我不積極，故弄個組長來壓在頭上。”
雷天元到成都後，找到成都的駐地特務機關，請求協助。成都的一個特務與雷天元是同鄉，也認識蒲華輔，還在街上碰見過，隻是過去不知道蒲華輔的身份。特務們一商量，決定采取大海撈針的辦法，天天上街轉，大街小巷搜尋。特務知道蒲華輔是條“大魚”，抓到他後會立功受獎，就不辭辛勞，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個認識蒲華輔的特務在一個茶館裏把蒲華輔抓到了。蒲華輔在成都叛變後被押到重慶。據難友們觀察，他後來“逐漸鎮靜”，沒有再進一步出賣組織，而且還拒絕了徐遠舉讓他參加特務組織的要求。
蒲華輔是羅廣斌《紅岩》中的“甫誌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實，蒲華輔是個非常複雜的人，他與其他叛徒還有所不同，相對而言，他是屬於黨內的知識分子那一類人，他們在投身革命時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滿**和理想，而且蒲還是個理論方麵很有專長的人。他的個人生活上也有很濃重的知識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頭腦易發熱。一方麵在殘酷的敵我鬥爭中容易被激發革命熱情，另一方麵真碰上敵人嚴刑拷打時又經受不住皮肉之苦，而當他“痛定思過”後，又表現出堅強不屈的精神來。他與家人一起關在白公館10個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黨人的影響，後來一直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還以自己是“黨的高級幹部”和有知識、有修養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麵前，難怪大家都看不慣他。
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和塗孝文與陳然、王樸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據目擊群眾講，蒲華輔與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義沒有什麽不同，表現得“非常”。
蒲華輔十分可悲：這樣一名黨的高級幹部，如果他也能在敵人的嚴刑麵前咬緊牙頭，不吐一個字，那麽，他不也就是另一個“許雲峰”了嗎？然而，蒲華輔不是，他在最關鍵的原則立場問題上，他叛變了黨和同誌們，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紅岩“革命烈士”紀念碑上，隻能在黨的史書中被標上兩個永遠恥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曆史都是同樣的結論：無論你以怎樣的理由，隻要你成為背叛者，你就會永遠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李文祥，“紅岩”中另一個與所有叛徒表現很不一樣的叛徒。這位生於1919年，1939年入黨的“老革命”，被捕前任重慶市工委城區區委書記，主要負責地下黨農村武裝工作的聯絡、幹部輸送、人員轉移及武器藥品購置等，據說是位骨頭很硬的“地下老武裝”。他是被劉國定出賣的，於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敵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飽受重刑，幾度暈死過去，但他沒有背叛黨。他與特務們采取了“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應對策略：說遠不說近，說大不說小，說死不說活，說上不說下，說虛不說實，特務們因此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收獲。而徐遠舉等特務分子對被捕後的員判斷其是否“投誠”，基本上有兩個硬指標：一是有沒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黨組織係統，二是加不加入他們的特務組織，參不參加特務活動。故對李文祥一番審訊後，特務們認為李文祥“不老實”，屬於重案犯。但特務在審案時，發現李文祥對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務們就把李文祥作為重犯關押在白公館，將他的太太關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館的一些囚犯那樣夫婦同押一處。
在關押白公館期間，一般難友對李文祥的印象還比較好，認為他“一直表現得不壞”。李文祥與陳然接觸較多，陳然發現李文祥實際上情緒很低落，就勸他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學點理論，李文祥卻不屑地說“懶得讀這些理論東西”，相反，他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飛色舞地大談兩性關係。李文祥反倒經常對陳然喋喋不休地說他有10年以上的黨齡，當過縣委書記，為黨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問題，解放後起碼會怎麽怎麽樣。陳然是位胸襟開闊，又見過世麵，知道一個人要在長期的刑訊、關押中通過考驗，堅持到底很不容易，就更主動地找李文祥談心，不斷激勵他、鼓舞他。可時間一長，李文祥對陳然的話更不以為然了，哼哼哈哈應付一下照常想他心裏那點事兒。
就在同時，特務們則正按計劃一步一步地“引導”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審案時，都特地把李文祥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無意而實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與他太太見麵。所以，一次審訊案，能讓李文祥對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與太太見麵時，李文祥都會痛哭一場。李文祥的太太也是個地下黨員，但沒有對特務承認身份，看到李文祥這樣痛苦，反過來不斷鼓勵和勸說丈夫，要他堅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狀態越到後來越處於崩潰的邊緣。每每痛哭過後，他就會想：“我這樣苦熬到底是為什麽？為了革命勝利？革命確實快要勝利了，但真到了勝利之日，我還活著嗎？為了黨？我已經為黨不辭辛勞、不計報酬工作了這麽多年，我得到了什麽？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說‘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我如果死了，連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給，我還能給天下人什麽？”陳然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對他說：“你要是去向敵人‘自首’，我就跳樓自殺！”可李文祥卻這樣回答：“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勝利。”終於，一次審案後特務威脅說這是最後一次見麵，李文祥感覺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這麽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與太太相見的痛苦。入獄8個多月、在特務的鞭子與老虎凳上沒有背叛，卻由於忍受不了牢獄之苦和對前途產生動搖的李文祥，於1948年12月14日，趁放風的機會跑到特務辦公室，主動要求“坦白情況”。幾天後，他向特務遞交了一份《關於策反計劃的報告》和一份《悔過書》，表示自己願意交出組織，願意參加特務工作。他向特務出賣了何伯梁、程謙謀等16名員的情況。
李文祥叛變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臉。跟其他叛徒一樣，李文祥後來也為自己的叛變行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賣的，是一個受害者，但我還是在獄中堅持了8個月，在這麽長的時間裏，那些跟我有關係的地下黨員按規定早都應該轉移走了，我把他們供出來，特務是抓不到他們的，如果還不走，他們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為黨的事業、為黨的工作苦了這麽多年，眼看就要勝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這個勝利的，這樣的人生太慘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幹部都叛變了，這說明重慶的組織已經完蛋了，就算不叛變能活下來，今後黨還認不認我們？現在二處徐處長給我的選擇是這樣的尖銳：要麽為他們工作，要麽槍斃！我死了對革命沒有幫助，參加特務工作，也絕不會影響勝利的到來，我已經沒有政治前途，隻能為個人來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體太壞，這樣下去一定會拖死在牢裏的，為她著想，我也隻有選擇為二處工作。
獄中難友後來總結，李文祥入黨動機和思想不純，是他最終叛變的本質原因。
李文祥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被委任為上尉，帶著特務四處抓捕地下黨員。由李文祥出賣的何柏梁、程謙謀、伍大全等地下黨員被捕犧牲。重慶解放後，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樣子，先後參加過征糧、教書等工作。但黨組織和新的人民政府並沒有放過這位給革命造成巨大損失的叛徒，公安機關於1950年將其逮捕歸案。1951年，重慶市人民法院判處李文祥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與劉國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場執行了槍決。
一切背叛者都沒有好下場，這是曆史和現實的共同結論。人們之所以憎恨這樣的敗類，是因為他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饒恕的。
在整個“紅岩故事”中，由於叛徒的出賣，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一度組織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前後有133人被捕，其中，重慶城區被捕的67人，上下川東41人，川康17人，上海、南京8人。133人中，被敵人殺害的有58人，下落不明(大多為秘密殺害)的38人，釋放和“11·27”大屠殺脫險的25人，自首變節後仍被敵人殺害的4人(如蒲華輔、塗孝文等)，叛變後參加特務組織的8人。
在短時間內，一個重要城市的組織遭到如此嚴重的破壞，以及有那麽多員先後被敵人逮捕和屠殺，這在建黨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的。《紅岩》故事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讓我們黨內很多同誌深深地銘記，與這樣慘痛的教訓有直接關係。
在這慘痛的教訓中，黨內出叛徒，黨組織中的主要領導幹部當叛徒，無疑是最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今天，我們黨的領袖們常告誡全黨：中華民族的興衰，關鍵是看我們的黨，而黨能否保持永久的執政地位，關鍵看黨的領導幹部。又說：現今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問題，而黨內主要出在一些黨的領導幹部身上。
黨的領導幹部能否清醒地認識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這其實是檢驗一個執政黨能否長久執政的關鍵所在。遺憾的是，現在個別出問題的曾經坐在領導高位上的高級幹部並沒有從根本上意識到這些，他們在縱容自己的所作所為的同時，也在縱容自己身邊的人，包括縱容自己的家人與親屬，他們以為天下是他們的，所有一切不法和違紀行為都可以“瞞天過海”……
所以，在經過白公館、渣滓洞獄中鬥爭的員們通過血和生命的慘痛教訓，以自己的生命代價，給黨提出的“八條意見”中，其中第一條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領導機構腐化”問題，並給出了“這種從上而下的腐化，是四川地下黨鬥爭失敗的基本原因，所以獄中一般反映認為下級比上級好，農村幹部比城市幹部好，女幹部比男幹部好……”的結論。
獄中的人在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組織被敵人毀滅性的破壞，看到自己的同誌最後也包括了每一個同誌自己的生命被敵人輕而易舉地葬送的慘痛代價，因而也向黨忠誠地提出建議：“嚴格地進行整風、整黨，把一切非黨的意識、作風，洗刷幹淨，不能允許任何細菌殘留在我們組織裏麵……希望組織上能夠切實研究，深入地發現問題的根源，而且經常注意黨的教育，實查工作，決不能允許任何非黨的思想在黨內潛伏。”據說，上麵這句話是坐了十年牢獄之苦的許曉軒堅決要求寫入“八條意見”中的一條。
假如山崩地裂，
假如是天要垮下，
假如是一動就會死，
假如是有血才有花。
隻要能打開牢籠，
讓自由吹滿天下，
該去的就勇敢的去吧！
有代價就不用懼怕。
這首詩是烈士古承鑠給我們留下的。筆者想說的是：全黨的同誌，假如你已經加入我們的這個神聖的組織，我們便有了入黨時宣誓的“為奮鬥終身”的崇高理想和信仰，既然我們向黨旗承諾了，無論在任何複雜、任何艱難的情形下，我們都要想一想不管你選擇了對黨的忠誠還是背叛，這種選擇的代價將對你生命和生命之後的聲譽都將具有不可逆轉的最終裁決，所以一定要想好了再付之行動。否則，曆史對你將永遠是無情的！